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大跃进”步伐，像全国形势一样，“满囤渠”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也呈现出人口快速增长的“大跃进”势头，迎来*****后第一个人口出生高峰。原本只有一百多口人的自然村，短短十几年时间人口突破二百。现在的行政编制——绥西县只几凹人民公社满囤渠生产大队。
全国形势快马加鞭，在“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跑步奔向****”号角的催生下，满囤渠，一个人口二百出头的小村子，也开始兴办自己的小学。此时，正赶上高奇这代人上小学的时候。
和所有适龄儿童一样，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艳阳天里，他们高高兴兴背着书包，走进村办小学。贫下中农自己办的学校，又都是贫下中农子弟，在村办小学上学期间，不用缴纳学费书费，一应开支由村集体财务支出。唯一一名老师也是挣着队里工分，和其他社员一样，靠分生产队口粮生活，只是职业分工不同！
从村办初小，到只几凹公社办的高小，再到绥西县属宝丰中学，高奇的学习成绩是班内最好。
那个时代，一时大炼钢铁，一时兴办农场，也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虽是在饥肠辘辘的日子里度过，但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相差不多，并不觉得有什么不满足。家里一贫如洗，却尽力满足他，学校老师偏向他，也看重他，班里的同学可怜他，却崇拜他……
毕竟是前十七年的教育，学校正常的教学活动没受大影响。对于这个天分较高的家伙，高奇确实没少学下东西。那年，刚好初中毕业。
按照正常下去，初中毕业——升高中——考大学，原本水到渠成的锦绣前程，却被一夜骤来的那场风雨，改变了他的命运前程。
如果说，孩提时代的他曾拥有一种指挥人的天赋的话，而那个特殊年代、那场特别运动，竟意外地唤醒他多年积存于心的权力欲。
从此，他的人生轨迹，挪移到另一条轨道上来……
“时代造就人，乱世出英雄”。记不起从哪儿学来的一句不知有没有关联的话，并信奉为真理。这位愣头小伙天真地认为，造就英雄的时代已经到来。
当时，宝丰中学的第一张大字报出自他手。他的文字功底在并不很大的绥西县属中学无人能及，更因为天生“超人”的指挥天赋。
到后来，去全国各地搞“串联”，自然少不了他，且都是“头儿”。去北京，在天安门广场还接受过伟大领袖***的亲切接见。
以至于后来，响应号召，在“上山下乡，接受广大贫下中农再教育”运动中，给人们留下了好口碑。
因为好口碑，回乡后两三年时间，他以另一身份，另一途径圆梦大学。
高奇能够被推荐上大学，与时任大队支书的二舅父孟福荣分不开关系，内心却问心无愧。
当时，只几凹公社给满囤渠大队下拨了一个名额，决定权在生产大队。孟福荣召开过几次支委会公开民主推荐，决定名额给谁？几个支委和贫协代表根据上级规定的政治标准，经过综合考虑认为，符合推荐条件的就只有两个：支书儿子孟嘉禾和亲外甥高奇。
多数人奉迎老支书，提议把名额给嘉禾。孟福荣却发扬风格，最后还是把名额给了外甥高奇。
他是怕背后社员骂他以权谋私。那不真应验了社会上流传的“一等社员当书记，闺女小子都出去……”一句顺口溜吗？
再则，他心里一直有愧，可怜苦命的外甥。
——要不是当年自个儿年轻气盛，浑身朝气，当着全体社员的面，兄弟三个现场挤兑一直在外浪荡、很少地里做重苦活儿的姐夫，非要和干活儿“二料子”的姐夫进行劳动竞赛，姐夫肯定不会死。
这么多年，留下姐姐和外甥一棵独苗，一老一小，孤儿寡母艰难生活，日子过得恓惶，三兄弟都觉得愧对她们。
这些年，兄弟三家一起帮衬姐姐一家，能让外甥读到中学。如今，外甥长大成人，又有文化，且小子聪明而能着哩。遇有这次推荐学习机会，算是对姐姐和外甥的一次补偿！
