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8月，深圳股票市场发生8·10事件，投资者对新股抽签表发售工作不满，引发股市骚乱。受其影响，深圳股市几乎全面停顿。
1993年至1996年，出现了我国股市历史上的一大熊市。
1993年见顶1558点下跌以来，上证指数在“777”点构筑了一道坚实的防线，几次下跌至此点位附近都有30%以上的大反弹。
不过当时经济紧缩，股市低迷，加上大扩容，趋势是向下的，最终反弹都无功而返。
1994年2月22日，深交所宣布即日起暂停新股上市。市场略作反应后，很快跌破700点关口，到达694点。
到了1994年的头7个月，上证指数一直跌，从最高907点跌到最低325点。1994年至1996年还分别出现了两个底部。
1991年时，高层中有种声音，认为股票市场是搞私有化，不能继续搞下去，主张取消深圳、上海的试点。
在珠海特区10周年庆典会的主席台上，江泽民主动跟刘鸿儒打招呼，约他在回京的飞机上谈话。
在从广州飞回北京两个多小时里，一路上，江泽民和刘鸿儒就很多问题进行了交流。田纪云、温家宝等中央负责同志都在场。
江泽民就他所听到的各种议论向刘鸿儒询问，他问得很认真，记得也很仔细。
刘鸿儒根据调查结果逐一作了回答。
汇报到最后，刘鸿儒说：
股票市场的试点不能取消，可以暂不扩大，但不能撤。如果撤，对外发出的就是一种后退的信号，对改革形象影响很大。
讲到这里，他表态道：
江总书记，请您相信，我们这些共产党员、老同志不会去搞私有化，主要是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建立股票市场。要允许我们搞实验。
最后，中央表示保留现有的上海、深圳两个点。股票市场就这样保留下来。
1992年，“8·10事件”之后，中国股市长时期为熊气所弥漫。
沪深两地采取了一系列利好措施，但是成效甚微。
1993年6月24日，深圳市B股竟然出现全日零交易的尴尬局面。
对此，深圳证券市场的管理者觉得再也不能坐视不理了，深圳马上推出一系列刺激股市的政策。
1993年7月3日，深圳证管办推出四项举措：
1、股票上市保持均衡；
2、暂缓1992年红股上市；
3、证券商自营管理办法近日颁布；
4、整顿市场秩序。
1993年8月6日，上海证券管理办公室发布《上海1993年股票认购证发售办法》。
8月7日，上海证券管理办公室公告1993年第一批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共有12家。
8月9日，上海1993年第一批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12家股份有限公司，均已与证券公司签署了股票承销协议。
8月14日，上海1993年股票认购证开始预约发售；
8月22日，上海1993年首批新股认购证发售结束，共发证1.8亿多份，中签率仅为2.056%。
8月28日，上海1993年第一批新股认购证摇号……工作节奏越来越快，似乎是为了追赶股市下跌的速度。
9月4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中央登记结算公司联合发出通知，除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不准参与股票交易之外的机构投资者，均可凭规定申请开立股票账户，以适应入市需要。
这意味着上海证券市场已向机构敞开。
但市场不为所动，依然我行我素地下跌。
用利好刺激一下，然后发一批新股，这似乎已经成为1993年的规律。
9月22日，在深圳证交所，广州的5家公司，即广船、白云山、浪奇、珠江实业、东方宾馆，发行新股认购证。
10月12日，上海第二批新股招股书全部推出，19家公司共向社会发行3.7亿余股，其中2.6亿余股为个人投资者认购。
10月14日，上海第二批新股开始发行，共有19家公司。
10月23日，上海第二批新股认购证摇号。
1993年10月24日，上海证交所再出利好，企图挽救颓势。
决定从11月1日起调低A股交易收费标准，佣金从成交金额的0.5%，即上海和0.6%，即外地统一调低至0.4%，佣金的起点数为10元。
但这次利好依旧打了水漂。
1992年10月，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国务院副总理兼证券委主任朱镕基找到刘鸿儒，让其担任证监会主席。
朱镕基在上海当市长时，刘鸿儒调查研究证券市场，曾找他共同研究过许多问题，后来在其他一些事情上刘鸿儒也做过朱镕基的“参谋”，相互比较熟悉。
朱镕基找刘鸿儒谈了几次，刘鸿儒当时感到心里有一定压力，但成立证监会的事情比较急迫，最后答应了下来。
刘鸿儒当时曾这样讲，这项工作是火山口，实在要我做，时间也不能长，一旦机构建立、市场稳定、规范确立之后，我就离开这个口。
当时的证监会是个身份不明的半民间组织，开办费是借的，甚至连自己到底是干什么的、归谁管都说不清楚。
它和国务院证券委都是深圳“8·10”事件的产物，刘鸿儒扮演的是一个“救火队长”的角色。
