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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史话（上）
邢春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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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乐舞
在原始人类集体劳动的过程中，节奏对于统一人们的步调具有特殊的意义；同时，先民们虽然已经初步具有了音阶观念，对音色变化也有一定的追求，但受生产力水平和认识能力所限，那时的旋律是较为简单的。因此原始乐舞中节奏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应该更甚于旋律因素的功能。原始乐舞的面貌已无法全然窥见，后世对于这方面情况的了解主要依赖于古史文献和考古发现两个方面。
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大量关于原始乐舞的记载。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
朱襄氏之乐。据《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记载：远古部落朱襄氏治理天下之时，“多风而阳气蓄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人们借助乐器来求雨，与干旱的自然条件作斗争，赋予音乐巫术般的功能。
陶唐氏之乐。据《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记载：原始部落陶唐氏当政之初发生了水患，河道淤塞不通。由于湿气严重危害着人们的健康，使得“民气郁阏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所以人们“作为舞以宣导之”，发明了舞蹈来驱散湿气，舒展关节，与灾害和病痛作斗争。在这里，音乐的功能具有了更多的现实意义。
《弹歌》。《吴越春秋·句践阴谋外传》载：“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肉）。”歌词简短而古朴，反映的是原始人类用竹子和泥丸制造弹弓，用来获取鸟兽的狩猎过程，流露出人们对制造灵巧工具的自豪和喜悦，也表现了他们获取更多猎物的渴望。
葛天氏之乐。《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记载的葛天氏部落的乐舞可能是中国迄今所知最古老的一部多段体乐舞，由三人手持牛尾作为舞具，边舞边唱。其歌词内容已无从稽考，但从八阕乐曲的题目（载民、玄鸟、逐草木、奋五谷、敬天常、达帝功、依地德、总禽兽之极）来推测，当时的农业、畜牧业都有了很大发展，这部乐舞不但反映了人们的劳动和生活状况，也具有巫术功能，成为原始宗教祭祀的手段。
伊耆氏之乐。载于《礼记·郊特牲》：“伊耆氏始为蜡……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其蜡辞曰：“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伊耆氏之时人们已进入农业定居阶段，并且在岁末进行祈求丰收的祭祀仪式，希望通过乐舞活动，来指挥和改变自然，使它服从自己的愿望。
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人们艺术实践经验的积累，乐舞也获得了极大发展，出现了代表原始社会最高水平的作品《箫韶》。《箫韶》传说为帝舜时的乐舞，因主奏乐器为编管乐器箫而得名，同时又因包含九个段落、九次歌唱、九次变化而被称为《九韶》《九歌》《九辨》。而《尚书》中“《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的记载又反映出其祭祀对象与神鸟凤凰有关。这部作品在表演时，有镛、磬、琴、瑟、笙、箫、鼗鼓、柷、敔等乐器的演奏，有人歌唱，有人化装为各种鸟兽起舞，场面宏大，感人至深。难怪春秋时期的吴公子季札在观《韶》后“叹为观止”（事载《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而孔子也给予“尽美矣，又尽善也”的评价，并被陶醉得“三月不知肉味”，发出“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的感慨。
同时，一些石器时代的出土文物也是了解原始乐舞的重要途径。例如，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村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盆，就展示了5000余年前原始人类造型优美的群舞场面。盆内壁所绘三组舞者，每组五人，牵手列队而舞。舞人头上皆饰有发辫，身边拖一小尾巴，正是人们扮成氏族图腾或狩猎对象而舞的情景，恰与文献中“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尚书·皋陶谟》）的记载相吻合。而众舞人整齐划一的动作，则说明乐舞有着统一的节奏和韵律。另外，新疆康家石门子、云南沧源等地发现的岩画也为后人提供了部分原始乐舞图像。
