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剿“云山王”
江西中间为平地，赣江、抚河等数条江河贯流其间；北面是烟波浩渺的鄱阳湖；沿东、南、西外围，依次排列着武夷山脉、九连山脉、罗霄山脉、九岭山脉、幕阜山脉，及井冈山、庐山、怀玉山、武功山等诸多险山胜景。特有的地理人文环境，养育了从王安石、文天祥、方志敏等一大批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爱国民族英雄，也孵生出一批诸如制造暴乱的悍匪恶魔。
解放初期，江西境内有290余股土匪，匪徒达5.5万多人。这些土匪打着各种旗号，在全省各地烧杀抢掠，疯狂捣乱。其中，尤以地处赣东的土匪最多。
根据全省的匪情，早在1949年7月，江西解放初期，江西省军区便下达了《关于第一期剿匪方针和部署的命令》（以下简称《命令》）。
《命令》指出：首先巩固赣东赣北一部或大部地区为立足阵地，以便配合主力向赣西赣南推进。
7月26日，四野第十五兵团四十八军发起赣西南战役，至8月29日基本扫清赣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除乐安、广昌、石城3县外，江西全境宣告解放。
8月13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华中军区明确指示四十八军兼管赣西南地区的剿匪斗争。17日，江西省军区又发出《关于第二期剿匪方针和部署的命令》，从此，江西全省的大规模剿匪斗争进入实施阶段。
当时，赣东的土匪非常多，除了制造资溪暴乱事件的土匪外，其他各县的土匪也都十分嚣张。
云居山又称“云山”，位于赣东的永修、靖安、安义3县交界的三角地带。
这里山高林密，地形险要，石洞密布，道路狭小。江西解放后，这里还盘踞着国民党残匪近千人，其中活动最猖狂的是“青年救国团湘鄂赣义勇总队二十二支队”的熊扬鹰股匪。
1949年10月，南昌军分区和九江军分区，共同派出兵力，开始对云山进行进剿。
出战前夕，九江军分区司令员祝世凤亲自向留在九江剿匪的一五六师四六八团二营四连张连长布置任务。
祝司令员拿起桌上的一叠纸，交给张连长说：“小张啊，云山地区的土匪活动非常猖獗，你先来看看这些材料。”
张连长打开材料，仔细浏览起来。
材料上介绍的是云山土匪头子的情况：
熊扬鹰，永修县人，早年当过国民党区政府文书、保长。抗战时期投靠军统，先后担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常备大队中队长、德安县保安大队长等职。
他盘踞云山一带10多年，长期对百姓施行血腥统治，群众称他为“云山王”。
江西解放前夕，军统特务罗光华组织“国防部青年救国团湘鄂赣义勇总队”，委任熊为“第二十二支队”支队长。
熊匪为了扩充实力，大肆搜罗国民党地方保安队、乡保队及旧军官、职员、兵痞、土匪、流氓、地主恶霸等，拼凑起300余人，编成4个大队，大队长依次为邹向荣、涂元志、曾彪、马文宣，都是国民党军官和军统特务。
熊匪装备较好，有轻重机枪4挺，长短枪280余支，还有电台1部。
解放军渡江后，沿主要交通干线自九江、武宁向南昌挺进，熊扬鹰窜入以云山为据点的永（修）、武（宁）、靖（安）3县交界山区，活动范围东起永修云山，西至武宁石门楼，北至柘林，南至靖安青草山，为害范围达到100平方公里。
面对我军的节节进击，熊扬鹰玩弄两面派手法：他一面派遣少数匪徒向我军假投降，以造成假象、分散解放军对他的注意力，一方面散布谣言，威胁群众，不准群众给解放军带路送信，不准向人民政府缴粮纳税。
同时，他还以小股匪徒埋伏于交通要道、险关隘口，伏击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小分队及零散人员。
