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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病室

变色龙 BIAN SE LONG

有座房子附属于医院,被荨麻、野大麻和刺果植物组成的林子团团包裹住了。房子的顶部已经生了锈,烟囱也倒塌了一半,门廊的台阶已经腐烂,杂草丛生,墙壁上只留下斑驳的痕迹。厢房的正面对着医院,后面则是一片田野,不过它和田野之间还有一堵插着钉子的灰色医院围墙。这些尖头向上的钉子、围墙和这间厢房,都具有一种凄凉和罪恶的模样,这种模样是医院和监狱之类的建筑物上常常见到的。

如果您不怕被荨麻刺痛,那就让我们沿着通向屋子的狭窄小路走去,看看屋子里到底有什么名堂吧。第一道门被打开后,我们就进了穿堂间,这里的墙脚和炉旁堆放着大堆大堆的医院垃圾,裤子、床垫、毫无用处的破鞋、蓝条子的衬衫、被撕得粉碎的旧睡袍,所有诸如此类的破烂一堆堆彼此挤压,彼此错杂,并正在腐烂,发出难闻的气味。

嘴里咬着烟斗的看门人尼基塔常常躺在这垃圾堆上,他是一个退伍士兵,衣服上的绦带已退了色,有一张枯瘦却严厉的脸和一副倒挂眉毛,这眉毛让他的脸看起来像一只草原上的牧羊犬,他还有一个常年都红彤彤的鼻子。看门人的个子不高,看上去瘦瘦的,青筋都暴露出来,但是他的神色却显得很威严。他属于那种头脑简单、忠于职守、愚顽鲁钝、办事牢靠的人,这些人最喜爱有秩序的世界,他会打人的脸部、胸口、背部或其他任何一个部位,相信如果不这样做,人们就没规矩了。

接着您会走进一个巨大、宽敞的房间,如果不把穿堂算在内,那这个房间就几乎占据了整座房子。这里的墙壁涂着肮脏的蓝色涂料,天花板也被熏得乌黑,就像没有烟囱的农舍,这显然是冬天生炉子时烟熏火燎的,屋里也充满了煤烟味。从里往外钉的铁栅栏让窗子显得十分难看。地板呈灰色,十分毛糙。臭虫、酸白菜、氨气的臭味和灯芯的烟焦味扑鼻而来,这股臭味让您觉得好像自己走进了一个动物园。

房间里放着一张用螺丝钉固定在地板上的床铺。穿着医院蓝色睡袍的人坐在或者躺在这样的床铺上,而且都戴着尖顶帽子。这些人都是疯子。

这个房间里一共有五个人,其中的一人是贵族,其余的则都是平民百姓。靠近门口的那个高高瘦瘦的小市民长着亮光光、红褐色的唇须,还有一双泪汪汪的大眼睛,他手托着头坐着,眼睛老是盯着一个点。他整日摇头叹气,面露苦笑,闷闷不乐,也很少加入别人的闲谈,对别人的提问通常也不作回答。如果送来食物,他就机械地吃、喝。从他那消瘦的模样、痛苦的阵阵咳嗽和潮红的双颊来看,他染上了肺结核病。

挨着他的是一个活泼、好动的小老头,他蓄着一撮尖尖的胡子,长着一头卷曲的黑发。白天,他会从一个窗口走向另一个窗口,就这样一直来回在病房里踱步,或者就像土耳其人那样盘起双腿坐在床上,也会像灰雀一样不停地唱歌、吹口哨、嘻嘻地傻笑。即使在夜间,他这种活泼的性格和童稚般的欢乐也会表现出来。有时他会用拳头捶打自己的胸口,并用手指向门缝里抠,他就是犹太人莫伊谢伊卡,大约二十年前,一把大火烧掉了他的帽子作坊,从此他就精神失常了。

在六号病房内的病人中,只允许他一个人走出这间屋子,甚至可以走出医院的围墙到外面去。他享有这种特权由来已久了,大概因为他是一个长年住院的老病号,也是一个安分无害的人,是一个可以供城里人逗乐取笑的人物,人们看到他被一群小孩和狗围在街上,早已习以为常了。

莫伊谢伊卡身穿睡袍,头戴可笑的尖顶帽,脚上穿着便鞋,有时也会光着脚板,甚至不穿裤子在街头游来荡去,同时他还会在别人的大门口或小铺子旁停下来,乞讨一点小钱。有时人们会给他喝格瓦斯,有的人会给他吃面包,还有人会给他几个小钱,所以,在他回到屋子里时,通常都是吃得饱饱的,而且囊中富裕。他随身带回的一切都会被尼基塔搜走,成为他的外快。他做这件事时的态度非常粗暴,还装出十分生气的样子,一面把他扯过来,一面翻着他的口袋,他装作呼唤上帝前来作证,说自己以后无论何时也不会放这个犹太佬出门,还说不守规矩就是世上最坏的事。

莫伊谢伊卡喜欢帮助别人,他会给病友们端水,会在他们睡着时帮他们盖上被子,还会答应他们如果自己能从街上给每个人都讨来一戈比的小钱,他就给每个人缝一顶新帽子。甚至他还会给自己左边的一个瘫痪病人用汤匙喂食。他之所以这样做,并非出于同情,也并非出于某种人道本性,而是出于对自己右边邻床格罗莫夫的模仿和不由自主的服从。

伊凡·德米特里奇·格罗莫夫,出身贵族,曾经当过片警和省城的秘书,是一个大约三十岁的男人,他患的是受迫害狂 。有时他会把身子蜷缩成一团躺在床上,有时会从屋子的一头走到另一头,然后再走回来,仿佛是在活动身子骨。他很少坐着,总是在兴奋激动中期待某种捉摸不定、模糊不清的东西。只要穿堂里有一丁点儿窸窣声,或者从外面传来喊叫声,他就会抬起头,竖起耳朵谛听:会不会是冲着自己来的?该不是来找自己的吧?这时他就会出现不安和反感。

我喜欢他那张脸色苍白、颧骨突出的脸庞,他的脸如同镜子一样,反映出他那被争斗和持久的惊恐所折磨的心灵。他的面相是奇怪的病态,因深沉和内心的痛苦而落到脸上的表情,却是知书达理和通情达理的,而且他的目光也温和而健康。他热忱殷勤,彬彬有礼,对所有的人都一样和蔼可亲,不过除了尼基塔。如果有人掉了一个纽扣或者调羹,他就会迅速地从床上一跃而起,然后把它捡起来。每天早晨他都要和病友们道早安,就寝时祝他们晚安。

除了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和扮鬼脸外,他的精神失常还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到晚上,他就会把自己紧紧裹在睡袍里,浑身颤抖,牙齿发出“咯咯”的响声,并开始迅速地从房间的一头跑到另一头,或者在病床间来回走动,他那样子仿佛得了严重的疟疾。他还会突然停下脚步,仔细地瞧着病友们,好像他要对病友们说一件很重要的事,但是看他那样子,好像他又认为病友们不会听或者根本就听不懂,结果他会烦躁地摇着脑袋,再继续走动。

然而,过不了多久,说话的愿望又压倒了他各式各样的想法,这时他又会率性、热烈、激昂地说起来。他说的话言辞激烈、语无伦次,好像是在说梦话,断断续续,不是他的每句话人们都能听懂的,但是从他的言辞和声音里还是可以听出某种异常美好的东西。他那些精神失常的话语难以传达。他会说到人的卑劣品性,压制真理的暴力,还有将来会在世界上出现的美好生活。一说到窗上的栅栏,就会使他想到施行暴力的人们愚钝和残忍。

大约二十年前,城里一条主要街道上住着一位官员,叫格罗莫夫,是一个颇有声望、家境殷实的人。谢尔盖和伊凡是他的两个儿子。谢尔盖在念大学四年级时得了急性肺结核,一命呜呼。谢尔盖的死可以说是格罗莫夫家庭不幸的开端,谢尔盖下葬后的一个星期,格罗莫夫就因为作伪和盗用公款而被送上法庭,不久就因伤寒病死于监狱的医院里。他家的房屋和一切动产都被悉数拍卖了,所以伊凡·德米特里奇和他的母亲就一贫如洗了。

格罗莫夫在世时,伊凡·德米特里奇在彼得堡上大学,他每个月可以得到六七十卢布,对贫困两个字根本毫无概念,如今他不得不去适应面前发生的急剧变化。必须从早到晚为了菲薄的报酬上课,还要去抄写,但是结果仍然不能避免挨饿,因为他所有的劳动所得都寄给母亲糊口了。

伊凡·德米特里奇难以忍受这样的生活,他垂头丧气,萎靡不振,最后不得不抛弃学业,回到家里。在这座小城里,他托人谋得了一个在县立学校教书的职位,但是他和同事们相处得并不好,学生们也不喜欢他,因此不久他就丢了这个工作。在这期间,他的母亲也死了。大约有半年的时间他都没有找到工作,只能靠面包和白水糊口,后来他在法院当了庭警,这份差事一直做到因病而被解职。

伊凡·德米特里奇从来就没有给人留下身体健康的印象,甚至在大学期间也是如此。他总是身体消瘦、面色苍白、吃得很少、睡眠也差,还易受风寒。只要喝上一杯酒,他就会感到头脑发晕,癔症发作。他一直渴望和人们走得近些,但是由于他那易于激动和生性多疑的性格,谁也跟他亲近不起来,他也没有朋友。

他总是对城里的市民不屑一顾,认为他们粗鲁无知,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这让他感到厌恶和反感。他说话时用男高音,嗓门很大而且情绪热烈,必定会显出怒气冲冲或者义愤填膺的样子,但他永远都是真诚的。不论他谈起什么,最后都往往归结到一点:城里的生活毫无趣味,人们也没有高尚的情趣,一直过着浑浑噩噩、毫无意义的生活。社会又通过暴力和腐化使这种生活呈现出各种面貌;诚实的人食不果腹,卑劣的人锦衣玉食。他还认为人只有黑白两色,不承认存在任何色差,而人类在他那里也只有诚实和卑劣两种,没有居中者。在谈到女人和爱情时,他总是很兴奋,很热烈,但自己却一次也没堕入过情网。

尽管他有点儿神经质,又言辞激烈,人们还是喜欢他的,背地里总是亲切地称他为瓦尼亚 。他与生俱来就热心殷勤、作风正派、彬彬有礼;另一方面他也受过良好教育、博览群书,在城市居民的眼里他还无事不晓,把他看作一个类似活词典的人物。

他读的书很多,他可以一直坐在俱乐部,神经质地揪着胡子,不断地翻阅着期刊、书籍。从他的面部表情上就可以看出,他并不是在阅读,而是稍微有点懂就吞食下去。阅读可以说是他病态的习惯之一,因为任何在他手边的书籍,甚至隔年的报纸和日历本,他都可以如饥似渴地拿来就读。

一个深秋的早晨,伊凡·德米特里奇竖起大衣领子,沿着街巷踩着泥泞的地面啪哒啪哒地走着,他正在按一份法院的执行书去一个市民家收钱。今天他也像往常一样,每逢早晨他的心情就会闷闷不乐。在街巷的一角他遇见两个被拘捕的戴着手铐的人,这两个人被四个带枪的押送兵押解着。以前,伊凡·德米特里奇也多次遇见被拘捕的人,每次他的心里都会被激起同情,同时还有一点儿不自在的感觉。可是,这次相遇却让他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奇怪的印象。不知为什么他突然觉得自己也有可能被铐起来,自己也会以这种方式踩着泥泞的道路被送进监狱。从那个市民家里回来时,他在邮局附近遇见一个熟悉的警监,警监向他问好,还和他一起在街上走了几步,不知为什么他竟觉得此事有些值得怀疑。

在家里待了一整天,他的脑子里始终忘不了那四个带枪的士兵和两个被拘捕者,一种内心的恐惧使他的心思无法集中,也无法进行阅读。到傍晚时分,他没有点灯,夜间也没能入睡,他一直在想着自己可能被逮捕,被戴上手铐,被关进监牢。他清楚自己并没有背上任何罪名,而且也可以保证今后也永远不会去放火、偷窃、杀人。然而身不由己的犯罪有时也是非常容易的。再说,难道就不可能出现因栽赃而最终导致法庭错判的事吗?千百年来民间教诲人们不要发誓说自己永远不会讨饭和坐牢的经验还少吗 ?这不是没有可能的。而在如今的司法程序中,法庭错判也是非常有可能的。与他人的苦难具有公务关系的人们,像警察、医生、法官,他们长久就会习惯成自然,已经磨炼到随心所欲的地步,他们对待自己当事人的态度,除了应付就不能有其他。从这一方面来说,他们和在农舍后面的荒地里宰羊杀牛却对满地血污视而不见的农民并没有什么区别。在对人冷漠无情的情况下,如果想让一个无罪的人丧失全部财产权并被判处苦刑,法官仅仅需要一样东西,那就是时间,只需要履行某些手续的时间,法官将会执行这些手续且被付给报酬,然后就万事大吉了。然后你就去这个肮脏泥泞的小城,到远离铁路二百俄里以外的地方去寻求公正、保护吧!而且当任何一种强权都被社会作为一种必要性而接受时,再去思考公正两个字就显得可笑了。

一大早,伊凡·德米特里奇刚从床上起来心中就惊恐万分,直冒冷汗,他好像完全确信自己随时都会被捕。他认为既然自己昨天那么久都没有摆脱那些沉重的想法,那就说明其中应该有点儿真实的成分,这些想法不可能无缘无故钻进自己的脑子里。

