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门销烟
林则徐（1785-1850），清末政治家。字元抚，一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嘉庆进士。与龚自珍、魏源、黄爵滋等人提倡经世之学。任东河河道总督时曾尽力修治黄河。后任江苏巡抚，又兴修白茆浏河等水利。1838年（道光十八年）在湖广总督任内，严厉禁烟，成效卓著，为禁烟派代表人物。12月受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次年3月到广州。为了解西方情况，派人翻译外文书报，编成《四洲志》。主张对外商分别对持，孤立烟贩。与总督邓廷桢协力查办，严令英美烟贩缴出鸦片二百三十七万多斤，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并积极筹备海防，倡办义勇，屡次打退英军挑衅。1840年1月任两广总督。6月鸦片战争爆发后，严密设防，使英军在粤无法得逞。10月受诬害，被革职。次年派赴浙江，协办海防。不久充军新疆，曾在新疆兴办水利，开辟屯田。后起用为陕西巡抚，擢云贵总督，因病辞职回籍。1850年受任钦差大臣，往广西镇压农民起义，途中病逝于广东普宁。
林则徐出身于贫寒的封建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因家贫，13岁才进私塾读书，直至50岁才被选为贡生贡生：明清两代科举制度中，由府、州、县学推荐到京师国子监学习的人。此后屡试不中，一生以教书为业。他把自己的希望都寄托到儿子林则徐身上。
林则徐也很听父亲的话，自幼勤奋好学。他14岁中秀才，19岁中举人，21岁被聘到厦门任海防同知书记。22岁被聘为福建巡抚张师诚的幕僚幕僚：古代称将帅的幕府中参谋、书记等为幕僚，后泛指文武官署中佐助人员（一般指有官职的）。他在嘉庆十六年（1811），27时岁考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先是任翰林院编修，利用这里藏书丰富，人才荟萃的有利条件，刻苦学习，进一步充实自己。
林则徐的仕途很顺畅，鸦片战争前，林则徐历任两浙盐运使，淮海道、江苏、陕西按察使，河南、湖北、江宁布政使，河东河道总督，江苏巡抚，湖广总督，钦差大臣等职。在职内，他一心为民，忠于职守，秉公执法，力主革新，体察民情，在兴办河工、治漕运、兴屯垦田等方面都作了大量工作，很受当地人民群众爱戴。
在清朝道光十七年至道光十八年（1837-1838），鸦片就像洪水一样涌进中国。鸦片原盛产于印度和小亚细亚，又叫“阿芙蓉”、“大烟”或“烟土”，是用罂粟果实中乳状汁液制成的一种有强烈麻醉性的毒品。少量服用，能镇痛、止泻、止咳。如果吸食，就很容易上瘾（yin），非每天吸食不可。慢慢地，人变得面黄肌瘦，萎靡不振，成了“大烟鬼”。
早在唐代鸦片已开始输入中国，但数量极微，仅用于医药。直到1767年，每年由印度输入的鸦片不过200箱，但英国商人发现鸦片既能获得高额利润，又容易找到销路，就用它来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于是，千方百计地在印度扩大鸦片的生产，通过贿赂清朝官吏、武装走私等手段，把鸦片贩运到中国。输入中国的鸦片年年增加，到1838年竟多达4万余箱。
清朝每年出口的大量茶叶、丝绸等土特产，还不够抵偿鸦片的价值。据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的估计，当时中国已经有二百万人吸食鸦片，每年白银外流四百二十万两。因此，鸦片既毒害了中国人，又给清朝的财政造成了很大损失。
鸦片的威胁这么大，很多正直的官员都很忧虑。他们强烈要求禁止鸦片进口。可这时候的清朝政府已经走向下坡路，腐败无能。有些掌权的大臣竟然反对禁烟，更有那些只顾自己发财的官员阳奉阴违，暗中和外商勾结，不但纵容官兵大量吸食鸦片，还公然受贿导致鸦片走私畅通无阻。
在鸦片越来越多的涌入中国的形势下，清政府内部分裂为抵抗和妥协两派。一部分坚持禁烟，要求抵抗外侮的官员构成抵抗派，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是他们的代表；一部分原来就是反对禁烟，或者害怕对战争动摇其统治的官员构成妥协派，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直隶总督琦善、两江总督伊里布是他们的代表。妥协派在朝中占有很大的权力。
当时林则徐任湖广总督，在总督任上，他查获了近5000杆烟枪，当众刀劈火烧，收缴了大量鸦片，仅阳县就缴获鸦片一、二万斤。为了帮助吸食者戒烟，林则徐提出了配制断瘾丸，强迫吸食者戒绝，大举搜查烟枪、土膏等六条禁止鸦片的办法。许多吸毒者戒除了烟瘾。
道光十八年（1838）八月，林则徐上书道光皇帝主张禁烟。林则徐在奏书中尖锐指出鸦片的危害，无情地揭露了鸦片受贿集团和吸食者的关系。道光皇帝看了奏章后，用朱笔在上面加了圈。他感到问题的严重：军队是坐天下的命根子，军饷是维持统治的基础。如果基础不牢靠，那是不堪设想的事，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他同意了林则徐禁烟的主张。
接着，就下令召见林则徐进京商议禁烟对策，林则徐从武昌起程进京途中，弛禁派头子、直隶总督琦善从北京赶来，以禁烟必然要引起外国武装干涉，威胁林则徐，但林则徐不为所动。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东查禁鸦片。林则徐深知这次去广州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但他向自己的师友表示：“祸福死生，早已置之度外”，要尽一切努力，除掉鸦片这一毒患。
林则徐来到广州后，看到街头上，一些骨瘦如柴、脸色黑灰的“大烟鬼”有气无力地缩身在墙角里，不住地打着哈欠，鼻涕眼泪一齐往外流。那些商贩守着店铺货摊，却无人来买。身穿便服进行私访的林则徐看到这令人心酸的情形，心里非常激动。他觉得要想彻底禁烟，非得先从内部整顿不可，一定查出并严办那些走私鸦片的汉奸和贪官，让老百姓的精神振奋起来。
过了几天，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去检查几个书院，提出要对学生进行考试。考场的大门关得严严的，学生们紧张地待着发考卷。考卷发下来了，学生们打开一看，都愣了。原来考卷里面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此次考试，可以不答试题，但是必须把自己知道的烟贩姓名、住址和活动情况写出来，对官兵受贿走私的内幕，更要写明白，不得隐瞒。书院的学生来自四面八方，知道的情况很多，又大都年轻活跃，对鸦片走私也深恶痛绝。大家默默地写了起来。林则徐威严的面孔也露出了笑容。
林则徐用种种办法，终于查清了走私鸦片的情况，严惩了一些违法官兵和烟贩子。然后，他发出了通告，主要内容是：一切外国商人必须在三天内缴出全部鸦片，并写出永远不再贩运鸦片的保证书。今后如再查出鸦片，按犯罪论处，货物没收，犯人处死。
外国商人根据多年的经验认为，清朝官员都是可以买通的，官方的禁烟无非都是没有雨的雷声。他们没有料到，新来的钦差大臣表现出完全不同的作风。林则徐到达广州后就积极筹备海防，相信“民心可用”，号召组织武装团体，招募水师5000人，公开号召民众起来保卫国家，宣布“如英夷兵船一进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林则徐宣布的三天全部交出鸦片的期限已到，但目中无人的外国烟贩却拒绝交出鸦片。这时，林则徐下令传讯英国的大烟贩颠地，开始和外国侵略者展开了直接的斗争。英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从澳门赶到广州，把颠地藏到商馆保护起来。林则徐闻讯后立即命令中国军队包围了英国商馆，并下令暂停中英贸易，以示警告。由于他采取了坚决措施，200多名英国商人终于被迫交出了20283箱鸦片。当时，美国在广州的商人也被迫交出了1540箱鸦片烟。
这么多鸦片怎么处理呢？林则徐决定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他叫士兵在海滩上挖了两个方形的大池子，都有十五丈见方，叫销烟池。池的前边挖有涵洞，后边涌水沟。销烟前，先把水从沟里引进池里，再制成卤水。
