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立教派
在广东花县北面山区，有个荒凉的小村庄，名叫福源水。1814年1月l日，在这个村庄的一位姓洪的普通农民家庭里，诞生了一个小男孩，取名为洪仁坤，这就是后来名震天下的洪秀全。洪秀全父亲名叫洪镜扬，他有两个哥哥，两个妹妹。
洪秀全出生不久，父亲洪镜扬因生活所迫，带领全家从福源水迁到附近的官禄布村定居下来，靠耕种田地维持生计。洪秀全7岁的时候，父亲不顾家境贫寒，送他到村里的私塾读书，希望他能考个功名，光宗耀祖光宗耀祖：为宗族争光，使祖先显耀。他聪颖勤奋，熟读《四书》《五经》，准备去科考。
洪秀全也曾把自己的未来寄托于科举考试上，希望能通过考试取得功名来改变自己的地位。他从16岁起赴广州参加取得秀才功名的科举考试。第一次失败了，他没有灰心，把这归罪于自己学业不精。以后又接连三次应试，都名落孙山。洪秀全于是觉得自己不是读书的料，决定以后再不考了。读得不好，比自己差的都有功名而自己辛苦十几年，却一无所获，他又气又恼，愤然决定不考了。
1836年，洪秀全第二次赴广州应考时，在街头得到一本基督教小册子-《劝世良言》。这是一本浅陋的传播基督教教义的书，当时并没有引起洪秀全的兴趣，他仅粗略地翻阅了一遍，就搁置一边了。但毫无疑问，这本小册子使他获得了基督教的基本神学知识。1837年洪秀全第三次科考失败回家，大病一场，卧床40多天不起，昏迷中时常挥舞手臂，高喊“杀妖，杀妖”。病愈后自称，上帝派遣他为人间的主宰称为天王，让他带领人们进入幸福的太平世界。这场大病及病中呓晤，实际上是他屡次应考落第，自觉仕宦无望，抑郁成病，产生的一种幻觉，但正是这幻觉促使他日后走上反抗之路。
1843年洪秀全最后一次到广州应试，再次落第落第：科举考试（乡试以上）没考中。这时正值鸦片战争失败不久，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科场的黑暗，加上个人的坎坷遭遇，激起了洪秀全的愤怒，使他彻底从追求功名中清醒过来。他丢掉课本大声疾呼“还是让我自己来开科取士吧”。回家后，洪秀全仔细阅读了那本久被搁置的《劝世良言》，开始改变信仰，敬拜上帝，自称是上帝次子奉命下界拯救世人的。
1843年6月，洪秀全仿照基督教的入教方式，自行洗礼，创立了拜上帝会。从此，拜上帝会就成为洪秀全、冯云山等人发动群众、酝酿起义的组织。
为了表明自己确实“授命于天”，他们整天神秘的向上帝进行膜拜膜拜：跪在地上举双方虔诚地行礼。渲染神秘的气氛，洪秀全还特意铸了一把寒光闪闪的“斩妖剑”。
拜上帝会只承认上帝是独一真神，除此之外，一切偶像是邪神。因此，洪秀全和洪仁玕（gan）、冯云山把私塾里的“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砸烂，把孔子的圣贤书都烧掉，学生都回家去了，乡民听说了以后，指责他们，为此，洪秀全还遭到父兄的打骂，在家里实在呆不下去了，不得不背井离乡，靠出卖笔砚作路费，辗转进入广西、桂平传道。
经过几个月的时间，他们到了广西的大早地区传道，但收效很低，只招收了几名信徒，经过商量，他们决定分头行动，由冯云山留在广西继续传教，洪秀全返回家乡，以教书作为掩护，编写教义。洪秀全回到家后，埋头写作，先后写成了通俗易懂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为太平天国的兴起奠定理论基础，在书中，他把清朝说成是妖界，皇帝是“阎罗鬼”，号召人们推翻清朝。
起义反清
冯云山到了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区。紫荆山纵横270平方公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是一个易守难攻的理想的根据地，在这里开始了他的创业。
冯云山经常爬山涉水，走村串寨，宣传拜上帝会的宗旨。他对人热情，又善于宣传，得到了当地汉、壮、瑶各族人民的拥护。紫荆山区有许多贫苦雇农和地位低下的客家人，冯云山经常深入到他们中间，向他们讲：“无论贫富都是兄弟姐妹，天下财物皆归上帝所有，理应均分共享。”这些教义最能打动他们，许多人纷纷加入拜上帝会。3年间，在冯云山周围团聚了2000多信徒。
在最初冯云山所团结的对象中，涌现出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核心人物。杨秀清，他一个字不识，但为人机警圆滑，有组织能力，很快就成为冯云山身边的一个骨干分子。萧朝贵也以种山烧炭为生，为人刚直勇猛，讲义气，是一员虎将。石达开是贵县龙山那邦村人，出生于小地主家庭，自幼喜欢读书，长得高大雄伟，为人正直刚毅，有勇有谋，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太平天国的功臣、猛将，为太平天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到1850年，拜上帝会已发展到近2万人，洪秀全以最高领袖身份主持教务，为唤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反抗意识，他大力宣传自己是上帝派来拯救中国人的，这种荒诞的宣传，对于当时没有文化，信奉迷信、深受压迫而迫切要求改变现状的农民来说是最厉害的思想武器，拜上帝会因而形成了一个有宗教信仰、组织纪律、斗争纲领的革命组织。
创立天国
1849年前后，由于连年不断的水、旱、虫灾和官吏、地主的欺压盘剥，逼得饥寒交迫的农民走投无路，一场波澜壮阔的农民大起义即将爆发。
随着革命时机日益成熟，洪秀全开始了起义的准备工作，他建立一个核心的领导机构，奉上帝为天父，与冯云山等人结拜为异姓兄弟，然后，赶制兵器、火炮。1850年7月，洪秀全命令各地拜上帝会的会众在11月4日以前，即秋天收获季节，到紫荆山南麓的桂平县金田村集合。这次大集合，集合了大约2万人。洪秀全把他们按照军、师、旅、卒、伍的军事编制组织起来，并建立了“圣库”制度。“圣库”是收集团营会众带来的银钱谷物等设置起来的，全军食用，都由“圣库”按官兵大体平等的原则，统一支拨。
洪秀全按照事先规划好的军事体制，把广大的教众，按男女分别编营，男的统称为兄弟，女的统称为姐妹，大家地位平等，宣布共同讨伐“妖朝”，定国号为太平天国，起义军为太平军。
经过激战，太平军攻下第一座城-永安城。
10月1日，洪秀全在一片欢呼声中进入永安州城，把州衙署改为“天朝”。他又把杨秀清、冯云山等人召集在一起，商议建立太平天国的各项制度，进行政权建设。12月17日，发布封王诏书，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加北王，石达开为翼王。所封的各王中，东王地位最高，其它诸王都要受东王节制。从此以后，杨秀清实际上掌握了太平天国的军政大权。
接着，太平军摆脱了清军对永安的围困，继续北上，乘胜向湖南进军，在全州北面10里的蓑衣渡附近遭清兵拦截，太平军损失惨重。在危急时刻，南王冯云山奋不顾身，不幸身亡，时年仅30岁。太平军折向东南，攻克道州、桂阳、郴州。9月，在攻打长沙的战役中，西王萧朝贵也不幸中炮牺牲，太平天国又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领导人，洪秀全得信后大怒，立即亲自率军围攻长沙为萧朝贵报仇。但长沙城防守极严密，太平军攻了两个月也未能攻下，于是调军北上，克益阳、渡洞庭、下岳州。1853年1月，占领了武昌城。