一个警察从窗外走过,于是,他的怀疑更加确实了。对伊凡·德米特里奇来说,难熬的日子来临了。凡是从窗外走过和走进院子的人,他都认为他们是奸细和密探。中午时分,警察局长通常会乘坐双套马车驶过大街,他这是从城郊的庄园去警察局,但是每一次伊凡·德米特里奇都觉得他的行驶速度太快,而且表情非同一般,好像是急着赶去宣布城里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罪犯。每次响起门铃或敲门声时,伊凡·德米特里奇都会吓得心惊肉跳。如果遇到女房东家碰巧来了客人他就不胜苦恼,与警察相逢时他也会面露笑容,口打呼哨,以显示自己根本就不当回事。

每天夜间,伊凡·德米特里奇都会通宵不能入眠,好像在等待有人来抓自己,但是,他还装着大声打鼾,就像睡熟了,他的目的就是想让女房东觉得自己睡着了。因为如果他睡不着,那就表示他在遭受着良心的谴责——这是多么有力的证据!事实和合理的逻辑都在表明他所有的恐惧都是无稽之谈和病态的心理,如果他能把眼光放远一点,从本质上讲被捕和坐牢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自己问心无愧。然而他越是理智和逻辑地去思考,他内心的恐惧就越强烈。最后,伊凡·德米特里奇就陷入了绝望和忐忑之中。

他避免与人接触,开始孤立自己。以前他就反感公事,现在则更不堪忍受了。他生怕有人设法陷害自己,有人会在不知不觉中把贿赂放进自己的口袋,然后再去告发他。或者他自己无意间也会在官方文书中犯下与作伪证具有相同后果的错误,或者把别人的钱弄丢了。令人奇怪的是,他的思想在其他时间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灵活机敏过,如今他每天都会臆造出成千上万个形形色色的理由,让他为自己的自由和名誉担忧。但是,现在他对外部世界,尤其是对书籍的兴趣却大大降低了,他的记忆力开始严重衰退。

在春天积雪化尽的时候,人们在峡谷里的墓地边发现两具半腐烂的尸体——一个男孩和一个老太婆,这两具尸体具有暴力致死的特征。关于这两具尸体和尚未查明凶手的事情在城里传得沸沸扬扬。为了让人们认为这两个人不是自己杀的,伊凡·德米特里奇便在城里的大街上走来走去,脸上面带笑容,但是每当遇见熟人时,他的脸色却白一阵、红一阵,并且开始说服对方赞同自己关于“罪行的卑劣莫过于杀害弱者和无力自卫的人”的观点。然而,不久他就腻烦了这种生活,经过一番深入思考,他认为处在自己的地位最好的办法就是躲进女房东的地窖里。

于是,他就在地窖坐了一个白天,然后又坐了一夜和一个白天,他打着冷战,直到天黑时他才像贼一样偷偷地溜回了自己的房里。他站在房间的中央,纹丝不动,侧耳谛听,一直到天明。

一大早,太阳还没有升起,女房东的家里来了几个修炉工。伊凡·德米特里奇明明知道他们来是重砌厨房里的炉灶的,但是内心的恐惧却向他暗示这些人是化装成修炉工的警察。他悄悄地溜出屋子,心里充满了恐惧,所以既没有戴帽子也没穿外衣就跑到大街上去了。狗在他的身后吠叫着追他,空气也在耳边呼呼直叫,这时的伊凡·德米特里奇觉得全世界的暴力都汇集到了自己的背后,正在追赶自己。

人们把他拦住了,并把他送回家,女房东去替他请了医生。医生安德烈·叶非梅奇(关于他以后我们还会说到)吩咐给他的头部冷敷,并挂樱叶滴剂 ,他告诉女房东说自己不会再来了,因为不该去打扰一个发疯的人,说完他就忧郁地摇摇头走了。他的家中既没有赖以生存的条件,又无法进行治疗,伊凡·德米特里奇就被送进医院,安置在花柳病房。

伊凡·德米特里奇整夜整夜不睡觉,还常常使性子,搅得病人们都不得安宁。后来,按照安德烈·叶非梅奇的吩咐,他就被转到了六号病房。

一年后,城里的人已没有谁记得伊凡·德米特里奇,他的那些书被女房东堆在了遮阳篷的雪橇上,早已让小孩子们给拉散了。

犹太人莫伊谢伊卡是伊凡·德米特里奇左边的邻床,而他右边的邻床则是鼓着一身肥肉、身子几乎呈圆形的农民,他的面部表情十分迟钝,简直与痴呆没有什么区别。他是一头贪食、不会动弹、肮脏不堪的动物,早已丧失了思维和感知能力,他的身上散发出令人透不过气来的刺鼻臭气。

帮他收拾的尼基塔使尽全力狠狠地揍他,也不知心疼自己的拳头。让人感到可怕的并不是他挨打这件事,而是这头迟钝的动物面对挨打却既不吭声也不动弹,就连眼神也毫无变化,像一只沉重的木桶那样微微地晃动着。

住在六号病房内的第五个人,也就是最后一名病人,是个小市民,他曾是邮局的邮件分拣员,是一个矮小瘦弱、有着淡黄色头发的男子,他长着一张善良却有些调皮的脸。从他那双明朗、愉快的眼睛和聪明而安详的神色可以断定一个非常重要而愉快的秘密正隐藏在他的心底。他的枕头和褥子下面藏着某种不可示人的东西,但他并不是怕被夺走或者偷走,而是由于不好意思。有时他会走到窗前,转过身背对着病友,然后在自己的胸前戴着什么,低下头看着。如果此时有人走到他的跟前,他就会显得忸怩不安,赶快把那个东西从胸前摘下来。不过要想猜出他的秘密也并不难,因为他常对伊凡·德米特里奇说:“祝贺我吧,我已经被提名呈请授予二级圣斯坦尼斯拉夫带星勋章。二级带星勋章是只授予外国人的,但是不知为什么他们会愿意为我破例。”说这话时,他笑吟吟地耸肩膀。

“我对此可是一窍不通。”伊凡·德米特里奇闷闷不乐地说。

“可是您知道我最终会得到什么吗?”信件分拣员狡黠地眯起眼睛说道,“我一定会得到瑞典‘北极星’勋章的。为了得到这枚勋章,我要忙活一阵子了。白色的十字章,黑色的带子,太漂亮了。”

大概没有什么地方的生活能比这屋里更单调了。早晨,除了瘫痪在床的那位胖农民,所有病人都从穿堂间的一只双耳大木桶里舀水洗脸,然后用睡袍擦干,之后就喝尼基塔从医院大楼取来的茶,按规定每人只能喝一杯。中午他们吃酸菜做的汤和粥,晚上的饭菜就是中午剩下的粥。这些事之间的空隙里,他们就只能躺在床上睡觉或者从房间的一头走到另一头。天天都是如此,就连信件分拣员说的也老是关于勋章的那几句话。

六号病房里很难见到新来的人,从很久以前医生就不再接收精神病患者了,而在这个世界上喜欢访问疯人院的人也不多。剃头匠谢苗·拉扎里奇每两个月就来一趟,至于他如何给疯子剃头,尼基塔又是如何帮助他做这件事,以及每当酒醉糊涂、笑容满面的剃头匠出现时,病人又是如何的惶惑不安,我们就不谈了。

除了剃头匠,谁也不愿意往屋里瞅上一眼。病人们命中注定只是日复一日地和尼基塔照面。但是,一则相当奇怪的流言却早就传遍了医院的大楼。

有人说,似乎医生准备开始光顾六号病房了。

真是一个奇怪的流言!

从某种方面来说,安德烈·叶非梅奇·拉京医生确实是一个出色的人。据说他在年轻时代就非常虔诚地相信上帝,时刻准备着担任神职,六三年他中学毕业后打算进入神学院。但是,他的父亲,一个医学博士和外科医师,狠狠地将儿子嘲笑了一番,并扬言说如果他去当神父,自己就不认他这个儿子。这件事似乎有几分可信,我却不知道实情。然而安德烈·叶非梅奇本人却不止一次说过觉得自己根本不是搞医学的料,或者说不是搞专门学科的料。可是不管怎么说,医学系毕业后的他并没有出家为僧。他根本就没有表现出对神的笃信,不管是从医之初还是到现在,他都不大像神职人员。

安德烈·叶非梅奇·拉京的外形敦实、粗犷,很像一个农民。他的脸和胡子,还有一头扁平的头发和结实、笨拙的身材,让他更像一个在小饭馆里饮食过度、放荡不羁、刚愎自用的老板。他眼睛小小的,鼻子红红的,脸上布满了青筋,显得很严厉。和他宽阔的肩膀和高大的身材相配的是一双大手和大脚,只要他一拳下去,保管叫人一命呜呼。但是他的脚步十分轻巧,走起路来轻手轻脚、小心翼翼。如果他与人在狭小的走廊里相遇,他也总是停下来先给人让路,而且还会轻细柔和地说:“对不起!”他的脖子上有一个不大的瘤子,因此他穿不了领子过硬的衣服,只能穿一些柔软的亚麻布或印花布衬衫。总之,他根本就不按医生的样子穿,同一套衣服也会穿上十年左右,他的新衣服一般都是在犹太人开的铺子里买的,但是这些新衣穿在他的身上总是显得那样陈旧、皱巴,仿佛是旧衣服。他会穿着同一件外衣既接诊病人,又去用餐,还外出做客。然而,他这么做并非由于吝啬,而是他根本没有把自己的仪表放在心上。

安德烈·叶非梅奇来城里上班,“慈善机构”的状况还十分糟糕,病房、走廊和院子都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医院的助理护士、勤杂男工,还有他们的孩子都会跟病人睡在同一个病房。他们抱怨到处都是蟑螂、臭虫和老鼠,所以没有地方住。在外科的丹毒尚未被消灭干净。整个医院只有两把手术刀,连一个体温表也没有,马铃薯存放在浴室。女看门人、总务主任和医士都会勒索病人,大家都说安德烈·叶非梅奇之前的老医生似乎在暗中出售医院的酒精,而且将助理护士和女病人变成自己的一群妻妾。城里的人们对这种混乱情况十分清楚,甚至他们估计的情况比这还要严重,然而大家却都泰然处之。一些人还为此开脱,说医院里住的只是一些小市民和庄稼汉,他们没有不满意的理由,因为他们家里的条件要比医院差得多。还有一些人则辩解,如果没有地方自治局的资助,仅仅靠一座城市,无力维持一家良好的医院。托上帝的福,虽然不好,但毕竟有一家。刚成立的地方自治局既不在城里开另一家诊所,也不在附近开办任何诊所,他们的理由是城里已经有一座医院了。

安德烈·叶非梅奇巡视医院之后,得出结论说这是一个不道德,并且高度损害住院者健康的机构。他认为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放病人出院,关闭医院。不过经过他再三考虑,他认为要做到这一点仅仅凭借自己一个人的意愿是办不到的。如果想从一个地方驱除人在肉体和精神的污秽,那它就会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以,只能等它自行风化了。并且,既然人们开办了医院,又能容忍它的存在,那就表示人们需要它,成见和所有生活中的污秽与丑恶现象大家都需要,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将会转化为其他某种有用的东西,就像粪便可以化为黑土。在自己的最初阶段就没有污秽的好东西,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

安德烈·叶非梅奇上任以后,对医院存在的混乱现象他表面上相当漠然。他只是要求勤杂男工和助理护士不要在病房里过夜,他还添置了两口存放器械的柜子。女看门人、总务主任、医士和外科的丹毒则依然如故。

虽然安德烈·叶非梅奇非常喜欢智慧和诚实,但是如果要让他在自己的身边建立起智慧和诚实的生活,那他还是缺乏坚定的性格和信心。好像他曾经许诺过永远不会提高嗓门说话和使用命令的口气,要想让他说“给我”或“拿来”相当困难。当他想吃饭的时候,他就会犹豫地咳嗽几声,然后才对厨娘说:“如果我能吃午饭……”或者“我如果能喝点茶……”要是让他禁止总务主任偷东西,或者赶走他,或者完全废除他这个毫无必要、尸位素餐的职务,这会让他感到无能为力。当别人有意欺骗或者讨好他,或者将一份明显有诈的账单拿到他的跟前让他签字,他便会面红耳赤,好像自己做错事一样,但是账单他还是会照签不误。当病人向他诉苦说吃不饱或助理护士对他们粗暴,他就显得局促不安,十分歉疚地喃喃说:“好,好,我一会儿就去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许这里面存在误会……”

开始,安德烈·叶非梅奇工作十分勤勉。他从清早到午间都在接诊病人,还要做手术甚至接生。女士们都说他细心,能够准确诊断出病症,尤其是儿科和妇科疾病。但是,由于单调和明显的徒劳无功,他渐渐就感到乏味了。如果今天接诊三十个病人,那明天就会涌来三十五个,后天就会四十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可是城里的死亡率并未减少,病人也从没有停止过就诊。一上午给就诊的四十个病人认真看病在体力上是不可能的,这也就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了谎言。也不可能把重病号安置到病房并按科学的规定对他们加以照料,因为规定虽有,科学却无。如果抛开这些空头议论,像其他医生那样死死遵照规定办事,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清洁和通风,而不是满地污秽;应该是健康的食物,而不是用发臭的酸菜做的汤;应该是良好的助手,而不是去做小偷。

而且,为什么要妨碍人们死亡呢?如果死亡是每个人正常且合法的结局?如果一个商人或者官吏能够多活五年、十年,结果又会如何?如果能够减轻病痛可以看到医学的目的,那就会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减轻人们的病痛?第一,据说病痛能把人引向完善;第二,如果人类真的学会用丸药和药水减轻自己的病痛,那便会彻底抛弃宗教和哲学。迄今为止,人类在这两者中不仅寻求借以躲避不幸的庇护,甚至还寻求幸福。普希金临死前就经受了可怕的折磨,苦命人海涅也曾瘫痪在床数年;为什么马特连娜·萨维什尼娅或安德烈·叶非梅奇就该不生病?人们的生活真是空虚无聊,如果再没有病痛的话,人们就会变得空无一物,几乎与阿米巴虫 的生活一样了。

这样的想法让安德烈·叶非梅奇的心情沮丧,无心工作,因此他也不再每天都去医院了。

安德烈·叶非梅奇的日子是这样打发的:他一般情况下会在早晨八点起床、穿衣和喝茶,然后坐进自己的书房阅读或去医院。在医院狭窄幽暗的走廊上,看病的门诊病人坐着等待,勤杂男工和助理护士快步奔走经过他们的身旁,也有一些形态消瘦、穿着睡袍的病人走过,还有一些死者和盛污物的器皿被抬走,穿堂风长驱直入。安德烈·叶非梅奇非常清楚,对于结核病患者、疟疾患者和所有敏感气质的病人,这样的环境会让他们十分难受,可是这又有什么办法?

