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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热学

热的获得与对热的认识

除了太阳之外,火是人间的主要热源,也是一种重要的热现象。人类在一二百万年之前就开始利用火,考古学家认为,我国古猿人在50万年前就学会了保存火种的本领,这里面显然必须维持足够的温度,有一些隔热保温的办法。因为年代太久远,很难知道它的实际的具体情况。真正能够自由地获得热源,必须有取火的手段。我国古代很早就有“燧人取火”的说法。综合历来的资料,取火方法可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是通过摩擦、打击等手段发热取火。我国在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已经知道用打击石头的方法产生火花,后来又发明了摩擦、锯木、压击等办法。古书上所谓“燧人氏钻木取火”(《韩非子》),“伏羲禅于伯牛,错木作火”(《河图》),“木与木相摩则然”(《庄子》)等等,都不是子虚乌有。铁器使用之后,人们也用铁质火镰敲打坚硬的燧石而发生火星,使易燃物着火。这一些都是利用机械能转换成为热能,当然是十分费力而且很不方便的。

第二是利用凹球面镜对日聚集取火。《考工记》里有所谓“燧鉴之齐”之说,“燧”就是取火专用的凹面镜,在周代以来也叫“阳燧”、“金燧”、“火镜”等。《庄子》就说过:“阳燧见日则然为火。”1956~1957年在河南陕县上村岭1052号虢国墓出土一面直径7.5厘米的凹面镜,背面有一个高鼻钮,可以穿绳佩挂。值得注意的是,和它一起出土的还有一个扁圆形的小铜罐,口沿与器盖两侧有穿孔,用以系绳。这大概是供装盛艾绒和凹面镜配对使用的。这可以说是人类早期利用太阳热能的专用仪器,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具体的使用方法,东汉许慎(约58—约147)的一段话说得比较详细:“日高三四丈,持以向日,燥艾承之寸余,有顷焦,吹之则得火。”(《艺文类聚》引)这里指出:①必须在太阳升到相当高度,照度足够时才能使行;②引燃物是干燥的艾草;③所用的凹面镜的焦距只有“寸余”,聚光能力应当很好;④艾草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起先只是发焦,要用人为方法供给足够氧气助燃(“吹之”),才使艾草燃烧发明火。

自战国以来,还曾有过“以珠取火”之说,可能是利用圆形的透明体对日聚集取火,它的效能等于凸透镜聚焦。不过使用一直不太普遍。

第三是利用化学药物引燃。在公元6世纪,我国发明了“发烛”。据元代陶宗仪的《辍耕录》(1366年成书)上说,这种“发烛”实际上是在松木小片的顶部涂上一分(3毫米)来长熔融状的硫黄。宋代陶谷的《清异录》上也说:“夜有急,苦于作灯之缓,有智者批杉条,染硫黄,置之代用,一与火遇,得焰穗,既神之,呼‘引光奴’,今遂有货者,易名‘火寸’。”可见,这种东西,就是利用燃点很低的硫黄,一遇红火即可燃成明火。在南北朝开始,就有专门制造作为商品供应,后来各地所用的材料略有不同,也有“发烛”、“粹儿”、“引光奴”、“火寸”及“取灯”等不同的名称。这种东西沿用时间很长,直至19世纪欧洲发明的依靠摩擦直接发火的火柴(当时民间叫做“洋火”)传入我国,才逐步地取代了传统的引火柴。

对于热的本质,“五行学说”与“元气论”都有自己的说法。“元气论”把热看成是一种“气”,它的集中表现是燃为火。所以《淮南子·天文训》有“积阳之热气生火”的说法。王充《论衡·寒温篇》解释冷热也说是“气之所加”。“五行说”认为构成自然的五种基本元素中就有“火”,而“火”有“燥热”之性,就是热的具体化。《墨经》作者根据“五行说”解释自然现象,有一条说:“合水、土、火;火离,然。……合之,府水。[木离木]……”这里的“木离木”三个字大概是后人的注解,第一个“木”字是注解“合水、土、火”,意思是说木是由水、土、火三种元素组成的,可以写作:

水+土+火生长木

这是根据树木的生长必须要有水分、土壤与阳光(火)这一农业生产的长期经验所得出的结论。注文中的“离木”是解释“火离,然”的,即表示火离木,就是说当木中所包含的“火”元素离木而出的时候,就表现为燃烧,所以说“火离,然(即燃)”。可以写作:

木燃烧[土+水↑]+火

把燃烧看成是“火”元素脱木而出的表现,是很有意思的。17世纪末,德国化学家希达尔曾提出著名的“燃素说”,认为可燃性的物质中都包含有一种“燃素”;燃烧就是“燃素”脱离物质而出的表现。这个学说后来虽然被证明是错误的,但在科学发展中曾起过一定的作用。墨家对燃烧的解释很有点象燃素说,所以也应该得到相当的评价。这种说法,后来一直流传着。例如北宋刘画在《刘子·崇学》中也明确指出:“木性藏火……钻木而生火。”属于相类似的思想认识。

测温与测湿

温度与湿度是热学中两个很重要的概念。它们同人们的生活与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因此受到极大的注意。比如人们早就知道,温度与湿度的变化使物体形状发生变化,但不同物质的变形程度又是不同的。所以在汉代人们就指出了“铜为物之至精,不为燥湿寒温变节,不为霜露风雨改形。”特别是度量衡器具的制作十分注意温度、湿度对材料的影响,人们就在此中也得到了不少有关的知识。

温度是指冷热的程度,我国古文献描述它的词汇很丰富,从低温到高温依次用冰、寒、凉、温、热、灼等表示。这里面显然有区别温度的含意。古代对于低温的获得,想了许多方法,主要是用冰。人们想了不少隔热保温的方法,把冬天的自然冰保存到次年夏天。从周代开始就有“夏造冰”的说法,但当时怎么造法,还有待研究。高温的获得复杂得多。远在先秦,在冶炼、制陶等工艺中,能得到摄氏1000度以上的高温。这里面有许多热学上的知识值得进一步研究。至于对温度的观察、测定更有多种方法,例如在冶炼、制陶、炼丹、烹调等工作中,各自摸索出一套观测温度的方法。

古代医学的研究已经认识到人体的温度应当是恒定的,所以可作为测温的标准,也就是“以身试温”。这当然是最粗略的土方法。《考工记》中记载冶炼青铜合金的工艺中,以蒸气的颜色作为判断温度的标准,据近人研究是合乎科学原理的。又如在对水加热过程中,则根据水泡形成状况,甚至水中热循环发出的声响来判断温度。在对某些固体加热过程中,则视其颜色的变化来判断温度,这些都是有科学道理的。但又是主要凭借人们的经验,所谓的掌握“火候”,缺乏易于掌握的客观标准。在西汉,有人曾试图制作一个测温装置。《淮南子·说山训》说:“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瓶中的水结了冰,这说明气温低。同书《兵略训》说:“见瓶中之水,而知天下之寒暑。”在瓶中盛了水,当它结冰,可以说明气温低,如其熔解为水,又可以说明气温之升高。这观测范围比前者大,功能比前者好,或许可以认为是一种关于测温器的设想的萌芽。

《灵台仪象志》介绍的温度计真正称得上温度计的发明,是17世纪的事。1673年北京的观象台根据传教士南怀仁的介绍,首次制成了空气温度计。但我国民间自制测温器的不乏其人。据《虞初新志》记载,清初的黄履庄(1656~?)曾发明一种“验冷热器”,可以测量气温与体温,大概是一种空气温度计。清代中叶,杭州人黄超、黄履父女俩也曾自制过“寒暑表”,据说颇具特色,但原始记载过于简略,难知其详。

