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青铜器的发展历史
中国的青铜器在原始社会后期开始萌芽，夏代初步发展。商周鼎盛，其中商前期的制作轻薄，纹饰简单，商后期和西周前期的制作厚重、华丽，纹饰多饕餮、夔龙及各种动物及几何纹。春秋战国时期比较繁荣，春秋前期风格简朴，纹饰多为粗线条的窃曲纹、重环纹，并有长篇铭文出现。春秋后期到战国，制作轻巧，纹饰以动物纹、蟠螭纹及云纹为主，也有用细线雕刻的狩猎、攻战、宴乐等画面，或用金、银、红铜、玉石等镶嵌的图案和画像。秦汉时期则变革、兴旺，两晋南北朝至隋唐走向衰落，宋元明清则多仿古和作伪。
1青铜器的萌芽
中国古代青铜器最早发现在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实物是一件半圆形残铜片，经科学测定，为含锌25%的黄铜。1977年在甘肃东乡马家窑遗址和1975年在甘肃永登连城蒋家坪马厂遗址各出土了一件铜刀，马家窑文化遗址的铜刀特征是凸背，刃微凹，刀身前部呈弧状，刀把与刀身分界不明显；马厂遗址的铜刀已残，只存刀体的前半部，刀呈凸背凹刃状，两者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古代青铜兵器。晚于马家窑文化的齐家文化遗址和墓葬中，也出土了以工具和装饰品为主的红铜和青铜制品，主要有甘肃武威黄娘娘台出土的凸背凹刃的长条形刀、凿、长方銎铜斧、铜锥、圆形指环等。甘肃广河齐家坪出土的素面铜镜以及青海贵南尕马台出土的七角星几何纹镜等。1976年甘肃玉门清泉火烧沟齐家文化后期的墓葬中也出土了200多件红铜器与青铜器，以刀、斧、锥、锤、凿、镢、镰等工具与装饰品居多，还发现了镞与镰的石质范。另外，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些龙山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红铜、青铜制品，这些铜器的出现，为青铜时代的到来奠定了物质文化基础。
2夏代青铜器
约前21世纪至约前16世纪的夏朝，仍处于铜石并用时代。出土的青铜工具主要有锛、凿、锥、刀、鱼钩等。其中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铜锛为扁平体，横剖面呈梯形，弧形刃，长114cm、厚05cm，刃宽29cm。兵器有铜镞、铜戈与铜戚。容器有爵、斝和鼎等。在二里头文化中尚未发现青铜农具。
3商代青铜器
商代早期的青铜器，以河南郑州二里冈文化遗迹为代表，大都直接模仿陶器，器壁较薄，多平底，足作锥柱状。装饰纹样常见的有饕餮纹、夔纹、龙纹、虎纹及人形纹等，一般不用回纹作地纹。食器主要有鼎、鬲、甗；酒器主要有爵、觚、斝、尊、罍、盉、卣；水器主要有盘、盂；兵器与工具主要有戈、矛、戟、镞、刀、锛、凿、斧、锯、鱼钩等。商后期的青铜器以安阳殷墟5号墓出土的为代表，该墓随葬的青铜礼器多达200余件，其中食器主要有鼎、簋、盂、三联甗；酒器有方彝、偶方彝、尊、方罍、壶、瓿、缶、斝、盉、爵、觚、觯、卣等；水器有盘；乐器有铙。另外，还有象生铜器，如象尊、号鸟、尊、猪尊等，形象逼真，栩栩如生，既是实用品，又是青铜艺术雕塑品，如湖南醴陵发现的铜象尊，四足敦实如柱，身体圆浑，长鼻为注酒口，设计极富情趣。这时的纹饰，不但有主纹，还有衬托花纹。既有写实的动物（如鸟、蚕、蝉、象、鱼、龟等），又有幻想的动物（如饕餮纹、龙纹、夔纹），还有云雷纹、圈带纹、弦纹、涡纹、乳钉纹等，丰富多彩，繁缛富丽。
青铜礼器是商代神权和王权的象征，造型和装饰必须要体现稳固庄严与神秘的威慑气氛，所以大型的青铜礼器一般都造型端庄浑雄，装饰纹样采用细密的云雷纹衬底，以点缀衬托出浅浮雕对称兽面纹主题的华美狞厉。1939年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是商代后期王室的著名青铜祭器。其长方形，立耳，柱足。腹部主纹饰饕餮纹，双耳饰两虎食人头纹，足部饰兽面纹。腹内壁铸铭文“司母戊”三字。通高133cm，横长110cm，宽78cm，重875kg，是中国目前所知最大的一件青铜器，现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4西周青铜器
西周的青铜器在初期多沿袭商代后期的特征，中、后期则出现了本时代特色，带有长篇铭文的青铜器其历史价值甚至超过了文献史料。西周前期青铜器物的种类中，其食器主要有鼎、甗，豆不多见。爵觚等酒器的数量较商代减少了许多。陕西宝鸡茹家庄和长安张家坡出土了3件一组的甬编钟，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编钟。西周中、后期青铜器物的种类酒器爵、角、斝、觚、觯、方彝等基本消失，壶、罍、盉、尊、鸟兽尊继续保留。盛食器的簠、盨，注水器的匝是新出现的器种。兵器增加了戟，兼有戈和矛的功能。在器形上鼎、甗多作蹄形足，壶一般有套环双兽耳，戈援前锋多呈三角形。西周青铜器的装饰纹样主要是窃曲纹，《吕氏春秋》载，“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兽面纹和夔纹也是主要题材。西周中晚期常用纹饰为重环纹及几何纹，其中几何纹所表现的是蝉、夔龙、象等的变体，将具象分解或简化，最后变成抽象的动物形乃至面目全非的几何形。另外，还有重环纹、勾曲纹、垂麟纹、环带纹、鸟纹及瓦纹等。
5春秋战国青铜器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应用，已失去祭祀和礼器的特性，向日常器物方面发展，出现了许多以实用为主的用品。特别是青铜冶铸业的发展变化，使青铜器的造型及纹饰有了进一步的革新与创造。1954年至1955年河南洛阳中州路春秋战国墓出土的铜制器物有容器、兵器、服饰器、工具等，对研究铜器铸造和装饰特点提供了实物。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楚墓中，出土了一套13件的编钟，另外还有礼器、生活用器、彩绘铜镜以及削制竹简的铜工具等，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春秋时期的青铜器，食器和乐器类的数量较多。食器中的鼎、鬲、甗、簠、豆有所发展，并新出现了敦（用作盛食或煮食）。酒器有壶、缶等。水器有匜、盘、盆、鉴、瓢、勺等。乐器除沿袭西周时代的甬钟外，又出现了可以正悬的钮钟和镈钟。兵器有戈、矛、戟、剑以及戈、矛的附件钅尊、镦等。车马器有车、车辖、马銜、带扣、铜泡、铜环等。此外还有一些青铜工具，如铜钅矍、铜锛、铜廉、铜削等。
战国时期的青铜器，礼乐器在数量和比例上逐渐减少和缩小，日常生活用器则逐渐增多，钟鼎之器占的数量很大，钟必成编，鼎必成列，反映了贵族宴飨的奢侈生活，如四川涪陵出土的错金编钟为14件一套。湖北随县出土的悬挂在曲尺形钟架上的三层八组65件钟，总重量达2500kg以上，该钟的出土令世人惊叹。常见的青铜器除鼎外，还有鬲、甗、簠、豆、敦、壶、尊、盂、罍、盘、匜鉴及多种鸟兽尊等。青铜容器的组合中还出现了小件的附件，如匕、勺、鼎勾等。灯、炉、箕、铜饰等也有发展。青铜武器主要有戈、矛、剑、镞、弩机等。另外，还有带钩、铜镜、玺印、符节、货币等。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装饰纹样，最常见的有蟠龙纹、蟠虺纹、蟠（缠绕叠压）螭（无角的小龙）纹、目羽纹（羽状纹中饰一目形）、绳索纹、贝纹、云雷纹等。最具成就的是采用镂刻和镶嵌的技术，把绘画的形式揉入青铜器的装饰图案之中。这些装饰图案刻画了许多现实生活的场景，有宴乐、演礼、狩猎、采桑、战争等多方面的题材，具有独特的线刻或剪影式的写实风格。1965年出土于四川成都百花潭的镶嵌宴乐狩猎纹壶和河南汲县山彪镇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鉴，场面都宏大壮观，描绘了战国时代君王贵族施礼行政的各种情景，画面丰满，雕刻精致，结构严谨，比例和谐，人物鸟兽造型生动。人物、景物等互不遮掩重叠，可任意伸展连续，从而形成强烈的装饰效果。雷圭元先生称这种经营位置法为“平视体”。
6汉代青铜器
