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深知，新皇继位，首要任务是掌权。他为了实现皇权的至高无上，采取了几项加强皇权的措施：在行政上，他采用了秘密奏折制度，恢复了军机处；在舆论上，他把自己神化为罗汉；在人事上，他严厉地处理前朝中不服新政的官吏。
乾隆一向尊崇“朝纲独揽”，但久居深宫，如何才能通晓庶务、明察官吏呢？他采取了“广布耳目，收取信息”这一策略。一是实行密折制度，使信息充分流通，将臣僚完全置于自己的监督与控制之下；二是恢复军机处，促成皇帝对国家政权的高度独裁。
乾隆为了加强奏折的保密程度，还采用了一些保密措施：一是坚持满族官员奏事用满文，而不用汉文；二是严禁将奏折中皇上的批语泄露出去；三是把奏折放在匣子里，匣子只有送折人和皇帝才能开启，这就防止了奏折在呈送途中泄密。
乾隆对密折的批阅非常仔细，只要属于绝密的奏折，他总是亲自拆封。有的奏折是绝密，乾隆就把奏折内容默记在心，马上烧毁原折。乾隆十三年以后，乾隆废止了奏本文书，密折的作用就更加突出了。
如果官员们有了机密的事情要汇报，往往先以密折形式报告皇帝，在明白皇帝明确的意图后，再以题本的形式向专职部门请奏。这时候，请奏就仅是走走形式而已了，最重要的还是奏给皇帝的密折，这完全保证了乾隆能把大权独揽于怀中。除了秘密奏折制度，乾隆另一个独揽朝纲的措施是恢复军机处。
在刚即位时，乾隆是把军机处当作前朝政治之弊来撤销的，但头脑敏锐、颇有远见的乾隆很快就意识到：真正的弊端并不是军机处的设立，而是由亲王和重臣把持政务要职。
于是，为了充分削弱他们的权力，在乾隆二年，乾隆裁撤了雍正丧期内设置的总理处，恢复了军机处，并制定相关制度，使皇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乾隆是一个勤于政务的皇帝，可是天下庶事繁多，每天都有大量的奏折和问题需要皇帝阅览处理，仅靠一个人又怎能应付得了？然而这时的军机处，说白了，其实还只是皇帝个人的一个秘书而已，里面的大臣所做的事情也不过是些能够贯彻皇帝意旨、通晓文字工作、工作效率比一般臣子高的高级秘书工作而已。
在军机处的人选上，乾隆完全把皇族拒之门外，但为了保证满族人在清政权中占重要地位，却规定首席军机大臣必须为满人。因为乾隆往往只是一人说了算，便担心军机大臣们有二心，为了彻底收买他们为自己卖命，又规定凡为军机大臣者可不以资历高低为标准提拔自己的亲信。
乾隆把重要的用人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他曾说过：“我登基以来，用人之权从不旁落。”即使是乾隆晚期，极其宠信放纵的权臣和珅也未曾左右过乾隆的用人决策。
所以，军机处与历史上的丞相在权力上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如果有什么重大决策，完全是由乾隆一个人拿主意出决策，而军机大臣只需要把乾隆每天说的话从口头上移录到纸上，保证无误、翔实即可。他们本身的种种建议仅供皇帝参考，根本就不能左右局势。
在乾隆时期的清朝官制中，军机大臣还都是兼职的，不是正式的职务。到了乾隆十年，为了能更牢固地牵制军机大臣的权力，乾隆出人意料地把他年仅二十五岁的内弟傅恒提拔为首席军机大臣，傅恒也就因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宰相”。
虽然乾隆称傅恒“筹画精详，思虑周到，识见高远”，但傅恒当时毕竟只是一个二十几岁的毛头小伙，虽有远见卓识，但还欠成熟。得到乾隆如此抬举，傅恒自然拼命为皇帝分些劳苦，并且对乾隆言听计从，没有任何异议，做个最忠实的传达人。
在傅恒之前，乾隆在军机处提拔的还有讷亲，讷亲当时也是一个年纪轻轻的满人。为了更牢固地独握大权，乾隆一改雍正时军机大臣不超过三人的惯例，而让六名军机大臣分割军机处的事务和权限，使他们互相监督、互相牵制，不敢越雷池一步。
