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毕竟是庄子，他以游戏人生的生活态度自由地漫步于黑暗的世界。既然在黑暗的世界里看不到希望，人生在世就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于是庄子选择了以游戏的态度来对待人生。庄子说：“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
庄子向往自由的生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一切依照自然而行事，不追求私利，只求清静无为。但在黑暗的世界里，这种美好的设想就是空想，世界上没有世外桃源，即使隐居山林的隐者，也不能过上真正意义上的隐居生活。
庄子认识到个体生命的脆弱，感受到社会对人的精神奴役，对世俗社会充满了厌倦。按照这个想法，庄子应该选择逃离社会，就像多数隐者那样退隐山林，与自然为伴。
事实上，庄子并没有那样做，他依然选择了留在世俗社会，继续忍受人间的苦难。看起来，庄子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和他选择的人生之路似乎是矛盾的。
其实不然，在庄子思想深处，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摆脱人生的苦难，对他来说，生活在世俗社会和隐居山林是一样的，都无法逃离黑色命运的捉弄和摆布。
有人说：“隐者是避世的。他们希望不受国家政权、礼乐法制的控制、束缚，过着自然闲适的生活。但是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生活离不开社会，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渗透着封建主义的礼乐行政。特别是战国中期以后，王权在不断集中、加强，隐者们感到世外桃源的小天地已经越来越小，唯一的出路就是在各种政治势力的夹缝里，在各种政治冲击力的死角里求得生存。这样他们的态度就由避世转为游世。这两种思想在庄子那里兼而有之，确切些说，庄子思想体现了由鄙世到游世的转变。”
这个论断无疑是准确的，可以说，战国中期以来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使避世的隐者很难找到一块人间净土。所以，庄子选择了游世的生活哲学。
庄子认为，人生活在世界上，不应该受任何制度和礼法道德的约束，作为自然的个人也没有必要为社会和国家尽义务。他批评儒家积极的入世态度和行为，甚至抨击说儒家圣贤做的事情不是为了实现完美道德，而是为了彰显自己的名声。庄子还反对追求富贵，“平为福，有余为害者，物莫不然，而财其甚者也。”
人只要满足基本的生存就可以了，过平平常常的生活，超出了基本需求的富贵反而会成为祸害。儒家也反对过分追求物质利益，主张节制人的欲望，但儒家并不反对人类在适度欲望驱动下进行社会生产与发展。
庄子从自然人性论出发，彻底地反对人的欲望，反对人类对自然界的任何改造。实际上，如果没有任何动机和欲望，生产就会停滞，人类社会也会停滞不前。
庄子认为无论一个人对社会“有用”还是“无用”，都不能最终摆脱命运的捉弄。但是如果人们总是追求世俗意义的“有用”，遭受的苦难和折磨会比“无用”更多，所以庄子特别喜欢“无用”之用。
庄子认为无“用”是一种特殊的“有用”，一件事或人对社会“无用”，对自己可能“有用”；在这方面没用，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有用”，这就是所谓的“无用之用”。
庄子在《人间世》中描述了一个“无用之用”的例子：匠石带着徒弟到齐国去，在路上看到一棵高大粗壮的栎树，匠石看也不看就走过去了。弟子们不解地问：“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树，为什么老师看也不看呢？”匠石说：“这棵树没有用，做舟会沉，做棺材会很快腐烂，所以才能长这么高大而没有被砍掉。”
在这个故事里，木匠代表社会，栎树代表个人，栎树不能为木匠所用，代表个人对社会“无用”。以世俗的眼光鄙视个人的无用，有时候对个人反倒是件好事。由于个人没有能力参与社会名利的争斗，社会也就忽视了个人的存在，生命从而得以保全。这就是“无用”的“为予大用”。因此，几乎所有的隐者都选择了躲避世俗生活，以自己对社会的“无用”来保全生命。
但在战国中期以后，能够适合隐者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庄子感觉到生活的压力非常大，即使躲到山林中也不能避世，选择隐退并不能解决问题，个人不想介入社会，社会却要来干预个人。孟子曾经挖苦隐者说，除非变成蚯蚓钻到土里，否则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清静。所以，庄子主张游于世，不主张躲起来，以自己的“无用”生活在社会的夹缝中。
