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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生存的哲学(2)

看破“寂灭”的玄机

个人意识由于死亡而终止,然而,又是什么使他还能燃起对永恒生命的热爱呢?他所希求的究竟是什么呢?细察人类意识活动的大部分内容,几乎是全部内容,可以知道,那不外是由于他对世界的怜悯和对自我的执著(或者为了别人,或者为了自己);他的目的无非为了求得活得“不虚此生”而已——所以,古人往往在死者的墓碑上刻着“无愧此生”或“愉快安息”的字样,其中实有无比深刻的含义。

那些为了自我的执著(为了一己的欢乐)的人且不谈;为了对世界的怜悯的人,则是与世间的“来世责罚”或“精神不朽”相关联的,他们希望在死后获得赐福或获得永远的尊敬。而这乃正是以“德行”为手段,以“利己主义”为目的的一种作法(它的本质还是自私的)。然而也正由于这种作法,人类的仁爱精神——例如对敌人的宽恕、冒险救难的行为以及不为人知的善行等——才得以永久维系不坠。

其实,所谓“开始”、“终止”或“永存”,其意义纯系借自时间而得,是以时间为前提才能通用的概念。但时间并不能带来绝对的生存,亦非存在的方法,它只是用以认识我们及其他事物之生存的一种认识形式。因之,“停止”、“永存”等概念唯有在这种认识力的范畴———即呈现于现象界中的事物——才能适用,而非关乎事物的本质。经验的认识固然明白显示着:“死亡”是时间性生存的终止。然而仍然必须知道一切经验的认识以及所有卷入生灭过程的物质,实际仅是现象而已,它们并非物自体。那么,对于死后究竟能否存续的问题,应该作何解答呢?我们只有这样说:“生前若不曾存在的话,死后也不会存在;反之,若某些东西非‘出生’所能制造出来的话,死亡亦无法加以破坏。”

斯宾诺莎说得对:“我们可以感觉或经验到‘永恒’”。试看我们对最遥远的儿时记忆是何等新鲜!任何人必曾有过这样的感觉:我们本身中必有某种绝对不灭、不能破灭、不会衰老、不会与时俱逝、永远执一不变的东西。但那到底是什么呢?恐怕任谁也无法明确指出。但显而易见,那并不是意识;意识隶属于有机体,它与有机体同时消灭;亦非肉体,肉体是意志的产物或影像,也是属于现象之一。如此逐步搜求,我们或可依稀找出答案,它应是那居于意识之上,为意识与肉体共同基础的意志。意识与死亡同时消失,但产生及维持意识的物质,并未消失;生命虽已逝去,但表现于其中的生命原理,并未消失。它就是永恒不灭的意志,人类一切形而上的、不灭的、永恒的东西,皆存在于意志之中。

在现象界中,由于认识形式的限制——即由于“个体化原理”之时、空的分隔——人类的个体看来是必会趋于破灭的,然而实际上却不断地有其他新个体代之而起;种族的不灭,即为个体不灭的象征。因为对生存的本质(意志)而言,个体与种族之间并无任何区别,而是一体的两面。

现象与本质二者是无从比较的,换言之,表象世界的法则完全不适用于物自体(意志)的法则,甚至可说两者根本对立。兹以死亡的反面——动物的存在的发生(生殖行为)为例,略加说明,读者或可了然于怀。生殖行为是意志最直接和最大的满足,但它只是盲目行动之下的肉欲工作,在通过了意志的自我意识下,轻易的形成有机体。然而,表象世界的有机体,构造却极尽巧妙,极端复杂和无比精密。按理,造物者应该尽其可能地去照顾和监护这些个体,但事实正好相反,它却是漫不经心地任其委之于破坏之手。从以上的对照,我们不难了解现象与物自体间的差异所在,进而可以察知,我们真正的本质,并不因死亡而有所破坏。

我们对于生命的眷恋——不,应该是对死亡的恐惧——并非从认识所产生,而是直接根源于意志,这是没有认识力的盲目求生意志。正如我们的肉欲完全是基于幻想的冲动,而被诱进生存的圈套中一样,对死亡的恐惧亦纯属幻想的恐惧。意志之所以恐惧死亡,是因为肉眼所见,意志本质仅表现于个体的现象,因此,那正如我们在镜中的影像一般,镜子破碎,影像即告消失,而使意志产生它与现象同时消灭的错觉。尽管哲学家们从认识的立场找出许多适切的理由,反复说明:“死亡并无任何危害。”但仍无济于事,因为它是盲目的意志。

意志是永恒不灭的,所有的宗教和哲学,只赐予善良的意志(善心)酬报——在“永恒的世界中”。而对其他如卓越的智慧等却从未有过类似的承诺。

形成我们本质的意志,其性质很单纯,它只有意欲而无认识;反之,认识的主体——智慧,则是意志客观化所产生的附属现象——因为,意志知道自己的无力和盲目,根据自然的意旨,智慧的产生,是为了协助意志,以做为它的引导者和守护者——认识必须依附于有机体的肉体,有机体又以肉体为基础,所以,在某种意义下,有机体也许可以解释为“意志与智慧的结合”。智慧虽是意志的产物,但它与意志却站在对立及旁观者的地位;不过,它所认识的只是在某一段时间中之经验的、片断的、属于连续性刺激和行动中的意志而已。动物的意志亦可获得智慧,然而它的作用更小,仅在追求自己的目的时,作为照明之用——本质之为物,对智慧而言,始终是一个谜,因为它所看到的只是个体不断的产生和破灭,它永远不能了解本质的超越时间性。不过,我们也许可以这么说:对于死亡的恐惧,或多或少是源于个体的意志不愿脱离原来的智慧。

绝大部分的死亡恐惧不外是基于“自我已消灭,而世界依然存在。”的错误幻觉所致。这实是一种很可笑的心理,世界的伴随意志,原如影之附身一般,世界唯有在这个主体的表象中才能存在,这个世界的真正主人就是意志,它赋予了一切生物的生存,它是无所不在的。如今,这世界的主人却因个体化原理所形成的妄想所困扰而绝望,以为自己行将死灭,踏入永远乌有的深渊,宁非可笑至极?事实上,正确的答案应是:“世界虽消灭,而自我的内在核心却永远长存。”

只要意志不实行否定,我们死后仍存留着另一完全不同的生存。死亡之于物自体(意志),犹如个体之于睡眠,意志由于这种“死亡的睡眠”,而获得其别的智慧和新的意识;于是,这个新的智慧和意识以新鲜生物的姿态再度登场——反之,如果记忆和个体性永远存留于同一意志中的话,意志将感到非常难耐,因为它只有无穷无尽的继续着相同的行动和苦恼。

但我们的智慧因受时间形式的限制,并不了解物自体的问题,因此,上述情况就被宗教解释为“轮回”——现在,我们如果再引出“性格(意志)遗传自父亲,智慧遗传自母亲”的论点,加以参证的话,即可了然所谓“轮回”实与我上述的见解吻合。亦即人类的意志虽具有各自的个体性,但在死亡之后,借着生殖而从母亲获得新的智慧,由是遂脱离原来的个体性,成为新存在。这个存在业已不复记忆前世的生存,因为记忆能力的根源——智慧,属于一种形式,是会消失的。故此,这种状况,与其名之为“轮回”,不如说“再生”较为贴切。