祝司令员又拿出另外一份文件递给张连长说：“你再看看这些资料，这个熊扬鹰更是无法无天！”
张连长接过来，只见文件上详细记录了熊扬鹰7、8月间对我军犯下的滔天罪行：
7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四十四军9名掉队的战士，在永修县境内的公路旁休息时，遭匪特袭击，无一幸存。
7月28日，永修县涂家埠山下渡口，3名过境的战士被匪徒枪杀。
7月29日，我军一辆军车在永修县云山下的公路上遇匪特伏击，司机牺牲，军用物资被抢，军车被点火烧毁。
7月31日，江益火车站遭匪特突然袭击，铁轨被炸断，破坏严重。
8月4日，永修县县城被匪特围攻，县政府遭敌袭击。
张连长看得气愤难平，他脸涨得通红说：“司令员，您下命令吧，我们一定为牺牲的同志报仇！”
司令员语重心长地说：“小张啊，这些匪情报告你已经看过了。熊扬鹰这帮土匪实在太猖狂了，不抓紧消灭不行。可现在主力正在南下西征，地方政府又刚刚成立，我们还不能拿出更多的兵力来剿匪。所以军分区决定，你们四连马上动身去云山剿灭熊扬鹰股匪。怎么样，有困难吗？”
“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能克服，保证完成任务！”张连长信心十足。
“不过，”司令员亲切地说，“你也不是孤军作战，你先去打前站，随后，军分区将派出几个连与你并肩战斗。”
张连长立正答道：“是！”
“好。”司令员拍了拍张连长的肩膀，说：“剿匪与正规作战不尽相同，你一定要多动脑筋，注意及时总结经验，随机应变，要紧紧依靠地方党组织和广大群众。我们等着你早日传来好消息。”
“请首长放心！”翌日，张连长即带着120多名指战员出发了。
他们得到土匪活动的情报后，悄悄进入伏击点。
这时，天空下起了小雨。微风吹来，浑身湿透的战士们用身体护着枪弹，双眼紧盯着河对岸。
河对岸终于出现了一束微弱的光亮，仿佛是鬼火闪闪。半个小时后，岸这边响起了小船靠岸的摩擦声，接着便是湿草地上发出的轻轻脚步声。
张连长听得仔细，判断大概五六个人。他知道，这很可能是土匪队伍探路的前哨。所以，没有立即下达出击的命令。
脚步声越来越近。
“有人！”
一匪兵忽然发出微小的惊叫。
张连长以为已被发现，果断命令“上”，几只手电筒一齐照亮，十几个战士立即扑了上去。5名土匪全被活捉，为首的是小队长刘品青。
对岸“乒乒乓乓”响起一阵乱枪。果然，这5个人是熊匪的“探雷器”，熊匪正准备去攻打白槎区人民政府，他的大队人马已在对岸上了船，只等这边发出“平安信号”，便全部渡过河来。其实，5名土匪并没有发觉伏兵，而是狡猾的熊扬鹰让他们“例行公事”。
张连长简单审问了几句，显然意识到了什么，立即命令：“火速赶往泡桐乡！”
泡桐乡离白槎10余公里。等小分队赶到，还是晚了。匪小队长吴家达带着10多个匪兵已经袭击了泡桐乡，抓走了乡自卫队队长汪子富。张连长立即带队追击，凌晨终于在邻县的泥山追上了吴家达一伙。
匪徒们没料到后有追兵，一听到枪响就慌了神，吓得四处溃逃。汪子富和自卫队员乘机跑出，可汪子富却被匪徒连射两枪后当场牺牲。
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小分队与熊匪的先头小股匪队有过两次较量，取得了小胜，抓住了熊匪的几个中队长以下的小头目，共毙俘20来个匪兵。
但熊扬鹰人地两熟，我军总也抓不住他的主力。
时至深秋，云山茂密的森林已落叶纷纷，白霜薄薄地覆盖在树枝草叶上。为了尽快消灭这股土匪，10月中旬，南昌军分区司令员邓克明亲率部队来到云山，指挥这里的剿匪工作。
邓克明决定对熊扬鹰展开一次大规模的进剿。
司令员这次调动了6个连队和3个营属机炮分队以及永修、靖安、武宁的县区武装近千人参加这次行动。
