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从小酷爱读书，在紧张的革命斗争生活中，甚至在被捕、流放中仍然手不释卷。
列宁读书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很喜欢在书页的空白处随手写下内容丰富的评论、注释和心得体会，有时还在书的封面上标出最值得注意的观点或材料。一旦读到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他还在书的封面上写下书目索引，特别注明书中的好见解、好素材及具有代表性的错误论断的所在页码。列宁把做批注视为一种创造性劳动，非常认真地加以对待，从不马虎草率。他一般使用铅笔批注，很少用钢笔。他写批注的过程，可以说是与书的作者探讨甚至激烈争论的过程。每当读到精妙的地方，他就批上“非常重要”“机智灵活”“妙不可言”等，读到谬误处，就批上“废话！”“莫名其妙！”等等，有的地方则干脆写上“哦，哦！”“嗯，是吗？！”“哈哈！”“原来如此！”等等。更有价值的是，列宁的重要著作《哲学笔记》就是由在读哲学书籍时写的批注和笔记汇编而成的。它被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之一。
1965年，一位韩国学生到剑桥大学主修心理学。在喝下午茶的时候，他常到学校的咖啡厅或茶座听一些成功人士聊天。这些成功人士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某一些领域的学术权威和一些创造了经济神话的人，这些人幽默风趣，举重若轻，把自己的成功都看得非常自然和顺理成章。时间长了，他发现，在国内时，他被一些成功人士欺骗了。那些人为了让正在创业的人知难而退，普遍把自己创业的艰辛夸大了，也就是说，他们在用自己的成功经历吓唬那些还没有取得成功的人。
作为心理系的学生，他认为很有必要对韩国成功人士的心态加以研究。1970年，他把《成功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难》作为毕业论文，提交给现代经济心理学的创始人威尔·布雷登教授。布雷登教授读后，大为惊喜，他认为这是个新发现，这种现象虽然在东方甚至世界各地普遍存在，但此前还没有一个人大胆地提出来并加以研究。惊喜之余，他写信给他的剑桥校友——当时正坐在韩国政坛第二把交椅上的人——朴正熙。他在信中说：“我不敢说这部著作对你有多大的帮助，但我敢肯定它比你的任何一个政令都能产生震动。”
这本书果然伴随着韩国的经济起飞了。后来，这位青年成了韩国泛亚汽车公司的总裁。
魏源，字默深，1794年出生于湖南邵阳的一个官宦之家。1822年中举，在诸子百家、史地方面很有自己的见解。1826年，他受江苏布政使之聘，协助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并参与筹议江西省的漕粮、水利等问题，后来又以内阁中书舍人候补，有机会广泛阅读各种典籍文献，林则徐与他交往甚深，非常器重他，推荐他为两江总督裕谦的幕僚。
1841年8月的一天黄昏，魏源在镇江码头又与好友林则徐重逢了。原来林则徐因鸦片战争遭贬革职，在被发配到新疆的途中，暂时在镇江停留，要与老友一叙。在魏源的住处，两位好友畅谈国事，互相勉励，抒发对民族忧患的悲愤之情。林则徐说：“这次我在广东抗英，深感洋人得势的重要条件是船坚炮利。要反侵略、必须了解敌情，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接着林则徐打开一个布包，捧出一大捆书报，交给魏源，语重心长地嘱咐道：“这是我在广东时派人从海外书报上译辑的全部材料，如今我将远去，不知何日才能返回，这些东西就交给你吧！望你能编写一种介绍海外各国情况的书，以使国人广开眼界，悟其御侮之道，”在这材料中有《华事夷言》、《四洲志》、《各国律例》等，对于了解西方各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史地，都很有参考价值。
魏源珍重林则徐的重托，并在林则徐的启发下认真地思索起来。在林则徐提供的材料的基础上，他还广泛地收集更多更新的资料。1840年7月，定海第一次被英军占领，侵略军为了进攻内地，派出人员刺探军情，绘制地图。一天，一名英国官员安突德正偷偷地在定海附近测绘地图，被当地老百姓抓获，扭送到宁波知府衙门。一个在知府衙门的友人，把这消息告诉了魏源。魏源立刻赶到宁波，亲自审讯安突德。安突德详细地交代了英国的对华意图和兵力部署、武器性能，还对英国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等情况作了交代。审讯的结果，使魏源得到了大量资料。他以此为基础，旁征博引其他见闻，编写成《英吉利小记》，并把它作为《海国图志》的一部分。
魏源从收集的资料中，看到了西方的先进技术，结合鸦片战争失败的现实，认识到，西方的枪炮比中国高明，这在中英战事中已被证实。而朝廷的达官贵人饱食终日，夜郎自大，嘲讽西方技术是“奇技淫巧”、“形器之末”，这是多么可笑！在他看来，不学习先进的东西，就永远落后、挨打。只有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技术，中国才能走向富强。为了让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魏源勤奋地伏案写作。
1843年初的一天，魏源写完了最后一页。共50卷的《海国图志》凝结着魏源的心血，作为当时东方各国人民了解和抵抗西方的第一流的宝贵典籍，就这样诞生了。
在《海国图志》中，魏源完整地提出了“以夷攻夷”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两大反侵略的鲜明纲领。“以夷制夷”就是利用西方各国之间的矛盾，使其互相制约；“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就是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为我所用，反抗西方各国的侵略。他还针对封建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提出改革内政的主张。为抵抗侵略、拯救祖国的中国人民指明了方向。
1844年，美国、法国效法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其他各国也纷纷接踵而至，获得了英、美、法同等的权利。目睹西方各国加速瓜分中国，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日益强烈，深感《海国图志》50卷本的不足。于是，他广泛收集材料，进行了增补。增补的内容大多是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介绍，如火轮船、地雷、水雷、望远镜等器械的制造和使用方法，并附有更多的插图，以便了解、制造和使用。1852年，魏源将《海国图志》增补成100卷。百卷本《海国图志》大量地介绍了美国、瑞士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体，并给予高度赞扬，他已认识到，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政体比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政制进步。