1993年9月1日，国务院证券委负责人在1993年全国股票发行与认购工作座谈会上称，1993年发行新股将有界线：
金融股不上，房地产股严控，鼓励能源交通企业发股票。把一部分股票拦在门外，有选择地上新股，以减轻市场压力。
1993年9月28日，中国证监会权威人士在北京透露，1994年新股发行仍将控制规模，1993年已有76家企业通过上市复审，未发额度结转1994年。这与其说是利好消息，不如说管理层终于承认新股发行越来越困难了。
1994年3月14日，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宣布“四不”政策：即55亿新股上半年不上市，当年不征股票转让所得税，公股个人股年内不并轨，上市公司不得乱配股。这4方面在管理层看来是困扰股市、让股民作壁上观的拦路“熊”。
之后，大盘短线出现强劲反弹，当天上证指数涨9.90%，收788点。
在反弹的第二天，即3月15日，深圳市长厉有为表示，深圳市政府和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和采取措施，以振兴深圳股市。
但是股市已积重难返，反弹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很快进入到更猛烈的下跌中。
反弹匆匆结束。首先是B股破位下行，3月21日，上海B股摔下70点台阶。
3月22日，上海B股报收65点。
3月23日，反弹成果全部丧失，深圳股市跌破历史支撑位，以全日最低191点收盘，创1992年深指160点反转以来的历史新低。
3月29日，深股跌至180点后，收市前多方发动一轮报复性反攻，股指急速反弹，以187点收市。
4月5日，沪市又创1993年以来新低，报收682点。4月11日，深沪股指均创1993年以来最低，上证指数报659点，深指数收164点。
沪市中有H股的A股均跌进发行价，深市中一线股已跌出“股灾”水平。
至4月20日最低已到536点。
5月基本上是在前段跌了33%后横盘整理，市场之弱可见一斑。
6月、7月指数基本呈现单边无抵抗下跌，股价一路走低。
1994年7月28日，上证指数低开低走，收在339点，跌8.43%。
在连续长时间下跌后的再次暴跌，杀伤力极大，使得股民仓皇而逃，股价惨不忍赌，削价处理。
1994年7月29日，上证指数最低探至325.89点，盘中最大再跌4.10%，收盘333.92点，成交4.82亿。
1994年7月30日，政府出台救市政策。《人民日报》发表证监会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共商稳定和发展股票市场的措施，俗称“三大政策”：
即当年内暂停新股发行与上市；
严格控制上市公司配股规模；
扩大入市资金范围。
“三大政策”引起了8月狂潮。
1994年8月1日，指数从前收盘333点，以394点跳空高开，当日收445点，大涨33.46%。
8月3日，上证指数飙升20.89%。
8月5日，暴涨21.37%。
8月10日，涨幅19.01%，成交量放大到100亿上方，和7月的45亿相比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多头终于扬眉吐气了一回。
政策出台后一个月，股指重回了1000点之上。
中国证监会推出“三大救市措施”，在一个半月里，上证综指上涨了223%。
刘鸿儒离开前的1994年，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达291家，总股数为639.47亿股，市价总值为3690.62亿元，投资者人数为1058.99万。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刘鸿儒像在五道口教书一样，在证监会有条不紊地处理其任内的三大工作：
立法；组织机构投资者；规范市场。
刘鸿儒这些枯燥但又不能体现出业绩的工作，给后来证监会的发展挖好了地基，福荫后来的领导人。在他任职的29个月里，股市逐渐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中国股市由此经历了启蒙期。
刘鸿儒说，第一任主席任务就是开荒、修路、铺轨道，把这些事情做起来，任务就算完成了。
当然，在刘鸿儒任内，也有一些很遗憾甚至是工作做得不到位的地方。
在1991年至1996年的5年间，股票营业部从数十家扩展到近3000家，入市资金从10多亿元增加到3000多亿元，而上市公司却只从当年的近20家增加到400多家，上市流通的股票却只有300亿股。股市的供求关系极不平衡，这样就造成了股价在最初两年出现暴涨的局面。
1994年10月5日，国务院证券委决定，自1995年起取消T+0回转交易，实行T+1交易制度。当天，上证指数跌10.71%，宣告一轮超级井喷行情结束，以后指数就渐趋平静，而国债期货市场则风起云涌。
1995年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发生“国债3·27事件”，刘鸿儒因此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