众所周知,“轮回”是婆罗门教和佛教的中心教义,实际上它的起源极古老,也在很早就取得大多数人的信仰。大概除犹太教及它的两个分支外,几乎所有的宗教,皆有轮回之说。基督教主张,人们在赎回他的完全人格后,即可在可以自我认识的另一世界中相会。而其他宗教则认为这种相会在现世已进行着——只是我们无法分辨。也就是说,借着轮回或再生的生命循环,在来生时,我们仍可和我们的亲戚朋友共同生活;不论是伙伴抑或敌人,在来生时我们与他们仍具有类似的关系和感情。——当然,这时的再认,只是一种朦胧的预感,而非明晰的意识。

死亡,也许可以解释为:“求生意志中的利己心在自然的进行中所受到的大惩戒。”或者是:“对人类生存的一种惩罚”。就后者而言,死神将说道:你们是不正当行为(指生殖)的产物,谕是根本的错误,所以应该消灭。因此死神借“死亡”辛苦地解开由生殖欲望所作的结,让意志尝受打击,以彰神。就前者而言,意志中的利己心,总妄想着自己是存在于一个个体中,一切的实体只局限于自己。因此,死亡便以暴力破坏此一个体,使意志在失望之余唤醒它的迷误。其实,意志的本质是永远不灭的,个体的损失仅是表面的损失而已,以后它仍将继续存在于其他的个体中,所以,一个最善良的人,“自他”的区别最小,也不会把“他人”当作绝对非我的人;反之,恶人对“人我”之区别则甚大,且是绝对性的。死亡之是否被视为人类的破灭,其程度的多寡,可依此区别而定。

如果能够善用机会的话,“死亡”实是意志的一大转机,因为在生存中的人类意志并不是自由的,一个人的行为是以性格为基础,而性格是不会改变的,故其所行所为完全隶属于必然性。如果他继续生存的话,只有反复相同的行为,而各自的记忆中必定存留着若干的不满。所以,他必须舍弃现在的一切,然后再从本质之芽萌生新的东西。因此,死亡就是意志挣脱原有的羁绊和重获自由的时候。

死亡是从偏狭的个体性解脱出来的瞬间,而使真正根源性的自由得以再度显现。基于此义,此一瞬间也许可以视之为“回复原状”。很多死者之颜面——尤其善人——所以呈现安详、平和之态,其故或即在此。看破此中玄机的人,更可欣然、自我地迎接死亡,舍弃或否定求生意志。因为他们了解,我们的肉身只是一具臭皮囊而已;在他们眼中看来,我们的生存即是“空”。佛教信仰将此境界称之为“涅般木”,或称“寂灭”。

忍耐莫可宣言的苦恼

从最低以至最高等的意志现象所显现的各阶段中,意志总是孜孜不息地努力着,但并没有最终目标或目的,因为努力就是意志唯一的本质,无所谓达到目标而告终了之期。所以,它永远无法获得最后的满足,沿途只有荆棘障碍,就这样永无尽期地持续下去。我们可举出最单纯的自然现象——重力做为说明。重力无休无止地努力,向着一个也许当抵达时重力和物质都要破灭的重力场中心突进;即使把宇宙弄成一个球体,它也不会中止。

我们再观察其他比较单纯的自然现象;固体的努力是想借溶解以形成流动体,因为唯有变成流动体后,它的化学力才得以自由。液体则为形成气体而努力,一旦从压力中解放出来,立刻变成气体状。亲和力,亦非不努力的物体;它并不是没有欲望或需求的东西。

植物的生存亦复如是,它们永无休止、永无满足地努力着,不断地成长,最后结成种子,又成为另一生命的起点,如此周而复始地反复着。凡此种种,都是毫无目标、毫无最后满足、毫无休止地进行着。世界的每一角落,形形色色的自然力或有机物的形态,都是根据这种努力而表现的;相互竞争,各取所需——因为它们所需的物质,只有从另一方夺取而得。就这样,世界仿佛一个大战场,到处可以看到拼死拼活的战争。并且,这种战争多半会阻遏一切事物最内在的本质——努力,而产生抗拒、奋斗固然到头成空,然而又无法舍弃自己的本质。因为这种现象一旦消灭,其他的现象立刻取而代之,攫取它的物质,所以只得痛苦地生存下去。

努力亦同于意志,是一切事物的核心和本质,是人类接受最明晰、最完全的意识之光所呈现的东西。我们所称的苦恼,就是意志和一时性的目标之间有了障碍,使意志无法称心如意;反之,所谓满足、健康或幸福,即为意志达到的目标。此一名称也可转用于无认识力世界的各种现象——虽然程度较弱,但其本质仍然相同。我们可发现它们也经常陷于苦恼,并没有永恒的幸福。因为所有的努力俱是从困穷、从对本身状态的不满所产生,只要有不满之心,就有苦恼。并且,世上没有所谓永恒性的满足,通常,这一次的满足只是新努力的出发点而已。努力到处碰壁,到处挣扎战斗,因而也经常苦恼。正如努力的没有最终目标,苦恼也永无休止。

至于有认识力的世界——即动物的生命,就可以显现出它们的不断的苦恼。试观察人类的生命,这里的一切都被最明晰的认识之光所照耀,显现得最为清楚。因为意志现象愈臻完全,痛苦也就愈为显著。植物没有感觉,所以也没有痛苦。最下等的动物如滴虫类或放射动物等,所感觉的苦恼程度极为微弱;其他如昆虫类等对于痛苦的感受机能也非常有限。直到有完全的神经系统的脊椎动物,才有高度的感觉机能,并且,智力愈发达,感觉痛苦的程度愈高。如此这般,认识愈明晰,意识愈高,痛苦也跟着增加,到了人类乃达于极点。尤其,如若一个人的认识愈明晰,智慧愈增,他的痛苦也愈多,身为天下的人,他便有最多的苦恼。“智慧愈增,痛苦也愈多。”这句话中的所谓智慧,并不是指关于抽象的知识,而是指一般性的认识及其应用。

由此,我们可充分确信:一切生命的本质就是苦恼。这是意志内在本质的命运,动物世界的表现虽较微弱且有程度上的差别,然亦无法避免。

为认识所照耀的各阶段中,意志是化为个体而表现。人类个体投进茫茫空间和漫漫时间之中,是以有限之物而存在,与空间和时间的无限相比,几乎等于无。同时,因为时间和空间的无限,个体生存所谓的“何时”“何地”之类的问题,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因为其场所和时间,只是无穷尽之中的一小点而已。——他真正的生存只有“现在”。“现在”不受阻碍地向“过去”疾驰而去,一步步移向死亡,一个个前仆后继地被死神召去。他“过去”的生命,对于“现在”遗留下什么结果?或者,他的意志在这里表现出什么证据?这些都是另一回事;一切都已消逝、死灭,什么都谈不上了。因此,对于个体而言,其“过去”的内容是痛苦、抑为快乐?这些都是无足轻重的问题。但是,“现在”往往一转眼即成过去,“未来”又茫然不可知,所以,个体的生存从形式方面来看,是不断地被埋葬在死亡的过去中,是一连串的死亡。

但若就身体方面来看,众所周知,人生的路途却崎岖坎坷,充满荆棘和颠簸;肉体生命的死亡经常受到阻滞,受到展缓,使我们的精神苦闷也不断地往后延伸。一次接一次的呼吸不断地侵人、预防了死亡。如此,我们无时无刻都在和死亡战斗着;除呼吸外,诸如饮食、睡眠、取暖等都在和死亡格斗。当然,最后必是死亡获胜。这一条路径所以呈现得那样迂回,是因为:死亡在未吞噬它战利品之前——就是我们从开始诞生到归于死亡之手前,每一时刻都受它蓄意地摆弄。但我们仍非常热心、非常审慎地冀望尽可能延长自己的生命,那就像吹肥皂泡,我们尽可能把它吹大,但终归会破裂。