原始乐器
乐器的出现对于音乐的发展，一如劳动工具对于整个人类的发展一样，具有巨大的推进作用。据考古发现，原始社会已有了多种乐器，其中有些可能是由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在一次次偶然应用于乐舞活动之后被派以专门用场的。在现代人看来，这些原始乐器不仅种类少而且粗糙、简陋，多以土、石、骨等材料制成，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制作工艺和原材料的选择受到很大局限，先民们能够制造乐器已是一种创举，而且也只有这些不易腐朽的材料才有可能历经几千年而保存完好。竹制乐器和弹弦乐器仅见于文献记载，目前，尚无实物可考。迄今所见原始乐器主要有：
骨哨、骨笛。骨哨和骨笛是后世笛、箫一类乐器的远祖。1973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一批由禽鸟肢骨加工成的骨哨，长4~12厘米，多为2~3孔，部分能够吹奏出简单旋律，似鸟鸣声。据有关专家推测，这些骨哨应是当时的助猎工具，其时代距今约7000年。1986~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18支骨笛，这些骨笛以猛禽的肢骨制成，多为7孔，其中保存最完整的一支在出土时尚可吹奏一定旋律。贾湖骨笛是中国目前所见最古老的乐器，它的发现表明先民们至少在8000年之前就已学会制造乐器。
埙。埙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古老吹奏乐器，用陶土烧制，有卵形、椭圆形、球形、鱼形、橄榄形等不同形制。从考古发现看来，埙的发展延续时间长、分布范围广，可见其应用较为广泛。早期的埙（如距今6000余年的河姆渡陶埙）只有一个吹孔。在艺术实践过程中，埙的音孔由无到有、由少到多。对部分陶埙的测音结果表明，新石器时代的陶埙已可吹奏一到三个音，分别构成小三度、大二度、纯四度、纯五度、小七度等音程关系，这对研究中国古代音阶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角。《通礼义纂》云：“长鸣，角也，按蚩尤师魍魉与黄帝战于涿鹿，帝命吹角为龙鸣以御之。”角在远古时期可能充当战争或狩猎时的信号工具。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墓葬出土的陶角，距今有4000多年的历史，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相差不远，可互相印证。
摇响器。摇响器虽未见于先秦文献，却是出土数量最多、分布范围最广的一类原始乐器。大体分为空心响球、陶铃、龟铃三类。空心响球多为球状，腹内中空，装有陶丸、石子或沙粒，甘肃临洮寺洼山墓葬、陕西临潼姜寨墓葬、湖北京山朱家嘴遗址等都有此类器物出土。陶铃是以铃体与悬舌相互撞击发声，有半球形、豆形、圆柱形、橄榄形、陀螺形、哗啷棒形等形制。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江苏邳县刘林遗址、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等都出土有此类器物。龟铃一般用小石子装在龟甲壳内摇动发声，最早发现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在稍后的山东大汶口文化墓葬中也有发现。
铜铃。出土于山西襄汾陶寺墓葬，以红铜铸造，合瓦形铃体，这件铜铃不仅是重要的音乐考古发现，也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红铜器之一。
钟。原始社会的钟迄今仅见陕西长安县客省庄陶钟一例，其截面为扁形，形制与商代的铙、钲等较为相似，为研究中国特有的合瓦形铜钟的渊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磬。磬为石制乐器，又名“石磬”或“石”“鸣球”。迄今所见时代较早的磬均出土自黄河中上游地区，山西五台阳白、襄汾陶寺、襄汾大崮堆山，河南禹县阎砦，青海乐都柳湾等处都有所发现。早期的石磬为特磬，制作较粗糙，形状不规则。夏商以后，磬的制作才逐渐趋于规范化，并有了几件一组的编磬。
鼓。鼓是人类最早拥有的乐器之一，在旋律尚不发达的原始社会中是必不可少的乐器乃至礼器，被誉为“群音之长”。后世钟、磬等乐器的受敲击部位被称为“鼓部”，某些乐器的演奏动作被称作“鼓”，原因便在于此。由于古人对鼓的发音原理还不能给出正确的判断，于是对此产生过种种推测和传说。出土原始时期的鼓多以陶土作框，也有以挖空的树干为框者。由于长年深埋地下，鼓皮多已朽蚀。现见实例有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出土的陶鼓和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木鼓等。