湿度是一个似乎很难捉摸的概念,它的变化与天气晴雨的关系十分密切,这在古人是有经验的。西汉《淮南子·说林训》就指出“湿易雨”。民间流传的大量天气谚语,都有类似的说法。王充《论衡·变动篇》指出“琴弦缓”是“天且雨”之验。这显然是指大气湿度的变化引起琴弦长度的变化。《淮南子·本经训》说得更加精彩:“风雨之变,可以音律知之。”大气湿度变化引起琴弦长度的变化是很微小的,难于察觉的,但反映在该琴弦所发的音调高低的变化却是十分明显的。这里可以说已经孕育着悬弦式湿度计的基本原理了!在欧洲,迟至16世纪中叶才有用鸟兽的肠(或野雀麦的芒)制成弦线,观其长度的变化来测知大气湿度。这种湿度计大约于1670年左右传入我国。黄履庄在1683年就自制成功一种所谓“验燥湿器”:“内有一针,能左右旋,燥则左旋,湿则右旋,毫发不爽,并可预证阴晴。”可见它的灵敏度很高,但它的结构与原理没有被记录下来,也可能是毛发式或天平式湿度计,但也黄履庄式气压计有可能是气压计,因为空气的湿度与气压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如果是气压计,它的构造可能如下图所示:弯曲玻璃管AB盛以水银,A端封闭,水银面以上为真空,B端开口通空气,在B端水银面上,放一重物E(如钢块),丝线一端系于E,另一端绕过转轴O,挂一重物F(F的重量应略轻于E的重量)。当气压变化,B端水银面发生升降,E的高度随之变化,通过丝线转动转轴,使指针P发生“左旋”或“右旋”。1665年英国胡克创制的轮状气压计,也利用了这类原理。1885年英国人合信著的《博物新编》中介绍的气压计(书中称“风雨表”)也与之相差不多。

在西汉时代还有一种天平式的验湿器。《淮南子·泰族训》说:“湿之至也,莫见其形而炭已重矣。”同书《天文训》也说:“燥故炭轻,湿故炭重。”可见当时已经知道某些物质的重量能随大气干湿的变化而变化。同书《说山训》说:“悬羽与炭而知燥湿之气。”说得就是天平式验湿器。对于它的结构与原理,《前汉书·李寻传》颜师古的注,引三国人孟康的话,说的尤其具体:“《天文志》云:‘悬土炭也’,以铁易土耳。先冬夏至,悬铁炭于衡,各一端,令适停。冬,阳气至,炭仰而铁低;夏,阴气至,炭低而铁仰。以此候二至也。”这就是说,把两个重量相等而吸湿能力不同的物体(如羽毛与炭,或土与炭,或铁与炭)分别挂在天平两端,并使天平平衡。当大气湿度变化,两个物体吸入(或蒸发掉)的水分多少互不相同,因而重量不等,天平失去平衡发生偏转。这种验湿器简单易制,灵敏度也还好,使用时间很长,甚至在20世纪的农村气象哨站也还沿用,可见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在欧洲也有过这种验湿器,那是15世纪才发明的,比我国迟了1600多年!

我国古代除了这些仪器以外,民间还用某些经验方法来测知湿度的变化。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引有一首农谚说:“檐头插柳青,农人休望晴;檐头插柳焦,农人好作娇。”“作娇”指酿酒,檐头的柳枝如保持常青,说明水分难以蒸发,必是大气湿度大,天气不能放晴;柳枝如易枯焦,说明水分蒸发很快,必是大气干燥,天气易晴,气温升高,利于发酵酿酒。这些验测大气湿度的经验,是有科学根据的。

热的传播与保温瓶

王充的《论衡》谈到不少热学知识,关于热的传播,《论衡·寒温篇》有这样一段话:“夫近水则寒,近火则温,远之渐微。何则?气之所加远近有差也。”王充试图对热传播的本质加以解释。他认为热传播是依靠“气”。在他看来,“气”是一种可施可禀,能散能凝的物质本体。从上一段引文中可以看出,他已认识到热是从高温向低温传播的,并且是通过某种物质的;受热物体所得到热的多少跟它距离热源的远近有关,近热源者得热多,远热源者得热少。这些认识都是值得重视的。