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公元1839年6月3日），林则徐率领广东各级军政官员，来到虎门海滩边的高岗上，亲自指挥和监督销毁鸦片。这天，天气十分晴朗。成千上万的群众闻讯赶来，海滩周围人山人海。
销烟开始了。一队队打着赤膊的工人和士兵们把鸦片箱子找来，又用力把箱子劈开，将鸦片切成碎块投入蓄有卤水的销烟池里。销烟池上搭着木板，站在木板上的工人和士兵，把早已准备好的石灰用铁锨撒入池内，还用力地搅拌着。不一会儿，池里的卤水和鸦片翻滚起来，烟油上冒，烟渣下沉，一股浓烟冲天而起，直上云霄，霎时间弥漫了海滩的上空。
销烟连续进行了23天，到6月25日止，将收缴重2376254斤鸦片全部销毁，万众欢腾，无不称快。有些外国商人也来到虎门销烟现场参观，虎门海滩下中国人民高涨的销烟情绪和彻底销毁鸦片，是他们怎么也预料不到的。美国传教士俾治文在参观记中写道：“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时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出我们的臆想。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比执行这一工作更忠实的了。”虎门销烟是中国禁烟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它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气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它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清除烟毒、反抗外国侵略和维护民族尊严的坚强决心。虎门销烟成为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伟大起点，林则徐受到中国人民的敬仰。
那些被林则徐特意邀请来观看销烟的外国商人，眼看着鸦片变成废渣泡沫，随着潮水从大坑的涵洞中排入大海，不得不低下了头。有一个美国商人走到林则徐面前，庄重地脱帽鞠躬，表示由衷钦佩。林则徐微笑着对他们说：“我们禁的是害人的鸦片，不是正当的贸易。你们只要遵守我国法纪，与我们互通有无，我们是欢迎的。”
了解西方文明
林则徐是第一个打开“窗户”，睁眼看世界的人，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了解西方、“制夷”的先驱。林则徐睁眼看世界的思想，产生于反侵略斗争中，又服务于反侵略斗争。他到广东查禁鸦片之前，和当时其他的士大夫一样，对中国以外的世界毫无所知。到广东后，在禁烟、抗英和外国人打交道的实践中，他开始多方了解和研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和动态，除了找外国水手、洋商和过去在洋行中工作的人员调查外，还“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
他还组织翻译了英国人慕端写的《世界地理大全》，把它编成《四洲志》。书中记述了世界五大洲30多国的地理和历史，是中国第一部较系统的世界地理志。后来，他的友人魏源在这本书的基础上，扩编成《海国图志》。
接着林则徐又译辑了《澳门月报》、《澳门新闻纸》、《华事夷言》等大量介绍国外历史地理知识的资料。在译辑这些书报的过程中，不仅使林则徐对世界有了新的认识，而且及时掌握了敌情，对于他抵抗侵略军，发挥了重要作用。
林则徐不仅注意了解西方，而且主张进一步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在他看来，学西方的“长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学习制炮造船。他主张若造船不及，则先购置；铸炮不及，则先买夷炮。这是林则徐积极吸取外国技术长处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曾从澳门和新加坡购买西方制造的大炮200门，用来装备虎门各炮台，还购买西方制造的仿造、改制的三只双桅船在广州江面下水。他还主持改进炮车的牵引技术，制成四轮炮车，和威力相当于十门普通大炮效力的炸炮。二是学习西方建立一支近代化的海军。他认为，英军之所以追南逐北，攻城夺地，原因在于中国“无水战取胜之器具”。因此，必须按照西方的方式建立和训练一支能在海上追歼敌人的新式海军，以此来保家卫国。
正因为林则徐敢于打破禁区，不仅能睁眼看世界，而且主张买进西方大炮与船只来抵抗西方的军事侵略。这是林则徐积极吸取外国技术长处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他在广州能有效地进行抗英斗争的重要条件之一。林则徐“睁眼看世界”的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起了向西方学习寻找真理的先驱作用。
林则徐估计到禁烟可能会引发英军侵略中国，便积极备战，筹备海防，准备迎敌。他一面请求朝廷加强海防，各海口派精兵严守；一面亲自察看海口，修筑工事，添置武器，整顿水陆官兵，倡导“由民间自行团练，以保住村庄”，招募水勇，协助水师抗敌，号召民众参战。与此同时，林则徐冷静分析了中英双方情况，提出了“坚守炮台”、以守为战；信任群众，利用民力的战术。在林则徐的鼓舞下，广东人民个个摩拳擦掌，随时准备战斗。
英军是在道光二十年五月（公元1840年6月）开始发起进攻的。当时的英国政府接受了资产阶级和鸦片商人的建议，派出四十八艘军舰，由懿律和义律（懿律是义律的堂兄）率领海陆军四千人（后来增加到一万人）到了广州的海面上。他们没有料到，还没登陆就遭到中国军民的痛击。中国军队和渔民趁着潮退，乘着小船搜查到他们，用火箭、火罐和喷筒等武器主动进攻，烧毁了英军不少船只。从此，英军不敢在海岸附近停留，成天在海面上游弋（yi），得不到淡水，只能用布帆兜接雨水救急，后来连食物来源也发生了困难。
英军在广州附近站不住脚，便沿海岸往北进攻，想寻找一个突破口。道光皇帝和清朝政府并没有做打仗的准备。当英军攻陷浙江定海（在舟山群岛），又北上到达天津的白河口的时候，他们就吓慌了。本来就反对禁烟的那些大臣趁机向皇帝告林则徐的状，说是他禁烟失当，得罪了洋人，要让英军撤退，一定要惩办林则徐。
道光皇帝果然以“误国病民，办理不善”的罪名，于1840年10月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查办。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到广州和英军交涉。
林则徐被革职后，仍不顾个人荣辱，毅然大胆上奏道光皇帝，主张“夷务不能歇手’”，为海防长久之计，应当不惜经费，“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并要求“带罪立功”。对这个奏文，皇帝加上了“一片胡言”等批语。道光皇帝之所以重用林则徐，是希望依靠他消除鸦片，解决财政危机。但当事态发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后，他的禁烟决心便发生动摇，企图寻求妥协。
林则徐被撤职的消息传开后，广州社会各界一片哗然，大家纷纷前去挽留和慰问林则徐，并送去靴、伞、香炉等礼物和50多面颂牌，林则徐只收下颂牌。
1841年3月初，林则徐前往浙江镇海听候谕旨。广州各界人士怀着极其惋惜的心情，纷纷赶来为林则徐送行。林则徐无限伤感的离开了广州。不久，道光皇帝下旨将林则徐遣戍新疆伊犁。
1841年8月，林则徐挥泪北上伊犁，在途中与魏源相遇，两人彻夜长谈，忧国忧民，感慨不已。他赠送资料嘱托魏源编著《海国图志》。后因黄河在祥符决口，他又奉旨去祥符，协助王鼎治理水患，治理完水患，林则徐又踏上了到新疆的路途。林则徐虽经历千辛万苦，而禁烟抗英的壮志犹存。他与夫人郑氏在西安吟诗话别：“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两句诗生动表达了林则徐不顾个人安危忘我牺牲的一片爱国之情，1842年12月，林则徐到达伊犁。除夕夜，人们都在辞旧迎新，举杯畅饮，而林则徐却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他非常担心祖国的前途。
