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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门铃响了两遍后季海滨才停止敲击键盘,他拉开窗帘,扑了扑扬起的灰尘,将刚刚一气呵成的几场戏又一气删光,满心不悦地下楼开门。

门外是一位年纪在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的女生,体态比少女成熟,眼神又比熟女青涩,穿着素色连衣裙,留着短发,很精神,也很日系,但季海滨一眼能看出她是中国人—东京人可不像北京人那么具有家国情怀,会随手拿着2020年的奥运宣传纸。

“民宿是前排的那幢房子,你走错了。”季海滨说完就要关门。

“等一下。”女生气势汹汹地拉住门框,不太肯定地看着季海滨,“我叫杜安宁,你就是……‘七少爷’?”

“我去,那你就是被白嫖了呀!”

首都机场国际出发层的冷气开得很足,不仅将那张防止全球气候变暖的巨幅公益广告变成了笑话,更像是在下逐客令,却让一些飞往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的旅客占了便宜。他们纷纷从箱子里抽出羽绒服,坐在星巴克里笑看他人哆嗦。

收拾行李车的工作人员侧目而过,坐在对面的闺密被乔麦这声暴吼激得满脸羞红,伸手堵住她的嘴,让她可别再叨叨了。

乔麦蹭开闺密的手,无所顾忌地继续发难:“你怎么这时候才跟我说呀,我都要回日本了,前两天你怎么不告诉我?”

“告诉你有什么用啊!”闺密带着哭腔委屈万分,“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我们……去找他!”嘴上这么说,但乔麦的身体并没有从椅子上挪开。

“找到又能怎样,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事情发生也得给个说法呀!”

“他给了。”闺密说,“但我和他现在只能这样,反正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你他妈能别再说‘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吗?”乔麦气呼呼地拿起登机牌走向安检口,没走多远又折了回来,将包里一本封面花哨的小说丢在桌上,“书你拿回去吧,别再跟这种人联系了,他联系你,你也别搭理,听见了吗!”

七月的东京,紫阳花和香樟树生长得格外茂盛,越过公园和私家庭院的围墙,像是在尽情嘲笑那些被五花八门的旅行广告吸引而来的游客。

每两小时更新一次的天气预报不停地告诫在外行走和工作的人小心中暑,但远道而来的游客们不在乎,他们顶着烈日,买光了街头与车站贩卖机里的冰镇饮料;以东京站、新宿或上野为端点,向这座刚刚步入“令和”新时代的超级大都会的东南西北散去。

和大多数降落在成田机场的旅客不同,杜安宁在机场大巴和京成线的出口之间做了个抉择。她毅然决然地瞄准有着四国语言的指示牌,和她那轻盈的登机箱一起直奔出租车接客区。

统一印着“2020东京奥运会”广告的黑色丰田出租车在阳光下像大油头般锃亮,司机们的着装统一,将“城市名片”的概念展现得一目了然。

现在全世界都将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看作日本第三次腾飞的起点,同时也是奥运会依靠亚洲力量重开盛典的希望,总不至于以后所有奥运会真的都由中国举办吧……

“你好,去这个地方。”杜安宁用英文说,并给司机递上一张纸条。

司机并不能听懂这个中国女人在讲什么,周围也没有蜂拥而至的免费志愿者来帮忙,但这不妨碍工作的开展。他在车载卫星地图里输入纸上的地址,自言自语地捣鼓了一阵就信心满满地出发了,好比没带翻译的外交家们见面后各说各的也能签署协议。

“这家伙吃软不吃硬,别激怒他,有话好好说,你是新面孔,他估计会对你客气点,但也只是估计……总之,见风使舵,借坡下驴,把合同搞定。”这是王主编昨天在杜安宁离开公司前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所有员工中就只有她这个入职不到一个月的新人,自告奋勇地接下了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她不明白“七少爷”和自己究竟谁是驴。