在我国古代很注意保温。1978年,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两件保温的盛酒器,已有2400多年的历史。这种保温的盛酒器由内外两个独立的容器组成,里面的方形容器是盛酒的,外面的方形容器在冬季用来盛热水。由于外面容器的容积很大,所以热容量也十分大,能有大量的热传给里面容器中的酒,使酒温很快升高,并达到一定的温度,趋于热平衡。这样,壶中的酒得以保温。在夏季,外容器储冰,同样也可以保温。有了它,在寒天可以喝到暖人肠胃的汤浴温酒;在热天则可以喝到沁人心脾的冰镇美酒。

宋代洪迈(1123~1202)的《夷坚甲志》记载了一个很动人的故事:“张虞卿者,文定公齐贤裔孙,居西京伊阳县小水镇,得古瓦瓶于土中。色甚黑,颇爱之。置书室养花,方冬极寒,一夕忘去水,意为冻裂,明日视之,凡他物有水者皆冻(裂),独此瓶不然。异之,试之以汤,终日不冷。张或为客出郊,置瓶于箧,倾水瀹茗,皆如新沸者。自是始知秘,惜后为醉仆触碎,视其中,与常陶器等,但夹底厚二寸,有鬼热火以燎,刻画甚精,无人能识其为何物也。”这个古瓶的奥秘在于利用二寸厚的空气层来保温,它实在是现代保温瓶的雏形。至于绘鬼烧火,是故弄玄虚,转移他人的注意力,以防仿造。这种利用空气层保温的器皿,以后也有流传(如明代张鼎思的《代醉篇》),不过在记载上有过于夸大之处。

热膨胀与热应力

我国古代制造精密器具时,为了避免器具受温度和湿度的影响而发生形状和体积的变化,很注意选料。《前汉书·律历志》说:“铜为物之至精,不为燥、湿、寒、温变节,不为霜、露、风、雨改形。”量器最考究精密,它的容积应力求不变化。唐代诗人李商隐(813~858)的《太仓箴》说得好:“龠合斗斛,何以用铜?取其寒暑暴露不改其容。”可见他们已经意识到物体形状、大小能随温度、湿度而有所变化。

物体热胀冷缩引起的热应力是十分强大的,不能忽视。古代作战与打猎,弓箭为有效的远程武器,制造者与使用者很留心它的热膨胀和热应力,要求弓在严冬和炎夏热应力变化不大。《考工记·弓人》就全面考虑了弓的取料问题:“弓人为弓,取六材,必以其时。”《梦溪笔谈·技艺》也讨论了这个问题:“予伯兄善射,自能为弓……寒暑力一。凡弓初射与天寒,则劲强而能挽;射久、天暑,则弱不能胜矢。此胶为病也。凡胶欲薄而筋力欲尽。强弱任筋不任胶,此所以射久力不屈,寒暑力一也。”

把热膨胀与热应力用之于工程也很常见。2世纪初四川武都太守虞诩,曾主持西汉水(嘉陵江的上源)航运整治工程,为了清除泉水大石,用火烧石,再趁热浇冷水,使坚硬的岩石在热胀冷缩中炸裂,以便开凿。《后汉书·虞诩传》的注引《续汉书》说:“下辩东三十里有峡,中当泉水,生大石,障塞水流,每至春夏,辄溢没秋稼,坏败营郭。诩乃使人烧石,以水灌之,石皆坼裂,因镌去石,遂无汜溺之患。”下辩为县名,在今甘肃成县西。如果追溯到更远,战国时蜀郡太守李冰,在今宜宾一带清除滩险也用此法:“李冰为蜀守,冰知天文、地理。……大滩江中,其崖崭峻不可凿,乃积薪烧之,故其处悬崖有赤白五色。”(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卷三《蜀志》)。此事大约在公元前256年到公元前251年。

