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由上古圣贤相传的意旨中，演化出以“仁义”作为自己的中心思想。老子说的冲和，与孔子说的中和，仔细玩味，也都是仁。
《孟子》中说：“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这个说法却少有人能简捷地说得出来。仁，是孔门学说的中心，而义又是“行仁”的体现。我国历代的圣贤以死卫大道，以死殉真理，以死赴国难的精神，都是从这里产生的。孟子所揭示的浩然之气，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都是从这里培养出来的。
《易经·系辞》中说：“立天之道，叫做阴与阳；立地之道，叫做柔与刚；立人之道，叫做仁与义。”所以说仁义的精神，也就是人道精神。儒家以“讲仁义”称道于世，他们的仁义精神，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博爱的精神，正义的精神。仁里面含有“爱”和“生”的意思。《中庸》中说：“仁，就是人。”程伊川说：“人的形体可以叫做仁。”朱熹只以心之德、爱之理来解释仁的实质。因为他还没有领悟到“生生不息”的玄妙之处，而《易经》的玄奥、精要之处也就在这里。
《易经》中说明了乾开始于万物，以乾一统于天，而说乾为仁，则是汉代儒家继承古义的精微之处。后代人却是走马观花，致使最高尚的民族精神逐渐下降，而落于柔夷空寂没有作为的境地。义里面含有“宜”的意思，也通“至善”。《中庸》中说：“义就是宜。”孟子说：“仁，是人的心；义，是人的必经之路。”所以说义是人们必行必经的道路，陈淳称为“当然而然，无所作为而然”。当然而然，就是说道体；无所作为而然，就是说德行。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应该”，应该是这样做就这样做。
道的实质，也是正义的实质，即义不容辞；该进就进，该退就退；该做就做，该放手就放手；甚至该生就生，该死就死。看到的都是义，全不计较生死。这样，便能产生“如果是自己亏了理，即使对方是个很平凡的人，我也害怕他；如果自己是正确的，即使对方有千军万马，我也敢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
人们的行为，如果是有条件的行为，有目的的行为，便是功利的行为；只有无条件的行为，无目的的行为，才是道德的行为，才是行道、行义的做法，这就是人与禽兽的不同之处。所以孔子说：“有杀身以成仁，不必求生来损害仁。”孟子说：“杀身成仁，舍身取义。”这就是人所以为人的地方，这就是人与禽兽不同的地方，它也可以说是“劲气”内敛的地方。
“养天地正气”，就要明白“正气”自“劲气”中来，禽兽只有自然的生死，却没有道德的生死，也就是“义”上的生死。人，只能是顺自然而生，顺自然而死。不了解当生时则生，该死时就死，不知道违逆了道德仁义而苟且偷生，这样与禽兽又有什么区别？
提到人品，人们常常用“仁义”与否来衡量。可见“仁”、“义”二字在人生之中是何等的重要。
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对仁、义的倡导，莫过于春秋时的孔子了。乃至现代判断“仁”与“义”的标准，运用的还是孔子的学说，只是打上了现代的烙印而已。
在孔子的学说中，论“仁”的占相当大的部分。
何谓仁？子贡曾就这个问题请教过孔子。孔子的回答是：“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就是说：能在天下实施谦恭、宽厚、信诚、敏捷、施惠五种品德，就是仁了。
在孔子看来，仁比水与火更重要。他说：“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之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水和火，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但是，仁是比水与火更重要的，世界上没有仁来维系，那么，领导与被领导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变得彼此冷漠甚至分崩离析而不可收拾。所以，仁是绝对重要的。水火可以让人烧菜做饭生活得好好的，但一不小心也可以被水淹没被火烧掉。可是被仁害死的，至今还未曾见过。
如果泛泛地讲，做人要讲“仁义”，把仁义当成道德范畴的一个词来理解也是可以的。但严格地说，“仁”和“义”在意义上是有区别的。“仁”是仁爱，仁慈。“义”是正义、道义、信义等等。
解扬是晋国的大夫。《左传》记载，宣公十五年，楚国围攻宋国，久久不肯退兵。宋国向晋告急，晋国派解扬到宋国去，告诉他们晋国将要出动全部军队来解救宋国。在路上遇到了郑国人，他们捉了解扬，把他送给了楚国。楚国贿赂解扬，给他很多钱，让他说晋国不来救宋国了。解扬不答应。最后被强迫了三次才答应下来。楚人让解扬登上楼台，向宋人喊话。结果，解扬没有听从楚人贿赂他所要说的话，却完成了要宋人知道晋君起兵救宋的命令。楚人要把他杀掉，他回答说：“君能够下达命令，这就是义；臣能够接受命令，这就是信。信能载义而行，就是利。行义就不能信别人的，要信就不能听从两种命令。你要买通我，这是不知命，我答应你，是为了完成晋君的命令。我死了但完成了任务，是尽了我的责任。你也有忠实的臣下，我能够死得其所，又有什么别的请求呢？”于是楚国人放他回到了晋国。