他在门诊里遇见医士谢尔盖·谢尔盖依奇,这个人小个子、肥胖、脸洗得干净却有点儿肿,他从容不迫、举止温和,穿着一件宽大的西服,像是一个议员。他在城里私自接诊了大量病人,戴着白领结,自以为十分精通业务。门诊间一角的神龛里,一尊大圣像竖立在里面,还吊着一盏沉甸甸的长明灯,旁边则是一个罩着白色套子的大烛台;墙上挂着高级神甫们的肖像、几个用矢车菊编的花环和一幅斯维亚托戈尔斯克修道院的风景画。谢尔盖·谢尔盖依奇喜欢壮观的场面,信仰宗教,圣像是由他花钱放置的。每逢星期日,就会有一位病人按照他的吩咐去诵读赞美上帝的颂歌,诵读完毕之后,谢尔盖·谢尔盖依奇就会手提香炉巡视每一个病房,他不停地摇动香炉,好让香气散发出来。

病人很多,而时间却很少,所以医生们只能简单地询问一下,开点儿氨搽剂或蓖麻油之类的药就草草了事。安德烈·叶非梅奇用拳头托着腮帮坐在那里机械地发问。谢尔盖·谢尔盖依奇也搓着双手坐着,有时会插上几句话:“我们生病、受穷都是因为没有好好地向仁慈的上帝祈祷,真的!”

在门诊时,安德烈·叶非梅奇不做任何手术,这项工作他早已荒废了。而且,现在他一见到血就会心神不宁。当他不得不让婴孩张开口,以便观察他们的咽喉时,婴孩的哭叫声就会让他头晕眼花,甚至会流出眼泪,每当这时,他就会匆匆开了药,挥挥手让女人赶快把婴孩抱走。

每当给病人看病时,病人的糊里糊涂,外表华丽又近在身旁的谢尔盖·谢尔盖依奇,还有那些一成不变地提了二十多年的问题,都让他感到厌烦。每次看过五六个病人后他就走了,剩下的病人就交给医士来看。

安德烈·叶非梅奇早就不开私人诊所了,因此也高兴没有人来打搅他,他每次回家时都有这样的念头。回到家,他会立刻坐到书房里的桌子前开始阅读。他阅读的东西很多,最喜欢看的是历史和哲学方面的著作,总是看得津津有味。他几乎把一半的薪水都花在购书上,家里的六个房间其中有三个堆满了书和旧期刊。在医学方面,他只订一本《医生》杂志,每当这本杂志送来时,他总是从最后一页读起。他每次阅读都会不间断地持续几个小时,也不会觉得疲劳。他的阅读与伊凡·德米特里奇当初的阅读不同,他的阅读速度不快,也没有激动和不安,而是慢慢地、细细地体味,还常常在自己喜欢或尚未读懂的地方做标记。一个装着伏特加的长颈酒瓶总是放在书旁,另外还有一些黄瓜或者苹果,也不装在盘子里,而是直接放在桌布上。每过半个小时,他的眼睛也不离书就给自己斟上一杯酒喝了,然后也不用眼睛看,摸来一根黄瓜就咬。

三点钟,他会小心地走到厨房门口,咳几下说:“达里尤什卡,如果我现在能吃午饭……”吃过相当糟糕而且不干净的午饭后,安德烈·叶非梅奇通常会把双手交叉在胸前,然后在自己的房间里踱来踱去,不停地思索。钟敲了四下,然后是五下,可是他却还在踱步、思考。有时厨房的门咯吱一响,达里尤什卡红彤彤、睡眼惺忪的脸从里面探出来,她关切地问:“安德烈·叶非梅奇,您是不是该喝啤酒了?”

“不,还没到时间……”他答道,“等一会儿……再等会儿……”

傍晚时,一般邮政支局局长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都会来访,对安德烈·叶非梅奇来说,他是城中唯一与之交往而不会觉得难受的人。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曾经是一个十分富裕的地主,还在骑兵部队服过役,但是,现在他已经破产,临近老年才进了邮政部门。他长着一副茂密而秀美的灰白色连鬓胡,嗓音洪亮悦耳,举止风度富有教养,从外表上看他是一位朝气蓬勃而健康的人。虽然他心地善良,多愁善感,但是性情却很急躁。如果邮局里的顾客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或者因为不愿意配合而争辩,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就会气得浑身颤抖,涨红面孔,并用雷鸣般的声音喊道:“给我住口!”因此,邮政支局也早就有了“令人害怕的机关”这样的名声。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喜欢并敬重安德烈·叶非梅奇,因为他有学问,有高尚的灵魂。但是如果对其他居民,他就会居高临下,就如对待自己的下属一般。

“我来啦!”他走进安德烈·叶非梅奇家门时说道,“您好,亲爱的!我的到来该不会让您觉得讨厌了吧?”

“怎么会呢,恰恰相反,我非常高兴,”医生回答他说,“见到您我总是很高兴。”

两个朋友坐在书房里的沙发上,默默地抽了一阵子烟。

“达里尤什卡,最好能让我们喝点儿啤酒!”安德烈·叶非梅奇说。

第一瓶啤酒不声不响就喝完了,医生若有所思,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表现出快乐而兴奋的神色,好像有非常有趣的事情要说,可是最后总是医生先打开话匣子。

“真是遗憾,”他摇了摇头,也没有正视自己谈话的对方(他从来不正面看人),慢条斯理地说,“我真是感到深深的遗憾,尊敬的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在我们的城里居然没有可以进行聪明而有趣味的谈话的人,而且他们也不喜欢这样的交谈方式。这真让我大伤脑筋,就连知识分子都不能免俗而超然卓立。我告诉您,他们的发展水平比下层人也高不了多少。”

“完全正确,我完全同意。”

“您知道,”医生轻轻地、慢条斯理地接着说,“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微不足道,没有趣味,但是要排除人的智慧在高级精神活动中的表现。智慧是动物和人之间的一条鲜明的分界线,暗示人类的神性,而且在某种程度甚至替代着他并不存在的不朽性。我可以说智慧是快乐唯一可能的源泉。如果智慧在我们自己的身边是看不见也听不到的,那就意味着我们已经丧失了快乐。不错,虽然我们有书籍,但这完全不是生动的交谈和交往。如果您能允许我打一个并不完全恰当的比方,那么我认为书籍就是乐谱,而交谈则是演唱。”

“完全正确。”

又是一阵的沉默,这时达里尤什卡带着迟钝、哀伤的表情从厨房里走出来,他用握着的拳头支着腮帮,在门口停住脚步,想听听他们的谈话。

“唉!”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叹了一口气说,“真的希望当前的人都有智慧!”

于是,他讲述了自己以前健康、欢乐和有滋有味的日子,讲述了俄国曾有过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把名誉和友谊放到至高的地位,借钱也从来不开借据,如果自己不向有急需的伙伴伸出援助之手,就会感到莫大的耻辱。曾经有过什么样的历险、冲突、征战,有过什么样的女人和同志!高加索是一个多么神奇的地方!一个古怪的女人,一位营长的妻子,她每到夜晚就穿上军官的服装只身进山,也不要向导。据说她还和当地山村里的某个首领有过一段风流韵事。

“真是天仙一般的女皇,一位……母亲……”达里尤什卡赞叹道。

“再来看看他们的豪饮!看看他们大口咀嚼!这是一群不可救药的自由主义者!”

安德烈·叶非梅奇虽然在听着,但什么也没有听进去,他好像在想什么,只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啜饮着啤酒。突然,他打断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的话说道:“我经常会梦见聪明的人,并和他们交谈。我的父亲让我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是,在六十年代思潮的影响下,他硬是让我当了一个医生。我觉得如果我当初没有听从他,现在也许我就处于思想运动的正中心了,说不定还会成为某个大学某个系的一分子。当然,智慧也并不是永恒的,也容易逝去,不过您知道我为什么对它如此偏爱。生活是一个讨厌的陷阱。当一个会思索的人达到成熟的意识阶段时,他就会情不自禁地感到自己仿佛走进一个没有出路的陷阱。而事实上他却违背了自己的意愿,并受到某些偶然性的引诱,从虚无走向生活……为什么呢?因为他想知道自己存在的意义和目的,人们并没有告诉他,或者告诉他的却是一些荒诞的东西。即使他叩响门,但是没有人为他打开门。死亡正向他走来,同样这也是违背他的意愿。在监狱里,由于共同的不幸而相互维系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大家反而觉得更加轻松。同样,当生活中喜欢分析和总结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并在交流思想的过程中打发时光时,你并不会发现陷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智慧确实是一种不可替代的享受。”

“完全正确。”

安德烈·叶非梅奇没有正视对方的面孔,他轻轻地说说停停,然后又继续讲述聪明的人们以及与他们的对话,而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则专注地听着他的讲述,表示出赞同:“完全正确。”

“您相信灵魂会死吗?”邮政支局局长突然发问。

“是的,我相信,尊敬的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而且没有理由不相信。”

“说句实话,我也曾怀疑过。不过,虽然我也曾有这样一种感觉,似乎我永远都不会死。哎哟,我会暗自想道,你这个老东西,该死了!可是在我内心深处却有另一个声音在说:不要相信,你是不会死的!……”

十点钟的时候,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要走了,他来到前厅,穿上大衣,然后叹了口气说:“可是命运却把我们引到这么一个荒凉的地方!最讨厌的是,我们还不得不死在这里。唉!……”

送走了朋友,安德烈·叶非梅奇又坐在案前开始阅读,周围一片宁静,时间也仿佛停止了,似乎除了书和罩着绿色罩子下的灯火,其他的都不存在了。医生粗犷的脸庞上渐渐映照出欣慰和兴奋的笑容。“哦,人为什么要不死呢?”他忖道,“为什么要有脑髓和大脑中枢,为什么要有视觉、语言、自我感觉这一切?”

新陈代谢!用这种替代不灭的理论来安慰自己的做法,是多么怯懦的行为啊!自然界发生的毫无意识的过程是比人类的愚蠢行为还要低下,因为毕竟愚蠢行为中还是有意识和意志的,而那些过程却一点儿也没有。只有那些对死亡的恐惧超过自尊的懦夫才会用这样的理论去宽慰自己,才会认为人体将会在岩石、野草和蛤蟆体内得到生存……从新陈代谢中看到自己不灭的理论同样是奇怪的,一把珍贵的小提琴被打碎后,装它的盒子就不会有辉煌的前程了。

时钟敲响,安德烈·叶非梅奇靠到椅背上,他闭起眼睛想休息一会儿。可是无意之间,他受到书中美好思想的影响,把目光投向自己的过去和现在。过往令人厌恶,最好还是不要想它了。而现在看到的又与过往毫无区别。他知道自己的思想和变冷的地球环绕太阳旋转之时,在医生住所旁边的大楼里,人们正在遭受疾病和身体不洁的煎熬,也许有人无法入睡,正与昆虫搏斗,也许有人染上丹毒,或者他们会因绷带扎得过紧而呻吟,也许病人正在和助理护士打牌、喝酒。也许可能在一年中就有一万两千名就诊的病人受骗。医院的一切工作还和二十年前的一样,仍然是建立在口角、偷盗、徇私的流言蜚语和不可容忍的招摇撞骗之上,医院依然还是一个没有道德、有害于居民健康的机构。他也知道在六号病房的栅栏里,尼基塔会殴打病人,莫伊谢伊卡会天天在城里转悠,并收集施舍物。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安德烈·叶非梅奇清楚地了解最近二十五年内医学发生的神话般的变化。在大学求学时,他就曾感觉医学似乎将要面临炼金术和形而上学一样的遭遇,而现在,经过自己每日夜读之后,医学使他怦然心动,令他兴奋和惊诧。确实,这是意想不到的辉煌,伟大的革命!由于出现灭菌法,被伟大的彼罗戈夫 认为即使在将来 也不可能做的手术,现在都已经在做了。即使地方自治局派任的一般医生,他们也能做膝关节切除手术,在一百例剖腹手术中只有一例死亡,结石症则更被认为是不值一提的小事。梅毒也能彻底治愈了。