林则徐在新疆，不忘边防。他行程3万余里，历经8城，倡导开发荒地。兴修水利，实行屯田。他在新疆推广的坎儿井，当地人称为“林公井”。对开发边疆、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很大重用。1845年，林则徐终于回到了北京，后署理陕甘总督，次年任陕西巡抚。1848年，升任云贵总督。次年因病辞官，回归故里。
1850年，英人强占福州神光寺，林则徐发动当地群众，将其赶走。这时，他还针对1848年以后沙俄多次胁迫清政府开放伊犁、塔尔巴哈台（塔城）为通商城市的事实，在临死前几个月，大声疾呼：“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我老了，你们年青人应当看清楚。”他敲起“俄患”的警钟，提醒人们时刻都要谨记巩固边防。
1850年11月，林则徐又被重新起用为钦差大臣，赴广西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这时他已60多岁了，4年多的戍役生活，使他的身体垮下去了，双鬓已经白了。在赴广西途中病逝于潮州普宁县，终年66岁。
林则徐虽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僚，但他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还是应该充分肯定。他是鸦片战争时期著名的爱国者，在外敌入侵，民族危机加深的紧要关头，为捍卫国家主权、民族独立，他挺身而出，高举反侵略的旗帜，积极领导禁烟和抗英斗争；在清末社会危机四伏，人民深陷苦难之中，他敢于提出若干发展生产、有利于人民的社会改革措施并付诸实践；面对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他勇于探索强国御侮的途径，成为我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的光辉业绩永载史册，人民永远怀念他。
关天培
关天培（1781-1841），清末将领，字仲因，号滋圃，江苏山阳（今淮安）人，行伍出身。1934年（道光十四年）任广东水师提督。1839年支持林则徐实行禁烟政策，操练水师，修筑炮台，多次击退英军进攻。1841年2月英军进攻虎门时，在靖远炮台孤军奋战，英勇战死。著有《筹海初集》。
关天培虽是武将，但幼年时曾熟读经史，因而很注意习文。他所上奏章公文，必亲自动手写稿。
当时，正值英国殖民者大量向我国贩运鸦片，企图以此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而原广东海关和水师又腐败不堪，炮台失修，武备废弛，贪污贿赂成风。因而道光提升关天培为广东水师提督，命他整顿广东水师军务。就在关天培就任前，英国军舰公然违抗清政府的法令，闯入内河，直抵黄浦，英国赤裸裸的侵略行径暴露无遗。关天培到任以后，为了整顿和加强海防，不辞劳苦，身体力行。他对虎门进行了实地考察，指出虎门乃战略防守要塞，必须重点设防。为此，他制定了增建改建炮台、扩充编制、加强训练、严肃军纪等一整套措施，一并坚决贯彻执行，使广东水师军务大为改观。
虎门原有的八座炮台，因年久失修，设备陈旧，难以承担防守重任。1835年，关天培将这八个炮台重新整顿，又增建了永安、巩固两座炮台，并称“虎门十台”。为了增强炮台的火力，他添铸6000斤和8000斤的大炮各20门。次年，他又督铸了3000斤的大炮九门，配给永安、蕉门、巩固等炮台，并在横档至南山的海面安装一道木排铁链，以便拦阻和打击闯入内河的敌舰。关天培每年都率领士兵分赴虎门各炮台练习炮准，加紧训练，使广东水师在短时间内成为查禁鸦片流毒的重要力量。
1835年，八艘英舰驶近虎门海面，图谋不轨，后见戒备森严，只好转舵离去。1838年，三艘敌舰前来窥探窥（kui）探：暗中察看。虎门，关天培严阵以待，使敌人无机可乘，失败而回。关天培整顿海防、建设虎门要塞卓有成效。对于支持禁烟斗争和反击外国武装侵略，发挥了重要作用。
虎门销烟后，为了防御敌人的武装侵犯，关天培在协助收缴鸦片和销毁鸦片的时候，又遵照林则徐的意见，在军事上积极作好战斗的准备。在此期间，广东沿海群众，为了保卫家乡，抵抗侵略，也纷纷组织起来，投入战斗。林则徐与关天培意识到“民心可用”，遂以积极的态度支持群众的爱国行动。
1839年7月7月，英国水手在九龙尖沙嘴肇事行凶，打伤村民多人，村民林维喜重伤致死。林则徐严令英国交出凶犯抵罪，英国在华南商务总督义律横蛮拒绝。为了维护国家尊严，保护群众利益，林则徐于8月15日决定中止对英国人柴米食物的供应，撤回在使馆内工作的中国人。这一严正的决定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而义律却多次在广东沿海进行武装挑衅。关天培指挥水师，奋勇抗击，屡败英军。同年门月3日，当一艘英国商船将要进口，中国水师正要前往领航时，义律派出兵舰两艘，横加阻拦，并首先发炮攻击中国水师，从而挑起了激烈的穿鼻洋海战。关天培手执佩刀挺立桅前，指挥水师英勇回击。战斗中，他不幸负伤，但仍奋不顾身，坚持战斗，最后将敌人打败。义律在穿鼻洋海战失败后，贼心不死，从11月4日至13日，又连续六次在珠江口，官涌一带武装寻衅。在群众的有力支持和关天培的直接指挥下，中国水师分别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使之以惨败而告终。
英国军舰长期漂泊于中国海面，其给养主要靠汉奸提供。为惩办汉奸，断绝敌舰的给养来源，关天培将虎门的渔民、盐民和其他船民组织起来，成立“突击队”与水师配合，采取各种形式，打击汉奸及英国侵略军。在关天培的指挥下，1840年1月长沙湾一战，烧毁大小敌舰船23艘，篷寮（liao）六座，烧死、溺死不少敌人，活捉汉奸烟贩10名。同年6月，关天培又率领兵勇，袭击停泊在磨刀洋外的夷船，烧英舰1艘、菲船11艘、篷寮九座，捉获汉奸13名。
1839年8月，中国禁烟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资产阶级立即发出一片狂热的战争叫嚣。6月下旬，侵华英军总司令和全权代表乔治·义律率领英国军舰48艘，载炮540门和4000名士兵，驶抵广东海面。6月28日，英国侵略军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正式爆发。面对强敌，关天培无所畏惧。他与林则徐认真讨论了御敌之策。决定争取“以守为战，以逸待劳”的方针，加强防御，坚决歼灭敢于来犯之敌。
当英军封锁珠江口的时候，他们面对的是严整的水师，坚固的炮台，横亘千寻的铁链木排，以及不可胜数的乡勇、团练和自动持刀守卫边疆的民众。义律见无隙可乘，遂于1840年7月初，率领军舰北扰闽浙，攻占定海。将全城洗劫一空洗劫一空：把东西全部抢光，就像洗过一样。接着，又于8月11日窜到天津海口。威胁北京，并向清政府投递照会，提出鸦片贸易合法化、赔款、割地等一系列侵略要求。道光皇帝惊恐万状，随即派投降派头子、直隶总督琦善前往天津海口与英军谈判。谈判中，琦善奴颜卑膝，把一切责任推给林则徐，并私下许诺只要英军退回广州，一切问题都可在广州谈判中获得满意的解决。经过一番秘密交易，英军于同年9月中旬开始南撤。昏庸的道光皇帝竟认为畸善退敌有功，于9月1日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到广州继续与英军谈判，又以“办理不善”的莫须有罪名，于10月3日把林则徐、邓廷桢撤职查办。
琦善是个卖国贼，他于1840年11月底到达广州后，抱定“一切力反前任所为”，求得“外洋欢心”的方针，下令拆毁虎门的木排铁链和江底暗桩等海防设施，裁减掉一多半兵舰，驱散全部水师，甚至允许英国人前来察看地形、探测内河。这样，关天培苦心经营多年的海防设施，几乎被琦善全部破坏了。国难当头，关天培顾不得个人安危，多次据理力争，要求琦善重建海防，增兵虎门，但琦善置之不理，琦善的卖国活动，助长了英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1841年，1月7日，英军炮舰20余艘、士兵2000余人进攻虎门外的沙角、大角炮台，三江协副将陈连升率领守军600余人英勇抗击，最后全部壮烈牺牲。消息传来，关天培悲痛万分。他在坚守虎门的同时，将自己的几颗落齿、几件旧衣、一绺头发，用木盒密封，托人送回家乡，以此来向家乡父老和亲人表达自己以身报国、血战到底的决心。