杜安宁的思路也清奇:终于可以去东京转一圈了,撒个娇说点漂亮话拿下合同,回程的时候再顺便……再顺便去一趟首尔找他……

想到这里,杜安宁把惊喜像鱼饵一样抛出去,给一个无记名的号码发去信息,告诉对方自己到东京了,只待一晚,工作一结束就去首尔。无奈这信息时代的“鱼饵”没能迅速激起涟漪,等她到了季海滨家门口都没个回信。

炉灶上的水壶在沸腾的颤动中发出“呜—呜—”的声响,季海滨刚要起身,杜安宁就先他一步冲进了厨房。

“明明有可以自动断电保温的电水壶,为什么还用这么古老的方法烧开水?”杜安宁问。

“我们还没有那么熟吧?”季海滨翻着无印良品的宣传杂志说,“你就这么一声不吭地跑到别人家来,是不是有点不礼貌?”

“啊?”杜安宁端着两杯抹茶回到季海滨面前,轻放在茶几上,“是王主编让我来的,他没跟你说过吗?”

季海滨喝了一口茶,杜安宁继续打量着他:“王主编说得还真对呢,幸亏我事先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不然谁会相信你就是‘七少爷’啊!”说完居然仰头大笑起来。

可能是发现自己好歹在别人家吧,杜安宁收敛了一下笑姿,沉默地喝完抹茶,难以抑制地对季海滨补了两刀:“但你跟对外宣传的样子完全不同呀!怪不得一直走神秘路线呢!”

山手线的日暮里站,这里是地道的下町,也是“古根千”的起源。从西口出去,走过一条孤独而轻松的下坡路,就会看见在许多日本影视剧中都亮相过的“夕阳阶梯”,两边敦实紧凑的建筑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了泥土中,生长出来自江户时代漫漫岁月的气息。

半年前,在手头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季海滨极富激情地在这里租下一座两层小屋,院子可以忽略不计,但二楼有一个朝向不错的阳台。到了晚上,可以吹着夜风,闻着酒香,听风信子“叮叮当当”地叫唤。

“你真的白跑了。”季海滨说,“我真的不会继续写下去了。”

杜安宁突然往后挪了两步,学着日本人的方式很夸张地一下子扑倒在季海滨面前:“拜托了‘七少爷’,请一定要继续写下去呀!”

“对不起,我真的不行,哎!你别来这套,也别叫我‘七少爷’。”季海滨把杜安宁扶起来,“我不知道你们主编为什么要把你派来,同样的话我跟他说过很多遍了,我不想继续写了,我都躲到日本来了。再说,我写了整整十年,顺利完结,合同马上也就到期了,我也尽职尽责了呀!”

“但是读者们喜欢啊!”杜安宁抬起头说,“人家周杰伦开完演唱会如果歌迷们喊‘安可’都会回场再唱一两首呢,你这个‘七少爷’怎么这么大牌呢?”

季海滨不理会杜安宁,收好托盘和茶杯。

“我听主编说你要改行做编剧。从来都是编剧立志当文学家,你倒好,倒行逆施!”

“我他妈这样还能叫‘文学家’……”季海滨走到玄关的鞋柜前取下一双外出用的鞋。

“你要出门吗?”杜安宁问。

“送你去机场。”季海滨已经穿好了鞋。

“送我……我的工作任务还没完成呢!”

“你完成不了的,不如早点回去。”季海滨说,“我看你连行李箱都没带,还真是有速战速决的心……”

“哎呀!”杜安宁拍着大腿叫起来,“我的箱子!”

行李箱老老实实地竖立在下车地点,无人在意,平添了几分悲凉。

从大学开始,这只旅行箱跟着杜安宁度过了六年,飞遍了北半球值得去的所有地方。她先后十几次从“失物招领处”奇迹般地把它完好无损地找回来。最后一次在戴高乐机场,当她来到“失物招领处”,面对一脸困倦只会摇头耸肩的法国员工时,突然发现不远处一个男人正坐在自己的箱子旁,专心地看着机场里免费发放的报纸。

那是杜安宁第一次见他,一番简单核对后,他把箱子还给了杜安宁。在窗外客机巨大的起飞声中,他微微贴近杜安宁说自己叫“伊森”。那一刻杜安宁觉得其实叫什么一点都不重要,哪怕他说自己叫“伊森·亨特”。所以她也根据自己中文名的谐音告诉“伊森”她叫“安妮”。