武昌是清政府在长江中游的政治、军事重镇。武昌失守后，清朝咸丰皇帝坐立不安，急命大军堵截太平军。但是，这时太平军已发展到50万人。浩浩荡荡的大军从武昌出发，水陆并进，沿江而下，势如破竹，连连攻克九江、安庆，乘胜在芜湖一举歼灭湘军主力，主将曾国藩差一点就投湖自尽了。
接着就占领了南京，将南京改为天京，定为首都，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政权。
清军不甘心失败，迅速组织力量反扑。在孝陵卫一带，扎下了江南大营；不久琦善在扬州城外，拼凑了一个江北大营。这两股反革命力量严重威胁着天京的安全。
1856年，在天京附近，东王杨秀清亲自指挥军队，打垮了清朝军队用来长期包围天京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消灭了好几万敌人，解除了清军对南京的威胁。
洪秀全决定出师北伐、西征。1853年5月，林凤祥、李开芳率军从扬州出发，向清政府的老巢挺进。一路上，屡战屡胜。但是由于孤军深入，给养跟不上，北伐军攻天津不下，被迫南撤山东。经过一年多艰苦战斗，这支精锐的队伍因弹尽粮绝，于1855年全部壮烈牺牲，可歌可泣的太平军北伐以失败告终。
不久西征的军队也因为缺少援兵、被围困兵败。主将赖汉英被杀害，西征失败。
这时，西自武汉，东到镇江，都掌握在太平军手中，太平军掌握着南方大部分领土，到了军事上的全盛时期。
天京变乱
就在太平天国革命取得很大胜利的时候，太平军内部发生了为了夺权的相互残杀，史称“天京事变”，这以后太平天国就走下坡路了。
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在进入天京以后，逐步滋长了居功自傲、享受的意识。当初创立拜上帝会时的平等思想，在他们脑海中逐渐淡忘了。他们不愿再和部下同甘共苦，开始讲排场、摆架子，制订了严格的等级制度。洪秀全大兴土木，修建了富丽堂皇的天王府，开始享受封建帝王的特权，过着奢侈腐化的生活，而把国家大事都交给杨秀清去处理。杨秀清自恃功高，仿效洪秀全，大修东王府。还常常贬抑其他诸王，与太平天国领导层中的许多人结下了怨恨。
他甚至假托天父下凡，还要杖责洪秀全，至此杨秀清与洪秀全之间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了。
1856年8月的一天，东王府内突然鼓乐齐鸣，号炮连天。天王府中的洪秀全听说上帝又借东王之体下凡了，就匆匆赶到东王府中拜见天父。杨秀清高高在上，以天父的口气责问洪秀全：“你和东王都是我的儿子，东王功劳大，称九千岁合适吗？”洪秀全只得答：“该称万岁，但加封应选个好日子，等东王诞辰那日，就行加封典礼。”杨秀清见目的达到，便说：“我回天也。”又变成了东王。
洪秀全虽然表面上答应了，但心里十分不满，回到天王府后，对杨秀清逼封万岁的事越想越气，就立即发密诏，召在前线的韦昌辉回南京，诛杀杨秀清。
韦昌辉对杨秀清怀有个人恩怨，早就盘算着要除掉他，好夺取最高领导权，但表面上却装出恭敬驯服、唯命是从的样子。得到天王密诏，韦昌辉十分高兴，立即率领心腹部将3000人，连夜赶回天京，迅速包围东王府。9月2日，韦昌辉带兵杀进东王府，一剑将东王刺死。韦昌辉杀兴大起，将杨秀清全家和东王府侍从全部杀死。并连日关闭天京城门，以搜查“东党”为名，洗劫天京。
韦昌辉大肆搜杀东王党羽、部众，两个月总共杀害了太平天国重要领导及骨干分子两万多人，给太平天国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还在武昌的翼王石达开，听说韦昌辉在天京制造惊人的屠杀事件后，顾不得前线战事紧张，昼夜赶回天京，当面斥责韦昌辉杀人太多。韦昌辉恼羞成怒，杀机又起，阴谋加害石达开。石达开得到消息，连夜逃走。但是，石达开的家属却未能幸免于难，被韦昌辉一个不留地杀死在屠刀之下。
韦昌辉的血腥屠杀，终于使天京广大太平军将士忍无可忍。洪秀全在天京全体军民的配合下，经过两天激战杀死了韦昌辉及其心腹200多人，平息了这场史称“杨韦事件”的内乱。
内乱平息后，洪秀全立刻让人将韦昌辉的首级送到石达开的军营，请他回京，石达开这时虽然只有26岁，却极有才干，深得人心。天朝文武向天王请求让石达开主持朝政。洪秀全对石达开怀有戒心，看到满朝文武拥戴石达开，心情十分不悦，不敢把大权全部交给石达开，又封了自己的两个哥哥洪仁发、洪仁达为安王、福王，名义上辅佐朝政，实际上监视和挟制石达开。安、福二王无才无德，又妒贤嫉能，处处挟制石达开，石达开一气之下，于1857年5月，率部下10万余人脱离洪秀全，开始单独行动。
石达开离开天京后，转战南北，没有固定的根据地。1862年他率军进入四川，在大渡河遭到清军围剿，全军覆没，他被押解到成都，拒不投降，被凌迟处死。
天京变乱后，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全线退却，内部政权瘫痪，政治上呈现混乱状态，天国出现“军中无将”的局面。
洪秀全提拔年青的将领李秀成、陈玉成掌管军队，任命族弟洪仁轩总理政事。
但是，敌众我寡的形势越来越明显，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太平军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失败，清军已经包围了天京。天京只是孤城一座，危在旦夕。李秀成劝天王逃离天京，另谋生路，以后想办法东山再起。但洪秀全拒不听劝。
此时，天京城里已严重缺粮，开始吃树叶、草根了。1864年6月3日，太平天国革命领袖，天王洪秀全不幸逝世，享年52岁。其子洪天贵继位，年仅16岁。
天京军民意志坚定，继续与敌人昼夜鏖战，打退了清兵一次又一次的进攻。7月19日午后，敌人炸塌太平门城墙，蜂拥入城。守在城上的太平军临危不惧，与冲入的敌人展开肉搏战，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没有一个投降的。最后被围的战士都壮烈殉国，用鲜血写下了太平天国史上最悲壮的一页。到黄昏，天京终于陷落，湘军大肆抢劫、烧杀，大火三天三夜不熄。
天京的陷落，革命主要领导人的牺牲，标志着转战14个省坚持18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起义至此以失败告终，但英雄们的业绩将永放光芒。
李鸿章
剿灭义军飞黄腾达
李鸿章（1823-1901），字少荃，晚年自号仪臾。道光三年，生于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今安徽省合肥市）一个书香门第的官僚地主家庭，后人称之为“李合肥”即源于此。李鸿章排行第二，本名章铜，字渐甫。他从小聪慧好学，受家庭、社会环境的影响薰陶，希望有朝一日通过科举的门径登上仕途，跻身高官显贵的行列。他先后受业于他父亲李文安、堂伯父李仿仙、徐明经和曾国藩四位理学大师，在义理、经济之学和治世技巧方面有很大的体会。道光二十七年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达到“少年科第”的高峰，开始了仕途上的第一步。