解扬对义有着他自己的理解。
古人很看重义。《列子·说符》中说：“人而无义，惟食而已，是鸡狗也。”人若没有信义，只知道吃饭，那只能算是鸡狗之类了。汉代贾谊《新书·阶级》中说：“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义所在。”不随便接近利益，不随便离开祸害，关键在于是否符合正义。宋代邵雍《义利吟》中说：“君子尚义，小人尚利。尚利则乱，尚义则治。”意思是说：君子崇尚道义，小人崇尚私利。崇尚私利国家就混乱，崇尚道义国家就安定。清代李塨在《颜习斋先生年谱》中说：“临财勿忘义，见义生可轻。”意思是说，见得钱财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正义；面临正义的事业，可以牺牲自己。总之，关于“义”字，可谓“前人之述备矣”。至于“桃园三结义”之类的故事，人们更是耳熟能详了。
人生在世，若是真的能够做到大仁大义，才能达到一种崇高的境界。
孔子说：“仁人是安守仁道的，有智慧的人知道仁对自己有好处才去行仁。”又说：“如果立志于仁，就不会做坏事。”韩愈说：“天地的大德叫做生，圣人的大德叫做仁。仁是生命的根本，生命又是仁的作用。所以产生生命的叫做仁，博爱就是仁。”以博爱为仁，实不足以完全代表仁。孔子又解释：“仁就是为人之道。”仁是做人的道理，仁是人性的实质。放弃了人性的真情，又怎么能说是为人之道呢？！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学说，进一步解释为：“仁就是人的心。”这不仅继承了孔子的意思，并进一步深入直指人心。说仁体现得足就可以入圣。所以说，天地只是仁的流行，圣人只是仁的体现。
英雄豪杰，除此也无可说立德立业。因为人充满在天地之间，所以说尽是一派生机浩然，一派生趣盎然，一派生意溥然。圣人与天地同仁，所以说圣人与天地同大。又可以说，圣人的德行与天地同高。
子贡向孔子问仁。孔子说：“能够处处实行五种品德的，就是仁人了。”子贡说：“请问哪五种是仁。”孔子说：“庄重、宽厚、诚实、勤勉、慈惠。庄重就不会遭受侮辱，宽厚就会得到大家的拥护，诚实信用就会得到人们的信任，勤勉就会提高工作效率，慈惠就能使唤他人。”
《易经》中说：“怎么能说土里土气的诚恳不是仁呢？所以能博爱。”这是说明仁为爱的本体，爱为仁的实用。这就是说，只有仁者才能爱人，爱人就得到人；只有仁者才能爱国，爱国就能得到国家；只有仁者才能爱天下，爱天下则得到天下。
《易经》中又说：“天地的大德叫做生，圣人的大德叫做位，圣人能守住位叫做仁。”周代说人必然说到仁。韦昭注解说：“博爱于人作为人。”庄子认为爱人利物就叫做仁，贾谊说心兼有爱人叫做仁，所以说仁者爱人。爱人就没有偏颇、没有遗弃，这样天下就归顺了。所以孔子说：“怀着仁的人自己想立而立人，自己想达而达人，这可以说是行仁的方法了。”
孔子说：“没有仁的人，不能长久地处在贫困之中，也不能长久地处在安乐之中。仁人是安守人道的，有智慧的人知道仁对自己有利，于是去行仁。”这就是说没有仁就不能达到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境界。
仁既作为天、人、物、我一体的大道，怎样才是为仁之道呢？孔子回答颜渊问仁时说：“抑制自己，一切都依从礼的规范去做，就是仁。一旦做到了，天下的一切都归向仁了。行仁完全在于自己，难道还在于他人吗？”颜渊问行仁的条目，孔子回答说：“不合乎礼的不去看，不合乎礼的不去听，不合乎礼的不去说，不合乎礼的不去做。”这就是说，做到这四条，就可以去行仁了。朱熹认为不是礼的就是私意，所以要尽量抑制自己的私意。尽量规范于礼，就是行仁。
怎样做才合乎仁，孔子说：“出门办事就像去接待贵宾，使唤百姓就像去进行重大的祭祀那样严肃认真。自己不想做的事，不要强加给别人。这样，在朝廷上没有人怨恨自己，在家族中办事也没人怨恨自己”这就是以敬恕之道来说明仁，自己不想做的，不要强加于人，就是以自己的仁心去推及他人。也就是说自己要首先立人，自己首先要达到做人之道。所以回答樊迟问仁是“爱人”。如果扩充它就是：把自己所想的，施给于人，这样自己的仁心就更厚实了。再者，就是：“刚毅、说话真诚的人也接近于仁”。又如：“有仁德的人，说话真诚。”“躬身力行也近于仁。”“有仁德的人无忧愁。”“有仁德的人清静恬淡。”“有仁德的人必然勇敢，勇敢的人必然有仁德。”这些所说的都是“行仁”的条目。也就是说，行仁的道理，从这些方面做起，也就能够达到仁的境界了。
仁能够爱人，所以广业，所以成仁。仁能存于心，所以能立德，所以成就自己。孔子的圣学，以仁为中心主旨，以行仁作为最高理想，以成仁作为最高境界，不能离开片刻。所以孔子说：“仁人志士不因为求得生存而损害仁的形象，他们能够牺牲自己来成就仁。”又说：“富贵是人人都想得到的，不是从正确光明的途径得到的，不强求。贫贱是人人都讨厌的，不是以正确的手段丢掉的，不舍弃。君子丢掉了仁，怎么能成名？君子不是每天吃饱了就算达到了仁。君子在任何时候都不违背仁，匆忙之时与仁同在，颠沛流离之时也与仁同在。”
成了圣人，成了仁人，这是内心的东西，而富贵功名是外表的东西。重视内心，轻视外表的人，就是君子；重视外表，轻视内心的人，就是小人。所以，君子安守于仁而达到仁，小人正好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