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态语言的历史和有声语言的历史一样悠久，不仅有声语言在开始出现的时候便同体态语言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且有声语言在各种场合运用的整个过程中，几乎都是同体态语言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一般说来，体态语言存在于口语表达的过程之中，不能脱离有声语言。虽然体态语言具备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口语交际中第一位的表达手段是有声语言。只有有声语言才能最清楚最细腻地传达各种信息。体态语言则是对有声语言作必要的补充，以提高说话的整体表达效果。体态语言只能表达一部分内容，它能补充有声语言，而不能代替有声语言。一些语言不通的人，彼此说话听不懂，只好靠打手势来表达一部分意思，但不可能表达复杂的内容。教学中，师生现场直观教学的效果是最理想的。这主要是由于学生在直观教学中除了接受有声语言，同时还接受体态语言。如果教师在课堂上一言不发，只打手势，那学生将根本无法接受知识。而如果一位领导干部作报告，或者跟人谈话，不用语言，只用表情、手势，不但完不成报告、谈话的任务，反而会使人误以为这位领导神经有毛病。体态语言只能表示一些简单的意思而不能表达复杂的内容，若是脱离了有声语言，就连这简单的意思也会变得十分模糊含混。所以我们既要重视体态语言，又要了解它的特点，以便恰如其分地使用。在口语交谈中不可能没有体态语言，但又不能太多。太多的体态语言会使人眼花缭乱，分散注意力，反而影响表达效果。我们经常看到一些领导干部在讲话时一双手不停地在胸前划动或高高举起，和他所说的话根本配合不到一起，结果给人一种忙乱、不稳重的感觉，而这样滥用体态语言的效果自然不会好的。
体态语言之所以能够辅助有声语言而产生形象、生动的表达效果，主要是因为它具有完全可见的表现形式，直接作用于人的视觉。根据视觉心理学的研究，人们从外部世界获得信息，最重要的渠道是视觉渠道。人的大脑左半球主管语言、思维，右半球主管形象，音乐，各有不同的分工。左右两半球之间有神经纤维相互沟通，这样两半球虽然各有分工，但功能得以互为补充。所以在口语交际过程中，有声语言作用于听觉，体态语言作用于视觉，听觉视觉同时并用，两种信息同时协调地传递，大脑两半球同时工作，互相补充，使口语表达能够得到更为深刻的交际效果。而且视觉的感知往往能够蕴含较多的情感因素，所以以视觉为传递媒介的体态语言能够引发人们的复杂感情，传递有声语言难以说清的内心体验和莫名的感情。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听人作报告、演讲，听众在看得见主讲人的场合所获得的信息的清晰度和精确度比看不见主讲人时要高得多。这就是因为在看得见主讲人时不仅有声语言通过听觉传入了大脑，而且直观的体态语言也同时通过视觉传入了大脑。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提倡面对面地去做思想影响工作。特别是现在提倡各级领导干部要和群众直接对话。直接对话由于是面对面的谈话，就更容易交流情感，取得更好的效果。
体态语言通过表情姿态向听众表示，在所说的话中哪些在意义上或感情上是最重要、最关键的部分。有了体态语言的配合，有声语言表达的重点就能够表示得更鲜明、更突出、更生动、更形象。
1945年10月17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他在结束报告时讲道：“总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面前困难还很多，不可忽视。我们和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排除万难，达到胜利的目的。”这时，毛泽东同志沉静地向前望着，举起右手掌慢慢地向前方推出，这个仿佛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手势，造成了极为强烈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成为人们记忆中一个极难忘的手势。
当然，要注意体态语言所突出的重点只能落在关键之处，画龙点睛，干脆明确，要而不烦，恰到好处，而不能每句话都配合运用。否则就会喧宾夺主，适得其反。
