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从荀卿学习，深受荀卿思想熏陶。在受荀卿思想熏陶的基础上，他又参合老子、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家的学说，成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主张君主集权，并且强调国君治理国家，要具备“法”“术”“势”。“法”，就是国君制定的法令，全国臣民都要遵守，有功必赏，有罪必罚。“术”，就是国君驾驭臣下的方法，暗自运用的一种权术。“势”，就是国君的权威。韩非认为有权势才能使法令推行，铲奸除暴。韩非提出的法、术、势相辅相成的学说，成为完整的专制主义的政治理论。
韩非在李斯辞荀入秦前后回到韩国。他满怀信心要用自己的法家理论使韩由贫变富，由弱变强，昂然立于七雄之中，但是，他回到韩国以后，“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他“为人口吃，不善道说，而善著书”。乃根据以往诸侯国君的得失写出《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后来编成书，名《韩非子》。
他作为韩国的宗室公子，见祖国日益衰弱，治国不修明政，驾驶群臣不用权势，任用官吏不是唯贤，反而用些邪枉之徒，非常气愤，韩王也就对他厌恶和仇视。韩国的大臣堂公曾劝他放弃法家主张。说“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然而吴起肢解，而商君车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并说“今先生立法术，设度数，臣以为危于身，而殆于躯”。
“法度”法，行为的准则、规矩。“度”即周密的制度。“法度”即法令制度，也即法律。堂公认为吴起、商鞅都推行法治，一个肢解，一个车裂，这是没有遇到明主的原因。现在你推崇法治，要求完善制度，但国君也不是明主，这对于你是很危险的事情。
韩非的回答是：“窃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即推崇法术完善制度，是富庶人民、便利大众的措施。并且说这是“仁智之行”。因为这是仁智之行，所以“不惮乱主暗上患祸”。要是“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只知保全自己，不顾人民的利益，那是“贪鄙之为”。自己不愿做贪鄙的事情，不敢有伤害仁智的行为，“所以先生有幸臣之意，然有大伤臣之实”。先生虽然有爱惜我的意思，实际上对我大有害处。
从堂公劝韩非不要坚持自己的法家主张免遭凶祸，与韩非所答不怕昏君乱主，任凭死亡也要坚持自己正确的政治主张，可以推知韩非不但向韩王多次上书，要求改革政治，而且与韩王面对面发生过顶牛。不然，怎么谈起杀身凶祸问题呢？
以上可见，韩非虽然坚持以法治国的正确方向，但是，在处理问题上是任性的，缺乏战国纵横家审时度势游说的能力。
韩王虽然对韩非厌恶仇视，但并未杀害韩非，终于把韩非请到宫廷，商讨国家大事。
公元前237年，即秦王政十年，李斯奏“请先取韩以恐他国”，于是，秦王政“使断下韩”。这时的韩国国君为韩王安。韩王安听说李斯要攻打韩国，非常恐怕。他知道韩非与李斯是同学，关系很好，就忙把韩非请来商量对策，想通过韩非与李斯的关系让李斯停止进兵。就在李斯准备向韩进兵的时候，传来“四国为一，将以攻秦”的消息，李斯停止向韩进兵。
韩非听说四国为一，将以攻秦，大喜，便与韩王安共同策划，支持四国为一的活动：“谋弱秦”，计划削弱秦国。从此，韩非登上了韩国的政治舞台。
李斯向秦王政提出“先取韩以恐他国”，“秦王政使斯下韩”，实际秦的统一战争已经开始了。历史上的很多战争，战前大多要经过一番政治较量。秦的统一战争也是如此，灭韩便是一个证明。