再说了，姐姐一家典型贫雇农家庭出身，孤儿寡母日子恓惶，完全符合推荐条件。老支书便断然决定让外甥占据这个指标。
“反正，好处最终没给外人。如果明年再能下一个推荐指标，自然非亲儿子莫属。”
私底下，老支书安慰不理解自个儿做法的儿子。
那个时代的党员干部，也不是完全没有私心。（有私心不怕，就怕贪欲）
两年的大学生活很快结束。
期间，高奇学习十分用功。他从小就相信知识的力量，也很珍惜这次来之不易，难得的学习机会。而且，他并不是任何事情都不动脑筋胡来的那种。
高奇读的是师范类，这由不得自我选择。按照正常发展，单凭大学期间努力刻苦钻研了马列哲学著作，***语录、诗词之功底，完全可以分配到自己所在的绥西县一中当一名高中语文，或政治教师。他敢肯定：自己是响当当的“真货”。
虽然没上过高中，但那时的“老三届”，再加上两年时间大学里不懈钻研学习，再有不管对什么工作都肯奋斗吃苦的精神。他不怀疑能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
对于一个普通农民家的孩子，能在这样一所学校教书，是多么求之不得的好事。当时整个绥县（绥西、绥东没分县之前，统称绥县。老早这一带曾流传着一个段子“绥县的官，管得宽：东管黑河滩，西至河套湾，南边探过黄河畔，北面管得半个宝丰山，最后捎带了个固原与吴川。”）唯一一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成立的名牌中学。
可是，高奇这家伙的理想，并不是甘心一辈子当个教书匠。
临近毕业，当时正值“学大寨”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开展。令人关注的是“十大”主席台上坐着的那位头罩白毛巾的老头。
打听清楚这位了不起的老人的发展背景后，高奇开始心动。忽然对自己的未来，萌生出一种奇异想法……
自己家乡，一个名不见经传，地处塞外半干旱草原上，不起眼的小村庄。这里虽然土地肥沃，但由于缺水严重，粮食产量一直徘徊不前。
相距不远，却属邻近宝丰公社的另一生产大队，人口数量、土地面积和满囤渠村差不多。近些年，学大寨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都被滨河市树立成地区农业学大寨典型。大队原党支部书记直线升迁，被提拔为滨河市革委会副主任，分管农业。
受这些远的、近的典型人物事迹启发，他内心细致琢磨：“何不趁此机遇，从家乡这块儿小天地起步，也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他自信有能力和魄力。更因为他遇事善于思考又不满足于现状，且有“野心”之人……
高奇认真分析：满囤渠生产队凭借其特殊的位置和资源优势，乡亲们过着一种并不富裕，也还安逸平静的生活。粮食亩产量不高，但耕地面积相对广阔；生产力水平虽低，却劳力资源充足；再有，生产队里富足的畜力为动力，“杈耙扫帚木桦犁，老牛大车疙瘩道。”靠手中握有的权力“鞭杆儿”，二舅父孟福荣有能力带领着大家伙儿，沿着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奋勇前行。最起码，社员们生活温饱有保证。
也因为地处闭塞，乡亲们很少了解外面的精彩世界，对生活期望，对未来之想象不太高，好满足。
可对于一个在外面读过书的人，高奇内心却是另一种盘算。
建设了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由于地居相对偏僻，人口不很多，加上所处位置不很重要等诸多因素。到目前为止，高压线前几年就从村南几公里处穿境而过，就是没有叉出一条分支引进村。周围规模较大的村子多数通了电，现在，只有满囤渠村还生活在煤油灯世界里。
村里人晚上照明，还是靠一盏盏昏暗的煤油灯。上学的娃娃们每天下学后赶到地里割羊草、掏猪菜，老师留下的家庭作业，都是到晚上趴在土炕席上，在煤油灯下完成。
因为没有电，打不成深水井，全村人靠位于村后水泡子壕畔边上砌的一口洇水井取水喝，井水苦又咸，喝得人满口黄牙。
