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摄元年秋日里的一天，刘縯找到叔父刘良，同母亲一起商量起义造反的事情。
母亲樊娴都一听他要造反大吃一惊，道：“縯儿，这可是掉脑袋、灭族的罪，千万要谨慎从事！你爹遗愿让你匡复社稷、建功立业、光耀门楣，娘知道无法阻拦你们，可是娘觉得还是慎重一些，选择有利时机，一举成功为好。”说着，期待地望着刘良道，“兄弟，你是读过书、见过世面的人，依你看，縯儿如果举事，能有多大的成功机会？”
刘良一听刘縯要跟着安众侯刘崇一起起事反莽，脑海早已翻腾开了，闻听嫂子问到自己，便道：“当年周公辅佐周成王，传为一代佳话，如今王莽效仿周公辅佐孺子皇帝，似乎也无懈可击。至于说王莽篡汉，还只是人们的猜测，天下毕竟还是我们姓刘的。安众侯起事，师出无名，恐怕天下应者寥寥，成功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刘縯原本以为叔叔会坚决支持自己，没想到刘良反而说出这种话，不由得生气地说：“依着叔父的意思，我刘氏皇族就只有眼睁睁看着王莽老贼夺了汉室江山，才可起兵反莽。孩儿以为到那时，恐怕亡羊补牢，悔之晚矣！”
刘良知道刘縯的九牛拉不回的脾气，也不好再说什么。樊夫人看着儿子阴沉的脸，知道自己不好再劝，就接过话说：“此事为娘也难作决断，你舅父樊宏与官府交往甚多，天下时势，他知之甚详，縯儿可连夜去请你舅舅来，看他什么态度。”
说到舅舅，刘縯不禁高兴起来，他正愁这次造反人数不够，有了舅舅的支持，那就大不一样了。
刘縯舅舅名叫樊宏，字靡卿，出身于豪富的家庭，从少年时就有远大的志向。他的岁数其实比刘縯大不了多少，但是非常会办事。刘縯年轻气盛，有一次父亲有病，他去南阳请名医申徒臣。在诊断过程中，申徒臣态度非常傲慢，惹怒了刘縯，刘縯性情刚烈，一怒之下竟然把申徒臣给杀掉了。
杀人可不是个小事，不过多亏舅舅樊宏的多方斡旋，官府竟然放过了刘縯，因此刘縯对他非常尊敬。这次起兵，就是母亲不提，他也会去请舅舅共举大事的。说干就干，刘縯马不停蹄，当天就把舅舅请来了。舅舅虽然请来了，刘縯的心却凉了。
樊宏对刘氏兄弟说：“你们是刘汉宗室，我说句你们不爱听的话。你们总以为这江山社稷非你们刘姓莫属，岂知天下并不如你们想的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穷苦百姓更不会这样想，只要能让他们种田吃饭，他们就会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如果衣食无着，生存无路，不管这天下姓刘还是姓王，他们都会起而造反。”
是啊，刘縯何尝不明白，天下怎么会一直是他们姓刘的呢？王莽能够得到现在的权势，自然有他超人的地方。王莽的专权难道不是顺应人心吗？时人称颂王莽：“窃见安汉公自初束脩，值世俗隆奢丽之时，蒙两宫厚骨肉之宠，被诸父赫赫之光，财饶势足，亡所牾意，然而折节行仁，克心履礼，拂世矫俗，确然特立；恶衣恶食，陋车驽马，妃匹无二，闺门之内，孝友之德，众莫不闻；清静乐道，温良下士，惠于故旧，笃于师友。”
王莽“日新其德”，崇尚节俭以矫正世俗奢侈之病；温恭待人，礼贤下士，天下“从风而化”，风气为之大变。王莽身居要位以后，又不断谢辞封赏，致使天下读书人签名上书为王莽请封。
再看看所谓的刘氏皇室，皇帝昏庸无能，子嗣不旺。汉哀帝后，朝廷迎九岁的中山孝王子刘衎为帝。立五年而崩，无子，又立汉宣帝玄孙婴为帝，只有两岁。已经找到汉宣帝的玄孙那里去了，可见汉皇后嗣匮乏的程度。还要王莽把刘邦的堂叔伯兄弟的子嗣们找出来当皇帝，才算是王莽忠孝吗？有点太强人所难了。再说这些人跟皇朝的继承权，完全已经八竿子打不着了。
至于天下崩溃的情形，从汉武帝之后就已经开始了。昭帝时期，情况进一步恶化，而且因为土地兼并和买卖奴隶等日益加剧，社会矛盾渐趋激化。汉元帝时期，易学家京房列举众多灾异，告诉汉元帝，国家衰败之势已经难于抑止。汉元帝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说天下确实是“衰乱已极”。