《海国图志》的问世，标志着中国近代最早的进步思想家，找到了救国的新方向。《海国图志》不胫而走，受到进步人士的好评，对我国近代的反侵略反封建运动产生了很大作用。
《海国图志》传入日本，也被介绍到西方。日本思想家纷纷争读，并把它奉为“海防宝鉴”，在日本的明治维新的改革运动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李四光（1889—1971），湖北省黄冈人。闻名中外的地质学家，地质力学的创立人，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务。
李四光小时候曾跟父亲念过几年书，1902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武昌一所高等小学堂。入学后，由于他刻苦用功，一连考了几次第一名，按学校章程，被保送日本留学。1914年，李四光又到美国伯明翰大学留学，并获硕士学位，然后，他谢绝了老师要他再深造几年和介绍他去印度当工程师的邀请，抱着把学到的知识尽快地贡献给祖国的赤子之心，回到了祖国，一直从事古生物学、冰川学以及地质力学的研究和教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李四光对地质研究的伟大贡献之一，是对第四纪冰川的研究，他提出的“中国第四纪冰川说”，震动中外地质学界。当时，北欧、北美等不少地方，都发现了第四纪冰川的遗迹。但有些外国地质学家，却武断地认为中国根本没有什么第四纪冰川，并且狂言“我们没有发现的东西，你们中国人永远也不会发现。”因为有无第四纪冰川涉及到亚洲大陆是不是早期人类的起源地之一的问题，借以宣传“中国文化西来说”、“西欧文化东渐论”等观点。李四光不盲目听信传统结论，坚持认识从实践中来的观点。1921年，他亲自到河北南部的太行山东麓的沙河县、山西大同盆地一带进行地质考察。在沙源岭一带考察时，他发现一些奇怪的大石头。它们有的像一间小房子那么大，大部分是由砂岩组成，孤零零地远离着大山。这些奇怪的石头引起了他的深思：在这附近根本没有基岩出露，这些砂岩巨砾怎么能在这里出现呢？是一般的水流搬运来的吗？不可能，水流是搬不动这样庞大而又笨重的石头的。
李四光仔细观看，发现这些石头不但有棱角，还有一个或两个磨光面，有的磨光面上面还保留有细长的条痕。此外，他还看到这些大小石块和巨砾是杂乱地分散在泥沙物质中间，并且不分层次。如果是流水搬运来的石头，那么就应该棱角不明显，或成卵圆形，而且在流水搬运的过程中，会被分选，大块的在后，小石块、小沙粒被运送在前。现在的情形完全不是这样。那么，什么东西有这么大的力量，能把这些大石块从老远的地方搬来呢？只有冰川的移动！原来这些大石块就是冰川的漂砾。这里保存的就是古代第四纪曾经发生过冰川作用的遗迹。
为了寻找更多更确凿的证据，李四光又在长江中下游、庐山、九华山、天目山及黄山等地考察。他不畏艰险，爬高山，攀悬崖，穿密林，涉深谷，终于发现了大量的冰川流行的遗迹，经过论证，肯定了第四纪冰川在中国普遍存在。李四光将多次发现，先后写成了《华山晚近冰川作用的遗迹》、《扬子江流域的第四纪冰川》、《黄山第四纪冰川流行的确据》等文章，用不容否认的事实，强有力地推翻了国际上许多冰川学权威们断言中国无第四纪冰川的错误结论。第四纪冰川说的确立，不仅对地质学、地理学、人类学的研究有很大贡献，而且对社会主义建设中找矿、找水、筑路、架桥等工程建设，也有重要意义。
范文澜（1893—1969）浙江省绍兴人。著名历史学家，中国共产党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九届中央委员，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教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中国通史简编》的修订工作。
1940年春天，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来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消息不胫而走，当时延安的几个院校师生以及有关部门领导，还有范文澜的昔日好友都十分高兴，中央主要领导还亲自接见了他。
此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住房条件、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都十分差。范老一家三口人，住的是一孔窑洞，吃的以稀饭为主，干饭很少吃，肉类几乎没有。每人每月发几张边区生活补贴票，用来买一点儿日用必需品或其他东西。工作条件那就更不用说了，范老的书房、餐厅、厨房以及寝室全在这孔窑洞里，挤得都看不下去了。最里边一个简易大木床，靠窗处是他自己找来的几块木板、四条木棍，别人帮助做成的简易桌子。看书写字时，它是书桌，吃饭时，它又成了餐桌。在桌子的后面摆着一个长条凳子，谁能想到，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开始了《中国通史简编》的写作。
他伏在“桌子”上夜以继日地写着。晚上是没有电灯的，只有一盏小油灯。点灯的油只有蓖麻油，窑洞里烟雾迷漫，熏得范老睁不开眼睛，而且咳嗽不止。油灯发出的光很暗，他只好把头贴近灯写着。实在太累了，就把身子靠在窑洞的土墙上稍稍休息片刻，并用纸卷着当地出产的烟叶抽几口，解解乏。接着，便又马上写了起来。由于延安的纸张极为缺乏，范老用的稿纸质量很差，反光很厉害，非常刺激眼睛……就是这样，范老还是不顾一切地写着。
到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范文澜在极其艰难的延安窑洞中写出了《中国通史简编》上、中、下册，共记90万字，《中国近代史》约20万字，并发表了很多篇论文，对中国史学界影响极大。
吴有训（1897—1977）江西省高安人。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解放前，任中央大学校长，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务。