全大队一千四五百亩可耕地，靠村南穿境而过的民生渠浇灌。多年来只注重灌溉，不注意排涝，导致土壤盐碱化越来越严重。不少土地已经退化到只能长红柳、碱丛等耐盐碱植物；一些地势较高的壕畔地，渠水流不到上面，只能种一些耐旱低产作物，风调雨顺年份，粮食有些产量，遇上干旱少雨季，作物收成便没了保障。
小时候就开始宣传“跑步进入****”，实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目标。又十几年过去，回头看看自个儿的生产大队，是什么样的生产力状况？周围乡亲们是什么样的生活水平？
全村仅有的一台半病状立式柴油机，是唯一一件工业化机器。靠它解决全村人的粮食加工，就像老马拉大车一样沉重——一到关键时刻，总掉链子。
平时生产队庄稼地活儿紧，社员们在地里忙活儿。到短暂的农闲季节，人们要抢时间，赶趁着把紧要的家务活儿抢一抢。尤其得把一家人后一段时间的吃食准备充足：谷子碾成米，麦子磨成面，五谷杂粮粉碎颗粒……
这个时候，柴油机总出毛病。机器坏了需要赶紧修，本村没有这方面人才，维修机器的技术人员须从只几凹公社的农机站去请，所需配件上绥西县城去买。一来一往，没有十天半月机器甭想修好。着急等米面下锅的人们，不得不重新推起传统加工工具——石碾子、石磨碾米磨面。
尤其到了旧历年关，乡里乡亲常常为争占生产队碾房那盘石碾子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动拳动脚大打出手，闹下矛盾。
再有，队里现有的三辆胶轮大马车，和队里养活的九匹膘肥体壮的大骡马，一年四季不停奔命，拉载着全村人的生活。春季往地里送粪施肥，夏秋收获时节，把地里收获的一捆捆禾谷拉进场院，碾打成粮食。又得把成麻袋成麻袋的粮食拉运到三十里开外的宝丰粮站，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到隆冬季节，每户社员过冬所需的二三百斤石炭，都靠几辆马车从远在一百里外的斗林沁沟杨圪愣煤矿上拉回来。打一趟来回，足足三天。
至于生产队用的化肥，物资局下拨的木料，甚至村民们儿娶女娉出门接送戚人，或起房盖屋从外拉土坯、拉石头，都离不开车马运输。
为此，全村人省吃俭用，宁愿每人少分几十斤口粮，都要给拉车的牲畜留足草料。把它们养活得膘肥体壮，精神抖擞。尽管这些牲口活儿苦且重。
连那些赶车的车倌儿，也不是随便哪个社员都能胜任。
几年前，一些快嘴社员你一句，我一句凑合成段子：“头等人，当书记，闺女儿子都出去；二等人，当队长，三年盖起一溜大正房；三等人，赶大车，除去挣个满工分，每天还能补助三毛（三角钱）多……”
可见，如果给生产队各成员单位进行排座次，赶车的车倌儿仅次于大队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怪不得有人戏谑车“官”儿。
一直，掌握全村人命运的二舅父孟福荣，五十三四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就已经入党的老党员。
年轻时候，这位孟氏后代，靠贫苦农民出身这一身份被新政权吸纳，参加了新中国“废保建政，清乡剿匪”工作，乡里区里待过。二十八岁开始，担任满囤渠所在宝丰区区长，后来撤区改乡，又担任宝丰大乡乡长。那时的宝丰乡，管辖着宝丰山脚下包括满囤渠村在内十多个行政村，三四十个自然村。属于每月二百斤小米俸禄的政府财政供养人员。精兵简政时，主动辞去乡长职务，回村担任满囤渠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兼生产队大队长，变身一名基层不脱产干部。
在大哥孟福祥和三弟孟福生及众同宗兄弟拥戴下，他带领社员积极开垦荒地，为村集体“霸占”土地。
他们利用当时特殊时期的特殊土地政策，硬是将满囤渠村西北滩，原本属于滨河市境内一家蒙古族大牧主所有的四五百亩垦荒地，采用“耕者有其田”的手段，硬是“霸占”成本村的集体耕地。