到了汉成帝时，谷永在与成帝面对面谈话时，指出当时严峻的社会情况说：“饿死于道者，以百万数。”就在这样的危急时刻，“公家无一年之畜，百姓无旬日之储，上下俱匮，无以相救。”哀帝以下的情形，更是每况愈下。
与此同时，西汉末期的皇帝们却带头穷奢极欲，诸王、列侯、外戚、公卿官僚也凭借权势，累敛财富，竞相享乐。
由于官逼民反，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终于在许多地区爆发。汉成帝初年，关中南山一带有个叫倗宗的，领导几百名被逼得走投无路的人起义，历时一年多，京师长安为之震动；成帝建始四年，东郡茌平又爆发侯毋辟领导的暴动；阳朔三年，颍川郡铁官徒申屠圣等一百八十人起义，迅速扩大到九郡；鸿嘉三年，广汉郑躬等六十余人起义，他们如洒落在一堆干柴上的火星，迅速燃起燎原大火，发展到上万人；永始三年，尉氏人樊并起义，愤怒地杀了陈留太守，惩罚那伙为非作歹的官吏；同年十二月，山阳郡铁官徒苏令等二百二十八人起义，他们杀长吏，抢武器，历经十九个郡国，斩杀了东郡太守、汝南太尉。汉成帝惶恐不安，下诏发兵追捕。这些起义，都以起义者血溅大地、刽子手加官赐钱而结束，但它们宣告了西汉王朝的气数将尽。
汉成帝在绥和元年二月下诏承认：“朕继承太祖鸿业，奉祖宗宗庙已二十五年，薄德不足以安定四海，百姓怨望者多。”这个荒淫一世的皇帝，在一片怨声中死去，活了四十六岁。
汉哀帝继位后，在诏书中说：“诸侯王、列侯、公主、二千石大官和豪强富民畜养了无数奴婢，他们与民争利，兼并土地，百姓负担太重，被逼得活不下去。”在另一个诏书里说，“日月无光，五星失序，郡国到处发生地震，河南颍川大水灾，淹死无数百姓，庐舍坍坏。朕没有做什么好事，百姓处处遭殃，朕恐惧得睡不着觉。”
哀帝年间，长安附近人民愤怒地烧毁了汉武帝的陵邑，这就是长期郁积于心的怒火爆发的结果，汉家天下已经是衰败到了溃烂无救的地步。这种情况，说明了汉家天下已经根本维持不下去了，刘氏的统治已经没有可能再进行下去。当此之际，并未陨灭的上古时期的禅位让贤的传统开始在社会上复活。
早在汉昭帝时，研究《公羊春秋》的学者睦弘，就征引古义，建议汉昭帝把皇位禅让给天下的贤人，此时王氏根本还没有出现。
睦弘要汉统治者“求索贤人，禅以帝位”，希望汉昭帝效法殷、周，自封百里，以嗣血统，“顺承天命”。虽然他因此被杀，但是已经足以表明，禅位让贤的传统在特定历史情形之下已经复活。同时，也表示汉代到昭帝时期已经失去士望和民心，到了行将就木的时候了，不必等到王莽出场。接续昭帝的是宣帝，此时王氏依然杳无踪影。一位叫盖宽饶的学者，又据易理提出让汉宣帝禅让的要求，他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又说，“若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
盖宽饶的意思是说，汉代统治已经完成了使命，该是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汉代的君王，既然已经失去君临天下的德与才，就应该识时务，知进退，主动让位，不要赖着不下去。当然，他也因此被迫自杀。
以上两人作为知识分子，应该说坚持了儒家的政治原则立场，顺应了时代的需求，尽管招致杀身之祸，但是确实应当被历史所牢记，他们是中国政治的贤良，是对生民的生存负责的社会精英。他们的行为，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从来都是有历史责任感的，他们为了中国政治的正常化和合理化舍出了生命的代价！