俄罗斯地方自治局属下的医学就有催眠学、遗传理论、卫生学和统计学,巴斯德和科赫的发现。精神病学和它的诊断和治疗法、疾病分类法,简直是一整座厄尔布鲁士山 。如今也不再向精神病患者的头上浇冷水了,也不给他们穿热病患者所穿的衬衫了,对待他们的方法也更合乎人道原则了,甚至还像报上所写的为他们演戏和举办舞会。安德烈·叶非梅奇知道,如果按照现在的观点和品位,若六号病房发生那样可恶的现象只会在远离铁路二百俄里以外的小城里才发生,在那样的地方,市长和议员大都是半文盲的小市民,他们一般把医生看成术士,即使医生把熔化的锡灌进人的口里,他们也不会加以批评的。如果换成其他地方,公众和媒体早就会把这个巴士底狱 砸个稀巴烂。

“但是这能怎么样呢?”安德烈·叶非梅奇睁开眼后默问自己,“这又有什么结果?又是科赫 ,又是巴斯德 ,又是灭菌法,可事情的本质却丝毫没有变化。发病率和死亡率依然如从前。尽管为疯子们开舞会、演戏,可依然把他们关起来。”

然而哀伤和妒意的感情使他难以无动于衷,也许是疲劳所致吧。安德烈·叶非梅奇沉甸甸的脑袋垂向书本,双手垫在脸的下面,于是他又想道:“我所做的竟是一项有害的工作,还是从被我欺骗的人那里获得薪水,我是一个不诚实的人。不过就本身而言,我却什么也不是,我只是社会上必然存在的坏事中的一分子:县里所有的官僚都是有害的,而且他们也是平白无故获取薪水……即使我不诚实,但是错并不在我,而在时代……如果我晚出生二百年,也许我就成另一个人了。”

三点的钟声敲响了,他熄了灯走进卧室,却没有睡意。

大约两年前,地方自治局突然变得慷慨起来,每年都会拨款三百卢布,作为市立医院医务人员的津贴,拨款一直持续到地方自治会的医院开张。于是,县医院的医生叶甫盖尼·费奥多雷奇·霍鲍托夫被市里请来协助安德烈·叶非梅奇,他还很年轻(不到三十岁),是一个高个子的黑发男子,有一双宽宽的颧骨和小小的眼睛,可能他的先人是外国人。他来到城里时只带了一只小手提箱和一个其貌不扬的年轻妇女,却身无分文,他叫年轻的妇女为厨娘。这个女人还有一个吃奶的孩子。叶甫盖尼·费奥多雷奇头戴一顶鸭舌帽,脚穿一双高帮靴,冬天则加上一件短大衣。他很快就和医士谢尔盖·谢尔盖依奇、出纳员交上了朋友。其他职员都称他为贵族,并对他避而远之。他的公寓里只有一本《 1881 年维也纳医院最新处方》。他给人看病时,就会一直带着这本书。他喜欢每天晚上去俱乐部打台球,却不喜欢打牌。在聊天时,他非常喜欢使用诸如单调无聊的麻烦事、带着醋意的曼蒂福里亚、叫你背上恶名这样的字眼。

他一星期来医院两次,一般会巡视一下病房,再给门诊病人看看病。他对灭菌措施的根本缺乏和拔血罐十分愤慨,但是他却不制定新的秩序,生怕自己的做法会使安德烈·叶非梅奇受辱。他把自己的同事安德烈·叶非梅奇看成一个老滑头,怀疑他有一大笔经费,因此暗中妒忌他,很想代替他的位置。

三月末的一个傍晚,地面上已经没有积雪了,椋鸟正在医院的花园里啼鸣,医生正送自己的朋友邮政支局局长出门,这时正好乞讨回来的犹太人莫伊谢伊卡走进了院子,他没有戴帽子,光脚穿一双低帮套鞋,手里还捧着一个装有施舍物的小袋子。

“给个小钱吧!”他的身子冻得瑟瑟发抖,脸上却挂着笑容说。

安德烈·叶非梅奇从来都不会拒绝他,他给了一枚十戈比的银币。望着那双赤着的脚和瘦骨伶仃发红的脚踝,他说道:“这多凉啊,都湿了呢。”

在怜悯和厌恶双重情感的驱使下,他跟随犹太人进了侧屋,一会儿望望他的秃顶,一会儿又望望他的脚踝。看到医生来了,尼基塔从垃圾堆上一跃而起,一下子挺直了身子。

“您好啊,尼基塔,”安德烈·叶非梅奇和蔼地说,“最好发给这个犹太人一双靴子,怎么样?否则,他会感冒的。”

“好的,大人。我这就去报告总务主任。”

“您去吧,就以我的名义向他请求,说是我请求他这样做的。”

从穿堂间到病房的门开着,躺在床上的伊凡·德米特里奇用臂肘支撑着稍稍抬起的身子,惊恐地谛听着陌生人的声音,后来突然认出了医生。他愤怒得全身都颤抖起来,一下子跳起来,脸涨红了,恶狠狠地瞪着眼,然后跑到病房的中央。

“医生来了!”他喊道,随即就哈哈大笑起来,“医生终于来了!先生们,祝贺你们啊,医生来了,这是对我们的恩赐啊!该诅咒的恶棍!”他尖声大叫着,异常狂暴地跺了一下脚,“杀了他!杀了这个恶棍!不,杀死他还不够!把他扔进茅坑淹死他!”

听到这些话后,安德烈·叶非梅奇从穿堂间往病房里瞧了一眼,柔声柔气地问:“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伊凡·德米特里奇一副咄咄逼人的样子,他走近医生喊道,“为什么?你还问为什么?简直是小偷。”他厌恶地说,做出想吐唾沫的样子,“骗子!刽子手!”

“您安静一下,”安德烈·叶非梅奇歉疚地莞尔一笑,“请您相信我,我从来就没有偷过任何东西,看来您过分夸张了。我看您还在生我的气,请您安静下来,请求您了,如果可以,请您冷静地告诉我,您为什么要生气?”

“为什么要把我关在这里?”

“因为您有病。”

“不错,我是有病,可是有成百上千名的疯子都在自由地游荡,因为你们无知,你们无法把他们和健康人区分开来。究竟为什么?我,还有这些不幸的人要当替罪羊?您、医士、总务主任,还有所有医院里的浑蛋,在道德方面甚至没有我们高,为什么要让我们坐在这里?这是什么逻辑啊?”

“在这里倒谈不上道德和逻辑,这里的一切都取决于机缘。被关的人就坐在这里,没有被关的人就逍遥自在,就这么回事。而对于我当医生,您有精神病,这其中既无逻辑问题,也无道德问题,只不过偶然罢了。”

“我不懂这种怪论……”伊凡·德米特里奇坐到自己床上说。

由于医生在场,尼基塔不便搜莫伊谢伊卡的身,所以他把一块块小面包、纸币和小骨头摆在自己床上,身子冻得瑟瑟发抖,用犹太语快速地说着什么,就像唱歌一样。

“快放我出去,”伊凡·德米特里奇嗓音颤抖地说。

“这不可能的。”

“可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啊?”

“因为这不是由我做主的。您可以想一想,如果我把您放出去,对您又有什么好处呢?您走出去后,市民或者警察还是会把您送回来的。”

“是的,不错,这倒是实话……”伊凡·德米特里奇说话的同时擦了擦自己的前额,“这真是可怕!可是我又该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安德烈·叶非梅奇十分喜欢伊凡·德米特里奇的嗓音和他那年轻、聪明的脸,因此他尽量地对他温和些,以给他一些安慰。他坐在伊凡·德米特里奇的身边,想了想说:“您真想让我告诉您吗?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从这里逃走。但是遗憾的是如果您这样,是一点儿益处也没有的,您将会被抓住。如果社会想把罪犯、精神病患者和所有不合适的人与自己隔离开来的话,那它将是不可战胜的。所以,您能做的也就是心安理得地待在这里。”

“谁都不需要这样做。”

“既然监狱和疯人院存在,那就应当有人被关在里面。不是我,就是您。不是您,就是其他的第三个人。等着吧,当监狱和疯人院不再存在时,无论病人穿的睡袍还是窗户上的栅栏,都将不再存在了。而且,这样的时代早晚会到来的。”

伊凡·德米特里奇嘲笑了一下,然后眯起双眼说:“您在开玩笑吗?像您和尼基塔那样的先生们是与未来毫无关系的,但是,仁慈的先生,您会相信美好的时代终将到来!就算我说的话过时了,您想嘲笑就嘲笑吧,但是新生活的曙光终将会放射出光芒的,真理终将会取得胜利的,而且节日的喜庆也会出现在我们这条街上!我肯定是等不到了,我会死去的,但是总有子孙后代会等到那一天。我衷心地为他们而感到高兴,为他们高兴呀!前进!愿上帝保佑你们,我的朋友们!”

伊凡·德米特里奇站起来,带着炯炯有神的目光,他的双手伸向窗口的方向,嗓音里含着激动的情绪,继续说:“我会从栅栏里为你们祝福!真理万岁!我感到十分高兴!”

“我可是找不出可以高兴的特殊理由,”安德烈·叶非梅奇说,他认为伊凡·德米特里奇的动作像是在演戏,但是他也非常喜欢,“监狱和疯人院将会不复存在,真理也如您所说的终将获得胜利,然而事情的本质却并没有发生变化,大自然的规律依然如故。人们仍然会和现在一样衰老、生病、死亡。无论多么辉煌的曙光照耀着您的生活,您都会被钉在棺材里,再被扔进墓穴中。”

“那么会不灭吗?”

“唉,还是不说了吧!”

“您不相信吗?可是您看,我相信。我不记得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伏尔泰的作品里,有人就说过‘如果没有上帝,人们也会臆造出一个上帝’。 我深信如果没有不灭,那么人类中伟大的天才早晚有一天会发明一个不灭的。”

“说得太好了,”安德烈·叶非梅奇满意地微笑着说,“您真是有信念,这很好。有了这样的信念,即使一个藏在壁龛里的人也会生活得很好。您一定在哪儿受过教育吧?”

“是的,我上过大学的,但是却没有毕业。”

“您真是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人,而且思想也很深刻。在任何情况下,您都会在自己的内心求得安宁的。追求对生活的理解,追求思考的深刻,蔑视世间无谓的奔忙,这就是一个人的幸福。而您就拥有了这样的幸福,尽管您身处在三重栅栏之内。第欧根尼 只住在一个木桶内,但是他却比世界上所有的君王都要幸福。”

“那个第欧根尼简直是一个笨蛋,”伊凡·德米特里奇闷闷不乐地说,“您干吗和我说起第欧根尼的事呢?”他突然生气了,一下子跳起来,“我热爱生活,热烈地爱着它!我患有受迫害狂症,一直受到恐惧的折磨,但是我的内心也有对生活充满渴望的时候,这时我便担心自己会发疯。我非常喜欢生活,非常喜欢!”

他激动地在病房里走了几步,然后压低声音说:“每当我幻想的时候,幽灵就会来拜访我。我会看到有一些人向我走来,我听到人声、音乐声,我觉得我好像漫步在某处森林和海岸边,于是我渴望忙碌、渴望操劳……请告诉我,那里有什么新东西吗?”伊凡·德米特里奇问道,“那里都有什么东西?”

“您是想知道有关城市里的事,还是只想知道一般情况?”

“那您就先讲有关城市的吧,然后再讲一般情况。”

“有什么好说的?城市里的生活乏味得很……没有人可以说话,没有人的话可以听,也没有新人。不过,不久前刚刚来了一个年轻的医生霍鲍托夫。”

“我还在这里时他就来了。怎么样,是不是一个粗鲁无礼的人?”

“是的,真是一个缺少教养的人。您知道吗,我很奇怪的……从各方面来看,我们的大都市里都没有思想停滞不前的现象,它一直在运动,也就是说那里是应该有真正的人的,可是不知为什么每次从那里派给我们的人,我都看不上他们。真是不幸的城市。”

“是啊,真是不幸的城市,”伊凡·德米特里奇叹了口气笑着说,“那么一般情况又怎么样呢?报纸和刊物上都写了些什么?”

病房里暗了下来,医生站起身来,开始告诉他有关国外和国内的一些消息,出现什么样的思想动向。伊凡·德米特里奇专心地听着,不时地提出一些问题,突然,他仿佛想起了一件可怕的事,狠狠地抓住自己的脑袋,背对着医生躺到床上。

“您这是怎么啦?”安德烈·叶非梅奇问。

“您别想再从我这儿听到一句话!”伊凡·德米特里奇粗暴地大声说,“不要您管我!”

“这究竟是为什么?”

“我不是告诉您,不要管我!您这是干吗?”

安德烈·叶非梅奇耸了耸肩,叹了口气就走出去了。经过穿堂间时他说:“尼基塔,您能不能把这里打扫一下……气味真是难闻极啦!”

“是的,大人。”

“真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安德烈·叶非梅奇走回自己的寓舍,“在我住在这里的全部时间里,他似乎是第一个可以与我交谈的人。他善于思考,关心的也是应当关心的事。”

回到家,他一直在想伊凡·德米特里奇。翌日清晨,他想到自己昨天结识了一个聪明而有趣的人,于是决定一有时间就去看他。

伊凡·德米特里奇双手抱头,双腿紧缩,躺着的姿势和昨天一样,却看不到他的脸。

“您好,我的朋友,”安德烈·叶非梅奇说,“您不会在睡觉吧?”