乾隆用人的确是费尽心机。他还规定军机大臣不能同时觐见皇帝。当时傅恒不认识汉字，乾隆特许他可以和其他大臣一起觐见。对于象征军机处权力的大印，乾隆管理极严，印文钥匙分别由值事太监和军机章京保管，为了保密起见，还规定只能由十五岁以下不识字的少年充任军机处听差，还派御史往来检查，不许任何人在外窥探。
在建立、健全军机处及其管理工作制度后，乾隆通过各种方式大肆削弱中央和地方其他机构的权力，把权力集中于军机处，由皇帝亲自领导。实质上，军机处权力的扩大，就是皇帝权力的扩大，它不仅将传统的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剥夺，使之名存实亡，而且也使内阁形同虚设。
过去的公文处理要经过众多的环节，有了军机处之后，皇帝的谕旨可以直接从军机处发出，下面的奏折也可以直接从军机处递入，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办事的效率。
乾隆时的军机处职责主要是：帮皇帝撰写上谕，处理奏折，审查内阁和翰林院所拟的诏旨；讨论施政方针；为皇帝准备政事参考资料；参与科举考试的工作；奉旨出京查办事件；陪皇帝出巡；记录和积累有关档案事务性工作；对从中央到地力各级官员的使用、任免提出参考意见等等。
其实，军机处已成为辅佐乾隆行使强权的常设中枢机构，成了全国的政务中心。乾隆实行的密折制度和军机处，为自己独揽朝纲、统领国家政务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在乾隆的督促下，密折制度和军机处制度得到了空前的完善，而乾隆的皇权也得到了空前的集中和巩固。
同时，为了在舆论上增强自己的地位，使自己在普通百姓中的威望更高，像汉代时的皇帝把自己比为“天子”一样，乾隆把自己神化为罗汉。乾隆宣传自己是金身罗汉转世，是佛祖派到凡间来管理人民的，直接接受佛祖的意志，从而使自己的命令成为佛祖的命令。通过这种神化，乾隆的统治更加牢固了。
佛教在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清朝也不乏对佛教表示兴趣的君主。清世祖曾先后召憨璞性聪、玉林通琇、木陈道忞禅师入内廷说法，并分别赐号。康熙帝六下江南，凡到名山大寺，往往书赐匾额；他又将明末隐迹山林的高僧逐一引入京师，以便控制和吸引明代的士人。雍正帝对禅颇有研究，自号“圆明居士”。
佛教认为，人修行后可达到不同的果位，有一、二、三、四果之分。其中四果成就最高，取名为罗汉，达到涅槃的最高境界，可以消除一切烦恼，不再生死轮回。
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时，只有四大罗汉。由于中国地域太大了，东南西北中，就是一个罗汉管一个地方恐怕也忙不过来，还需要加强力量，于是又出现“十六罗汉”之说。直至唐朝玄奘法师时，中国才知道这些罗汉的名字，从此十六罗汉在中国才有了“正式户口”。
后来，有的画家在画完十六罗汉画像之后，竟然把斯里兰卡高僧庆友和我国玄奘法师也给画上了，变成“十八罗汉”。但到了乾隆年间，乾隆和章嘉活佛均对此表示反对。
乾隆和章嘉活佛颇有渊源。乾隆在上书房读书时就与三世章嘉活佛若必多吉是同窗。章嘉活佛若必多吉于康熙五十六年生于甘肃凉州，雍正元年，清廷派兵前往青海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确认若必多吉为二世章嘉活佛阿旺罗桑却丹的转世灵童，将其护送到京师。
雍正曾以阿旺罗桑却丹系为恩师，因此他的转世灵童若必多吉到京后，备受雍正爱护，多次赐给金银绸缎珠宝，让他仔细诵读大藏经《甘珠尔》。
乾隆看到自己父亲对活佛的态度后，主动请求父亲让自己与章嘉活佛一起学经，与这位活佛结下了法缘。乾隆即位后，也给予了这位活佛较高的地位，他让章嘉活佛管理京师寺庙喇嘛，又授予他“振兴黄教大慈大国师”之印。