1921年秋，24岁的吴有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12月，吴有训来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他非常幸运，导师竟然是世界一流的物理学家、卓越不凡的康普顿教授。康普顿教授由于提出了：电子以及其他基本粒子的“康普顿波长”概念而名噪一时。刚到芝加哥时，康普顿那独特的教学方法，吴有训很难适应。一年后，吴有训完全适应了芝加哥大学研究生的学习生活，并且已不满足于掌握课堂上、书本里的知识，他勇敢地开始向当时世界物理学的尖端冲刺，对导师康普顿教授正在研究的X射线散射现象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吴有训已经掂量出导师的这项研究的意义，比爱因斯坦用光子、光量子成功地解释光电效应意义更加重大。所以对康普顿教授发现的每一点研究成果，吴有训在完成自己的课程之外，都尽力亲自用物理实验去加以证实。结果，有的无懈可击，有的不尽完整，他都一一做了详细记录。
一次，康普顿教授作了《关于X射线散射现象分析》的讲学，（即后来被学术界承认的“康普顿效应”），两个半小时的讲学结束后，教授情真意切地征求大家的意见，顿时大教室内外寂静一片。有谁能对这世界上第一流的物理研究成果提出异议呢？就在这庄严的时刻，吴有训从第五排的座位上站了起来，他从容不迫地说：“对于康普顿教授目前的实验结果，是令人信服的，……由于康普顿教授研究的课题太重要了，必然引起许多人的注目，其中就包括我在内。我用业余时间做了一些实验，有些结果与教授的结论略有差别，现在提出来或许可供教授参考。一是关于X射线散射的强度问题，二是X射线散射后的光谱图问题……”接着，吴有训将自己的实验经过、结果，以及对于整个实验的估价作了详尽的分析，全场给以热烈的掌声。康普顿教授兴奋地走到吴有训的座位前，紧紧握着他的双手，并邀请他当晚到家中做客，康普顿把自己多年研究成果的论文以及实验记录送给吴有训看，他对这个来自东方黄土地上的年轻人太欣赏了。
从1922年3月到1924年7月，吴有训亲手做了120余次物理实验，整理了近百万字的笔记。通过这一系列研究和实验，他在可以充分证明康普顿效应中发现，康普顿效应很可能成为量子物理学的核心，同时也意味着，一个划时代的世界创举即将诞生。经过耐心细微的工作，吴有训用X射线散射元素测试粒子动量的愿望，终于获得成功。并且由三种、五种、七种元素的散射；向第十五种元素冲刺时，他病倒在实验室里了。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吴有训说着胡话，胡话的所有内容都跟X射线的实验有关。从医院出来后，吴有训马上投入了X射线散射的研究工作。他仅用了三个月就创造出一张被十五种元素所散射的X射线光谱图。这张光谱图将作为康普顿证实其理论的主要依据。后来，这张图也被吴有训纳入了自己的博士论文《论康普顿效应》之中。
1925年年初，康昔顿教授在美国哈佛大学的讲台上，满怀信心地公布了他的研究成果：“关于X射线散射光谱的实验结果。”消息传出，轰动美国和全世界，然而，事情并非一帆风顺。哈佛大学、也是现代世界上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家P·W·布里基曼教授，以自己那细致、慎重的态度，依据“康普顿效应”的物理原理，不厌其烦地亲手做了这一实验，出人意外的是，竟然没有能够重复康普顿教授的效果。于是，布里基曼教授毫不迟疑地在讲台上向大家介绍了这一情况。由于哈佛大学以及布里基曼教授的盛名，人们不能不对“康普顿效应”这一重大发现表示怀疑。一时间，非议和指责传遍哈佛、芝加哥，全美国，乃至全世界。事情传到了吴有训的耳朵里，他万分焦急，但他仍然坚信康普顿教授是世界第一流的物理学家。想到这里，他急忙走进实验室，再一次查对了所有数据，又亲手做了三次实验，结果丝毫无错。吴有训连晚饭也顾不得吃，当夜就乘飞机赶到了哈佛。
第二天下午，哈佛大学的大教室里坐满了来自世界各国的物理学家、学者和教授。他们要听听康普顿的得意门生吴有训的补充讲演和实验结果，看看这个年轻人有什么高见。年仅27岁的吴有训第一次登临世界讲台，他不慌不忙，风度潇洒。他终于用他那无可辩驳的补充讲演、流畅生动的英语口才以及当场所表演的物理实验，博得了全场热烈而经久不息的掌声。台下的康普顿教授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原来持怀疑态度的布里基曼教授走了过来，紧紧握着吴有训的手，说：“吴先生，我很信服你的实验，我要说你不愧是一位物理实验大师”。吴有训终于用自己那艰苦的实验与严格的计算、分析和整理工作，充分证实了康普顿的X射线量子散射理论——“康普顿效应”。
“康普顿效应”这一伟大的发现，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康普顿因发现“康普顿效应”获得了举世瞩目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夏衍（1900—）浙江省杭州人。现代戏剧运动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之一，著名的剧作家。曾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
1927年，夏衍同志在上海开展工人运动。当时，他住在沪东塘山路业广里一带。此间，他结识了一些在纱厂做工的和做工人运动的朋友，从这些人的口中，夏衍听说有一种女工叫“包身工”。这些年纪很小的女孩子，大多数是纱厂的工头从江苏、浙江一带贫困的农村地区“包”来的。这些包工头在招工时，尽量把工厂的条件和待遇说得如何如何好。正为吃不饱、穿不暖而走投无路的女孩子家长或女孩本人，便信以为真。同意自己的孩子跟着包工头出去做工的，家长和包工头之间要有一个包身文字契约。契约中写着包工时间为三年。三年中女孩做工的全部工资归包工头；由包工头负责女孩的生活费用，而且包工头每年还要给女孩父母一些钱，作为父母把孩子包出去的“包身费”。
年龄很小的女孩来到上海或苏州的纱厂后，看到工厂里的一切并不像包工头说得那样好。厂房破旧，车间里很潮湿，灯光也很暗。每天要做十几个小时的工，累得腰酸腿疼。半夜三点钟，她们要顶着星星、带着疲困的折磨去上工；下工时，已是月升中天。每当下工回到工棚里，她们连衣服也不愿意脱，倒在铺上就睡着了。在厂房里做工时，她们要受到包工头的看管；下班后离开工厂也要受到监视，一点儿人身自由也没有。就是这样，她们仅能从包工头那里得到一点点钱，根本不够吃饭用。
夏衍首先把这些告诉了与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有联系的沈西林同志，明星电影公司根据这些材料马上拍出了《女性的呐喊》。夏衍也开始搜集有关包身工的材料，想写出一篇小说来。
1935年，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组织上决定夏衍同志暂时到工厂隐蔽起来，夏衍就利用这个机会深入到包身工中去，掌握第一手的更为详细的材料，把九年前的愿望付诸实现。
为了观察到包身工的工作情况和生活情况，夏衍每天半夜三点从家里动身往工厂走，工厂离他住的地方有十几里路。白天，夏衍混在包身工中间，体验着人间地狱的生活。由于过分疲劳，包身工们成年累月连洗头的时间都没有，她们面色蜡黄、衣衫褴褛，身上的气味很难闻。四月到六月，正是上海的梅雨季节，外面阴雨连绵，车间里霉味、酸味、汗臭味，熏得人上不来气。夏衍真是有些受不住了。就是这样，他认真地观察着、思考着、记忆着。他曾在日本看到过被资本主义世界认为生活水平最低、劳动条件最差的日本纺织女工。可是包身工们和日本纺织女工比起来，也是一个在天堂，一个在地狱。夏老至今回忆起包身工那非人的生活，仍是饱含同情的热泪。