咸丰元年，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咸丰三年三月，李鸿章随工部侍郎吕贤基回到安徽办团练。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之后，不久就进行西征和北伐，并夹击安徽。李鸿章以一介书生回安徽，协助吕贤基、李嘉端等人办团练，开始时当然并不那么顺利，多次连身家性命都保不住。但李鸿章凭着他人地熟悉和对农民起义的仇视，拼命阻止和打击太平军在安徽的进攻，在咸丰六年以前立有三次大功，被赏加至按察使衔。此后两年左右的时间，太平军在陈玉成的指挥下，连战连捷，基本上控制了的重要城镇，而李鸿章在太平军和捻军的作战中连吃败仗，并且和同僚的关系也搞得相当紧张，似已穷途末路了。
咸丰九年一月。太平军攻入了李鸿章的家乡，李鸿章家破人亡，其父也死去。潦倒失意的李鸿章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投奔正在江西南昌“围剿”太平军的恩师曾国藩，成为了曾国藩的亲信幕宾。同年十一月，曾国藩推荐他为福建延津道道员，但无缺可补。咸丰十年八月又被曾国藩荐为两淮盐运使也未成，不得不继续留在曾国藩幕中。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曾国藩曾多次遭遇困境，很多次都是靠李鸿章出谋划策，才化险为夷。这样一来，李鸿章越来越受曾国潘的倚重，因为曾国藩有了节制四省军务与人事的权力，因而曾国藩命李鸿章四处招募人马，去上海作战，从此李鸿章终于可以独挡一面，有了崭露头角之日。
受曾国藩之命，李鸿章并没有返回故里，而是坐镇安庆通过派人或通信等办法，召集原来在安徽的一些旧部下，如刘铭传、周盛波、潘鼎新、张树声、吴长庆等部将。此时曾国藩又把太平天国安徽籍降将程学启等部拨给李鸿章。于是李鸿章共募得7500人，按湘军制度制订了营制。从此，中国近代继湘军，又有一支地主武装-淮军组成了。
同治元年三月底，上海士绅雇了七艘英轮溯江而上到安庆迎接李鸿章。四月上旬至六月上旬，十三营淮军全部到达上海。到上海不久，根据两江总督曾国藩的提议，李鸿章由一个候补道员，破格授予署理江苏巡抚的职务，从此进入朝廷上层，终于成为了清王朝的封疆大吏。
李鸿章带着战斗力很脆弱的7500名淮军到达上海后，地方上面临着吏治败坏、时局动荡的现实，在军事上有太平军大兵压境。当时淮军的武器简陋而且破败。从重视经世致用的科举进士，到经过十年军旅生涯磨炼的李鸿章，已经成为一个性格倔强而又刚愎自用的人物，面对这一切困难他没有退缩，而是大胆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有了曾国藩作为外援，他大力阔斧进行工作。首先撤换了江苏省一些庸碌无能、贪污腐败的官吏，整顿了吏治；同时结好外国势力和新兴买办阶层，广筹财源，迅速扩编了淮军并更新其装备，很快淮军就全部用洋枪洋炮武装了起来，并请洋人进行训练。这样淮军得到了根本的改观，不仅没有在两年多与太平军的拉锯战中被消灭，反而在不长时间内发展成为牵制太平军东线战场一支不可忽视的劲旅。
同治二年，太平军的形势已经危在旦夕了，南京已处在湘军的三面包围之中，江浙根据地也仅剩杭州、苏州以西据点。李鸿章的淮军厚禄诱降太平军将领的策略在顺利地进行着，太平军也由此而分化瓦解。太平军后期的支柱忠王李秀成穷于东西应付，忙于救援，弄得焦头烂额。为了巩固江浙根据地，同治二年九月，太平军与淮军在苏州附近展开了一场殊死决战。几经反复，太平军渐渐不支。淮军依仗武器的优良，把包围圈逐渐缩小，最后兵临城下。苏州是太平天国在天京之外的又一中心根据地，忠王府就设在城内。李鸿章丧心病狂孤注一掷，孤注一掷：比喻危急时刻拿出所有力量进行最后一次冒险。调来20多门巨大的洋炮，轰毁了苏州数段城墙。但李秀成、慕王谭绍光等指挥太平军却英勇顽强打退淮军多次进攻，把李鸿章牢牢地堵在城外。李鸿章在久攻不下时，又故伎重演，派人诱降城内纳王郜（gao）永宽以下八王。此时天京危急，李秀成奉命回援天京。十二月四日，叛徒郜永宽等人合谋刺杀了谭绍光，卑躬屈膝地向李鸿章投降。但是第二天李鸿章把乞降的八王全部杀掉。同时还有二千余名太平军将士死于李鸿章的屠刀之下。李鸿章克苏州有“功”，被赏加太子少保，赏穿黄马褂，从此李鸿章的名字在清廷响亮了起来。
同治二年底至同治三年初，李鸿章继克苏州之后，连连攻克了无锡、嘉兴、宜光、溧（li）阳、金坛、常州，进逼天京外围。考虑到与曾国藩恩师的关系，李鸿章没有直接参与同治三年七月湘军攻陷天京的战役，而是把这一能捞到大功的战役留给恩师的湘军，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剿灭下，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在经历了14年之后惨遭失败了。
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失败，但遵王赖文光联合捻军还在北方继续战斗。山东曹州一战，他们以机智灵活的战术，杀死了前来镇压的钦差大臣、蒙古科尔沁亲王、咸丰帝表兄僧格林沁，顿时中外被压迫人民为之一振。清政府在震惊之余，急调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率湘淮车主力北上，督办直、鲁、豫三省军务，负责镇压捻军，命令李鸿章署理署理：旧时指某官职空缺，由别人暂时代理。两江总督，负责后援军饷。捻军没有固定的根据地，以运动战为主，灵活机动、声东击西，统帅赖文光又对部队大加整顿，更加提高了战斗力。曾国藩围剿捻军一年多毫无建树，清廷对湘军的行为深感不满，因而在同治五年十一月，改派李鸿章为钦差大臣，率淮军镇压捻军，而命曾国藩仍回两江总督原任。
当时的捻军为了战略上的需要，分为东西两支。因而西捻军由张宗禹率领，挺进西北；东捻军则由赖文光率领在中原活动。两支捻军成犄角之势，目的在开辟新战场，互相支援，分散清军兵力。老奸巨滑的李鸿章针对捻军的战略战术，制定了“划河圈地”、“以静制动”的战略以限制捻军的流动，同时采用各个击破的方针，先集中兵力向东捻军进攻。同治六年底，东捻军被追迫在山东运河以东狭窄周旋，后来虽突破了淮军包围，但不久又被困于黄河以南、运河以东、六塘河以北与大海之间，陷入李鸿章的四面包围。使“以走制敌”的战略战术无法施展，因此屡屡受挫。同治七年一月赖文光被俘，不久在扬州惨遭杀害，东捻军彻底失败。东捻军在遭到李鸿章包围的时候，西捻军为了解救东捻军之围，转战东来救援，在东捻军失败前夕，已到达直隶，谁知这却正中了李鸿章的圈套，不久西捻军又被李鸿章包围在黄河以南、运河以东、徒骇河以北之间的狭长地带。在重重的围困之中，张宗禹走投无路，跳了徒骇河自杀，下落不明，西捻军也被消灭了。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之内，李鸿章残酷剿杀了东西捻军，因“功”被清政府赐加太子太保衔，并实授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当年秋，李鸿章奉召进京觐见皇帝和太后，被加赏上了紫禁城内骑马的荣誉。