原本要分别飞回北京和上海的“伊森”与“安妮”从巴黎去了里斯本,理由简单扼要—他们都没去过这个最靠近大西洋的欧洲城市。

在葡萄牙的那几天,伊森只接过一个电话,之后就再也没见他和别人联系。两人完全沉浸于这个曾经引领过大航海时代的国度里,即便没有攻略、没有准备,甚至连欧元现金都不充裕,但他们依旧很容易地找到了达·伽马长眠的热罗尼莫斯修道院和阿尔法玛老城区。

在一家中世纪风格的小酒馆里,伊森孤独而缄默地喝着啤酒,既不关心热辣的女郎,也不在乎周围人的目光,像长途归来的异乡水手,知道自己命运的终点不在这儿。一股梦幻般的使命感缠绕住杜安宁,她想成为这名水手的船长,告诉他,自己就是他最后一站的港口。

从第二个夜晚开始,他们决定放弃这两天来对人类天性的束缚—后来已经无法记清是谁先触碰到了对方,可见理由是一个可笑的发明,用来给“谎言”作修饰的。

在那间被地中海南岸湿咸的海风灌满的三楼小屋里,月光的角度不偏不倚、亮度不明不暗地穿透随风鼓动的白色窗帘,深色地板上两对大小不同脚印踩出的水痕一路追逐到木质床边,浴袍和睡衣被丢在另一侧靠窗的长凳上,没有喝完的红酒散发出沁人的香味,配合着挂钟指针走动的嘀嗒声。

杜安宁瞪大眼睛,看见天花板上的吊扇缓慢旋转着,光影肆动。这个认识还不满48小时,甚至连真名都没问过的男人轻轻侧压在自己身上,熟练且充满技巧地挑逗她的感官和情绪,不慌不忙地攻破她的一切防御。当她终于以投降的姿态主动将男人的头按向自己时,她不可避免地想到九千公里外和自己交往了四年的男友。

“停下来。”杜安宁闭上眼睛坚定地说。

伊森没有立刻遵从杜安宁的命令,舌尖从她的腹部滑向胸前,继续在她的身体上贪婪地占有了一会儿才骤然停下。

“停下来!”杜安宁加重了语气重复道。

伊森笑着回到杜安宁的耳边:“好,我听你的。”

杜安宁猛然睁开眼睛,伸手摸了摸伊森剃得很干净的面颊,挣扎着告诉他:“我不是在跟你说话。”

伊森迟疑了一下,心领神会地吻住杜安宁。女人带着犹豫咬住自己的舌尖和嘴唇以克制冲动,于是他更为热烈地回应,像是要吞噬掉某颗即将寿终正寝的恒星。

“进来。”杜安宁在伊森的肩头抓出四道指印。

“什么?”伊森问着,而他的手已经落向杜安宁因呼吸不平稳而颤动的腰际。

杜安宁搂住伊森的脖子,以前所未有的认真态度再次发出邀请:“伊森,进……”

之前的温柔从海浪冲击断崖下礁石的那一刻起消失,更强烈的海风吹动咯吱作响的窗棂和前后摆动的摇椅,杜安宁侧过脸,想要用目光够及月色,但被男人拨正,她能明显感受到一种从雄性眼神中流露出的占有欲。

“你不怕吗?”杜安宁问。

伊森没作回答,在一段持续相撞后,他慢慢平息下来,但依旧不舍得离开杜安宁。

“喂!”季海滨对着杜安宁打了个响指。

杜安宁回过神,想检查一下有没有什么物件丢失。但这在季海滨看来完全没必要:“既然箱子在,里面的东西就肯定在,在日本,盗窃罪判得比强奸罪还重呢!”

“这好像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吧!”杜安宁惊恐的眼神从下车的地方一直持续到走进日暮里站,三号站台前往成田机场的电车将在三分钟后出发,此刻还有空位。

“不用我继续送你了吧,这辆电车可以直接到成田机场,说不定你还能赶回去吃晚饭呢!”