没有认识力的自然内在本质,是毫无目标、毫不间断地努力着。若观察动物或人类则更显得清楚。欲望和努力,是人类的全部本质,正如口干欲裂必须解渴一样。欲望又是基于困穷和需求——亦即痛苦。因此,人类在原来本质上,本就难免痛苦。反过来说,若是欲望太容易获得满足,欲望的对象一旦被夺而消失,可怕的空虚和苦闷将立刻来袭。换句话说,就是生存本身和他的本质,将成为人类难以负荷的重担。所以,人生实如钟摆,在痛苦和倦怠之间摆动;这二者就是人生的究极要素。说起来真是非常奇妙,人类把一切痛苦和苦恼驱进地狱后,残留在天国的,却只有倦怠。

一切意志现象的本质——不断地努力——臻于更高度的客观化后,意志即化为身体而呈现,继之,受到一则铁的命令:必须养育这个身体,由是而获得其主要的最普遍性基础。给予这道命令的,不外就是这个身体客观化后的求生意志。因之,人类是这种意志最完全的客观化,也是宇宙万物中需求最多的生物。人类彻头彻尾是欲望和需求的化身,是无数欲求的凝集,人类就这样带着这些欲求,没有借助,并且在穷困缺乏以及对于一切事物都满怀不安的情形下,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人类的一生,在推陈出新的严苛要求之外维持自己的生存,通常必是充满忧虑的。同时,为避免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人类的各种危险,还须不断地警戒,不时留神戒备,小心翼翼地踏出每一个步子,因为有无数的灾难、无数的敌人环伺在他四周。从野蛮时代以迄现在的文明生活,人类皆是踏着这样的步伐前进。人,从来没有“安全”的时刻。

大多数人只不过为这种生存而不断战斗着,并且,到最后仍注定会丧失生命。但使我们忍受支撑这一场艰苦战斗的力量,与其说是对生命的热爱,毋宁说是对死亡的恐惧。无可避免的死亡如影随形地站在他们背后,不知何时会逼近身来。——人生有如充满暗礁和漩涡的大海,虽然人类曾小心翼翼地加以回避,然而即使用尽手段和努力,幸能顺利航行,人们也知道他们正一步步地接受遇难失事的时刻和地点。尽管如此,他们的舵仍然朝这方面驶来。那是人生航程的最后目标,是无可避免亦无可挽救的整体性破灭——死亡;对任何人而言,它比从前所回避的一切暗礁都更险恶。

综观人生的一切作为,虽是为从死亡的隙缝逃脱,但苦恼和痛苦仍是很容易增大的。为此,也有人渴望一死,而以自杀方式提早死亡的来临;如若穷困和苦恼稍止,容许人们略事休息,倦怠也将立刻随之而来。如此,人类势必又得要排遣烦闷了。生物活动的动机是为生存而努力,但生存确保之后,下一步又该做些什么呢?人们并不了解。因此,促使他继续活动的是,如何才能免除、才能感觉不出生存的重荷,换句话说,就是努力从倦怠无聊中逃脱出来,亦即平常所谓的“打发时间”。如此,没有困穷或忧虑的人,虽卸下其他一切负担,但现在生存本身就成为负担。倦怠是一种绝不可轻视的灾祸,最后,甚至会使人将绝望之色表现于脸上,而认为:缩短过去花费偌大的努力维持下来的生命,似乎较为有利。人类相互间尽管没有爱心,却能热心相助,即因倦怠之故,这也是社交的起源。

人是必须靠面包和娱乐的,倦怠亦与饥饿相同,常有使人趋于放纵不检之虞,所以常被作为预防灾祸的对象。费拉德弗监狱即以“倦怠”作为惩罚重犯的一种手段,让囚犯处于孤独和无为。仅此就很令人吃不消了,有的甚至因为不堪寂寞而自杀。正如贫穷是人们苦恼的通常原因一样,厌倦是上流社会的祸害,而在中等阶级,星期日则代表厌倦,其他六天代表穷困。

所谓人生,就是欲望和它的成就之间的不断流转。就愿望的性质而言,它是痛苦的;成就则会令人立刻生腻。目标不外是幻想,当你拥有它时,它即失去魅力,愿望和需求必须再重新以更新的姿态出现。没有这些轮替,则人便会产生空虚、厌倦、乏味无聊。这种挣扎,也和跟贫穷格斗同样痛苦。——愿望和满足若能相继产生,其间的间隔又不长不短的话,这时苦恼就最少,也就是所谓幸福的生活。反之,如果我们能够完全摆脱它们,而立于漠不关心的旁观地位,这就是通常所称“人生最美好的部分”、“最纯粹的欢悦”,如纯粹认识、美的享受、对于艺术真正的喜悦等皆属之。但这些都须具备着特殊的才能才行,所以只惠予极少数人,并且拥有的时刻极短暂。唯因他们的智慧特别卓越,对于苦恼的感受自然远较一般人敏锐,个性上亦与常人截然相异,所以他们必难逃孤独的命运。身为天才的人,实是利害参半。一般人则只生存于欲望中,无法享受到纯粹智慧的乐趣,无法感受纯粹认识中所具有的喜悦。若要以某种事物唤起他们的同感,或引发他们的兴趣,亦非先刺激他们的意志不可。因为他们的生存是欲望远多于认识,他们唯一的要素就是作用和反作用。这种素质常表现在日常的琐细事情中,例如,有人在游览名胜古迹时,老爱刻下自己的名字“以资纪念”,就是为了要把“作用”带到这个场地来。又如,有人在参观珍奇的动物时,观看仍嫌不足,还要想尽方法去触怒、逗弄、戏耍它们,这也是为了感觉作用和反作用而已。刺激意志的需求,更表现在赌博游戏的出奇翻新上,凡此具见人类本性的肤浅。

然而,不管自然如何安排,不论幸运是否曾降临你身上,不拘你是王侯将相或贩夫走卒,不管你曾拥有什么,痛苦仍是无法避免的。

人们虽为驱散苦恼而不断地努力着,但苦恼不过只换了一副姿态而已。这种努力不外是为了维持原本缺乏、穷困的生命的一种顾虑。要消除一种痛苦本就十分困难,即使幸获成功,痛苦也会立刻以数千种其他姿态呈现,其内容因年龄、事态之不同而异,如性欲、爱情、嫉妒、憎恨、抱怨、野心、贪婪、病痛等皆是。这些痛苦若不能化成其他姿态而呈现的话,就会穿上厌腻、倦怠的阴郁灰色外衣,那时为了摆脱掉它,势须大费周章了,而纵使倦怠得以驱除,痛苦恐怕也将回复原来的姿态再开始跃跃欲试。

