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遗物主要是指那些经过艺术加工创造的绘画、雕塑、碑刻书法作品以及实用和审美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其中工艺美术品无论是在数量、种类，还是在艺术题材和艺术成就上都远远超过前者。
（一）绘画艺术品
中国古代的绘画大部分画在缣素或壁面上，经不住时间的考验，或腐坏和毁于战火，或随着建筑物的毁圯而消失了。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汉武创置秘阁，以聚图书，汉明雅好丹青，别开画室；又创立鸿都学，以集奇艺，天下之艺云集。及董卓之乱，山阳西迁，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七十余乘，遇雨道艰，半皆遗弃”，叙述了两汉时期缣帛绘画艺术所遭受的一次大灾难。后世皇家贵族收藏的书画艺术品，其命运也多坎坷，能流传到今天的，已弥足珍贵了。一般来说，艺术遗物中的绘画艺术品，主要有帛画与绢画、木版画与木简画、卷轴画等几类。由于绘画材料极易腐朽，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的古代绘画艺术品便非常罕见。陶器、瓷器、漆器、丝织品等器物表面的绘画装饰，只是为了美观器物或表达某种含义，应归入工艺美术品中讨论。
1.帛画与绢画
湖南长沙战国楚墓出土帛画龙凤仕女图帛画一般指传统绢本画出现以前的以白色丝帛为材料的绘画。目前发现的帛画主要是战国到两汉时期的遗物。战国时期的帛画共有2件，均出土于湖南长沙楚墓。第一件为1946年长沙东郊陈家大山木椁墓出土，绘一女子立于新月形物上，拱手、广袖、束腰、长裙拖地，脑后梳有发髻，头部勾画清晰，细眉明目、直视前方，姿态虔诚；人像之上画一巨大的凤鸟，昂首展翅，华尾上卷，双足前后迈开作奔跑状；在人像和凤鸟的左侧，竖绘一向上浮游的龙，体形较小而细长，身躯作“S”状扭摆，伸首升向天空。第二件是1973年长沙子弹库木椁墓出土，画面正中为一有胡须的男子，侧身而立，手执缰绳，驭龙而行；龙头高昂，龙尾翘起，龙身平伏，略作舟形，其下有鱼，尾端有鹤；男子高冠长袍，手抚佩剑，顶有舆盖，一般被认为是墓主人的肖像，寓意死者在神异动物的引导下，飞升登遐。
汉代帛画主要出土在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3号汉墓，山东临沂金雀山9号汉墓和甘肃武威汉墓中。马王堆1号、3号墓出土的两幅盖在棺木上的彩绘帛画，上部较宽，均作“T”字形，下垂的四角有穗，顶端系带以供张举，应是丧葬出殡时用的旌幡；画面自上而下分成三部分，分别表示天上、人间、地下：天上部分画太阳、月亮、星辰、升龙、蛇身神人等，人间部分画墓主人出行、宴饮、祭祀、起居、乐舞、礼宾等日常生活，地下部分画怪兽及龙、蛇、大鱼等水族动物，多以“引魂升天”或“招魂以复魄”为主题思想。金雀山9号汉墓出土的一幅帛画，呈长方条状，顶部画日中金乌和月中蟾蜍、玉兔，衬以祥云；日月之下是象征仙境的琼阁和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中间部分是墓主等24人的生活场景，有侍从朝拜、歌舞演奏、官吏相迎，以及纺织、问医、角抵等；底下部分是龙和怪兽的图像。武威磨嘴子汉墓也发现盖在棺木上的铭旌，只不过是用丝织品或麻织品为材料的，画面多为单一的太阳和月亮以及日中金乌和月中蟾蜍、玉兔等，有些甚至素面，但都书写着墓主人的姓名、籍贯等。
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晋唐时期的墓葬中，还发现了许多绘伏羲、女娲像的绢画。其中阿斯塔那村北区唐代墓葬中出土的伏羲、女娲像有二三十幅之多，通常画面朝下，用木钉钉在墓顶上，少数被折叠包好后摆在死者身旁；伏羲、女娲都是人首蛇身，一男一女，上有日形，下有月形，四周布满星辰。此外，唐代墓葬出土有木框联屏的绢画，多为贵族的生活场景，1972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在阿斯塔那村清理的三座唐代西州豪门张氏墓中就有发现，其中187号墓出土的绢画，描绘二位盛装的贵族妇女（残缺一人）对弈下棋，左右有亲近观摩、侍婢应候、儿童嬉戏；188号墓出土的绢画以牧马为题材；230号墓出土的绢画是舞乐仕女图，二舞伎四乐伎，左边的一位舞伎保存基本完好，挽高髻，额用红描雉形花钿，着黄蓝色卷草纹白袄、锦袖、红裳，足蹬高头青绚履，左手拈披帛。这些用来装饰墓室的绢画，其功用是替代壁画，表现死者生前的事迹或生活情景。
2.木板画与木简画
木板画和木简画主要指图画在木板和木简等木质材料上的绘画。两汉时期，甘肃的河西走廊地区是重要的军事要塞和商贸通道，繁忙的“丝绸之路”促进了中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沿线生活着相当数量的军民，留下了许多边关遗址和墓葬。由于这一地区常年干旱少雨，以木板、木简为材料的绘画资料才得以很好地保存下来。中国古代的木板画和木简画绝大多数来源于此。
现存的木板画和木简画，主要在甘肃居延烽燧遗址和武威汉墓中发掘出土。画面一般由红、黑两种色彩构成，先以纯墨勾勒图像线条，再涂上红色，内容多为反映边关居民的生活情景，如武威磨嘴子53号东汉墓出土的木屋模型，壁面绘有男仆饲狗、女婢喂猪的画面。人物多为身穿长袍、脚蹬黑靴的汉装男女，也有“披发左衽”的少数民族形象，如武威磨嘴子东汉72号墓出土的木板画，用墨线画一少数民族人像，有须，披发，左衽，穿短袍，袍下部有缘边，并画出针缝的线脚，中系腰带，袍下露出裹腿，着鞋，左手下垂、右手举起，作招呼状，可能是古代羌人的形象。动物中多见马的形象，1973年居延肩水金关出土的一件木板画，画一匹大黑马栓于树下，以墨线勾出马的轮廓，身体部位用枯墨填涂；1972年居延查科尔帖出土的木简画，画的是一匹官吏乘骑的鞍马；1974年居延破城子出土的木板画，则是一幅车马出行图，残存马车和四匹乘骑的下半部，马皆黑色，乘骑者穿红袍或黑袍；此外，尚有猛虎、鸟雀等形象。这些木板、木简画，画法简略稚拙，造型也不是很准确，可能出自当时驻防将士的手笔，在艺术表现力上有不少的欠缺。
3.卷轴画
卷轴画是由简册和屏风画这两个源头衍生和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以立轴和手卷为基本形式。作为中国书画主要种类的卷轴画，从现存的隋代展子虔《游春图》算起，迄今已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国古代卷轴画适合于在各类厅堂、居室中悬挂，历来受到封建统治阶级和文人士大夫阶层的重视，公私收藏、历代相传，成为现存数量较多的传世古代艺术品。唐太宗李世民由于过于喜爱王羲之的书法名作《兰亭序》，临终嘱咐以此随葬；历史上还有许多痴迷于书画艺术品的贵族官僚，把生前喜爱的卷轴画带入坟墓，这样，就给田野考古工作者在墓葬发掘中发现古代书画实物提供了可能性。当然，由于历代卷轴画的材料是纸张或绢帛，很难在地下墓室中得到长久保存，因此，真正能够重见天日的完整作品是十分罕见的，其史料价值、科学研究价值尤为可贵。
考古发掘出土的卷轴画多见于明朝的皇室、贵族墓葬。1971年山东邹县明鲁荒王朱檀墓共出土了4卷绘画，其中一幅已腐朽，尚存宋代葵花蛱蝶图扇面，金粉设色，以没骨法绘蜀葵与飞蝶，背面书有宋高宗赵构为葵花扇面题的金字跋；元代钱选白莲图，纸本设色，绘工笔白莲花；宋代金碧山水图，绢本设色，画工笔山水。1973年3月，江苏吴县洞庭山明代许裕甫墓出土的文征明书画折扇，乌木扇骨，十二股，泥金扇面，画烟雨之景，背面写一首《夏日睡起》七言律诗；同墓还出土了申时行的手书折扇。江苏淮安明代王镇墓出土的书画作品数量最多，共计有25幅，多为元明时期的作品，有不少是无名氏所作，也有不少书画家的姓名不见于文献著录，为书画艺术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二）雕塑艺术品
艺术遗物中的雕塑艺术品，主要有墓葬和遗址出土的陶塑、瓷塑、木雕等几类。同样，陶器、玉器、铜器、漆器、瓷器、金银器、竹木牙雕器物上运用的雕塑手法，仅是对器物的表面起到装饰作用，应归类于工艺美术品中讨论。
1.陶塑艺术品
甘肃礼县高寺头村出土新
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陶人头在陶器制作的原始阶段，陶器的成型是用双手捏制的，手制可能会造成器物的外形不规整、器壁的厚薄不均、胎质的疏松等缺陷，但却无形中促进了人类审美创造力的发挥。田野考古发掘资料证明，陶塑艺术要比彩陶艺术产生得早而普遍，与磁山文化遗存相当或略早的裴李岗文化遗址，曾出土了几件粗具轮廓的陶塑羊头、猪头、人头像。其后，随着制陶技术的进步和审美能力的提高，新石器时期的陶塑艺术得到了迅猛发展，抟泥、捏、贴、挖空、刻划等基本技法都已具备。
新石器时代的陶塑艺术作品，其题材主要分为动物和人物两大类。动物题材尤其丰富，猪、狗、羊、鸡、鸟、猴、龟、鱼等陶塑，在新石器时期的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等遗址中均有发现，尤其是湖北石家河的邓家湾遗址，发现了成批的红陶捏塑小动物，有鸟、猪、羊、象、龟等几类，另有似鸡、狗、豹、猴、鼠等动物造型；人物形象主要有人头像、人面像、人体像和陶祖等，一般形体较小，并在写实的基础上夸张变形；人体像均为裸体，并突出两性的性器官特征，辽宁赤峰西水泉与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都出土了丰乳肥臀的女性小塑像，这些艺术造型当与原始社会时期的生殖崇拜观念有着密切联系。
中国古代陶塑艺术的最高成就体现在作为墓葬明器的历代陶俑艺术品的制作方面。陶俑是古代工艺匠师创作的雕塑艺术品，是对各种人物和动物形象的真实模拟，一般分人俑和动物俑两类。