庄子游戏人生的态度是一种高超的生活哲学和艺术。他不关心政治和社会，甚至没有人情味，不去争夺财富和名声，不去招惹别人，其实，这些很难做到。
庄子在《养生主》中写了一则庖丁解牛的故事，讲一位姓丁的厨师解牛时的高超技艺。庖丁在牛骨的缝隙处下刀，决不去碰硬骨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庖丁解牛的高超技艺有深刻寓意，个人生活在世界上，会遇到林林总总的问题，如果能避实击虚，不去正面接触问题，就有可能在社会的夹缝中游刃有余地生存。这样看来，庄子的游世思想颇有些滑头的意味。
生活在黑暗的世界上，一切事情不要太认真，这是庄子游世学说呈现给我们的最直接感受。当强权和名利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目标时，善恶的标准就模糊不清了。
做善事的好人得不到社会的承认，作恶的坏人受不到惩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格言并不灵验。庄子寓言里，流露出他对一些肢体不全之人的羡慕之情。比如，有一个叫支离疏的人，脸藏在肚脐下，肩膀高过头顶，发髻朝天，大腿和胸肋骨相齐，相貌丑陋无比。支离疏替人家缝衣洗服、簸米筛糠，却能养活自己和十几口人。政府征兵的时候，他大摇大摆地在街上走来走去，因为残疾就不用服兵役了；政府征民工的时候，他因为残废而免去劳役；政府赈济灾民和贫苦百姓的时候，他可以领到米和柴。形体残缺不全的人，还能够养活自己，享尽天赋的寿命，又何况忘德的人呢？
看来，不管以什么状态和方式，只要苟延残喘地活着就是胜利，颜世安先生用“精神自虐”一词来概括庄子思想中的这个倾向。他说，一个天性认真的人因为愤世而故意否定自己的认真，通过嘲弄、作践自己所属的人类群体，来表达对黑暗不可理喻的“存在”彻底不负责任的激愤心情。庄子以支离疏为例子表达黑暗和残缺的世界只配让人以“支离疏”的方式活着。
庄子以戏谑的态度，视生死为游戏，生与死没有严格的界限，此之谓“齐生死”。人活在世界上，可以没有任何尊严，随波逐流，顺命而行，灾祸降临也不求躲避，不与命运抗争，死亡来临也无所畏惧。死和生只是人存在的不同形式而已，不必太认真。
有时候，庄子甚至还说，死了比活着更好，人死了，就进入一个安宁的世界，灵魂也不再忙碌而有所皈依，相反，活着却是忙碌和荒唐的。所以，人最好的生存形式就是游戏人生，不可太认真。庄子对生死的达观态度，使他能够做出老婆死了，还鼓“盆而歌”的超常举动。
老子以后，道家逐渐发展出了重视个人利益的思想，尤其表现在保全个体生命方面。杨朱一派的道家具有“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信念，典型地体现了个人利益高于社会利益的思想。
而庄子与杨朱不同，他虽然主张回归自然人性，但不会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投身社会。庄子觉得在黑暗的世界里，没有必要去寻找生存之路，不如放逐生命而自流，视人生为游戏。
隐者也是以游戏的态度对待人生，但隐者的游世并不彻底，他们还对未来有着某种长远目标的期待。这表明隐者还是相信宇宙最终仍然存在着合理性依据。
庄子不相信宇宙中存在最终合理性的依赖，这对于人们的宗教情怀是一种反动和打击。儒家思想发展到《易传》时代，为现实人生找到了天地的终极依据。
正是从这一点来说，儒家思想具有一定的宗教性。但是中国传统思想一直没有产生像西方基督教性质的宗教，与先秦时期诸子关心世俗社会，而不关心未来的思想倾向有很大关系。
即使向往自然秩序的道家思想成为道教的主要资源，在先秦时代的老庄那里，也没有一种对彼岸世界的描述，尤其是庄子，不但看透了现实世界的黑暗，而且彻底否定有一个幸福的未来。
在庄子的心目中，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是非、善恶、虚实、美丑都是相对而言。一样东西站在一个人的角度来说是正确的，对这个人有益，但站在另外一个人的立场上，就可能是不正确的，还可能是有害的。
论辩没有意义，事物没有对错之分，不要一定把世界作出有意义还是无意义的划分，就连生死都是瞬间就可以转化的事。《齐物论》最能体现庄子的哲学思想，在这篇哲学名著中，庄子以诡辩的形式来否定逻辑论辩。
其实，这说明庄子是以游戏的态度对待正统的人生态度，人的存在没有任何根基，一切不要那么认真。庄子否定了自我的真实存在，把怀疑主义精神和相对主义哲学推到了最高境界。
大家熟知的《齐物论》篇有一个庄“周梦蝴蝶”的故事，最能体现庄子的相对主义思想。庄子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醒来以后发现还是自己，这时他也搞不清是自己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变成了自己。庄子以戏谑的表现手法、夸张离奇的故事来表达他对黑暗世界的悲愤之情，彻底地把人生的本质游戏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