原始乐器体现着祖先们的聪明智慧，更铭刻着他们一点一滴进化的艰难历程，是后人了解原始社会音乐水平乃至生产力水平的最为可靠的实证。
岩画
所谓岩画就是原始先民们雕凿或涂抹在岩石表面上的形象。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以后很长的历史时期，岩画都是先民们重要的艺术表现手段。岩画记录下了当时来自劳动生活或来自想像的形象与情境，其中包括与先民们生存密切相关的图腾、神灵、人物、动物等，这些形象被描绘在山川旷野中，表达了人们对自然、神灵的敬畏和祈冀，反映了先民的原始宗教意识，是全面展示人类原始社会生活和审美观念的壮丽画卷。
岩画大都创作于原始部落时期，中国是世界上岩画最丰富的国家。岩画遗存十分丰富，重要的有三十多处。中国岩画的分布与各地区的原始文化大体一致。根据岩画作品的内容以及它所处的文化地区，可划分出不同的技法风格。北方系统的岩画，主要分布在内蒙、新疆、宁夏、甘肃、青海等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内蒙古阴山岩画、宁夏贺兰山岩画、甘肃黑山岩画、新疆阿尔泰山岩画等；北方草原地带的岩画内容多以动物、狩猎、放牧生活为主，由于这里的人们每天都与动物打交道，对动物的行为观察细致，所以岩画中的动物奔腾跳跃，人物质朴粗犷，具有比较浓郁的生活气息；其风格较写实，技法大都是岩刻。西南系统的岩画，主要分布在云南、广西、贵州、四川等地，云南沧源岩画、广西左江岩画等都是其中的代表；这一地区的岩画多以描绘人物的活动，特别以宗教祭祀为其主要的表现内容，人物形象给人以装饰化和符号化的感觉，平面、简约、单纯，充满神秘气氛，作品以红色涂绘为主。东南沿海系统的岩画，分布在江苏、福建、广东、台湾和港澳等地，内容大都与古代先民们的出海渔猎活动有关，形式以抽象的图案为主，都采用凿刻的技法。
中国岩画在制作手法上可分为刻、绘两种。北方岩画多是磨刻、敲凿、线刻而成，作品具有粗犷、简洁、明快的特点。南方岩画的制作大都以红色图绘，色彩稳定，经久不变，表现手法古拙独特，人物形象多不表现五官，而通过四肢位置体现动作、体态和感情，动物亦重点刻画出角、尾、耳等特征部位。中国岩画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看似拙朴，却强烈地写照了原始先民们的真实生活，并以其天真淳朴、形象生动的特征，显示出活跃的艺术生命力。
陶绘与黑陶艺术
新石器时代原始手工业中最突出的成就是发明了陶器。新石器时代生产陶器的地区分布很广，比较著名的有：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黄河中上游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黄河下游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长江上游地区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长江下游地区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等。陶器不仅是实用器具，事实上它是一种艺术品。人们在早期就已经注意了陶器的造型、纹饰、质地和色彩等艺术要素。彩陶是先在陶坯上彩绘花纹后再烧制而成的陶器。彩陶的装饰纹样突出体现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绘画成就。仰韶文化的彩陶和晚期龙山文化的黑陶是新石器陶器的杰出代表。仰韶文化以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渑池仰韶村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和甘肃等地，其中河南和陕西出土彩陶最多。仰韶文化大体可分为三期：早期以半坡类型为代表，中期为庙底沟式，晚期为马家窑式。
半坡型彩陶首先是在西安市东郊半坡村发现的，主要分布在陕西的关中平原。饰纹主要为黑色，动物纹居多，以鱼纹和人面纹最具特色。鱼纹主要有单体鱼纹和复体鱼纹。复体鱼纹，是由几条鱼首尾相接而成。早期的鱼纹以写实为主，晚期构图相对抽象和几何化。出土于西安半坡的“人面鱼纹盆”，描绘了人面与鱼的简练造型和生动组合：人面为圆形，画有鼻眼，头上有饰物，两耳左右各有一条小鱼，口内又衔两条小鱼；人面图案与鱼或网并列相伴。这种图案被认为与半坡氏族公社的原始信仰有关。
庙底沟型彩陶主要分布在陕西、山西、河南三省交界之地。庙底沟彩陶是在半坡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器具主要是平底器，圆底器不多见（圆底器，器具的底部为弧形）。典型陶器有曲腹小平底碗和卷唇曲腹盆。曲腹，是庙底沟陶器的一大特色，其造型饱满，形制幽雅。纹饰以几何图案为主，主要由圆点、勾叶、弧线、三角和曲线构成连续的带状花纹。庙底沟的彩绘基本为黑彩，有时彩绘前罩一层白色陶衣，使纹饰更加鲜明。动物花纹比较少，主要为鸟纹和蛙纹。河南省林汝县阎村庙底沟晚期墓葬中，有一件彩陶缸腹部绘着鸟含鱼的图像。画面高37厘米，宽44厘米，在彩陶中属大型画面。画面鹳鸟有长喙、高脚，鸟眼圆睁，嘴叼一条鱼。鸟前方有一长斧，估计是象征权威的器物。此画面技法比较完整，形象生动，用笔苍劲有力，是原始社会绘画的突出代表。