冒着随时暴露身份被逮捕的危险，夏衍硬是当了几个月的包身工。耳闻目睹之后，他反而觉得小说不足以反映包身工的境遇，如果将她们的情况如实地报道出去，不更能说明问题吗？于是，他根据调查到的材料，真实的不带任何虚构和夸张的写出了《包身工》一文。1936年，夏衍发表了《包身工》。从此，中国文学史上便出现了报告文学。至今，这篇文章仍被我国中学语文教材作为典范文章选用。
张大千（1899—1983），四川省内江人。杰出的艺术家，驰名中外的中国画大师，当年与齐白石享有“南张北齐”的美誉，后在台湾等地生活了三十余年。曾被纽约国立艺术学会公选为世界第一大画家，和世界著名画家毕加索交往甚密。
1940年开始，早已享有“南张北齐”美誉的著名青年画家张大千教授决定去敦煌临摹壁画，他利用三次个人画展凑足了去敦煌所需要的资金费用。
1943年秋，张大千和夫人以及几名学生，从四川青城向北进发，计划经广元、天水，借道兰州去敦煌。他刚来到嘉陵江东岸，忽然接到了二哥张善孖不幸病逝的电报。二哥是大千绘画的启蒙老师，也是他生活上的指路人，没有二哥张善孖，就没有艺术家张大千。他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坐船顺着嘉陵江，回到重庆为二哥送葬。到了重庆，二哥安葬已毕，大千跪在二哥的墓前大哭一场。
第二年春天，大千告别了侄儿们和二嫂，从成都再去敦煌。一路上，道路坎坷，人烟稀少。进入戈壁滩后，到处是砾石和黄沙，举目远眺，天苍苍，野茫茫，一片寂静、凄凉。他们骑在驼背上，顶着风吹日晒，终于来到了莫高窟。
敦煌莫高窟建在三危山和鸣沙山之间的峭壁上。在南北六千多米长、东西二百多米宽的峭壁上，排列着重重叠叠、栉比相联的石窟群。这里拥有近五百个洞窟，四万五千平方米壁画，两千多尊造像，五座唐宋木结构建筑群。然而，这里尘封灰掩，窟前堆积如山的流沙几乎淹没了下层全部洞窟，到处是断垣残壁。
张大千和他的几个学生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扒平了挡在窟前的小沙堆，挖通了挡在窟前的大沙堆。正是盛夏的季节，每当太阳西斜时，空气是那样的干燥，闷热闷热的。脚一踩在洞窟前的流沙上，便飞起一股股黄烟，飞扬的黄烟掺和着额上那源源流下的汗珠，张大千的脸上、脖子上划出了一道道泥痕。
为了在临摹中能够恢复残缺不齐和褪了色的壁画，张大千又和几个学生用了将近四个月的时间，观摩了309个洞窟里的壁画。可是，转眼到了冬季。张大千决定到兰州度过冬季，来年开春再来。夫人听说还要来，顿时愁云满脸、眼光暗淡。他看着夫人，用坚定而又徐缓的语气说：“莫高窟，为千百年来之灵岩静域也……我平生仰慕古人名迹，流传于世间者，尝窥见其八九，然而到此一看，才明白自己见得太少了。我们来此仅仅几个月，浅尝辄止，岂不前功尽弃！八代之盛衰，岂以数月之期能探索其本源。”夫人平静地问：“你估计还要多久？”“一年不够就两年，两年不够就三年……”夫人低下了沉重的头，满腹心事：唉，动辄就是二、三年。在这人烟稀少、出门就是能看到这几张面孔的地方，他竟然要花去上千个日夜，……泪珠滚了下来，她将头埋了下来，尽量不让丈夫看见。大千不用看，也完全知道夫人的心事，这也难怪她，换上其他人，说不定早哭着鼻子跑了。想到这里，他的心情也沉重起来。外面呼呼的北风卷起沙石，打得墙壁咚咚响。……
最后，夫人停止了啜泣，低声说：“一年就一年，两年就两年，只要你在这里，我就在这里。”
第三年春天，张大千一行几人又来到了敦煌。
大规模的临摹和复原工作开始了，莫高窟比往日更静，空荡荡的看不到一个人影。他们钻进洞窟，整日临摹。有些洞窟狭窄，壁画低矮，半躺着身子才行；有些洞窟又特别高大，需要爬上特制的高凳；有时，手持电筒，反复观摩才能画上一笔。洞窟里空气滞闷，呆上半天，弄得头昏脑涨。出去透透空气，明晃晃的太阳又照得双眼睁不开，一个个金星在眼前左冲右撞……傍晚，大家拖着疲惫的两腿，往床上一躺，头痛、手痛、脚也痛，动也不想动一下。而张大千比谁又都忙，比谁都累，自己要画，还要管人家画；大家累了不想动，他还必得动。要考虑明天的事，还要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来……
张大千终于累倒了，他躺在床上，高烧得直说胡话。急得夫人和几个学生围着病床团团转。这一年冬天，他们是在敦煌度过的，并完成了所有的临摹。
又一个春天到来了，张大千率领几个学生从敦煌出发，去了几百里外的安西榆林窟，临摹壁画。白天，外面的石头被太阳晒得烫手，洞窟里如蒸笼一般闷热。深夜，这块完全没有人烟的沙漠绿洲，静得令人心寒身栗，大家轮流放哨，时刻提防土匪袭击。临摹结束，他们马上返回敦煌，然后从敦煌全部返回。
张大千三次去敦煌，历尽千辛万苦，用了两年零七个月的时间，和学生一起共绘了二百七十六幅大小不同的画，其中包括本生、佛经、经变、供养人、因缘故事及建筑彩绘图案等，囊括了我国四世纪到十四世纪的历代造型艺术。同时，大千还把洞窟的情况和自己的心得，撰成《石宝记》，详细介绍了壁画的不同风格、源流、时代特点等。
1944年1月，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首先在成都祠堂街开展。人流涌进了画室，四壁上，一尊尊庄严和善的菩萨，一个个威武勇猛的天王，还有那擘纤胸束的仕女，扬手撒花的飞天……一刹那间，在人们面前展示了一个个色彩绚丽、栩栩如生的艺术世界。这个世界完全由一种新颖的风格组成，它既散发着古老神秘的历史气息，又洋溢着现实生活清新的芬芳。揭示了千百年来人们批判邪恶、憧憬光明这一永恒主题。
后来，在兰州、在重庆举行了更大规模的临摹壁画展，引起了社会各界极大的轰动。
敦煌临摹壁画展，是张大千先生灌注了激情，凝结了心血的作品。后来出版的《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特集》、《敦煌临摹白描画》等，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毛泽东（1893—1976），湖南湘潭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和诗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主要领导人。