“我要声明一下,首先,我并不是您的朋友,”伊凡·德米特里奇把头埋在了枕头里说,“其次,如果您想从我的口中套出话,那您就白费心机了。”

“奇怪了……”安德烈·叶非梅奇尴尬地自语道,“昨天我们不是谈得很投机吗?可是您却在突然之间觉得受了委屈,一下子就把谈话中断了……也许是我说得不太妥当,或者可能是我违背了你的信念……”

“是啊,我一直就这么相信您!”伊凡·德米特里奇稍稍抬起一点儿身子,嘲笑而惶恐地望着医生,接着他的双眼红了,“您完全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做密探,打听消息,在我这儿您可没有什么事情要做。我昨天就明白您的来意了。”

“真是奇妙的想象!”医生冷笑一声,“您是说您认为我是密探?”

“是的,我认为……是对我进行试探的密探或者医生,这两者是差不多的。”

“唉,您啊,请您原谅我说句实话,您可真是一个怪人?”

医生坐在床边的方凳上,责备地摇了摇头,然后说道:“可是如果我像您说的是一个密探,就算我采用叛徒的手段把您出卖给警察。您会被捕,然后会受审,但是,难道您在法庭上和监牢里的处境会比在这里差吗?即使您被判处永久的流放甚至服苦设,难道这样会比坐在这间屋里更坏?我认为并不比这更坏……您究竟害怕什么呢?”

安德烈·叶非梅奇的话在伊凡·德米特里奇身上起了作用,他安静地坐起来。这时傍晚五点,平常这个时间安德烈·叶非梅奇会在自己的一个个房间里踱步,达里尤什卡会问他是不是该喝啤酒了。今天外面的天气宁静而晴朗。

“我是吃完午饭后出来散步的,所以就顺便走了过来,这您都看见了,”医生说,“完全是春天啦。”

“现在是几月份了?是三月吗?”伊凡·德米特里奇问。

“是的,都三月底啦。”

“外面的地面上还泥泞吗?”

“不了,不太泥泞了。花园里已经露出小路了。”

“能乘车到城外走走就好了,”伊凡·德米特里奇一边说,一边揉着自己那双发红的眼睛,仿佛刚刚睡醒似的,“然后回到家时,走进温暖舒适的书房,再让一个像样的医生给我治头痛……我很久都没有过人一样的生活了。我真是讨厌这里,真讨厌!讨厌得让人受不了!”

昨天他太兴奋激动了,所以今天他有些疲倦,无精打采,懒得说话。他的手指颤抖,从他的脸色可以看出他正头痛得厉害。

“温暖舒适的书房和这间病房其实也没有什么区别,”安德烈·叶非梅奇说,“人的安宁和满足并不在他的身外,而在他的内心。”

“也就是,怎么说呢?

一般人是期望从外部,也就是从马车和书房得到好的或坏的东西,而一个善于思考的人则从其自身。”

“您可以到希腊去宣传这套哲学,那里的气候温和,酸橙花到处飘香,这里的气候对它不合适。我是不是跟您说过第欧根尼?”

“是的,是昨天。”

“第欧根尼就不需要书房和温暖的房间,没有这些他那里也已经够热的了。他让自己躺在木桶里,嘴里吃着橙子和油橄榄果。如果他到俄国来生活,不用到十二月,恐怕五月他就要求进屋了,身子会冷得缩成一团。”

“不是。寒冷和一般的疼痛是一样的,人们可以不去感知它。马可·奥勒留 说过:‘疼痛只是生命体关于疼痛的一种印象,它可以通过意志的努力而改变,如果抛弃它,停止诉苦,疼痛就会消失了。’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圣贤或者善于思考的人之所以独特,就在于他们能蔑视苦难。”

“您的意思是说我是白痴,因为我无法忍受苦难,又心怀不满,还对人的庸俗性感到奇怪。”

“您这样想是没有用处的。如果您经常去深入思考,就会明白,外部那些使我们激动不安的东西真是微不足道。我们需要努力去感悟生活,在感悟中就会得到真正的幸福。”

“感悟……”伊凡·德米特里奇皱了皱眉头说,“外部的,内心的……对不起,我不理解这些事,我只知道,”他气呼呼地望着医生说,“我只知道上帝用热血和神经创造了我,是的!有机组织如果真是有生命力,那么它就应当对各种刺激有反应。我就是有反应的!对下流的行为我会表示愤怒,对卑鄙的事情我会表示反感,对疼痛我会报以叫喊和眼泪。我认为从本义上讲,这就叫生命。有机体越低级,它的敏感度也就越小,对刺激的反应也就越弱;相反,越高级它对现实的反应也就越敏感、越强烈。您怎么连这个道理也不知道呢?作为一名医生,竟然连这样的小事也不知道!为了蔑视疼痛,保持永远知足和对任何事情不感到奇怪,就需要达到这种状态,”伊凡·德米特里奇说着就指向长满一身肥肉的胖农民,“或者用苦难磨炼自己,直到对它失去感觉,换句话说,也就是停止生存。请您原谅,我不是哲学家,也不是圣贤,”伊凡·德米特里奇激动地往下说,“我对此也是一无所知。我不会讲大道理。”

“不是,恰恰相反,您讲的道理很精彩。”

“您拙劣地效仿斯多葛派 哲学家都是一些杰出的人物,但是他们的学说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僵化了,没有一点儿进步,也不会有进步,因为它一点儿不切合实际也没有生命力。这种学说只能在少数人中间获得成功,这些人会对形形色色的学说进行深入的钻研和细细地品尝,大部分人不能理解这种学说。鼓吹是对苦难和死亡不屑一顾、对财富和舒适的生活无动于衷的学说,在多数人看来也是不可理解的,因为大多数人既没有领略过财富,也没有领略过舒适的生活;让他们对苦难不屑一顾,也就意味着让他们对生命本身不屑一顾,因为人的整个生命体就是由对寒冷、屈辱、丧失、饥饿和哈姆雷特式的面对死亡的恐惧的感觉构成的。整个生命就存在于这些感觉之中,可以对它苦恼,可以对它仇恨,但却不是蔑视。是的,所以我要再说一遍,斯多葛派的学说永远不会有前途。从世纪初直至今天,人们一直在鼓吹对斗争、对痛苦的敏感、对刺激的反应。”伊凡·德米特里奇好像突然失去思维的线索,他停下来,懊丧地擦了擦前额说:“我想说一个重要的话题,可是却有点儿离题了。”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对了!我想说有一位斯多葛派的学者为了替自己的一个近亲赎身,将自己卖身为奴了。您看到,这就说明斯多葛派学者也是对刺激有反应的,因为做出如此舍己为人的行为是需要一个充满激愤之情、富于同情的心灵。在这里的监牢,我把曾经教过的一切都忘了,否则我还能记起一些来。基督被捕的事吗?基督对现实的回答是忧伤、愤怒、哭泣、微笑,甚至是怀念;但是他并未含着笑容去迎接苦难,也没有蔑视死亡,而是在客西马尼园里祈祷让这些离开自己。 ”伊凡·德米特里奇笑了笑,说着就坐了下去。

“就算满足和安宁不在他的身外,而在他的内心,”他说,“就算他对苦难不屑一顾,对任何东西也都不感到奇怪,可是您凭什么来宣扬这一点?您是圣贤,还是哲学家?”

“虽然我不是哲学家,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宣扬这一点,因为它合乎情理。”

“不,我想知道您为什么把自己看作是蔑视苦难和其他的问题上的行家?难道您曾经遭受过苦难吗?您对苦难的概念了解吗?请您告诉我,您小的时候受过鞭打吗?”

“没有,我的父母从不体罚我的。”

“可是,我的父亲曾残暴地打过我。我的父亲是一个专横的官员,他有一个长长的鼻子和黄黄的脖子。不过,我们要谈的却是您,在您的一生中,有没有人用手指碰过您一下,有没有人吓唬过您?您是在父亲的卵翼下成长的,靠他的供给来读书,然后得到一个待遇优厚的挂名差事。二十多年来,您都住在免费的公寓里,有仆役、有照明设备、取暖装置,还可以随心所欲地工作,即使没什么事可做。您生来就是一个懒散、意志薄弱的人,所以一直努力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什么也不用自己担心。您可以把事情交给医士和其他一些浑蛋去做,自己则可以坐在温暖、安静的地方,阅读书籍,积攒钱财,陶醉于各种各样的高雅的荒唐事,而且(伊凡·德米特里奇望了望医生的红鼻子)可以喝啤酒。总而言之,您根本就没有见识过生活,也没有完全认识它,您对现实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上。而您能够蔑视苦难,对什么也不觉得奇怪,凭的就是尘世的空虚,对生、苦难和死的蔑视与理解——这一切都是最适合俄罗斯懒汉的空头议论。比如当您看见农民殴打他的妻子时,您可能会说:‘管他干什么呢?让他揍去吧,反正人早晚都会死的,而且打人的人正以他的殴打行为侮辱自己。’酗酒是愚蠢的,也有伤大雅,但是喝酒会死,不喝酒也会死啊。来了一个婆娘,得了牙痛病……这算什么呢?疼痛不过只是关于疼痛的印象,并且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疾病就活不下去,我们都会死去,所以婆娘你就滚吧,不要来打扰我思考和喝酒。一个年轻人前来请教应该如何生活,如果换成另外一个人,他在回答之前会思考一阵,而在这里却已有现成的答案,努力去理解和追求真正的幸福。而那虚无缥缈的‘真正的幸福’又是什么?当然没有答案。我们被拘禁在这栅栏,忍受着煎熬,受尽了折磨,而这些却是美好而合乎情理的事情,因为这间病房与温暖舒适的书房并没有丝毫区别。真是适宜的哲学,既无事可做,良心又很纯洁,还觉得自己是个圣贤……不,先生,这并不是哲学,也不是视野开阔,也不是思维,而是江湖骗术,是昏睡,是懒惰……是的!”

伊凡·德米特里奇又生气了,他说:“您还是蔑视苦难去吧,说不定您不久就会被门夹了手指,那时您肯定会放开嗓子‘啊’的一声叫出来!”

“可能我不叫。”安德烈·叶非梅奇温和地莞尔一笑说。

“那当然啰!如果是您突然得了瘫痪症,或者有个傻瓜或无耻之徒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头衔当众羞辱您,而您也知道他不会因此而受惩罚,这时您也许就真正明白什么叫‘让别人去寻求理解和真正的幸福’了。”

“您的想法真是独特,”安德烈·叶非梅奇满意地笑了,他搓着双手说道,“您善于总结的天赋让我甘拜下风,您刚才对我做的评语也很出色。说实话,和您谈话是我的一大快事。好吧,我倾听您的意见,现在该轮到您听听我的了……”

这次谈话大约又延续了一个小时,这次谈话给安德烈·叶非梅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他每天都去六号病房,每天早晨和午后都要到那里,而且还经常会和伊凡·德米特里奇一直交谈到黄昏。开始见着他时,伊凡·德米特里奇还有点儿怕生,怀疑他居心不良,自己公开表示对他的反感,后来他也习惯了,从而对待他的态度也由激烈变成了宽容。

不久一种流言在医院里传开了,大家都说安德烈·叶非梅奇医生会经常拜访六号病房。任何人——尼基塔、医士,还有助理护士,都无法理解他的这种行为,而且他在那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大家对他的谈话内容和不开药方觉得有些奇怪。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经常在他家里看不到他,这样的情况在以前从来没有过,达里尤什卡也觉得为难,因为医生喝啤酒的时间不再固定,有时连午饭也不准时了。

六月底的一天,霍鲍托夫医生因事来找安德烈·叶非梅奇,在他的家里也没找到他,于是就来到院子里,正好有人告诉他说老医生去看精神病患者了。他走进侧屋,在穿堂间停下脚步,霍鲍托夫听到了这样的对话。“我们是永远也不会取得一致的,如果您想让我接受您的信仰是不可能的,”伊凡·德米特里奇激动地说,“您根本就不了解现实情况,您也从来没有受过苦,只是在痛苦的人旁边觅食维生 ,而我呢,我从一出生就在不停地受苦。所以我实话告诉您,我认为自己比您高明多了,在各方面都比您精通,是轮不到您来教训我的。”

“我并没有要您接受我的信仰的意思,”安德烈·叶非梅奇小声地说,一副因别人不愿理解自己而遗憾的神情,“问题并不在这里,我的朋友,问题在于您经受过苦难,而我却没有。痛苦和欢乐只是暂时的,咱们还是不要去管它们,它们是和上帝在一起的。问题在于我和您都有思维,我们可以彼此从对方身上看到有能力思维和推理的人,仅仅这一点就能使我们取得一致的意见,不管我们的观点存在多大的区别。如果您知道,我的朋友,我厌恶狂妄、平庸、迟钝,而每次和您交谈我又是快乐的,这多么好啊!您是一个聪明的人,您给我带来了快乐。”

霍鲍托夫把门推开了一俄寸宽的缝,向病房里张望了一眼,他看到伊凡·德米特里奇戴着尖顶帽,安德烈·叶非梅奇则和他并排坐在病床上。疯子做着鬼脸,咆哮着用睡袍裹紧着身子,医生坐在那里纹丝不动,他的脸红红的,一副无奈、忧郁的样子。霍鲍托夫耸了耸肩,冷笑一声,然后和尼基塔交换了一下眼色,尼基塔也耸了耸肩以示回应。

第二天医士跟随霍鲍托夫来到病房,两个人站在穿堂间偷听。

“我们这位老爷子完全被吓破胆了!”霍鲍托夫从屋里出来时说。

“主啊,请您饶恕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吧!”衣着讲究的谢尔盖·谢尔盖依奇一面说,一面小心地绕过一片小水洼,避免自己锃亮的靴子被弄脏了,“说实话,尊敬的叶甫盖尼·费奥多雷奇,出现这种事,我早就料到了!”