李鸿章由一介儒生，靠镇压农民运动而青云直上。同治九年曾国藩从直隶总督调任两江总督，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十一月又兼任北洋大臣。此时，李鸿章的淮军已发展到十来万人，驻防在京畿、辽东、山东、两江等地，几至半个中国，支撑着腐朽不堪的清王朝。李鸿章在其高位上，稳稳当当地蹲了25年，这在清王朝的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先例。李鸿章成为清末最有影响力的封疆大吏、中堂、大人。
洋务首领功不可没
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率淮军到上海，署理江苏巡抚兼通商大臣后，在上海与洋人展开了频繁的接触与联合。
同治二年，李鸿章曾在松江设立弹药厂，攻陷苏州后，把弹药厂迁到苏州，改为洋炮局。同治四年，署理两江总督时又搬到南京，成立金陵制造局，专门生产枪、炮、子弹、火药，供应淮军及本省各防营。李鸿章在此基础上，搞了30多年洋务。在当时的地主阶级统治成员中，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是最主动学习外国科学技术的。在洋务派中，李鸿章办的军工企业最多，规模也最大，除金陵制造局外，还有江南制造总局，天津机器局。
同治四年，李鸿章购买了上海虹口的美商铁厂，很快又并入原属清政府的两个小炮厂，设立了江南制造总局，若干年后经过发展成为洋务派最大的军工企业。这个兵工厂生产枪、炮、弹药、水雷等武器，其设备是从美国进口，并雇请英、美、德等国技师。同治五年，由于厂址狭小，又从虹口迁到高昌庙。及后不断扩充，先后建了汽炉、轮船、枪炮、弹药、水雷、炼钢等14个分厂和一个译书局，人员最多时达几万人。在几十年中，江南制造局制造了不少武器，译书局也翻译了一批国外科技图书。在总局工作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徐寿、华衡芳等人，在数学、化学、机械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造诣。
李鸿章调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接手了天津机器局。他首先对原厂的人员进行调整，并做了扩充和整顿，换上了不少自己的亲信，又从香港请来很多技术工人。该厂主要生产枪、炮、水雷、子弹、开花弹等，设备购自英国，这个厂的规模仅次于江南制造局。
由于军事工业筹措经费困难，洋务派就广开财源“求富”。他们办起了许多民用工业。在民用企业中，又以李鸿章经手兴办的为多，有许多企业是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在没有得到清廷允准的条件下，擅自兴办起来的。
同治十一年，李鸿章在上海设轮船招商局，先后起用买办出身而又谙熟技术管理的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人主持局务。以后他还在天津、汉口、广州、香港等地设立分局。招商局的开办，虽然目的在于扩大财源，但却突破了外国势力对中国航业的垄断。开业的三年，招商局挤掉了外国轮船公司1300万两白银的利润的市场份额，迫使美国旗昌洋行退出竞争。
同治十三年，洋务派与顽固派继同治六年有关同文馆招生问题辩论后，再一次展开大辩论。争论的中心问题是制造洋船洋器和筹备海防问题。总理衙门先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等饷、用人、持久”六条措施。李鸿章是“六条”最有力的支持者与倡导者，他主张建立新式海军，各省配备近代武器，用西法采煤、建铁路，培养和选拔具有近代科学知识的人才；两派经过一场激论斗争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的意见占了上风。当年李鸿章被授文华殿大学士。
光绪三年（1877），李鸿章设开平矿务局，开采直隶唐山地区的煤炭，光绪七年正式出煤，年产量三万多吨。当年，在奕的暗中怂恿下，他先斩后奏修建唐山至骨各庄的铁路。光绪十二年又向西延长到芦台，长85公里，光绪十三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置铁路公司进行运营。第二年，李鸿章主持将铁路由芦台又向西延长至天津，光绪二十年，开滦煤矿年产量已发展到70万吨，相当于现在的一个中型煤矿。这是洋务派所办煤矿中最大和成果最好的一个。这个煤矿采用机器采煤，逐渐配备了铁路、运河、专用码头及货栈（zhan），在中国近代影响非常大。
另外，在工业、交通等方面李鸿章又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光绪五年李鸿章设天津电报局，在国内设七个分局，经过数年的努力，初步形成了能通达半个中国的电报网；光绪七年，在上海建立机器织布局，由郑观应负责，聘请美国人任教习，开中国人机器织布先河；光绪十四年，在黑龙江设漠河矿务局，在当地采金。年产量近两万两。挤走了沙俄抢掠全国黄金的“采矿事务所”。
基于“自强”、“求富”的需要，李鸿章在引进“制器之器”创办军工企业、民用工业企业的同时，还试图推进科举改革，培养“制器之人”，即大批掌握科学技术知识的新式人才。在同治六年的辩论中，他主张科举专设传授和学习各种制造技术一科，单独取士。虽未获准实行，但他在自己所设的上海广方言馆中，不仅让学生学外语，还开设了自然科学课程，这对中国传统的教育无疑是一个突破。由此李鸿章大兴新式学校，先后创办了外国语学校、江南制造局附设机械学校、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天津军医学堂、天津电报学校；他还主张向欧美的几个国家派遣了少量留学生，这是中国派出留学生的先声。通过这些新式学校和留学生，一大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才被培养出来。
在军事上，李鸿章除用最先进的近代武器装备自己的淮军外，最令举世瞩目的是创办了北洋海军，这是李鸿章兴办洋务的主要目的。同治十年，李鸿章在天津大沽口添置新式炮台，当年又调江南和福州船厂的两只船到天津巡海。同治十三年丁日昌建议设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海军，李鸿章予以坚决支持。光绪四年清政府决定先设北洋水师，以后再建东洋、南洋水师。年底，李鸿章向英国购买四条炮舰，报请由记名提督丁汝昌留北洋差遣，在天津设水师营务处，以道员马建忠负责海军日常事务。次年，命人设计出黄地蓝龙红珠的长方形海军旗。光绪十一年，清政府正式设海军衙门，由奕任总理大臣，李鸿章任会办大臣，实权由李鸿章掌握。李鸿章凭借手中的权利几年中添置了十余艘新船。光绪十四年，北洋海军正式成立。舰队中有排水量达七千多吨的主力铁甲舰定远号、镇远号，还有各种巡洋舰、炮舰、练习舰、鱼雷艇及各种杂差船只近五十艘，力量在当时已经超过了日本。然而由于北洋海军建军以后，为筹备甲午年慈禧太后60大寿庆典，海军经费大部分被挪用修建颐和园，舰队没办法再加更换和扩充。而日本则针对中国的海军水平，组建了新舰队，在火力和速度等方面，不久就超过了北洋舰队。