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正是清王朝灭亡的前后。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下，政局风雨飘摇，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华大地黑夜沉沉，数亿苍生挣扎在死亡线上。为了拯救中华民族，毛泽东勤奋读书，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1910年，17岁的毛泽东进入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有一天，他从一个叫肖子暲的同学那里借到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这本书，记述了近代西方一些为自己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作过贡献的杰出人物。几天后，毛泽东像是办了什么错事似地把书还给肖子暲，抱歉地说：“对不起，我把书弄脏了！”肖子暲打开书一看，只见整册书上都有用墨笔打的圈圈点点，圈得最密的是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等人的传记。毛泽东激动地对肖子暲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啊。我们应该讲求强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且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后不久，毛泽东就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子任”，意思是决心以救国救民为自己的崇高责任。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18岁的毛泽东怀着救国救民的革命热情，在长沙参加了湖南新军，当了一名普通士兵。入伍到新兵连后，毛泽东便刻苦学习军事技术，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他就熟练地掌握了连队里一些基本的军事训练科目。
在新军里，作为一名普通士兵的毛泽东与众不同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他具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和不断追求真理的革命精神。那时新军里每月发给士兵7块饷银。有的士兵得了饷就上街吃、喝、玩去了。毛泽东却从不乱花一文钱，他除了花二、三元钱吃饭和买水支付外，其余的钱，几乎都用来订阅报刊和购买书籍。
新军退伍后，毛泽东就到湖南图书馆进行他的自学生活。
他每天吃完早饭，就匆匆忙忙地来到湖南图书馆，有时来得太早，馆还关着门，他就站在门外等着。每天一开门，毛泽东是第一个进馆看书的人。他伏在阅览室的桌子上，聚精会神地读，争分夺秒地看，一刻也不肯休息。图书馆关门时，他又是最后一个离开。从夏到秋，从秋到冬，毛泽东日复一日地坚持到图书馆去读书，从不间断。在这半年的时间里，他读了大量的中外著作。
随着年岁的增长，学业的加深，毛泽东挽救国家危亡的壮志愈加坚定。辛亥革命后，他考入湖南师范学校读书。入校后，他除了学习学校规定的课程外，还着重自学和研究了哲学、历史、文学及地理等。毛泽东读书看报时总要带上世界地图、英汉词典和笔记本，特别注重各种知识的积累。有一次，他在学习研究中国历史时，用的笔记本竟装满了一网篮。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还主张既要读“有字之书”，又要读“无字之书”，提倡向社会实践学习，把学得的书本知识与整个社会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在湖南师范学习时，他常常利用寒暑假，邀同伴好友深入工厂、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工人、农民的生活状况。同时还主办夜校，向工人群众传授文化知识，以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增长他们的才干。这些为毛泽东后来成为革命领袖和导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周恩来（1898—1976），浙江绍兴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他鞠躬尽瘁，为党为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赢得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周恩来在他的政治和军事生涯中，充分地体现了他的聪明才智、知识渊博和通晓古今，而这些学识都是他中学时期以来刻苦积累而得到的。
周恩来十几岁的时候，便随同伯父来到东北沈阳，在东关模范学校念书。一天，学校的校长给同学们上修身课。当讲到“立命”这一节时，校长突然问：“诸生为什么而读书啊？”有的学生回答：“为明礼而读书！”也有的回答：“为做官而读书！”还有的回答：“为家父而读书！”等等。
校长并不满意这些世俗的回答，他把目光投向沉思未语的周恩来，微笑着问周恩来：“你为什么到学校来读书？”周恩来从容地站起来，琅然说道：“我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铿锵有力，不同凡响的回答，让大家为之一震，许多同学为自己的鄙俗的志向而羞愧。周恩来正是因为抱有“为中华之崛起”的崇高学习目的，所以才能积极努力地学习知识，用广博的学识来武装自己，为实现远大的理想而奋发苦读。
周恩来在学习上有两条座右铭，借以鼓舞自己，使自己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和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其中一条是“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周恩来善于独立思考，而且十分虚心好问。他经常和同学、老师一起，交流学习经验，共同探讨疑难问题。
1920年1月，周恩来同天津市的其他学生领袖因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遭到了反动当局的逮捕。在狱中，周恩来依然努力学习、并且利用学习与敌人进行斗争。他组织了公共读书班，在共同的学习中，加深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剩余价值学说的理解和探讨，并密切中国当时的国情，使大家增强同封建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此时，这座死气沉沉的牢房氛围变了，变成了一个充满勤奋学习，激烈研讨问题的学习世界。周恩来在这里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增强了斗争经验，在艰苦的斗争中逐渐成熟起来。
“善求书外之学问”，这是周恩来的另一条座右铭。他并不满足于课堂上所学的东西。他挤出大量时间，到图书馆学习各种各类的知识，特别认真学习阅读宣传革命思想的书籍。他十分重视实践，还虚心地向工农群众学习。
在学生时代，由于周恩来胸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大志。学习刻苦，奋发努力，他的各门功课成绩十分突出，而且训练了自己参与实践和社会调查的能力，他的演讲才能非常出色。