从这以后,安德烈·叶非梅奇就发觉周围总是有一种神秘的气氛。助理护士、勤杂男工和病人遇见他时,就会用一种疑问的眼光看着他,然后一阵窃窃私语。小姑娘玛莎是总务主任的女儿,安德烈·叶非梅奇很喜欢在医院的花园里遇见她,而现在当他笑吟吟地靠近她想抚摸一下她的小脑袋时,她不知为什么很快就从自己身边逃开了。

在听自己说话时,邮政支局局长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也不再说“完全正确”了,而是露出难以理解的尴尬表情,只是喃喃地说道:“是的,是的,是的……”一副若有所思、神情凄楚的样子。不知什么缘故他开始劝说自己的朋友戒掉伏特加和啤酒,不过他一向委婉做事,所以没有直说,而是暗示。他有时会讲述一个挺不错的营长,有时会讲述一个可爱的神父,他们两个人都是因为喝酒才害了病,但是他们戒酒以后就完全康复了。

霍鲍托夫也来看过安德烈·叶非梅奇两三回,他也劝安德烈·叶非梅奇放弃酒精类的饮料,但是却没有任何合理理由。

八月份,安德烈·叶非梅奇接到市长的一封来信,请他前去商讨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安德烈·叶非梅奇在指定时间来到市参议会,在那里遇到了地方军事长官,也就是县立学校的校长、参议员——霍鲍托夫,还有一位头发很浅的胖先生,他是作为医生被介绍的。这位医生有一个难念的波兰姓氏,他住在离城三十俄里的育马场,现在因为顺路而进城了。

“这里有一份与您的科室相关的申请,”互致问候后,全体人员在桌边就座,参议员对安德烈·叶非梅奇说,“现在叶甫盖尼·费奥多雷奇说把药房放在主楼实在太拥挤了,应当把它迁到一间厢屋里。这没有问题,完全可以搬迁,但是主要问题在于厢屋打算修理了。”

“没错,不修是不行了,”安德烈·叶非梅奇想了想说,“而且如果把拐角处的那间厢屋改成药房,我估计至少 得花五百卢布左右,这笔开支可是非生产性的。”

大家沉默了一段时间。

“我在十年前就打过报告,”安德烈·叶非梅奇轻声说,“不过上司却说按目前的样子这所医院对城里来说是一种与它的设施不相称的奢侈。它建在四十年代,当时的设施并不是这样的。花在不必要的建筑和多余人员上的支出实在太多了。我认为这些钱够建造两所样板医院了。”

“那就让我们想想其他办法吧!”参议员紧接着说。

“我已经有幸打过报告了,请把医疗部门的规划给地方自治局管理。”

“是啊,那就把钱也转给地方自治局吧,可是它会把钱偷走的。”浅色头发的医生笑了起来。

“真有这种情况,”参议员同意地说,他也笑了起来。

安德烈·叶非梅奇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他看看浅色头发的医生说:“您可得秉公办事啊。”

大家一句话也没有说,有人端上了茶水。不知为什么军事长官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他越过桌子碰了碰安德烈·叶非梅奇的手臂说:“您完全忘记我们了,医生。不过您可像一个出家人,既不打牌,也不喜欢女人。让您和我们这号人在一起,您肯定会觉得乏味的。”

大家接下来又谈了生活在这座城市是多么枯燥乏味。既没有音乐,也没有戏院,而最近一次在俱乐部举办的跳舞晚会上,大约有二十个女士,却只有两个男舞伴。青年人也不跳舞,总是聚集在小吃部的旁边打纸牌。安德烈·叶非梅奇也不用眼睛看任何人,他开始缓慢地诉说着城里的市民是如何把心思、精力和智慧都浪费在纸牌和流言蜚语上了,他们不会也不想在有趣味的阅读和交谈中度过时光,也不想领略智慧所赋予的享受,他们的做法真是令人可惜,令人遗憾啊!只有智慧才有趣味和精彩,而其余的一切都是渺小、低下的。霍鲍托夫专心地听着自己的同事发言,蓦然间发问道:“安德烈·叶非梅奇,今天是几号?”

在得到答复之后,他和浅色头发的医生用以为自己是一个笨拙的考试官的语气向安德烈·叶非梅奇问今天是星期几,一年有多少天,六号病房里是否住着一个了不起的预言家。

关于最后一个问题,安德烈·叶非梅奇有些脸红了,他说道:“是的,是有这么个病人,不过他是一个有趣的年轻人。”

大家没有再向他提任何的问题。

当安德烈·叶非梅奇在前厅穿大衣时,地方军事长官的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他叹息着说:“咱们这些老人真该休息了!”

走出参议会后,安德烈·叶非梅奇突然明白,这只不过是一个意在检验自己思维能力的委员会。他想起他们向自己提出的问题,他脸红了,不知为什么平生第一次开始为医学感到沉痛的惋惜。

“我的天哪,”他在回忆刚才两个医生对自己的盘问时想道,“他们可是才刚刚学过精神病学这门课,刚刚通过了考试——为什么会有这种彻头彻尾的无礼行为呢?他们连一点精神病学的概念都没有呀!”

于是,他平生第一次感到自己受了侮辱,因此非常气恼。

当天傍晚,邮政支局局长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来到他的家里,他没有向他问好就走到他的跟前,紧紧地握住他的双手,用激动的声音说道:“我亲爱的朋友,请您向我证明,您相信我对您的真诚和敬仰,您认为我是您的朋友……我的朋友!”安德烈·叶非梅奇没插上嘴,他又继续激动地说道:“我喜欢您高尚的心灵和教养。您听我说,我亲爱的朋友,可能科学的规则要求医生必须对您隐瞒真实的情况,可是我会像军人那样对您说真话。您得病了!请您原谅我说了实话,我亲爱的朋友,但这却是真的,关于这一点,周围所有人早就觉察到了。刚才叶甫盖尼·费奥多雷奇对我说:‘为了您的健康,您必须马上休息和治疗。’这完全正确!真是好极了!这几天我就请了假,想出去换换空气。请您向我证明,您是我的朋友,咱们两个一起走!一起走吧,还像当年那样生活。”

“我觉得自己很健康,”安德烈·叶非梅奇考虑了一下说,“我不可能出门的。请您允许我用其他的方式向您证明我们的友情吧。”

安德烈·叶非梅奇觉得不明原因地就去某个地方,离开书,离开啤酒,离开达里尤什卡,突然打破自己二十年来建立的生活秩序等,这样的想法简直是一种空想,根本就没法实现。然而,他又想起在参议院发生的对话,以及自己从参议院回家时所体验到的那种沉重的心情,还有短期离开那些愚蠢的人们把自己当作疯子的想法,最终他向邮政局长发出了微笑,问道:“您打算去哪儿呢?”

“去华沙,去彼得堡,去莫斯科……在华沙,我曾度过一生中最幸福的五年。它可是一个迷人的城市!咱们一起去吧,我亲爱的朋友!”

一个星期后,安德烈·叶非梅奇就提交了辞呈,对此他毫不在意。又过了一个星期,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和他坐上了邮局的四轮马车前往最近的火车站。那几天气候凉爽,天气晴朗,天空蔚蓝,虽然到火车站只有两百俄里,他们却行驶了两天两夜,沿途留宿两次。有时驿站端来的喝茶的杯子一点儿也不干净,有时套马费的时间太久,在这时,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的脸就会涨得通红,浑身打着哆嗦,大声吼道:“不要说了!不要强词夺理了!”坐在马车上他一分钟也没有闲着,不停地在讲述自己在高加索和波兰王国的旅行经历,有多少历险,有多少邂逅!他大声地说着话,做出惊讶的表情,凭他那眼神就可以看到他在说谎。另外,他还向安德烈·叶非梅奇脸上喷着气,对着他的耳朵哈哈大笑。他的这种做法使医生很难受,也影响了他的思考。

为了节约,他们乘坐的是三等车厢,一个不能吸烟的车厢。有一半的乘客都是上层人士,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很快就和他们混熟了,不停地从一张椅子走到另一张椅子,大声地说:“真是不该走这条让人生气的路线,这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诈骗行为!骑马可就大不相同啦,虽然一天只能赶一百俄里,但是你会感到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我们歉收的原因是平斯克沼泽干涸,各方面也都太混乱了。”他很激动,大声地说话,别人根本就插不上嘴。他这种掺杂着响亮笑声和生动手势的无休止的闲聊让安德烈·叶非梅奇感到特别疲乏。

“究竟我们两个人谁是疯子呢?”他沮丧地想,“是努力不干扰乘客们的我,还是这个自以为是、不给任何人安宁的自私者?”

到了莫斯科,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穿上他那没有肩章的军礼服和镶着红色牙线的裤子,他戴着军官制帽,穿着披风走在街上,见了他的士兵都向他行军礼。现在,安德烈·叶非梅奇感到他是一个曾经有过贵族气质的人,但是好像他把所有贵族气质中好的作风都给糟蹋尽了,剩下的只是一些坏习气。他喜欢别人侍候自己,甚至在根本不必要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例如他明明看见火柴就放在面前的桌子上,但是他却大声地叫来仆人,让仆人把火柴递给自己;当着女仆的面他就只穿一件内衣,也没有丝毫难为情;对仆人也是不加区分一律都称“你”,甚至连对老人也是这样;他一生起气来就叫别人笨蛋、傻瓜。安德烈·叶非梅奇感觉他的做法都是一种老爷的派头,令人厌恶。

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带自己的朋友首先去了伊维尔教堂,他由衷地进行祷告,含着眼泪深深地叩首。祷告完毕,他深深地叹息,说道:“虽然您不会相信,但是在您祈祷的时候,您的心里似乎会感到安宁的。去吻圣像吧,亲爱的朋友。”

安德烈·叶非梅奇觉得有些难堪,他吻了吻圣像。而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却噘起嘴,摇着脑袋,又悄声祷告了一会儿,泪水又滚出他的眼眶。之后,两个人去了克里姆林宫,在那里他们参观了炮王和钟王,还用手摸了摸它们。他们还观看了莫斯科河南岸的市区景色,参观了救主教堂和鲁米扬采夫博物馆。

他们在台斯托夫餐馆用了午餐,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一面捋着络腮胡子,一面看着菜单,以一个美食家的口吻说道:“看看今天您用什么来招待我们,天使!”

医生吃也吃了,喝也喝了,看也看了,走也走了,然而在他的心里却只有一种感觉:对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十分恼火。他真想撇开他休息一会儿,或者干脆离开他躲起来。而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却认为有责任不让他离开自己一步,并向他提供尽可能多的消遣。没有什么可参观的时候,他就用聊天来帮他消遣。安德烈·叶非梅奇苦熬了两天,到第三天时,他便对自己的朋友宣称自己病了,只想待在家里。朋友却说:“既然这样,那我也留下来。事实上我也该休息了,否则腿是吃不消的。”

安德烈·叶非梅奇躺在沙发上,把脸朝向里面,咬紧牙听着朋友的唠叨。而那一位正兴奋地说着法国早晚有一天会把德国打得落花流水,莫斯科的骗子太多,光凭马的外表是不可能判断它的优点。医生的耳朵嗡嗡作响,心跳也开始加快,但是出于礼貌,他犹豫着并没有请朋友走开或者闭嘴。幸好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在客房里待腻了,午饭后,他出去溜达了。

只剩下了自己一个人,安德烈·叶非梅奇现在可以尽情地感受休息的滋味了,他一动不动地躺在沙发上,意识到自己独自一人待在房间里,是多么惬意啊!真正的幸福是不可能没有孤身独处的时候,天使之所以背叛上帝大概也是想孤身独处吧。安德烈·叶非梅奇一直想整理下近几天自己看到和听到的事,但是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却一直无法离开自己的脑海。这让医生感到有点儿沮丧,可他转念一想:“他可是出于友情、出于博大的胸怀,才请了假和我一起出来的,他看起来又善良、又大度、又开心,可是却十分无聊,无聊得叫人有点受不了。”

接下来的日子,安德烈·叶非梅奇一直自称有病,没有出过客房。他面对着沙发靠背躺着,在朋友用聊天来替他解闷时,他总是忍受着煎熬,当朋友不在的时候,他才能得到休息。他为自己的出行恼火,也为朋友的唠叨和肆无忌惮恼火。他试图将自己的思绪调整到认真、高层次的状态,可是他却怎么也做不到。

“这就是伊凡·德米特里奇所说的,现实对我产生了影响,”他忖道,同时也为自己对小事的计较而生气,“不过,真是荒唐……反正一回到家就可以一切照旧了。”

在彼得堡的日子他也是同样整天不出客房,而是躺在沙发上,只有在喝啤酒的时候才起来。

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总是催他去华沙。安德烈·叶非梅奇不得不用央求的声音说:“亲爱的,我去那儿干什么啊?还是您一个人去吧,允许我回家吧!我请求您了!”