邓司令员决定：6个步兵连在机炮分队和县区武装支援下，自永修、靖安、武宁方向分9路向3个县交界的云山中心进剿。首先是把住口子，安设据点，进行包围，堵住土匪的逃路。然后拉网搜剿，打乱匪队的指挥机构，捕捉潜藏的土匪情报人员，切断土匪的交通，断绝其粮食和情报来源。
10月18日，进剿开始。然而，剿匪部队一进山里便发现，山区群众由于受土匪的欺骗和恐吓，对解放军有疑虑，男女老少都跑出了住所，将所有的粮食、锅灶、碗筷、被子、耕牛、鸡鸭等全都搬到深山密林隐藏起来。
邓司令员及时发出指示，要求剿匪部队一面搜山，一面大力开展群众工作。于是，指战员们向进山群众耐心宣传革命形势和党的政策，同时通过自己严格遵守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并帮助老乡担水打柴等实际行动感化群众。
几天后，在耐心劝导和群众相互劝说下，老乡都陆陆续续回家了。剿匪部队还根据群众的要求，与地方党组织一起，将尚未建立人民政府的区乡很快建立起人民政府，帮助把小学恢复起来，各乡、村订了报纸，并从山外运进一些山里最缺的食盐分给群众。
这些措施深得民心，群众不但不再躲避解放军，而且主动为解放军剿匪提供各种帮助。
匪首熊扬鹰瞅准部队集中主要精力发动群众的间隙，带着他的20余名亲信匪徒逃出了包围圈。
10月25日上午，派驻武宁剿匪的四六八团一营得到侦察员报告：熊扬鹰股匪窜到了位于武宁西南部与修水县交界处的石门楼一带，向群众要粮要物，并公然进行抢劫。
石门楼相距武宁剿匪驻地40多公里，一营营长刘四海接到报告，一面立即率领部队奔袭石门楼，一面派人报告上级。他们开始进行急行军，不久，他们就进入了森林。
这时，大风骤起，豆大的雨点劈头盖脸地打了下来。指战员们走出了一身汗，又浇了一身雨，有些人打起了喷嚏。但大家毫不理会。
部队疾进在泥泞的山间小路上，不断有人滑倒，但大家没吭一声，爬起来继续前进。
次日凌晨4时许，部队赶到石门楼。此时已是雨过天晴，空中闪出几颗晨星，东方即将破晓，村庄和周围地形已隐约可见。
刘营长作了三面夹击的部署后，亲自带领一连直扑土匪住处。
战士们麻利地灭掉了土匪的哨兵，此时匪徒们正在酣睡，遂大喝一声：“缴枪不杀！”
匪徒们从梦中惊醒，有的迷糊中抓起枪来乱放，有的匪徒还没有反应过来便当了俘虏。
为震慑土匪，刘营长命令六○炮排朝天放了几炮，土匪们听了，吓得魂飞魄散，大呼：“不好了，共军来了！”
他们再也顾不上抵抗，衣服没穿就往外跑，几个女匪甚至光着身子跑出逃命……
这次战斗只打了30分钟，我军战士击毙土匪1人，俘虏匪大队长邹向荣以下50多人，缴轻机枪2挺、长短枪40余支。一营战士无一伤亡。但熊扬鹰和另外3个匪大队听到枪炮声却溜走了。
一营继续沿九岭山脉北麓向东搜剿。
10月30日，侦察员又得到消息：称熊扬鹰已逃至云山以西的五峰山东南两峰之间、四面环山的小盆地真如寺内。
真如寺是有名的佛教圣地，有100多名和尚，其海拔800米高，太平年间香火不断。
上真如寺，一是自白石港西行穿过云山，是上山的主道；二是从戴家沿一条小溪右侧攀山穿林从南面进入；三是从北边江上经梅花坛、朱家岭穿过云山、五峰山两峰之间。
几条小路都是山高坡陡，有些地段是悬崖绝壁的险路，易守难攻。最难走的是第三条路，但只要顺着这条路夺取两峰之间隘口，就可以控制真如寺及其周围盆地。
刘营长选择了最难走的这条路，他带领部队连夜搜索行军40公里，于第二天8时许到达朱家岭，当即召集各连干部勘察地形，下达战斗命令。随后，便亲率一连冲向隘口。
守卫隘口的匪哨兵见解放军神兵天降，打了两枪，撒腿就往回跑。一营乘势追了过去，一连在右，二连在左，迅速从东西两侧包围了真如寺。
此时，匪徒们有的在墙根底下抱着枪打盹，有的在寺外草地上休息，他们听到枪声后，立刻乱成了一团。