在不断学习中，周恩来成长为博学多才的革命家，并通过在学习中掌握的丰富学识以及在革命实践的运用，终于实现了他的志向“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
恽代英（1895—1931），又名邃轩，字子毅，笔名代英、但一、天逸等。原籍江苏武进，出生于湖北武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
恽代英幼年时就十分用功学习。在家塾里读了不少线装书，母亲陈葆云就是他的启蒙教师。陈氏出身于仕宦之家，颇有旧学根底，经常教育恽代英学习唐宋词诗。恽代英在武昌北路高等小学堂读书时，因为勤奋好学、聪慧睿智、文才出众，被国文老师誉为“男奇儿”。
辛亥革命前，14岁的恽代英随父母去鄂西北老河口。他在父母指导下，在家读书。通读了《古文观止》、《战国策》、《饮冰室文集》等书。其中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最使他感兴趣，他从中受到了西洋新学和民主主义思想的熏陶。尚未成年的恽代英，在读书学习的同时，还坚持写日记，反省自悟，坚持从各方面来锻炼自己。
1913年，恽代英18岁时，考入武昌中华大学文科学习。他读书非常勤奋，为了寻求改造社会、改造中国的真理，他废寝忘食地学习着，广泛地涉猎各个学科的书籍，如中外古今的历史、哲学、文学等著作。他特别注意对社会实际问题的研究，注意将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并开始为上海的一些报刊写稿。“五·四”前文为《东方杂志》、《新青年》杂志等刊物撰写文章数十篇。在这些文章里，抨击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积极倡导民主与科学，提倡民权思想，对劳苦大众表示了极大的同情。
1917年，为了救国济世，恽代英又和他的挚友黄负生、梁绍文、冼震等筹办成立了互助社，出版了内部刊物《互助》。互助社的社员们，经常在一起座谈读书体会，介绍个人思想修养方面的心得，开展对国家大事、社会问题自由的、热烈的讨论。恽代英还在互助社里提出了“夫智仁勇三者，一贯之德也，研究以广其志，实行以增其勇，于以求仁”的道德标准，制定了“不谈人过失，不失信，不恶待人，不作无益事，不浪费，不轻狂，不染恶嗜好，不骄矜”的戒约八则，注意德、智、体的全面培育，建立了良好的学风，对于形成学人的良好道德素质和做学问的修养，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互助社的许多成员后来成为“五·四”运动的骨干。
任弼时（1904—1950）湖南湘阴县人。伟大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卓越的领导人之一。
任弼时从小爱学习，四五岁的时候，就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练习写字。但还非常喜欢父亲给他讲历史上志士贤人勤学、勇敢和爱国的故事。
他七岁进入初等小学学习，学习很刻苦。9岁时，曾写过一篇《自立》的作文，文中说：“世界之人，皆以自立为要。吾国四万万同胞，欲保国家，非自立不可。”立下了为中华新生、独立、富强而学习的志向。
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在全国掀起之后，任弼时与毛泽东在长沙领导的革命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取得了联系，从研究会中了解到十月革命后俄国的一些情况，心中暗暗激起了对无产阶级革命圣地的向往。任弼时决定去俄国勤工俭学。
任弼时到俄国后，进入了斯大林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集中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十月革命经验。他学习非常认真刻苦，出了教室，就走进图书馆。为了尽快精通俄文，他常常找到俄国同学交谈，以纠正自己在语法、语音方面的差误。这样学习一段后，他就能直接听俄文教师讲课和阅读俄文报刊书籍了。他读书不是死记硬背，而是注意掌握书刊的基本精神和内在联系，剖析知识的重点、难点和特点，全面的评估和进行有效地消化理解；他善于捕捉书籍中的精髓、要旨和特色之处，思维灵活、敏捷、开阔，常常有新颖而独特的理解体会。
他不仅自己努力学习，还热心帮助其他同学，经常利用星期天去给俄文差的同志补习功课。张太雷对任弼时这种治学为人的精神推崇备至，瞿秋白也感叹地赞扬任弼时是一个诚实而用功的学生。
任弼时在东方大学学习时，注意联系中国社会的现实和革命的实际，经常思考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
1924年，20岁的任弼时从俄国回到上海，从事党和团的基层干部的训练工作，亲自给学员讲授共产主义ABC。因为他讲课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很受学员的欢迎。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工运和青年问题，积极组织青年们投入反帝反封建的“五·卅”运动，并且撰写了《上海五·卅惨案及中国青年的责任》等文章，揭露了帝国主义的反动暴行，总结了中国青年运动的历史经验。
陈毅（1901—1972），四川乐至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的领导者与组织者。
陈毅自幼好学，酷爱读书。他看起书来，非常专注，有时废寝忘食，达到了入迷的境界。
有一次，他正在专心致志地读一本书，母亲让他上街去买些绿豆。正读到紧要的时候，不忍心放下书，于是他一手提着篮子，一手拿着书，边走边看，一门心思都扑在书上了。集市喧闹繁华，人来人往很热闹，陈毅专心读书，并没有注意，竟连连撞到别人身上。忽听有人高声叫嚷：“卖豆啦！卖豆啦！”他急跑过去，头也不抬，便说：“买豆。”他买完豆匆匆回到家，放下篮子，又捧着书读起来。
一会儿，母亲走过来拧了下陈毅的耳朵，说道：“你呀！看书都看呆了，你看看你买的是什么豆子。”陈毅跑过来一看不觉也大笑起来，篮中装的不是母亲让买的绿豆而是豌豆。就是由于这种强烈的求知欲，他阅读了许多中外著名书籍、丰富了他的视野和知识面。
陈毅投身革命后，面对新的形势，他更感到学习的迫切性，于是更加勤奋学习，刻苦读书。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后，陈毅领导红军在江西苏区一带进行游击战斗。当时，我军处于敌人封锁圈内，条件十分恶劣，就是在这种非常艰苦的条件下，陈毅仍然天天坚持读书。
那时，山洞里、巨石旁、草丛中、大树下……都是陈毅学习的地方；有时天上下雨、下雪，眼前没有躲避的地方，他就把雨伞绑在自己身上，依旧专心地学习、读书。
1936年，由于叛徒告密，陈毅的住地所被敌人团团包围。陈毅机警地隐蔽在丛莽之中，敌人带着猎狗满山搜索，没有找到陈毅，却发现在住地附近有一个包袱。敌人们把包袱打开一看，里面既没有银元、又没有值钱的东西，仅有一堆书籍。敌人惊讶地说：“啊，共产党苦得这样，还念书哪！……”