易学学者谷永在汉成帝时更进一步提出了：“臣闻天生蒸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意思是说：上天任命君王，让他治理天下，不是为了君主自身，而是为了臣民。他说天“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他提出了“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汉成帝这一次并没有杀掉谷永，却诚实地说了一句“甚感其言”的话语。
之后，身为皇族的刘向又提出了“富贵无常”，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的说法。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它的性质如何，怎样努力，它总是要灭亡的，总是要被其他的新兴政权所取代。这是历史的规律，想挣脱也挣脱不掉。
刘向并不是为王莽张本，其实他是反对王氏专权的。刘向留下一部很有名的著作，叫作《说苑》，其中有一篇叫作《至公》，就是大公至正的意思。在这篇文字中，他说：“古有行大公者，帝尧是也。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传之，不私于其子孙也。”他说这才是人君真正的公心所在。
以上这些学者胸怀天下，心系苍生，不仅为一个朝代张本，真可谓优秀士大夫。他们之所以敢于这样做，也是因为禅让是古已有之的实事，虽然经历了秦汉两百年的专制，并没有被大家遗忘，大家还没有完全放弃这一美好的理想。
禅让是非暴力解决政权问题的良好方式，不必使用武力，免得天下苍生受难，也不至于耗竭社会经济和其他物质资源。
汉代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真是到了，而以什么样的方式退出历史舞台，在当时的士大夫甚至皇帝本身都不成很大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必须采取禅让的方式，实现权力的正常转让和过渡。
汉哀帝就曾想把权力禅让出去，但是他抑制王氏，信重自己的外戚，想把权力禅让他委任的大司马董贤，他对董贤说：“我欲法尧禅舜，如何？”
汉哀帝要把权力禅让给董贤的心思，事实上可能比这还要提前。早在他即位不久，册封董贤为大司马时，诏书就说：“朕承天序，惟稽古建尔于公，以为汉辅。往悉尔心，统辟元戎，折冲绥远，匡正庶事，允执厥中。”
汉哀帝要让董贤统领大众，辖制远近，治理政务，尤其是使用了“允执厥中”一语。这个词可是不能随便使用的，这是尧让位给舜的时候所用的话语，用这样的词语，就意味着要禅让了。在汉哀帝，至少已经有了对董贤的这种潜在的暗示。但是，禅让是让给贤者，而不是随便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汉哀帝的话语一出，立刻遭到明智大臣的反对。当时在场的大臣王闳马上截住话茬说：“天下乃高皇帝之天下，非陛下之所有也，陛下承宗庙，当传子于无穷。”提醒他作为天子，是不能以儿戏的方式讲话的。
实际上，如果王闳接住话茬说，陛下所言极是，臣已录下诏旨，立即发布出去。那这件事就是汉代皇帝自己把权位禅让给董贤了。不过董贤虽然可以被重用，但确实不足以接受权力的禅让，他没有那么大的感召力。西汉末年，唯一拥有这种接受禅让资格的，只有王莽。王莽的德行和在社会中的声誉，还有身份和地位，足以承担这一历史的重任。
王莽执政以来，被外戚、官宦搅得一团糟的朝廷，焕然一新，他因此赢得一片喝彩声。朝野内外拥戴者甚众，即便是刘氏宗族，因王莽为他们复侯爵、重封地、增俸禄，拥戴者也不少。
这些，刘縯早有耳闻，只不过他素性刚烈，胸有大志，对王莽一向没有好感，有的只是满满的恨意，对那些接受王莽恩德的刘氏宗族也是充满了鄙视。看刘縯心动，樊宏接着说：“刘崇为一己之私举旗反莽，必不能得到宗族的响应，败势已定，因此，跟着刘崇造反，一定没有出路，不如坐山观虎，静待时机。俗话说月盈则亏，现在王莽步步成功，易生骄横之心，一旦失政，必遭天下人唾骂。甥儿到那时若起兵反莽，必然应者如云，大业可成。”