我军指战员们居高临下，各种武器一齐开火，边打边冲下山来，冲进寺院，进行短兵相接。打伤俘获土匪40余人，缴枪30余支。
战斗中，匪首熊扬鹰再次逃走。但当他带着不到100名的残匪朝柘林方向逃去时，却刚好遇上了南昌军分区的搜剿部队。
熊扬鹰和残匪们又与我方战士们打了一场激战。
战斗结束后，我方战士击毙匪徒3人，击伤、俘虏30余人。
刘营长处理完真如寺战斗的善后工作，也率部向柘林追来。熊匪见势不妙，遂命几十名残匪化整为零暂时潜伏回到自己的家中。
为了揪出群众中的土匪，剿匪部队也随即分成几个人一组，深入各个乡村发动群众，做土匪家属的工作。很快，一些潜藏起来的土匪纷纷出来投降。
熊扬鹰意识到，再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一个月，“第二十二支队”将不复存在。为了保存他的实力，他立即通知剩下的匪徒到武宁县东南瓜源河畔的杨洲集中，因为这个村有他的铁杆密友、大地主恶霸柯建安。
11月5日，刘营长接到前不久弃暗投明而被派打入熊匪内部的黄小毛和张宝伢送来的情报后，马上带部队夜行军25公里，于次日凌晨包围杨洲。经战斗，毙匪两人，俘匪副队长陈克桃以下20余人。
匪直属大队长带领一二十名残匪冲出村庄逃入森林。熊扬鹰这次又因未住杨洲而逃脱了。
经过这次打击，熊扬鹰心里明白要“重整旗鼓”是没指望了。他现在唯一的希望是躲过搜捕，留一条活命。为了缩小目标，他仅带亲信跑回他的老家附近，躲在云山北侧梅家山山坳中的荫山庄一个小茅屋里。
这是他在云山的一个秘密窝点，连他手下的小头目和匪徒们绝大多数都不知道。
这里地处崇山峻岭的密林深处，没有道路，只能沿山涧小溪攀缘而上，就是砍柴打猎者也轻易不会到这里来。同时，这里还可以观察山下的情况，便于躲藏隐蔽。再加上这里离永修河仅5公里，也有利他水上逃遁。
然而，熊扬鹰在这里仅仅“安静”地度过了5个昼夜，便走向了他的末日。
为了剿尽残匪，捉住土匪头子，剿匪部队同时展开分片搜剿，加上广大群众的自觉参与，整个云山地区已成为一张疏而不漏的大网。
云山北麓何家坳、梅家山、朱家岭一带属九江军分区四六八团二营四连的搜剿责任区。
11月10日上午，雨不停地下着，在张连长和指导员的带领下，四连早早地吃过早饭，来到梅家山，搜过几个山头后，向东面的高山前进，百余米长的队伍在泥泞小路上走动着。
雨水从战士们的帽檐上一串串往下流，风也刮得更紧了。部队穿过一片树林，渐渐地逼近荫山庄。突击组长李大元带着组员走在前头，大家的眼睛瞪得老大。李大元对组员小声说：“大家注意前面的小房子！”
在距小屋还有五六十米的时候，李大元从树隙中观望，发现小屋里有人在烧火，心里不禁一怔，自言自语说：“怪了，几天前来时这里是没人住的，怎么今天……”
“机灵点，准备战斗！”李大元小声说完，端起上着刺刀的三八枪，三步并两步冲了上去，当他在小屋前停下时，两个组员也从两边冲上来了。
“别动！”李大元等人一齐端枪冲了进去，土匪还没有反应过来即被制服。而门后躲着的一名土匪却突然冒出来将李大元紧紧抱住。
“快松开！不然我就刺死你！”土匪说完，松开一只手，想掏出枪来，李大元趁机使劲把土匪甩出门外。土匪趁势往树林里钻。
“你给我站住！不然我就开枪了！”李大元在后面大声地吆喝。
土匪哪里肯听，他头也不回地拼命向前跑去。
李大元追了出去，一看再不开枪就快够不着了。“砰！”李大元食指一勾。
“哎，别开枪！要抓活的！他就是熊扬鹰呀！”见此情景的突击组员张富押着土匪在门口着急地喊。
但是，逃跑的土匪已经应声倒了下去。
队伍上来了，指导员忙跑过来问李大元：“这是怎么回事呀？”
李大元有些难过的低下头说：“指导员！真是太对不起了，我没能活捉熊扬鹰，没有完成好任务。”
指导员安慰他说：“好同志，这没关系，虽然咱们没有实现‘活捉熊扬鹰’的口号，但把他打死了，这也是为群众消灭了云山的最大祸害呀！”