总之,所谓人生就是任凭造物者在痛苦和倦怠之间抛掷。但我们不必为了这种人生观而感到气馁,它也有值得慰藉的一面,从这里也许可以使人提升到像斯多噶派一般对自己现在的苦恼亦漠不关心的境界。对于这些苦恼我们既无法忍受,于是,在这样的心情下,就有许多人把它当做偶然的、由于容易变化的因果关系而产生的东西。如此,对于某些必然性、一般性的灾祸——例如衰老、死亡或日常生活的不顺等——人们便往往不觉得悲伤,反而能对它持以嘲弄的态度。但痛苦原是人生中固有的、不可避免的东西,而其表现的姿态和形式,皆被偶然所左右,所以,苦恼总在现在中占据一个位置,若移去现在的苦恼,从前被拒在外的其他苦恼必定立刻乘虚而入,占据原来的位置。因之就本质而言,命运对我们并不发生任何影响。——一个人若能有这样的省悟、认识上述道理,他就能获得斯多噶派的恬淡平静,不再为本身的幸福惦念了。然而,事实上究竟有几个人能以这种理智力量来支配直接感受的苦恼呢?也许完全没有。

由上文可知,痛苦是不可避免的,旧的痛苦刚去,新的痛苦便来,陆续递嬗不已。由此,我们进而可以引出一个不算不合理的假设:每个人身上固有的痛苦分量是一定的,即使苦恼的形式经常更迭,痛苦的分量从不会有过之与不足的现象,因之,决定一个人苦恼和幸福的因素,绝非来自外界,而是来自其分量和素质的不同。这些纵然由于身体的状态,因时间的不同,而有几分增减,但就全体分量而言并无改变。——此一假设,可由众所周知的下列经验证得:一个人若有巨大的苦恼时,则对比它小的苦恼就几乎毫无所觉;反之,在没有大苦恼时,即使一丁点儿的不愉快,也会使他痛苦不堪。所以,经验告诉我们,一种即使想象起来亦足令人不寒而栗的大不幸,一旦降临于实际的生活,从发生以至克服它的期间,我们的全体气氛并未有任何改变;反之,获得长期间所急切等待的幸福后,亦不会感到有何特别的愉快欣慰。一种深刻的悲伤或强烈扣人心弦的兴奋,只有来自刚产生变化的那一瞬间。但这两者皆以幻想为基础,所以不久后亦将告消失。总之,产生悲哀或欢喜的原因,并非直接为了现存的快乐和痛苦,而是由于我们是在开拓我们预期的新未来而已。痛苦或欢喜之所以会如此高腾,实是由于它们系借自未来而有以致之,故而它们并非永恒性的东西。

根据以上的假设,可知大部分的苦恼和幸福亦与认为力相同,是主观的、由先天所决定的。我们还可另举事实证明;财富并未见能增加人的快乐,穷人露出愉快神色的机会,至少并不比富人少。由此可知,人类的快活、忧郁与否,绝非由财产或地位等外在的事物而决定。进一步言之,我们也不能断言:某人遭遇到偌大的不幸,恐怕会闹自杀吧!或者,这是芝麻小事,大概不致造成自杀吧——话说回来,一个人快活和忧郁的程度,并不是任何时刻都相同的。这种变化,亦非由于外界事象,而应归于内在之状态——即身体状态的变化。这种变化,纵使一时性的,亦常可提高我们的快乐气氛而造成欢喜,但通常那不是由任何外在原因所产生。当然,我们往往只看到自己的痛苦是缘于某种外在关系,因而感到意气消沉,以致认为如能消除它,必可获得最大的满足,其实这是妄想。根据我的假设,我们的痛苦和幸福的分量,是整体性的,任何时刻都由主观所决定,忧郁的外在动机和它的关系,正如分布全身的毒瘤脓疮与身体的关系一般,因为它已在我们的本质中扎根。驱逐不去的痛苦,一旦缺乏某种苦恼的外在原因,就会分散成数百个小点,以数百个细碎烦琐或忧虑的姿态呈现;但当时我们一点也感觉不出来,因为我们的痛苦容量,已经被“集分散的烦恼于一点”的主要灾祸所填满了。如此,一件重大而焦急的忧虑刚从胸中移去,另一个苦恼立刻接替了它的位置,全部痛苦的原料早已准备在那儿,之所以尚未进入意识之中成为忧虑,是因为那儿还没有余地一齐容纳它们,暂时成为假寐的状态,停留在意识界限的末端。然而,现在场所已敞开,这已准备停当的材料就乘虚而入,占据了那支配一天的忧愁王座。虽然实质上它比先前消失的忧虑要轻得多,但它却可以膨胀成如同刚才的一般大,使之恰好占满那王座,成为那一天的主要忧虑。

过度的欢喜和激烈的痛苦,经常会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生,因为两者是互为条件的,都以极活泼的精神为前提。正如以上所述,此二者非由真实的现存物所产生,而是对未来的预想;又因痛苦是生命所固有,其强烈度系依主观性质而定,故而,某种突然的变化(通常属于外在的),并不能改变它的程度。因此,一种激烈情绪的发生实是以错觉或妄想为基础,而精神的过度紧张,则可由认识力加以避免。但“妄想”一般人并无法察觉,它悄悄地、源源不绝地制造使人苦恼的新愿望或新忧虑,使人冀求获得永久性的满足,但不旋睡又一个接一个枯萎干涸。因而从妄想所产生的欢喜愈大,当它消失时,所回报的痛苦也愈深。就这一点来说,妄想犹如高崖绝壁,除非避开这里,否则只有艰苦地沿壁下落;妄想的消失所带来的突如其来的过度痛苦,则正如在峭壁上失足陡然坠落下去一般。因此,一个人如果能战胜自己,经常能够很清楚的看透事物的整体性,以及与它相关联的一切,这样,他就不会在实际事物中赋予欲望和希望的色彩,如此即可回避痛苦或妄想。斯多噶派的道德观,即从这种妄想和结果挣脱出来,而代之以坚实的平静,为其主要目的。

然而,苦恼并非从外界所注入,它就像流不尽的苦汁,而它的泉源正在我们心底。但一般人的认为力对它大都闭起眼睛来,不独如此,我们还不时找些借口,到外界寻找痛苦的原因,使痛苦永远与你形影不离。那正如一个原本自由自在的人,却无端去塑造一个偶像,以主人侍奉之一般。总之,我们孜孜不倦地去追求一个接一个的愿望,即使获得满足,也不会就此满意,大抵在不久后又将发现那是一种错误而有受辱的感觉。

这种现象将继续到什么时候?或者,需要多少性格之力,才能走到既无法满足又无法勘破的愿望尽头?——虽然罕有其例。至此,我们该可发现出我们所搜寻的是什么,使我们苦恼的又是什么了。现在,我们即已认识苦恼是生存的本质,人类无法获得真正的满足,如此尽管我们和自己的命运尚不能取得调和,但我们却可与生命求得妥协,如此开展的结果,也许将使某些人带着几分忧郁气质,经常怀着一个大的痛苦,但对其他小苦恼、小欣喜则可生出蔑视之心。这种人比之那些不断追求新幻影的普通人,要高尚得多了。

时刻庆幸自己幸免灾祸

所有的满足——即通常所谓的幸福,实际上往往是消极性的东西,而非积极性的。本来,自然就无意赐予我们幸福,不为一个愿望的达成而感满足。因为愿望虽是一切快乐的先导条件,但愿望的产生却出于“缺乏”。并且,愿望获得满足后,即告消失,因而快乐亦随之俱灭。故此,所谓满足或幸福,也不可能免于痛苦(即穷困)以外的其他状态。总之,愿望的纠缠不休,固足扰乱我们的平静,即连倦怠亦是一种痛苦,它将使我们的生存形成重荷。我们要获得或达成某种事情,总是困难重重,一个计划总要遇到许多阻力,沿途布满荆棘,并且当你好不容易克服一切而获得时,实际你只是除了免除一种苦恼或一种愿望之外,再也得不到什么,它和此一愿望未表现之前的状态,并无丝毫差异。