马家窑文化包括石岭下型、马家窑型、半山型和马厂型等几个类型。石岭下彩陶以甘谷县王家坪出土的鲵鱼纹图像最具特色，画中鲵鱼形态生动，头部似人脸，细部刻画较具体，是人格化的形象。马家窑型彩陶装饰面积大，纹样以漩涡纹、波浪纹、弧边三角纹居多，具有构图繁密、纹饰旋转起伏、动感强烈等特点。半山型彩陶造型秀健大方，以锯齿纹及漩涡纹为多，色调和谐热烈。马厂型彩陶的底色以橙黄色为主，花纹为黑色。人们利用粗细均匀的线条的平行、弯曲、交叉的花纹变化，构成同心圆、涡状纹、垂幛纹等各种精美图案。彩陶的花纹往往满布于器物的口沿到接近底部，有一种雍容华贵之感。如前所述，出土于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的马家窑类型的舞蹈彩陶盆，展示了原始人的舞蹈场面，概括而又非常生动，堪称马家窑文化彩陶艺术之杰出制作。
彩陶艺术的用笔已经表现出方圆、曲直、粗细、刚柔的变化，注意点、线、面的结合，用了类似毛笔的工具，将为数不多的黑、白、红、赭等几种色彩使用搭配得富有变化，反映出先民们已具备了朴素的自然美并运用了简单的造型规律。
黑陶是新石器时代陶器类型的一种。其制作是在器物烧制的最后阶段，从窑顶徐徐加水，让木炭熄灭，产生浓烟，使之烟熏渗碳而成。黑陶艺术以山东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薄胎蛋壳黑陶的造型与工艺最为著名。龙山文化以最先于1928年在山东历城龙山镇发现而得名。后来在河南、陕西等地陆续发现了一些与其类似的文化遗存，但文化面貌有些不同。根据地域的不同，龙山文化可分为中原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还有江浙龙山文化。中原龙山文化主要继承了仰韶文化的传统，以灰陶为主。山东龙山文化则继承了大汶口传统，主要是黑陶，也有少量的灰陶，红陶、黄陶和白陶等。
山东龙山文化，又称为“典型龙山文化”。由于黑陶陶胎为灰黑色，用黑色和红色进行彩绘，纹饰的艺术效果不明显，所以龙山黑陶以造型见长，而不以彩绘为主，这一点不同于仰韶文化。龙山黑陶中最富有特色的作品是黑陶鬶和高柄杯。在山东城子崖及两城镇出土的黑陶高柄杯，造型挺拔秀丽，其壁厚不超过03厘米，而最薄处甚至不到01厘米。因而有着“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硬如瓮”的美誉，被世人称之为“蛋壳陶”。
象形文字
书法是随着文字的产生而出现的。中国文字的产生问题一直是人们探索的一个未解之谜。关于古代象形文字的产生，有一个传说就是“仓颉造字”。传说在上古时代，黄帝的史官仓颉看到用图画记载事情的缺陷，以其超人的洞察力，根据自然万物的变迁，山川星月的情势以及人们的生产实践、风俗习惯，把繁杂具体的图形简化、抽象为线条式的符号性文字，给世界万物赋予了专有的名称。从此，文字产生了。因而，仓颉被尊为中国创造汉字的第一人。历代都非常重视仓颉造字，极力赞颂仓颉的伟大功绩。当然，仓颉造字是人们对文字产生这一客观历史现象的原始认识和猜测而已。用历史的眼光看，文字的产生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是人们在生产实践，经济交往过程中广大劳动群众经验智慧的结晶，绝非某一个人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创造的。
中国文字的基础是象形，是古代的人们根据实际需要，按照客观事物的形态，用抽象化或几近艺术化的线条刻画出来的文字符号。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明确指出：“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从象形文字由繁细到简约，由具体到抽象的演变过程来看，对于具体事物的描画即图画应是象形文字的前身，但是只有对这些图画赋以特定和专有的声音之后，才算是形成象形文字。象形文字的结构形态多种多样，它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有些汉字以刻画实物的整体表达一个意思。比如“日”字就是太阳的形态，“马”字就以马的全形来描画，“云”字就以天上流云的形态来描绘，“目”字就画成人的眼睛等。第二，有些汉字以刻画实物的局部代表整体表达一个意思。比如“牛”字即用动物牛的角代替，用动物羊的角来形象地表达“羊”字的意义等。第三，虽然古代象形文字与图画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但二者却有根本区别。从一定意义上说，古代象形文字是可以发音的“图画”，它一经产生就成为一种语言，具有专门的意义，而图画却无法成为语言。
由上所述可看出，象形文字的产生，可以说直接脱胎于原始绘画。上古社会的刻符与图形，应该是中国文字的前身。而且象形文字产生后，还成为汉字其他造字法的基础，后来的大部分汉字都是在象形造字法的基础上通过指事、会意、形声、假借等造宇方法产生的，因而许多汉字都是以象形字作为偏旁部首出现的。进一步来讲，象形文字与书法艺术又是密切相关的，象形的特点本身就是当时书法的体现，同时象形文字的出现也为汉字书法艺术的产生提供了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