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中，即延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上海最早推行股份制试点的企业，1984年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注册资本仅仅500万元，而且其中的90%属于个人股。
延中，还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第一天就上市的企业之一。延中企业当时的总经理是秦国梁，董事长为周鑫荣。
1969年到1979年，秦国梁在黑龙江插队10年，后来在知青返城时，他回到上海。因为在黑龙江军垦农场的时候，他跑过供销，回上海后就到街道工厂找工作，被上海延中工业公司看中，管理供销。
最早的时候，秦国梁在延中一天只挣7毛钱，一个月才20多块。
20世纪80年代，延中工业公司晒图机在全国很畅销，一年能挣100万元，延中此时是上海出名的百万富翁厂。随着延中规模的扩大，发展碰到了资金的问题。
延中的董事长周鑫荣，旧社会时在上海接触过交易所和股票。1984年上海出台政策，允许新办集体企业发行股票融资，延中是第一批“吃螃蟹”的。
不过，当时碰到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政策规定新办集体企业可以发股票，于是周鑫荣办了延中实业，这是一家新公司，不是原来的延中工业公司，外面人搞不清楚，还以为是一家。
新办企业什么都没有，尤其缺钱，此时的延中实业实际上是个空壳公司。如果要发行股票，就先要去工商局注册，这个时候碰到了麻烦。
工商局说你没有资产我怎么给你登记，他们又反映到金融处，金融处说你要是现在有钱了，就不是新办集体企业了。
为解决鸡和蛋的问题，工商局和金融处碰头协商，想出了一个变通办法。
延中工业公司先出30万当做注册资本，注册好延中实业公司，拿到执照，再去金融处申请发行股票，募集到资金后再增加注册资本。
1985年1月13日发行股票这一天，市民排队把交通都堵塞了，原来计划向社会发行70%，但是买的人太多了，他们就不得不做了一些修改。
其实绝大多数市民都是冲着房子来的，延中怕股票卖不出去，就设了一个股票抽大奖活动，奖品是两房一厅。此时上海人最缺的就是房子。
群众的热情逼着延中拿出自己认购的份额出来，延中实业个人股占90%、法人股10%的股本结构。以后它遭遇连续不断地举牌收购，都是股权分散惹的祸。
1993年9月，上海的股市不是很活跃，但是延中实业的股票却在慢慢上涨。
对延中来讲，他们认为股票往上涨总归是好事，股民也高兴，此时还没有什么人会抱有什么敌意收购这样的概念。
令延中人做梦也没想到的是，股价不断上涨是因为深圳宝安偷偷在二级市场收集筹码。
稍后，延中股票被上海证券交易所突然停牌，他们这才知道深圳宝安已经持有延中5%以上的股票，原来他们要收购延中，事先延中连一点消息都不知道。
此时秦国梁真是又惊又气。
他的第一反应就是：
他们这么搞，不是下山摘桃子，抢别人的劳动成果吗？
我们把一个街道小厂弄上市，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汗，他们仗着钱多就要硬抢过去，哪有这样的道理？这样做算什么名堂？
秦国梁他们急忙找证券方面的法律法规进行学习，才知道还有个5%举牌制度，以前根本就不知道，也没有去学习。
好啊，你宝安违反了举牌制度，买我们延中的股票超过了5%没有及时公告，以后每增持2%也必须公告一次。
但是宝安不顾这些规定，后来就一下子又增持了16%才公告。
通过这种方式成为延中第一大股东，这是明显违规啊。
延中方面，一方面向上海证券交易所、证监会反映宝安违规的情况。一方面他们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媒体说明宝安收购延中过程中在信息披露方面存在着重大违规行为。
深圳宝安总经理陈政立也赶到上海开发布会，他对外宣布宝安收购延中是善意的。
目的是要做延中的第一大股东，进入董事会，参与延中的经营管理。
在宝安入主延中后，秦国良听说陈政立在上海活动很谨慎，一天晚上要换3个宾馆，怕上海方面找他麻烦，搞诬陷栽赃什么的。
此时双方就是敌对关系，有着强烈的你死我活的感觉，宝安他们敢到上海来闹腾，也冒着不小的风险。
延中此时是坚决不想让宝安进来的，在跟宝安打口水仗的同时，他们请来了香港专业的反收购专家，出谋划策，想出了各种方案。
反收购专家提出了包括“毒丸”在内的很多方案。
搞“毒丸”，先要人为损害延中的资产价值。虽然延中是集体企业，可是也是国家的，他们谁也没有这个胆量搞“毒丸”。
于是，延中还计划动员上海的几家老八股公司，请他们出资买延中股票，但是宝安已经把股价炒上去了，上海公司一买岂不给宝安抬轿了，况且此时上海的很多公司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最后延中决定紧紧咬住宝安违规买股票这个问题不放，主要策略是先投诉再起诉，违反持股比例的事实很清楚，逃不掉的，他们觉得宝安程序上有大问题。
另外，秦国梁他们查了查账户情况，发现了一些账户在宝安举牌延中前后，先知先觉，低吸高抛，他们估计是“老鼠仓”。
10月6日，宝安集团领导到延中拜访周鑫荣和秦国梁，这是双方领导层首次碰面。
宝安方面希望进入董事会，当时秦国梁他们反驳说：虽然你们持股是第一大股东，但是这些股票合不合法还是个问题。
这次协商没什么结果，秦国梁他们还表达了诉诸法律的决心，并向法院递交了起诉状。
起诉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宝安违反信息披露买延中股票，二是宝安的关联企业在举牌期间违法卖延中股票。
宝安最怕延中方面起诉到法院，先不说延中最后是不是一定赢这场官司，走上了司法程序，时间会拖得很长。宝安已经在二级市场投入了成千上亿资金，他们拖不起。“老鼠仓”，要是查证，还涉及刑事。只要延中方面想办法拖延，宝安就没办法。
过了一段时间，在监管部门出面调解下，最后双方没有在法庭相见。证监会对宝安违规处以罚款，但是认定宝安收购延中股票有效，双方这才达成合作协议。
通过上海证管办协调，双方达成共识。
很重要的一条是，虽然宝安上海公司总经理何彬出任延中董事长，但他的投票权放在延中老董事长周鑫荣手里，周董在宝安入主后出任副董事长，秦国梁还是总经理，中层干部基本都没变动。
宝安这么妥协的原因，是他们也看到了，周鑫荣年纪已经大了，很快就要退休了。
何彬在周鑫荣董事长退休后接任董事长，他本人原来是上海《新民晚报》团委书记，这次被宝安方面挖去当上海公司负责人，秦国梁和他都是上海人，沟通没问题的。
后来，何彬和秦国梁成了关系很好的好朋友，以后在工作实践当中，宝安对秦国梁也很认可，秦国梁总经理的位子一直没变化，秦国梁还年年被宝安集团评为最佳总经理。
后来，秦国梁回忆说：
用今天的眼光看，“宝延风波”违规的地方很多很多，有的简直就是明目张胆的不合法。但是至今我仍然对举牌第一案持肯定态度，认为正面影响大过负面。
宝安打响了中国资本市场并购第一枪，是需要胆量的。策划这个事的陈政立和厉伟，他们绝对是天才。
上海那个时候不大可能发动收购别人，胆子小，深圳人还是敢搞。现在很多人还很难理解，宝安把延中给买了，上海怎么咽得下这口气？
其实，道理很简单，延中实业从一个街道小厂起家，政府投入很少，跟上海市政府关系不多，就是静安区的一个街道企业，爹不疼娘不亲的。要是政府真把延中看得很重，宝安哪有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