直接给予我们的通常只有缺乏亦即痛苦。也许当满足或快乐呈现之时,可使我们回忆起从前的苦恼或缺乏,但这仅属于间接的了解,其实,我们从未正确体认或珍视过现在所拥有的幸福或利益,而仅视之为当然的事情,这乃是因为它们仅以抑制痛苦来消极的满足我们。但当我们一旦失去它,才渐渐察觉出它们的价值;这就是因为缺乏、穷困、苦恼能够积极地直接传达给我们。因此,当我们回想摆脱穷困、病痛或缺乏时,常兴起欣慰之情,只因那是享受现在所拥有的唯一方法。进而言之,就求生欲望所表现的自私立场来看,我们无法否认,当我们目睹或叙述他人的苦恼时,亦可得到一种满足或快慰。

但这种喜慰、这种幸福的认识,实已非常接近积极性的恶意了。

一切的幸福都是消极的,而非积极的,所以不可能有永远的满足或喜悦。我们只是避免这一次的痛苦或缺乏,但接嬗而来的不是新的痛苦,便是倦怠——亦即空虚的憧憬和无聊。这可从世界和人生最忠实的镜子——艺术,尤其是诗歌中证实出来。所有的叙事诗或戏剧,不外是表现人类为获得幸福所做的挣扎和努力,而从未描绘永恒而圆满的幸福;这些诗的主角历尽了千辛万苦或通过重重危险,终于走到他的目标,一旦到达终点后,便匆匆闭幕草草收场。因为如果再继续写下去,只有表示书中(剧中)的主角原以为在那里将会无比幸福的灿烂目标,原来却是那么稀松平常,那样使人沮丧失望。同时,他达到目的之后,境况并不比先前为佳。在那里,不可能有永恒真正的幸福,所以也不能成为艺术对象。

自然美本来是没有意志的纯粹认识,事实上确是唯一纯粹的幸福,在它之前没有苦恼、没有欲望,在它之后不会伴随后悔、苦恼、空虚、倦怠。但由这样的幸福所填满的并不是全部人生,仅为其中的一个季节而已。——在诗歌中可看到的东西,在音乐中也可以发现出来。在音乐的旋律中,可以看出解脱后的意志之最内在历程,亦即人类心情涨落、憧憬、苦恼、欢喜的最神秘内幕。旋律经常离开基音,而继续无数的犹疑彷徨,以至成为最悲痛的不协和音,但最后重又复归于基音。基音虽是意志的满足和安心的表现,但若继续太长的时间,则变成腻烦而无意义的单调。这相当于倦怠。

根据以上的观察,我们应该可以明了,一切的幸福都是消极的,我们不可能得到永恒的满足,同时由前面所述——人生和所有的现象皆为意志的客观化;意志的努力是没有目标、没有结局的——亦可得到说明。这种没有结局的特征,在意志的一般现象(即其最普遍的形式——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以至最完全的现象——人类的生命和努力,都充分显现着。

我们可以假定,理论上人生有三种极端,并可把它当做现实人生的要素。第一是强烈的热情、激烈的意欲,此要素表现于历史的伟大人物中,此外在叙事诗或戏剧中亦常有所描绘。第二是纯粹的认识、理念的把握。此项须以认识力摆脱意志的羁绊为前提,亦即天才的生活。第三是意志和认识俱皆昏睡的状态、空虚的憧憬、使生命麻痹的倦怠。个体的生命并非永远停留在其中的某一个极端,甚至连碰触它们的机会也极少,多半只是畏缩的在其中一者的身侧踌躇地向它接近,需求些微的东西,如此周而复始地重复着以避免倦怠。

大多数人终其一生,外在生活是那样空虚无意义,内在则是愚蠢而不自觉,实在可悲可叹。那就像一个梦游患者,带着缥缈的憧憬和痛苦,蹒跚地度过一生一般。他们亦与钟表的构造相仿佛,发条扭紧后,它就不知理由地摆动着。人类呱呱落地时,人生钟表的发条就开始扭紧,从此一节一节、一拍一拍地重复着单纯的变化,不知反复多少遍的相同曲调。

不论任何个体或任何人,他的一生只是绵衍无限的种族之灵、顽固求生意志中的一场梦而已。在这所谓“种族之灵”和“时间”“空间”构成的无限广阔的平面上,所勾画出的个体形象,实是若有若无,并且它容许我们一瞬间的生存之后,还必须空出场所,由别的个体取代。但这里也有人生庄严的一面,为了这一个个虚幻的影像及接二连三的空虚计划,求生意志必须倾其全力,饱尝许多激烈痛苦作为交换。最后,经过长时间的恐惧忧虑,死神遂告出现。我们看到尸体所以会显得严肃,正是因为如此。

综观个体的一生,若只就其最显著的特征来看,通常它是一个悲剧,但若仔细观察其细节,则又带着喜剧的性质。因为如果我们把每天的辛劳活动、每瞬间的嘲弄、每周的愿望和恐怖、每一时刻的不幸,都当做“偶然”的戏弄的话,实不外就是喜剧的场面。但,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徒劳无功的努力、被残酷的命运践踏的希望、苦恼增殖到最后亦难逃一死的生之迷惑等,这些通常都属悲剧。我们的一生必须带着悲剧的一切苦恼,似乎命运对我们生存的悲惨也加以嘲笑,而且,我们还不能坚持悲剧性人物的品位,在人生的广泛细节中,有时仍不得不扮演愚蠢的喜剧性角色。

人生虽然充满着大小不等、形色不一的灾厄,经常处在不安和动摇之中,照理已够使我们穷于应付了,但这尚不包括生存的空虚或浅薄,不包括人类在无忧无虑的闲暇时候的倦怠无聊。换言之,人类精神对现实世界所施诸的忧虑、悲哀、工作等仍嫌不足,还要以种种制造各种迷信,从而开拓幻想世界,以它们做对象,去浪费时间和劳力;纵使现实世界给予我们休闲,我们也不领情。

人们创造了类似自己形象的鬼神、神灵活和圣者,不时向它们供奉祭品、祈祷或装饰神店神像,此外当然少不了要许愿、解愿、朝圣、顶礼膜拜一番。我们对它们的忠诚服务到处与现实同在,甚至往往觉得比和现实交往来得有趣。这是人类二重要求的表现。其一是对助力和保护的要求,另一是对工作和消遣的要求。当发生灾难或危险时,人们并不用宝贵的时间和努力,以谋补救或预防,而徒以祈祷和浪费祭品乞怜于神明;纵使未必有效,亦可借着与虚幻的神灵世界的想象性交往,而吻合第二要求——消遣和工作。这正是所有迷信的不可轻侮的功效所在。

从研究人生最主要的特征概括说来,在先天方面我们可确信的是:人生的全根柢不适于真正的幸福,它的本质已变形为各色各样的苦恼,人生彻头彻尾是不幸的状态。我们若取出某一特定的场合,试想象其光景,或翻阅历史的某一角落,看看其中所记载的许多难以名状的悲惨实例,如此,必可从心底唤起上述的确信。然而,那已远离了哲学本质的普遍性立场,容易被责难;那是从个别的事实出发,是属于片面的;并且易于引起争论,认为人类的幸与不幸,是见仁见智的。