杜安宁白了季海滨一眼,知趣地上车。季海滨没走开,两人四目相对,有点尴尬。在车门即将关闭的那一刻,杜安宁突然又抱着箱子跳了出来,吓得站台上的工作人员急忙上前查看。

“你在日本这么做是会坐牢的!”季海滨教训道。

“我不管!反正今天不走了,来都来了,好歹吃顿饭、住一宿吧?”

“啊?!”

每次来东京,季海滨都要在安顿好之后去一趟上野恩赐公园,如果季节合适,就到不忍池边看看荷花,或者在正冈子规球场外看一场中年大叔们的棒球赛,那些带着体膘奔跑的身影似乎更有青春的样子。

常去的寿司店外已经有了排队的客人,15平方米左右的大小,两位师傅站在回转台里忙碌着,各式各样的握寿司在十指尖迅速成型。全场只有一位女生既当服务生也当收银员,她兴致勃勃地喊着“欢迎光临”和“谢谢惠顾”。

杜安宁举杯喝了一大口生啤,用手背擦着嘴角的沫渍问:“你为什么选择住在这附近?”

“你觉得这里……不好吗?”季海滨以问制问。

“哦,不,我不是说这里不好,只是单纯地想知道你为什么选择长期居住在这里,这不算什么不可告人的隐私吧?”

季海滨转动着酒杯:“之前来日本旅行的时候,我都是住在日暮里站附近,一开始是因为这里的酒店和民宿多而且便宜,往返成田机场也方便,住久生情,就赖在这儿了。”

“我听王主编聊起过你,就你去过的那些地方而言,你似乎更喜欢伊斯坦布尔和纽约,‘如果从全世界所有国家的首都里选一个,那应该是伊斯坦布尔;如果全世界只有一座城市,那就应该是纽约’,这是你的原话吧?”

季海滨被杜安宁逗笑了,从手机里翻出多年前发过的一条朋友圈给她看,一字不差。

杜安宁的目光落在季海滨的自拍照上:“你那个时候好瘦啊,怎么现在胖成这样?”

季海滨从杜安宁手中抽出筷子:“别吃了!”

“吃呢吃呢!”杜安宁拦住季海滨,摆出一副认真思索的样子,“嗯……所以,对于你这样一个条条框框很多的人来说,喜欢上一个地方或者喜欢上一个人,是不是很难?”

季海滨感觉不对劲儿:“等一下,你是在套路我吗?我哪里条条框框了?”

杜安宁回避了季海滨的责问,对照着价目表仔细清算自己究竟吃了多少钱:“绿色盘是100元,蓝色盘是150元,黄色盘是240元,红色的是……啊!红色盘要470元!天哪,这还没算消费税,我究竟吃了些什么?!”

作为京成电铁和山手线的重要一环,上野有了国内旅客集散中心的味道。在浅草通错乱的支路上,经常能看到讲中文的服务员在囔囔着招揽顾客,以至于不少黑人兼职都学会了一两句。

“看在我就只待一天的分儿上,你推荐我去哪里转转?”杜安宁问。

“就在这儿转转。”季海滨说。

距离上野公园正门不远的一家电器行里中国买家络绎不绝,这些客人要么是刚到东京下了车便被异国情调笼罩,迫不及待地买买买,要么是即将离开东京去做最后一番搜刮以慰藉前几日的小心翼翼,而这两拨人撞到一起还彼此看不顺眼,像是新婚少女和离婚少妇之间的互不对付。

季海滨和杜安宁从中央通的入口爬了几十层台阶走进上野公园,不仅炙热的阳光被成荫的绿叶吸收,连外界的纷杂似乎也被缓缓驶出站台的电车带走了。

“公园在国内也不是什么稀奇东西,但为什么我在这里会有一种很不一样的感觉?”杜安宁走了不到二十米后问。

“我回答不了你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也有同样的疑惑。”这种奇怪的感觉从季海滨第一次来到上野公园时就存在了。这里有一种非比寻常的恬静与和谐,特别是在夏季的工作日里,上野公园几乎被骑着电动自行车的家庭主妇和学龄前儿童们占据,不论是裸露在阳光下的棒球场,还是树荫下清凉的草地,或是往空中喷洒水汽的星巴克和张贴着最新展览广告的美术馆,到处都洋溢着生活至上的笑脸。