韩国后期对秦的进攻采取两种措施：一是参加六国合纵，削弱秦国；再是以各种方式推迟秦国向韩国进攻。秦王政六年（公元前241年），“韩、魏、赵、卫、楚共击秦”。韩国就是站在前面的领队国。为了推迟秦国不向韩国进攻，曾“卖美人”，用卖美人的黄金“事秦”。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6年），并使郑国入秦，劝说秦国修筑郑国渠，企图使秦国无力向韩进攻。现在韩非与韩王“谋弱秦”，和先前与各诸侯国合纵攻秦的目的是一致的，韩非已成为合纵弱秦的主要成员。
李斯提出的“先取韩以恐他国”，是统一战争即将揭幕时提出的又一重要措施，即以威胁的方式制止诸侯国互相支援，以便各个击破。对此，李斯在《议存韩》中说得非常清楚。
在此统一战争揭幕的前夕，由于韩非要保韩弱秦，而李斯要行取韩以恐他国，这样，原先相伴同赴兰陵师事荀卿的师兄弟，在秦、韩政治斗争的较量中，就以舌为剑，以笔为矛，互相残杀起来。
秦王政读过韩非著述，连连拍案叫绝，赞叹道：“寡人得见此人，与之交游，死不恨矣！”也因为仰慕韩非之才，秦国更加急攻韩国，以求虏取此人。
韩王起初不信用韩非，及至情势危急，才想到韩非的用场，并于秦王政十四年，即公元前233年派他出使秦国，劝秦存韩。
秦王政对韩非佩服到愿一见而死的程度，那么要请韩非入秦，为何要以兵戎相见呢？这是秦王政索取韩非的一种手段，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国君为了富国强兵，对富有才能的人都要留为己用，不愿使去他国。
春秋末期的百里奚，是个很有才能的人。他先为虞国大夫，虞国为晋国所灭，百里奚为晋国俘虏，被当作秦穆公夫人（晋献公女）陪嫁的奴隶前往秦国。百里奚不愿为陪嫁奴隶，在前往秦国的路途中逃跑了。逃到宛（今河南南阳，当时属楚），被楚国人捉住扣留起来。秦穆公听说百里奚贤能，现被扣留在宛，想用大量的金钱把他买回来。但又怕楚王知道百里奚贤能，不与，留为己用。
秦穆公便使人到宛，向扣留百里奚的楚人说：“我的媵臣百里奚逃到你们这儿来了，我想用五羊皮把他赎回去，可以吗？”楚人听说只是一个奴隶，便答应了。“媵臣”就是陪嫁奴隶。“五投羊皮”就是五张公羊皮。
秦王政知道韩非是大贤，也恐怕韩王不让他来秦。但是，他知道韩国最怕的是秦国讨伐，所以便用讨伐的办法逼使韩王献出韩非。
韩非知道自己口吃，语言不好，到达秦国便立即向秦王政上书。这篇上书收集在《韩非子》中，名《初见秦》。《初见秦》分析了秦国的优势与关东诸侯国的劣势，指出在这种形势下秦国完全可以成就霸王之业。然而“霸王之名不成，此无异故，其谋臣皆不尽其忠也”。对谋臣没有尽忠，他举了四个事例。
其一，秦军伐楚破郢都，应该乘胜进军，灭楚。这样，可以“东以弱齐、燕，中以凌三晋”。但“谋臣不为，引军退，复与荆（楚）人为和。”
其二，诸侯合纵攻秦，至华山下，秦军反击，至大梁。应该破大梁灭魏，威胁诸侯。“而谋臣不为，引兵而退，复与魏氏为和。”
其三，魏冉执政时，为了经营私人封邑，“兵终身暴露于外，士民疲病于内”，这也是秦国失去霸王业的原因。
其四，秦、赵长平之战，赵国大败。应该乘胜进攻，拔邯郸，灭赵国。“赵举则韩亡，韩亡则荆魏不能独立。而谋臣不为”，“是谋臣之拙也”。
最后韩非向秦王政表示：“臣昧死愿望见大王，言所以破天下纵，举赵灭韩，臣荆、魏，亲齐、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邻诸侯之道。大王诚听臣说，一举而天下之纵不破，赵不举，韩不亡，荆、魏不臣，齐、燕不亲，霸王之名不成，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殉国，以为王谋不忠者也。”他以生命向秦王政作了保证。