英军在攻占沙角、大角两炮台，突破虎门第一道防线后，于同年2月25日，又进逼第二道防线的威远、靖远、镇远等炮台，而以靖远炮台作为主攻目标。当时镇守虎门的仅有将士400余名，形势十分危急。为此，关天培曾多次派人向握有数万大军的琦善告急，请求出兵援助，但琦善坐视不理，致使关天培孤军作战。在此危难之际，关天培亲自坐镇靖远炮台，指挥战斗。他以62岁的高龄，当众宣誓“人在炮台在，不离炮台半步”，极大地鼓舞了守台将士誓死卫国的斗志。大家浴血奋战，多次击退敌人发起的进攻。次日下午二时许，南风大作，英军乘风开炮猛攻靖远炮台，守军死伤大半。关天培负伤十余处，血流如注，仍镇定指挥。炮手牺牲后，关天培亲自燃放大炮，后因火门被雨水淋湿，炮不得发。英军从台后上来，关天培挥刀与敌人搏斗，亲手格杀数人，后不幸中弹，伤重力竭，壮烈阵亡。400余名守台将士也全部壮烈牺牲。
关天培为国捐躯的消息传出，激起人们无限悲恸。林则徐挥笔为“关忠节公祠”写下了“我不如你”四个大字，表达他对挚友的敬意。他还写下了一副挽联：“六载固金汤，问何人忽毁长城？孤注空教躬尽瘁；双忠同坎，闻异类亦钦伟节，归魂相送面如生。”这正是对关天培抗敌保国的业绩和民族气节的高度赞扬和概括。
魏源
魏源（1794-1857年），清末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人。道光进士。官高邮知州。从刘逢禄学《公羊春秋》，与龚自珍同属主张“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派。鸦片战争时，入就两江总督裕谦幕，参与浙东抗英战役。痛愤时事，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成《圣武记》。又受林则徐嘱托，据《四洲志》和中外文献资料，编成《海国图志》。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技艺，制造枪炮、轮船，加强海防，抵抗外国侵略。提倡办民用工业，要求改革漕运、盐法，减轻赋税，兼顾商人利益。强调“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对后来思想界有相当影响。主张“及之而后知”，“知”从“行”中来，坚持“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抨击理学家的“心性迂谈”。诗文风格遵劲。
曾协助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成《皇朝经世文缗》。今人辑有《魏源集》。
魏源七八岁时，就入了家塾。他用功学习，日夜苦读，母亲担心他把身体搞坏了，常常劝他早些关灯睡觉，但他却躲在被里，偷偷的点灯看书。
魏源9岁应童子试。县令听说他很聪明，就想试试他，县令指着茶瓯（ou）中的《太极图》说。“怀中含太极。”魏源还没吃早点，怀藏两个麦饼正想找机会吃它，忽见县令出上联考他，便以麦饼为题脱口应道：“腹内孕乾坤。”
县令一听，大为赞赏，说他是神童，日后肯定有所作为，就这样，魏源就闻名县内了。到15岁时，他随父亲到了北京，与陈沆、龚自珍等人过从过从：来往。甚密，他刚刚崭露头角，他的诗作已得到京城的大臣们的赞扬。
后来由于父亲去世，魏源回到苏州。这时陶澎（peng）任两江总督。由于两淮盐产价格较高，官盐销路不畅，而盐枭（xiao）贩运私盐情况严重，陶澍邀请魏源商筹两淮盐法。魏源提出“救弊先其急”，主张先改革淮北盐票制度，减掉那些不必要的费用支出，降低盐价，于是官盐销路很好，盐政收入就增加了。
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进犯我国沿海一带，林则徐推荐魏源为两江总督裕谦的幕僚。这一年九月，英军攻陷定海，接着又进攻镇海。由于提督余步云溃退，总兵谢朝恩战死，镇海陷落，裕谦率军苦战不支，自杀殉国。这些惨败的战例，给魏源以极大的震动。清朝“天朝大国”的声威一落千丈，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受到严重挫伤。对此，魏源抚今思昔，写了一部叫《圣武记》的书。这部书有40卷，40余万言。反映了他反对外国侵略，要求振兴中华的进步思想。
希望战败之后能够举国同仇敌忾，重振国威。他对清初的赫赫武功异常怀恋，希望再度出现清王朝“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四夷来朝”的盛世。
后来魏源参加会试和殿试，中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被任为扬州府东台县知县。这时候，林则徐因在广州禁烟被革职，从广东到浙江军营效力，后又再次革职，发东河“赎罪”，在京口（今江苏镇江）会见了魏源。两人同床而卧，倾心交谈国事。接着林则徐捧出一大捆书报，将他自己主持译成《四洲志》的资料，交给魏源，嘱托他编撰《海国图志》。魏源早就有有此志向，欣然答应。这一夜，两人情意亲挚，消解了胸中忧思，互相勉励为国出力。
魏源珍重林则徐的委托，在东台任职后，他都用了很多时间从事《海国图志》的撰述。当魏源写完了最后一页时，他怀着激情写道：“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在他看来，只要中国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马上就会人才辈出，恢复到以前的清朝大国。
《海国图志》共计50卷，包含着魏源深深的爱国之情，是当时中国人民了解和抵抗西方的珍贵典籍。书中魏源完整地提出了“以夷攻夷”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反侵略的鲜明纲领。
“以夷攻夷”，表现了魏源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争夺外国市场中互相攻击的粗浅认识，并企图加以利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是在总结鸦片战争的敌我双方具体优劣条件后得出的反抗侵略的有效方案。
同时，魏源还针对官僚腐败，以及统治集团的昏聩昏聩（kui）：眼花耳聋。比喻头脑糊涂，不明是非。
无能，提出革除旧习的主张。魏源已认识到，不进行内政的改革，光凭锐利的武器，是抵抗不了侵略的。魏源的这种主张，在为近代中国寻找前进的方向。
魏源还认为知识分子都应该研究“经世致用”之学，反对沉迷于故纸堆中。对乾嘉以来士大夫穷究训诂训估：对古书字句的解释。考据之学，他深恶痛绝。他强调“六经”只是古代诗文汇编和文献资料，不能当作金科玉律金科玉律：原来形容尽善尽美的法律条文。后比喻不可改变的信条或规定。靠它来治理国家。他和龚自珍都是今文经学运动的先驱，大力提倡“经世致用”。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美、法垂涎英国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强迫清政府签订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其他各国也纷纷接踵而来，获得了英、美、法同样的权利。目睹西方列强侵犯中国更多的利益，吮吸中国人民更多的血汗。魏源希望中国独立富强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更为强烈，并深感《海国图志》50卷本的不足。于是他广泛收集材料，将《海国图志》增补成100卷。他增补的内容大量介绍了美国、瑞士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体。魏源称赞美国的宪法“可垂奕（yi）世而无弊”，把“不立王侯”的瑞士，誉为“西土桃花源”。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说，写这部书是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凡有血气者都感到悲愤，都应有所动。所以，这部书是忧愤之作，是对付侵略者的兵书。”
如果说林则徐是近代史上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那么魏源是提出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人。当时中国在封建专制统治下，向西方学习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忘本行为，顽固派对此自然是竭力反对的，认为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是“淫巧之为”；学习西方是“示弱外夷”。对这些荒唐言论和愚蠢看法，魏源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他说：“英国的船炮，在中国视为绝技，在西洋各国视为寻常。广东互市二百年，邪教鸦片烟毒也接受了，就是打仗的利器，不肯向别人学习，接受过来，宁肯被动挨打，不肯自强学习，这是何其糊涂？”指出了顽固派的无知。