“好干净啊……”杜安宁低声说。

两人坐在音乐学院附近一棵有近五十年树龄的樟树下,艳阳中的音乐学院看起来还算正常,而季海滨第一次来这儿时不巧正天黑,加之冷冽阴森的维新时代建筑风格,令他感觉像是置身《金田一探案集》里某个案发现场的边缘。

杜安宁去贩卖机买了两罐口味不同的汽水让季海滨挑选,季海滨把蜜桃口味的让给了她,告诉她,在日本,不论买汽水还是果酒,最好只买桃子味的。但刻在女人基因里的怀疑天性诱导着杜安宁非要尝一口季海滨的樱桃味汽水,然而只一口,她便受不了了,急忙跑回贩卖机又买了一瓶矿泉水漱口。

“刚刚经过国立博物馆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半身的铜像,那人是谁?”杜安宁问。

“你说的应该是鲍德温医生。”季海滨像是试药一样喝了一口樱桃味汽水,“那个人就是上野公园的源头。”

“他建造了上野公园?”杜安宁将矿泉水递给季海滨。

季海滨摇手,既谢绝了杜安宁的好意,也否定了她的猜测:“鲍德温不是建筑师,他是荷兰的军医。明治维新后,日本一根筋地认为但凡是西方有的就一定是好的,不然天皇也不会下令全国人民去吃牛肉而导致集体腹泻,所以日本也要有公园。”

“日本之前难道都没有公园吗?”杜安宁不太相信的样子。

“近代意义上的公园在东京是真的没有,但在横滨、神户之类的港口城市倒是有,不过那也是根据外国人的要求兴建的,当地的日本人是不会去的。”

“说明日本人也没真的觉得但凡是西方的就都是好的。”杜安宁开着玩笑说。

“那是因为公园的功能日本人此前从未感受过。日本政府的官员请鲍德温医生来这里是打算找个地方修建医学院的,结果鲍德温来到这里一看,发现上野山这么好的地方建大学太可惜了,便建议日本的官员们改建公园。官员们听到‘公园’后都傻了,他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公园,但既然洋大人这么说了,那想必是极好的,所以他们就听从了鲍德温医生的建议,建造了上野公园。”

“日本的医学生们应该会恨死鲍德温吧!”杜安宁打趣道,“要是鲍德温不多嘴的话,这里可能就是全世界风景最好的医学院了。”

“那样的话可能会勾起学生弃医从文的心,毕竟这里太适合花前月下了。”季海滨顺着杜安宁的话加了一句,两人会心一视,咯咯直笑。所以许多事情的结果并不是最初设想的样子,就像发明高跟鞋原本是为了防止踩狗屎,伟哥是为了治疗心血管病,而逛淘宝是为了省钱。

下午四点,天色骤然暗淡,趁着太阳躲进一片麻袋似的乌云后,季海滨和杜安宁赶路回日暮里。

即便温度下降,在这段狭长纵横的下町地区依旧很少看到行人和车辆,路口的交通灯成了不折不扣的摆设,红与绿之间的转换如静默一般;店铺的门大多半掩,员工们珍惜着最后的休息时间为晚上的工作积蓄能量。

在转过几个直角弯后,之前人烟稀少的假象被戳破,接二连三的网红茶室和咖啡店外,聚集着争相留影的女生。她们很好地贯彻了游客走马观花、只拍不买的传统;店员们逐一赔着笑脸,尽量不让自己入画。

和“洋果子”一样,咖啡在进入日本后也被当地人成功改造,融入了他们一贯的精致做工和对食材原料的苛刻挑选,让这些西方的舶来品有了东洋的美感,超脱了食物的定义,更像是貌美的展览品,让人不忍下口。

“想吃吗?你都站在橱窗外看了十几分钟了。”季海滨说。

“你请我吃吗?”

