梁启超先生说：“我们替全人类积下一大份遗产，从五千年前的老祖宗手里一直传到今日没有失掉。”（见梁任公演讲《治国学的两条大路》）这真是我们的遗产吗？在我的意见，人类的历史，便是人类脑筋上的债累，也是人类根性上的孽障；一国的历史愈久，这一国人民脑筋上的债累愈重，根性上的孽障愈深。单拿我们中国说，无论日用的一事一物，动辄是有关五千年来的历史。我们倘然盲目地做去，盲目地用去便罢；我们倘然要知道这一事一物的究竟，那非考查它五千年来的沿革制度不可。至于我人平日的一言一动，一善一恶，尤其与五千年传下来的种族历史、地理历史相关。我们中国国势衰到如此地步，人民弱到如此地步，社会穷到如此地步，都是五千年历史酿化而成的，决非偶然；所以做有五千年历史的人民，他脑筋上负着五千年历史的债累，身体里面蕴酿着五千年遗传的根性；做五千年历史以后的人，劈头一件事，旁的且不说，先须研究自己五千年的历史。你倘然不研究，那你一生做人，便没有根据，一生做事，便落于盲从的状态。而且这五千年历史，也不是容易研究的；就拿中国现有的历史作物来说吧，什么正史、别史、杂史、编年、纪事本末、法典、政书，方志、谱牒，以及各种笔记，金石刻文等等，动不动就是“汗万牛，充千栋”，读一百年也读不完，便是读完了，也算不得是你的本领，算不得是你的学问，只是你做中国人的第一步义务尽了。这个义务尽过以后，才可以讲别的学问，学别的本领。我们尽这个义务，请问算是幸福呢？算是烦恼呢？这五千年的历史，算是我们的遗产呢？还算是我们的债累呢？
讲到我们的历史，既然是如此的繁重，如此的紧要了；再讲到我们历史所寄托的作物，又是何等的虚伪而枯窘啊！我《史记的新序》文里有一段说道：“断代为史，专记帝王的史书，只可以算得奴隶的标准书，帝王教科书；但是断代的史书，倘然真能和刘知几所说的‘包举一代，撰成一书，学者寻找，易为其功’（《史通六家编》），倒也罢了，无奈自班固以后，所有的史书，愈弄愈糟，什么是史书，竟是陈腐的墨卷，杂乱的帐簿！真是章学诚所说的‘后世失班史之意，而以纪表志传同于科举之程表，官府之簿书，则于记注撰述，两无所取’（《文史通义·书教篇》）。虽说如此，但是，《两汉》《三国》的史书，还是以私人资格，不受任何的逼迫而独力撰成的，还不失撰述人的个性和文字的精神；最可笑的，那《梁》《陈》《齐》《周》《隋》五史，和《唐》《宋》《元》《明》四史，都是历代帝王特开史局，雇用许多免得讨饭的誊录生，你来抄一段，我来写一章，前任办不了，遗交给后任。一部书里，夹七夹八，墨卷也有，帐目也有，硬凑成功一部某代史，再把那毫不相干的某大臣某翰林的名字，写在上面，硬派说是他编撰的。呵呵，冤哉枉也！一面是装幌子（雇用方面）；一面是骗饭吃（受雇方面）。叫他怎么能记出时间空间的现状？怎么能写出普遍性的现状？怎么能写因果的关系？怎么能把过去的历史反映于现在？怎么能用新精神去解释历史？怎么能保存历史中永久不灭之物？怎么能利用于现在？怎么能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休矣休矣！国史馆总裁肚子饿矣！（民国国史馆中人老拿不到薪水，总裁穷得变鬼，叫他如何能编出好史书来？）撰出来的史书，一点生气也没有，还讲什么方法，说什么手段！便算是勉强凑成，也好似百结鸠衣，无复华彩。刘知几《史通·忤时篇》里有几句话，描摹众史官撰史的苦况最痛快。他说：‘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白头可期，汗青无日。’因为一方面是雇用的，一方面是装幌子的，所以开口便是圣祖仁宗，他只知道为自己吹牛，怎么有心思顾到那时的社会？