击毙熊扬鹰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云山内外。群众兴奋极了，纷纷燃放爆竹以示庆贺，并挑着几担猪肉、粉条等好吃的来到四连慰问子弟兵。
是啊！打死熊扬鹰，不仅是军队的喜事，也是百姓的喜事，因为从此以后，云山的人们可以过上太平日子了。
分散瓦解“狡兔军”
1949年10月，就在一五六师四六八团二营的剿匪部队对“云山王”熊扬鹰围剿的同时，我一五七师四七○团也接到了前往广丰山区的剿匪任务。
广丰位于上饶东北部，与闽浙接壤，其东南部是仙霞岭支脉，与武夷山东北段相连，主要山峰都在海拔1000米以上，境内林密草茂，交通不便。
解放初期，广丰地区主要股匪有纪老呆、叶化龙、谢国华、杨老四、郭永槐、苏文样、李德、刘盘仔等股，共3000余人。他们中的总领导纪老呆，是伪军官出身，解放前，国民党委任他为闽浙赣游击总队司令，他手下除有许多原国民党军官外，还有能召集匪徒500~600人的惯匪首领200多人。
纪老呆等股匪与别的土匪不同的是，他们一直遵循着“兔子不吃窝边草”的习惯，虽然他们在广丰、浦城和江山都有匪穴。但他们却不在自己的匪巢附近作案。他们经常到外县去抢劫，有时还带上匪巢附近的群众，并把抢来的东西分给群众以收买人心，因而被当地人称为“狡兔军”。
早在我二野大军云集赣东北，扫荡国民党残余武装时，这些股匪慑于我军声威，化整为零，逃往边缘地区，就地潜伏起来。二野大军南下西进后，逃往边缘的股匪又窜了回来，就地潜伏的也冒了出来，他们袭击我区乡政府，抢劫财物，杀害我地方干部和群众，广丰县有两名区长和几十名干部群众被土匪杀害，闹得地方干部不敢离开县城和市镇。
我四七○团到广丰后，团长张庆成立即决定将两个营8个连的兵力分散进驻匪情严重的地区。具体部署是：
二营在沙田、五都、二十四都各驻1个连，以1个连为机动分队，营部驻沙田区；三营在四十二都、排山、大南各驻1个连，为机动分队，营部驻大南。一营由张副团长率领到铅山县剿匪。团部驻广丰县城。
确定部署后，各营战士立即展开了剿匪行动。
但是，由于当地的群众长期受到土匪们的收买，使我剿匪部队在行动中遭到许多不便。
一天，师侦察科长带侦察分队来广丰剿匪，走进群众家里时，被了解情况的群众砍伤左臂。
又一次，我方单独外出执勤人员，在和群众走在同一条路上时，冷不防被群众打伤，并将其枪支抢走……
针对这种状况，我军只得边剿匪边做群众工作。
战士们真心实意地帮群众干活：扫地、挑水、担谷、打柴，不断拉近和群众的距离。
各乡各村召开多次大小会议，为群众讲明土匪在各地所做的坏事和危害，使群众对部队由理解而亲近，由亲近而拥戴。
到11月中旬，我军虽然没有大量歼匪，但争取了群众，打击了土匪的嚣张气焰，追得他们不能立足，逼得他们化大股为小股，抢劫破坏也有所收敛。
11月下旬，我军根据匪情变化，改变了战术，采取以分散对分散，命令驻剿分队广泛设点，发动群众：展开政治攻势，配合机动分队堵截土匪，制止其到处流窜；机动分队反复清剿，来回拉网，发现土匪猛打穷追，使土匪无活动的余地。
经过3个多月的清剿，各连都打了不少小的胜仗，歼匪的数量也很可观，其中击毙和击伤匪首杨老四以下70多名，俘虏匪首谢国华以下300多名，争取投降自新100多名，缴枪1000余支。到12月底，广丰境内趋于平静。
1950年2月，资溪城传来了“光复资溪”的消息，广丰残匪也蠢蠢欲动。
为了将广丰的匪患剿灭干净，我剿匪部队采取战斗队与工作队相结合的办法，在边缘地区保持强大的军事压力，发现土匪即猛打穷追，不分省、县界线，直到把土匪消灭为止。
2月20日，四七○团二营配合福建会剿流窜于浦城以西的郭永槐股匪，25日战于盘古街，土匪狼狈东窜。二营追到礼溪乡，毙伤匪大队长苏文样以下7人，俘匪副总队长李德有以下17人，匪首郭永槐逃窜。