樊宏不是刘汉皇族，看问题不偏不倚，分析得颇为精辟。刘縯此时对舅父佩服得五体投地，完全改变了原来的态度，惭愧地说：“听舅父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甥儿太无知。”就这样，刘縯兄弟在刘崇造反后，依旧保持着冷静的态度，等待着时局的变化。
刘崇反莽，正如刘良、樊宏等人的预料，根本没人响应。刘崇、张绍率同百余人，拼命进攻，到底兵微将寡，不能破城直入，反被王莽之兵开城出战，杀得大败，刘崇及张绍诸人皆死于败军之中。此种消息传到东郡地方，却触动一人忠愤，此人姓翟名义，字文仲，上蔡人，乃成帝时丞相翟方进之子，东郡太守，闻得王莽摄位称尊，不觉大怒。
居摄二年，翟义举起反王莽的大旗，向全国各地发出通告：“王莽毒死平帝，执行天子特权，妄想断绝汉代的江山社稷，我们要遵从上天的旨意，诛灭王莽！”翟义不久被平。翟义等反叛者相继毁灭，王莽不免踌躇满志，他认为这一定是“天命”所归！胜利让王莽有恃无恐，加快了当真皇帝的步伐，同时也加速了王莽的毁灭。
这年，广饶侯刘京等人奏符命“摄皇帝，当为真”等，说是天意所归。于是王莽对元后说：“我向您报告时，自称‘假皇帝’；而我号今天下，天下向我言事，就不必言‘摄’了。”
十一月，改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以应天命。这时官民都知道王莽奉符命的旨意，都开始认真议论和建议，王莽“即真天子位”提到日程上来了。在太学读书的学生哀章偷偷做了两检铜匮，一检上写着“天帝行玺金匮图”，另一检上写着“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其中的“某”指汉高祖刘邦，这个“黄帝”就是王莽，意思是天帝和汉高祖刘邦传位给王莽。“图”“书”中都写了“王莽应做真天子”，同时将王莽宠信的几个大臣以及自己的名字也写在上面，说这些人都应当做大官辅佐王莽。王莽一时曾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后来思来想去，再加上左右谋士们一致同意马上行动，王莽也决心马上代汉立新。于是王莽立即拜受，表示听从天神命令，接受禅位。
王莽决定当真皇帝后，让安阳侯王舜去向元后索取玉玺。王政君怒骂：“你们父子一家承蒙汉家之力，才能世世代代都得到富贵，既没有报答他们，又在他人托孤之时，趁机夺取国家，完全不顾恩义之道。为人如此，真是猪狗不如，天子怎么会有你们这种兄弟？而且如果你们自以为得到天命而成为新皇帝，想要改变正朔服制，就应该自己做新的玉玺，流传万世，为何想要得到这个亡国的不祥玉玺？我不过是个汉家的老寡妇，随时都可能会死去，所以想要拿这颗玉玺陪葬，你们终究是得不到的！”
王政君随即痛哭流涕起来，旁人也跟着垂泣。王舜虽感到悲哀，但过了许久还是说：“臣等已经无话可说了，但王莽仍然一定要拿到传国玉玺，太皇太后您能到死都不拿出来吗？”
王政君知道王莽是要威胁她，便将传国玉玺取出，砸到地上给王舜，为此传国玉玺还崩碎了一角，并说道：“我已经老死了，有你们这样的兄弟，我们王家今天是要灭族了！”王莽得到玉玺后非常高兴，在未央宫为王政君置酒设宴，大肆庆祝。
公元八年十二月初一，王莽顺应天命，更重要的是顺应民意，正式当上了皇帝，持续两百多年的西汉王朝结束了。
长安城内外，一派喜气洋洋，百姓自发地穿上新衣服，进行庆祝，一个叫作“新朝”的政权出现了。面对西汉王朝的覆亡、新莽王朝的建立，远在舂陵的刘氏兄弟自然十分心痛。不过，他们明白，在时机没成熟之前，不能轻动，于是他们暗暗集结力量，一股反莽的暗流正在南阳悄悄酝酿，等待着时机的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