因此,唯有以先天性的方法、完全冷静的哲学态度,证实奠基于人生本质的难以避免的苦恼是从普遍性出发的话,才能免于非难和疑虑。但通常还是从后天方面较易得确证。当我们从梦幻的青年期觉醒后,只要时刻注意自己或他人的经验,逐渐扩展见闻,学习过去或现在的历史,最后再读读大诗人的不朽杰作,先祛除既有的先入主见,不使自己的判断力麻痹,必可获致这样的结论:人间原是偶然和迷惑的世界,愚蠢和残酷恣意地挥动鞭子,支配着世界上大大小小的事情。要使“更好的东西”见诸实行,仍有待更大的努力。

一个高尚而贤明的措施,很难使人倾听,要表现它的效果,更难如登天;相反的,思想界是充满不合理和错误,艺术界充斥着平凡和愚劣,行为领域则由邪恶和虚伪掌握主权,只是偶尔略被中断而已。在这种情形下,一篇出类拔萃的著作,通常是作者苦心孤诣的研究成果,从未依赖任何凭借,然而它所赢得的却是同时代人的憎厌和唾弃,人们对于这些作品,恰如对异于地球事物秩序的外太空星球一样,始终被隔离、漠视着。

然而,个人的一生又是如何呢?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传记都是一部“苦恼史”,是大小灾难的连续记录,一般人所以会尽可能隐藏它,是因为他们了解,别人绝少会对它感觉同情怜悯,反而因为自己得以免除那些痛苦而暗自庆幸。

一个有思虑而正直的人,当他濒临人生终点的时候,一定不希望再度生于此世,反而宁愿选择完全的虚无。莎翁名剧《哈姆雷特》,归纳主角的独白内容,不外说明他激悟人世的悲惨状态,而断然以为“完全的虚无”更值得欢迎。如果自杀确实可获得这种空无的话,当一个人面临“要不要活下去?”的抉择时,自杀岂不成为他的最大期望,而毫无条件地选择它?毫无意义,那样做并不能解决一切,我们内心亦不做如是之想,似乎有某种东西喃喃念着:死亡并非绝对性的毁灭。

连有“历史之父”之称的海洛德斯亦云:“世上没有一再希望不要活下去的人。”二千多年来未见有人予以驳斥,可见这句话实在有它的真理性。所以,虽然我们经常感叹人生的短促,但短促岂非正是一种幸运?——如果我们把一个人的生命中所遭遇到的痛苦与不幸,统统摆在他的眼前,他必定会大吃一惊,不寒而栗;如果我们引导那些最顽固的乐观主义者,到医院、疗养院、外科手术室去参观,再带他们到牢狱、拷问室、奴隶窝去,或者陪他到战场和刑场走一趟;如果把所有阴森悲惨的巢窟打开让他们看看;最后,再请他参观乌格林诺的死牢,那么,他必定能了解“可能有的世界之最佳者”到底是何物了。

但丁所描写的地狱,其材料若非取自现实世界,又能来自何处?而且,那也正是真正地狱的模样。反之,当他着笔描写天堂境况和它的快乐时,他便遭遇到难以克服的难关。因为我们的世界,对于这方面完全不能提供任何材料,因此,他只有再三重复他的祖先或比特丽丝及许多圣贤的教训,来取代天国的快乐。由此,亦可使我们充分了解这个世界是何物了。当然,表面的人生,有如粗糙的货品涂上彩饰一般,通常苦恼都被隐藏着,反之手中若有什么引人侧目的华丽物品,任何人都会拿出来搬弄一番;人心的满足愈感欠缺,愈希望别人认为他是幸福的人,一个人的愚蠢到了这种地步,要以他人的所思所想,当做努力的主要目的。

人生的烦恼纵是如此的瞒人耳目,有时候却也无比明晰,却又那么令人绝望,烦恼者有时很清楚地看到命运的捉弄,连逃避的场所都没有,只有接受它的慢慢宰割。因为操纵他的是“本身的命运”,即使向神灵求救也没用。但就是这样的无可挽救,才足以反映出意志的难以克服的性质;其意志的客观化,就是他的人格。正如外在的力量不能改变也不能去除这种意志一样,同理,其他任何力量也不能从意志现象(生命)中所产生的苦恼,解放意志。

人们经常在自然界中,或是在任何事情中,想回复自我;人们造出诸神,乞求,馅媚神灵,想获得唯有借自己的意志力量才能成就的东西,但却无济于事,旧约圣经告诉我们说,世界和人类是一个神所创造;但新约圣经又告诉我们,从这个悲惨世界解救和解脱,只有靠这个世界所产生的事情,为此,神也不得不以人类的姿态出现。

左右人类一切的,通常都是人的意志。所有的信仰,所有名目的殉教者,以及先贤圣哲们,所以能够忍耐或甘于尝受任何苦难,是因为他们的求生意志已告断绝;对他们而言,那时的意志现象,甚至已逐渐喜欢破灭之途了。总之,我认为乐观主义者的空谈,不但不切合实际,而且是卑劣的见解,他们的乐观无异在对人类难以名状的苦恼做讥刺的嘲弄。

恬淡,彻悟万事

在无意志的夜晚,一个被生命所觉醒的意志,化成个体,它从广漠无涯的世界中,从无数正在努力、烦恼、迷惑的个体间,找出了他自己:然后又像做了一场噩梦一般,迅即回归以前的无意识中。但是,在未走到那里之前,他有无限的愿望、无尽的要求,一个愿望刚获得满足,又产生新的愿望。即使赐予他们世界上可能有的满足,亦不足以平息他的欲望、压抑他的需求、满足他内心的深渊。并且,试想纵使能获得所有种类的满足,那对人们究竟将会形成何种局面呢?不外仍是日月辛劳以维持生存。为此,他仍须不断地辛苦、不断地忧虑、不断地和穷困战斗,而死亡总随时在前头等待他。

我们要能明确了解幸福原是一种迷妄,最后终归一场空,如此来观察人生万事,才能分明。其中道理存在于事务最深的本质中,大部分人的生命所以悲惨而短暂,即是因为不知此理。人生所呈现的就是或大或小从无间断的欺瞒,一个愿望遥遥向我们招手,我们便楔而不舍地追求或等待,但在获得之后,立刻又被夺去。“距离”这一魔术,正如天国所显示的一般,实是一种错觉,我们被它欺骗后便告消失。

因此,所谓幸福,通常不是在未来,便是业已过去,而“现在”,就像是和风吹拂阳光普照的平原上的一片小黑云,它的前后左右都是光辉灿烂,唯独这片云中是一团阴影。所以,“现在”通常是不满,“未来”是未可预卜,“过去”则已无可挽回。人生之中的每时、每日、每周、每年、都是或大或小形形色色的灾难,他的希望常遭悻逆,他的计划时遇顿挫,这样的人生,分明已树起使人憎厌的标记,为何大家竟未把这些事情看透,而认定人生是值得感谢和快乐、人类是幸福的存在呢?实在令人莫名其妙。

我们应从人生的普通状态——连续的迷妄和觉醒的交迭——而产生一种信念:没有任何事物值得我们奋斗、努力和争取,一切的财宝都是虚无,这个世界终必归于破灭,而人生乃是一宗得不偿失的交易。