“无论如何是不行的!”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反对地说,“那可是一座迷人的城市,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五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

安德烈·叶非梅奇一直缺乏坚持自己意见的性格,所以迫不得已又去了华沙。在华沙,他从没走出过客房,还是躺在沙发上,他既生自己的气,也生朋友的气,也生仆人的气,因为仆人顽固地不愿听他讲俄语。而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则和平常一样,心情愉快,身体健康,从早到晚满城游荡,还去寻找自己的老相识,有几次他都没有回来过夜。有一次,他大清早回来后就一直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之中,面孔涨得通红,头发也没有梳理,而且久久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口里还喃喃地自语着,最后他停下了脚步说道:“名誉第一!”

他又踱了一会儿,然后用双手抓住脑袋,悲哀地说:“是的,名誉最重要!这该死的一瞬间让我第一次想到要去巴比伦 !亲爱的,”他向着医生说,“您就蔑视我吧!我赌输了!请您给我五百卢布!”

安德烈·叶非梅奇数出了五百卢布,默默地交给他。可他却因羞愧和愤怒满脸通红,并说了一些前言不搭后语的无用誓言,戴上制帽后他就出门了。大约两个小时后,他回来了,猛地坐在安乐椅里,大声叹了口气说:“名誉算是捡回来啦!咱们走吧,我的朋友!这该死的城市,我一分钟也不想待下去了。真是骗子!奥地利的奸细!”

两个朋友回到自己的城市时,已经是十一月了,街上积满了厚厚的雪。安德烈·叶非梅奇的职位已经被霍鲍托夫霸占了,不过他还住在原来的住所里,他一直在等待安德烈·叶非梅奇回来,回来给他腾空医院的公寓。被他称作厨娘的那个其貌不扬的女人,已经住进厢屋。

关于医院的新的流言在城市里传播着,据说那个其貌不扬的女人和总务主任吵过架,后者不得不跪着爬到她跟前,请求她的宽恕。

在回来的第一天,安德烈·叶非梅奇就不得不为自己寻找住所。邮政支局局长胆怯地对他说:“我的朋友,请您原谅我提个无礼的问题,您还有多少钱?”

安德烈·叶非梅奇默默地数着自己的钱,说道:“八十六卢布。”

“我的意思是,”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尴尬地说,“是您总共有多少财产?”

“我不是已经告诉您了,八十六卢布……其他我一无所有了。”

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一直把医生看作一个诚实、高尚的人,但他仍然怀疑他至少要有大约两万卢布的家产。现在,当他得知安德烈·叶非梅奇只是一个穷人,并无以维生,他突然大哭起来,并紧紧地抱住了自己的朋友。

安德烈·叶非梅奇搬进了女市民别洛娃的一所有三个窗户的小屋里,不算厨房这间屋只有三个房间,其中医生住在两间临街的房间里,达里尤什卡、女市民和她的三个孩子则住在第三个房间和厨房里。女房东的相好是一个醉汉,有时他会来过夜,所以每到夜里就会大吵大闹,使得孩子和达里尤什卡饱受惊吓。醉汉一来就会往厨房里一坐,并开始要伏特加酒,大家就会变得很拥挤。于是,出于怜悯,医生就会把哭泣着的孩子带到自己房里,把他们安顿在身边的地板上,这给他带来巨大的快慰。

他依旧在早上八点钟起床,喝过茶后就会坐下来阅读旧的书刊,他已经没有钱买新书了。不知是因为旧书,还是因为环境的改变,阅读已不能深深吸引他了,而是使他觉得疲倦。为了不使自己在无聊中虚度光阴,他为自己的藏书编了详细的目录,并在书脊上贴上了小标签,他觉得这种机械呆板的工作比阅读更有趣,他可以什么也不想,时间却飞快地流逝。即使是坐在厨房里和达里尤什卡一起洗马铃薯或者从荞麦米中挑拣杂质,也让他觉得有趣。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他便会去教堂,站在墙边合上眼的时候,他会一边听着圣歌,一边想自己的父亲、母亲、大学、宗教,这时的他觉得心中安宁、忧郁。离开教堂时,他会遗憾自己的工作这么快就结束了。

他到医院看了伊凡·德米特里奇两次,为的是和他聊聊天。但是,两次伊凡·德米特里奇都异常激动和恼怒,他要求让自己安宁,因为他早已厌倦了空洞的闲聊,他说为了自己所受的苦难,他只求该死的卑鄙小人们给自己一个奖赏——单独拘禁。难道连这一点的要求他们都要拒绝自己吗?当安德烈·叶非梅奇向他道别并祝他晚安时,他也总是吼着说:“见鬼去吧!”

所以,现在安德烈·叶非梅奇拿不定主意还要不要去看他第三次,而他的内心是想去的。

往常的午后,安德烈·叶非梅奇都会在各个房间来回走动,想想心思。而如今从午餐到晚茶这段时间,他就一直脸向靠背躺在沙发上,沉浸在无法排遣的无谓思绪中。他感到委屈,自己工作了二十多年,竟然既没有养老金,又没有一次性的津贴。虽然,他工作得并不十分尽心,可是所有的公职人员,不论他们工作是否尽心,都领了养老金。现代的公正仅仅在于官阶、勋章和养老金,并不是对道德品质和能力的奖励,而是对所有公职人员的奖励,无论他们是否尽职。为什么偏偏让他一个人成为例外呢?他不好意思地从小铺子门口走过,不好意思面对女房东。为了能喝到啤酒,他已经欠了小铺子三十二卢布了。他在女市民别洛娃那里也欠了钱。达里尤什卡悄悄地卖掉了旧衣服和旧书,并向女房东谎称医生很快会赚到一大笔钱。

安德烈·叶非梅奇很生自己的气,因为他在旅行中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大约有一千卢布。怎么说这一千卢布也能派上一点儿用场吧!他也恼恨人们不让他安宁一会儿,霍鲍托夫不时地会把看望有病的同事当作自己的责任。安德烈·叶非梅奇讨厌他身上的种种东西,无论是他吃得饱饱的脸色,还是他令人难受的宽容语气,还是他经常用“同事”这个称谓,还有他那双高筒靴子。最让自己反感的是他认为有责任给自己治病,而且还自认为确实在看病。但是,每次来访他都只是带来小瓶溴化钾和一些大黄 丸。

认为自己有责任看望朋友的还有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他每次进屋来看安德烈·叶非梅奇时都故意装出无拘无束的样子,还不自然地哈哈大笑,然后就说他今天的气色很好,说上帝保佑他正往康复的方向发展,由此可以得出,他认为自己的朋友已经没有希望了。但他至今也没有偿还自己在华沙欠安德烈·叶非梅奇的钱,所以也一直被一种沉重的羞耻感搅得很是苦恼,于是也就努力笑得响一些,并说一些更可笑的话。他的笑话和故事似乎永远没完没了,他的做法无论是对安德烈·叶非梅奇还是对他自己,都是一件很难受的事。他在场的时候,安德烈·叶非梅奇一般都会面向墙壁躺在沙发上。他咬紧牙听着,一层层的怨愤之情积累在他的心头,每次朋友走了之后,他都会觉得这种怨愤越积越高,仿佛要涌向喉咙口了。

为了压制这种毫无意义的感情,他不得不赶紧去想,无论霍鲍托夫和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还是他自己,早晚都要死掉,不会在自然界留下点滴痕迹。如果一百万年后有一个精灵从地球旁边飞过,那它看到的也只能是泥土和光秃秃的岩石了。一切——无论是文化还是道德规范——都没有了,连野草都不长了。

然而这些想法都无济于事,只要他一想到一百万年后的地球,岩石的后面就会露出穿着高筒靴的霍鲍托夫,还有紧张地哈哈大笑着的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甚至他还听到了羞答答的细语:“至于在华沙欠的那笔钱,亲爱的,过几天我就还……一定还的。”

一天午后,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又来了,安德烈·叶非梅奇正躺在沙发上。凑巧的是,这时霍鲍托夫也带着溴化钾来了。安德烈·叶非梅奇吃力地抬起身子,坐起来,双手支在沙发上。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说道:“亲爱的朋友,今天您的脸色比昨天好多了!看上去您的精神很好!真的,很好!”

“快好啦,快啦,同事,”霍鲍托夫一面打着哈欠一面说,“大概您也厌烦了自己的这档子麻烦事吧。”

“咱们一定会好的!”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笑呵呵地说,“咱们还要活上一百年呢!一定会的!”

“活一百年倒不一定,但是活二十年倒是绰绰有余的,”霍鲍托夫安慰说,“不打紧,不打紧的,同事,不要泄气……阴影一定会被带走的。”

“咱们还得让别人看看!”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大笑着拍了一下朋友的膝头说,“还得让别人看看!明年夏天还要去高加索,咱们要骑马走一遍——咯!咯!咯!从高加索回来,您就瞧着吧,恐怕要到婚礼上遛遛了。”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狡黠地眨了眨眼,“我们一定要给您办喜事,亲爱的朋友……一定要给您娶个媳妇儿……”

安德烈·叶非梅奇突然感到积蓄的怨愤就要涌到喉咙口了,他的心剧烈地跳动着。

“真是庸俗!”他说着迅速地站起来走向窗口,“难道您不清楚自己说的话很庸俗吗?”他试图继续用柔和、礼貌的语气说下去,但是却刚刚相反,他忍不住握紧双拳,高高地举过头顶,涨红了脸,浑身颤抖着说:“不要烦我了!滚!你们两个人都滚,都滚!”

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和霍鲍托夫带着不解的目光站起来,怀着惊恐盯着他。

“你们两个人都滚出去!”安德烈·叶非梅奇继续大吼着,“真是两个麻木不仁的家伙!傻瓜蛋!我既不需要你们的友谊,也不需要你们的药,真是麻木不仁的家伙!真是庸俗!真是讨厌!”

霍鲍托夫和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不知所措地面面相觑,只好退到房门口,然后到了穿堂间。安德烈·叶非梅奇一把抓起装溴化钾的药瓶向着他们扔了过去,药瓶落在了门槛上,啪的一声摔得粉碎。

“见鬼去吧!”他用哭腔吼道,同时向穿堂间跑去,“你们见鬼去吧!”

客人离去以后,安德烈·叶非梅奇瑟瑟抖着,就像打摆子一样,他躺到了沙发上,口中还久久地重复着刚才的话:“真是麻木不仁的家伙!真是傻瓜蛋!”

等到他平静下来之后,脑子里想到的首先是可怜的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想到他现在一定会感到非常羞耻,心情也一定很沉重,他感到这一切都是那么可怕,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自己的脑子和分寸都去哪儿啦?对哲学的冷静和事物的理解又都去哪儿啦?

由于羞惭和恼怒,医生一宿都没有睡。上午十点左右,他去了邮政支局,向支局长道了歉。深受感动的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紧握着他的手,同时叹息着说:“咱们不去想那过去的事情了,谁再要是提过去的事,就让他瞎眼,留巴甫金!”他突然间大叫一声,使得邮局的人和顾客都为之一怔。“你搬张凳子来,等一会儿!”他不耐烦地对一个从营业窗递进一封挂号信的女人大声说,“你没看见我正忙着吗?咱们还是不去想过去的事了,”他转向安德烈·叶非梅奇,和气地说,“请您坐下吧,我的朋友。”

他默默地抚摸着自己的双膝,然后说:“我压根儿就没有想向您抱怨,我理解疾病是无情的。您的表现昨天曾使我和医生都大吃一惊,所以我们后来谈了您好长时间。亲爱的朋友,您为什么不好好地关心一下自己的病呢?请原谅我友善的坦率,”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小声说道,“您居住的环境如此不利:肮脏、拥挤、无人照料、无钱治疗……我亲爱的朋友,我和医生都衷心地恳求您听从我们的建议。您还是住到医院去吧!那里有健康的饮食,还会得到照料和治疗。虽然叶甫盖尼·费奥多雷奇说话不好听 ,但是他精通业务,完全可以信赖。他曾向我保证会关心您的。”

安德烈·叶非梅奇被他的真诚和面颊上的泪花感动了。他把手搁在胸口上说:“可敬的朋友,不要相信!不要信他们!这只是一个骗局。我的病原在于二十年来我只在全城找到一个有头脑的人,但是这个人却是一个疯子。我什么病也没有,只不过落入了一个魔圈。而且根本就没有跳出这个魔圈的出口。我倒是无所谓,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还是去住院吧,亲爱的朋友。”

“我是无所谓,即使跳进了陷阱。”

“答应我吧,亲爱的,您保证在各方面都要听从叶甫盖尼·费奥多雷奇的。”

“好吧,我答应您。不过,我可敬的朋友,我落进了一个魔圈。现在所有的事情,甚至是我的朋友们的真诚的同情,都只会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我的毁灭。我正在毁灭,而且我有勇气承认这一点。”

“亲爱的,您一定会康复的。”

“您还说这个干吗?”安德烈·叶非梅奇恨恨地说,“很少有人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还能体验到我现在的感受。如果人们说您患了肾脏或者心脏扩大之类的毛病,或者说您是疯子或罪犯,如果人们突然注意到您,那您肯定就会落入一个魔圈,您休想从中走出来。如果您竭力想走出来,您就会越发迷路。您还是投降吧,因为任何人的努力都是救不了您的。这就是我的真切感受。”

这时,营业窗口前已经聚集了好多人。为了不妨碍邮局的工作,安德烈·叶非梅奇决定起身告辞,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一直把他送到临街的门口。

同一天傍晚,穿着短大衣和高筒靴的霍鲍托夫突然来到安德烈·叶非梅奇家里,他说话的语气,好像并没有发生过昨天的事,他说:“我有事才来找您的,同事。我是来请您的,您愿意和我一起进行一次会诊吗?”