这里，魏源更加提倡学习西方技术，是为了使国富民强，中国也能和列强并驾齐驱，而不受其欺侮，这和“示弱外夷”是两码事。自己落后挨打，而又不正视现实，就永远也站不起来。
魏源在文学史上，也是开风气之先的少数诗人之一。梁启超曾说，在晚清道光、同治时期学界产生一种新精神。“代表这种新精神的人，是龚定庵（自珍）和魏默深”，两位著名的诗人。
如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他重游长城，写下这样一首诗：
读史筹边二十年，撑胸影子是山川。梦回汉史旄头外，心在秦时明月光。
这首诗大意是说，读史书，筹划边疆防务已20年，心里想着的是祖国的大好河山。梦里常常回到比汉使征途更远的地方，心中比古人写“秦时明月”时更焦急如焚（fen）。魏源表达了捍卫边疆、抵御侵略的雄心壮志。
魏源1857年在杭州去世。他生平爱西湖山水，死后即葬南屏山的方家峪。
魏源一生著述宏富宏富：丰富除《武圣记》和《海国图志》外，还有《古微堂集》、《老子本义》、《元史新编》等许多作品。在清末叶的思想家、史学家中，他著述的丰富和影响的深远是少见的。
曾国藩
曾国藩（1811-1872）序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出生于一农民家庭，父亲曾麟书，于道光十二年（1821）考取秀才。曾国藩道光十八年成进士，同年六月，入翰林院，道光二十九年授礼部待郎。此后历署各部侍郎，咸丰三年（1852），他前往江西，主持乡试。但当他南下时，其母逝世，遂获准还乡。丁忧守制。
道光三十年之后，太平军从广西迅速发展到湖南、湖北、沿江而下，直逼南京。清军自广西尾追太平军，一直追到南京郊外，前后达三年之久，但太平军却一点儿也没有受到损伤。当时由江忠源和罗泽南所组织之乡勇，却胜过正规军-在咸丰二年防守长沙的战役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太平军自解长沙之围后，曾国藩奉谕组建湖南乡勇。经过多方劝导，曾国藩咸丰三年一月二十九日决定承担这一使命，并以“一不贪财，二不怕死”作为军队的口号。
曾国藩组建的湘南军，即“湘军”，也称“湘勇”，是由罗泽南之“湘勇”，江忠源之“楚勇”以及其它各部组成的。曾国藩制订出训练士卒的严密计划，并着手整顿纪律，完备组织，这些措施对他最终取得胜利关系甚大。他设置集中训练营，把那些有过临战经验的乡勇的训练营接受进一步的训练，又在湖南各地广设招兵站，并对亲兵进行初步训练。在出省与太平军作战之前，他决定先派这支军队在省内剿灭土匪，这也是一种战前演习，以期取得作战经验。然而，他为此却受到那些曾经与太平军作战却老打败仗的人的责难，甚至当上疏详陈作战计划时，亦受到皇帝的训斥。但曾国藩坚持初衷，毫不动摇，不顾多方的拦阻、非议，也不管外地如何催促求援，继续组织训练那些纪律散漫、缺乏作战经验的乡勇。湘军编练的计划能否实现，取决于湖南官绅所提供的军费。但是在组建湘军初期，地方上是不予财政支持的，直到江忠源和罗泽南在衡山县打了胜仗，朝野震动，地方当局才认识到应该给曾国藩提供一定的军费。
曾国藩在初期的多次战斗中，地方官的不予支持使他处境倍感困难，这种情况直到后来他本人身兼数省督抚之职、有权掌管财政时的时期，情况才好转。不数月，曾国藩即接受江忠源和郭嵩焘的紧急建议，建造炮舰，训练水军，由杨岳斌及其他将领统辖，以便把太平军赶出长江。
太平军咸丰三年攻占南京后分两路向清廷发起进攻：一路向华北进军；一路西进安徽、江西及湖北。当时，虽然各方一再向曾国藩求援告急，但他确实无力派兵往救湖北。当时大部湘军已驰援江西，其余部分留在湖南对付地方起义，此时“水军”尚在筹建之中。几月后，太平军自湖北向湖南的湘军发起了攻击，曾国藩于咸丰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动用新建水师二百四十艘船只及五千水军，但是因为暴风雨的袭击，船舰无法行动，加之军队缺乏水战的经验，致使曾国藩在湖南两次打了败仗：一在岳州，一在靖港。曾国藩当时非常羞惭，竟欲自尽。幸而这年五月一日，塔齐布和彭玉麟在湘潭战胜，迫使太平军向岳州撤退，清军于当年七月二十五日攻克岳州，这一胜利鼓舞了曾国藩。太平军曾在咸丰二年一月十二日攻占武昌，这是太平军三次攻占武昌中的第一次。不过同年二月即为清军收复。咸丰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太平军再次攻占武昌。十月十四日，曾国藩部湘军在罗泽南及江忠源率领下，再次收复武昌。这是清军攻克武昌，也是对太平军征战计划的一次沉重打击。这年十二月二日，曾国藩又在田家镇战胜太平军的顽强抵抗，赢得了完全的胜利。与此同时，上海城亦于咸丰五年二月从被起义的小刀会手中收复，直到咸丰五年五月底，北伐的太平军也已基本宣告失败。
正当曾国藩部顺江而下进至九江时，遭到太平军将领林启容部之顽强阻击。林启容于太平军初建时即参加起义，是太平军中一员英勇善战的将领，曾国藩的一部分水军被太平军困于鄱阳湖；在长江另一部湘军水军也被击败，甚至曾国藩的座舰亦为太平军俘获；余下的舰只又大多毁于一场风暴之中。由于连连失利，曾国藩部士气低落。曾国藩为此老了好多，曾经再次投水自杀但被人救起。经过一番整顿，咸丰五年四月三日，太平军为削弱清军对九江之攻击，发起攻势，第三次攻占武昌。此时曾国藩不顾武昌失守，只是命塔齐布继续攻打九江。同时另派罗泽南及胡林翼前往收复武昌，他自己则坐镇南昌，吸引太平军主力。但不久，塔齐布及罗泽南双双战死，曾国藩自己也遭到太平军石达开的钳制。曾国藩此时已面临全盘崩溃的局面，幸亏曾国藩遇事还算冷静沉着，善于应付意外，加之知人善用，胡林翼与李续宾终于咸丰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最后一次收复武昌。由于彭玉以之协同作战，其弟曾国荃又率军自湖南来援，曾国藩在南昌之困境，得到缓和。
太平军虽然在湖北江西失利，但在南京这时却大败向荣的大军。太平军内后来发生了惨烈的内讧，削弱了自己的力量，终于失去所取得的大部分地区。此时曾国藩的父亲于咸丰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也逝世，曾国藩只得暂时离职奔丧。不过，他那些才干出众的将领们，按照他的计划于咸丰八年五月十九日收复九江。然后进攻安庆，以便最后收复南京。为收复安庆，虽然有许多在太平军包围下的城池乞求他前去支援，但他一概不予理睬。为便于攻取安庆，曾国藩率部进驻皖南祁门。咸丰十年，曾国藩被授任两江总督，加授钦差大臣统领江南军事。至此，他已拥有处理军务的全权，其中包括筹集军饷等财政大权。
咸丰十年至十一年间，曾国藩处境又转入艰难。咸丰十年早些时候，太平军在南京附近击溃重整后的清军，在李秀成指挥之下，太平军又再度焕发青春，主动进攻清军。江苏及浙江大部地区，都落入太平军手中，仅上海一地未被太平军完全占领。但太平军对上海的多次进攻，均被李鸿章等击退。就在这年，英法联军打到北京城，清帝及大臣俱逃往热河避难。各地纷纷呈请曾国藩派兵支援。然而自咸丰十年九月，曾国藩也在祁门被太平军围困，对驰援其他地方，他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心有余而力不足。咸丰十一年四月，曾所处困境达于极点，但他下定决心誓死不退。直到左宗棠及其它部队增援祁门，形势才开始好转。后来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终于在咸丰十一年九月五日攻占安庆，此后，曾国藩即以安庆为基地，准备收复南京。为避免在南京一线集结过多的军队，并防止太平军趁机夺取清军后方地盘，曾国藩摆开了三个战区：一在江苏，由李鸿章统辖；另一在浙江，由左宗棠统辖；第三在安徽由他自己统辖。清军在这三个地区频频对太平军发起攻击，各地的太平军逐渐被围困，此时曾国荃，自请攻取南京。自咸丰三年三月十九日南京成为太平天国的京城以来，大量清军多次被击溃，尤其是在咸丰六年八月、咸丰九年十一月及咸丰十年八月围攻南京的清军伤亡特别惨重。当时虽然外国军队打算前来援助，但被曾国荃所拒绝。经过长期围困及殊死战斗，曾国荃于同治三年（1864）七月十六日终于攻克南京。不过太平军的余部，直到两年后才被完全剿灭。对于最终剿灭太平军论功首推曾国藩，清廷赐他一等“毅勇”侯封号，他是文官中获此封爵的第一人。