这种“火烧水淋法”(或纯火烧,即火烧空气冷却)后世也有应用。《物理小识》卷七《烧石易凿法》说:“万安张振山开河……以桐油石灰与黑豆末之,烧石,则凿之甚易……智按:以硫烧之,其石亦易碎。”明、清时也曾用“火烧法”(或叫烧爆法)来开矿。

在金属冶炼技术中,由于温度变化范围大,热应力问题最值得注意。殷商时代的青铜铸造工艺中,就设法尽量减少热应力,例如殷代中期的盛酒青铜器“四羊方尊”(1938年湖南宁乡出土)高0.583米,它的羊角头采用“填范法”铸成中空,泥胎不拿出。这种方法不仅节省了青铜,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在冷缩过程中由于厚薄关系而引起缩孔和裂纹。同时期一些青铜器的柱脚(或粗大部分),也采用这种方法,只有柱脚最末端一二十厘米是铸成实心的。这种填范法是为了减少热应力。

3000多年前减少热应力的填范法与2200多年前增大热应力的火烧法,从不同侧面显示了我国古代对于热膨胀与热应力的认识。

物态变化

物质有固态、液态、气态三种状态,温度的变化能使三态之间相互变换。这方面的知识,当推古代炼丹家最有研究,他们最初是为制取长生不老药,后来为了制取黄金,长年累月地把一些药物拿来加热、冷却、火煅、水煮,使物质的状态不断地变化。据记载,炼丹有“火法”和“水法”。“火法”包括:“煅”,即长时间的高温加热;“炼”,即干燥物质的加热;“炙”,即局部烘烤;“熔”,即加热熔解;“抽”,即蒸馏;“飞”,即升华;“伏”即加热使药物变性。“水法”更多,包括“化”,即溶解;“淋”,即用水溶解固体物质的一部分;“封”即封闭反应物质长时间地静置;“煮”,即物质在大量的水中加热;“熬”,即有水的长时间高温加热;“养”,即长时间的低温加热;“浇”,即倾出溶液,让它冷却;“渍”,即用冷水从容器外部降温。此外还有什么“酿”、“点”以及过滤、再结晶等方法。在这么多过程中,物质状态有各种各样的变化,必然要积累大量的知识,可惜炼丹家们往往不注意这一方面。

在日常生活中,水、冰、水气三者之间的变化,是最常见的物态变化。雨、露、霜、雪是最大规模的物态变化。

对于气、水之间的变换,远在先秦的《庄子》、《礼记》等书已有“积水上腾”、“下水上腾”等说法,“上腾”指的是水的蒸发,即汽化。对于水气凝结成水的过程也是十分注意的。自从春秋战国以来,和“阳燧取火于日”相配对的有所谓“方诸取水于月”。“方诸”是什么?有不同的说法,有说是“大蛤”,有说是铜盘,有说是方解石……总之是一个对水不浸润的物体,夜晚把它放在露天,结上露水。为什么说要对月,除了与“对日取火”配对外,大概是因为既是有月,必是无云,地表没有隔热层,热量易于发散,气温容易下降,到了露点之下,可以得到露水,所谓“露水起晴天”。这样取得的露水,叫做“明水”,据说有神奇的功效,汉武帝很喜欢饮用这种“甘露”。这个“方诸取水”在古代是十分郑重的事,所以大家要进行研究,从中得到不少关于凝结方面的知识。

晋代的张华(232~300)《博物志》记载过一个有关汽化的实验:“煎麻油,水气尽,无烟,不复沸则还冷,可内手搅之,得水则焰起,散卒而灭。此亦试之有验。”油水混合物在受热过程中,由于沸点不同,水先沸腾,犹如冒“烟”,当水汽化完毕,则“无烟”。加热停止,油不再沸腾,此时如加水,由于油温尚高,水即急极汽化,又见“焰”起;汽化完毕,也就“散卒而灭”了。张华对这个过程观察得很仔细,记载得很具体,并说曾“试之有验”,肯化功夫动手实验,难能可贵。当然,记录中错误地把上升的水汽、烟、焰三者混淆,又说油温下降时“可内手搅之”,也未免有些夸张。