6月27日，四七○团三营配合玉山公安分队，在双口村俘重要匪首“闽浙赣反共救国军”第一军副军长刘文波；12月，二营又在天桂区击毙匪首刘盘仔。
工作队配合地方政府，发动群众，进行“双减反霸，深挖匪根”的工作。他们把从地主手中缴来的物资分给贫苦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此后，每天有上千名群众配合部队进山剿匪，在搜捕中俘匪15名，投降9名，缴枪20余支。
剿匪部队自从实行了军事进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办法后，一般匪徒纷纷投降，只有罪大恶极的匪首和惯匪，不肯投降。至1950年3至10月，我四七○团全团共歼匪1700多人，绝大多数是自新投降者。
号称“狡兔军”的纪老呆匪部被一一瓦解后，他们的头子纪老呆、叶化龙和其他残匪却在我军的大势围剿中逃到了怀玉山区的玉山古城。
古城镇位于玉山县城北15公里，向北10公里为浙江常山县，西北就是怀玉山区。
1950年11月的一天，我四七○团二营十连的战士接到古城匪患的消息后，立即秘密从广丰前往玉山。
为了杀土匪们一个措手不及，战士们在黑夜中急行军，连夜赶到了玉山古城。
十连指导员韩志忠和连长魏振忠侦察了一下地形，随即决定：由一排长带两个班沿玉山、常山公路右侧迂回到敌侧后，防敌向常山逃窜；再由一个班直插古城西北竹笕村，防敌钻入怀玉山区；指导员和连长率其余人员直扑古城。
歼敌部署完成后，各个行动队开始行动起来，直扑古城的战士们很快便被城中的土匪发现，他们立即向我军战士开了火，并大声向其他的人报信说：“不好了，解放军来了，大家快逃啊！”
土匪们在哄乱中向镇北山上跑去。
面对敌人的逃跑，韩志忠和魏振忠带着队伍穷追不舍，他们大声地喊道：“同志们！冲啊！我们上去抓活的！”
这伙土匪边打边往北撤，我迂回分队从侧后猛插过去，将土匪包围在花底村附近的一个小山包上。
魏振忠指挥机枪手一阵猛打后，接着高喊：“你们被包围了，赶快放下武器！我们可以保证你们不死。”
土匪们听到了“不死”的保证，马上停止了射击，他们有的把枪放在地上举起手来，有的立即蹲在地上不再动弹。
我十连战士乘势冲了上去，将投降的几十名土匪全部活捉了。
战斗从打响到结束仅用了半个小时，之后，我军把投降人员押回了玉山县。
经审问，“狡兔军”匪首纪老呆、叶化龙、郭永槐等也在俘虏之中。
匪首纪老呆、叶化龙、郭永槐等人的覆灭，标志着广丰匪患的平息，从此以后，广丰人民真正过上了太平日子。
识破土匪假降阴谋
军山又名军峰山，位于抚州南丰县三溪乡境内，海拔1760多米，是赣东群山之首。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方圆100多平方公里，历来是土匪滋生之地，杀人不眨眼的匪首周富成就以此为据点，祸害乡里。
周富成，军峰山西南麓猢狲村人，年轻时好吃懒做，打架赌博，后来成为当地南丰、宜黄边境的一大匪霸。
解放前夕，黄镇中成立“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时，周富成被任命为“二十一支队”支队长。当时，周匪的手下拥有3个营，600多人。
1949年7月，我人民解放军第一六一师四八三团一营奉命解放南丰县，周富成带领着自己的3个营向军峰山逃去。
让周富成没有想到的是，我四八三团一营两个连的战士对周匪跟踪至军山，还没等土匪们缓过气来，就是一阵穷追猛打，把他们打得晕头转向。
土匪队伍迅速土崩瓦解，两天之中，我军击毙周匪20多人，俘虏40多人，缴获土匪武器4挺机枪、2枚火箭筒、1门六〇炮和60多支步枪等。
土匪们见解放军神勇威武，势不可挡，纷纷缴械投降。周富成的一支600多人的队伍，溃退到军峰山的护国村时，仅剩下40多个人。