秦王政看了韩非的《孤愤》《五蠹》，本来就认为韩非极有才能，现在看了韩非的上书，要为他散合纵，成霸王业，并愿以生命作保证，认为韩非胸中必有锦囊妙计，就像商汤时的伊尹、周文王时的姜子牙、齐桓公时的管仲、秦穆公时的百里奚。于是“悦之”。决定即时接见他。
秦王政怎样接见韩非，无具体记载，但从“秦王悦之”，可见秦王政接见韩非时是愉快的、热情的。但是，这时姚贾已经解除了四国之纵，秦国下韩的计划又提上日程。这使曾与韩王“谋弱秦”的韩非恐慌起来。他倚仗秦王政对自己的喜悦和信任，向秦王政上书，要秦王政存韩攻赵。因为这次上书旨在存韩，收集在《韩非予》中，名《存韩》。
韩非从秦国倘若进攻韩国进行分析，指出秦国若是进攻韩国，秦国将要成为诸侯国军进攻的目标。韩国早已修好防守设备，警戒强敌，并且积蓄物质，修筑城池。可以据险固守。现在若是攻伐韩国，一年时间是攻打不下的。若是只攻下一城就退兵了，必为天下诸侯轻视。
韩国倘若背叛，魏国必然响应，这时以韩、魏资助赵国，赵国又有齐国援助，这样就会形成坚强的合纵。所以说，若按贵国大臣的计划攻韩，秦国就会成为天下诸侯进攻的目标了。陛下就是拿出重金聘请谋士，也没兼并天下的日子了。
韩非为秦国设计的攻伐赵国的策略是：先使人游说楚国，用重金收买楚国的用事大臣，说明赵国是怎样欺骗秦国的；再向魏国送去人质，安定魏国人的思想，然后和韩国共同伐赵，赵国虽然与齐国联合一致，也是不足忧虑的。战败赵、齐二国，韩国只要送份文书去，就会降服了。
这样，赵、齐两国出现危亡之形，楚、魏两国也就降服了。现在秦国与赵国为敌，赵国有齐国援助，秦国又背弃韩国，又没有取得楚、魏两国的同情，一战不能取得胜利，就危险了，将会导致诸侯合纵的局面。
韩非知道韩国终将为秦国所灭，为了使韩国能够暂时苟延残喘，想使秦国的矛头转向赵国，从此可见韩非为韩国用心良苦。
下韩是李斯提出的，秦王便将韩非的上书交给李斯评议。
李斯推荐韩非入秦，目的是使韩非能在秦国任用，为秦国的统一大业和统一后建立帝制做出贡献。可是，韩非却提出存韩，这使李斯感觉非常意外。下韩是根据秦的远交近攻政策制定的，韩国位于秦国向东进军的枢纽处，秦国要统一六国，怎能保留韩国这个障碍呢？
况且李斯深知：“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存韩即是阻碍秦国的统一大业，见微知著的李斯，觉得韩非很可能因此遭到大祸。自己是韩非的推荐者，按照推荐的人不善，以被推荐的人的罪过惩罚推荐人，倘若因韩非加罪自己，自己的后果也是很难想象的。想到这里，他不觉打了一个冷战。最后决定，在秦王面前表示与韩非决裂，用以洗刷自己推荐韩非的责任。因此，对韩非的《存韩》不敢丝毫袒护，而是直言其过。
李斯说，秦国有韩国存在，就如同人有心腹的疾病，平时没事的时候，就觉得是秦国的痛苦，若是急速行走，病就发作了。韩国虽然称臣于秦，但是未尝不为秦国的心腹之病，现在若是仓促紧急的事情发生，韩国就不可相信了。秦国与赵国为敌，我们派荆苏出使齐国，劝齐与赵绝交，还不知什么样？
但是以臣看来，齐、赵的邦交未必会因荆苏的劝说断绝；齐、赵之交若不断绝，秦国就要以一个国家的力量对付两个万乘大国了。况且韩国不是服从秦国的，而是因为秦国强大，现在若是集中力量对付齐、赵，韩国就会如心腹之病发作了。韩国与楚国本来共同图谋秦国，这样诸侯共同响应合纵，秦国必然会重新遭受崤塞兵败那样的大祸。接着，李斯对韩非的存韩用意进行了分析。
李斯认为韩非到秦国来，是要用他的才能保存韩国，这是为了能够取得韩国的器重，是便利自己的打算。最后，李斯提醒秦王政不要听信韩非的话，并且提出自己的取韩策略。
李斯指出韩非这样做是有险恶用心的，要秦王政千万不能失察误信。李斯对韩国的策略是：发兵而不指明攻打哪个国家，那么韩国害怕，就必定侍奉秦国了。李斯也自报去到韩国，使韩王到秦国来，将韩王留秦不让回国，令其主持国事的大臣来秦，向他讲明释放韩王的条件，这样就可割取韩国的大片土地。