“我请你个……”季海滨省掉的那个字一开始是“屁”,后来想想这气味不雅,又想改口成“鬼”,但鬼也不比屁好哪儿去,一来二去耽误了发音的最佳时机,索性闷在喉咙里。

淅沥的雨水从天而降,屋檐下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正好给万千少女以休息的机会,看看之前拍的照片是否够得上发朋友圈的质量。

“快进来,不然一会儿肯定没空位啦!”杜安宁拖着季海滨走进白色的咖啡厅,指着布朗尼说,“我要一份下午茶的套餐就好,你再点一杯你喝的,我们可以分享蛋糕。”

收银员看着季海滨,季海滨看着杜安宁,后面排队的人看着前面的所有人……东京盛产的乌鸦叫声如期而至。

杜安宁占据了仅剩的一个临窗座,挥手让季海滨过去:“你在计算卡路里吗?”她用小叉将蛋糕一分为二,但这两部分的大小显然失衡,而杜安宁又不具备“切蛋糕者后选”的公平分配精神,直接将较大的那块占为己有。其实“切蛋糕者后选”这个理论本来也不完全正确,就算切蛋糕的后选,但别忘了,这家伙手里可有刀,谅那先选的人也不敢选大的。

“这里支付宝和微信都能用,下次自己付钱。”季海滨冷冷地叉起只有拇指般大的那块蛋糕。

门外悬挂着的风信子摇摆得厉害,叮叮当当,雨也比之前大了许多,从屋檐的边沿垂下,形成几条透明的水线,落在地面上,砸出零星的水花。

杜安宁望着窗外,看到放学的孩子们穿着雨靴在偶尔出现的小水塘里相互追逐。“既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为什么不把握住自己已经有的东西?”她搅拌着杯里的热巧克力,像是对自己说一样。

“但我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季海滨回答得更小声却坚定。

桌上的手机振动起来,屏幕上显示着一串没有被标记姓名的号码。杜安宁停下之前的动作,盯着手机,眼角和嘴角都微动了一下,刚准备滑动接听,对面便挂断了,但她伸出的手指还悬在空中。

“回过去呀!”季海滨提醒道。

杜安宁突然回过神来,一刹那很恍惚的样子,她看了看四周,迅速切换成职业化的笑脸并将手收回到身前,淡淡地说:“没事,不熟的人。”

一小时后,雨停,热巧克力和蛋糕还没吃完。回程中两人一路不语,落得个清净。

“我以后要是赚了钱,来这里买个像你这样的小屋子。”杜安宁回到住处后说,“我还没到楼上看过呢,可以上去参观一下吗?”

“今晚你就住楼上,可以参观个够。”季海滨说,“朝北的那间,壁橱里有干净的被褥,一会儿你洗完澡就早点休息吧!”

“那你呢?”

“我发会儿呆。”

盛夏的东京白天炎热无比,但到了晚上,打开门窗,凉风伴随着月光鱼贯而入,迫使季海滨收紧了单薄的睡衣。

一旁的杜安宁却不在乎未干的短发被吹乱,独自点燃一根细长的香烟,烟头的星火随着她的吐吸有规律地忽明忽灭,脚边的蓝牙音响放着她手机中的某首无名歌曲。

“少抽点烟,对身体不好。”季海滨说。

“哈—”杜安宁猖狂地笑起来,吓了季海滨一跳,“看来还真有用,连你这种刚认识的男人都能关心我了……我就是要把自己身体弄得不好。”

“那你今晚别睡了。”季海滨走回屋里。

“你真的不吃晚饭了?”杜安宁问。

“减肥!”

睡至深夜,季海滨感觉耳边有嗡嗡声环绕,他睁开惺忪睡眼,发现屋子里泛着橘黄色的光,挪近一看,居然是蓝牙音响忘记关了,嗡嗡声是人在说话,这才想起杜安宁的手机还跟这音响连着呢!

“你只有在这么晚的时候才安全,是吗?”杜安宁的声音从音响里传出。

“我下午有给你打电话,但你没接。”一个男人回答道。

“我想去首尔找你。”

“还是我去东京找你吧!”