周匪喘息未定，解放军的子弹又响到他后脑勺上，3天不到便将他的最后40多个残匪全部歼灭。
然而战斗结束后，周富成却逃之夭夭。
剿匪部队和地方政府立即对周匪进行搜捕，至9月底，部队在南丰市山抓住了他的三姨太李千容。
本来，抓李千容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抓周富成。可是，剿匪部队将李千容审讯了很多次，她就是不交待周富成的去处。
地方政府认为：必须尽快抓住周富成。因为，周匪是一个极其凶残的匪首，他在这块地方经营十几年，对这里的一切都非常熟悉；群众还没充分发动起来，对他们十分惧怕，一旦给了他们喘息的时间，他们将会很快纠合在一起，进行更加疯狂的破坏。
县、区领导分析，不管周富成过去有多么的“厉害”，他过去的活动地域都在本县范围之内，主要是在西乡这一带，跑也跑不远。他的三姨太被我们抓住了，这个女人是他众多女人中最受宠爱的一个，他一定很快就会出现。
果然不出所料，10月12日下午，周富成来到了区政府投诚。
周富成来降了，区政府将李千容释放，让他们夫妻团聚，并请周富成吃了一餐饭。第二天，又把他们送到县里。县大队苗立柱大队长亲自接待，县委书记、县长也先后前去看望，对他愿意站在人民一边表示欢迎，要求他转变立场，为人民立功；并要他告诉仍在各地为匪的部下，马上向政府投诚，政府保证对他们宽大处理。同时也要求他把分散隐藏的枪支弹药，全部交出来，以免日后祸害百姓。
对于领导的谈话，周富成说自己深受感动，表示一定要按领导的指示，立功赎罪，重新做人。
但是，人们却不知道这是周匪设计的权宜之计。
投诚后的周富成，一方面利用区领导给予他的自由，带着他的小老婆逛街，用以威吓当地群众；另一方面，他又利用写信劝降部属的机会，与外面的土匪暗通声息，进行反革命密谋活动。
区领导很快发现了周富成耍的这些鬼把戏，并决定限制他的自由。
可惜，领导们发现这一危险事情的时候，周富成已经跟他的属下设计好了一场血腥之灾。
1950年1月29日，就在周富成假意投诚的几个月后，区长张化臣带着几名区干部，在区会场召开群众大会。上午，附近高坑、徐公桥、兔岭等好几个自然村的100多名群众，先后赶到会场。
因为天气冷的缘故，会场上，年纪大一点群众都提着火笼来开会。
农村开会，多半是“边开边等”，张化臣看着人们已经到得差不多了，便宣布会议开始。他详细地讲解政府的征粮政策，不时插上一两句本地土话，大家听着感到非常亲切，会场时常响起会意的笑声。
大会正开得热闹之时，突然屋外有人放了一枪。原来是匪首周富成的爪牙周有学在这里搞破坏。
随着这一声枪响，土匪的喊杀声、妇女的尖叫声和群众奔走碰倒板凳的声音响成一片。与此同时，几个匪徒从人群中一冲而出，一把将会议领导张化臣紧紧抱住，一个土匪趁机在火笼里抓一把炭灰撒进张化臣的眼里，又随手将火笼朝他头上狠狠砸去。
土匪们威胁张化臣给区里负责软禁周富成的同志写信，要他将周匪放出来。张化臣宁死不从，匪徒们便将张化臣推入了会场外的水塘里。
此时正是枯水季节，河水很浅，匪徒们继而又向张化臣扑了过去。
张化臣竭尽全力，赤手空拳与匪徒搏斗。他遍体鳞伤，与敌人生死搏斗，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
与此同时，和张化臣一道在会场上的邓加旺、曾柳根等两位同志，也在同一时间里被这些土匪们乱刀砍死。
噩耗传出后，全县干部群众悲痛不已。县委书记张贵捕和二区区委书记赵继胜，立即赶到区会场，亲自为烈士善后，安抚受惊的群众，并了解事件发生的经过。
随后，张贵捕又命令人将烈士遗体移至市山镇邱家祠，并在这里召开追悼大会。
成千上万的群众带着满腔悲愤参加了追悼会，大家强烈要求政府彻底消灭土匪，坚决镇压匪首，为革命烈士报仇。县委领导当即表示，接受群众意见，并且郑重承诺，人民政权决不容许任何人破坏和捣乱，政府不但要剿灭一切土匪，而且还要把军峰山的匪根挖个干净，将百余年匪患斩草除根。