人俑最早是以奴隶的形象出现的。1937年河南安阳小屯村商代都城殷墟出土的两件戴枷锁的陶质男女囚徒俑，可以说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有关陶俑的最早实例。1971年山东临淄郎家庄1号春秋墓出土的陶女舞俑、武士俑和骑俑，则与人殉同处一墓。从人俑在墓葬中担当的角色来看，一般有武士俑、奴仆俑、乐舞俑、文吏俑、仪仗俑等，分属于为墓主人提供各种服务的各级阶层，所体现的依然是主人与奴仆的关系。战国到秦汉时期，由于新兴的封建统治阶级对漆器艺术品的追求，日用陶器的制作受到冷落，相反，那些专门用作丧葬的模型明器如陶俑、陶仓、建筑模型等却蓬勃发展起来。“似是生人”的秦始皇兵马俑，形体高大如真人，容貌神态各不相同，人物性格鲜明，形象生动传神。汉代照顾墓主人饮食起居的男女侍俑和供墓主人娱乐消遣的乐舞俑、杂技俑、说唱俑、六博俑等，以及猪、狗、牛、羊、鸡、鸭动物俑和仓、楼、灶、井类建筑与设施的模型，都反映了当时现实生活中丰富多彩的享乐生活。其中四川成都北门外天迥山东汉墓出土的说唱俑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采用写实与夸张相结合的艺术手法，通过刻画人物的面部表情、手舞足蹈的动作，塑造出既活泼诙谐又朴实憨厚的艺术形象，成为两汉陶塑艺术珍品。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甲骑具装俑，是封建社会政局动荡的真实写照。唐三彩陶塑艺术达到了中国古代陶塑艺术的巅峰，房屋、庭院、仓库、柜橱、假山、水池、厕所、井栏、碾硙、灶、牛车、马车等模型明器和天王、武士、文官、胡人、男仆、女侍、贵妇、牵马俑、牵骆驼俑、乐舞俑、骑马击鼓俑、骑马乐舞俑、骑骆驼乐舞俑、骑马仪仗俑、骑马射猎俑、镇墓兽等人物俑像以及陕西西安西郊中堡村唐墓出土三彩骆驼载乐俑马、骆驼、驴、牛、狮、虎、狗、猪、羊、兔、鸡、鸭、鹅等动物俑像，可谓千姿百态、各具风采，其装饰内容囊括了唐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丧葬礼俗的变化，宋代开始流行纸质明器，陶塑俑像逐渐退出丧葬舞台。相反，由于佛教的流行和城市商业的出现，陶塑艺术在佛像和反映民间市井风尚为题材的作品制作中，找到了新路，江苏镇江市区宋代遗址中就出土了一批由当时的苏州艺人制作的神像、人物、儿童角觗的陶塑像。
2.瓷塑艺术品
瓷塑艺术品最早出现在南方的青瓷产地。东汉中晚期，成熟的瓷器在浙江宁绍平原创烧成功，成为人类物质文化生活中又一个重要门类，瓷塑艺术的创造也随之起步了。
湖南长沙金盆岭9号墓出土西晋青瓷对俑六朝时期，瓷塑艺术品局限于满足丧葬习俗的需要，大量的人物、动物瓷俑和砻、磨、碓、米筛等粮食加工工具的模型以及猪栏、羊圈、狗圈、鸡笼等家畜饲养业的模型，成为当时江南地区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业经济和社会生活方式的真实写照。始烧于北朝晚期的北方瓷器，受佛教造像艺术的影响，烧制菩萨塑像，1976年山东博兴出土了一件北齐时期的素烧菩萨像，半模印制，雕刻精细。隋唐时期的瓷塑艺术品分成两类：一类是专用于墓葬的人物俑、动物生肖俑、镇墓兽等；另一类是形体较小的动物形瓷塑，其用途可能是文人用的镇纸，也可能是儿童玩具。湖南长沙窑就大量生产这类瓷塑艺术品，主要有鸟、狗、猫、鸡、羊、蛙、鱼、龟、猴、狮、骆驼、大象、马等，长度、宽度、高度均约10厘米左右，或手捏、或模制，或雕、或刻、或塑，或施褐彩、或褐绿彩相互辉映。宋代以降，受佛教世俗化的影响，许多瓷窑的制瓷工匠都捏塑菩萨、罗汉、观音等人像，以宋代吉州窑生产的瓷塑艺术品为例，一般有人像和动物像两类：人像主要是官吏、仕女、武士、仙翁、菩萨等；动物像主要是牛、马、犬、猫、鹅、鸽等，绝大多数是圆雕作品，采用手塑和模制两种制作手法。
江苏常州宋井遗址出土青白釉观音坐像由于瓷器主要用于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所以瓷窑生产的大宗产品便是生活用具；又由于瓷器在物理性能、美观方面优胜于陶器，因此，绝大多数瓷器是具有实用和审美功能的日用工艺美术品；相反，陶器在遭到瓷器的市场冲击后，转变了发展方向，大量生产满足埋葬风俗需要的明器，因而考古发掘出土的陶塑艺术品在数量上要远远多于瓷塑艺术品，在艺术创造方面，陶塑艺术品也要略胜一筹。
3.木雕艺术品
尽管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新石器时代应该有精美的木雕艺术品，只因木质柔软而易受火烧与水浸的毁坏或腐烂，木雕艺术品能够在史前时期的遗址和墓葬中保存下来的非常罕见。据考古发掘资料统计，仅见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文化遗址出土的两件圆雕木鱼和辽宁沈阳新乐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一件木雕鸟。
浙江余姚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
遗址出土圆雕木鱼随着木制器具自然属性方面的缺陷的暴露，人们创造性地加以改造，在其表面涂上生漆，甚至画上图案以作装饰，久而久之，便造就了漆器艺术的辉煌。然而，木雕艺术并未从此终结，而是在专门用于墓葬的模型明器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东周漆绘木俑湖北江陵雨台山18号战国墓出土木彩绘双头镇墓兽战国秦汉时期，用人俑和实物模型取代了残酷的人殉制度和奢侈浪费的丧葬习俗，使中国古代的墓葬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陶俑、木俑等明器的制作势不可挡。当北方中原地区普遍流行用陶质明器陪葬时，南方的楚地却盛行以木雕艺术品作为明器。湖南长沙，湖北云梦、江陵、鄂城，河南信阳长台关等战国秦汉墓葬中都出土了数量不等的木俑和木镇墓兽，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了20多具木俑，还有十分罕见的木编钟、木编磬。战国时期的木俑，做工拙稚，体多扁平，只雕刻出粗略的轮廓，画出五官，表情呆滞，体态也不生动，所雕人像多为武士和侍仆，偶见舞乐俑；镇墓兽的基本特征是凸眼、吐舌、头戴鹿角，分人面吐舌和龙面吐舌两类与单体单头和双头联体两种形制，自春秋晚期开始用于墓葬，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不传。汉代的木俑，在造型方面有了很大变化，往往抓住所模拟的人物特点，姿态生动传神，以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62件木俑为例，可以分成戴冠男俑、着衣侍女俑、着衣歌舞俑、彩绘乐俑、彩绘立俑、辟邪木俑等六类，2件戴冠男俑形体最为高大，衣冠楚楚，俨然是奴婢中的首领；着衣侍女俑的面部雕琢细腻，墨绘眉目，朱绘口唇，眉清目秀，具有一种恬淡娴静的风姿，应是侍女中地位较高的贴身侍女；歌俑面部丰腴而秀美，敷白粉；乐俑神情专注地吹奏竽、瑟等乐器；舞俑的造型最为优美，柔细的腰肢、丰满的臀部、修长匀称的双腿，无不折射着楚汉美女“长袖善舞”的风采；数量最多的彩绘立俑，体形矮小，表情呆板，制作粗糙，应是干粗活的奴仆。此外，汉代还有马、牛、狗等动物木俑以及车、船等模型。
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木雕，主要见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的墓葬中，有人物俑和猪、狗、马、骆驼、鸟、怪兽等动物俑以及牛车等模型。人物俑用榫铆结构拼接，既有汉人装束，也有胡人模样，很少彩绘。南北朝中期至初唐，动物俑中新出现了木雕鸭子，猪的造型开始少见；并出现了制作精美、施加彩绘的各种仪仗俑。阿斯塔那第206号张雄夫妇墓出土彩绘木俑和绢衣木俑达70多件：彩绘木俑主要是文官俑、骑马俑、牵驼马人物俑等仪仗俑，以两个驮夫俑的造型和装饰最为生动，深目、高鼻、短鬚髭，头戴白毡尖帽，腰系黑带，脚着乌皮靴，两手向前紧握作牵引驼马状；绢衣木俑的形象、表情、装饰都与一般的俑像不同，木雕头部、胸部用木条直接在颈下胶合，用纸捻成臂膀，外着锦绢衫裙，是表演歌舞、戏弄的傀儡俑。进入盛唐以后，彩绘木雕俑大量出现，题材有成组的仪仗俑、乐舞百戏俑、牵马俑和天王、武士、镇墓兽等。
（三）碑刻书法艺术品
书法是文字的书写艺术。最初的文字是象形的，即图画纪事，可能源于图画的象征意义。当演变为文字纪事时，书者在追求达意的同时注重字体的齐整与美观，这便使古代的文字既实用又美观。从最初刻划在陶器上的符号到商周的甲骨文、金文，战国秦汉的货币文字、印章文字、封泥文字、瓦当文字、铜镜文字、简帛文字等，都是成熟的书法艺术出现的基础和源泉。甲骨文表现了对鬼神的虔诚之情，金文流露出祭祀天地神明的顶礼之情，石刻文字抒写了大山崇拜与盛德巍仪的敬仰之情，这是它们永恒的魅力所在。我们认为：“得到社会公认，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一直遗存至今的汉字墨迹，不管它以何种面目出现，都可称为书法艺术。如果将书法仅仅目为少数的‘文明人艺术’，始祖定为李斯，这是认流为源，以叶为根，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艺术发生学原理”。
1.甲骨文
甲骨文指商周时期贞人在占卜用的龟甲、兽骨上刻下的卜辞。19世纪末，甲骨文被清政府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偶然发现，从此揭开了河南安阳殷墟考古发掘和甲骨文释读的序幕。甲骨文的内容涉及战争、方域、贡纳、官吏、农业、渔猎、天文历法、祭祀、生育等许多方面。诸多的学者从文字学、书法学、社会学等角度出发，对甲骨文进行系统研究，其书体之美感也逐渐被人们认识。