陈毅认准只要坚持不懈，铁棒能磨成针，坚持学习、读书，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持之以恒。陈毅逐渐成长为人民军队的杰出将帅和中国无产阶级的优秀政治家，并且成为学识渊博的诗人。
老舍（1898—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人。我国著名的现代小说家、戏剧家。
他出身贫寒。1900年，他刚一岁，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父亲在侵略者的炮火下丧身。母亲拖着5个孩子靠给别人洗衣、做活养家度日。
老舍7岁那年，靠一位乐于行善的大叔才进了私塾，开始他的学生生活。后来靠他苦读勤学，考上免费供给膳宿的北京师范学校。
1921年，他进英文夜校时认识了一位英国教授，又跟着这位教授补习英文。25岁时，他被推荐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当讲师，教英国人学中国普通话和“四书”。他在伦敦先后和一位作家及一位翻译家住在一起。他看见他们不论白天夜晚，总是写个不停。一向爱好文学的老舍想，自己念过唐诗宋词，读过许多小说和新文艺作品，又能唱京戏、昆曲，也写过小说习作。又有满肚子的苦汁，何不吐出来？我要大声呐喊！他下定决心拿起笔。利用课余时间和假期，开始了小说的创作。
凡事开头难。尽管过去他也写过论文，写过讲演稿，可正式要写起小说来，并不那么容易。在远离故土的英国伦敦，他怀念祖国，思念家乡，回忆往事，创作的冲动激励着他勤奋苦练，边学边写。他想：“十成不能则五成，五成不能则一成半成，灰心则半成皆无。生命断矣！”他还想：“字纸篓子是我的好朋友，常常往它里面扔弃废稿，就一定会有成功的那一天。”
终于，他熬了整整一年写出了第一本小说《老张的哲学》在国内发表了，他快活得要飞起来了。接着，他又写了三本小说。
1930年春回到祖国后，老舍应聘担任了齐鲁大学的教授。从这以后，他在教书的业余时间写作，每年寒假、暑假，是他写作的最佳时期，不管外界有多少诱惑力，也不管条件有多么困难，他天天坚持写作。从开始写小说起，他一连10年都没有歇过夏。
有一年，暑假期间，山东济南遇上了奇热，小孩整天哭号，吃不下奶；大人一个劲儿地喝水，吃不下饭。当时老舍正忙着写一本书。他坐在小桌前，左手挥扇打苍蝇，右手握笔写稿，汗不停地流着，不一会儿汗水就顺着手臂流到了写字的纸上，他便把毛巾垫在肘下当吸汗器，坚持写作。他规定自己每天必须写好两千字，否则决不罢休。
不久，老舍离开了教学岗位，成了专业作家，他更是夜以继日地写作。实在疲倦了，就朗读外文小说，调剂调剂精神。老舍的辛勤耕耘，果然结出了硕果。在山东7年间，他写了6部长篇小说，40篇短篇小说。
这以后，老舍在抗日战争期间，又写了《四世同堂》等两部长篇小说，7个话剧，出版了一部长诗集、一部曲艺作品集、两部短篇小说集。新中国成立以后，还写了《龙须沟》、《茶馆》等24部戏剧。
老舍成为我国写作最勤快、作品最多、国内外享有盛名的老作家之一。他的许多作品，已经翻译流传国外。老舍用他宝贵的生命和丰硕的作品，证实了他甘当人民“文牛”的高贵品质和高风亮节。他为祖国为人民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一位心理学家想知道人的心态对行为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于是他做了一个实验。首先，他让10个人穿过一间黑暗的房子，在他的引导下，这10个人都成功地穿了过去。然后，心理学家打开房内的一盏灯。在昏黄的灯光下，这些人看清了房子内的一切，都惊出一身冷汗。这间房子的地面是一个大水池，水池里有十几条大鳄鱼，水池上方搭着一座狭窄的小木桥，刚才他们就是从小木桥上走过去的。
心理学家问：“现在，你们当中还有谁愿意再次穿过这间房子呢？”没有人回答。过了很久，有3个胆大的站了出来。
其中一个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速度比第一次慢了许多；另外一个颤巍巍地踏上小木桥，走到一半时，竟趴在小木桥上爬了过去；第三个刚走几步就趴了下去，再也不敢向前移动半步。
心理学家又打开房内的另外9盏灯，灯光把房里照得如同白昼。这时，人们看见小木桥下方装有一张安全网，只是由于网线颜色极浅，他们刚才根本没有看见。
“现在，谁愿意通过这座小木桥呢？”心理学家问道。这次有5个人站了出来。
“你们为何不愿意呢？”心理学家问剩下的两个人。
“这张安全网牢固吗？”这两个人异口同声地反问。
很多时候，成功就像通过一座小木桥，失败的原因往往不是能力低下、力量薄弱，而是面对困难失去了积极的心态，乱了方寸，慌了手脚，表现出各种程度的胆怯，还没有上场，就败下阵来。
事实上，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圣经》上说：“上帝关了这扇窗，必会为你开启另一道门。”消极者会说：“我只有看见了才会相信。”而积极者会说：“只要我相信，我就会看见。”积极者采取行动，消极者静止不动。同样的半杯水，消极者说它只有一半，积极者说它已经有一半了。因为，积极者往杯里倒水，消极者从杯里取水。
生活就像一场竞赛，我们无法改变它的规则，但我们可以选择以何种心态去对待这场竞赛。
希拉斯·菲尔德先生退休的时候已经积攒了一大笔钱，然而他突发奇想，想在大西洋的海底铺设一条连接欧洲和美国的电缆。随后，他就开始全身心地投入这项事业。前期基础性的工作包括建造1条1000英里长、从纽约到纽芬兰圣约翰的电报线路。纽芬兰400英里长的电报线路要从人迹罕至的森林中穿过，所以，要完成这项工作不仅包括建一条电报线路，还包括建同样长的一条公路。此外，还包括穿越布雷顿角全岛共440英里长的线路，再加上铺设跨越圣劳伦斯海峡的电缆，整个工程十分浩大。
菲尔德使尽浑身解数，总算从英国政府那里得到了资助。然而，他的方案在议会上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在上院仅以一票的优势获得多数通过。随后，菲尔德的铺设工作就开始了。电缆一头搁在停泊于塞巴斯托波尔港的英国旗舰“阿伽门农”号上，另一头放在美国海军新造的豪华护卫舰“尼亚加拉”号上。不过，就在电缆铺设到5英里的时候，它突然被卷到机器里面，被弄断了。
菲尔德不甘心，进行了第二次试验。在这次试验中，铺到200英里长的时候，电流突然中断了，船上的人们在甲板上焦急地踱来踱去。就在菲尔德先生即将命令割断电缆，放弃这次试验时，电流突然又神奇地出现，一如它神奇地消失一样。夜间，船以每小时4英里的速度缓缓航行，电缆的铺设也以每小时4英里的速度进行。这时，轮船突然发生了一次严重倾斜，制动器紧急制动，不巧又割断了电缆。
但菲尔德并不是一个容易放弃的人。他又订购了700英里的电缆，而且还聘请了一个专家，请他设计一台更好的机器，以完成这么长的铺设任务。后来，英美两国的科学家联手把机器赶制出来。最终，两艘军舰在大西洋上会合了，电缆也接上了头；随后，两艘船继续航行，一艘驶向爱尔兰，另一艘驶向纽芬兰，结果它们都把电线用完了。两船分开不到3英里，电缆又断开了；再次接上后，两船继续航行，到了相隔8英里的时候，电流又没有了。电缆第三次接上后，铺了200英里，在距离“阿伽门农”号20英尺处又断开了，两艘船最后不得不返回爱尔兰海岸。