汉代的青铜器以生活日用器皿为主，装饰纹样以素面最为流行，比较华贵的则施以鎏金及装饰金银错。品种主要有鼎、釜、甑、鍪、钅焦斗、钟、钫、耳杯、樽、盉、盘、洗等。新出现的及在原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灯、博山炉、熨斗、炉、漏壶、案等。还有货币、符、节、带钩、铜镜、玺印、度量衡器及边远地区的贮备器、铜鼓、装饰品、艺术品等。青铜雕塑品也有发展，著名的马踏飞燕（也称铜奔马）铜塑，于1969年出土于甘肃武威台东汉墓，马的造型为抬头扬尾，三足腾空作飞奔状，右后腿踏着一只飞燕，体态极为优美。广西合浦出土的铜屋模型，甘肃灵台山出土的铜俑，河南偃师出土的铜奔羊等，都是极珍贵的青铜工艺品。在纹饰上，有羽毛纹、三角形纹、菱形纹、回纹、柿蒂纹、锯齿纹、几何纹及马、牛、羊、犬、鹿、虎、豹、龙、凤、鱼等。各种动物形象或伫立、或张望、或奔驰、或缓步，极为生动。云南的铜贮备器，常铸有立体浮雕，内容主要为杀人祭祀和捉缚俘虏的场面，也有表现农业和手工业劳动的场面。中国西南地区的云南、广西、四川、贵州、广东、湖南等地的少数民族，在古代流行制作铜鼓，造型基本为圆墩式，鼓身由鼓胴（鼓胸）、鼓腰和鼓足组成，胴与腰交界处铸对称的双耳。常见的装饰纹样有太阳纹、蛙纹、鹭鸟纹、竞渡纹、羽人舞蹈纹、云雷纹及马纹等。最早的铜鼓是作为乐器使用的，也常作为财富的象征。
7三国两晋南北朝青铜器
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主要沿袭汉代传统，总的趋势是衰落。其原因可能是青瓷的发展及佛教的兴起，一方面各种生活用品由青瓷取代，另一方面使用了大量的铜铸造佛像。日常生活用器主要有釜、勺、钅焦、斗、勺、酒樽、洗、耳杯、博山炉、灯、炭炉、熨斗、唾壶、铜镜等；兵器有刀、弩机等；车马器有镳、辖等。铜器大都以素面为主，少部分铜器饰有简单的弦纹，铜洗中饰有鱼纹。铜佛是具有时代特色的一个品种，《洛阳伽蓝记》载，洛阳在迎佛日各庙宇的金铜行像多达3000余躯。《魏书》记载，在魏献帝时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用铜50000kg，高达13m多，反映出当时制铜工艺为宗教服务的巨大规模。
8唐代青铜器
唐代青铜器遗物甚少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瓷器的发展。铜器出土最多的是铜镜，唐中宗时曾“令扬州造方丈镜，铸铜为桂树，金花银叶，帝每骑马自照，人马并在镜中。”生活用器包括食器、酒器、水器等，主要有碗、壶、勺、盆、盂、钵、钅焦斗、洗、匜、杯、罐、盒、灯、净瓶、炉、刀、锁、镊、勾、笔架、钟、符、铜镜等。1983年在湖北黄石市新下陆发现一件盂，器为圆形鼓腹、敛口、圆底。盆的形制主要有直腹、平底、大折沿；侈口、平底、弧形腹；直口、平底、深腹。大型铜钟的铸造反映了唐代青铜铸造业的发展水平，西安博物馆陈列的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铭文大钟，铸造精工，重约6000kg，高247m，口径165m，钟口为外侈的六角弧形。钟身布满精致的纹饰，有舞狮、翔鹤、凤、龙、云、宝相花等。还有睿宗李旦御笔铭文18行，共292个字。新疆吉木萨尔出土的铜镇纸，为一蹲兽状，既可镇纸又能作案头摆没，非常实用。总之，唐代的青铜制品，器物轻薄实用，以素面为主，少见装饰，有些贵重铜器以鎏金为饰。
9宋元明清仿古铜器
宋至清代，铸造货币及生活用器常常以黄铜代替青铜，铜制品的种类主要是货币、铜镜及铜造像等。
宋元明清仿三代铜炉宋代的日常生活用器主要有鼎、锅、勺、筷、壶、觚、执壶、盘、罐、瓶、净瓶、灯、炉、蜡台、香熏、笔架、钹、镇、权等。辽代的铜制品主要有釜、钵、勺、盆、执壶、权、铃、铜面具以及铜丝制的手套与足套等。元代铜器种类主要有鼎、爵、盘、罐、碗、盆、鼓、铃、权、盒、笔架等。明代铜制品种类有鼎、盨、锅、盆、盆架、壶、炉、钟、砝码、墨盒、镊、钩、腰牌及宗教造像等。宣德年间宫廷铸造的宣德炉，是明代铜制品的重要一类。宣德炉的特点是圆腹、侈口，口沿两立耳，三乳形足，暗紫色器身上饰有大小不等的金片，外底中心部位有“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楷书，明代铜器在制作工艺上有洒金、嵌金银丝、錾花等多种技法。清代的铜制品，除日常生活用具外，立体动物雕塑极有特色。故宫目前保存的清代铜狮中有的胸前或铜座上还刻有“大清乾隆年造”字样，它们都蹲踞在铜座或石座上，作张口露齿状，颈上有髦，颈下系铃和缨络。造型生动，栩栩如生。另外，故宫内还陈设许多动物雕塑，如太和殿露台上的铜鹤、铜龟，储秀宫前的铜鹿、铜龙，翊坤宫前的铜凤、铜鹤等，都是铜制艺术品的精华。铜薰炉是清代的实用器具，器外表常鎏金或镶嵌宝石和水晶。这一时期的一些少数民族，如藏族等的铜器制作也很精致，外表常镀金。
二、青铜器的造型
中国古代青铜器，大体可分为青铜食器、青铜炊器、青铜酒器、青铜水器、青铜乐器、青铜兵器、青铜工具等。
1青铜食器
青铜食器是古人用来盛稻、梁等熟食的工具，主要有簋、盂、盨、簠、豆等。有些食器还有盖，以便保温或盛食物。
（1）簋类似现在的大碗，一般为圆腹、侈口、圈足，西周、春秋时期多有盖。种类大体分为无耳簋、两耳簋、四耳簋、方簋等。
（2）盂形状像有附耳的簋。侈口、深腹、圆足，有附耳，个别为方盂，使用年代主要为商代和西周。
（3）盨西周中期开始出现，沿用至春秋，造型为椭圆形，敛口、两耳、圈足或四足，有盖，盖上一般有4个矩形钮。
（4）豆类似现在的盘，下有把、圈足，大多有盖。西周时期的豆为浅腹、束腰、多无盖无耳，春秋时期的豆有耳，足增高。战国时期豆腹变深，豆把细长，盖上有提手并可仰放。
（5）簠流行于周代中期，战国以后渐衰退。造型为长方形，口外侈，盖上有两耳，短足，盖与器物的形状大小相同，合上为器盖，打开则成为相同的两器。
2青铜炊器
青铜炊器是古人烹制食物的炊具。大致可分为鼎、鬲、敦、甗、釜等。
（1）鼎相当于现在的锅，造型多为圆形，有三足和双耳，主要包括柱足鼎、扁足鼎、尖足鼎、马蹄鼎、四足方鼎等。商代以前多圆腹尖足，商以后多圆腹柱足，西周后期呈蹄形足，战国至汉代蹄足变短并加盖，秦汉鼎多敛口、硕腹、附耳、三短足，均有盖，盖上有三环。
（2）鬲煮粥的器物，一般有三个中空足，以便于加热，口沿外倾为侈口。流行于商至春秋。
（3）敦特点是盖与器各为半圆，合二为一个球体，有二环耳。分三足敦和无足敦两种，盛行于战国时期。
（4）甗相当于现在的蒸锅。一般分上下两部分，上为甑，用以盛食物；下为鬲，用以装水。甑、鬲之间有一层带孔的铜片，称为箅，可透过蒸气。有独体甗，合体甗和方甗三种。
3青铜酒器
青铜酒器包括爵、角、斝、觥、觯、觚、杯等。
（1）爵用于温酒和饮酒。一般为圆腹，前有流，后有尾，并有三个尖高足。种类可分为柱爵，一柱爵、无柱爵及方爵等。盛行于商代，西周较少，战国以后已很少见。
（2）角似爵但无柱，两端无流，只有两长锐角。品种有卵底角、分当角、角形角等，流行于商代。
（3）斝形状似爵，但较大。主要特征为圆口，足中空似鬲。种类有三足斝、四足斝等，多盛行于商代。
（4）觥造型为椭圆形腹或方形腹，圈足或四足，有流、鋬、盖等，盛行于商代和西周前。
4青铜水器
青铜水器是古人盛水的器皿，主要有盘、匜、鉴、盉、盆、皿和罐等。
（1）盘多为圆形浅腹，商代盘无耳，有圈足，西周至春秋时期多有附耳，足为圈足或三足，有的有流，西周晚期至战国出现了长方形盘。
（2）匜前有流，后有鋬，形椭长，有的带盖。种类有四足匜、三足匜、圈足匜、无足匜等，出现于西周中晚期。
（3）盉形状较多，一般深腹、圆口、有盖，前有流，后有鋬，下有三足或四足，盖和口之间有链相连接，盛行于商和西周。
（4）盆器形为敛口，狭唇，平底有两耳。
（5）鉴器形似盆，大口、深腹，无足或有圈足，多有耳。
5青铜乐器
青铜乐器按用途可分为祭祀、宴会、举行典礼时使用和军队中使用两类，主要有铙、钟、铃、鼓等。
（1）铙商代乐器，其形似铃而较大，有短柄中空，插入木柄后可执，以槌而鸣，三个或五个一组，大小相次。
（2）钟最初的钟大约是从商代的铙发展而来，现在所见最古的钟是西周时代的。钟一般多悬于架上敲击，柄在上而口在下。
（3）铃状似钟，平凹口，上有变曲桥形钮，古时一般挂在车、马、旗之上。
（4）鼓古代战争中常用于指挥军队进退，也用于宴会、乐舞中。
6青铜兵器
青铜兵器是从狩猎工具发展而来的，古代“五兵”指的是矛、弩、剑、戈、锻。现存的青铜兵器包括戈、戟、矛、剑、刀、镞、弩机等。
（1）戈用于勾杀，结构分头、柄、秘冒、秘钅尊四部分。
（2）戟是戈和矛的合体。商代有戈、矛分铸的戟，西周多将戈、矛合铸一体。
（3）剑剑由“身”和“茎”两部分组成。剑身中线称“脊”，脊两侧称“从”。剑茎即把手，有圆、扁两种形式。剑最早出现于周初，春秋时期渐多，至战国后流行。
（4）刀刀的形制较多，有长刀、短刀之分，盛行于商代。
（5）镞即箭头，有双翼、三棱等状。商代至西周多为双翼式，春秋后多三棱式和圆锥式。
7青铜工具
传世的金属工具，以铁制为多，铜制较少。主要有铲、镢、铧、锄、斤、锯、凿、锥、削等。
（1）铲铲土除草用的农具。商代的铲形体较长，西周铲较小，战国时期的铲向方形演变。
（2）锥穿孔用的工具。商代的锥形为细长扁条形或细长条形，战国和汉代时有的末端有环，可以穿系佩带。
（3）镢破土起土用的农具。体较长大，单斜面或双斜面刃，顶端有长方銎，銎中安方木，方木上装柄，柄与镢体成直角，有的铜镢上部装饰有花纹。最早见于商代，春秋战国时较多。
三、青铜器的装饰