商周甲骨文已经是一种成熟的文字，象形、会意、指事、形声等构字法则，在甲骨文中都能找到对应的例子。从业已发现的材料来看，商周甲骨文既有用尖锐锋利的工具契刻的，也有用类似毛笔的工具书写的。契刻文字的笔画瘦硬方直，线条遒劲有力，并富于立体感，正如郭沫若先生在《殷契粹编·自序》中发出的感叹：“卜辞契于龟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辈数千载后人神往。……细者于方寸之片，刻文数十；壮者其一字之大，径可运寸。而行之疏密，字之结构，回环照应，井井有条。……技欲其精，则练之须熟，今世用笔墨者犹然，何况用刀骨邪？……足知存世契文，实一代法书，而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
2.金文
陕西扶风庄白村出土西周史墙盘金文指铸、刻在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最早出现于商代中期，铭文简短，仅二三个字，为图画性很强的族徽文字，记录作器人的族名、姓名或为某人作器而已。商代晚期开始，青铜器铭文的字数逐渐增多。西周时期，出现了长篇的叙事铭文，包括册命、赏赐、志功、征伐、诉讼及颂扬祖先等内容。早在北宋时期，青铜器上的铭文就被金石学家重视，从北宋吕大临的《考古图》、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赵明诚的《金石录》，到清代钱坫的《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和阮元、朱为弼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历代金石学著作都对青铜器的铭文进行了著录和研究。但金石学家对商周青铜器铭文的研究，主要着重于对古文字的释读，仅仅是为了达到“证经补史”的史学目的，而对其书法艺术成就的认识，则是相当晚近的事了。郭宝钧先生在《由铜器研究所见到之古代艺术》一文中，首次对青铜器铭文在布局、章法上的美感和对后世书法艺术产生的影响，作出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金文制作的手法主要是浇铸，少数刻划。浇铸金文，一般先把要铸的文字书写在陶泥制成的坯胎上，刻出文字、制成范模，然后把烧熔的铜液倒入范中。浇铸的金文，虽然经过刻范和浇铸的工艺过程，与原来书写在泥坯上的文字有所损益，但却仍能保留当时书写时的笔意，商代的金文瘦细劲韧与笔势雄健奇伟、结字阔大开张的风格并重；西周初期的金文平正求质，方整朴素、端庄凝重，雄卓奇伟、放纵洒脱，奇劲天成；西周中期的金文舒展敦厚，精神内敛、工整秀丽，圆润清雅、端庄遒丽，均匀健美、工整纯熟，刚柔相济、初试求变，草率疏放；西周晚期的金文已然成熟，字形开始简化；东周的金文朝着体现个性、追求变化的方向发展，北方的蝌蚪文、南方的鸟虫书都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
3.简帛文字
简帛文字指用笔墨书写在竹、木、缣帛上的文书资料，是纸张发明前或发明后尚未广泛使用时中国古代最主要的书籍，主要流行于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简帛文书时有发现，最著名的是西汉时的孔壁中经和西晋咸宁五年（279年）河南汲冢古墓发现的大批竹书。田野考古发掘更是为古代典籍的研究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简帛文书资料，中国的西北、中原、华中、西南、江淮地区都有发现：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楚墓出土的竹简、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墓出土的秦代竹简、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和2号墓出土的汉代竹简、甘肃武威磨嘴子和旱滩坡出土的汉代竹木简、内蒙古额济纳旗和甘肃金塔居延烽燧遗址出土的汉代简牍、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简帛文书等。
考古发掘出土的简帛文字内容广泛，有云梦秦墓出土的秦代法律文书，西北地区敦煌和居延烽燧遗址出土的边塞屯戍档案、公文文书，武威汉墓出土的《仪礼》和医药处方简牍，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晏子》等先秦古籍及古佚书，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易经》、《战国策》等六艺类、诸子类、兵书类、数术类、方术类、地图类古代书籍资料。它们曾被形容成一座被开启的“地下图书馆”，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对中国古代政治史、法律史、经济史和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以及对中国学术史的研究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尽管考古发掘出土的古代简帛文字资料对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学术文化等具有无与伦比的史料价值，广为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献学家研究或引用，却很少有人论及其本身所具有的书法成就的。造成这样局面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文献史料价值实在太高，掩盖了史料本身的内在价值；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对书法艺术的界定存在着异议。实际上，简帛文字是最早使用笔、墨在平滑的材料上直接书写的文字，完全具备了作为后世称谓的“书法艺术”的外部条件，从马王堆帛书的书体已可以看出篆书与隶书的区别，尤其不能忽视的是马王堆帛书都是当时的文化人用笔墨直接抄写的，是汉代人的手迹。王国维先生是这样评述斯坦因在敦煌古长城遗址得到的汉简文书的：“长城古简中有字书，然非《急就篇》，意当为《仓颉》、《凡将》、《训纂》、《磅喜》诸书也。考汉时版牍，但为奏事移文通问之用，其书写皆用竹帛。此乃用木，盖西北少竹，故以木代之欤”咽。
4.石刻文字
石刻文字是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刻写在碑、碣、墓志、摩崖、经幢、画像、造像上，以碑铭、墓志多见。其文字内容涉及的范围，包括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文化、宗教、艺术、科学等各个方面，几乎囊括了人类活动的任何领域。它们的重要性可以与雕印古籍相提并论，是不可或缺的历史文献资料。石刻文字不仅是珍贵的历史文物，还是一座光彩夺目的艺术宝库。如同中国古代的绘画艺术需要在史前彩陶、楚汉漆画、汉唐壁画等艺术形式上追根溯源一样，中国古代的书法艺术也必须借助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特别是石刻文字的研究。石刻文字的出现，最早可以确定为商代，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曾出土了大量的石刻符号或文字；河南安阳殷墟大墓中出土的石簋上已刻有12字的记事刻辞。书写在纸、帛上的书法作品，由于年代的久远能够留存到今天的已经非常罕见；秦汉时期的石鼓文、石经、摩崖，也由于历经二千多年的风雨沧桑，有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有的仅见古代文献记载，实物却已难觅；相反，那些记载各种人物史事的碑刻、墓志，当时只是为了满足某种实用目的，到如今却成了研究和学习古代书法的珍贵资料，这是当时的树碑刻志者所始料不及的。
碑，原是一块上端凿有一圆孔的大石板，或用于棺木下葬，或矗立于宗庙、祠堂门前。西汉晚期开始在碑上刻写文字。东汉后期，碑刻最盛，按制作目的分为五类：一、歌颂神冥灵验者，有神碑、神庙石阙；二、记述祖庙祭祀与修造者，有庙碑，其中以佛像题记、造像碑记为主体；三、歌颂个人德行者，有德政碑、墓碑、墓门石阙；四、纪念土木工程完成者，有竣工纪念碑；五、其他，有画像题字、墓记、买冢记、石经等。墓碑是竖立于坟墓前的标志，文字内容除了记述墓主的姓名、官职及安葬时间外，还追述世系、介绍生平事迹。墓志则是放入墓圹内的碑。相比较而言，墓碑形制高大，一般由额、身、座三部分组成，碑额雕刻图案纹饰，碑身刻写文字，碑座常是龟趺驮碑，刻写的文字不仅字数多、文句流畅，而且书体工整美观；墓志与墓碑的外形和铭文内容相差无几，但在制作工艺和书法艺术上有较大的差异，某些贵族墓出土的墓志的确精美，但多数中小型墓葬出土的墓志相当粗率。由于碑是竖立在墓葬或桥梁、寺庙等建筑物之前的，很容易被毁损，虽然除了魏晋和南朝时期的其他各朝各代都倡导立碑，特别是重视书法艺术的唐代，有大批文人参与写碑，还对当时流传的名人真迹进行模刻，然而，保存至今的碑刻实物却并不是很多。