太平军被平定之后，曾国藩继续任两江总督，驻留南京数月。此期间他致力于恢复江浙地区生产工作，在饱受十五年战乱之苦的江南地区恢复学术活动。同治三年初，曾国藩就在安庆大营建立起官办书局，刊刻经史典籍。战乱平定以后，他聘著名学者主持书局，事后他遣返大部分湘军回乡归农，军中某些文官则受雇担任书局校对。当年，他颁布条例，在南京、苏州、扬州、杭州及武汉各建书局。此即“官办五局”。十二月二十日恢复南京乡试。在太平军占领期间，这个地区的乡试中断多年。
同治四年六月，清政府下谕急令曾国藩前往山东征剿捻军。曾国藩受命统领山东、直隶及河南军事。但曾国藩北方剿捻一年多，不但没有取得战果，捻军日益壮大。李鸿章于同治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继任其职，曾国藩返回南京。
早在同治二年，容宏曾向曾国藩建议，在上海筹建铁工厂，此即后来的江南造船厂。容宏经曾国藩同意后从国外购进机器。同治五年江南制造局成立，同治七年，该局建成中国第一艘轮船，并驶至南京请曾国藩验看。
同治六年，曾国藩拜大学士。同治七年九月，出任直隶总督，任内，曾国藩着手处理一大批长期悬而未决的案件，改进了办事效率，并制订出一项建立常备军的方案。同治九年，他奉令调查并处理“天津教案”。此案即将结束，曾国藩因年老多病，于同治十年调回南京原任。不久直隶总督由李鸿章继任。八月十八日，曾与李联名上疏，建议派遣青年学生赴海外留学。这一项建议同治十一年实施。然而，就在学生启程出洋之前几日，曾国藩病逝。
左宗棠
自比诸葛并非狂言
左宗棠（1812一1885），字季高，湖南湘阴人。出生于书香之家，其父左观澜，是个禀生，有很好的学问及修养。左宗棠道光十二年中举，以后三次参加礼部的考试均没有考取，于是他断绝了在仕途上发展的打算，而专心致志地研究地理与兵法。他平时喜欢作豪言壮语一语惊人，在公卿士大夫中间享有声名。曾经自比为诸葛亮，人们都觉得他非常狂妄，但胡林翼却非常欣赏他，认为在举国之中，没有一个人能超过左宗棠。左宗棠快40岁时，对身边的亲友说：“除非皇上一心想求得贤相，要不然的话，我这辈子大概是没什么指望了。”
咸丰初年，广西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当时张亮基任湖南巡抚，他聘请左宗棠为幕僚，但左宗棠不应召，后经胡林翼诚恳相劝后，左宗棠才出来，做了长沙县知县。由于守卫长沙有功，从知县提拔为直隶州同知。及后张亮基转任山东巡抚，左宗棠回到家乡隐居。骆秉章任湖南巡抚后，再次用计谋硬拉左宗棠出来辅助军务，依赖左宗棠如同自己的左右手。下属幕僚向骆秉章禀报军务，骆总是问：“季高先生的意见如何啊？”由于得到骆秉章如此倚重，忌恨左宗棠的人就越来越多，诽谤他的议论四起，但他的名声却越来越大了起来。左宗棠的同乡郭嵩（song）焘（tao）在朝廷中任编修，一天，咸丰皇帝召见他，问道：“你认识有个叫左宗棠的举人吗？他为什么这么久还没有正式出外任职呢？年纪有多大了？如果再这样拖下去精力就会衰退，你可以写信告诉他，应当赶紧出来为我剿灭贼寇。”胡林翼听到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地说；“皇上得贤相的日子到了！”
咸丰六年（1856），曾国藩攻克武昌，上疏左宗棠训练部队、筹济军饷等功劳，朝廷诏谕授予他兵部郎中听候调遣，不久又加四品卿衔。由于有人在湖广总督官文面前诬陷左宗棠，所传播的一些流言蜚语也被咸丰皇帝听到了，于是命左宗棠到武昌对簿公堂。官文是满人，他对曾国藩、胡林翼等汉人，尤其是他们率领的湘军很瞧不起，而自己属下的八旗兵又总打败仗，因此恼羞成怒，想从重惩治左宗棠以让湘军将领丢丑。湖南巡抚骆秉章上疏为左极力辩护；胡林翼、曾国藩也都说左宗棠无罪，极力称赞左宗棠出众的才能。后来京官潘祖荫也站出来公开说官文是被别人的表面言辞所迷惑，种种舆论和说情，才使得左宗棠免遭逮问。不久朝廷下旨，命令左以四品京堂身份跟从曾国藩治理军务。曾国藩命他自己招募一支军队。从此左宗棠的才华终于得到了施展的机会。左宗棠招募了5000人马，经过训练号称“楚军”，咸丰十年八月，楚军建成后挥师向东。太平军翼王石达开向四川挺进，朝廷命左部移师征讨四川。但曾国藩、胡林翼因为江西、安徽战事危急，联名上疏请求留下左宗棠。当时曾国藩进兵皖南，驻在祁门，太平军侍王李世贤、忠王李秀成正集数十万人猛攻祁门，当时左宗棠正率领楚军取道江西，转战前进，一路攻克德兴、婺（wu）源。左宗棠得到曾国藩命令后马上返师回击。在江西乐平、鄱（po）阳一带与太平军展开激战，太平军最后被左军打败，死亡无数，侍王李世贤也不得不化装逃走。从此以后，江西、安徽左宗棠所率军威大振。
咸丰十一年，朝廷因功授予左宗棠太常寺卿，并擢升擢（zhuo）升：提升。他帮助曾国藩协办江南军务。左宗棠在曾国藩的命令下，率领楚军八千人向东援助浙江。此时曾国藩认为左军完全可以胜任节制浙江的事务。左宗棠部将中虽有名将刘典、刘松山、王文瑞、王沐等，但从总体力量看，这几个人所率的几支部队都很单薄，还不能满足浙江全省的作战防守等要求。左宗棠奏请从广西调蒋益澧（li）、从湖南调刘培元、魏喻义增援，但此时各处都在太平军等起义军攻击下陷入困境，因而兵马没有调到。但即便如此，左宗棠以几千人马应付700余里防地，指挥若定，这不禁令曾国藩非常佩服他的军事才能。曾国藩再次上疏举荐左宗棠，朝廷于是任命其为浙江巡抚。
当时太平军正在奋力攻打浙江，全省地域只剩下湖州、衙（ya）州没有落到太平军手里。曾国藩与左宗棠商议，为确保浙江，左宗棠亲自指挥部队拼命抵抗，终于击败太平军。同治元年（1862）正月，朝廷下诏催促左宗棠从衢州开始谋划整个浙江的收复，但左宗棠有一套自己的战略，他上疏说：“作战的法则，一定要避开对敌人的长期包围，防守好自己的后路。”
在左宗棠军队的进攻下，太平军在浙江的势力迅速瓦解。但当各支部队争相建议要乘胜收取太平军所占据的杭州时，左宗棠却不为之所动。左宗棠喜欢打攻坚战，认为皖南太平军的气势还很旺盛，要消灭太平军的主力，必须稳扎稳打，先去其枝叶，再折其主干，而不要贪图近功。于是左宗棠率部从金华向严州进军。左宗棠命令刘典带领八千人会同王文瑞部防守徽州，命刘培元、王德榜部队驻守淳安、开化，让蒋益澧率部攻打富阳。左宗棠在此期间弹劾罢免了道府以及失守的将吏17人，荐举浙江名士吴观礼等人赈济灾荒，招募老百姓垦田，保证军粮丰足供给。四月，朝廷任命左宗棠为浙闽总督兼巡抚事宜，不久左宗棠的部队遭到了军粮供应困难，刘典的部队到达皖南之后，便留在那里屯守。蒋益澧打入富阳，由于富阳太平军的顽强抵抗，军队损失很大。及后，左宗棠患了虐疾，困乏疲惫，富阳很长时间了都未能攻下。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集中兵力，从水陆两路大举进攻，终于将富阳攻克。蒋益澧等则长驱直入包围杭州，魏喻义、康国器进攻余杭。
左宗棠认为杭州的太平军倚恃余杭以为犄（ji）角，如果不先攻下余杭，收复海宁，则不能切断嘉兴、湖州对杭州的后援接应，因而左宗棠亲自到余杭督战。此时，太平军都城受到曾国荃湘军越来越紧的围攻，洪秀全多次命令李秀成率江浙的太平军解围。同治三年二月，杭州太平军守将陈炳文见形势不妙，约定献城投降。左宗棠担心时间一长会引起变化，于是乘大雨天发起紧急进攻，陈炳文深夜开城门遁逃了。杭州收复后，余杭的太平军将领汪海洋也往东逃跑了。咸丰皇帝得到捷报，下诏给左宗棠加授太子少保衔，赏赐黄马褂。
左宗棠军队进入杭州，申明军纪。招集商贾（gu，商人）开门营业，停止征收杭州货物的关税，减征杭州、嘉兴、湖州三分之一的赋税，还大力招揽贤士，左宗棠的种种做法受到广泛称赞。不久大部太平军又聚结湖州，左宗棠马上调遣部队包围他们，使浙江太平军余部又受到沉重损失，三月，江苏太平军攻克常州。在江苏的太平军余部向浙江的徽州、婺源，然后又向江西靠拢。左宗棠把太平军进入江西认为是心腹之患，奏请清廷请曾国藩部杨岳斌督率江西、皖南部队，让刘典当副将围剿。六月，曾国荃攻克太平军都城天京，洪秀全服毒自杀。其子在太平军将士的护卫突围出去，左宗棠立即率部围击，洪秀全的儿子不久也被俘，在南昌被处以碟刑磔（zhe）刑：古代的一种酷刑，把肢体分裂。七月左宗棠攻克湖州，浙江各地得以全部平定。评论军功，朝廷封左宗棠为一等恪靖伯。
及后残余的太平军流散到徽州、宁国、江西、广东等地，还打入了福建的汀州，福建方面惊慌失措。因而左宗棠奏请蒋益澧护卫巡抚，自己移镇福建并增调王德榜部到福建。同治四年三月，江苏淮军郭松林前来福建会师，太平军不得不放弃漳州，离开大埔。五月，太平军余部李世贤、汪海洋屡次战败后，精锐部队伤亡过半，投降的有三万人。左宗棠部队进驻漳州、武平，这样一来太平军只好撤到广东的镇平。于是福建也平定下来。