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苦心经营的淮军一败不可收拾，北洋舰队也全军覆没，李鸿章洋务运动的军事目的宣告破产，李鸿章权倾朝野的日子也宣告从此结束。然而李鸿章在创办军用、民用工业企业，发展教育、交通、通讯等领域开中国近代化的功劳，却是不可磨灭的。
签订条约丧权辱国
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国内刚刚历经大规模农民起义和英法等联军的打击之后，国力相当虚弱，而此时外国资本主义已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他们更加加紧对中国的武力侵略，中国的边疆危机一日比一日严重，六十年代清与外国所谓“中外和好”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李鸿章等人，针对这种变化审时度势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纲要。在一片黑暗的清朝统治者中，有这种认识的人真是寥若晨星寥苦晨星：形容数量极少，也常指剩下的东西很少。屈指可数。李鸿章大声疾呼中国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而抱残守缺，强调“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功”。在他看来举办洋务就是“处奇局建奇业”的必由之路。
同治九年，发生了天津教案，直隶总督曾国藩先受命处理，后由于受到各方面的责难而离开，清廷不得不又命李鸿章继续处理。在李鸿章主持下，天津教案最终以清政府杀人偿命、赔款道歉等结案。他在任期间，《天津会议专条》、《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等许多丧权辱国的条约都或多或少和他有关系。
李鸿章秉承清慈禧等人的卖国保位意旨，在几十年的外交活动中，始终坚持一条对内镇压、对外妥协投降的外交路线。在他签订的各个条约中，除少数具有平等的以外，大部分是卖国条约。在签约的谈判中，他出卖了国家和民族利益，使外国侵略者的特权越来越多，使国家的半殖民地性质不断地加深。李鸿章曾评价他自己“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然而甲午战争却使他从权力顶峰上跌落下来，他仅留存文华殿大学士头衔，奉旨入阁办事。李鸿章在北京没有房产，只借住在贤良寺，既不能与闻朝政，又时受政敌攻击。为此他很少外出访亲问友，也不喜欢接待来访客人，“因而门户亦甚冷落”。但李鸿章并不甘心，他还时时刻刻企图东山再起。
光绪二十二年，机会终于来了，慈禧任命他为全权特使，参加俄皇加冕庆典，游历欧美，一路风光。李鸿章出访欧美，除了外交方面签中俄条约的失策外，在思想方面颇有收获。他对过去的“耳闻”，经过亲自考察而有了“目睹”的实际感受，对欧美“立国政教”有了深刻认识，并进而与中国国情进行比较研究，得出欧美“上下一心”，中国“政杂言塞”的结论。因而李鸿章在觐见光绪和慈禧时，就“历陈各国强盛，中国贫弱，须亟设法”。李鸿章原想借助出访欧美之机“再握大权”，还督直隶，重温“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旧梦，而欧美列强也迫切希望清廷对李鸿章能够“优加信任，重畀（bi，给予）大权”，使之东山再起。但是终于还是事与愿违，李鸿章归国之后，于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只奉命在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
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等人在京组织“公车上书”，掀起维新运动，当年八月，由翰林院侍讲学士文廷式等，组织了“强学会”。一时一批清廷官僚纷纷捐资加入，一些外国在华教士也解囊资助加入了该组织。李鸿章当然也想参加，并且捐款二千两，但是由于他在马关刚刚签完条约，人皆指其为卖国贼，名声太臭，因而被拒绝入会。当年十月，康有为在上海办强学会，李鸿章捐款一千两。对维新运动的兴起、发展、变法和失败，李鸿章一直关注并暗中给予支持和同情，甚且还尽力保护维新派大臣、人士。李鸿章所做的这一切是与他的自强变法思想分不开的。但由于其看重功名利禄，他的变法思想与维新派又有极大的距离。
光绪二十五年，年已76岁高龄的李鸿章，奉命到山东勘查山东黄河工程。他尽力查访，陈述了不少有效的主张，但最后由于清廷无法实施而告终。同年年底李鸿章得任两广总督之职再次出山，在两广总督任上，他接到慈禧“剿杀康党”的旨令。他最后由于奉旨而行，逮捕了一些保皇会成员，也对孙中山的革命党人起义进行过镇压，然而在可能的情况下，他还是尽力保康有为祖坟，常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书信联系，并与孙中山的革命党也频繁接触。这些行为，表明他既不愿割掉赖以荣升的清王朝的脐带，又对变革自强存有希望。
光绪二十六年，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爆发。英、法、俄、日、美、德、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集结起数万人的八国联军，挑起了侵华战争。在清政府内部，展开了对义和团“剿”与“抚”，对八国联军“和”与“战”的争论。最后慈禧一派占据上风，他们主张利用义和团去打洋人，以求其两败俱伤。六月二十一日，清政府向联军宣战。正当朝廷“和”、“战”、“剿”、“抚”两派争论不休之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和各国驻上海领事会商，炮制了一个《东南互保章程》，李鸿章虽未直接参加“东南互保”，但他是支持这个章程的。李鸿章一贯主张镇压人民革命，并靠镇压人民起家，这次也不例外。在洋务和外交活动中他从崇洋发展到惧洋，因此十分害怕八国的联合进攻，他对“东南互保”是积极支持的。
同年七月，慈禧太后见形势非常不妙，急调李鸿章回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向外国妥协做准备。此时李鸿章已听不进香港总督卜力、革命党人要他两广独立的主张，离开两广北上。八月十四比八国联军攻破北京，慈禧、光绪和部分大臣仓皇出逃西安，途中下罪己诏，严令剿杀义和团，并授权李鸿章“便宜行事”，让他和帝国主义商谈投降议和。庆亲王和李鸿章被任为议和全权大臣，收拾残局。
慈禧太后在获知外国列强可以保证她最高权力，不把她作为战争祸首的前提下，下诏让李鸿章“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要他全部答应《议和大纲》十条要求。光绪二十七年，各国列强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条约上签了字。条约的主要内容：惩办战犯；中国赔款四万五千万两白银，三十九年付清，年息四厘，本息总计九万八千万两；在北京东交民巷设使馆区，外国驻兵把守，中国人不得入内；拆毁大沽至北京所有防御设施，并允许外国军队在十三处驻军；取缔一切反帝活动。这一条约使全中国和清王朝直接处于了列强的刺刀之下，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
