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我们说到，清宫八大疑案之一的孝庄太后与多尔衮的婚姻之谜。虽然真相扑朔迷离，但是一些蛛丝马迹也足以让人做出一些可能的猜测。
在多尔衮暴毙后，顺治亲政。他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上肩负的责任，殚精竭虑地为了清王朝的发展而努力。他知道自己尚且年幼，缺乏经验，在一些国事的处理上还不时地向孝庄太后请教，孝庄太后也总是耐心地教导他。在母子二人的共同努力下，整个清王朝朝着良好的方向平稳地发展。
摄政王虽已去世，但福临的宝座仍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还存在不少严重威胁皇上的危险因素。
其一，多尔衮虽死，但经其多年苦心经营，睿王府仍有十分强大的势力。多尔衮在世时收亲弟豫亲王多铎之第五子多尔博为嗣子，顺治八年正月袭封和硕睿亲王，俸禄及诸用物比一般和硕亲王多三倍，护卫八十员。
多尔衮又收亲兄英亲王阿济格之第五子劳亲为养子，初封亲王，顺治七年八月改为多罗郡王。多尔衮原主正白旗，顺治六年多铎死后其子年幼，其镶白旗亦归多尔衮暂领，原太宗所领之正蓝旗亦被多尔衮接管，一人亲领三旗。
现在，多尔博辖有正白、正蓝二旗，多铎之子多尼辖镶白旗。多尔衮之两白旗亲信近臣罗什、博尔辉、额为亲、吴拜、苏拜、何洛会等人，长期秉王意旨处理朝政升降官员。
额为亲是宗室，晋封至镇国公，参与议政。吴拜、苏拜系开国功臣猛将武理堪之子，二人十五六岁即披甲从征，骁勇善战，军功累累，分授内大臣、护军统领，分封三等伯、二等子。固山额真何洛会两任大将军，封三等子。
两黄旗主要大臣中，太祖之弟笃义刚果贝勒巴雅喇之孙拜音图、锡翰、巩阿岱三弟兄，以叛主媚事睿王，分别由闲散宗室晋至贝勒、贝子。
冷僧机任至内大臣，封一等伯。狱中之囚谭泰复为固山额真，拜征南大将军，封一等子，现任吏部尚书，权势赫赫。睿王之党羽人多势大。
多尔衮之亲兄英亲王阿济格，虽非旗主，但亲辖十三牛录，又取亡弟豫亲王多铎七牛录，领有精兵数千，且长年征战，屡率大军，开国有功。他一向勇猛鲁莽，野心勃勃，力图执掌军政大权，睿王一死，必怀代弟专权之心。正白、镶白、正蓝三旗是威胁福临的心腹大患。
其二，王权强大，君权难伸。旗主制的存在，诸王统军议政，几十年来尤其是入关以来的南征北战，使宗室王、贝勒、贝子、公掠夺了大量人口马匹银帛，计丁授田，占有辽阔庄地，因而兵丁众多，仆婢如云，战马上千，兵力、人力、财力皆很雄厚，王权具有强大的坚实基础，这就必然严重威胁君权之尊严和巩固。
十五年前太宗皇太极给正蓝旗旗主三大贝勒莽古尔泰及其弟和硕贝勒德格类追定谋逆大罪议处其旗时，八旗贝勒拟议将“莽古尔泰等之人口财产俱入官”，即按“八分”制旧规，所有财产、俘获物，均归八旗旗主均分，而非全由金国汗独得。
太宗不赞同此议，宣称其“人口家产自应归朕”，命文馆满汉儒臣集议。诸儒臣当然领会汗之意图，遂引中原王朝儒家之道为依据，奏称莽古尔泰、德格类“之属人户口”即正蓝旗，应归汗所有，因为，“古人云：都城过百雉，国之患也。都邑者，贝勒也，邦国者，朝廷也，国寡都众，患之阶也”。
于是就将正蓝旗并为太宗所有。此时二红、二白、二蓝六旗只有满洲牛录一百八九十个而已，到了现在，二红、二白、镶蓝五旗，除满洲旗外，又有蒙古五旗、汉军五旗（二黄、正蓝也有蒙古三旗、汉军三旗），人员数倍于之前。
再加上入关以后新建的各省绿营兵数十万人中，不少提督、总兵官、副将是下五旗的将领，各省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方面大员，中央部院尚书、侍郎，也有不少下五旗之旗员，他们仍是本旗旗主的属人。
这更增强了下五旗旗主的势力，从而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为裁抑王权提高帝威设置了不少障碍。不削弱王权，不加强君威，那么，就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多尔衮出现，大清国皇帝就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至尊无上之天子，御座就难稳如泰山，就会动荡飘摇。
其三，支柱分崩离析，两黄旗已非帝所有。就形式而论，正黄、镶黄、正蓝三旗之旗主仍是皇上，多尔衮虽已将正蓝旗置于己之控制下，但仍声称系暂时借调，待皇上亲政后归还，当然这只是说说而已，实则是并吞而非借用。
而且，两黄旗主要大臣已各奔前程。七年以前议立肃王豪格为君的八大臣中，图赖、图尔格、塔瞻三人已死，索尼革职籍没充发盛京，锡翰、巩阿岱、谭泰已背叛先帝幼君，投靠睿王多尔衮，只剩下鳌拜一人，虽仍未背誓，忠于幼帝，仍任镶黄旗护军统领，但时遭摄政王斥责，势力甚弱。