参与此事的很多人都泄了气，公众舆论也对此流露出怀疑的态度，投资者也对这一项目没有了信心，不愿再投资。这时候，如果不是菲尔德先生，如果不是他百折不挠的精神和不是他天才的说服力，这一项目很可能就此放弃了。菲尔德继续为此日夜操劳，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他绝不甘心失败。
于是，第三次尝试又开始了，这次总算一切顺利，全部电缆铺设完毕，且没有任何中断，几条消息也通过这条漫长的海底电缆发送了出去，一切似乎就要大功告成了，但突然电流又中断了。
这时候，除了菲尔德和他的一两个朋友外，几乎没有人不感到绝望。但菲尔德仍然坚持不懈地努力，他最终又找到了投资人，开始了新的尝试。他们买来了质量更好的电缆，这次执行铺设任务的是“大东方”号，它缓缓驶向大洋，一路把电缆铺设下去。一切都很顺利，但最后在铺设横跨纽芬兰600英里电缆线路时，电缆突然又折断了，掉入了海底。他们打捞了几次，都没有成功。于是，这项工作就耽搁了下来，而且一搁就是1年。
所有这一切困难都没有吓倒菲尔德。他又组建了一个新的公司，继续从事这项工作，而且制造出了一种性能远优于普通电缆的新型电缆。1866年7月13日，新的试验又开始了，并顺利接通、发出了第一份横跨大西洋的电报！电报内容是：“7月27日。我们晚上九点到达目的地，一切顺利。感谢上帝！电缆都铺好了，运行完全正常。希拉斯·菲尔德。”不久以后，原先那条落入海底的电缆被打捞上来了，重新接上，一直连到纽芬兰。现在，这两条电缆线路仍然在使用，而且再用几十年也不成问题。
天下事最难的不过十分之一，能做成的有十分之九。要想克服困难获得成功的人，尤其要有恒心来成就它，要以坚忍不拔的毅力、百折不挠的精神，排除纷繁复杂的耐性，坚贞不屈的品质，作为涵养恒心的要素。
一个人之所以成功，不是上天赐给的，而是日积月累自我塑造的，千万不能存有侥幸心理。幸运、成功永远只会属于辛劳的人、有恒心不轻言放弃的人、能坚持到底的人。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这个自然现象中就能体现出恒心来，一日曝之，十日寒之；一日而作，十日所辍，成功的概率几乎等于零。
俗话说得好：滚石不生苔，坚持不懈的乌龟能快过灵巧敏捷的野兔。如果能每天学习1小时，并坚持20年，所学到的东西，一定远比坐在教室里接受四年高等教育所学到的多。正如布尔沃所说的：“恒心与忍耐力是征服者的灵魂，它是人类反抗命运、个人反抗世界、灵魂反抗物质的最有力支持，它也是福音书的精髓。从社会的角度看，考虑到它对种族问题和社会制度的影响，其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也不为过。”
森林里有3只凶猛的老虎，一天，由林中动物选出的代表猴子召集大家在一起开会，它要求大家做出一项决定：“我们知道老虎是百兽之王，但是我们森林里有3只老虎，3只老虎都非常凶猛。我们应该服从哪只老虎，拜谁为王呢？”
这3只老虎知道动物在开会，于是它们也在一起商议：“其他动物难以裁决是有道理的，因为这里不能同时有三个林中之王。我们3个也不想拼个你死我活，因为我们是朋友，我们该怎么办呢？”
动物们在激烈讨论之后做出决定并通知这3只老虎：“我们找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那就是你们3个比赛爬一座高山，第一个登上山顶者为王。”
全体动物都观看这场爬山比赛。第一只老虎往上爬到一半就下山了；第二只老虎往上爬，爬到一半也下山了。第三只老虎拼命爬，但是山实在太高了，尽管它用尽全力，也没能登上山顶，于是，动物们一筹莫展了，议论纷纷，到底该选哪只老虎当王呢？这时一只经验丰富的老鹰说：“我知道该拜谁为王。”顿时，山上鸦雀无声，大家安静下来，用期待的眼光看着老鹰。
老鹰说：“老虎爬山时，我在天上飞翔，听到了它们与大山的对话。第一只老虎说：‘大山，你赢了。’第二只老虎也说：‘大山，你赢了。’只有第3只老虎说：‘大山，你现在暂时赢了，但是你已经不能再长高了，而我还要继续成长，等过一段时间，我一定会征服你的。’”
老鹰最后说：“3只老虎的区别在于第3只老虎有王者之风，因为它在失败时不灰心丧气，困难虽大，但它的精神远在困难之上，只有它配称王，只有它配做百兽之王。”最后在动物们的欢呼声中，第3只老虎被拜为林中之王。
有人这样说，每个人命运天平上，一边放上名利、权位、成功等，而在另一边则放上相同重量的代价。同样，人的一生顺境和逆境的数量、重量也是大体相等的。这也正如同白昼轮转，形影相随一样，它们是无法分开的。
在美国，有一位穷困潦倒的年轻人，即使在身上全部的钱加起来都不够买一件像样的西服的时候，仍然全心全意地坚持着自己心中的梦想，他想做演员，拍电影，当明星。他告诉自己：“假如我没有找到一份有关演艺事业的工作，我拒绝去打任何一份临时的工作来养活我自己。我拒绝！”
当时，好莱坞共有五百家电影公司，他逐一数过，并且不止一遍。后来，他又根据自己认真规划的路线与排列好的名单顺序，带着自己写好的量身订做的剧本前去拜访。但第一遍下来，所有的五百家电影公司没有一家愿意聘用他。
面对百分之百的拒绝，这位年轻人没有灰心，从最后一家被拒绝的电影公司出来之后，他又从第一家开始，继续他的第二轮拜访与自我推荐。
在第二轮的拜访中，五百家电影公司依然全部拒绝了他。
第三轮拜访的结果仍与第二轮相同。这位年轻人咬牙开始他的第四轮拜访，当拜访完第三百四十九家后，第三百五十家电影公司的老板破天荒答应愿意让他留下剧本先看一看。几天后，年轻人获得通知，请他前去详谈。
就在这次商谈中，这家公司决定投资开拍这部电影，并请这位年轻人担任剧本的男主角。
这部电影名叫《洛奇》。这位年轻人的名字就叫席维斯·史泰龙。现在翻开电影史，这部叫《洛奇》的电影与这个日后红遍全世界的巨星皆榜上有名。现实生活中，没有人不追求和向往美好。但老天好像就是要与人作对，总是在人生的道路上布满坎坷，总是不让人一帆风顺，各种各样的挫折总是在人不经意间横亘道上。
天无绝人之路。生活丢给我们一个难题，同时也会给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
史泰龙能够成功，是因为他坚信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坚信冬天之后有春天。他在困难面前没有低头，没有被挫折吓倒，而是另辟蹊径，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成功。
许多人认为坚持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其实，只要对自己说一句：没有过不去的坎，马上就好了，我完全可以坚持。
我们要经常在难以忍受的时候，提醒自己要学会坚持。军训时，提醒自己：忍一忍，马上就好了。学网球四肢酸痛时，对自己说：不要怕苦，忍一忍就好了。
多少人因为没有忍受而失去良机，多少人因为没有忍受而造成失败。
坚持，是很重要的，不会坚持，不会忍耐，就没有成功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