接着左宗堂又下令调康国器、关镇平两支部队进入广东，王开琳的部队进入赣（gan）州防守江西，刘典的部队赴湘南防守湖南，留下高连升、黄少春的部队驻军武平，侦伺太平军的进退情况。六月，太平军又大举进攻武平，左宗棠指挥军队奋力击退太平军余部。后来，由于太平军内部发生了内讧（hong），李世贤投靠汪海洋被汪所杀，这样太平军内部更加互相猜疑，人心惶惶不安。朝廷下诏让左宗棠统率三省各路部队，趁机迅速合围。十月，左宗棠移师屯驻绩溪。王德榜担心主帅屯兵之处成孤悬之势，主动请命作为中路策应，刘典听说王德榜的部队开赴前线，也带领部队火速前进。刘典部队在路上突然遇上太平军伏击，措手不及，打了个败仗。太平军乘胜追击刘典，但又为王德榜军伏击包围，太平军死伤逾四万，据说太平军主要首领汪海洋也中炮死了，清军士气更为高涨。这时鲍（bao）超的部队也赶到了，太平军出战，又被打得大败。左宗棠汇合闽、浙、粤各路人马合围，太平军余部的最后根据地丧失，许多首领也牺牲了。太平军将士战死达一万六千多人。由于这一战功，朝廷下召赐予左宗棠双眼花翎。
督师西北镇压义军
左宗棠由于广东太平军已经平息，因而向朝廷上疏建议裁兵减饷，减少团练的费用，又认为海关开禁，不制造装备船舰器械就不能图谋自强，于是在马尾山下创建船厂，举荐起用沈葆桢主持船厂事务。但不久因为朝廷军队征讨西部边陲回族叛乱长时间不能够得胜，皇帝下诏令左宗棠转赴陕西、甘肃督军。十月，左宗棠挑选了自己部下的三千名精兵，向西进发，令刘典另外再招募三千人，相约在汉口会合，不过行至中途，因为西捻军张宗禹（yu）挺进到陕西，又命令刘典先入陕西剿贼。
陕西、甘肃起义的回族民众多达上百万，与西捻军互相配合。左宗棠行军到达武昌时，分析了陕、甘的局势和应对之策，他上奏章说：“臣下认为在东南作战用舟船方便，而在西北作战则应用战马为宜。捻军、回族的马队在平原驰骋，官兵用步兵来抵挡他们，取胜的希望并不大。以马力而言，西域产的马不如北域产的马强健，捻军的战马多是北方产的，因此捻军的作战能力比回民更强悍。臣下的部队只有六千人，现打算购买北域的良马演习操练马队，兼造双轮炮车。从襄樊、邓县出紫荆关，直穿商州就可以到陕西。在陕西经营屯田，作长远的打算。所以未进兵陕西，一定先要清除紫荆关外的捻军，然后进兵甘肃，而要进兵甘肃，又一定先要清除陕西的捻军，然后驻兵兰州。如此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胜利就大有把握，粮饷运输的道路就会畅通无阻，部队行进就会没有遇到障碍。至于部队前进的快慢，就要视形势的发展而随机应变，我请求给我机动的权利，宽限一些时日，使得我能从容地谋划，以求得成功。”左宗棠战略计划受到朝廷的首肯，朝廷支持这一计划。
同治六年春，左宗棠带领12000士兵向西出发，他计划用炮车去制服捻军的马队，而以马队去对付捻军的步兵。捻军突然见到炮车，还没有开仗就狂奔而逃。当时陕西巡抚刘蓉已解任，而总督杨岳斌请求还乡的愿望也尤其急切。朝廷下诏让宁夏将军穆图善代理总督，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督办军务。兵分三路入关，此时左宗棠又奏请皖南镇总兵刘松山率老湘军九千人援助陕西，并将这些部队都隶属自己指挥。刘松山屡次打败捻军之后，又会合蜀军将领黄鼎、皖军将领郭宝昌，大败捻军于富平。当时捻军进攻三原，然后沿渭水北岸向东进军，回族义军则分出一部分人马向西进攻。左宗棠分析捻军比回军强大，应当先制服捻军。于是下令各路人马沿河安营扎寨，希望短时间内在径水、洛水之间歼灭捻军。捻军乘官军尚未集结完毕，又折向西渡过径水和渭水，准备攻打河南、湖南。过了一个多月，清军大举向前进逼。捻军不能再向南前进，便奔赴西北。左宗棠为防止捻军和回军汇合的势头，并且又因为西北荒凉贫瘠，部队行军粮草接济不上，因此紧急扼守耀州。十月，捻军战败撤到宜川，不久汇合回军攻打铜川。留守耀州的清军抵挡不住，刘典、高连升急驰援助，大破围城捻军，左宗棠率各路清军拼命围剿捻军，各支部队将领虽然屡次打败捻军，但始终被回军牵扰，部队前进缓慢。在宜川的捻军大部队更是挥师奋进，进逼延长、绥德，直扑葭（jia）州，回军也从延安发兵攻陷绥德。左宗棠由于延长、绥德相继失陷，主动上书请罪，御台商议给予左宗棠革职处分。其时扶风、岐山、凤翔等地回民都纷纷响应。捻军从南向北，分散一千多里，回军从西向东，也有一千多里。陕西地方清军有作战能力的不足五万，然而回民义军与清军一旦交战总是赢不了。刘松山等攻克绥德，回军败走米脂，左宗棠一面派刘厚基出兵陕西东北追逐四军，同时下令刘松山等沿黄河西岸挟制捻军，阻击西捻军支援东捻军。然而西捻军取小道翻山到壶口，乘河面结冰偷渡过黄河，威胁了京师。左宗棠奉接朝廷旨令，亲率五千人马赶赴支援，让刘典代替自己统督陕甘官军。
当年十二月，西捻军从垣曲进入河南，不足一月时间又逼近定州，用游散的骑兵进犯保定，北京因此戒严。朝廷下诏严厉斥责督兵大臣，从左宗棠、李鸿章到河南巡抚李鹤年、直隶总督官文，都均被革除职务。左宗棠到保定，刘松山等接连攻破捻军所占据的深县、祁州、饶阳、晋县等地。在这个时候，捻军在方圆数百里间来回奔波，先在直隶后又转战河南、山东，不久又渡运河，越吴桥，进犯天津。李鸿章提议四面包围以抵挡敌人。左宗棠提出相反意见，认为应当一边防守一边主动出击，运河西岸重点固守，东部就一定要有追击剿杀捻军的部队，这样才可以扼制捻军长驱直入的气势。同治皇帝同意左宗棠的建议。因此各地来护防京师的部队大规模集结，左宗棠率军驻扎吴桥，居中调度。捻军由于左宗棠、李鸿章的围剿计划，不得流动征战，只能在陵邑、济阳一带集结，左宗棠趁此机会，立即汇合淮军、豫军接连打败捻军。捻军首领张禹最后跳河自杀，于是西捻军平息。由于左宗棠打败捻军的功劳，清廷特命他入朝拜见皇上，对左宗棠大加褒赞，并且询问西部边陲部队还有多久能取胜班师，左宗棠回答要五年，后来果然如左宗棠所预见的那样。
同治七年十月，左宗棠率领部队回陕西，到达西安。其时陕西东北的义军董福祥聚众多达10余万人，在延安、绥德，而陕西西南的回军首领白彦虎等号称有20万人马，盘踞在甘肃一带。刘松山率部赶到，击溃董部，董福祥投降。此时回军却更加四处出击，和在西南一带活动的白彦虎等合力进攻秦川，黄鼎率部击败了他们。左宗棠进军乾州，侦察士卒报告回军将把总部迁到金积堡，左宗棠便派兵追击他们，终于接连克复镇原、庆阳，回军死伤三万多人。收复后，左宗棠亲自督促回民的壮丁耕作，教会他们区田、代田等法，并且给那里的流民发放巨额钱币，让官军收留的饥民及投降的17万兵士全部居住在那里。左宗棠于同治八年五月，挥师进军甘肃。
同治十年七月，左宗棠亲率大军从平凉移到静宁驻扎。八月，到安定。此时另一支回民义军聚集在河州，再往西都是险峻之地。左宗棠命诸将分头出击，攻破平定了这些地方。其时回民首领马朵三已死，马占鳌（ao）看到官军步步深入，西宁的回军又已归顺朝廷，去路已断，无奈也投降了，河州遂平定下来。
同治十一年七月。左宗棠率部移驻兰州。徐占彪在此之前由于伊犁之变领军向西，不过这时因肃州发生骚乱而使行军受阻。原先回族另一首领马文禄先已投降，听说新疆战事紧急，左宗棠要率部进军西去，认为此时机会来了，便又占据城池发起反叛。徐占彪的部队在肃州以西被围困，只得据城死守，并且向西宁发出求援信息。这时原左宗棠平定的西回民白彦虎、禹得彦也在暗中响应马文禄。等到刘锦棠率军向西增援时，西宁地方的回民及陕西回民又纷纷倒戈，推举马本源为元帅。
西宁东北有湟（huang）水为阻，两山对峙，这就是古时称之为湟中的地方。回军占险要之地屯兵。然而左宗棠不等回军立稳脚根立即派他所率的湘军精锐，携带大炮进攻，很快就将回军打得大败，遗弃的大批马骡辎重辎（zi）重：行军时由运输部队携带的军械、粮草、被服等物资。堆满了山谷。这时大通都司马寿又唆使向阳堡国民残杀汉民，背叛朝廷。同治十二年正月，刘锦棠进攻向阳堡，夺取城门而入，杀死马寿，接着攻破大通，又杀死马本源。于是黄河东、西众回军也纷纷向清军投降。
马文禄盘踞肃州，眼看左宗棠大军压境，知道形势不好，假装请求招抚，暗中却进一步招募城外回民入城协助防守，清军接连进攻都未能攻下。八月，左宗棠到前线视察部队，马文禄登上城头看见左宗棠的帅旗，感到沮丧。左宗棠命金顺、刘锦棠的部队大规模集结，并用大炮轰击，马文禄走投无路，出城投降，被处以磔刑。白彦虎逃跑到关外，肃州于是平定下来。同治皇帝下令褒奖左宗棠，任其为陕甘总督协办大学士，加封一等轻车都尉。左宗棠上章奏请在甘肃开科举考场，设立学政。同治十三年，晋升左宗棠为东阁大学士，留在陕西总督的治所。
从咸丰初年开始，天下大乱，先是广西而起的太平军，其次是捻军，再次是回军。左宗棠先后参加平定了他们，到此时陕西、甘肃全部安定。清政府感到左宗棠鞍马劳顿鞍马劳顿：形容骑马或战斗的劳累。劳苦功高，因而对他优渥优渥（wo）：优厚。思幸。