“你不在首尔,对吗?”

“什么意思?”

“你回台北了,对不对?”

“你等我过去,我们见面聊。”男人那边好像有人在催促。

“能聊出什么结果吗?”

男人沉默了一会儿:“我也想见你。”

“等一下。”

“怎么了?”

客厅的灯突然亮起,季海滨被灯光刺得捂住眼睛,杜安宁举着手机站在楼梯处:“你也太low了吧!”

“啊?”电话那头的男人一头雾水。

杜安宁挂断电话,杀气腾腾地走到季海滨跟前。季海滨慌忙站起来,用脚趾关掉音响:“真不是故意要听你们打电话的,你自己忘记断开蓝牙了,还把我给吵醒了,我才听到的,我是被动的好吗?”

杜安宁深呼吸了一口,回到二楼,很快收拾好行李,重新出现在季海滨面前。

“你干吗?”季海滨问。

“天快亮了,我去机场。”

“然后呢?飞去哪里?”

“这好像就不关你的事了吧?”

“你—”季海滨想说又说不出口。

“我什么?”杜安宁不耐烦地问。

“我想说,如果你不知道去哪儿,可以在我这里多待几天,没关系的。”

“可怜我啊?!”杜安宁提高了分贝。

季海滨吸了吸鼻子,如实相告:“是啊!”

杜安宁嘴一撇,抽泣了几下,“哇—”地哭了出来,一边哭一边从包里翻出香烟,接着又开始找打火机。

“那个……”季海滨拉住杜安宁的手,“室内禁烟。”

杜安宁咬着烟屁股,一副想弄死季海滨的表情。

水池中散发着清洁剂的味道,只睡了四个小时的乔麦站在西南朝向的阳台上,感受不到朝阳的光与热。

回国之前其实已经把公寓收拾得很干净了,但她还是用粘毛拖在地板上滚了一遍,将掉在地上的打火机扔进垃圾桶,随后又在衣服的收纳箱上找到了一个烟盒,里面两根细长的女士烟靠在一起。

手指间夹着的烟已经烧掉了一大半,阵阵劲风吹过,乔麦快速吸了两口后掐灭,准备回屋,但看到那剩下的最后一根烟又觉得应该让这对苦命的烟相生相死,留下谁都是孤独。

为了答谢收留之恩,杜安宁一早就去附近的超市采购,说中午要给季海滨露一手。但她快到十一点的时候还没回来。季海滨觉得这女人大概迷路了,正打算出门找找,Face Time(视频通话)响了起来,挂着一对大眼袋的“马费”来电。

“你还在东京是吗?”马费开门见山,“我要过来。”

“好啊,你想睡朝南的屋子还是朝北的?我给你收拾一下,”季海滨问,“朝南的五百一晚,朝北的便宜一百。”

“我遇到了点问题。”

“我没钱,也不打折。”

“不是钱的事。”

“那更麻烦。”

马费扭头看了看旁边,像在做一个重大的决定:“告诉你也没事,其实我是去……”

马费还没说完,杜安宁就直接开门进来了,两手提着塑料袋,从摄像头前闪过。

“你怎么有我家的钥匙?”季海滨问。

杜安宁把塑料袋往厨房的地上一丢,跑到客厅的电风扇前狂吹:“钥匙不就在门边的台子上吗?”

“你拿走我的钥匙也不告诉我一声?”

“我告诉了呀,我说我把钥匙拿走了,你出门的时候记得带备用的,不然就要被锁在外面了。”

“真的假的?我怎么没听见这么一大段话?”

“那……你没听见我有什么办法?”

“你怎么也得再确认一下吧?”

“不是吧,我说你一男人怎么这么啰唆?”

“你拿走我的东西还说我啰唆?”

“能停一下吗?”马费突然发话,“看这边……”

季海滨和杜安宁同时看向屏幕里的马费。

“对了……这还有个人呢,麻烦两位尊重我一下好吗?”

“你哪位啊?”杜安宁问。

“真是心有灵犀。”马费说,“我也想这么问你呢!”