青铜器上的纹样，常装饰在器物的腹、颈、盖和足部。纹饰的内容主要有动物纹（饕餮纹、夔纹、龙纹、凤鸟纹、蟠螭纹、象纹、鱼纹、蝉纹、龟纹、蛇纹、兔纹、犀纹、鹿纹、虎纹、蚕纹、蟾蜍纹等）、人物纹（宴乐、狩猎、战斗、采桑、人面、羽人、竞渡等）、几何纹（云雷纹、瓦纹、线纹、鳞纹、环带纹、重环纹、方格纹、窃曲纹、卷云纹、乳钉纹、波形雷纹、绳纹、弦纹、圈带纹、粟纹等）。青铜器的纹样同陶器纹样有许多相同之处，但比陶器更丰富。构成形式有单独、适合和连续等式样。制作技法多为陶模翻铸或镶嵌及刀刻，个别也有漆画和上彩的。
1动物纹装饰
（1）饕餮纹也称兽面纹，是一种想像的图案化的兽面。造型为大眼、双角并有鼻等，表现形式多为对称。常施于鼎的腹、腰及口下。《左传·文公十八年》载，“缙云氏有一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此三凶，谓之饕餮。”杜预注，“贪财为饕，贪食为餮。”商至西周极盛，并多衬有云雷纹，西周后期，常用于器耳或器足上的装饰。
（2）夔纹一种近似龙纹的怪兽，常见于商代纹饰中。特征为一角、一足、张口、卷尾，一般多描绘其侧面。变化形象很多，如两头夔纹、蕉叶夔纹、三角夔纹、蟠夔纹等，以适应不同部位的装饰。
（3）龙纹《说文》载，“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是一种综合创造的传说中的动物形象，古人以它为最高祥瑞。龙头有双角，目如凤，身似蛇，多为蟠曲形状。商周青铜器上的龙纹，基本似蛇呈蟠曲状，有耳、无角、无足，龙身排列有两行规则的鳞纹。
（4）凤纹凤为群鸟之长，是羽虫中最美者，飞时百鸟随之，被尊为百鸟之王。青铜器上的凤纹，为羽毛美丽的鸟形，头上有上翅或下垂的羽冠，有的冠作三叉戟式，长翎垂尾或长尾上卷，作前视或回首状。凤鸟纹盛行于商至西周时期，商代多短尾，西周多长尾高冠。
（5）蟠兽纹四兽相互蟠曲扭结组成，有的四兽头聚于中央，有的四兽头分散四方，一般为对称形式，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
（6）蛇兽纹两蛇蟠曲，两兽相对，蛇兽相联，中间填以圆点或三角纹，盛行于战国时期。
（7）龟纹其形四足趴伏，伸头，拖尾，背上满缀圆斑或涡纹，多施于盘内，盛行于商代，春秋战国时期仍沿用。
（8）蝉纹蝉体多作垂叶形三角状，无足，腹有节状条纹，近似蛹，四周填云雷纹。主要装饰在鼎、爵的流上，盛行于殷末周初。
（9）蚕纹《说文》载，“蚕，任丝虫也。”头圆，两眼突出，体屈曲，似蛇，多用于器物口沿下或足部的装饰，盛行于商代和周代初期。
（10）鱼商代的鱼纹脊鳍和腹鳍各有两个，春秋战国时期的鱼纹，常见的有一个脊鳍并张口，形象较为生动，多装饰于盘内。
（11）牛纹体多圆肥，大首、一角或二角，前足作跪状。
（12）象纹《说文》载，“象，长鼻牙，南越大兽。”长鼻，象牙表现明显，象身饰螺旋纹，四周填云雷纹。盛行于商和西周时期。
（13）虎纹以侧面形构成，低首张嘴，尾上卷，两足，也有双虎组合成的圆形，从殷代中期一直流行到战国时期。
（14）兔纹长耳短尾，盛行于商或西周初期。
（15）勾曲纹中心一圆点，两边以线与另一纹饰相联结，另两边成勾曲状，盛行于战国时期。
（16）窃曲纹由两端回勾或S形线条构成的扁长形图案，中间常填以“目”形纹。盛行于西周中后期，春秋战国时仍沿用。
（17）弦纹纹形为凸起的横线，从一道至三道不等。盛行于商、周时期。
（18）乳钉纹纹为凸起的乳突，呈单行或方阵排列。盛行于商周时期，殷周之际乳钉突起较高，周初多呈柱状形。
（19）云雷纹是以连续回旋形线条构成的纹样，有的作圆形连续，称云纹；有的作方形连续，称雷纹。云雷纹常作地纹，以烘托主题纹饰。盛行于商代和西周，沿用到春秋战国时期。
（20）鳞纹形如鱼鳞，作规则排列。早见于商代，盛行于西周后期至春秋时期。
（21）重环纹由略呈椭圆形的环组成纹带，环有一重、两重或三重，有时也与其他纹饰相配出现。盛行于西周中、后期。
（22）贝纹以贝壳的形状连续排列，通常以二方连续纹样作边缘装饰。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
（23）攻战画像纹真实生动地描绘惊心动魄的水陆攻战战斗场面，以河南汲县出土的水陆攻战的战国铜鉴最为典型生动。
（24）人面形纹在商代的禾大方鼎上以人面形纹装饰于鼎腹中央位置，眉、目、口、鼻清晰，颧骨突起，目光平视，多为浮雕状。有的人面形纹头顶左右生有两角。
（25）建筑纹一般多见于战国器皿，如河南辉县出土的战国铜鉴，刻有宫殿图形；故宫藏战国铜钫也刻有宫殿图形。
铜镜艺术
铜镜是古人用青铜制作照容用日常用具，在玻璃镜未发明之前，古人都用铜镜照容。铜镜的背面，常铸有纹饰，这些纹饰与当时的社会及经济等有直接联系。所以，铜镜既是实用器具，又是精美的工艺品，是中国古代装饰艺术中的珍品。
铜镜由镜面、镜背、钮、钮座、内区、中区、外区、边缘、铭带、镜铭及主题纹饰等组成。形状有圆形、方形、葵花形、菱花形、八角形、亚字形、桃形、钟形及有柄圆形、有柄花叶形等多种。铜镜的正面一般微凸或较平，用玄粉和白旃磨擦光洁明亮后，供人使用。背面一般铸纹样，无纹样者称素背或素镜。钮在镜背的中央，有孔可供系带或手持，有柄的铜镜没有钮，常见的钮有桥形、弓形、弦形、半球形及兽形等。钮座是紧连钮的装饰，有圆钮座、方钮座、花瓣纹钮座等。边缘指镜背的最外缘，靠近钮的部分为内区，靠近边缘的为外区，中间为中区。铭带指铸有铭文的部分，呈条状、环状等。镜铭指镜背上所铸的铭文。主题纹饰指镜背的主要纹饰，如铸有叶脉纹的叫叶脉纹镜，铸有禽鸟纹的叫禽鸟纹镜，铸有十二生肖纹的叫十二生肖镜，铸有七角星的叫七角星纹镜等。
一、铜镜的发展历史
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铜镜属新石器时代的齐家文化，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迄今共发现两面铜镜：一为素镜；一为七角星纹镜，均为圆形。素镜是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甘肃广河齐家坪墓葬中发现的，圆形的直径约6cm，镜面平坦，镜背中部有一拱形环钮，无纹饰。七角星纹镜是1977年在青海省贵南县尕马台齐家文化墓地出土的，直径9cm，厚04cm，表面光滑，背面为不规则七角星几何纹图案，中间处饰有斜线纹。镜的边缘凿有两小孔，是系绳穿挂之用。
殷商、春秋战国时期铜镜已盛行，其中战国的铜镜制作精巧轻薄，多用几何形纹装饰镜背，钮较小。殷商时期铜镜的特点是镜面微凸或较平，为圆形，镜身较薄。背面纹饰简单，一般饰有数周凸弦纹，有的弦纹间饰有小乳钉及放射状竖线等。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乳钉叶脉纹镜、多圈凸弦纹镜等都具有上述特点。
西周时期的铜镜，均为形体较小的圆形状，直径大都小于10cm。镜面平直或微凸，镜背纹饰早期以素面为主，后期有重环纹镜和动物纹镜等，镜钮的形状有长方形、弓形、半环形、橄榄形等。1972年12月在陕西扶风刘家水库出土一件重环纹铜镜，直径为8cm，镜背饰重环纹，镜钮作桥形，和当时青铜器皿上常见的重环纹相一致。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墓地第1612号墓出土一件铜镜，背面饰有虎、鹿、鸟纹等，构图生动，造型稚拙，其风格和当时流行的一般纹饰有所不同。
战国中晚期盛行一种纯地纹镜，地纹有羽状、变形羽状和云雷纹等。镜钮有三轮、四轮两种。外缘素卷作扁平状，形制直径一般都在10cm左右。这种纯地纹镜的地纹，通常用一个刻有纹饰的小模刻印，作四方连续排列，痕迹一般较清楚。四叶纹镜在战国时期也很盛行，镜背的主纹饰为四叶纹，向四面作放射状排列，有的勾有叶筋，有的状若云纹，有的形似三叶。地纹以羽状纹为主，间用云纹。1977年合肥郊区桃花店墓葬出土一件战国时期的四山镜，镜为圆形，三弦钮，方钮座，座外方框。羽状地纹，钮座四角向外伸出一片花瓣，其顶端连接一四瓣花朵，花心圆凹，把镜背分成四区，每区有斜粗短双线凹面山字纹，在山字中间竖笔之右均饰一片花瓣，素窄卷缘，铜镜的直径为138cm。另外，战国时代还有金银错纹镜、羽鳞纹镜、饕餮纹镜、蟠龙凤纹镜、透雕纹镜（春秋晚期出现）、描漆纹镜及连弧纹镜等都极具时代特色。
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重要发展的时期之一，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手工业发达，大量的铜被用来铸造钱币和铜镜。因此，铜镜的数量之多，作工之精，为前所未有。汉代的铜镜，逐渐厚重，钮多作半球形，纹样除几何纹之外，还有神人和禽兽等。东汉中期又新创了浮雕画像镜。