碑刻、墓志作为中国古代金石学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自北宋以来积累了丰富的资料，被广泛地应用于对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的研究。石刻文字在书法艺术研究中的重要性，逐渐被后人认识，清末学者叶昌炽在编写《语石》一书时，详细记录了收录的古代石刻的时代、地区、碑石的形状、所刻的内容、书家、字体以及摹拓装裱，并且在卷六中开门见山地提出收集石刻的动机：“吾人搜访著录，究以书为主，文为宾。……若明之颎山尚书（王世贞）辈，每得一碑，惟评骘其文之美恶，则嫌于买椟还珠矣”，即以书法为出发点的，并针对书法史研究中往往偏重于研究传世的名家书法作品、津津乐道于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等书法大家、迷信古代文献记载的现状发出了质疑：“举世名，称右军为书圣，其实右军书碑无可见，仅执兰亭之一波一磔，盱衡赞叹，非真知书者也。余谓郑道昭，书中之圣也，陶贞白，书中之仙也”，批判了以史书记载的书法家以及后人临拓之本评其优劣的风气，强调以目睹碑刻为准。随着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的深入、遗址或墓葬出土的碑刻和墓志实物资料的日益丰富，它们在古代书法艺术研究中的重要性日渐显著，必将为书法艺术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四）工艺美术品
由于工艺美术品的“外在形式受功能要求制约，通常是以造型、色彩、装饰三因素来体现。造型是以基本型为基础的外在形式，一切工艺美术的种类，造型是最主要的；色彩是以工艺材料或附加材料来体现，色彩具有重要的精神影响和艺术表现力，但是没有造型，也就没有色彩；装饰是为了加强艺术效果的一种手段，优秀的装饰不是附加物，而工艺美术的美，也并不取决于装饰的有无”，可以看出，造型、色彩和装饰是相互联系的整体，造型是基础，色彩、装饰只是进行艺术加工的手段，“一件具体的工艺品，可能只具备两个要素，但不会超出这三个要素”。工艺美术品首先是具体有形的物质产品，具有广泛的使用价值；又山东安丘出土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黑陶高柄杯必须是经过艺术手段加工、具有审美艺术价值，总而言之，实用物质性是前提、审美艺术性是灵魂。工艺美术品的创作除了强调“材美工巧”外，还必须符合艺术形式美的一般规律，具有对称与平衡、稳妥与比例、反复与节奏、对比与调和、统觉与错觉等法则。中国古代的工艺美术品，按质地和装饰手法可以细分为陶器艺术品、玉器艺术品、铜器艺术品、漆器艺术品、瓷器艺术品、丝织艺术品、金银艺术品和骨雕、牙雕艺术品等。
1.陶器艺术品
陶器是人类能动地综合使用自然界的水、火、土、木等物质材料，通过化学变化、改变物理性能而创造出来的现实中并不存在的新产品。迄今为止，我国的制陶历史能上溯到距今一万年以前的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在整个新石器时代，陶器是原始先民制造的最主要的生活用具，有盛水装“饭”的碗、钵、盘、壶、罐、豆、盂等，有蒸煮食物的灶、鼎、釜、甑等，甚至还有盛敛死者的瓮罐。工匠们在制作这些日用器具的劳动过程中，不仅不断改进制陶技术，而且把自己的美感糅合到这一“泥与火”的艺术创造中，创作出既满足日常生活需要、又能给人以美感的陶器艺术品。我们可以从陶器的造型、色彩和装饰三方面，感受到陶器艺术品永恒的美。
陶器的造型艺术美往往是以陶器的选料、成型、烧造温度等技术手段的进步为基础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陶器河南安阳商代晚期殷墟出土刻纹白陶瓿制作多利用伸手可及的泥土为原料，手工捏制，烧成温度较低，器表凹凸不平，器壁厚薄不匀，胎质松软，器形不规整。仰韶文化的大部分陶器依然是手工捏制，但制陶原料已经过淘洗处理，去除了混杂在泥土里的砂粒和杂草，使得器表光滑；同时，采用手制轮修的方式，生产出诸如葫芦瓶、尖底瓶这样有特殊意义的器物。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山东龙山文化采用快轮制陶法，成功创烧“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的蛋壳黑陶，黑陶高柄杯造型规整，质地坚密，器壁厚薄均匀，色泽光亮漆黑。商代继承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生产薄胎白陶器的技术，烧制了刻纹白陶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白陶器，壁薄如蛋壳，有鼎、簋、豆、爵、觯、尊、卣等礼器，造型之秀丽、刻镂之精美、色彩之皎洁，堪称我国陶瓷史上的光辉杰作，是人类文化史上罕见的工艺美术品。造型优美的陶器艺术品是统治者的奢侈品，迎合王室贵族的日用和审美需要，因此，当商末西周青铜器发展到鼎盛时期，精美的刻纹白陶器便消失了。此后，由于楚汉漆器的异军突起、瓷器的发明成熟，使陶器的造型艺术发展受到阻碍，再也无力恢复从前的辉煌，从而转向发展陶器的装饰艺术。
河南临汝阎村出土新石器时代仰韶
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鹳叼鱼缸陶器的装饰艺术表现在彩绘和雕塑两个方面，早在新石器时期便已相当成熟。新石器时期的彩陶，主要是使用笔一类的工具，蘸上各色彩料，图画于陶土胎体表面，入窑高温烧制而成。一般在红地、橙黄地或灰地上绘黑色或深红色花纹。有关彩陶的起源，“很可能最早是作为某种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彩绘陶钫仪式行为而使用的，红色在远古人们的意识中，具有神秘的意义，后来大概以图形装饰和记事”。早在距今约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磁山文化遗址曾发现一片红彩曲折纹彩陶，此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如繁星点点，遍布大河上下、长城内外。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大汶口文化，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等都有彩陶遗存。彩陶纹饰以动物纹样、植物纹样及几何纹样为主。进入阶级社会后，彩绘陶器的制作在中原文明的外围区域继续发展，主要有北方草原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甘青地区的沙井文化、四坝文化、卡窑文化和辛店文化，而中原商周时期的彩绘陶器则比较少见。春秋时期主要生产仿青铜礼器的彩绘陶，朱绘流云纹。战国、秦汉时期，受漆器装饰工艺的影响，陶器的彩绘艺术蓬勃发展，采用涂色、粉绘、朱绘和彩绘的方法在磨光的陶器表面进行艺术创作，涂色是在烧成的陶器表面涂以某种颜色，但容易脱落，一般多用于陶俑等模型明器。汉代以陶壶的彩绘装饰最为生动，往往运用红、赭、褐、绿、黄、棕等色彩，自口沿到壶腹分组描绘龙纹、凤鸟纹、云气纹、狩猎纹、舞蹈纹和几何纹等，以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辛追墓出土的西汉云凤纹彩绘陶方壶为例，盖顶绘柿蒂纹和水波纹，肩部绘凤鸟、云气和三角形纹，腹部绘流动的云气纹，圈足绘回首的凤纹。六朝时期，陶器的彩绘工艺主要在陶俑上使用，罕见作为日用器具的装饰。这一现象久盛不衰，一直延续到元明时期，主要原因在于陶器的彩绘装饰易于脱落，所以，当性能明显优胜于彩绘陶器的瓷器走上历史舞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时，彩绘陶器便开始走向衰落了。
江苏扬州唐城遗址出土唐
三彩双鱼瓶两汉以前，陶器表面的装饰主要是涂色和彩绘。汉代出现了釉装饰，创烧了低温绿釉陶器。它们色泽翠绿，釉层清澈透明，表面平整光滑，有鼎、盒、壶，以及仓、灶、井、水碓、楼阁、池塘、碉楼等丧葬明器。北朝时期，在单一绿色的基础上，又增加了黄色、褐黄色、褐绿色，但仍然是单色的釉陶。唐代创烧了举世闻名的唐三彩釉陶器，在同一件器物上使用了不同的釉色，呈现深绿、浅绿、翠绿、蓝、黄、白、褐等多种绚丽的色彩。虽然唐三彩的上乘佳作是与陶塑艺术相结合的各种俑类和模型明器，但与日常生活相关的瓶、壶、罐、杯、盘、碗、烛台、枕等也有较高的艺术价值，甚至成为外销的产品，远渡重洋。宋、辽、金时期，三彩釉陶器以壶、盘、瓶、盒、砚、罐等日常生活用具为主，另有部分带有宗教色彩的用具，如净瓶、舍利匣、舍利塔等。元代以降，釉陶改变了自己的发展方向，主要生产建筑用陶。黄绿釉彩的琉璃砖瓦，为中华民族的古代建筑增添了富丽堂皇的光彩。
浙江余姚新石器时代河姆渡
文化遗址出土黑陶钵陶器装饰艺术的另一个重要手法是雕塑。新石器时期，原始先民不但在陶器表面刻划植物、动物和几何纹图案，如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有刻划鱼、鸟、水草的陶盆和猪纹的黑陶钵，而且在陶器的某些部位雕塑人头、鸟头等形象，甚至把有些器物的形江苏吴县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遗址出土黑陶鳖形壶状直接雕塑成动物或器具的象形。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都有雕塑人头作为装饰的陶壶；动物形的陶器就更多了，有陕西华县仰韶文化墓葬出土的陶鹰尊、山东胶县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猪形鬶、江苏吴县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黑陶鳖形壶和灰陶鸟形壶、内蒙古翁牛特旗红山文化墓葬出土的彩陶鸟形壶等等。商周时期，青铜器雕塑艺术占绝对主流，陶器多模仿其造型和装饰，有类似青铜器的陶、鼎、簋、豆等，或贴塑兽头，或装饰饕餮纹、夔龙纹、云雷纹、人字纹、花瓣纹、涡漩纹、曲折纹、连环纹、乳钉纹、方格纹、蝌蚪纹、圆圈纹和火焰纹等，与商周青铜器的纹饰相互影响、共同发展。在坛、罐等陶器肩部，还常常贴塑有兽形耳。线刻和压划暗花工艺是战国时期陶器雕刻的新成就，北京怀柔赵国墓葬出土的陶器上有运用线刻技法刻饰的狩猎、龟、鱼和走兽等精美图案。秦汉以降，由于漆器、瓷器日益受到统治阶级的青睐和普通民众的喜爱，陶器艺术品的创作逐渐走向下坡，再也难觅精美之作，相反，制陶艺人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于满足丧葬专用品的创造，在陶塑艺术领域再创辉煌。