条约签订之后，李鸿章奉命署理新成立的外务部。由于战乱的恐吓和忙于议和活动，也由于卖国条约受到舆论的强烈指责，李鸿章终于一病不起，在《辛丑条约》签定后不久的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七日死去，终年78岁，正在从西安返京途中的慈禧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恭亲王博伟前去祭奠，并下诏对李鸿章追谥文忠，晋封一等侯爵，赐太子太师，入贤良祠祭祀。
张之洞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壶公、无竞居士、抱冰。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县）人。曾祖父张怡（yi）叫熊，官浙江知县，祖父张廷深（shen），官福建知县，父亲为贵州道员。张之洞受过很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咸丰二年（1852）直隶乡试以第一名中举。同治二年（1863）应礼部试，中进士。殿试时，他的文章侧重时政，且论述方式不落俗套，某些考官对此不欣赏，但某些考官却称赞他的文章。文章交由慈禧太后定夺后，张之洞以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编修。
同治六年至光绪三年（1877），张之洞在浙江、湖北、四川等地执掌文职。他此期间热心奖掖奖掖（ye）：奖励提拔。人才，在四川任学政时的作为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他在成都创办“酋（qiu）经书院”，并设一书局刊行古代经典和各朝史籍，为学生们撰有一部有关提高学习和写作的读本，名为《轩（xuan）语》二卷，于光绪四年刊行。同时刊行的还有一部中国要籍提要，名《书目答问》四卷。张之洞为《书目答问》作序言，上署日期为光绪元年。这是一部在中国古文献学上极有价值的著作，该书多次增补、修订再版。光绪四年，张之洞在四川任期届满返京。此后至光绪七年，主编京畿地方志-《顺的》。光绪十年他到广东就任时，面临的主要问题即是当时越南危急的形势。他的策略是利用刘永福和他的“黑旗军”攻击在越南的法军，以期牵制法军对台湾的进攻。他尽心竭力地为这次战事筹饷，其功劳是有目共睹的，当他的某些部下被劾渎职渎（du）职：不尽职，在执行任务时犯错误。时，他并未受严罚。光绪十一年初，中法开始议和。三月二十九日冯子材（他是张推荐的）率中国军队出其不意获凉山大捷，但凉山之战并未对议和条款产生影响。条款仍以《李福协定》为蓝本，据此，中国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张屡次上疏反对议和条款，他强调指出中国在最后时刻之军事胜利，但皇帝不采纳他的意见。
在任两广总督的六年中，张之洞脑中装满了改革计划和方案。他试图在两广省内改革税收制度，他把增收的款项用在多项事业上。光绪十三年，他建立一座兵工厂，该厂最初造炮弹，后又制造小武器，他为在广东沿海巡逻的舰队增添多艘舰只，并于光绪十三年设立一所水陆师学堂，他还招请几位年轻的留学生做幕宾。光绪十五年，张在广东开设中国第一家近代钱庄。光绪十三年他创办“广雅书院”。这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书院之一。光绪十三年由他本人及几位官员和商人出资，设立“广雅书局”。许多学者受聘担任书局的编辑或校对。该书局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出版了约176种书。其中大部分为清代学者所撰述。除七种之外，这些著作于1920年均被收入《广雅书局丛书》再版。
广雅书院和书局的成就引人注目，而张之洞则因创办之功经常被称为张广雅。由于张之洞的努力，广东当时的财政情况有了好转，其后李鸿章在光绪十五年任广州总督时，就有了这样的感受。在此期间，京师政坛上南北党争日趋激烈。当时掌管户部的南党首领翁同和极力反对属于北党的张之洞。但由于张之洞在广东留下一笔充实的库银和一些重大的改革成果，张之洞为他的北方同僚多少挽回一些因张佩纶在马尾战败而失掉的声誉。
光绪十五年，张之洞从广东调往武昌任湖广总督，这是他提议修建京汉铁路的结果。中国的铁路建设始于李鸿章管辖下的直隶省。光绪十四年，计划把现有铁路从天津延至通州。许多御史和官员以为这样会有利于入侵者和引起村民骚乱并使驿夫失业为理由，坚决反对延伸这条铁路。当征求各省督抚们的意见时，张之洞上书大力支持修筑内地铁路干线。他建议在内地修一条大铁路从北京西南的卢沟桥至汉口，而且他列举了御史们无法驳倒的这条铁路在战略上和经济上的好处，他的建议被批准。光绪十五年八月，他被任命为湖广总督以实现其计划。据预算，这条铁路将耗资3000万元。国库为此储备了200万元。但第二年，中日两国因朝鲜问题关系趋于紧张，这笔资金就被挪用来延长天津至唐山铁路东段的修建。修筑卢汉铁路的计划因之被搁置了。
张之洞对发展中国工业和他对修筑铁路一样有兴趣。他任湖广总督18年，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主要事业之一是汉冶萍钢铁厂。离开广东之前，他订购了一套铸铁工厂的机器，光绪十六年他到武昌后不久，铸铁厂即在汉阳开工。光绪二十年，与汉阳铁厂配套的大冶铁矿开工。两年后，因资金不足，铁厂卖给私人股东，由大实业家盛宣怀经营。光绪三十四年，江西萍乡煤矿将上述两厂合并为汉冶萍公司。张之洞兴办了另一些企业，如棉纺厂、丝厂、制革厂。他还主持了一项精心设计的筑坝工程，为大批人提供就业机会。湖北还组建一支新式的由德国教官训练的小型模范军队。他创办多所各种类型的学校，并送学生出国留学，主要前往日本。他的财政改革使湖北的岁入由光绪十五年的大约7000万两银增加到光绪三十三年他离开武昌时的1500万两，这使朝廷对他更为赏识。
中日甲午战争期问，原两江总督刘坤一在北方指挥军队，张调往南京署理两江总督，他努力向北方发送给养和新兵。国人抗争，反对李鸿章的议和。和约缔结之后，他再一次极力敦促修筑京汉铁路。计划获准后，奉命回到武昌去监督计划的实施。他打算向中国投资者发行股票但没有成功。光绪二十二年末，盛宣怀获准借外资修筑铁路。光绪二十四年，卢保段建成，光绪二十六年延至北京，光绪三十二年京汉的铁路全线完工。