汉代铜镜的镜体多为圆形，大圆钮，圆形或方形钮座，宽边缘，主题纹饰多呈半浮雕式，题材多种多样。南方纹饰以神兽镜、画像镜、瑞兽镜为主；北方主要以柿蒂连弧纹、方格规矩纹、盘龙纹、夔凤纹、兽首纹为主。规矩纹镜在西汉晚期、新莽和东汉时期最为流行，镜背常装饰有圆乳、四神、羽人、龙虎或几何形花纹。草叶纹镜的镜背以草叶形纹为主，常见的有八叶、四叶，有的兼有四乳、蟠螭和规矩纹等多种形式。边缘大多饰有连弧纹，以16连弧最多。神兽纹镜的主要产地在浙江绍兴，始于东汉，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镜背的纹饰通常为东王公、西王母等神人和神兽组成，多为高浮雕，有的上面还有韵体铭文或纪年，制作十分精美。1974年安徽省水电仓库工地三号汉墓出土了一件东王公、西王母画像铜镜，圆形，圆钮，小连珠纹钮座，座外有一圈铭文带，带下露出双线方框的四角，铭文为“杜氏作镜清且明，名工所造成文章，服此镜，富寿昌，十男五女乐未央，居毋事，如侯王。”其外有四乳钉把主纹饰分成四区，分别饰青龙、白虎、东王公、西王母和立着的侍者、跪着的羽人。宽缘上有锯齿纹、弦纹和流云纹。
流行于南北朝及隋唐初期的四神十二生肖纹镜，镜背的内区以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作四方配列，外区以十二生肖纹（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戍狗、亥猪）作十二格排列，每格一纹，外缘一般为锯齿纹及素缘边，有的还铸有韵体铭文或纪年。其镜一般为圆形，圆钮，钮座有连珠纹、柿蒂纹或花瓣纹等。
唐代的铜镜无论造型、题材、纹饰及铸造工艺都别具一格，一方面因为许多生活用品由铜器改为瓷器制作，金属工艺制作技术集中到铜镜上；另一方面是由于唐代形成一种以铜镜作为礼品馈赠的社会风尚。在形式上，除传统的圆形外，新创有菱花形、葵花形等形式，有柄可执的铜镜也已出现。在制作上，有金银平脱镜、贴金银镜、螺钿镜、鎏金镜、错金银镜、镶嵌镜及涂珐琅镜等。纹饰有人物故事、花蝶、鸟兽等。初唐时期的铜镜纹饰比较流行瑞兽纹、十二生肖纹及宝相花铭带纹等；盛唐主要流行瑞兽纹、凤凰纹、鸳鸯纹、花鸟纹、蜻蜓纹、蝴蝶纹、葡萄纹、团花纹、宝相花纹及人物故事纹等；晚唐则主要流行八卦纹、星象纹、天干地支纹、莲花纹、狮子纹及具有宗教含义的纹饰等。另外，唐代铜镜一般较厚重，镜体多呈银白色，表面匀净，花纹清晰，镜面微向外凸，可照全人面。大的铜镜可达65cm以上，小的仅4cm；最重的有数千克，小的仅百余克。1986年安徽合肥出土一件八卦纹镜，为“亚”字形，圆钮，菱花形钮座，座外为方折环列八卦图，用双线弦纹框入其内，其外四边各有4字篆体铭文“天地含气，日月贞明，写规万物，洞鉴百灵。”素平缘，边长178cm，镜面光亮照人。双鸾衔绶镜是唐代最为流行的铜镜之一，常见的镜背纹饰是双鸾（民间传说中象征吉祥的飞鸟）口衔长绶，足踏花枝或踩瑞云，并配以苞叶花朵、月亮、流云、奔兽、花鸟等。另外，唐代常见的铜镜还有鹦鹉衔绶纹镜、贴金贴银镀金镜、金银平脱鸾凤花鸟镜、龟纹镜、孔雀纹镜、葡萄瑞兽镜、打马球纹镜、狩猎纹镜、月宫嫦娥纹镜、盘龙镜、飞仙纹镜等。
宋代铜镜宋代的铜镜，重实用，不尚装饰。在形式上除流行圆形、方形、葵花形、亚形、菱花形外，又新创了带柄形、鸡心形、长方形、盾形、钟形、鼎形等多种形式。由于胎质较薄，多采用细线浅雕法，汉魏时流行的锯齿纹、绳纹、折线纹等已绝迹，而以连珠纹代之。宋代的铸镜产地以湖州、饶州和成都为中心，所产铜镜多有柄，且一律素地无纹，镜铭以字号商标为多，字号前往往冠以州名，姓氏，由官方严格管理生产，有刻款的才可携带。1956年江西南昌市和四川成都跳蹬河出土有宋代钟形铜镜，外形均铸成钟形，通常都无钮，素缘，镜背均以文字为饰。莲瓣形铜镜的镜身平薄似莲瓣，镜背一般平素无纹，也有铸铭文的。鼎形铜镜通常无钮，素缘，镜背以吉祥图案为主。1974年江西新建县出土一件宋代瓶形镜，镜背以梅花、月映水中为饰，无钮，素缘。这些奇异的镜型，虽然极为罕见，但它是宋代铜镜的一大特色。
元代的铜镜，在制作工艺上已不如以前讲究，铸造都较粗糙，花纹有简略的缠枝牡丹纹、云鹤纹、双龙纹及双角纹等，有的只铸出“福山寿海”等文字，多数则为素面。1972年在北京西绦胡同元代遗址中出土一件洛神纹镜，形制为菱花形，有柄。镜背中心刻铸洛神飘游于洛水之上，上有红日高照，彩云满天，下有洛水涛涛，镜缘以凸棱作边饰，此镜较为少见。
明代的铜镜，仿制古镜的风气很盛，主要仿制多种汉式镜或唐式镜。清代以后，铜镜逐渐被玻璃镜所代替。
二、铜镜的纹饰
1铜镜的装饰纹样
中国早期的铜镜，只注重它的实用性，而忽略了它的装饰性。后期的铜镜，在选用的题材上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及时代风尚有一定的关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主要有人物、动物、植物、器物、天象、地理、建筑、几何纹等，其中有关人物、植物的题材尤为广泛和精美。
商代的铜镜以素面或弦纹为主，有的在弦纹间点缀线纹，镜边缘饰有乳钉纹。西周铜镜的镜背早期皆为素面，稍后出现简单的几何纹，晚期则出现了鸟兽纹、虎纹等，纹样显得古朴粗拙。
春秋战国时期的铜镜，最早出现了人物形象，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局面。有的在主纹下满饰云雷纹、羽状纹为主的细线条地纹，形成地纹与主纹相互衬托的装饰手法，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一时期的纹饰主要有几何纹（云雷纹、弦纹、三角勾连雷纹、出字纹、菱形纹等）、动物纹（饕餮纹、兽纹、凤鸟纹、蟠螭纹、羽状纹等）、植物纹（花瓣纹、花朵纹、叶纹等）、人物纹（狩猎纹等）。春秋战国人物镜的纹饰内容均为人与兽搏斗的场面，如目前所知最早的金银错狩猎纹镜出土于河南洛阳金村，表现的是骑士搏虎图，骑士戴盔穿甲，一手持剑，一手执缰，正向猛虎刺去。1975年湖北省云梦睡虎地9号秦墓中出土了一件狩猎纹镜，表现的是二个头戴盔，赤膊，赤足，一手执盾，一手执剑的武士各与一只豹相斗的场面。所反映的场景应该是当时现实生活的一部分。
西汉前期的铜镜纹饰仍由地纹和主纹两部分组成，战国时流行的蟠螭纹、草叶纹仍是主要纹饰。蟠螭纹多为4条成S状的螭龙组成，中间配以四乳钉。草叶纹有的像花瓣，有的像叶片，外缘用16个内向的连弧纹作边饰。西汉中期的铜镜主要有规矩镜、星云镜、草叶纹镜、连弧纹镜、重圈镜、四乳禽兽镜等，已不再使用地纹衬托主纹的表现手法，主纹成为铜镜的单一纹饰。西汉晚期铜镜纹饰有所发展，各种姿态的禽兽以及想像中的神兽、异鸟（如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经常出现。人物镜出现了彩绘镜和普通镜两种形式。1963年，陕西西安红庙坡出土的彩绘车马人物镜，将人物纹饰配置于外区，分为4组，彩绘不同姿态的人物、车马、树木等，分别表现出行、狩猎、对语、谒见等内容。
东汉时期，铜镜题材进一步拓展，除双夔纹镜、云雷纹镜、蝙蝠纹镜、方格镜等，以神兽、仙人为主的形象充斥镜背，它反映了人们企慕羽化登仙、长生不死的幻想。这些神人表现的多是东王公、西王母，还有传说中的历史人物，如黄帝、神农、仓颉、伯牙、钟子期等。东汉中期的画像镜除了东王公、西王母仍为最主要的人物外，题材又有拓宽，如人物车骑画像镜中有乘车人、御人、立于车上的武士、戴冠骑马的人，还有仙人射猎、弹琴、舞蹈，羽人乘在龙背、虎背上等形象。画像镜中最为特殊的镜子是吴王伍子胥画像镜，突破了一般神仙题材，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表现于铜镜纹饰中，开创了中国铜镜纹饰表现历史、传说人物的先河。图纹分为四组，分别为越王和范蠡，越王二女，吴王，伍子胥，描写了春秋末年越王与范蠡策划谋吴的事件。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佛教盛行，铜镜纹饰中屡见佛像造型。神像有南极仙翁、神农、仓颉、伯牙、东王公、西王母、嫦娥、黄帝等，神兽主要是指四神，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另外，还有龙虎纹，翔鹤飞鸿纹，兽形生肖纹等。
隋唐时期，铜镜的新形式、新风格、新纹饰层出不穷，各种装饰纹样自由组合，显得生动活泼。螺钿人物镜充满生活气息，鸾凤绶带纹镜洋溢着青春活力，海兽葡萄纹镜象征着吉祥幸福，宝相花纹镜折射出太平盛世的光芒。唐代的铜镜主要纹饰有四神、十二生肖、瑞兽、鸾凤、盘龙、花鸟、海兽、忍冬、蔓草、葡萄、瑞花、宝相花、八卦、万字纹及人物故事等。