河南郑州出土商代灰陶饕餮纹罍
2.玉器艺术品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玉器的民族。坚硬、冰凉的自然之物，经过人类融入情感的创造，使不具生命的玉，成为饱含柔美、温润、神秘、永恒、典雅的艺术品，被儒家视为具有仁、义、智、礼、乐、忠、勇等多种美德，是君子的象征。玉器最早是人类装扮、美化自身的佩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宁夏水洞沟、山西峙峪、北京山顶洞、河南小南海、河北虎头梁、辽宁金牛山、辽宁小孤山等文化遗址中，就有钻孔的石、兽骨、兽牙、蚌贝、蛋壳等制品出土，有的还染上颜色，穿挂起来便于佩带。古代艺术品从人体装饰品的制作开始萌芽，表明人类审美意识的觉醒。进入以磨制石器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装饰品的制作向着材美、工细、寓意深的方向发展，除了延续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骨、牙、贝等材质之外，还选择了色泽温润美观的玛瑙、绿松石和玉等，距今7000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出土了玉璜、决、管、珠等装饰物。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玉器的制作得到了长足发展，体现在玉文化遗址数量的增加、分布范围的扩大、器形与用途的丰富、制作工艺的精益求精，由对玉镯、玉瑗、玉璜、玉管、玉坠、玉珠、玉环、玉决等首饰、佩饰的制作，逐渐演变为对琮、璧等礼器和玉龙、鸟等图腾崇拜物的创造，以东北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山东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出土的玉器为代表，向世人展示了史前玉器艺术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上海青浦福泉山40号墓出土
良渚文化玉璧商周时期，玉器被广泛应用于装饰、祭祀、典礼等方面，“抽绎玉之属性赋以哲学思想而道德化，排比玉之尺寸赋以等级思想而政治化，分别上下四方赋以五行思想而迷信化”。玉器成为上层社会人士身份、地位的象征，被赋予人格化的道德标准，表现为实用器具不断减少、礼仪用玉和宗教用品相应增加，并出现了专门用于玩赏的玉雕艺术品。商代殷墟妇好墓出土了755件玉器，有琮、圭、璧、璇玑、环、瑗、璜、决、簋、盘等礼器，戈、矛、戚、钺、大刀等仪仗用器，斧、凿、锛、锯、小刀、铲、镰等工具，笄、钏、坠、串珠、柄形饰、圆箍形饰等装饰品；臼、杵、盘、梳、耳勺、匕等生活用具；人形和动物形的玉雕艺术品。此外，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墓葬和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遗址的祭祀坑，也出土了许多各具特色的玉器艺术品。西周奠定的一套完整的玉雕体系和用玉制度，既有“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的“六器”，又有表示“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爵位信物的“六瑞”，甚至对佩玉的组合也有明确的规定。玉器成为辨别君臣次序、长幼辈分、地位高下和贵贱等级的象征物，使这一时期玉雕艺术的发展受到限制，造型规矩甚至呆板。
汉代的礼仪玉器已不如西周规范，璧、圭可能继续作为礼仪用玉，璜、琥仅作为佩饰，琮、璋在汉代似乎已不制作，由玉衣、九窍塞、玉琀和握玉组成的丧葬用玉却占了很大比重。玉衣是汉代上层贵族为显示地位、追求死后不朽而穿着的一种葬服，外观与真人的体形等同，可以分成头罩、上身、袖子、手套、裤筒和鞋子六个部分，均用小玉片和不同质地的丝缕编缀而成，按广州汉代南越王墓出土玉舞人死者的身份地位的高下，分为“金缕玉衣”、“银缕玉衣”、“丝缕玉衣”等，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玉衣是用金丝编缀的“金缕玉衣”。九窍塞是填塞或遮盖死者体表九窍孔的九件玉器，目的是防止精气由体内逸出，葛洪《抱朴子》中曾记载：“金玉在九窍则死者为之不朽”。玉琀多为蝉形，其“所以取形于蝉，可能是因为蝉这种昆虫的生活史的循环，象征变形与复活，而放在舌上的舌形玉器，易于使人联想到蝉形”。握玉取用玉猪。由于这些葬玉旨在发挥让死者尸体保持不朽或让灵魂重生的神秘作用，却忽略了艺术创造，相反，汉代的佩饰玉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特别是舞人形佩玉，五官清秀、长裙拖地、作翩翩起舞状，河北满城二号汉墓和江苏徐州铜山小龟山西汉墓中都有出土。
六朝时期，由于战争频繁、社会动荡，两汉时期的厚葬之风大为收敛；同时，受魏晋之风影响，为延年益寿、保养玉颜，流行食玉。由于缺乏意识形态的推动，玉器手工业进入低潮。六朝墓葬出土的玉器不仅数量少且品种单一，仅见圆形佩、璜、鸡心佩、龟纽印、蝉形琀、辟邪、马头、琮、耳杯等，而且大都具有汉代的遗风，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艺术风格。
陕西西安交通大学西侧出土
宋镂空福禄寿白玉隋唐时期的玉雕艺术终于打破了六朝的长期沉寂和商周以来礼仪用玉的统治局面，最终摆脱了秦汉以来的古风束缚，偏离了程式化、图案化的模式而代之以一种新型的表现现实生活题材为主流的艺术时尚。汉代盛行的谷纹、蒲纹、云矩纹、钩云纹和云螭、天禄辟邪、兽面、四叶、六叶等动植物图案销声匿迹，代之以卷云纹、如意云纹、水波纹、卷草纹、莲花纹、联珠纹等带有动态、富有生气的纹饰。动物图案喜用牛、羊、马、鹿、鹰、雁、孔雀、鹤等写实形象，习见对凤、对鹤、对雁等组合图形。隋唐时期玉器的另一个特点是创作了极富生活气息的用具、佩饰，如杯、碗等日用品和各种装饰用玉及玉哀册、玉带、玉肖生等。玉器不再为皇室贵族专用，开始进入市场交易，被一般民众拥有，这种趋势到宋辽金时代更甚，玉用具和赏玩用玉成为玉雕艺术的主流，浙江衢州南宋史绳祖墓出土了一批玉文具，有青玉笔架、白玉荷叶杯、青玉蛋形瓶、白玉兔镇纸、白玉兽纽印。宋代玉器的装饰图案，受五代花鸟画的影响较大，出现了大量花、鸟图案，有牡丹、海棠、葵花、莲花、菊花、折枝花和孔雀、鹦鹉、练鹊、鸽子、鹤、鹭鸶、雁等。受古代传统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以及玉器大众化、世俗化的影响，宋代的玉器装饰题材中有许多借物寓意的吉祥图样，鱼与莲花的组合喻意“连年有余”，松树与鹿并用成为寿、禄的象征，龟、鹤表示长寿，海棠、牡丹显示富贵，荷花寄语品德高尚。将动植物有机地组合起来作为表示吉祥美好的题材，对后世工艺美术品的装饰产生了重大影响。
3.铜器艺术品
安徽阜南朱砦涧河出土商虎噬人尊中国古代最早的金属铜器是红铜与铅、锡、镍等金属元素按一定比例化合而成的青铜器。陕西西安仰韶文化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的黄铜片、山东胶县三里河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两件铜锥、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与马厂类型遗址出土的青铜小刀，可以视为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前奏曲。大约四千年前，我国进入青铜时代，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墓葬中，多次发现了青铜和红铜冷锻或冶铸的生产工具与装饰品。夏代的二里头文化，青铜铸造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出土遗物有爵、铃、戈、镞、戚、刀、锥、鱼钩等生产工具和兵器、乐器。中国青铜时代自公元前二千年左右形成，历经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兴盛了大约一千五百年，尤其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铜艺术达到了顶峰，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闪闪发光。