中国在甲午海战中败于日本，引起了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响。至光绪二十四年，外国列强对中国势力范围的争夺使许多学者猛醒。光绪最终听从康有为的主张，开始“百日维新”。原先张之洞的态度是同情维新的，他向皇帝推荐一批思想开明的青年，其中就包括梁启超。在维新运动中期，他写下著名《劝学篇》二卷，光绪二十四年刊行，皇帝下令将它分发给所有官员和学者，这篇著作的真正目的是鼓吹一个先从教育着手、逐渐改良的方案。而不是皇帝和康有为正在尝试的大刀阔步的变革。文章大意是：中国的出路在于复兴儒家学说，并采用西方的科学技术，但不采用它的哲学，这就是的谓“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百日维新”失败，慈禧太后重掌大权，张之洞致电慈禧，竭力主张惩办维新党人，尽管他与维新党中多人颇有来往。此外，他拒绝同刘坤一一同上书反对废黜皇帝。光绪二十四年之后，张之洞受到朝廷的怀疑，同时又为维新党人所憎恨，他们认为他胆小怕事而且背信弃义。他与维新派的最后决裂是在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当时一些维新党人聚集在汉口，准备在义和团起事的掩护下，秘密举行武装起义以推翻慈禧政权，使光绪皇帝重新掌权，但计划为张之洞所得知，他下令逮捕并处死其领导人唐才常及他的19名同谋。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起义对张之洞的政治才能是一次考验。张之洞忠于慈禧太后，身为总督，他的职责要求他服从朝廷的命令，但他意识到一场排外运动的危险性。他和刘坤一所采取的做法，使他们在义和团起义中得以同时受到太后和外国人的信任。他一方面奉北京朝廷之命向北方调拨军队，但这些调出的军队是强征而来未经训练的，最精锐的军队他却留在身边。一方面他又向外国人表明他不完全排外的立场，上海外国领事团被告知，只要列强不派军队侵入长江流域，张和刘将保证长江流域外国人生命和财产的安全。这项建议被列强基本上接受了，并且为其他督抚所采纳，它使中南地区外国人的安全得到保障。
张之洞的政治才能应变能力使他在义和团起义之后，在朝中颇受宠信，加封太子太保。光绪二十七年一月，下谕召询有关最需改革之事项，他和刘坤一合递了三份奏折。这三份奏折有两方面的重要内容：首先建议设立现代学校，改革科举制度并鼓励学生去国外留学；第二、提倡依照西方国家行政和军事改革。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刘坤一去世，张之洞再次在南京署理两江总督。他任职五个月，大部分时间致力于教育事业。在北京举行的有关教育问题的朝议之后，他受命参与制订全国学制。有关学校体制的的建议书于光绪三十年一月送呈御览。上奏中的学校体制显然以日本模式为基础。为了推行新学制，张支持废除由来已久的科举考试，科举考试于光绪三十一年终于被明令废除。
光绪三十三年，张之洞奉召进京授大学士、军机大臣。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逝世，此时，张已是衰落的满清王朝仅存的著名人物，漫长而紧张的官僚生涯使他精疲力尽，他于宣统元年（1909）十月四日去世，谥“文襄”。
文祥
文祥（1818-1876），字博川，瓜尔佳氏，满族正红旗人，世居盛京。清宣宗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授工部主事，累迁郎中。文宗咸丰六年（1856）京察一等，记名道府，因亲老乞求留京。历任太仆寺少卿、詹事、内阁学士、署刑部传郎。咸丰八年（1858）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授礼部侍郎，后又任吏部、户部、工部侍郎，兼副都统、左翼总兵。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犯天津，僧格林沁密疏请文宗幸热河。文祥以动摇人心，影响大局，且塞外无险可守，坚决主张不可移动。他和延臣一起进说，并独请召对。退后和同直侍郎匡源、杜翰具疏请罢所调车马，要求明诏宣示朝野。八月，英法联军气焰更加嚣张，文宗车驾急忙出行，命文祥署步军统领，负责留守京师。文祥随从恭亲王奕议和。这个期间他出入敌营，对敌人非分的要求，侃侃直言，以理服人。不久以步军统领难于兼顾，上疏请辞，改署正蓝旗护军统领。十月和议成，上疏请文宗回京，以安定人心。和恭亲王等通筹洋务全局，疏奏善后事宜，于是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恭亲王领衔，满汉大臣数人，文祥专职主持其事。
和局刚定，太平军、捻军起义又风起云涌，而国家军疲饷竭，京师近郊防务空虚。文祥密疏请选练八旗兵丁，添置枪炮，于是创立神机营。不久命文祥管理营务。又上疏说僧格林沁兵力单薄，胜保所部新募兵勇没有经过战阵，既要依靠僧格林沁卫戍京师，必须有良将劲卒辅助，荐副都统富明阿、总兵成明隶属僧格林沁军，又推荐江西九江道沈葆桢、湖北候补知县刘蓉才能卓越，堪负重任。疏上，文宗均予以采纳。
咸丰十一年（1861），文宗在热河行宫驾崩，穆宗载淳即位，肃顺等专政，文祥请解枢务，不许。十月，穆宗回京，和王公大臣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穆宗同治元年（1862），连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兼署兵部尚书，为内务府大臣，兼部统。同治二年（1863）管理藩院事务。东南军事逐渐平定，江苏、浙江省城克复，讨论封赏枢臣，坚决推辞。同治三年（1864）江宁克复，首逆就歼，捷报到京，加太子太保，子剧肇员外郎官。同治四年（1865）署户部尚书，辞内务府大臣，被准许。
同治五年（1866）春，调吏部尚书。同治十年（1871）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同治十一年（1872）拜体仁阁大学士。文祥自从同治初年和恭亲王一起辅政，总理各国事务，以一身主持全局。洋人态度往欺诈变化无常，朝议纷纭，文祥总以忠信相持，从不倭卸责任。自从穆宗亲政，-一陈奏历年洋务情况，应付机宜，非常详备，希望有所启悟。不久恭亲王因为谏阻圆明园工程忤旨，被罢斥，文祥涕泣，和同列极力谏说，几乎同被谪降。恭亲王不久复职，而自从屡遭挫折以后，任事不能像当初那样果毅敢于负责。文祥为官刚正，为朝野所忌惮，朝政赖以维持，不致发生突然变化。同治十三年（1874）病久不愈，在病假期间，恰逢日本窥伺台湾，他勉强出来筹划战守。上疏请求穆宗“下敕户部、内务府，军需要宽裕筹划，裁减不必要的开支，停办不急的工程，迅速思谋沿海防务，以便部臣、疆臣部专一维持。皇上忧勤惕厉，使内外臣工不敢妄蹈玩忽职守之习。否则安于现状，不思变革进取，恐朝野解体，人心动摇，祸患不可胜言。”说得十分恳切。
这年冬，穆宗去世，德宗继位，晋封文祥为武英殿大学士。文祥以久病请辞，温旨慰留，解除各种兼职，专任军机大臣及总理各国事务。当时国家事故越来越多，文祥很担忧，上疏密陈大计说：“洋人为患中国，时间越久，为害就越深，而他们窥伺中国的空隙，也随着时间推移而更加熟悉。从前屡战屡和，从无定局。这是由于经办的大臣措置不当。待到中英、中法庚申定约，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管其事，以至于今，未见决裂。就事论呈，固然应当相机尽心办理，而揣摩洋人的用心，谋求对付洋人的根本，就并非在办理洋务，而在于人心。追溯嘉庆年间，洋人逐渐显露强悍，刚开始在海岛，继而口岸，再及内地，蓄积力量，得寸进尺，他们又熟习机器，等待中国的可乘之机，以满足他们的欲望。道光年间，大肆掠取江浙，自从江宁换约以后，觊觎观望，直到太平军滋生事端，认为中国有这样犯上作乱的事，人心不一，这又有可乘之机。因而他们的图谋更加昭然若揭，闯入津门，虽然经受小小挫折，而侵略意图更加坚定，以致发生庚申之警。但是当时局势虽危险，民心还没有动摇；勤王的军队虽然不是劲旅，而国家有难就一起前来相助；虽奸细之徒被诱胁，而百姓自有公愤，所以洋人受到制肘，成此和局。