花鸟纹饰以花枝和鸟鹊相间构成为主，在鸟雀、鸳鸯、孔雀、鹦鹉中点缀蜜蜂、蜻蜓、蝴蝶等小昆虫，充满自然情趣。花卉纹或作花枝环绕状或作散点团花格式，形式自由奔放，布局完美。海兽葡萄纹在繁密的葡萄花纹空间，点缀以海兽，制作精巧。人物镜最突出的是狩猎镜和打马球镜。狩猎镜有二骑狩猎、三骑狩猎和四骑狩猎等，骑在马上的猎手均持弓、矛、套索，表现的是射猎或追逐鹿、野猿、熊、兔或鸟等猎物。打马球镜为四分法布局，四组中各有一骑在马上的球手，作出不同的打球姿态。反映神话及历史传说典故的人物镜有月宫镜（表现嫦娥和玉兔、蟾蜍的图案）、飞仙镜（飞天的姿势）、仙骑镜（表现仙人骑兽或乘鸟，有二仙骑和四仙骑）、王子乔吹笙引凤镜（表现吹笙人物用声音招引凤鸟）、三乐镜（图案取材于《列子·天瑞》，表现的是荣启期向孔子回答他最引以为乐的三件事，宣扬了唯人为贵、男尊女卑、企望长寿的思想）等。另外，唐代铜镜图案的组织形式主要有对称式、散点式、单独式、旋转式和满花式等，通过不同的形式，更好地表现各种题材。
宋代铜镜的镜背纹饰，大都粗拙简单，有不少素背。主要纹饰有花枝、花瓣、花草、花卉（牡丹、芙蓉、荷花、菊花等）、禽鸟（双凤、双鸾等）、神仙人物故事（仙人龟鹤）等。另外，还有观音图形镜、说法图形镜、罗汉渡海镜及仕女赏画镜、傀儡戏镜、蹴鞠镜、气功图形镜等，大多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金代铜镜纹饰，多以反映日常生活中的耕作、渔猎、出游、戏嬉、观景等为主。颇具时代特色的铜镜有柳毅传书故事镜、女子织布镜、童子攀枝镜、吴牛喘月故事镜等。另外，金代的铜镜上还有官方铸和私家的铸制铭文，说明当时禁锢极严，凡铸铜镜均需官方验记。
元明清时期的铜镜数量少，铸技草率，纹饰简陋，素镜所占比重很大。元代的人物镜有鹤鹿同春镜（表现一位坐于松树下的仙人，旁有侍者捧盘，桥上一鹿，鹿后一人捧出冒仙气的壶，背后山门中有一鹤）、洛神镜（表现洛神及二侍者，后衬以流云、海水）、观音镜（观音立于波涛之上）、八仙过海镜（八仙的宝器飘于海上，并伴有流云及仙鹤）及人物多宝镜（人物及象征吉祥的宝物组合在一起）等。另外，还有缠枝牡丹镜、双龙镜等。明代的人物镜主要是人物多宝镜（多宝指磬、宝珠、犀、书画、盘长、宝钱、灵芝、金鱼、方胜、银锭、元宝等，是以假托、转喻和谐音来象征吉祥），另外还有观瀑镜及八仙寿老镜等。
2铜镜的铭文
铜镜的镜背不但有精美的纹饰，而且还有铭文。镜上铸铭最早出现于战国末期，西汉初期镜铭也只是纹饰的点缀，以后逐渐发展为重要组成部分，有的铜镜则完全以铭文为主题内容。
秦、汉初期铜镜铭文主要有“长乐富贵长相思，愿毋相忘”；“大乐富贵，千秋万岁，宜酒食”；“见日之光，所言必当”等。
汉镜铭文主要有“长相思，毋相忘”；“见日之光，天下大明”；“长乐未央”；“家常富贵”；“内清质以照明，光辉象夫日月，心忽扬而愿忠，然壅塞不泄”；“月有惠，日有富，乐无事，常得意，美人会羊”；“尚方作镜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游天下遨四海”；“新有善铜出丹阳，和以银锡清且明，左龙右虎主四旁”；“与天无极，与地相长，欢乐未央，长毋相忘”；“宜子孙，寿万年，家有五马千头羊”；“寿如金石”；“许氏作竟自有纪，青龙白虎居左右，圣人周公、鲁孔子，作吏高迁车生耳。郡举孝廉、州博士，少不努力老乃悔”等。
魏晋南北朝镜铭文主要有“天壬日月，照四海，正明光”；“永安四年太岁己巳5月15日庚午，造作明镜，幽涷三商，上应列宿，下辟不详（祥），服者高官，位至三公，女宜扶人，子孙满堂，亦宜遮道，六畜潘份，乐未”等。
隋唐镜铭文主要有“练形神冶，莹质良工，如珠出匣，似月停空”；“当眉写翠，对脸传红，绮窗绣晃，俱含影中”；“龙盘匣里，凤舞台前，对影分咲，看镜若妍”；“光正随人，长命宜新”；“万龄永保，千代长存，能明能鉴，宜子宜孙”；“花发无冬夜，临台晓夜月，偏识秦楼意，能照美妆成”；“别春驰忧，结恋离愁”；“月晓河澄，雪蛟波清”；“光正”；“美哉”；“阿房”；“盘龙”等。
宋及宋以后铜镜铭文主要有“真”；“真正”；“真正一色”；“湖州石家炼铜罩子”；“湖州石念二叔三炼青铜罩子”；“苏州乌鹊桥南缪家真青铜镜”；“轩辕耕牛镜”；“福寿家安”；“长命富贵，家和永昌”；“炼铁为鉴，衣冠可正”；“承安二年镜子局造”；“定州录事司验讫官（押）”；“长命富贵，金玉满堂”；“五子登科”；“厚德荣归”；“百岁团圆”；“为善最乐”等。
景泰蓝艺术
景泰蓝是珐琅器物的一种，也叫“铜胎掐丝珐琅”，即在已成型的铜胎上用铜丝焊接出各种花纹，再填嵌各色珐琅釉料烧制而成的一种金属工艺品。因其盛行于明代景泰年间，以蓝色为主调，故名“景泰蓝”。传统产品有瓶、碗、盘、炉、鼎等，以后又发展的有烟具、灯具、文具和奖杯等。
掐丝珐琅起源于波斯（今伊朗），成熟于5~6世纪，以后由波斯传到阿拉伯、东罗马等地，元代时已传入中国云南。明初曹明仲《格古要论》中的“大食窑”条云“以铜作身，用药烧成五色花者，与佛郎嵌相似，曾见香炉花瓶，合儿盏子之类，但可妇人闺阁之中用之，非士大夫文房清玩也。又谓之鬼国窑，今云南人在京多作酒盏，俗呼鬼国嵌，内府作者，细润可爱。”景泰蓝是中国的掐丝珐琅，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沈阳博物馆保存的明代宣德年间所制造的实物，是至今发现最早的景泰蓝作品。品种多，制作精，数量大，艺术水平高，其造型风格都已民族化，是世界掐丝珐琅工艺中珍贵的艺术遗产。
景泰蓝的制作过程，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步骤：其一为制胎，先将合格的紫铜片按图下料，裁剪成不同扇面形或圆形，并用铁锤打成各种形状的铜胎器形，造型美观与否，首先决定于“制胎”工艺；其二为掐丝，将柔软、扁细、具有韧性的紫铜丝，用镊子按图案设计稿掐成各种纹样，然后蘸以白芨或浆糊粘贴在铜胎上；其三为烧焊，将粘在铜胎上的紫铜丝喷以焊药入炉烧烤，把使铜丝焊接在铜面上；其四为点蓝，将掐好丝的胎体经烧焊、酸洗、平括、正丝后，在铜丝花纹间点以各种色彩的釉料，经过800℃火烧，反复3~4次才能完成；其五为烧蓝，将点蓝后的器物人炉烧制，反复数次，直到釉料凝固并与铜丝平齐为止；其六为打磨，用砂石及木炭等进行磨光，使器面光滑平整；其七为镀金，镀金的目的是避免产品生锈和增加其光泽，使其变得金碧辉煌。总之，一件精美的景泰蓝作品，首先应有美的造型、美的纹样、华丽的色彩，是集造型、装饰、色彩于一体的特种工艺品。
明代景泰蓝的制作，除万历以外，各个时期都有生产，尤以景泰年间的制作最精、最著名。景泰蓝的铭款有宣德、景泰、嘉定等，宣德和景泰年间的作品具有胎厚重、色纯正而不透明等特点，故宫所藏宣德时期的“双龙大碗”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景泰年间的釉色除蓝色地外，还发展有宝蓝、天蓝、翠蓝及赭、鲜黄、红、浅绿、深绿、羊脂白、葡萄紫等10多种颜色。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该时期的阳文四字款三足炉，为翠蓝地、紫水晶葡萄、叶色深绿，掐丝整齐，磨光细润，达到了成熟阶段，是景泰蓝佳作之代表。嘉靖时期的景泰蓝，釉色除传统色外，还出现了浅蓝、豆绿等色彩，纹样趋于繁缛。除掐丝珐琅外，明代还有錾胎珐琅，即在金属胎处，经雕錾减地，使纹样轮廓线凸起，在下陷处填以珐琅药料，经焙烧、磨光、镀金而成，呈现出宝石镶嵌的效果，但今已失传。
明代景泰蓝的造型以仿古尊、壶、瓶、觚、鼎及碗之类器皿为多，它们仿古而不泥古，其中有与人齐高的觚，有约07m高的尊、壶、鼎等。另外，还有炉、盒、花插、灯台、烟具、文具等。
明代景泰蓝具有纤巧美观的装饰花纹，除缠枝宝相花外，还有龙、凤、狮子戏球、菊花、葡萄、荷瓣及云纹等，十分丰富，标志着掐丝技术的进步。
清代的景泰蓝制作，在明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并有所创新，以能够与竹木、牙雕、漆器等工艺品结合起来，如紫檀红木器中也嵌入珐琅饰件，在挂屏、屏风上也装置一些珐琅山水花鸟画片等。画珐琅则是此时期新发展的品种。
清代的景泰蓝多大件作品，作工精细，色彩更为丰富，纹饰多显繁琐，注重镀金饰件的加工，极具豪华富贵之气。品种主要有炉、薰、筒、瓶、文具、烟壶、屏风、桌椅、床榻等，也有高达丈余的佛塔。釉色除传统的蓝地外，还新创了绿地、白地两种，色彩有天蓝、宝蓝、白、黑、绿、粉红、翠玉等。掐丝、磨光、镀金等技艺更加精细，达到了“圆润坚实，金光灿烂”的境地。
画珐琅是清代的新品种，产生于康熙时期，兴盛于乾隆年间。特点是用珐琅直接涂画在金属胎上，经烧制后显色。纹样多以人物、肖像、风景、静物及历史神话、宗教等为主，多为绘画性作品。造型除了瓶、盒、盘、碗、炉之外，还用于家具、钟表、化妆盒的嵌件。色彩有红、粉红、黄、土黄、浅黄、杏黄、绿、浅绿、深绿、蓝、浅蓝、深蓝、紫、黑、白、赭、雪青等。画珐琅实物遗存较多，最早的纪年器物为康熙年制，它与中国瓷器中的粉彩十分相像。