湖南宁乡黄材出土人面纹方鼎商周青铜器以品类繁多、制作精美著称于世，按其用途和性质主要分为礼器、兵器和手工工具三大类，又可细分为农具、工具、兵器、饪食器、酒器、盥水器、乐器和杂器等类别。商周青铜器的装饰以动物纹常见，有兽面、龙、凤鸟、兔、蛇、龟、蟾蜍、鱼、蝉等，在主体动物纹样中，常衬以云雷纹、火纹、几何纹等。商周青铜器还雕塑成象、虎、犀牛、羊、鸟、鹿等动物形状，集浮雕、圆雕、线刻工艺于一体，将优美的造型与绮丽的装饰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显示了手工业匠人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高超的技艺。这些造型和装饰纹样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青铜工具和兵器的形制大多仿自新石器时期的石器；青铜容器则取自新石器时期的陶器，如鼎、鬲、爵、斝等，无不对应；青铜纹饰中的云雷纹早在山东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片上已然出现，神秘的饕餮纹可以探源到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及墓葬中出土玉器上刻饰的兽面纹。这一清晰的发展脉络，表明中国古代青铜艺术源远流长。《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周青铜器被统治阶级视为关乎生存攸关的兵器或祭祀、宴享、埋葬的礼器。礼器为特定目的制作，材质、形状、纹饰、铭文都与日用器有所不同，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从而成为统治阶级的“家国重器”。
河北满城汉中山靖王
刘胜墓出土错金云纹铜博山炉春秋战国时期，奴隶社会的礼制分崩离析，青铜礼器的制作日趋衰落，各诸侯国的青铜器无不表现出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清新生动的艺术特色。错金银、镶嵌红铜或琉璃或绿松石、包金银、鎏金、镂空、细线刻镂等一系列新工艺、新技术，迎来了青铜艺术精巧细腻、玲珑剔透、繁缛华丽、争奇斗妍的崭新面貌。商周青铜器上的兽面纹被淘汰，代之以动物纹、植物纹、几何纹和图像纹。图像纹主要描绘当时贵族采桑、射猎、宴饮等现实生活情景和各国诸侯贵族攻城掠地的战争场面，河北辉县赵固区出土的宴乐射猎图案刻纹鉴上的图像，以一座建筑和宴乐盛会为中心，向两侧延伸为野外射猎、舟楫等人们的各项活动；河南汲县三彪镇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鉴，系统表现了当时陆战的阵势和两军冲锋击杀攻坚以及水战等情景，是战国时代战争的真实描绘。
河北满城汉中山靖王刘胜妻
窦绾墓出土长信宫灯两汉时期，由于铁器的使用和漆器、瓷器的兴起，导致了专门用作祭祀的青铜礼器退出了历史舞台，铸就中华民族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完美结合的商周青铜文化，虽然已成为过眼烟云，但铜器铸造艺术并没有从此成为“绝唱”，只不过转而制作生活实用品，以盛酒的壶、樽和照明用的灯、焚香用的熏炉、整理容貌用的铜镜等最具代表性。1968年河北满城陵山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出土的错金博山炉，是流行于汉、晋时期的焚香用的熏炉，下有镂空器座，饰以错金云气纹，炉盖制成多层山峦，重峦叠嶂间神兽出没、虎豹奔竞、野猪逃窜、猿猴蹲居嬉戏于山涧、猎人负弓巡猎于山中，大自然美丽的景色被描绘得淋漓尽致。同出的长信宫灯，构思巧妙，做成鎏金的宫女执灯形，可以转动调整灯光的照射方向。汉代以降，中国古代铜器艺术品以铜镜为主。铜镜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齐家文化墓葬中就有发现。中国的铜镜铸造艺术经过历代工艺匠人的构思和创造，融合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特征，成为集实用与审美于一体的工艺美术品，并与中国古代的文明发展相始终，一直流行到清代，至近二百年前才逐渐被玻璃镜子所代替。由于铜镜的形制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镜背纹饰的演变又反映了社会及各阶层的思想意识形态，因此，铜镜是艺术考古学最常见的研究对象之一。
4.漆器艺术品
漆器是以生漆为主要原料，配以各种色泽，经过髹涂或彩绘后牢固耐用且美观的器物，具有体轻、易洗、无异味、隔热、抗酸、耐腐蚀的特性。生漆是自然界生长的漆树被割后，从伤口流出的、黏性很强的液体。早在新石器时期，古人便已发现了漆树的这一自然属性，并开始尝试着髹饰器物。1978年，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遗址第三文化层出土有一件木胎漆碗，取整木挖成，器壁髹涂朱红漆，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漆器遗留物。江苏吴江团结村和梅埝的良渚文化遗址，也分别发现了两件漆绘陶器，其中梅埝出土的一件黑陶束腰小壶上，先涂一层稀薄的棕色漆，然后再用金黄、棕红两色厚漆加绘两组绞丝纹图案。此外，江苏常州圩墩下层新石器时期马家浜文化遗址、辽宁敖汉旗大甸子和山西襄汾陶寺新石器时期墓葬，均出土有彩绘木漆器。商代、西周的漆器遗物，完整的十分罕见。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遗址的大墓中，出土了红漆木匣、朱漆盒和觚；陕西长安斗门镇普渡村西周早期墓葬中，发现一圈环绕蚌泡的漆皮；陕西宝鸡斗鸡台出土了西周晚期的车饰漆皮和漆豆等。中国上古悠久的用漆历史，虽然受到奴隶社会以青铜礼器为要务的压制，没能得到应有的发展，但伴随着春秋战国时期奴隶社会礼制的崩溃、铁器时代的来临，漆器终于在战国、两汉时期创造出极为辉煌的艺术成就，“丹漆雕畿之美”的漆器逐渐成为上流社会的宠物。
战国时期的漆器产地主要是幅员最为辽阔的楚国。楚地盛产的漆液和调漆用的桐油，以及调色用的丹砂和雄黄，为漆器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湿热的气候也为制造漆器创造了有利条件。楚国又是巫术文化的发祥地，《汉书·地理志》记载：“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绕……信巫鬼，重淫祀”，炽盛的巫风，造就了楚民族崇拜鬼神、富于想像、勇于创造、浪漫怪诞的文化和习俗。在楚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战国漆器，其彩绘装饰图案浸润着原始巫术的悠远传统，充满着浪漫主义的艺术想像。
湖北随州擂鼓墩战国曾侯
乙墓出土漆盖豆战国漆器的装饰手法以彩绘为主，另有木雕、镶嵌、针刻等。彩绘是用笔蘸调制好的各种色漆，按照题材的要求，运用不同粗细、色彩的线条，在器表勾勒交错、渲染设色，纹饰有龙纹、凤纹、虎纹、鹿纹、蟠螭纹、鸟纹、树纹、山字形纹、云纹、点格纹、三角形纹、涡纹、圆圈纹等，虽然部分保留了商周青铜器装饰图案的特点，但已变得生动和流畅，具有生机和灵气。题材内容除了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车马出行、歌舞宴乐、狩猎场景外，还描绘神话传说中的神人和神异动物，尤其是后者，更是神秘莫测、光怪陆离，笼罩着浓重的巫风。虎、鹿、鸟、蛙、蛇、龙、凤等史前图腾崇拜的动物形象与披头散发的巫师、人面兽身或兽首人身的神怪，构成了一个奇妙的魔幻世界，例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内棺，外表以朱漆为地，用黄、黑色遍饰彩绘花纹，图案繁缛，主要有龙凤、神兽、怪鸟、窃曲、窗格纹等；在头端及两侧窗格纹的两旁，有持双戈同秘或双戈戟的神兽像，当是用来表示守卫的武士。战国漆器的辉煌艺术成就和令人着迷之处，正是有了这些神异动物、神人和精怪的有机组合，才具有了动人心魄的震撼力，引人浮想联翩。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
出土云纹漆钫秦汉漆器直接承袭战国漆器的风格和传统，特别是汉代漆器，形成了空前繁荣的局面。盛极一时的青铜礼器终于开始退出历史舞台，而类冰似玉的南方青瓷尚未从原始瓷的笼罩下脱颖而出，有着悠远楚文化艺术传统和精湛制作技术基础的漆器自然成为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炫耀地位和身份的首选器具，刻上自己的姓氏或官爵，大量贮藏。从考古出土的两汉漆器的分布范围来看，漆器随汉王朝强盛的国力而远播四境，东迄朝鲜的平壤，西达敦煌及楼兰古国，南到云贵高原和华南沿海，北抵蒙古的诺言乌拉，表明漆器已成为汉代重要的生活日用品和装饰艺术品。它们是汉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习俗最生动形象的载体。
汉代漆器已具备了雕刻、镶嵌、绘画三种基本的装饰工艺技法，绘画方法的应用最为普遍。装饰纹样以流云纹、旋涡纹、菱格纹和飞禽走兽为主，沿用楚文化具有巫术含义的神人瑞兽图案、受原始道教影响的神仙羽人题材和儒家学说影响下的孝子图，均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和较高的艺术价值。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
出土漆奁东汉中晚期南方青瓷的创烧，使价廉物美的瓷器取代费工费时的漆器作为生活日用品成为可能；同时，由于缺乏诸如青铜器、玉器等礼制外衣的保护，漆器长期被国人视为“淫巧荡心”和“行滥夺目”的奢侈品，这种观念制约了漆器手工业的正常发展。两汉以降，漆器手工业开始走向衰落，工匠制作的漆器仅限于满足宫廷贵族的需求，在漆器上镶嵌金银、螺钿、珠玉等贵重物品，采用金银平脱、剔红等精雕细琢的工艺手段，制造一些华而不实的器物，如四川成都抚琴台五代前蜀王建墓出土的册匣、镜盒等镶嵌金银的漆器。这一现象一直到宋元时期才有彻底改变。