至于冰——水之间的熔解、凝固,更是人们常见的。《考工记》就指出“水有时以凝,有时以泽(释),此天时也。”注文说得更加明确,“至柔者莫如水,疑苦不能凝矣。然隆冬冽寒,则坚凝而为冰;既坚矣,疑苦不能释也,及暖气和融则复消释而为水。”(《古今图书集成》引)直接把温度高低与状态变化联系起来。从这些研究中无疑也获得许多物态变化的知识。

有了这方面的知识,无怪能对雨露霜雪等现象作出某种解释。例如,汉代董仲舒(前179~前104)解释雨、霰、雪的成因时说:“二气之初蒸也,若有若无,若实若虚,若方若圆。攒聚相合,其体稍重,故雨乘虚而坠。风多则合速,故雨大而疏;风少则合迟,故雨细而密。其寒月则雨凝于上,体尚轻微而因风相袭,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则上合为大雨,下凝为冰、霰、雪是也。”这第一句是说阴气(水)受阳气(日光)之照射,蒸发上升,处于“若有若无、若实若虚”之状。接着就指出了雨、雪、霰就是水汽遇冷在不同条件下凝结而成。这些解释虽然也有错误的地方,但总的说来,是根据温度的升降而引起物态变化的道理,大方向是正确的。在这一段叙述中,把蒸发、液化、凝固三种过程都说上了,确实是很有意义的。后来,唐代的丘光庭和宋代的朱熹,都用煮饭做比喻,说明雨的成因。朱熹说:雨的形成,就好像煮饭时,水气凝结在盖子上,落下来便是。这个说明不但很具体生动,而且也很大胆,居然敢把某些人视为上帝旨意的现象,比作为煮饭。这也说明朱熹确实对于汽化、液化这些过程有较深刻的了解。

露与霜的成因,又有不同。地面上的空气中含有水气,当水气的含量达到饱和时就会凝结出水滴来,这就是露;如果地表气温低至0℃和0℃以下,则水气直接凝结为固体,即为霜。所以露与霜,都是地面空气中直接形成,并不是从高空下降的。远在周代《诗经》里,就有“白露为霜”的诗句,说明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霜就是白色的固态的露。东汉时代大文学家蔡邕曾明确地指出:“露,阴液也。释为露,凝为霜。”《五经通义》更直接地说霜是“寒气凝”结出来的,是从地面上来,并非从天空下降的。关于这一点,朱熹说:“古代的人说露凝结而为霜,现在观察下来,那是确实的。但程颐说不是,不知什么道理。古人又说露是‘星月之气’,那是不对的。高山顶上天气虽然晴朗也没有露,露是从地面蒸发上来的。”这段话讲得多么好啊!对古人今人的话,既不一概是之,也不一概非之,而是根据自己的观察,摆出事实,讲出道理,真有点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正因为人们懂得了霜的成因,所以也就有办法对付它。南北朝时代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一书(成书于533~544年)总结了许多科学知识,其中就有关于防止霜冻的办法:“天雨新晴,北风寒彻,是夜必有霜。此时放火作煴,少得烟气,则免于霜矣。”这几句话很切合物态变化的道理。天雨刚晴,地面空气湿度必大,入夜后地面热量发散,温度降低,又遇冷风,气温易低至0℃以下,空气中的水气即凝为固态的霜。如在田野上烧些柴草,一则发热提高气温,二则使地面蒙上一层烟尘,可以隔热,地面热量发散变得比较缓慢,保持温度不致降至0℃以下,那就不会有霜了。这种行之有效的防霜办法,历来为广大农村所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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