清代曾设置“珐琅作”，专业管理宫廷用器的制作生产，苏州、广州等地也有珐琅器的制作。清代时北京的景泰蓝清代已很发达，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变化和创新，除梅瓶、六瓣瓶、烛台、壶、炉、鼎等传统产品，还制作了瓶、盘、碗、烟具、文具、灯具、茶具、壁挂、桌椅、屏风等实用品。釉色也增加了大红、珊瑚红、乳白、湖蓝、孔雀蓝、孔雀绿等60多种，在世界上博得了声誉。
金银器艺术
金银都是贵重稀有金属，其中金有很强的光泽，银遇臭氧则生氧化银，遇硫化物则成黑色的硫化银，失去其光泽。将金银用于器物及器物镶嵌，在中国历史悠久。
金银制品在商代即已出现，春秋战国时已有金银镶嵌工艺。金错铜器是春秋战国青铜工艺的新品种，是在铸造的铜器上用金丝或金片镶嵌成各种图案或文字，然后用错石在器表磨错光平。金银错的作法是用金银或其他金属丝或片嵌入青铜器表面，构成纹饰或文字，然后用错石（磨石）错平磨光，金银错是春秋战国时发展起来的一种金属工艺，不仅容器、带钩、兵器等用金银错，车器、符节、镜和漆器的铜口、铜耳等也多有精细的金银错纹饰。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一件战国早期的金盏，高107cm，重215kg，盏内有镂空金勺，盏盖及盏腹处有精细的蟠蛇纹、绹纹和云雷纹，器形及纹饰都很美观。
汉代的金银器，主要用来制作各种装饰用品。1980年曾在江苏邗江县甘泉山汉墓出土了大批黄金首饰，制作都很精美，有的用掐丝镶嵌绿松石，其纹饰有联珠纹等。1968年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出土有单流银盒及镀金银当卢等，其中镀金银当卢形似盾牌，外缘轮廓刻以勾连云纹，云纹间填有各种飞禽奔兽。中间的对称形勾连纹，空间填有狩猎纹样，其生动严谨，制作精工。1965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金银错狩猎铜车饰，车饰长265cm，径36cm，竹管状，表面有凸起的轮节，使车饰分为4段，每段之间用菱形纹、波纹、锯齿纹作装饰。车饰的第一段表现的是在云气缭绕的山峦中，一头行走的大象，其背上有3个人，青龙昂首漫步在大象后，其间点缀有熊、鹿、马、兔、鹤、鸟及龟等动物。第二段表现的是一骑马猎人反身射虎，云气间点缀有牛、羊、鹿、猪、猴、狼、熊、鹰、雁、鸱等动物。第三段表现的是一人骑在骆驼背上，虎和野猪、熊、野牛正在搏斗，还有各种动态的山羊、鹿、狐狸、鹤、鸟等动物。第四段表现的是一只正开屏的孔雀，前面还伫立一只小孔雀，还有飞翔的孔雀、鹤、雁、鸟及奔跑的野牛、野猪、兔、獐等动物。充分反映了汉代金银错工艺的卓越成就。
唐代是金银器艺术发展的顶峰，目前所出土的北朝及唐代前期的部分金银器皿的造型、纹饰都带萨珊朝金银器的风格，说明曾受到波斯金银器的影响。纹饰以花鸟为多，工艺精湛。唐代已普遍使用了板金、浇铸、焊接、切削、抛光、铆、镀、锤打、刻凿、镶嵌等技术。在陕西、河南、甘肃、内蒙、河北、江苏、浙江等地的窖藏、墓葬和遗址中屡有出土，其中西安一带为最多。1970年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中出土金银器270件（一说269件），其中一件鎏金舞马衔杯银壶最为著名，该壶通高185cm，器腹两面均锤出一马衔杯纹，马颈系飘带，昂首扬尾，似作舞状，纹饰鎏金。圈足内有墨书“十三两半”字样。形制优美，造型、图案都很别致。1976年辽宁昭盟喀喇沁旗出土一件鹿纹鎏金银盘及双鱼戏珠纹鎏金银盘，为唐代银器中的珍品。鹿纹鎏金银盘的盘口呈葵瓣状，六瓣，在葵瓣上各錾花卉图案一朵。盘中心凸錾一卧鹿，鹿身满饰梅花斑点，毛纹刻画细致。卧鹿四周装饰着阴刻的花叶和石榴花纹，形成一朵直径145cm的以卧鹿为中心的团花。双鱼戏珠纹鎏金银盘的周沿呈六瓣葵形，沿宽74cm，六瓣葵瓣上各錾花卉图案一朵。盘心凸錾双鱼纹，双鱼相向迥泳，鳍尾具备，作龙首，双目圆凸，利牙卷舌，浑身鳞甲錾刻细密，刻工精细。在双鱼之间置一火焰宝珠，宝珠位于盘中心处。全盘所錾图案均鎏金，银地金花，显得分外华丽，制作十分精美。
唐代金银器的制作，分为“官作”和“行作”两种。官作是官营的“金银作坊院”，行作是由非官方经营的行业工匠所作。金银器的制作方法，《唐六典》记载很多，其中金的加工方法主要有镀金、拍金、销金、织金、砑金、披金、泥金、镂金、捻金、戗金、圈金、贴金、嵌金、裹金等。器物的制作主要采用锤打法，也有切削、焊接、抛光、刻凿、铆、镀等多种加工工艺。
唐代金银器唐代金银器的造型主要有碗、杯、壶、盒、盆、罐、薰炉、薰球及剪刀、香囊、茶碾子，茶罗子、波罗子、提梁罐等。有些同种器物的造型也多种多样，如碗有六曲、六棱、八曲、八棱等。杯多作高足、环耳。盘有圆形、花瓣形、桃形等，其中盘口有菱花口、葵花口、桃形口、海棠口等。壶的造型也有圆形、方形等。在西安一带，银香囊出土很多，主要用途是焚香，造型为圆形，通体镂空，分上半球和下半球，以子母口扣合，用合叶连接，还设钩链以便于开合，下半球有两个同心圆环和一个焚香盂，以活轴相连，外环与球壁铆接，无论香囊如何转动，焚香盂都保持水平，使香水、香灰不致洒漏。1983年江苏扬州三元路出土了一件金栉，栉在古代为梳头用具或首饰，形似马蹄，纵剖面上部呈弧形，下部剪成栉齿，有39齿。栉上部满饰花纹，中间主纹凸起，以卷草纹为地，中心饰一组如意云纹，上方錾刻一对奏乐的飞天，身系飘带，其一吹笙，另一持拍板。卷草纹周围饰一圈莲瓣纹带，主纹之下有一条花纹带，以鱼鳞纹为地，上饰两条水波形蔓草纹，与主纹之间有一条联珠纹栏界。周边的纹饰可分四层，一层和三层饰弦纹夹联珠纹带，第二层为镂空鱼鳞纹带，第四层是镂空缠枝梅花蝴蝶纹饰。
在唐代金银器皿里，饮食器数量很多，前期主要以酒器为主，后期主要以茶具为多。胡瓶是唐代文献中常见的瓶式，河北宽城和内蒙古敖汉旗都有出土。与胡瓶类似的是长流口的高体执壶，因其流口的形状酷似仙鹤，也叫鹤嘴瓶，虽然未见实物出土，但从房陵公主墓的壁画中可见其形貌。像生的造型也很多，如河南偃师李景由夫妇墓出土的蚌形小盒，辽宁喀喇沁旗（今属内蒙）发现的双鱼形壶，丹徒丁卯桥窖藏和临安水邱氏墓中的荷叶形银盖等。1982年江苏丹徒丁卯桥出土了一件龟负“论语玉烛”筹筒，造型以龟为座，龟背负一柱形筒，筒腹錾刻龙凤和卷草，龙凤之间有一长方框，内刻“论语玉烛”字样，筒内放置刻有《论语》章句的酒令筹50只，筒盖形如荷叶，钮如荷蕾，既雅且俗，十分有趣。
唐代金银器的装饰纹样大都精致，有用毛雕的，有用浅浮雕的，在银色的器皿上鎏金花纹，具有金碧辉煌的艺术效果。早期的纹样多用忍冬纹；中期以鸟或花为中心组成团纹，四周绕缠枝纹，繁缛丰满，富于装饰性；晚期以单独的花枝或动物为主，常以对称的形式出现。纹样的制作以锤揲錾刻居多，所谓锤揲是以锤子之类从背面敲打，纹样正面突起，似浮雕。所谓錾刻是以凿子之类，从正面凿出阴线纹样，可凿出细微的局部变化。
唐代金银器的装饰题材主要有人物（狩猎纹、伎乐纹、童子纹、古代传说及帝王生活场景等）、飞禽（凤、孔雀、鸳鸯、鸿雁等）、走兽（狮、鹿、马、犀牛、翼兽、翼鹿等）、龙鱼、蜂蝶、树石、花草（忍冬纹、石榴花、葡萄纹、莲荷纹、海棠花、牡丹纹、宝相花纹等）、几何纹（联珠纹、同心结、三角纹、鱼子纹等）。唐代的装饰，大多蕴涵着吉祥的寓意。花卉、禽鸟等多结合在一起以表现主题，如果是以动物为主的纹样，在构图上采取的是萨珊波斯的方式；花卉纹样如果用于辅纹，通常十分细密、精美。出土于法门寺的金花银器，口径46cm，重6265g。盆壁四曲，每曲内錾刻团花鸳鸯一对，其外有流云和阔叶作角隅纹样，盆壁内外花纹相同，犹如透印。盆底则锤出团花一朵，内有一对嬉戏的鸳鸯，花纹细部施錾刻，地为鱼子纹。盆子铆接2只铺首，其口衔满錾海棠花的圆环，环套弓形提耳。盆底外壁錾刻“浙西”二字，是一件制作精、水平高、重且大的作品。
宋代的金银器造型主要有瓶、执壶、勺、尊、杯、茶托、博山炉、熏炉、盒、钗盏、塔、棺等。装饰纹样有缠枝花、孔雀纹、回纹等。1974年在江苏连云港海清寺阿育王塔发现北宋刻花银棺，出土前用银丝绕扎，棺上有大力士像、十大弟子泣像、守护圣灵之像、涅盘像及莲花、缠枝莲纹、云气纹等纹饰。1981~1982年在江苏溧阳出土的一件蟠桃形鎏金银盏，盏呈带枝叶的桃形，枝叶形象逼真，枝干断面上还錾刻出多圈年轮。口沿内錾刻一周卷草纹带，底部模压篆书“寿比蟠桃”四字，为宋代银器珍品。另外，宋代的城市中设有专门店铺出售金银制品，据《梦粱录》记载，当时的首都杭州“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街，两行多是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前列金银器皿及现钱，谓之‘看垛钱’，此钱备准榷货务算清盐钞引，并诸作分打钅及炉鞴，纷纭无数。”
元代的金银器，造型主要有生活日用器皿（碗、盘、勺、筷子、碟、匙、杯、盒、壶、盏）、首饰（钗、条脱等）及作为货币使用的金银锭和金银条等。装饰纹样主要有柿蒂纹、西番莲缠枝花纹、茶花、石竹、凌霄、梅、菊、荷、桃花、海棠、莲花、牡丹、双凤、云螭纹、人物故事、玉兔捣药等。