“我是来催稿的。”

“那我是劝他别写的。”

“啊?”杜安宁走近了几步,“他就是被你蛊惑得不想继续写下去了?”

“你太看得起我了,我只是叫他Be real(做自己)以及Follow heart(向心而行),至于写下去还是中止,决定权完全在他。”马费说,“不过我倒是挺想蛊惑一下你。”

“那你真是太看得起你自己了。”杜安宁丢下马费和季海滨回到厨房里,“半个小时后开饭。”

季海滨正要关掉视频,被马费喝止:“你这也太不把我当兄弟了,口口声声说要给自己的人生做减法,居然金屋藏娇到东京去了。”

“她真的是主编派来的,本来今天都要回去了,这不昨晚……”季海滨停下描述,觉得还是不要大嘴巴比较好。

但马费不这么认为,追问道:“昨晚你俩怎么了?”

“不是我跟她,是……反正人家现在心情不好,不想回上海,我就……”季海滨没说完,马费那边传来一声清脆的短信提示音。

“你干吗呢?”季海滨有了不祥的预感。

“我机票买好了,现在去机场,过几个小时去接我啊!”马费说。

“你都要结婚了这样真的好……”季海滨还没说完,马费已经关闭了视频。两分钟后收到马费发来的信息:我上车了,别把这姑娘放走。

四只便当盒摆在餐桌上,价格标签还没撕去。

季海滨刚准备抓一块天妇罗,杜安宁就嚷嚷起来:“别动,还有汤呢!”

不出所料,两杯速溶味噌汤里漂浮着可怜的海带片和豆腐块。

“真想不到你还有那样的流氓朋友。”杜安宁说着用小刀将炸猪排和可乐饼切开。

“你说马费是流氓?”

“难道不是吗?”

“我觉得这么形容他是对流氓的侮辱。”季海滨接过杜安宁递来的食物,“但他好像对你很感兴趣。”

“对我感兴趣的多了去了。”杜安宁的语气极其平稳,“尤其是流氓。”

“他经历过一些坏事,但他不是一个坏人。”季海滨试图帮马费挽回点局面,“这是他对自己的概括。”

“还挺诗意。”杜安宁撇了撇嘴,“你跟他怎么认识的?感觉你们完全不是同一挂的。”

“他是和我一起写电影剧本的朋友。”季海滨回忆着,“我们认识很久了,差不多有五年,其实五年前我就很不想写这网络小说了,那个时候我的电影梦重新燃起,于是便去电影公司求职,接着就认识了马费,但不得不承认,我们无法用电影梦养活自己,所以必须用其他办法来养活电影梦,这一拖,又是五年。”

杜安宁听了直摇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你不喜欢有文化的?”

“文化人最会伤害人了。”杜安宁总结道,“那这五年里你们有写出过什么剧本吗?”

“没有。”

杜安宁都想好了接下来要说“那快拿出来给我开开眼呀!”,但没想到季海滨回复得如此毫无余地。

“我刚听见他说你在给自己的人生做减法,什么意思?”杜安宁庆幸自己找到了新话题。

季海滨喝了一口味噌汤,味道比想象中好很多:“悲观的意思,我就是想让自己的生活中少一点人、少一点事,这样我可以更专心。”

“这不能成为你拒绝继续创作下去的理由吧?”

“我不是拒绝创作,我是拒绝无意义的创作。”季海滨情绪稍有激动,“你身为一名催稿的编辑,你读过我这部写了十年的小说吗?除了点击量外,你觉得有养分吗?”

“不同的物种需要的养分类型和标准是不一样的,比如人需要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矿物质之类的,但屎壳郎就只需要屎。”杜安宁说,“有市场,至少说明就是好商品。”

“所以在你看来我写的东西就是屎对吗?”

“瞎说什么大实话!”杜安宁“扑哧”一声笑出来,但笑完之后看着季海滨,那一刻她突然觉得眼前这个真挚的男人有点可怜,“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你不是一直在问吗?”

“你有没有发现自己已经把人生过得一团糟了?”

味噌汤的底料沉淀下去,季海滨盯着杜安宁,慢慢放下筷子,类似的话他不是第一次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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