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对外贸易的需求，刺激了手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产品的丰富多样，漆器作为商品进入流通市场，成为主流。宋代墓葬出土的漆器，多为碗、盘、盒等日用器皿，但造型优美、式样翻新，色泽朴素大方。同时，宋元时期的雕漆工艺领域，出现了诸如张成、杨茂等名家，其作品颇受皇室贵族的青睐，流传至今，被收藏于国内的博物馆。此后，漆器分成官营和民营两个序列，互相媲美，至今仍是重要的工艺美术品种之一。
5.瓷器艺术品
瓷器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独创，对世界物质文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东汉中晚期在制陶技术、窑炉结构、原料选取得到改进的基础上，瓷器最先在浙江的宁绍平原创烧。由于其物理性能比较稳定，耐高温、防潮湿、不受土壤酸碱度的影响，又清洁美观、造价低廉，很快取代了陶器、漆器、铜器等在人类生活中的统治地位，一跃成为不可缺少的日常生活用具而备受人们的喜爱。其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瓷绘、雕塑和釉色装饰三个方面。
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
元青花凤头瓷扁壶瓷器绘画艺术最早出现在三江苏宜兴周墓墩西晋墓出土青瓷神兽尊国时期，江苏南京雨花台区长岗村5号墓曾出土有青瓷釉下彩盘口壶，绘“魂神升天图”。唐代长沙窑发展了这一釉下彩工艺，在碗、壶等实用器皿上题诗、作画，诗歌多为民间流行的民歌、谚语、俗语、格言等，绘画题材多见花鸟画和鱼、龙、鹿、羊、狮、凤等珍奇祥瑞动物以及抽象几何形线条装饰。宋湖南长沙窑址出土唐褐斑贴花桶腹壶元时期的磁州窑继承了唐、五代长沙窑瓷绘艺术风格，在白釉地上用黑彩绘出飞禽走兽、人物故事和钓鱼、玩鸟、蹴球、赶鸭、放鹌鹑、抽陀螺等婴戏场面，并在瓷枕上题写当时流行的诗、词、曲。北宋灭亡后，部分磁州窑的工匠南迁至江西吉安创设吉州窑，生产具有磁州窑风格的白地釉下彩绘瓷器。磁州窑和吉州窑对景德镇釉下彩青花和釉里红瓷器的生产有着巨大影响。元代江西景德镇烧制成功成熟的青花和釉里红瓷器以后，使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一脉相承的陶瓷绘画艺术找到了最后的归宿，在明清时期的瓷器制造业中散发出耀眼的光彩，至今仍久盛不衰。
陕西彬县城关镇东关村
出土北宋耀州窑倒流壶瓷器的雕塑艺术在六朝青瓷制作中达到了第一次高潮，吴、西晋时期塑成动物形状的器物格外流行，主要有蛙形、鸟形水盂，狮形、羊形插台，熊形尊和江苏苏州虎丘塔出土五代越窑青瓷莲花盏托灯，虎形虎子等，生动逼真。此外，在瓷器的壶流和罐的肩腹部也常常贴塑铺首衔环、鸡首、羊头、虎头等，把手塑成龙形，器盖贴塑飞鸟作钮。南北朝时期的青瓷普遍刻划莲花纹饰，堆贴的莲瓣纹更具质感。隋唐五代的装饰比较简单，仅以几条垂直的划纹使光素的器表产生节奏感，质朴大方，制作简便，适于大量生产，故南北各窑均喜采用。唐代长沙窑生产的瓷器还大量使用堆贴装饰，多在壶腹或流下贴塑双鱼、对鸟、舞乐胡人、狮子等。宋代瓷器的雕塑艺术再次达到繁荣，著名的有定窑的印花装饰，题材以各种花卉为主，采用缠枝、转枝、折枝等手法，讲求布局严整；磁州窑的白釉剔花装饰，将纹饰以外的地子剔去，使纹饰具有浮雕的立体效果；耀州窑与越窑的刻划花装饰，线条娴熟流畅，有游鱼、海水波涛、飞凤、对蝶等图案，生动活泼。
瓷器表面的釉层有着迷人的魅力。光润的釉面能增加瓷器视觉和触觉上的美感，绚丽的釉色更是中国古代陶瓷工匠创造的独特装饰手法，具有自然天成的审美效果。釉色作为一种奇异的装饰手段，以对釉料配方比例的深刻认识、对窑炉火温的控制自如为前提，釉料中不同化学元素的含量、窑炉烧造的不同气氛，都对釉的呈色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它的出现是瓷器制造业发展到较高水平的产物，是制瓷工匠长期烧造经验的积累。这一新颖的瓷器装饰手段，始于唐代，宋代鼎盛。唐代的越窑青瓷，在陆羽的《茶经》中被列为“类冰”、“类玉”的上品，在诗人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中被形容成“千峰翠色”，从此，越窑“秘色瓷”名扬天下。此外，唐代的寿州窑、铜川窑等瓷窑还烧造黄釉、黑釉、花釉瓷器；宋代的龙泉窑将越窑的青色发挥到了极致，创烧出粉青、梅子青釉瓷器，犹如人造的青玉，巧夺天工。宋代的建阳窑、永和窑创烧成功了兔毫盏、油滴釉碗、玳瑁盏等黑釉瓷器。宋元钧窑的制瓷工匠更是把釉色装饰技术进行革新，成功地烧制了铜红釉瓷器，呈现出天青、天蓝、月白、玫瑰紫、海棠红等姹紫嫣红的缤纷色彩。
6.丝织艺术品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和织造丝绸的国家，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墓葬和商代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青铜礼器表面，都粘附有纺织品痕迹和残片。据专家初步鉴定，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丝织物主要有麻织物、丝织物、用朱砂涂染的平纹丝（绢）织物、单经双纬和双经双纬的平纹变化组织、回形纹绮和纱罗组织的大孔罗等六种。
新疆民丰汉尼雅遗址大
沙漠1号墓出土蓝白染花棉布汉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统一的封建大帝国，张骞出使西域，贯通了欧亚大陆的陆上交通，著名的“丝绸之路”沿线，留下了许多文物古迹。由于西北地区气候干燥、降水量稀少、地下水位较低，使极易腐朽的古代织绣品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考古发掘出土的古代丝织品绝大多数来源于甘肃、新疆地区的墓葬和遗址。1959年，新疆民丰汉代尼雅遗址出土了染色的丝、毛织物，其中一块织物上，有圆点和锯齿纹花边及米字网格几何纹；另一块除了边饰小方格纹外，还有半身裸女像和长龙、鸟兽纹饰。南方气候湿热，地下水丰富，对丝织品的破坏很大，然而，由于汉代长沙地区的墓葬使用石膏泥封棺，密封性强，使得棺内的尸体和服饰保存良好。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刺绣衣物和丝织品达40件，其中包括单幅6件、完整衣物18件，品种有锦袍、香囊、手套、几巾、镜衣、夹袱等。汉代的织锦图案内容多为祥禽瑞兽、吉祥图形、几何图案等，有神奇的辟邪、高昂的雄鸡，有寓意“压子”的鸭子和象征长寿的老鼠，更有“延年益寿大宜子孙”和“万世如意”等吉祥文字与华美的图案交相辉映。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绍伯
墓出土隋代联珠“胡王”锦唐代，“丝绸之路”再次畅通无阻于河西走廊、天山南北，中西文化的交流带来了艺术的异域风格，对唐代手工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金银器、陶瓷器、丝织品等造型特征、装饰纹样无不清新灿烂、生动感人。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晋唐墓葬出土了极为丰富的丝织艺术品的实物资料，可以辨认出的有锦、绮、绫、罗、纱、绨、纨、绢、缣、刺绣、染缬等。织锦图案则以植物忍冬花、小团花、瑞花和龟背、采条、棋局纹样多见，高昌国延昌二十九年（589年）唐绍伯墓出土了“胡王”锦和对鸟“吉”字纹锦，“胡王”锦的主要花纹区是黄色地上以红、绿等色经线显花，每一个花纹循环单位由一人执鞭牵驼，间以“胡王”二字，并绕以半圆圈组成；对鸟“吉”字纹锦，白色或绿色地上以绿、浅蓝或白、深蓝等色间显花，花鸟图案为对鸟、花树，间以汉文“吉”字。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出土的丝织品多散置于地宫各室砌石地面，按封藏情形约可分成两大类，1.原物为皇家贵胄的供奉品，一般以专门箱箧盛放，如织锦衣物、蹙金绣衣物、白藤箱中的匹料等；2.作为其他遗物，如金银器皿、宝函的附属品，如锦绣包袱之类，由于保存情况欠佳，绝大部分丝织品材料尚未整理出来，据对织物残片的分析，主要以平纹绢、纱、绫最多，其次是罗、锦和非常精美的织金锦等。
7.金银艺术品
古代最贵重的金属，无过于金、银。据考古发掘资料证实，中国的黄金制品至迟出现在商代：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金箔、郑州商代遗址出土的夔凤纹残金饰件，北京平谷商墓出土的金钏和金耳环，特别是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晚期遗址祭祀坑出土的金杖、金面罩等，代表了中国古代金银工艺的最高成就。我国对银的使用最早见于春秋时期的银错铜兵器，而银制品出现于战国时期，有安徽寿县出土的“楚王室客为之”铭文银轪、河南洛阳金村出土的“甘孝子”铭文银轪。
四川广汉三星堆商晚期