明代的金银器，在制作上更加复杂精细，并出现了金银与漆、木器合璧的产品以及编、织、盘、码、拱等多种制作工艺。明十三陵定陵所出土的金冠，江西明益王墓出土的极纤巧的亭台楼阁及各种金银饰品，都代表了当时的制作水平。1977年北京海淀区八里庄明武清侯李伟夫妇墓出土的錾花错金银盘盏、錾花银罐及錾花错金银执壶等大批金银制品，都极具特色。其中錾花错金银执壶，通高234cm，通宽203cm，口径59cm，底径75cm。通体横截面呈六角形，每面饰以花鸟纹，壶柄与壶盖系金链，壶嘴及壶柄上錾三角纹、卷草纹等连续图案。錾刻制作精细工整，形象极为生动。
清代的金银器，造型有佛像、塔、执壶、杯、瓶等。综合运用了政治、经济、风俗、历史、宗教、文字和民间传说等各方面因素作为构思基础，形式主要有名称谐音、图案形象及附加文字说明三种。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龙纹金执壶，壶盖、壶身、壶足皆以龙纹为饰，有大小数十条龙组成，是清代金工艺中的代表作品。另一件由纯金雕铸而成的立佛像，高50cm，最宽处32cm，赤足站立莲座之上，佛像头戴宝冠，颈挂璎珞，满身镶嵌珍珠，莲座两旁以卷枝莲作衬。立佛姿态优美，衣纹线条流畅，为清代金工之精品。
第五节玉器装饰艺术
玉器的起源
中国古代的玉器，有着十分久远的历史，早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就出现了精美的玉铲、玉镯等玉制品。玉石不仅有绚丽的色彩，而且温润有光泽，《说文》称玉为“石之美者，有五德”。从考古发现看，中国玉器出现已有7000年历史，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28件玉饰品，主要为璜、块等。沈阳新乐文化遗址中也发现有玉器、玉工具，它的最初表现可能是围绕生产工具而展开的。
距今6000年左右的红山文化，最初发现于内蒙古昭乌达盟的红山，出土的玉器主要有玉龙、玉螭、玉龟、玉兽、玉鸟、玉璇玑、玉璧、马蹄形器、玉勾云形器等。其中玉龙的造型为身前屈似环状，较粗大，口似猪，有的有长鬣，有的没有鬣，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玉龙。大汶口文化主要分布于山东，出土的玉器有玉铲、玉环、玉璧、玉璇玑、玉琀、玉刀、玉圭、玉鸟、玉珠及玉人面形饰等。山东龙山文化是大汶口文化的延续，出土的玉器也大体相同，其中的一件墨玉圭，堪称珍品。墨玉圭为长方形，上端为刃，背平直，两端成坡状，下端有一喇叭形圆孔。表面纹饰有弦纹、绳索纹、兽面纹等。良渚文化因发掘于浙江余杭良渚镇而得名，出土的玉器主要有琮、璧、璜、琀、管、坠及其他佩饰。玉琮分为高大型、矮粗型、薄筒型及小玉琮四种形式。纹饰最精美的是兽面大玉璜，形状近似半圆形，横宽21cm，表面有极细的阴刻锦地及人纹，璜中部有浅浮雕兽面，两侧上方有两个凸起的侧面鸟头。这种纹饰密、种类多、结构复杂的玉璜是极为罕见的。
制造玉器的工序大致分为下料作胎、钻孔、减地浮雕、画线刻纹、抛光等。新石器时代出土的玉器，片状玉器占了很大比重，制造时一般先用较薄的玉块磨制或先依石料纹理将其劈成薄片，再进行研磨加工。最先进的是锯片，比直接磨制省工，又比劈制成功率高。新石器时代的玉器，一般都有孔，孔的形状有马蹄形，即从一面钻孔，孔径越来越小，孔呈一端大一端小的形状。还有一种是对穿孔，即从两端对钻，所钻形状不规矩，有时呈蜂腰形。再有一种是螺旋纹孔，可能是用某种管钻的钻位发生变化时所造成的。
古代玉器分为礼器、兵器、佩饰、随丧玉、玉器具、玉陈设等几类。礼器包括璧、琮、圭、璋、琥、璜六种，据《周礼·大宗伯》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玉兵器主要有玉戈、玉刀、玉戚、玉钺等。玉佩主要有玉人、玉龙、玉决、玉璜、玉耳瑱、玉坠等。玉丧器主要有玉琀、玉柙、玉寒、玉握等。玉器皿主要有玉簋、玉角杯、玉灯、玉羽觞、玉碗、玉瓶等。玉陈设主要有玉山、玉屏、玉兽等。
玉器的造型及装饰特点
别致的造型和精美的纹饰，是玉器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其纹饰风貌中就可看出它的时代特点。玉器纹饰在唐代以前就以神化类为主纹样，唐宋以写实纹样为主，明清则以吉祥纹样为主。
神化类的纹样以龙纹最为突出，人们想借助龙的力量以达到一种理想的境界。其次还有凤纹、蟠螭纹、饕餮纹、辟邪纹、麒麟纹等，这些纹样大都是运用合体的形式，即把现实中的动物组合成理想中的动物形象，从而拓宽了纹饰题材的领域。写实类的纹样以自然界中的实物为依据，将实物加以描绘，如良渚文化中的人面纹玉佩、红山文化中的玉龟以及花鸟虫鱼等栩栩如生的形象。吉祥类的纹样源于新石器时代，汉代已流行，发展到明清时期，达到了“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程度。人们将自然物象的寓意谐音作为精神寄托，以图吉利、吉祥之意。
第六节漆工艺装饰艺术
漆器概说
漆器是用漆涂在各种器物表面的器具，是中国古代具有民族特色的工艺品。漆器具有色泽明亮、防腐、耐酸、耐碱等特点，它的制作原料是天然漆。天然漆一般称生漆，俗称大漆，是漆树身上分泌的液体，呈灰乳色，与空气接触后氧化成栗壳色，干后成褐黑色。
一、新石器商周时期的漆工艺
中国古代漆器工艺历史悠久，早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原始社会遗址中，就有漆碗出土。这只髹漆木碗口径106×92cm，高57cm，底径76×72cm，敛口、圈足，器壁外均髹涂有朱红漆，色泽十分鲜艳。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木筒及“蝶形器”，也髹有漆。河姆渡文化中的这些漆器，是中国发现最早的一批漆器。
1960年前后在江苏吴江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出土的漆绘黑陶杯和漆绘黑陶罐，其中杯、罐呈灰黑色，用生漆描绘粗线纹，也有用生漆在杯口缘大面涂饰的，厚薄不匀。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出土了两件距今约有3500年历史的薄胎朱漆器。在河北藁城台西村发现了商代早期的漆盘及盒的残片，并绘有饕餮纹、夔龙及云雷等纹，比例匀称，花纹清晰。有的还镶嵌着磨制成圆形、三角形的绿色松石，有的贴着不到01cm厚的钻花金箔。抗日战争时期，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雕花木器皿，虽然木质器物已腐烂，但从纹饰印入夯土的痕迹看，器形有棺板、炖、豆、彝等，花纹有虎、植物果实等，在花纹间镶嵌有各种图案的骨雕、椭圆形小蚌壳等作为装饰。这些朱红雕花木器，是中国较早的漆器纹饰之一。骨雕和蚌壳是中国较早的漆器镶嵌实物之一。另外，北京琉璃河遗址出土的西周漆罍，在器盖和器身上有形态生动的牛头、凤鸟形象的饰件，造型优美，纹饰精致。湖北圻春毛家嘴西周早期遗址中，出土的一件残漆杯，薄板胎、黑色和棕色地，上面施红漆描绘花纹，花纹为圆涡、雷纹和兽面纹，制作十分精美，已显示出高超的工艺水平。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漆工艺
春秋战国时期，一部分生活用品开始由漆器来代替，具有体胎轻便、光泽美观、装饰不受太多局限的特点。战国时期已设有专官管理漆树的栽培和生产。《史记》载，“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尝为漆园吏。”长沙出土的战国漆奁上也记载着管理生产的人名，其铭文为，“二十九年六月，己丑，乍（作）告（造），史丞尚。”战国的漆器制作，主要有木胎、木片卷粘胎、夹纻及皮胎。造型有杯体成椭圆形的羽觞，豆、笾、盘、盒、奁、案、几、床，漆瑟、钟鼓架及盾等。装饰方法有描绘、针刻、描金等。装饰纹样有动物纹（龙、凤、鹤、虎、鹿、猴、鱼、牛等）、几何纹、云气纹、社会生活纹（车马、舞蹈、狩猎等），大都形象生动，描绘纤细。在色彩上以黑、红为主，也有加饰黄色和绿色的。各地出土的战国漆器，以河南信阳，湖北江陵、随县、云梦，湖南长沙，山西长治，山东临淄最为重要。
1河南信阳漆器
河南信阳是楚国的北方重镇，1957年春夏之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发掘了一座大型战国时期的木椁楚墓，出土的漆器多达300多件，有日用器皿（耳环、耳杯豆、木俎、木勺、方盒等）、家具（彩绘床榻、几、枕、扇把、案、木、匜等）、乐器（瑟、钟架、编钟、鼓架等）、车马饰（车盖、车栏、当卢等），还有金银彩绘镇墓兽、木俑、金银彩绘棺板、漆彩绘铜镜等。