个体中的智慧如何能够知悉和理解意志所有的客体都是空虚的?答案首先在于时间。由于时间的形式,呈现出事物的变易无常,而显出它们的空虚。换言之,就是由于“时间”的形式,把一切的享乐或欢喜在我们手中归于空无后,使我们惊讶地寻找它到底遁归何处。所以说,空虚,实是时间之流中唯一的客观存在,它的事物的本质中与时间相配合,而表现于其中。唯其如此,所以时间是我们一切直观先天的必然形式,一切的物质以及我们本身都非在这里表现不可。因之,我们的生命就像是金钱的支付,受款之余,还得交出一张收据。就这样,一天天受领着金钱,开出的收据就是死亡。由于时间中所表现的一切生物的毁灭,因而使我们了解到那是自然对于它们的价值的宣告。

如此,一切生命必然匆匆走向老迈和死亡,这是自然对于求生意志的努力终必归于乌有的宣告:“你们的欲求,就是以如此作终结。再企盼更好的东西吧!”——它是在对生命提出如下的教训:我们都是受到愿望之对象的欺蒙,它们通常先是动荡不定,然后趋于破灭,最后,连它的立脚点也被摧毁无余,所以,它带给我们的痛苦远多于欢乐。同时,由于生命本身的毁灭,也将使人获得一个结论:一切的努力和欲望,皆为迷误。

我们只有对痛苦、忧虑、恐惧,才有所感觉,反之,当你平安无事、无病无灾时,则毫无所觉。我们对于愿望的感觉,就如饥之求食、渴之求饮一般的迫切,但愿望获满足后,则又像吞下一片食物的一瞬间一样,仿佛知觉已停止。

当我们没有享受或欢乐时,我们总是经常痛苦地想念它。同时在痛苦持续一段长时间、实际已经消失,而我们不能直接感触到它后,我们却仍是故意借反省去回忆它。这就是因为唯有痛苦和缺乏才有积极性的感觉,因为它们都能自动呈现。反之,幸福不过是消极的东西。例如,健康、青春和自由可说是人生的三大财宝,但当我们拥有它时,却毫无所觉,一旦丧失后,才意识到它们的可贵,其中道理正是在此,因为它们是消极性的东西。

总之,我们都是在不幸的日子降临,取代往日的生活后,才体会到过去的幸福。——享乐愈增,相对的对它的感受性就愈减低,积久成习后,更不觉自己身在福中。反之,却相对增加了对痛苦的感受性。因为原有的习惯一消失,特别容易感到痛苦。如此,所拥有的愈多,愈增加对痛苦的感受力。当我们快乐时,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当处在痛苦时,则觉度日如年,这也正可证明能使我们感觉它存在的积极性东西,是痛苦而非享乐。同理当我们百无聊赖时,才会意识到时间,趣味盎然时则否。

以上种种事实都可以见出:我们生存的所谓幸福,是指一般我们所未感觉到的事情:最不能感觉到的事情,也就是最幸福的事情。最令人雀跃的大喜悦,通常接续在饱尝最大的痛苦之后。相反的,若“满足”的时间持续太长,所带来的却是如何排遣、或如何满足其他虚荣心等类的问题。所以,诗人不得不让他们笔下的主角先安排个痛苦不安的境遇,然后再使它们从困境摆脱出来。

确信人生是值得感谢的财富的人,不妨心平气和地试把人类一生中所能享受的快乐总和,与人们一生中所遭遇到的烦恼总和,比较一下,我想便不难算出其中的比重若何。我们不必争论世上善与恶何者较多之类的问题。恶,既是存在的事实,论争已属多余,因为不管善、恶是同时存在,抑或善在恶之后存在,既然我们无法将恶祛除净尽,我们也就只好默认事实。所以,佩脱拉克说道:“一千个享乐,也抵不得一个苦恼。”

总之,纵使有一千个人生活在幸福和欢乐之中,但只要有一个人不能免于不安和老死的折磨,我们就不能否认痛苦的存在。同理,即使世界上的恶减少到实际的百分之一,但只要它表现出来,就足以构成一个真理的基础。这个真理虽带着几分间接性,但却有种种的表达方式,例如,“世界的存在并非可喜、毋宁是可悲的”。“不存在胜于存在”。

如果正如斯宾诺莎或他今天的信徒所说:“世界和人生都有它们各自的目的,所以不须在理论上辩护,不必在实践上补偿和改良。它们是生命的原因,是神所显现的唯一存在;或者说,是神为了看到自己的反影,故意让他那样的发展,因此,其存在不必以理由来辩护,也不必借结果而解放”的话,人生的苦恼和劳苦,就毋须由享受和幸福来加以补偿了——果如上述,则我现在的痛苦填满“现在”的时间,同理,本来的喜悦也填满“本来”的时间,因为前者不能由后者加以消除,所以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态。完全的苦恼是不存在的,死亡也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死亡对于我们应该不是值得恐惧的事情。也许唯有抱持这种看法,人生才有它的报偿吧!

但是,正如地狱的周遭都带着硫磺味道一般,我们周围亦显示着要我们“最好不存在”的迹象,试看:一切事情通常皆不完整、而令人迷惑,愉快的事情总掺杂着不愉快,享乐通常不过只占一半,满足反而形成一种妨碍,安心伴随着新的重荷。对于每天每小时所发生的困难,虽有方策,但它却坐视不救,眼睁睁看着我们所攀登的楼梯,在脚底下一阶一阶拆毁,不仅如此,还有大小不等、形色不一的不幸在前面等着我们。

一言以蔽之,我们就像盲目预言家费诺斯一样。因哈皮怪兽把他所有的食都弄污了,已经无物可吃。对此,有两种手段可以试用,第一是利用才智、谨慎和谋略,但它的功效非常有限,往往只有自取其辱。第二是要有斯多噶派的恬淡,彻悟万事,对任何事都加轻视,借以缴除“不幸”所赖以为祸的武器:从力行实践方面而言,就是要有犬儒学派者的达观,干脆放弃一切的手段和助力,有如秋奥真尼斯一般,把自己当作犬。

事实上,人类是应该悲惨的,因为人类所遭遇的灾祸的最大根源,乃在人类本身,“人便是吃人的狼。”若能正视这最后的事实,那么这个世界看起来即是地狱,比之但丁所描写的地狱,有过之而无不及,人类相互间都成了恶魔。其中一人取得头目资格,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然后使数十万人相互敌对,并且对众人呐喊:“你们的命运就是苦恼和死亡。来吧!大家用枪炮互相攻打吧!”。于是众人也就糊里糊涂地拼起命来。

总之,综观人类的行为,大抵不外不公正、极端的不公平、冷酷、甚至残忍,纵有与之相反的例外,也仅是偶然发生而已。基于此,才有国家和立法的需要。但一旦法律有所不及,人们立刻又表现出人类特有的对同类的残忍性。人类之间究竟如何互相对待?我们只要看着黑人奴隶买卖的情形,便可了然;它的最终目的,不过是为了砂糖和咖啡。但他们原可不必这样做的。这实在是出于人类不能满足的自私心,偶尔亦有基于恶意的。再看看,有的人从5岁时就开始进入纺织工厂或其他工厂,最初工作10小时,其次12小时,最后增至14小时,每天做着相同的机械性劳动。付出这样高的代价,只为了得以苟延残喘。然而,这却是数百万人共同的命运,而其他数百万人的命运也莫不如此。