此时正黄、镶黄二旗固山额真、护军统领、内大臣、一等侍卫、梅勒额真等二三十人中，不少已成为睿王之臣，一些人心有疑虑，敢直接显露出对帝忠贞不贰者甚少，能否将其中大多数人重新争取过来为帝效劳尽忠，这是直接关系到福临帝位安危的一个重要因素，前途尚难预定。
这还是只从朝廷内部从八旗之间关系来看，若从八旗以外，从全国形势看，爱新觉罗王朝，以满洲贵族为核心的清王朝，同样是乌云密布，飘摇动荡。
由于摄政王多尔衮推行以圈地、投充、逃入、发、易服五大弊政为标志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全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抗清斗争，以大西、大顺农民军余部为主的抗清武装，风起云涌，遍及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川、云南、江西、贵州、浙江、福建等省大部分地区。
清军的征剿及血腥杀害，更激起以汉民为主体的各民族人民的反抗，七年来清廷虽先后派遣十几员大将军分赴各地剿杀，但战争一直未停止。
此时云、贵、川、闽、湘、粤、桂等省仍基本上为反清武装占据，且不久大西军统帅李定国“两蹶名王”，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围攻江宁，朝野大震，这直接威胁到清王朝的统治。
另一大的难题是，明末清初二三十年连绵不断的战争，赋重役繁，以及贪官污吏的敲骨吸髓，严重地破坏了生产，田园荒芜，人丁稀少，百业凋敝，城镇残破，物价腾涌。
直到顺治八年，官方册籍所载全国耕地才二百九十余万顷，比起七十三年前明万历六年的耕地面积，减少了四百多万顷。
不恢复社会生产，不减轻人民的负担，不使人民逐步摆脱水深火热饥寒交迫的苦难，人民不能安居乐业，清王朝就不能安宁，载舟之水，便将覆舟，寇盗便会因穷困乱而不断出现和大规模地发展。
与此相连的第三个大难题是，军费开支浩大，入不敷出，部臣束手无策。清军入关，明王朝覆灭，本应是兵饷由多减少的一大转折机会。
明末养兵一百余万，每年加征“辽饷”“剿饷”“练饷”两千余万两赋银，仍然入不敷出，经常因长期拖欠饷银而发生兵变。
摄政王多尔衮凭借八旗军和平西王吴三桂、定南王孔有德等四王一公的汉兵，共十一二万人，不到两年就分路击败了大顺、大西军和南明福王、鲁王、唐王的二三百万军队，统一了大半个中国，有此以少胜多的无敌劲旅，何愁不能“绥靖疆域”，当然不需再养上百万绿营兵分成各地，有二三十万人负责日常弹压地方缉捕小股“盗匪”便可以了，军费必比明末大大减少，顺治元年、二年、三年就是这样的。
顺治三年定河南、湖广、江西绿营官兵经制。明末曾经百万大军鏖战多年辖领一百一十余府厅州县的河南省，只设兵一万四千余名，其中，总管全省军政的河南巡抚，只有标兵二千名，全省只有三位总兵官，各辖标兵二千名，归德、汝宁、河南、卫辉三府各设参将一员标兵一千名，如斯而已。
曾经多年战乱的湖广，虽辖湖南湖北二省一百五十余府厅州县，亦仅设绿营兵三万九千余名，其中，主管两省军政的总督，只有标兵三千名。素为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地江西省，也只有绿营兵三万名。
皆比明朝减少了很多。在宁夏，明朝额设官兵三万余人，现定兵额才一万五千名，少了一半多。可是，由于多尔衮的决策谬误，强制推行“剃发”“易服”等民族压迫政策，大肆烧杀掳掠，致反清武装遍布全国，连陷州县，清廷急忙调兵遣将，先后派出十几位大将军分剿各地，原有的绿营兵不够用，便大量增加，而辖区却缩小了很多。
这样一来，军费激增，收入却减少，直到顺治八年，清政府辖区的二百九十万顷田地，只能征收赋银二千一百万两、米麦豆五百七十余万石，怎够军费的开支，因而财政极其困难。
其四，八旗人丁太少，且难增加，严重削弱了清王朝的军事支柱。清帝一向视八旗尤其是满洲八旗为国之根本，多次下谕强调“满洲甲兵，系国家根本”，“平定中原，统一四海，悉赖满洲兵力”，现在要扑灭抗清武装及南明军队，以及巩固清王朝的统治，都要依赖八旗兵丁特别是满洲八旗士卒。
然而，面对上百万的抗清士卒，面对一千七百余府厅州县的九州辽阔领地和居住在这个辖区中的一亿左右以汉族为主的各族人民，清帝所赖以存在的八旗人员，特别是满洲八旗，有多少人丁？结论是严峻的。
入关前夕，满洲八旗有三百一十个牛录，蒙古八旗一百一十八个牛录，汉军八旗一百六十四个牛录，按当时规定一牛录大致为二百丁来推算，满洲八旗有男丁六万二千丁，蒙古二万三千六百丁，汉军三万二千八百丁，总共约为十一万八千四百丁。
这个数字本来就已经太少了，可是经过入关以后的长年征战，满洲人丁不仅没有增加，还在不断减少。顺治五年满洲八旗只有男丁五万五千三百三十丁，且多疲弱伤残，家境艰难，这怎么能肩负起“拱卫宸极”“绥靖疆域”的重大任务！
年幼的顺治该如何解决这个困境呢？他又该如何面对那些如狼似虎的宗室呢？让我下回再为大家慢慢道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