李斯还提出令蒙武出动东郡的士卒，陈兵国境，不指明攻打哪个国家，齐国就会因恐惧，听从荆苏的话与赵绝交。这样，秦国没有出兵，韩国就会因威胁降服，齐国真心服从。诸侯国听到这些，赵国人必定惊骇破胆，楚国人狐疑不定，对秦国有忠诚的打算。楚国若是中立不动，魏国就不足忧虑了。这样，诸侯国就可蚕食而尽。
秦王政由于对韩非相信，终于听从了韩非“从韩而伐赵”的策划。在韩非入秦的秦王政十四年（公元前233年），秦军曾“攻赵军于平阳、取宜安”，可是，“赵乃以李牧为大将军，击秦军于宜安，大破秦军”。把秦将桓骑赶走跑回秦国。对这次战争，《秦始皇本纪》记载在韩非入秦的同年前。
但是韩非的《存韩》与李斯的《议“存韩”》都没提到这次战争，而是议论对赵作战的工作准备。况值秦军刚刚大败之后，韩非怎敢提出让秦国再向赵国进军呢？因此说，这次战争应是秦王政听取韩非之计后进行的。秦王政听取韩非之计攻赵，结果大败，对韩非怎能不起疑心呢？韩非虽然对秦王政起过“为王谋不忠”“斩臣以殉国”的保证，但是，这次秦王政并没有追究他的责任，看来对韩非还是有所希望吧！
秦王政按照韩非的计划攻赵，结果大败，这对韩非来说，本应引起警惕，收敛言行，免灾避祸。但是，他并非如此。他在韩国时，曾与韩王谋弱秦，把希望寄托在四国合纵上。后来，四国一解体，他并不知什么原因，入秦后，听说是由于姚贾出使四国游说。于是对姚贾便耿耿于怀，决定搞垮姚贾。
韩非去见秦王政，对姚贾说了这样一段话：
姚贾拿着珍珠重宝，出使荆、吴、燕、代等地，长达三年，这些地方的国家未必真心实意和秦国结盟，而本国国库中的珍宝却已散尽。这实际上是姚贾借大王的权势，用秦国的珍宝，私自结交诸侯，希望大王明察。更何况姚贾不过是魏都大梁一个守门人的儿子，曾在魏国做过盗贼，虽然在赵国做过官，后来却被驱逐出境，这样一个看门人的儿子、魏国的盗贼、赵国的逐臣，让他参与掌管国家大事，不是用来勉励群臣的办法。
韩非与韩王“谋弱秦”，当时为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正值四国合纵攻秦之际，秦王政十三年（公元前234年），“韩非使秦”，在四国为一后的第三年，所以说韩非谓姚贾“南使荆、吴，北使燕、代之间三年”是正确的。在这三年间，韩非说姚贾用秦王政的权威、国家的重宝自己结交各国诸侯。并说姚贾是把守城门士卒的儿子，曾在大梁为盗，为臣赵国而被驱逐，与这样的人共同策划国事，不是鼓励群臣的办法。
从说姚贾为“大梁一个守门人的儿子”句，可以看到韩非对这类没有政治地位的下层人是看不起的，充分表现了他韩国贵族公子的身份。
秦王政按照韩非的话向姚贾一一进行质问。姚贾列举了曾参、伍子胥、贞女工巧的例子，说这样的人天下人都愿意得到他。我出使四国，不到四国去还到哪里去呢？我不用重宝收买四国的国君归服大王，四国的国君怎能听信我的话呢？姚贾并举了桀、纣听信谗言杀害良将、忠臣的例子，都遭到自身死亡之祸。最后说：大王若是听信谗言，就会没有忠臣了。
对韩非所说姚贾为“看门人的儿子、魏国的盗贼、赵国的逐臣”等事，姚贾一一承认。但是姚贾列举了太公望、管仲、百里奚、山中盗都有不光彩的事情，但都为英明的君主建立了卓绝的功绩。所以英明的君主对有益社稷的人，虽然有外人诽谤不听；但对有很高的名誉、无尺寸之功的人不赏，所以群臣没谁敢想无功受赏的。
姚贾的答词和韩非的建议正好是对立。韩非要秦王政任用政治地位高、名声好的人；姚贾的意见，任人不讲出身高低，以往声名好歹，只要能为国家立功创业就用。并且提出赏有功、不赏无功，强调按功行赏的原则。
韩非对姚贾的攻击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实际的。其一，姚贾因散四国之纵受赏，爵为上卿，正是秦王政的红人，韩非向秦王政的红人头上开刀，秦王政怎能同意，这是自取其祸。其二，韩非用“四国之交未必合”想加重姚贾以珍珠重宝“自交于诸侯”的罪责。