除此而外,一些极为微小的偶然亦可使我们导致不幸。世界上没有所谓完全幸福的人,一个人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当他在酣睡时,而不幸的人最不幸的时候,就是他觉醒的瞬间。——实际上许多不幸都是间接的,人们之所以经常感到自己的不幸,是因为任何人心底都有强烈的嫉妒心,不管处在何种生活状态,只要看到别人胜过自己——不管哪一方面,即足以造成嫉妒的动机,并且无法平息。人类因为感到自己的不幸,所以,无法容忍别人的幸福。相反的,当他感到幸福时——即使只有短暂的一刹那,立刻洋洋自得起来,恨不得向周围的人夸耀:“但愿我的喜悦,能成为全世界人的幸福。”

如果能明白显示人生本身就是贵重财富的话,那么对死和死亡的恐惧守卫者,就不该设置在它的出口。反之,若说死亡真如想象中那般可怕的话,又有谁愿意逗留在这样的人生中呢?——还有,若人生纯粹是欢乐美好的话,当想到“死亡”时,又是何种滋味?恐怕也将无法忍受吧!话虽如此,以死亡作为生命的终点,也有好的一面,在苦恼的人生中,由于有死亡,可以得到一种慰藉。其实,苦恼和死亡是联结在一起的。它们制造了一条迷路;虽然人们希望离开它,但却相当困难。

从实践方面而言,如果说世界并不宜于存在,在道理上也应该可以站得住脚。因为存在的本身已显示得很清楚,或者从存在的目的,也可以观察出来,当不致使人对它有所惊讶或怀疑,至少毋须多加说明。但事实并不如此,世界原是永远无法解决的难题,不论任何完整的哲学,也有无法触及的一面,它仿佛象不能溶解的沉淀物,又如两个不合理数之间的关系。所以,如果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如果除世界之外再无任何东西,不是更好么?”它(指世界)也没办法替我们解释,我们亦无法从这里发现其存在的理由或终局的原因,亦即它本身不能表示它是否为自身的利益而存在的命题。

世界存在的理由并没有明显的根据。只是由物自体盲目的求生意志以现象的形式,来表示“为什么”,而不受根本原理的支配。这和世界的性质是相一致的,因为安排我们活动的,是肉眼所看不到的意志,如果眼睛能够看到这种意志,它应该马上能估计这种事业的得不偿失,能知道:在不绝的忧虑、不安和穷困之中,即使我们付出全力,努力奋斗,任何个体的生命也无法兔除破灭的厄运,所能得到的生存只是一时性的,到最后仍难免在我们手中归于乌有,得不到任何报偿。所以,尽管世界充满悲惨是昭然若揭的事,一般人仍打着乐天主义的旗号;在这种场合中,生命被称为一种赠物。但是我们若能预先详细调查这个赠物的话,很明显的,任何人都将谢绝接受它。

与其说人类的生存是一种赠物,莫若说是一种负债契约,负债的原因是由于生存的实际要求、恼人的愿望及无限的穷困。通常,我们一生之间都是耗费在这种负债的支付上。但,也仅仅勉为其难的才把利息偿还。至于本金,只有由死亡来偿付了。而然,这种负债契约是在何时订定的呢?——是在生殖之时。

因而,我们一定要把人类的生存当做是一种惩罚、一种赎罪的行为,唯有如此,才能正确地观察世相。人间“堕落”的神话虽然只不过是个比喻,但也具有形而上的真理我们的生存类似一种过失的结果,一种宜受惩罚的情欲的结果。新约圣经的基督教最聪明之处,即在直接地和这个神话相结合,而其伦理精神则和婆罗门教或佛教相同。至于其他方面测又与乐天的旧约圣经毫无关系。实际上,若不如此,它与犹太教即无任何关联了。

如果有人想要测量一下我们的生存本身的负罪程度,不妨看看与它联结在一起的苦恼。不论精神上或肉体上的巨大苦恼,都可明显的表示出我们的所值究竟多少。换言之,如果我们的价值不如苦恼的话,苦恼当不会到来。基督教对我们的生存亦持这样的看法。“我们的肉体、境遇及一切皆被恶魔所征服,这个世界中不过是些外邦人,他们的主人、他们的神是恶魔。因此,我们所吃的面包,我们所喝的饮料,我们所穿的衣物,甚至连空气等一切供养我们身体的东西,都要受其支配。”“现在”即是罪恶的场所;换言之,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就像地狱一般。即使你想否定这件事,其实你本身就经常经验到它。

再进一步说,这个世界就是烦恼痛苦的生物互相吞食以图苟延残喘的斗争场所,是数千种动物以及猛兽间的活坟墓,它们经由不断地残杀,以维持自己的生命。并且,它们感觉痛苦的能力是随着认识力而递增的,因此,到了人类,这种痛苦便达到最高峰;智慧愈增,痛苦愈甚。

在这样的世界中,竟然有人迎合乐天主义的说法,来向我们证明是“可能有的世界中之最佳者”,这种理由显然太贫弱了——不独如此,乐天主义者还叫我们张开眼睛看看世界:世界中有山、有谷、有河、有植物、有动物等,在美丽的阳光的照耀下,这一切不是很美很可爱吗?诚然,如若大略一瞥,情况的确如此,但仔细调查其中的内容,却不是那回事了。

接着,神学家又出来向我们赞美世界的巧妙组织。由于这种组织的精巧,星辰的运行永远不会相碰头,陆地和海洋不会错置相混,寒流不会滞留不去而使万物僵硬,酷暑不会长在而使万物烧灼,春夏秋冬四季的轮转,井然有序,而有各种作物的收成。然而这一切的一切,仅是世界不可或缺的条件而已;如果它不要让我们像莱辛的孩子一般,降生后立刻离去的话。

这个世界的构造当然不至于拙劣到连基柱都会崩坏的程度。但我们试进一步再观察这个被赞美的作品的“成果”,在这坚固舞台上的演员,他们的痛苦是和感受性同时表现的,感受性发达后乃形成智慧,痛苦亦随之俱增,欲望亦与之共同发展,永无止境地繁衍着,高腾到提供人类生活的材料除悲剧和闹剧外,竟再也找不出其他东西了!

人类虽然具备所谓“悟性”和“理性”两种强力工具,但其中的百分之九十却都消耗在贫乏的挣扎中,经常站在破灭的边缘,痛苦地保持身体的平衡。可见,不论就全体的存续或个体的存续而言,上苍所赋予我们的条件都不完备。因此,个人的生命只有为生存而不断斗争;而且,破灭的危险还一步步向我们逼近。正因为这些危险成为事实的例子极多,所以,我们必须妥为照顾自己的幼儿,以免因个体的灭亡而引起种族的灭绝。对自然而言,真正重要的只有种族。因此,若世界仍宜于存在的话,恐怕没有比这更坏的世界了,其实例实在不胜枚举。曾经住在地球的任何动物化石,都可做为我们推算的蓝本,它们的存续已成明日黄花,这正可向我们提供:比“可能有的世界之最坏者”更坏的世界的有力明证。

乐观主义其实就是世界真正的创造者——求生意志的自我陶醉在自己的作品中自我欣赏而得意忘形。这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有害的学说。因为乐观主义对人生的状态表示欢迎,并把幸福列为它的最高目的。基于此,每个人似乎都相信他有要求幸福的快乐的权利。但是,通常世上这些东西是不会赋给任何人的,因此人们转而认为自己碰上霉运,甚至还以为自己的生存目的有了错误。——实则,劳动、缺乏、穷困、苦恼以及最后的死亡等等,把它们当做人生目的,才是正当的。为什么呢?因为唯有如此,才能把我们引导向求生意志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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