人们在交谈时，有声语言一般以适当的体态语言伴随辅助。人类有些体态语言具有普遍的意义，例如世界上各民族的人在打招呼时，都会扬起眉毛；但大多数体态语言由于民族文化背景、时代风尚、社会环境及其他应用条件的不同，而表现出独具的民族性、时代性、社会性。这是体态语言变异性的表现之一。比如，我国古时候用作揖表示见面礼，而现在则用握手或点头表示见面礼；我国古代晚辈对长辈常用跪拜礼，现在则多用鞠躬礼。这是因为时代和社会不同了，这种体态语言也随之变化了。体态语言的变异性还表现在使用个体的差异性，同一个人表达相似的意思也完全可能由于所处环境、时间的不同，听众对象的不同以及个人情绪的变化而运用不同的体态语言。就同一民族、同一时代而言，主要的基本的体态语言有一种相对约定俗成的习惯，但比起有声语言来，体态语言仍旧是灵活可变的，具有其特定的变异性。
有些体态语言在某些民族中使用，而在另一些民族中并不使用。
例如1985年美国一所大学的学生在中国的舞台上公演了曹禺的著名话剧《家》，剧中人觉新连连耸肩表示毫无办法，使得中国观众大笑不已，因为这是典型的欧美体态语言，中国人一般不这样耸肩。
还有一个事例，中国一所大学外语系的学生在演出美国话剧时，演员伸出一只手的大拇指和小拇指来表示“6”，使初到中国的英美朋友大惑不解，因为这是中国人表示“6”的手势，英美人表示“6”则要用两只手——伸一只手的五指和另一只手的拇指。另外，有些表现形式相似的体态语言，不同民族用它所表达的意思并不一样。例如，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用点头的动作表示肯定、赞同，正如中国俗话所说的“摇头不算点头算”。但在保加利亚和尼泊尔等国却用摇头表示肯定、赞同（我国的少数民族佤族也是如此）。当前，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十分频繁，在同外国朋友的接触中需要注意一些体态语言在我国和其他国家所表示的不同意义。例如我们伸出食指往下弯曲表示“9”，日本人却用来表示“偷窃”。我们伸出右手食指、中指无论手背朝里朝外都表示“2”，而在英美伸出右手食指、中指手背朝里时表示“胜利、成功”之意，手背朝外时表示“伤风败俗”的意思。我们伸出拇指、食指分别左右倾斜表示“8”，可是这种手势在英美却表示“2”。不了解体态语言的这种民族差异，势必妨碍信息的传递，甚至引起误解，造成不快。
在同一民族中，由于不同历史时代的生活风貌、文化习俗、政治背景的差异会使一些体态语言具有时代的特征。我国古代服装宽袍长袖，人们生气离开时，常常一甩袖子，所以产生了“拂袖而去”这一成语。现代我们的服装已无长袖，这个成语保留了古代体态语言的痕迹。电视剧《李信与红娘子》是根据老作家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李自成》改编的。姚雪垠曾指出“红娘玩狮子、唱大戏，而且围观的农民竟然鼓掌喝彩，这很荒谬。在明末是没有鼓掌这一礼仪的。”像这种忽视了体态语言的时代差异所造成的纰漏在不少反映历史题材的电影、电视中经常可以看见。作为一个有志成功的人，在工作中就更要注意体态语言的时代性，避免闹出笑话。
同一社会中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的人们在运用体态语言时也会带有各自的一些特点。例如中国成年女性有“掩口而笑”的姿态，成年男子则不会这姿态。而表示犹豫不决、局促不安时，男人会抚摸小巴、胡须，年轻一点的也许会“抓耳挠腮”，而女子则不会有这类动作。表示自指，一些工人师傅会翘起拇指指向自己的胸前或鼻子，而知识分子常是轻拍胸口。
体态语言并非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般动作，而是在特定条件下用表情、动作和体姿来做交流思想的工具，是表露人的内心、寄予人的情感的语言。发出体态语言的一方既有可能是下意识的一种控制行为，又有可能是无意识的行为。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就曾说过：“凡人皆无法隐藏私情，他的嘴可保持缄默，他的手却会‘多嘴多舌’。”因而，一个人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角色，注意体态语言的社会性，恰如其分地使用体态语言，并努力克服一些不良的体态语言习惯，树立良好的个人形象，发挥语言艺术的魅力和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