只知道描写表面，怎么有精神描写到那时的背景？所以从严格的说一句，中国史书，不但不能写出民族的精神，社会的特性，文化的递蜕，并且不能够写出帝王的实状，满纸浮文饰词。梁启超说是绝好的皇帝教科书，——任公《历史研究法》里说：‘其著书本意，专以供皇帝之读；故凡帝王应有之史的智识无不备，非彼所需，则从摈缺。此诚极好之皇帝教科书，而亦士大夫之怀才竭忠以事其上者所宜必读也！’——这还是恕词，我说它连皇帝教科书的资格都还够不上。因为既称道教科书，必要如梁君所说，凡帝王应有之史的智识无不备，又要使读者知道当时的实状。如今它专装幌子，不说老实话。明明是大盗朱温，偏偏说是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叫后来做帝王的，无从知道其所以兴，亦莫知其所以亡；也不知道做帝王的宫廷里有多少黑幕，帝王的自身有多少罪恶，帝王的嗣统有多少变故（如吕氏易嬴等例甚多），后之读者，如堕入五里雾中，真相莫明，因果无从寻绎。那历史的效用，也完全失去。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徒然叫后来的帝王读了，自以为天子龙种，妄自尊大，造成几千年来专制的劣根性（一切贵族观念富翁气焰也未始非这一点天皇神圣暗示的缩小），所以编史书的技能，也可以说是历史的人格，第一，是要写实；第二，是要有剪裁；第三，是要写了纵断面，还要写横断面……如今中国史书最大的罪恶，在科学上，固然没有适当的史书给我们读；便是这种种纵断面横断面的史料，也被他们粗心慷慨的，——好似纨绔子弟挥霍祖宗遗产一般，任意抛弃。这一丢不可再得的史料，给他们因为注力于拍皇帝的马屁的帝王史，视为无足重轻，随意毁灭；害我们生在这几千年以后的人，缺乏了这专史的智识。便是要重编专史，也因为从前许多史家（败家子）把这一份丰富的史料完全败去了，如今重新整理起来，谈何容易！他们既然专注力于帝王史，倘然能把历来帝王社会纵断面横断面的遗迹，完全写出，那末不但叫我们可以得到充分的帝王史的智识，或者在这里面多少寻觅得别种关于专史有力的参考资料。无奈他的帝王史，是只写时间，不写空间，虚伪的，片面的。不但这种帝王史的智识靠不住，并且要我们后人在无可寻资料中寻出资料来。因为当时蔽于虚荣的一念，深怕后来显他的原形，把当时帝王所寄托的横断面的痕迹一齐销灭，所以后人要寻这种资料很不容易。”
人生历史的智识既然如此的重要，那中国的史书又如彼的靠不住，人是富于感情的动物，生长在这一个国里，宗土的观念是从根性里带来的。你试看手抱的小孩，便知道我家和你家，我家的东西和你家的东西，我家的父母和你家的父母的分别；倘然你拿了我家的东西去，或欺侮了我家的父母，他便要哭闹不休。年纪稍稍大一点，又知道问父母自己姓什么，从此便十分爱他的姓，十分爱他的家。这便是宗土观念的发现，和历史智识的欲求。一般平民百姓，他受不到国家普及的教育，便向一种民众传说、戏曲搬演、小说演义中去寻找历史智识；而小说演义的势力，尤其是永久而普遍。一般民众，有不读过天地日月的教科书，而没有不读过或听人传说过三国演义、列国演义的。它的势力，既如此的普遍，它的影响于民众智识，也十分深重；因此，在如今无真实史书的国家，而欲应一般民众历史的欲求，比较的切实些，还是拿民间传说来编成历史演义为有功劳。此所以我既著成《清宫十三朝演义》以后，又著此《明宫十六朝演义》的本意了。
十六，一，一○ 在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