遗址出土金面罩人头像中国古代金银器具有自身独特的发展模式。由于缺乏人类意识形态观念上的促动，它们一直处于从属地位；汉代漆器、六朝青瓷的迅猛发展，也对其制造有所制约，因此，唐朝以前的中国金银器发展非常缓慢，人们较多地注重它们的经济价值，制成金质货币“郢爰”流通，打成金饼、马蹄金作为财富拥有，即便制成器物，也多为带钩、耳环、戒指、项链、牌饰、冠饰等小件首饰。1992年陕西宝鸡益门村春秋大墓中出土的104件（组）金银器，多为带钩、带扣、泡、环、络饰、串珠，或铁刀、铜刀的金柄。1982年江苏盱眙南窑庄窖藏出土的汉代金兽，算是比较罕见的大型金器，铸一豹匍匐，通体锤出斑状花纹，颈部圆环上有一纽。然而，作为器皿的金银器非常少见，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墓出土的银盆、银裈，据其铭文可知是沐浴器具。直到唐代，由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受波斯萨珊王朝的金属工艺影响，金银器皿才大量出现。
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唐窑藏
出土鸳鸯莲瓣纹金碗唐代金银器大多出土于因战乱而埋于地下的窖藏，墓葬、佛塔地宫也有零星发现，出土地点主要集中在陕西、内蒙、辽宁、甘肃、江苏、浙江等省区，尤其以唐都长安城附近居多。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270件金银器，有碗、盘类食器，杯、壶、碟类饮器，罐、盆类容器，盒、锅类药具，熏炉类杂器。器物成形以钣金和浇铸为主，切削、抛光、焊接、铆、镀、刻凿等工艺技术已普遍使用。器物装饰中，把传统的龙、虎、朱雀、云卷等纹饰与外来的葡萄、莲花以及对称的花草、鸟衔花带等纹样巧妙地组合在一起。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地宫出土的121件（组）金银器，主要有食容器、熏香器、茶具等生活用具和菩萨像、香案、灯、臂钏、棺椁、宝函等供养器，以及如意、钵盂等法器。
天宝十四年（755年），曾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发动武装叛乱，渔阳鼙鼓打破了唐玄宗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也使国力由盛转衰。然而，唐代后期的金银器却因进奉朝廷的需要、商业贸易的兴起，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受唐代经济重心南移的推动，北方以长安为中心的官营手工业制作唐代金银器的格局，在此时被彻底打破，南方私营金银器作坊迅速崛起，金银器工匠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唱起了主角，使其艺术风格民族化、品种类型世俗化、生产目的商业化。1982年江苏丹徒丁卯桥唐代窖藏共出土了950多件银器，有瓮、龟负“玉烛”、酒令筹、盒、盆、托子、碟、盘、碗、杯、注子、瓶、熏炉、锅、匕勺、镯等日用器具，造型和装饰已完全中国化了。
江苏丹徒丁卯桥唐窑
藏出土银龟负“玉烛”金银艺术品是专门为贵族阶层服务的，必然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密切相关。唐代以降，由于中国进入封建社会的保守落后阶段，国力衰败、政局动荡、外族入侵，金银器艺术的发展受到了阻碍。虽然宋元时期的金银器在全国各地的墓葬或塔基地宫中偶有出土，但器形主要以佛像、盛放佛舍利的金银棺椁和小件的金银首饰为主，用具类金银器数量锐减；由于缺乏新的民族文化交流，装饰艺术创造失去了活力，后世的金银器再也未能重现金光闪闪、银光熠熠的唐代金银器富丽堂皇、光彩夺目的面貌。
浙江余姚新石器时代河姆
文化遗址出土双鸟朝阳牙雕片
8.骨雕、牙雕艺术品
河南安阳商晚期殷墟妇好墓
出土象牙夔鋬杯狩猎是史前人类最基本的生产活动之一。古人用猎物的血肉填饱肚子、用毛皮保暖、用骨骼做成各种各样的工具或人体饰品，甚至乐器，如山顶洞人磨制的骨针和穿孔兽牙、河姆渡先民制作的农业工具骨耜、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墓葬出土的乐器骨笛等。在对动物遗骸的改造利用中，人类认识了象牙表面光润、质地细密的独特属性，雕刻了无数象牙制品，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文化遗址出土了精美的刻纹牙雕片、鸟形牙雕、牙雕小盅、双鸟朝阳牙雕片、牙雕蝶形器等象牙器，阴线雕刻的线条圆直曲折、流畅自如，既有几何图形，更有栩栩如生的动物形象，这在尚未出现金属工具的石器时代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也出土有工艺精湛的骨雕和牙雕制品；在刘林、大墩子墓葬中不但发现有雕刻花纹的小骨珠、骨雕筒、骨梳和剔地透雕或镶嵌绿松石的骨筒、象牙筒，还有玲珑精致的17齿象牙梳以及众多的雕花骨匕；如此丰富多彩的骨、牙雕品，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诸文化体系中并不多见，也可以说骨雕工艺的发达是大汶口文化的特点之一。
商周时期，由于金属工具的应用，骨雕、牙雕的制作进入繁荣时期。河南安阳殷墟出土有象牙杯、象牙碟、镶嵌绿松石的雕花象牙碗、象牙号鸟尊、雕花长齿高背象牙梳和数以百计、用以镶嵌的象牙饰片。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一把骨梳，两面都刻兽面纹，顶端正中刻一小鸟；象牙夔鋬杯的杯身高大，镶嵌绿松石，通体雕刻繁缛精细的夔龙纹连续图案和兽面纹连续图案，杯把上段雕刻抬爪勾嘴的鹰，下段雕作弯首曲尾的夔龙。
由于自然生态环境的改变致使大象的生活遭到威胁，象牙来源逐渐枯竭。秦汉开始，象牙成为稀有珍品，即使湖南长沙马王堆的墓主人具有王侯身份，也无缘用象牙制品随葬，只能以装满竹筒的木制象牙、犀角模型代替，同时在竹简上刻意写上：“木文犀角、象齿一笥”以装点门面，显示其生前的财富。因此，在秦汉以后的墓葬和遗址中，很难发现牙雕实物。直到明初郑和航海下西洋，从海外输入了犀牛角和象牙原料，中国的牙雕艺术才再次复苏，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五）其他艺术品
瓦当是古代建筑檐头筒瓦前端的遮挡，就目前的考古发掘资料证明，最早出现于西周时期。在陕西扶风召陈村西周晚期大型建筑基址中，曾发现有很多不同形式的板瓦和筒瓦，还有与青铜器重环纹相像的半瓦当。战国晚期出现圆形瓦当。
一般来说，凡是古代的宫殿、官署、宗庙、祠堂等大型建筑遗址，都有瓦当出土。作为建筑物外观装饰的构件，瓦当表面一般均有动植物图案或吉祥文字。战国时期的半瓦当有素面或装饰花纹与文字两大类。早期装饰纹样以鹿、獾、羊、鸟、狗等鸟兽为主，中晚期出现了鱼、龟、蝉、蝴蝶和菊花、葵花或变形植物纹，单线卷云纹、双线卷云纹、连云纹和各种绳纹、方格纹、斜格纹、花蒂纹、曲尺纹、树纹等大量出现。秦代瓦当装饰图案直接继承了战国晚期的风格，其内容“从初期的动物题材逐步扩大为植物、云纹，并且开创了以文字作为瓦当图案的主题装饰，是我国瓦当图案发展史上题材最广泛、内容最丰富的一个时期”，陕西省临潼秦始皇陵一带出土的圆瓦当，以葵纹等植物和变化云纹为主要装饰，或模印“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等吉祥文字。汉代瓦当主要发现于汉长安城的长乐宫、未央宫遗址，以卷云纹饰常见、动物纹饰罕见，刻“万岁”、“长乐未央”、“长生未央”、“与天无极”等吉语，篆书为主，隶书为辅，偶见鸟虫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瓦当在作为六朝故都的南京时有发现，装饰除了承袭传统的云纹和吉祥文字外，受佛教的影响出现了莲花纹和忍冬纹，始见兽面瓦当。唐宋时期的瓦当装饰以莲花纹常见，早期双瓣突起；晚期的莲花单瓣低平；到了五代和北宋初期，莲瓣纹演变成长条状，与菊花相似；宋代中晚期，兽面瓦当逐渐取代莲花瓦当的统治地位，并一直延续到明清。
秦汉瓦当上的文字，很早就引起了金石学家的重视而被摹拓下来著录、研究。随着现代考古学家对古代历史文化名城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将得到越来越丰富的瓦当实物。它们将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雕塑和书法艺术的重要资料。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
北朝墓出土团花剪纸中国古代艺术品的种类纷繁复杂，除了上述绘画、雕塑、碑刻书法和工艺美术品之外，还包括音乐、舞蹈、乐舞百戏、剪纸、面塑等艺术品。音乐艺术品以各种质地的乐器为代表，从史前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埙、骨笛、骨哨、石磬、木鼓，商周文明社会流行的青铜钟、磬、铙、铃，到封建社会时期的琴、瑟、竿、笙、琵琶、箜篌、觱篥、拍板等，揭示了中国古代音乐艺术发展的轨迹。中国古代舞蹈和乐舞百戏艺术品与史前时期的彩陶艺术品、两汉时期的壁画、陶塑和玉雕艺术品部分重合，它们既是彩陶、壁画、陶塑、玉雕等艺术品的创作题材，又是不可多得的研究古代舞蹈和乐舞百戏艺术形式的重要参考资料。剪纸、面塑等古代艺术品至今仍广泛流行于民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中出土的六朝时期的剪纸作品和唐代的面塑动物形象，为研究民间艺术的发展史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艺术考古学拓展了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的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