十多年来，仰赖皇太后、皇上励精图治，日夜勤劳，没有间隙可寻，在职诸臣才能遇事维持，没有发生争端，洋人偶有所求，还能往返争论相持，不至让他们欺人太甚。这不是洋务办得顺手，或在职诸臣有折冲退敌的能力，都是皇太后、皇上日夜警惕，事事希望符合民心民意，人心团结，有以折服洋人之心，才能做到防微杜渐。但是各国火器技艺日益精进，彼此勾结的形势更加明显。各国使臣久驻京师听到我们政治上有一件事办得正确，就表示忧虑一有不当，他们就喜形于色，他们刺探情报愈来精确。俄人逼于新疆；法人用计占领越南，紧接云南、广东；英人打算从印度进入西藏和四川，蠢蠢欲动之势，更加不可遏制。他们所等待的是中国有隙可乘，所忌恨的是中国的根本没有动摇而人心不能违抗。有人说各国洋人性如犬羊不知政治。然而他们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君主交上议院讨论，即所谓谋及卿士；交下议院讨论，即所谓谋及庶人。讨论结果可行则行，不可行则止，每事都必合乎民情，然后坚决实行。他们自己如此治国，观察其他国的兴废成败也以此为标准。倘若国家一切政治都与民情背道而行，各国洋人就要逞其贪欲之心，取我土地财产唯恐落后。如土耳其、希腊等国，国势弱小，而能久存各大国之间，是因为人民一致。强大如法国，而德国能战胜它，因为法王奢侈成性，国家负债之多数不胜数，虽然增加兵额军饷以稳定军心，而民心已去，德国才能乘机取胜。凡人必自侮而后人才能悔之，物必先自腐而后虫生之。理之所在，势所必至。中国之有外国欺凌，犹如人身有疾病，病人必须对症用药，而培育元气是最为要紧的。外国人没有一日不在窥探中国民心之向背，中国一定要做到没有一件事不以民心的是非为是非。中国天子恩泽，赏罚严明，外国有上议院、下议院的设立，在中国势有难行，但他们的做法可以采取。凡是我们用人行政，一举一动，考虑度是否合理，考察民情，如非人心所愿，则立即停止不办；人心所向的事，就一定要保证成功。崇尚节俭，增加国库储备，遇事才能有所准备；纳谏诤以开言路，下情才能上达。希望人心永远团结，根本永远牢固，当列强环伺之时而使他们无一隙可乘，他们的计划才不能立即各逞，而我们则足以自立。这个计划目前尚可办到，也是现时不能再拖下去的谋略。如果等到间隙再开，而要斡旋弥补，则或和或战都由不得我们了。即使仍可苟安，而大局已不堪设想，因此不如预防间隙的发生为上计。咸丰六年（1856）王茂荫奏陈洋务，说：‘海外诸国纷纷起来争雄，从小看来虽有中外之分，从大看来没有彼此之意。’引《尚书》‘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以及《大学·平天下章》，三言得失，首人心、次天命、而最终以君心为证。他说得何等危亡而切实！想抑制洋人的贪心，莫过于顺中国民心；能顺中国民心，才足够顺天命。这是不用等占卜就非常明白的。臣下受恩最深重，办理洋务最久，实在有见于洋人的处心积虑，而现在尤其是迫切紧要的关头。洋人求间隙于中国民心之向背，中国弥补间隙也在于顺应中国的民心。在职诸臣只计谋其末，我皇上实操其本。因而敢于直陈，伏乞俯鉴草野的言论，将此奏摺常置左右，力求端正根本的治理，以避免隐患的萌芽。那么天下幸甚！”
在此之前，当台湾事平，文祥便和恭亲王商议兴办海防，他上疏条陈六事：一、练兵，二、习器，三、造船，四、筹饷，五、用人，六、持之以恒。各具条目，敕下内外大臣会议。到光绪二年（1876），封疆大臣复奏，将再下廷议。文祥已自知病将不起，乃密奏说：“对付外国是国家第一要务。现在筹划自强的计策，为全局安危一大关键。臣下衰病很久，虽有此心而精力已经枯竭，知不能永效犬马之劳以报皇上知遇之思。恐一旦身死弃于郊野，那么平生心里想说而没有说的话，无法上奏圣上，下供会议讨论，怎么对得起陛下？此心耿耿，有不是总理衙门原来所奏能尽的，敢于竭诚吐露赤心，为我皇上敬陈。敌国外患，”没有哪一代不是如此，然而没有像今日局势之奇，为患之深，为敌者之多且狡猾。如果因为有这样的患难而常怀化困之心，便能自立于不败之地，以振作我精神，觉醒我思想，激励我志气，所谓生于忧患正是在于此时。如果到了现在这个时候，还仍旧因循苟安，听天由命，而不着力筹办，即偶然想到而过时即忘，或有名无实，敷衍了事，那么大局将不堪设想，即使再高明的人也没有挽救之策了。从前外患所以严重，是由于朝野之情相隔，和战之见不定，疆吏遇事粉饰太平，真情不能上达于朝廷。有此三失，这种祸患才日久日深，没有止境。西方各国官商是一回事，政教并塞，情绪受压抑而不能不发，这是必然之势。但是后来见到中国当局所阻止的竟能够通行，所抑制的可以伸张，本不可破的规制，有时竟取胜于兵力相迎而终无不破，这是中国所以被轻视而各国逐渐敢于肆无忌惮的关键所在。等到立约通商已有成议，而在内没有深知洋务的大臣，在外没有专心考究洋务的疆吏。一切奏章陈述，大多敷衍掩饰。洋人强横而称恭顺，洋情怨恨而号为欢欣，以至激成事端，忽和忽战，举棋不定，甚至彼省的和局刚成，此省的战事又起，早上给予赔款，傍晚传来捷报。洋船遇风倾，以为打了胜仗；截获送信之人，以为擒住首领，果真两军交战，便一败涂地，不可收拾。于是洋人愈来愈骄横，条约索款愈来愈放肆，内外大臣都把办理洋务视为畏途，而庆申寻衅几乎手足无措。能战始能守，能守始能和，应该让人人都知道这个道理。今天的敌人，非学到他的长处，绝对难以与之对抗，稍识时务的人，难道不明白？但到了紧要关头，意见顿时相背，往往唱高调，鄙视洋务，或以苟安为得计，觉得可以倚恃和局。所以历来练兵、造船、习器、天文、算学等事，每有建议而阻挠的人很多，即便只有一件事，也没有人实际去做。至于一件事情没有办成，不去追究受阻的原因，却去责备是谁倡议的，甚至局外人并不了解情况，也都议论纷纷，将国家谋经营自立之计，指责为敷衍洋人。见识谬误，达到如此地步！总理衙门承办的事，能否维持，全看实力能否深有倚仗。必确有可战可守的战斗实力，才可稳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胜算。只有我皇上念兹在兹，则在职诸臣的苦心。自能得到皇上的圣鉴。几百臣工也人人都有求知此事，共筹此事之心，他们的才识智力必有百倍于臣的。否则支持既难，变化也在所难免，变而又合，痛心之端，必百，倍于今日。不是臣所忍心讲的了。”上疏没有多久，文祥就因病去世。温诏赐恤，称赞文祥“清正持躬，精详谋国，忠纯亮直，诚恳公明，为国家股肱心膂之臣”，赠太傅，给予骑都尉世职，入祀贤良祠，赐银三千两治丧，遣贝勒祭奠，谥文忠，归葬盛京。命将军崇实前往赐祭。
文祥忠心而勤恳，为中兴枢臣之首。操行高洁，生活俭约。谋国深远，当新疆军事渐定，与俄国议交丕伊犁，大学士左宗棠毛遂自荐，文祥极力支持，奏请左宗棠专任。文样既卒，后由传郎崇厚赴俄国，为我所胁迫，擅自允许条款；朝论哗然，加罪崇厚。改以曾纪泽前往交涉，很长时间才定议，幸而没有发生大患。法越战事起，忽和忽战，没有一定方针，以每防疏略，不能击败敌人告终。待到兴办海军，又不能竭全力以成其事，终于为日本人所战败。所有这些，都在文祥忧虑意料之中，而朝政数变，慈禧从此多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