老书记有自己一套招数，学习过去蒙古族祖先“跑马圈地”的方式，“以其人之道，制其人之身”，且遵循多少年形成“房紧邻，地紧畔”的民间土地法则，开始蓄谋已久的庞大计划。
满囤渠村西北滩有大面积垦荒地一直没有“地主”前来认领，于是先入为主，开垦并占有这些土地。等邻村大队书记愣登醒悟过来，孟福荣兄弟已经和社员们用十几犋老桦犁，在大面积荒地上横竖犁成多个“井”字或“田”字形墒壕，就像草原狼靠撒尿占据领地一样，轻而易举地给村里“霸占”回大片土地。
——要不，一个不足百年历史，当时人口刚刚超百，且原本没有一家像样地主的小村落，能拥有现在的一千四五百亩土地？
如今，孟福荣已年过半百，性格成熟，却开始变得保守。一名连报纸都完整读不下来，却有二十多年党龄的老干部（村官也算干部的话），再没了更高更大追求，只要全村人不用饿肚子，就心满意足。
老人注重实际，不贪慕虚荣。全村发展至二百多口人，同宗孟氏占近四分之一。其他姓氏，远近不等都沾亲带故，所以，人际关系不算复杂。
现有的可耕地一千四五百亩，另有七八百亩红柳盐碱滩地和林地尚不算在内。正常年份下来，除去应缴公粮，人均“三百六”的粮食定额能保证。
况且，孟福荣有绝活儿，每逢夏秋收获季粮蔬上场，就暗示保管把成品粮当尾粮给社员们每人偷分几十斤，让大伙儿分享收获。
到秋收结束，向上面报告全年产出时，安顿会计想办法缩水瞒报、少报粮食产量。
如此变戏法似的，明着暗着尽量偷偷给社员多分些口粮。
他不学临近生产队那些愣头青干部，贪慕一时虚名，硬是从社员口袋里挤出口粮，打肿脸充胖子讨上级领导的好，为自己捞一个政治前途，或虚名声，坑的是社员。
在当时这叫“偷分瞒产”。一旦有人捅到上面，可不是小事一桩。所幸还好，对老支书此番“为人民服务”的心意，社员们自然心照不宣地认可了，从不“得了便宜夸经济”。
当然，也是孟支书多少年公正无私，铺开身子带领社员大干出来的信任与威严。
人常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
“天命”是什么？简单地可理解为上天的旨意或命令，引申开来，不就是社会发展规律之必然性，或个人命运。
这位已经度过大半人生历程的汉子，无论是人生阅历，还是自制力，都已经到了人生最高境界。知道了自己的命运轨迹，从不怨天；明白个人人生定位，也不尤人；承担着未竟责任，永不懈怠。如今进入知天命季节，便再没有立身、立志、立业的雄心与豪情，只默默地接受既成现实，十分平淡地面对工作和生活。
孟福荣当干部，如果单单是为实现个人向上爬的目的，二十年前就不会解甲归田。熬到现在至少是一名“十几级”的公社干部。甚至升到县上，也不是不可能！
这位看似觉悟不高，却一心为民着想的老农民干部，从不搞一些花拳绣腿的游戏，而是“石头砸磨扇——石凿石（实着实）”的踏实工作做派，一直为周围乡亲们感动，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一种宝贵精神财富。乡亲们有时坐在一起唠嗑，口头不免常提及的话题：“没有孟支书领着我们没明没夜干，哪有村里现在这么多的耕地？”
“说实在的，我更应该感谢老孟！就连我那老婆，也可以说是孟福荣给娶过的。要是老家伙儿也像别大队的领导一样显能，哪有我现在老婆娃娃一大群！”
这是退伍伤残军人王存祥发自内心的真心话，此话一点不假。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满囤渠村首次接纳了不少来自干旱地区甘肃、宁夏一带的妇女和女孩儿，客观上解决了村里不少老光棍，或穷人家大龄青年的婚姻大事。
说来也怪，这些远路嫁过来的女人，每个至少生产过四五个孩儿，才使得这个小村子，这些年人口增长如此快。
有社员大力支持（这样的领导，有不支持的，肯定别有用心）。当然，上级领导从来不把这么小的生产大队当“豆包”。说彻底，充其量不就是一个自然村——只有一个生产小队的生产大队。
这也是“老革命”，二十多年不易其位的本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