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原来对中原文化并不熟悉，但他在当亲王时，就留意招揽各方面的人才，特别是汉族读书人中有才干的人。许衡就是其中的一个。
许衡是元代的著名学者，他在汉蒙文化的融合交流方面，起过不小的作用。忽必烈即位后，曾任命他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
有一年盛夏，许衡遇到一件急事要外出处理，便顾不得烈日当空，带着几个人匆匆出门了。
骄阳似火。许衡一行在酷暑中赶路，一个个热得满头大汗，喉咙干得像要冒火。忽然，他们发现前面有一棵梨树，不禁高兴得争先恐后地向梨树跑去。
大家抢着摘梨解渴，只有许衡一个人端坐树下。
两个下属摘了梨给许衡吃，却被他谢绝了。
“天气这么热，您难道不觉得口渴吗？”下属问。
“盛夏赶路，酷热难当，怎么会不口渴呢！”许衡回答。
“那您为什么不吃梨子呢？”下属又问。
“不属于我的东西，我怎么可以随便拿来吃？”许衡反问道。
下属劝他：“这梨树没有主人，您何必这样拘谨呢？”
许衡坚定地说：“梨树无主，我的心不可以无主！不管天下是混乱还是太平，不管他人是高尚还是卑鄙，我都要坚持自己做人的原则。只要心中有主，才能够不觉夏日的炎热烦躁，不怕口渴难熬；只要心中有主，才能够事业有成、无往不胜。”
许衡一席话，说得随行人员都很感动，也很羞愧。
早在元太宗时，元太宗窝阔台曾下令考试儒术，许衡参加了考试，并且考中了，由此他开始出名。忽必烈当亲王时，特地派了使者去请他，并任命他为京兆提学。许衡到任后，大力兴办学校，讲授程朱理学。由于他名气大，来求学的人很多。
许衡当了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后，正式设立了国子学，学生都是从忽必烈手下的蒙汉大臣的子弟中挑选出来的。
许衡以朱熹的《小学》等为教材，向他们讲授程朱理学等儒家文化，课余还教他们学习儒家的礼仪和技艺，使他们了解了中原文化和儒家的治国方法，为元朝廷培养了不少人才。他的学生，后来成为宰相、大臣的有近十人，成为各部和地方长官的又有数十人。
忽必烈得知燕京庆寿寺有位禅学大师海云印简很有学问，曾被成吉思汗称呼为“小长老”，就派人召他去漠北讲道。
海云印简，山西岚谷宁远人，俗姓宋，法名印简，海云是其号，生于金泰和二年，据说为微子的后裔。
忽必烈盛情邀约海云印简赴帐下，问佛法大意。海云得到忽必烈召令后启程北行，路过云中，闻南堂寺中有个年轻和尚子聪博学多才，就约他一起前往。
忽必烈见到海云大师非常高兴，厚礼相待，隆重设坛，请海云讲解佛法的重要内容。
忽必烈问：“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
海云理解忽必烈的心意，说了为人和理政方面的道理。海云印简说：“包含法界，子育四生，其事大备于佛法境界中。此四大洲，如大地中一微尘许，况一四海乎？若论社稷安危，在生民之休戚；休戚安危，皆在乎政，一在乎天。在天在人，皆不离心。而人不知天之与人，是其分别。法于何行，故分其天也人也。”
治理天下的最高目标，应当在于安定社稷，休息生民。达到这一目标的办法，在于政策与天心。政策是人心，天心也就是民心。
接着，海云印简趁机进谏，请忽必烈广求天下大贤硕儒，咨询古今治乱兴亡之道。他告诉忽必烈应善于总结过去的得失，要重用贤士而疏远不正之人，要以尊重君主、爱护民众为先。
最后海云说：“佛法之要，孰大于此。”他说此话，无疑是为了引起忽必烈对治道的高度重视。忽必烈深为折服，不仅从之受菩萨大戒，而且赐以金缕袈裟，奉以师礼。
临别，忽必烈问佛法如何受持，印简曰：“信心难生，善根难发。今已发生，务须护持，专一不忘。不见三宝有过，恒念百姓不安，善抚绥，明赏罚，执政无私，任贤纳谏。一切时中常行方便，皆佛法也。”
禅宗讲求应机说法，对士大夫应士大夫之机，对宰官应宰官之机，对一国之君，当然就该应帝王之机。印简对忽必烈，没有讲空论有、谈玄说妙，而是对治国方略坦呈己见，言言在理，句句当机，无怪乎蒙古朝廷内外皆以师礼待之。
海云面见忽必烈时，专门介绍了子聪和尚。忽必烈得知子聪学识渊博，天文、地理、律历等无不精通，十分欣喜。故在海云大师辞别时，恳留子聪继续在身边讲道。
子聪，即刘秉忠，字仲晦，初名刘侃，因信佛教，改名子聪，任官后而名秉忠，邢州人。刘秉忠自幼聪颖，八岁入学就能日诵文数百言。十三岁在帅府做人质，十七岁为邢台节度使府令史，以便于就近奉养其亲。
刘秉忠为令史时常郁郁不乐，一日感叹道：“我家世代为官，难道我甘愿沦为书记小吏吗？大丈夫生不逢时，只有隐退以待时而起。”便弃官隐居于武安山中。
若干年后，刘秉忠被天宁寺虚照禅师收为徒弟。后又云游云中，留居南堂寺。海云禅师奉召面见忽必烈，路过云中时听闻刘秉忠博学多才，邀与同行。