他考虑到霍鲍托夫可能是想通过散步让自己散心,或者真的想让自己挣点儿钱,安德烈·叶非梅奇就穿好衣服跟他走到外面。他很高兴能有机会补救自己昨天的过错,并且借机与他和解,所以他在内心里是感激霍鲍托夫的,而霍鲍托夫也只字未提昨天的事,看样子已经原谅了自己。这个粗野的人竟然会有如此委婉的态度,这是很难期望的。

“您的病人在哪儿呢?”安德烈·叶非梅奇问。

“在我的医院。我早就想让您去看看了……这是一个极其有趣的病例。”

两个人来到医院的院子里,他们绕过主楼,走向安置精神病人的六号病房。而不知为什么这里一切静悄悄的,他们走进屋时,尼基塔照例一跃而起,挺直了身子。

“这儿有一个病人的肺部出现了并发症,”霍鲍托夫悄声说,“您稍等一下,我马上就回来。我去拿一副听诊器。”说着他就出去了。

天色已经变黑了,伊凡·德米特里奇在自己的病床上躺着,他把脸埋进枕头里。瘫痪的病人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轻声地哭,嚅动着嘴唇。胖农民和前邮件分拣员都睡着了。病房里静悄悄的。

安德烈·叶非梅奇坐在伊凡·德米特里奇的病床上等着,大约半个小时过去了,走进病房的却是尼基塔,他抱着一捧病人穿的睡袍、内衣和一双便鞋,轻声地说:“请您穿上吧,大人,这就是您的床,请您到这边来。”他指了指旁边的一张空床说,“没关系,上帝会保佑您的。”

现在,安德烈·叶非梅奇明白了一切,他一句话也没有说,默默地走到尼基塔指向的病床前,然后坐下来。他看到尼基塔站在那里等着自己,便脱了个精光,这时的他觉得很难为情。然后他就穿上病人的内衣,内裤显得有些短,而衬衫又太长了,睡袍上有一股熏鱼的气味。

“您一定会好的,上帝保佑您。”尼基塔又重复了一遍。然后他就把安德烈·叶非梅奇的衣服抱起来,走出了病房,并随手关上了门。

“反正都一样……”安德烈·叶非梅奇想道,一面羞怯地用睡袍裹住自己的身子,他觉得穿上这件新的外衣就像一个囚犯似的,“反正都是一样……反正都是一样,不管是长礼服,还是制服,还是这件睡袍……”

可是怀表怎么办呢?还有那个笔记本?卷烟?尼基塔把我的衣服带到哪里去啦?现在看来,到死都不可能再穿上坎肩、西裤和靴子了。刚开始的时候,他觉得这一切似乎有点儿奇怪,甚至不可理解。这时,安德烈·叶非梅奇才确信六号病房和女市民别洛娃的小屋根本就没有丝毫区别,世上的万物都是荒诞无稽、空虚无谓的。他的双手在发抖,双脚变冷,一想到伊凡·德米特里奇不久就可能起来看见自己也穿着睡袍,他不免就会心惊肉跳。他站了起来,来回踱了几步,又坐了下来。

就这样。他坐了半个小时,又坐了一个小时,坐腻了,发愁了,难道自己要在这里坐上一天,一星期,甚至一年、几年,就如这些人那样吗?可他坐了一会儿,站起来踱了几步,又坐下。那么,自己以后怎么办?会不会像一个木偶一样一直坐着,想着?不,这恐怕做不到。

安德烈·叶非梅奇躺下去,随即又坐起来,他用袖子擦去额头上的冷汗,觉得自己的整个脸孔都是熏鱼的气味。他又来回踱了几步。他困惑地摊开双手说道:“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误会……我应当去说明这里是有误会的……”

这时伊凡·德米特里奇醒了,他坐了起来,用拳头支着双颊吐了口唾沫,然后他懒洋洋地看了看医生,看样子他一下子也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不久他那睡眼惺忪的脸上露出了一副凶相和嘲讽的表情。他眯起一只惺忪的眼,用嘶哑的声音说道:“哈哈,连您也被关到这儿来啦,亲爱的!很高兴见到您。您饮了别人身上的血,现在别人也要饮您身上的血。”

“其实这是一场误会……”安德烈·叶非梅奇说道,他被伊凡·德米特里奇的话吓了一跳,接着他耸了耸肩又重复了一遍:“其实这是一场误会……”

伊凡·德米特里奇又啐了口唾沫,躺下之后的他发着牢骚说:“该死的生活!这种生活又痛苦又屈辱,到头来可不是对受苦受难的奖赏,也不像歌剧里那样会有一个壮丽的结局,我们的结局只是死亡,来几个汉子就会抓住我们的手脚往地窖里拖。嘣!好,没事了……不过在那个世界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节日……我会变成鬼影从那个世界里来到这里,吓唬这群败类。我会让他们吓白头发的。”

莫伊谢伊卡回来了,看见医生,伸出手说:“请给个小钱吧!”

安德烈·叶非梅奇走到窗前,眺望田野。天色已经变暗,尽头升起一轮寒冷、皎洁的圆月。离医院围墙不超过一百俄丈的地方,一座高高的四周被石墙围着的白色房屋耸立着,这是一座监狱。

“这就是现实!”安德烈·叶非梅奇想着,心里不由得害怕起来。月亮、监狱,还有围墙上的钉子和远处烧骨厂升起的火焰都让他害怕。安德烈·叶非梅奇转过头去,看见了一个胸前挂着闪闪发光的勋章和星章的人,他微笑着,还狡黠地眨巴着一只眼睛。这景象看起来也很可怕。

安德烈·叶非梅奇试图说服自己相信月亮上和监狱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心理健康的人都会佩戴勋章,一切到将来也都会腐朽,化作泥土,但是,蓦然间绝望的情绪充塞他的心头,他用双手紧紧地抓住栅栏,用尽全身的力气去摇它,坚固的栅栏并没有被摇落下来。

后来为了消除自己可怕的心理,他走到伊凡·德米特里奇的床边坐下来。

“我的精神都快崩溃了,亲爱的,”他喃喃地自语道,同时浑身发抖,不停地擦着冷汗,“精神真的要崩溃了。”

“您发表的真是高见啊。”伊凡·德米特里奇嘲弄地说。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是的,是的……您似乎说过在俄罗斯根本就没有哲学可言,可是大家却都在高谈阔论,甚至连小人物也是这样。不过小人物的议论可是对别人没有任何危害呀。”安德烈·叶非梅奇仿佛都要哭出来了,他想得到怜悯,“亲爱的,您为什么要这样幸灾乐祸地嘲笑呢?如果这个小人物心有不满,怎么能叫他不发表议论?一个聪明、高傲、酷爱自由、受过教育、像上帝一样的人,除了到一个愚蠢肮脏的小城里去行医,一辈子和芥末膏、拔火罐、水蛭打交道,是没有别的出路的,只能是招摇撞骗、狭隘浅薄、庸俗低级!哦,我的天哪!”

“您简直在说蠢话。如果您讨厌当医生,您就去当大臣。”

“干什么,干什么都不行。我们太虚弱,亲爱的……我曾经觉得什么都无所谓,热情、健康地思索,但是只要生活一粗暴地触碰到我,我立刻就会失去了勇气……消沉了……我们真是太虚弱,我们也真是太糟糕……您也是一样,亲爱的。您聪明、高尚,还在吃奶的时候就吸取了美好的激情,但是一旦进入了生活,您就会疲惫不堪,生起病来……虚弱,虚弱!”

随着傍晚的来临,安德烈·叶非梅奇感到更加的苦恼,最后他想到了自己想喝啤酒和抽烟。

“我一定要从这儿出去,亲爱的,”他说,“我要让他们把火拿到这儿来……我不能这样做……但是没办法……”

安德烈·叶非梅奇走到门口,打了开门,但是尼基塔马上跳了起来挡住了他的去路。

“您要去哪儿?不行!不行的!”他说道,“您该睡觉了!”

“可是我只想出去一会儿,只是在院子里走走!”安德烈·叶非梅奇急忙地解释。

“不行!不行的!没有人吩咐过,您是知道的。”

尼基塔“砰”的一声关上门,并用背抵住门。

“但是,如果我从这儿出去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呢?”安德烈·叶非梅奇耸了耸肩问道,“我真的不懂!尼基塔,我应当出去的!”他用发抖的声音说,“我需要!”

“不要搞得没规矩,这样不好!”尼基塔坚持说。

“鬼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伊凡·德米特里奇突然大喊起来,说着就跳起来,“他有什么权利不让我们出去?他们为什么要把我们关在这里?法律明明白白写着,未经审判谁也不可以被剥夺自由!这简直是暴虐!恣意妄为!”

“当然是恣意妄为了!”安德烈·叶非梅奇说道,伊凡·德米特里奇的喊叫让他鼓足了勇气,“我需要,我应当出去。他无权这样做!我跟你说,你放我出去!”

“听见了吗,你真是一个笨畜生!”伊凡·德米特里奇大吼道,同时不停地用拳头捶着门:“开门,否则我会从里面把门砸破的!剥皮鬼!”

“开门!”安德烈·叶非梅奇浑身发抖地大吼道,“这是我的要求!”

“你就一直说下去吧!”尼基塔在门外回答,“说吧!”

“至少您应该去把叶甫盖尼·费奥多雷奇叫来!您去告诉他,我只请他来……一小会儿!”

“明天他自己就会来的。”

“他们是永远也不会放咱们出去的,”这时伊凡·德米特里奇继续说,“他们要让我们在这儿烂掉!哦,天哪,难道在那个世界真的没有地狱吗?这些坏蛋难道会得到宽恕吗?公正在哪里?开门,你们这些坏东西,我快憋死啦!”他用嘶哑的声音大喊道,同时不断地把身体撞到门上,“我真的不要命了!你们这群杀人凶手!”

尼基塔迅速地打开门,粗暴地用双手和一只膝盖推开了安德烈·叶非梅奇,然后猛地一拳打在他的脸上。安德烈·叶非梅奇觉得一股巨大的咸浪劈头盖脸地将自己淹没了,并且自己已经被他拖到床边。他好想出去,不停地舞动着双手,不知抓住了谁的病床,这时尼基塔在他的背上狠狠地打了两拳。

伊凡·德米特里奇大声叫喊,想必他也挨了打。

一切复归了平静,疏淡的月光透过窗栅照进来,在地板上落下一个宛如一张网的影子,真可怕。安德烈·叶非梅奇躺下去,屏住呼吸,他惊恐地等待着第二次挨打,仿佛有人正拿镰刀捅进他的身子,在他胸腔和肠子里不停地搅动,因为疼痛,他咬住枕头,咬紧牙,突然一个可怕而难以忍受的想法闪过他那一团乱麻似的脑海,这些在月光下仿佛一个个黑影似的人们,以前经受的正是这样的疼痛,而在这连续的二十多年里他竟然毫不了解,而且也没有想要去了解,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呢?他不懂,也没有疼痛的概念,也就是说这根本不是他的过错,但是尼基塔竟然如此不可通融,如此粗暴,这让他从头冷到脚。他从床上跳了起来,想竭尽全力大喝一声,想尽快跑过去打死尼基塔,然后就是霍鲍托夫、总务主任和医士,最后还有自己。但是他的胸腔里发不出一个声音,而且双脚也不听使唤。他只能喘着气,猛地揪住自己胸口的睡袍和衬衫,把它们撕破。然后,他倒在床上失去了知觉。

第二天早晨,安德烈·叶非梅奇头痛、耳鸣,觉得浑身上下都不舒服。他回想起昨天自己的软弱无力,但他并不为此而感到羞耻。昨天他显得十分怯懦,甚至连月光也害怕,但却真诚地说出以往自己不曾怀疑的感觉和思想。例如小人物感到不满情绪而爱发议论的想法。不过,现在看来好像都一样。他不吃也不喝,躺在那里也不动弹,也不声不响。

“我反正都是一样的,”当别人向他提问时,他就这样想,“我不会回答……反正都是一样了。”

午后,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来了,他带来四分之一俄磅 的茶叶和一磅的水果软糖。达里尤什卡也来了,整整在他病床边站了一个小时,她脸上的表情木然而悲哀。霍鲍托夫医生也来看他了,他带来了一小瓶溴化钾,并吩咐尼基塔在病房里点上一些有香味的东西熏一熏。

傍晚时,安德烈·叶非梅奇中风而死。起初,他感到冷得很厉害,一直想吐,他感觉有一种很难受的东西透过全身,甚至渗进了十根手指,又从胃部弥漫到头部,淹没了双眼和耳朵,他的两眼一片漆黑。安德烈·叶非梅奇的心里清楚自己的大限已到,于是想到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伊凡·德米特里奇和千百万的人都相信永生。万一确实有这样的事情呢?可是他并不希望自己能够永生,他只是在一瞬间想过它。一群美丽异常、婀娜多姿的鹿从他的身边跑过,昨天他读到关于这些鹿的故事,然后一个拿着挂号信的女人向他伸过手来……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说了点儿什么。接着一切就都消失了,安德烈·叶非梅奇从此永远失去了知觉。

几个男勤杂工抓住他的手和脚,把他抬到小教堂里。他睁着眼睛躺在桌子上,夜里的月光洒在他的身上。早晨谢尔盖·谢尔盖依奇来了,他向着有耶稣像的十字架虔诚地做祷告,合上自己前任上司的双眼。

一天以后,安德烈·叶非梅奇下了葬。参加葬礼的只有达里尤什卡和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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