乾隆一生信奉佛教，他认为自己的修行已达到了罗汉的程度，“圣心与佛心无二无别”。他虽不敢与观音、普贤、文殊、地藏等菩萨相比，但认为自己的修行有了一定的成就，不为世间一切所惑。乾隆十年时，乾隆在《寄题独乐寺诗》中说：
丈六金身应好在，
春风过后偶相思。
乾隆认为，罗汉金刚可以长久存在，把自己塑成金身罗汉，可以永远受人们的供养，令后世思念。于是在乾隆十三年兴建罗汉堂时，他下令把自己列入罗汉中。
于是便有了碧云寺罗汉堂第四百四十四尊罗汉，名为“破邪见尊者”，其像脚不高架，双手置于腿上，胸前护心镜上有两条飞腾的龙。乾隆有意神化自己，让全国臣民对自己顶礼膜拜，从而稳固自己的权力。
乾隆初期，在官制上基本沿用原任官员。有的官员习惯了雍正时期的严苛政策，无法适应乾隆的宽仁政治。为了推行新政，乾隆严厉地处理了这些反对新政的官员。
在雍正、乾隆政权交替时，甘肃巡抚许容是以刻薄而闻名的封疆大吏。当乾隆下令赈恤灾民、树立自己仁君形象的时候，许容却按雍正时的旧规，仅借给贫民三月口粮，大家庭每天三斗，小家庭每天两斗。
乾隆对此十分不满，下谕说：“宽政首先就是要爱民，甘肃用兵以来，百姓为国家事业踊跃捐粮，现在遇到歉收，应当加恩赈恤。你做事太实在，而理财过于刻薄。国家救济贫民，不要什么时候都斤斤计较。”但是，许容仍迟迟不予照办。乾隆对许容无视自己的谕旨大为恼火，他不能容忍这样的人继续担任封疆大吏，便找了一个借口将其解任，并给以严厉谴责。
不久，乾隆觉得不能就这样便宜了一个处处与自己作对的大臣，如果不严办他，以后还会有其他的大臣违抗自己的旨意。因此，乾隆暗示大学士查郎阿弹劾许容有隐匿灾情、祸害灾民、结党营私的过错，马上下令将许容押解来京，交刑部治罪，刑部审定后给予了杖责的惩罚。
后来，乾隆考虑到自己的一口恶气已经出过了，况且许容多年来还有一些功劳，同时也为了让其感激自己的恩德，便下旨同意免除他的皮肉之苦。
此后，许容虽再次复出为官，但名声已经扫地，最后郁闷而死。在对其他较为严苛的官吏中，乾隆反复阐明宽仁的方针，让他们以休养百姓为己任。
广东布政使萨哈谅上奏办理征税情形，乾隆下谕说：“征税骚扰百姓的弊端，我已经非常了解了，看你们办理的情形，仍然沿袭原来刻薄的陋习，但是我特意降旨宽大百姓，想让百姓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朝廷的恩惠，如果你们稽查不得力，只知道中饱私囊，而百姓不能从我的特旨中得到好处，那么你们这些地方大员的罪过是不可饶恕的。”
除了此谕外，乾隆还分别给四川总督黄廷桂、广东巡抚杨文斌、福建布政使张廷枚等下谕，要他们减轻百姓负担，不要做那些急功近利、苛刻百姓的事。他说：“对那些以苛求当成严明、以轻视作为德行、以重罚作为权威，这种违背人性、不通人情者，要严加查办。”
在清除严苛的官僚时，除王士俊、许容外，因“严苛”被处置的官员还有很多。山东文登知县王维干用杖刑打死两个人，是个残忍刻薄、肆无忌惮、草菅民命的酷吏。
乾隆听说后，严厉斥责山东巡抚岳浚说：“像这样酷劣的地方官，你作为巡抚，为什么不进行查参？这次根据我的旨意严审王维干，审定后写出详细的上奏条文，不得回护他以前的罪行，如果有丝毫的包庇和隐瞒，一定对你从重处理。”
对一批推崇严苛政治的官僚加以惩处，表明了乾隆通过法纪来维护自己政治革新的决心。他决心杀一儆百，让其他对新政不满或存有疑虑的大臣官僚们明白不守新规、不行新政的人下场会和王士俊等人一样。乾隆曾反复强调过：“安良必先除暴，容恶却不养奸，这才是治理官吏的办法。”
也正是在这种谋略之下，他对“奸”者毫不留情，对“恶”惩除务尽，从而促进了臣民的向心力、凝聚力的生成。乾隆通过一系列的严厉惩处，使得前朝大多数官僚对他敬畏有加，为他进一步实施新政准备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