鸟首木豆、圆盘彩绘木豆等构思新颖，稳重大方。其中鸟首豆是把豆的两边作成乌头形，豆盖用两个半圆形，缺口对着鸟头，使羞和器身合缝，既实用又美观。彩绘漆瑟用金、朱红、石黄、赭红、灰绿等颜色描绘狩猎的情景及舞蹈、奏乐、宴饮、动物、巫神等内容。画面结构、人物形象、色彩表现都很有特点，漆瑟的边缘图案，以云纹内穿插S形花纹，空隙处以金色点出极细的漩涡、鱼鳞和以三点为一组的花纹。镇墓兽作坐立状，周身金银彩绘鳞纹，头顶插两只鹿角，两耳后竖，大圆眼，口宽舌长垂至腹部，前肢持蛇作吞食状，貌极凶恶。鼓的外部周边全部髹漆，腰部分系暗红漆色，不加绘饰，上下两段，在黑地上用黄、红、灰绿色彩绘斜方云雷纹，再加描金，腰部两边有两个雕镂精美的铜环，如大门上的铺首。鼓座由两只尾部相连的踞伏虎形做成，全部黑髹，再以朱漆描绘鳞纹图案。踞伏虎背上承乘大鼓，形成一个庄严大方的整体。
2湖北江陵、随县等地的漆器
湖北江陵是战国时期楚郢都的所在地，是一座“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新而暮衣弊”的大都市，贵族富豪使用了大量精美漆器。主要有耳杯、豆、盘、樽、盒、匜、壶、勺，几、案、架，鼓、瑟、琴、笙、笛、排箫、舞盾等，几乎涉及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江陵地区的楚墓出土的漆器有天星观一号墓发现的“双头镇墓兽”、望山一号墓出土的彩绘木雕小座屏等，名种动物的形态部表现得异常生动。天星观一号墓除“镇墓兽外”还出土有虎座飞凤、木雕鹿，乐器虎座凤架鼓、漆木缟钟架、漆木缟磬架、笙、瑟、漆座屏、几、案、耳杯、木坊、木勺，兵器剑鞘、剑盒、矛、戟、弓等；望山一、二号墓、沙冢一号墓还出土有虎坐凤架鼓、案、酒具箧、酒注、盘、俎、豆、勺、工具箱、伞盖、削鞘、弓、盾、梳、奁以及丧葬用的红黑漆绘图案的雕花笭床等。这些作品，反映了战国时期装饰艺术的卓越成就。
湖北随县战国曾侯乙墓出土了大量漆器，数量多、品种全，被认为是迄今已知的战国时期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漆器系列。该墓共出土了乐器、兵器等髹漆器物在内的230件漆器，大都是日常生活用品、观赏工艺品、娱乐用品、丧葬用品及礼器等。漆器的特点为制作工艺原始粗犷，造型风格古朴，器胎大都用整木剜凿、斫削而成。该墓发现的漆棺，外棺外表以黑漆为地，满绘朱漆、金黄色花纹。纹饰主要为漩涡纹、变形云纹。内棺外表用朱漆涂地，用墨、黄等色满绘异常繁复的图案。纹饰有龙、凤、神兽、怪鸟、窗格纹等。鸳鸯形漆盒器身整体似鸳鸯，颈下有一圆柱形榫头，插入器身并可以转动。背上有一长方孔，安置一方盖，盖上浮雕夔龙，作卷卧状。全身黑漆地，红色绘鳞纹，间饰黄色小圆点。腹身两边，一边绘撞钟图，一边绘击鼓、舞蹈图。设计精巧，造型生动，雕刻技艺也十分精湛。漆盖豆上的浮雕装饰，表现出浓厚的仿铜器风格。器身的盘、耳、柄、座由一块整木雕成，盖顶及耳上的仿铜浮雕蟠龙纹雕刻细致，龙身互相蟠错掩映，龙首的耳、目、嘴、角均刻画入微。精细的雕刻与大方的造型结合在一起，成为战国早期漆器艺术的佳作之一。曾侯乙墓出土的漆器还有彩绘长形漆案、木雕酒具箧、彩绘卧鹿、彩绘木雕小座屏及彩漆编花竹席等，都具有特殊的艺术风格。
3湖南长沙的漆器
湖南长沙，春秋时期地属荆楚。楚墓多为中小型墓，是楚国中下层贵族的墓葬，这些墓葬中出土的漆器品种与数量也相当可观，其中以耳杯（羽觞）为最多。春秋时期，天子用爵，公卿以下用羽觞，史书中多有描绘，如《楚辞》的“瑶浆蜜勺，实羽觞些”，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中的“飞羽觞而醉月”，王羲之《兰亭集序》中的“流觞曲水”等，都将羽觞描写为饮器。羽觞上面的装饰纹样有四叶纹及龙凤纹等，纹样表现极为生动活泼。漆奁是妇女放置化妆品的器具，一般作圆筒形，顶有盖，下有三只蹄形矮足。装饰纹样有彩绘狩猎纹、车马人物以及舞女等。画面极为活泼生动，趋于现实生活的描写，人物注重形象动态的刻画，狩猎则表现最紧张的一刹那。漆盒、盘、奁的纹样都为变形凤鸟图案，周围环绕一至三层并列的带形图案。带形几何图案有规则型、不规则型，也有几何交叉型，有单个或数个单独几何纹连结为一组然后排列的，也有以几何纹作底中间饰以龙纹图案等等。其组织结构多种多样，形成一种华丽庄严的艺术效果。
三、秦汉时期的漆工艺
秦汉时期是漆器发展的重要时期，其制作之广泛，刻画之精细，已具了有较高的艺术水平。由于统治阶级对漆器的要求甚高，在制作工艺上不惜以大量金银珠宝和不计人力，将漆器装饰得更为华丽，如为制作一件有纹饰的漆杯，要用一百多个劳动日，其豪华精细可见一斑。
1秦代漆器工艺
1975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秦墓出土的漆绘木梳篦，其造型上部呈弧形，正反两面为黑漆勾线，人物图形用朱、黄等色敷彩。1976年3月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出土了兽首凤尾漆勺，漆勺为木胎，勺柄呈S形，柄端雕刻一兽头，勺口前沿饰有凤尾，外涂黑漆，绘朱红彩花纹，内髹红漆。另外，1978年在该地还出土了一件漆扁壶，壶的一面绘牛，另一面绘鸟，鸟下为一骏马，通过鸟与马的对比，将马的疾驰如飞的形象表现得极其生动。云梦睡虎地出土的漆器主要器形有凤形勺、耳杯、长方盒、双耳长盒、圆盒、盘、壶、扁壶、木尊、匕、圆奁、椭圆奁和杯等，大都绘有精美的纹样。主要纹样有凤鸟、鱼、牛、马，花朵、花蕾、花瓣、枝叶、云、雷、电、雨、水波及圆圈纹、方格、三角形等。纹样的骨骼有单独纹样和连续纹样两种。漆器纹样的用色主要是黑、朱、褐、金、银等，其中以黑、朱色为主。
2汉代漆器工艺
汉代漆器汉代漆器的制作，有专门的管理机构。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设官管理漆器生产的郡有广汉郡，蜀郡，河内郡，河南郡，颍川郡，南阳郡，济南郡，泰山郡等，工序、工种、审查与监护的分工也非常精细。汉代漆器的出土很多，规模都很大。著名的有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184件漆器，三号汉墓出土的316件漆器，共计500件之多。它们制作精美，品种齐全，其品种分木胎、夹纻胎及竹胎三种。湖北光化汉墓出土的二件漆卮，是中国最早的“钅仓金”漆器。广州龙生冈汉墓出土的漆耳杯，木胎黑漆，绘有涡形、菱形花纹。漆案彩绘有云气纹，点缀以奔驰的虎鹿形象等。山东文登汉墓出土的漆碗，为夹纻胎，红里黑表并绘有流云纹。安徽合肥西郊汉墓出土的漆盒、奁、盘、杯、箱等，采用彩绘直线及方格纹的形式。江苏连云港出土的银扣银平脱八件盒等，都是汉代漆器的优秀作品。另外，朝鲜古墓中也有汉代漆器发现。
汉代漆器的胎骨质地主要有木胎、竹胎和夹纻胎等品种。漆器的器型有鼎、壶、钫、钟、盒、匕、勺、耳杯、盂、具杯盒、案、匜、几、屏风等。漆器的装饰纹样主要有云气纹、几何纹（涡纹、方连、圆圈纹、锯齿、棋格、圆壁、B字纹等）、植物纹（卷草纹、四瓣花纹等）、动物纹（龙、凤、鱼、龟、蛙、虎、羊、鹿、猎、猫、獐、鼠、鸟、鹄及怪兽等）、人物纹（狩猎、舞蹈、仙人等）。漆器的装饰手法主要有涂绘、油彩、针刻等，其中涂绘一般用生漆制成的半透明漆，加入某种颜料在黑漆地上描绘红、赭、灰绿等色漆，也有在红漆地上描绘黑色漆的。油彩采用朱砂或石绿等颜料调油，绘画于已髹漆的器物上。针刻即在髹漆的器物上用针加以镌刻。
四、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漆工艺
这一时期，由于青瓷器的发展，使青瓷器明显地代替了漆器，但在漆器的制作技术方面，仍然是向前发展的，突出表现在夹纻造像、斑漆和绿沉漆等几种类型上。
1夹纻造像
由于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用“只要信佛，就有功德”这种精神来统治人民，大建塔寺，大造佛像，以供人朝拜。为了扩大宣传佛教，制造了夹纻佛像等，以便利车载游行之用。漆器的夹纻，是用漆灰造型并用麻布粘贴作为漆胎，这种佛像轻便、坚固，一时极为流行。
2斑漆、绿沉漆
斑漆是用二种以上色漆有意识地相互交错，从而产生如动植物表面斑纹的一种漆器。这种斑漆，仅见于文献记载，尚未有遗物发现。斑漆是这一时期的新创造。
绿沉漆是一种较为深沉的绿色漆，作溪漆器的底色，给人面目一新之感，被广泛应用于建筑、笔管中。施用于建筑的，见《南齐碎·东昏侯本纪》，“世祖兴光楼上，施青漆，世谓之青楼，帝日武帝不巧，何不纯用琉璃。”施于笔管的，据《笔经》记载，晋王羲之，曾有人送他镂管和绿沉漆竹管，用了多年还觉可爱，他认为不一定用金宝雕琢才算贵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