刘秉忠拜见忽必烈后，忽必烈甚为称赞，多次垂询。刘秉忠于书无所不读，尤其深入研究《易经》及宋邵雍《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占卜无不精通，天下事了如指掌。
由于刘秉忠博学多能，善于出谋划策，深受忽必烈重视。因此海云禅师返回南方时，忽必烈把刘秉忠留在王府当书记。刘秉忠一直追随忽必烈，经常参加重要政治问题的决策，对忽必烈的决策起着重要作用，因此人们都尊敬地称他为“聪书记”。
刘秉忠是儒、释、道皆通的人物，他不但自己不倦地向忽必烈讲述治理天下的道理，还将张文谦、李德辉等中原儒者推荐至忽必烈帐下。
从此以后，许多汉族儒士应召陆续来到漠北藩府，为忽必烈论古谈今，传授治道。其中有云中怀仁人赵璧、曹州东明人王鹗、真定栾城人李冶、广平肥乡人窦默、冀宁交城人张德辉、邢州沙河人张文谦、柳城人姚枢等。
真定封地的所谓“藩府旧臣”燕真、贾居贞、孟速思、董文炳、董文用等人，也先后受召投身于忽必烈帐下。金朝的状元王鹗、名士元好问、张德辉等，也陆续北上会见忽必烈。
早在窝阔台大汗时期就已投靠蒙古贵族的汉族知识分子窦默和姚枢等先后被忽必烈招聘重用。窦默为忽必烈讲解三纲五常、正心诚意之说，姚枢为忽必烈讲解儒家治国平天下之道。
云中怀仁人赵璧也应召到忽必烈左右。赵璧学习蒙古语，为忽必烈译讲《大学衍义》。赵璧还荐引金朝状元王鹗到忽必烈王府，为忽必烈讲《孝经》《尚书》《易经》及儒家的政治学和历史。
贵由汗二年，张文廉被子聪推荐到忽必烈王府，被任为王府书记，日见信任。同年，史天泽的幕僚张德辉被忽必烈召见时，推荐了名士元好问等二十余人。
在上述种种人物的影响下，忽必烈对汉文化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对安邦治国之道有了较充分的准备。
忽必烈在漠北藩府的七年中，与儒士们在一起谈古论今，有时竟通宵达旦。一起出猎，在马上边走边谈，甚至忘记饮食。
有时儒士们还直接上书言事，就忽必烈最关心的问题，运用儒家思想观点来解惑答疑。
忽必烈最关心的是治国平天下之道。对此，儒士李冶认为，治天下，难则难于登天，易则易于反掌。有法度、明职责、纳贤士，则治；反之，无法度、不负责、用小人．则天下必乱。总之，治道不过立法度、正纲纪而已。
另一位儒士窦默则认为，应按照三纲五常的传统办法去行事。忽必烈听后表示赞同，说：“人道最重要的莫大于此。无此，则难以立于世呀。”
姚枢则写了数千言，具体地回答了忽必烈有关治道的询问。他将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归纳成八目、三十条。八目，即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好善、远侯。
“三十条”列举了立省部、班俸禄、定法律、设监司、修学校、重农耕、宽赋税、省徭役、禁游情、肃军政、布屯田、广储蓄，等等。姚枢的这些识见，引起忽必烈的重视。他后来每遇到问题必找姚枢询问，求得满意的解答。
谈论到如何当帝王的问题，刘秉忠在奏文中明确指出，作为天子应以天下为家，视民众为子。国不足，取于民，民不足，取于国，相需如鱼水。又说皇帝要授任的人，在内莫大于相，因为宰相要领百官、管万民；在外莫大于将，因将要统三军、安四域，要使内外将相互相协调。对帝王来说，国家要务必先处理好此事。当然，天下之大非一人全能管理，应当选择开国功臣子孙，担任各地监守，督促当地官员按皇法行事。这样，就能安定天下，而皇帝无需费很大的力气。刘秉忠的话给忽必烈留下深刻印象。
同时，忽必烈也很注意了解将相人才的情况。他曾问李冶对唐朝大臣魏徵和宋朝大将曹彬有何看法。李治赞扬魏徵忠诚耿直、曹彬不妄杀人，认为他们是大臣、将帅的典范。
忽必烈领会李治的意思，进一步问道：“今天，还有像魏徵、曹彬那样有贤才的人吗？”
李冶知道忽必烈求才心切，当即笑答道：“天下未尝乏材，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就是这个理。”接着，他列举了许多贤士的名字，说得忽必烈频频点头。
说起用人之道，刘秉忠作了形象的回答，他说：“明君用人，如大匠用材，随其巨纫长短，以施规矩绳墨。”“尽其才而用之，成功不迟也。”
忽必烈虽知当时谈治国理政之道只是空论而已，但他坚信自己将来定能有为于天下。他在与王鹗交谈时就明白地显露了自己的心声：“我虽未能即行汝言，安知异日不能行之耶？”
这些都证明，早在窝阔台、贵由时代，忽必烈作为一个藩王，尽管并无统治中原汉地的职责，但他对汉地的了解和对儒学的认识以及同汉人儒士的关系，都已经大大超出一般的蒙古贵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