挥军新疆抗击沙俄
19世纪70年代，浩罕国为沙俄所消灭，浩罕国流亡军官阿古柏，纠集一些亡命之徒窜入我国新疆，占据新疆喀什噶尔，后来逐渐占领了南部的八个城池，又攻败盘踞在乌鲁木齐的回族人妥明。妥明本是西宁的回人，当初以传播新教而来回于关外。同治初年，乘陕西、甘肃汉人、回民间有发生战事之机举兵发难，占据了乌鲁木齐，并兼并了北边的伊犁等城，收取那里的赋税收入。妥明不久被驱逐，在路上死了，但是另一个头目白彦虎逃到乌鲁木齐，他派使者同英、俄勾结，购买军械器具装备自己，而英国人又暗中帮助他，想让他另立一个国家，以挟制俄国。就在这时，俄国以回民多次扰乱其边境为由，突然发兵驱逐回民，占领了伊犁，并扬言要攻取乌鲁木齐。
光绪元年（1875），左宗棠平定陕甘回民起义后，遵照清政府的命令，正准备率军出关，平定阿古柏的侵略。正在此时清廷发生了海疆防守的争议。朝廷大多数大臣认为自清高宗乾隆平定新疆以来，每年要花费银两数百万，就像是一个无底的漏斗。现在竭尽天下的财力赡养西北官军，没有剩余力里来预防东部海疆的不测之需。他们认为，应该遵照英国人的建议，准许阿古柏自立为国。作为大清藩国，停止西征，专力于海防。当时军机大臣李鸿章更是力主应该如此。然而左宗棠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说：“关、陇刚刚平定，不及时规划这些回归国家的旧有之地，放弃并使他们自立为国。这无疑是遗祸无穷。不是从西面被英国人所合并，就是向北归入俄罗斯的版图。我们的版图为什么要无缘无故缩小？边防险要为什么要尽皆散失？到那时，防守边疆的士兵不会比现在减少，粮饷费用也一如现在。这不仅无海防之益，挫伤国威，而且助长叛乱。这是万万不可以的。”朝中只有军机大臣文祥非常赞赏左宗棠的建议。争论的结果是左宗棠意见占了上风，最后清廷通过决策，让左宗棠继续出塞，并授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统督军事。
光绪二年三月，左宗棠举兵驻扎肃州。五月，刘锦棠向北翻过天山，会合金顺部队先攻打乌鲁木齐，乌城攻克后，白彦虎逃走到托克逊。九月，清军攻克玛纳斯南城，北路平息，于是谋划南路。左宗棠发布命令说：“回族各部被他们的头目所驱迫，厌烦战乱已经很久了。我们大军所到的地方，不要奸淫掠夺，不要残杀无辜，朝廷的仁义之师如及时之雨，现在正应是这么做的时候。”光绪三年三月，刘锦棠攻克达坂城，把所擒获的回民全部释放，让他们回家。次日，清军即收复托克逊城。徐占彪和孙金彪两支部队也接连攻破各个城隘，会合罗长祜（hu）等部队收复了吐鲁番，收降回民达一万余人。阿古柏最后走投无路服毒自杀，他的儿子伯克胡里杀害了自己的弟弟，逃往喀什噶尔。
白彦虎逃到开都河，左宗棠想一鼓作气擒获他，奏章还没上，恰遇库伦大臣上书声言本部边境现在正议定疆界。其时朝中大臣也认为西域征战费用巨大，乌鲁木齐、吐鲁番既然已经收复，可以休兵罢战了。左宗棠感叹道：“当今正是有利之时，怎么能作出划边界退缩防守的计策呢？”便上疏据理力争，光绪觉得左宗棠的意见正确。此时俄国正与土耳其开战，金顺请求乘虚袭击伊犁。左宗棠说：“不行，出师没有名正言顺的理由，他们就会抓住口实了。”八月，与刘锦棠在曲会会师。就由大道向开都河进发，正面部队余虎恩等从库尔勒出奇兵以助。白彦虎逃到库国，又到阿克苏，遭到刘锦棠的拦击，白彦虎只好转而窜逃喀什噶尔。左宗棠大军不久收复了南疆东部四座城池，何步云献喀什汉城向清军投降。伯克胡里接纳白彦虎后，就合力攻打汉城。清军大部队人马赶到，他们又逃往俄国。南疆西部四城相继攻下，左宗棠向朝廷报捷，皇上下诏晋升左宗棠为二等侯。至此在新疆的布鲁特蒙古十四部争相归附清朝。
光绪四年正月，左宗棠上疏奏叙有关在新疆建行省的事宜，同时请求派员和俄国谈判有关归还伊犁和交换战俘这两件事。朝廷派遣全仅大臣崇厚出使俄国。俄国用通商、划分国界和索要赔款三件事相要挟。崇厚轻率地签订了条约，这不禁引起了朝廷有识之士的纷纷反对，议论好久都没有决定下来。左宗棠上书说：“从俄国占据伊犁以来，蚕食侵占没有停止过，新疆已有每日缩地百里的势头。俄国把伊犁看成自己的外府，我们要讨回土地，他们就索要赔款卢布五百万元。俄国归还伊犁，对俄国方面没有一丝一毫的损伤，而我们得回伊犁，只不过是一片荒野郊原。现在崇厚又提出给俄国霍尔果斯河和贴克斯河，这就是将伊犁西南的土地划归给俄国。在军事上打不过人家的时候，才可能出现割地求和这样的事，现今一箭未发，就马上送献战略要地，这种条约是万万不可以签的！俄国的商人目的想要进行贸易，他们的政府便在各地广设领事馆，想借通商之由深入腹地，这也是切不可准许的。臣下认为俄国人包藏祸心，他们猜测我国可能已厌倦兵事，用全权大臣谈判的办法来牵制边疆大臣。当今之计，应当先和俄国人谈判，委婉而运用计谋，另一方面，要准备在战场上和他们决一雌雄，坚忍而务求胜利。臣下虽然衰老平庸不成样子了，但哪里敢不勉力效忠啊？”光绪皇帝认为左宗棠的话大长了朝廷志气，命令把崇厚逮捕治罪，朝廷命曾纪泽出使俄国，更改前面的和约。这时左宗棠请求亲自出兵驻防哈密，策划收复伊犁。他命令金顺即率军出发，作为东路；张矅（yo）率部沿特克斯河进兵作为中路；刘锦棠经布鲁特游牧地区作为西路。又分别派遣谭上连等各带兵驻守喀什噶尔、阿克苏、哈密等地作为后路声援。这几路部队总共有马兵、步兵四万多人，声势浩大，士气高昂，他们决心与俄军不惜决一死战，务必收复伊犁。
光绪六年四月，左宗棠坚决表示自己收复伊犁的决心，命人抬着棺材从肃州出发，五月抵达哈密。俄国人听说清军大兵出动，就增兵守卫伊犁、纳林河，另外派兵舰在海上巡弋，以震撼京师。此时天津、奉天、山东等地也同时告警。七月，朝廷下诏让左宗棠回京城任顾问，让刘锦棠代替他。俄国人也害怕清军的威武，担心事态发展后会引起决裂而挑起战端。次年正月，中国在赔款上又做出让步后，清与沙俄终于达成了《中俄归还伊犁条约》，中国收复了伊犁的绝大部分地区。
入京出京披甲领兵
左宗棠用兵善于审时度（duo）势，把握战机，筹措战事，更是注重节制兵丁人数，并且以保证粮饷充足为根本。当时刚开始西征，左宗棠担心各行省协助军饷不能按时到达，曾经上疏建议向外国借款。沈葆桢反对他的建议，光绪皇帝下诏说：“左宗棠以西线战事为重，国家又何惜千万金，特拨给款银五百万两，再准允他向外国借贷五百万。”左宗棠部队出塞共20个月，新疆南北各城能全部收复，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能够做到军响及时供给充足。当初议论西部边防事务时，左宗棠主张发展屯田，听到的人都认为左宗棠迂腐迂（yu）腐：（言谈、行事）拘泥于陈旧的准则，不适应新时代。等看到左宗棠上奏论述关内外过去屯兵的利弊，以及论及将兵农划开为二，挑选精壮的人为兵丁，让老弱的人去屯田垦地，大家于是才佩服左宗棠老谋深算。新疆平定后，朝廷升调左宗棠为军机大臣。入朝觐（jin）见后，皇上赏赐左宗棠可以在紫禁城内骑马，可由内侍二人搀扶着上金銮（luan）殿。左宗棠在朝廷任高职，引起朝野上下的轰动。很多读书人兴奋地议论说，中国相当长时间落后，非常脆弱，这次左宗棠打败了沙俄，中国有希望了。外国人也渐渐传说他的战功。他刚入京师时，内城有教堂高楼，在楼上可以俯瞰宫殿，民间老百姓传说左侯到，教堂高楼就要被捣毁。外国人为此也惶惶不安。左宗棠不得不公开贴出告示让大家放心，于是谣传停止了。左宗棠在军机处，因他长年在外征战并不熟悉朝中的礼节、掌故，因而屡屡受窘。他性格耿直，难免得罪人，因此就有许多同僚多厌烦埋怨他。宗棠本人也不乐意居住在京城之地，于是进京不久，便称病乞求引退。九月清廷命他出任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左宗棠上任后出巡吴淞，路过上海时，洋人为左宗棠树龙旗，鸣礼炮，非常恭敬地欢迎他。
光绪九年，法国人攻打越南，左宗棠这时已70有余，且身体多病，已致仕在家。但当他听知此消息时马上请求到云南指挥军队，并下令让旧部王德榜在永州招募军队，号称“恪靖定边军”。到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终于爆发，云南、越南官军溃败，左宗棠被召入京，再次任职军机处。不久法军大举向中国内地进犯，光绪皇帝诏令左宗棠到福建视察部队，左宗棠命王鑫（xin）之子王诗正暗中率军渡海到台湾，号称“恪靖援台军”。王诗正到台南，受到法兵阻击，他与台湾军民一道最终击败法军。而王德榜会合其他部队在谅山取得大捷。中法和议达成，左宗棠称疾请求告退，但尚未获准，七月在福州病逝，时年73岁，赠太傅，谥“文襄”。将其灵位入祀于京师昭忠词、贤良祠，并在湖南以及立有战功的各省建立专祠祭祀。有《左文襄公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