从当时说，四国合纵是客观存在的，是秦王政深以为忧的，怎能说“四国之交未必合”呢？况且姚贾携带重宝游说四国是秦王政安排的，是解除四国之纵的策略，怎能说姚贾“自交于诸侯”呢？不要说姚贾反驳，不反驳秦王政也是不会相信的。韩非要秦王政攻赵，结果大败，现在又无事生非，诽谤姚贾，秦王政自然觉得韩非是个祸害，于是对韩非起了杀心。
韩非之死又见于《老子韩非列传》：韩非入秦，看到秦国的强大，上书给秦王，表示愿为秦国统一天下出力。秦王还没考虑重用韩非，李斯和姚贾倒先着急起来，怕韩非夺了他们的地位。
李斯在秦王面前说：“韩非是韩国的公子，大王兼并诸侯，韩非肯定要为韩国打算；如果让他回国，也是个后患，不如找个罪名把他杀了。”
秦王听了这话，有点犹豫，下令先把韩非扣押起来，准备审问。韩非进了监狱，想辩白也没机会。李斯给他送来了毒药，韩非只好服药自杀了。秦王政扣押了韩非，也有点后悔，想命人把韩非放出来，可是已经晚了。秦王政十分懊恼。
按这段记载，是李斯与姚贾共同陷害韩非，说韩非终为韩不为秦，久留归之，将在国外为秦国制造祸患，不如以“过法”诛之。过法，诸说不一，这里“过”即罪过，因犯有罪过按法当诛。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韩非是李斯使人下毒药害死的。司马迁说李斯毒害韩非，含有李斯“自以为不如非”，是因嫉妒所使。
韩非的一生与屈原有很多相似。屈原“楚之同姓”是楚国的贵族。他写的《楚辞》对后代文学影响很大，是位伟大的诗人。楚怀王时，他为左徒及三闾大夫，主张联齐抗秦，因靳尚诬害，被楚怀王赶出郢都流放。
楚、齐联盟解散，秦大败楚军，楚怀王也受骗囚死秦国，屈原极为悲痛。楚怀王死后，楚顷襄王即位，又迁屈原于江南。屈原目睹国土日削，君昏臣佞，对楚国绝望，于是抱石沉汨罗江自杀。
韩非、屈原同是诸侯宗族、文坛巨匠，又都是怀才不遇为祖国而死的爱国主义者。韩非死后，秦王政“悔之”。这大概是出于惜才吧！韩非死后，据说遗体运回韩国，葬在韩堂村西南的孤愤台。这可能是由于秦王政惜才，可怜韩非，让韩国将韩非的尸体运回的。孤愤台在九女山沙石岗的阳坡。沙石岗下流水淙淙，即史书上所说的龙泉水。
龙泉水上沙石岗阳坡的孤愤台，西南东北走向，长30米，宽20米。台上有一冢，周围20余米，高两三米许，当地百姓传为韩家祖冢，也有韩非常在此徘徊吁叹与韩非衣冠冢的传说。
韩非的一生是忧愤的一生，因为韩非葬在这里，所以人们称台为孤愤台，墓内出土的竹简可能就是韩非所著的《孤愤篇》。
韩非被杀身死，宣告韩国在秦韩两国的政治斗争中彻底失败，接着就是韩国由秦国如何宰割了。从对韩国的宰割，可以看到李斯在秦统一战争中的主导作用与手段。在秦的统一战争中，历来人们均认为“李斯佐始皇定天下”。因为李斯是“用事”大臣，在统一战争中掌握枢纽，是整个战局的操纵者。
早在李斯入秦时，对秦王政即提出统一三部曲：阴遣谋士，持重金收买六国大臣；对不为秦所用者利剑刺杀之；然后以军事进攻。李斯总结自己在统一六国的功绩时，所言亦与上同。他说自己“谨奉法令，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阴修甲兵、饬政教，官斗士，尊功臣，盛其爵禄，故终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国，虏其王”。
从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则姚贾游说四国，顿弱东游韩、魏，北游燕、赵，荆苏使齐，应都是李斯派遣的。不见文字记载的可能尚多。这些人游说诸侯，绝非只身前往，应均带有大批的间谍人员，在诸侯国刺探情况、挑拨离间和进行颠覆活动。
这样，就打乱了诸侯国计划，制止了六国合纵，使诸侯国陷于瘫痪状态，为统一战争制造了有利条件，其作用不次于军事进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