经过调查，大量证据证明，区会场惨案完全是周富成一手策划的，主要帮凶是周富成的二老婆揭秉蓉，以及混入革命队伍的伪排长罗文。主要凶手就是周富成的兄弟邹有学等几个土匪骨干。
惨案发生的第二天，南丰人民召开公审大会，审判了周富成。人民法庭根据人民的意愿，将这个血债累累、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判处极刑。罪犯揭秉蓉、罗文也先后被捕归案。
杀害张化臣同志的凶手，以及几十个漏网的匪徒，仍隐匿在军峰山中。军峰的青山绿水、绮丽风光，绝不能成为藏污纳垢之地。
2月底，一场声势浩大的清剿军峰山之战开始了。
参加这一行动的，有鲁营长领导的四八三团一营的3个连、县大队苗立柱大队长领导的县大队，还有二区区委书记赵继胜领导的二区区干部，一共数百人。军峰山附近的7个乡、87个自然村全在清剿之列。剿匪指挥部设在市山。
为了有效地歼灭残匪，指挥部又将这7个乡划作4个片，剿匪大军则兵分4路，分片负责。
他们一方面深入发动群众，掀起强大的政治攻势，一方面封锁道路，控制交通，断绝土匪食物来源。用饥饿将匪徒从地下洞穴里赶出来，对于敢于顽抗者，坚决予以歼灭。
指挥部把群众真正地发动起来，是清剿中一个重要关键。
逃匪之所以能在山里生存，是因为他们在这里有一个经营多年的关系网，也就是说，是有人给这些残匪送吃的、送穿的，通风报信，使他们不会饿死、冻死，并能及时逃脱追捕。
指挥部为剪破残匪们编织的这张网，做通了包括匪徒的家属、亲戚、朋友、情妇的工作。群众觉悟了，这张网就变成一块块碎片，一寸寸绳头，匪徒就没有藏身之处，就会落进人民的法网当中。
这次清剿持续了两个多月。到1950年4月底，杀害张化臣同志的凶手邹全成等人以及其他逃匪共20余人，全部被歼，并接受了军峰山人民的庄严审判。
至此，几百年来匪患不断的军峰山，终于恢复平静。
追剿逃匪黄金坡
解放初期的赣东土匪，不仅只在云山、广丰、军山这样的山上作恶，而且还经常骚扰城市民众，破坏社会秩序，匪首黄金坡就是这样的土匪之一。
黄金坡，号称“建宁一霸”，原是国民党建宁保警大队大队长，解放后上山为匪。在解放军猛烈追剿之下，他逃生无术，曾假意投降，并交了一部分破枪、旧枪。
当时，建宁剿匪部队对他的反动本质缺乏了解，听说他与南丰土匪李彬关系密切，便将他释放，让他去做争取李彬的工作。
黄金坡表面上表示服从政府的指示，实际却借机逃出政府的视线。不久，他重招旧时残匪20余人，以建宁县芦田为依托，经常窜到江西南丰、黎川边沿地区作恶。
该匪熟悉民情地形，有一定社会基础，虽经我多次搜剿，均未将其捉获。
为了尽快剿灭这股土匪，1950年9月9日，四八三团一营三连接受了上级关于歼灭黄金坡股匪的战斗任务。
连部决定，由指导员姚振林、副连长梁凤山带领2个排去完成这一艰巨任务。
3天后，即9月12日，部队即进驻芦田、董家店、石嘴等地，以武工队形式，配合地方干部开展群众工作，并主动与福建建宁县里心区政府联系，请他们配合我军向芦田一带的搜剿。
由于土匪的欺骗宣传，三连到芦田时，除老弱病残和儿童外，多数强壮男女劳力，都逃往山中躲藏，使三连遇到很多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三连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把发动群众放在首位，在当地干部配合下，召开多次群众大会，广泛宣传党的政策和我军的剿匪决心，揭露匪特的罪恶，积极开展助民劳动，使进山躲藏的群众陆续回家。争取到了群众，就有了克服困难的基础和完成任务的条件。
在当地干部和群众的积极配合下，三连从9月下旬开始，向山区各个村庄搜剿土匪30多次，均未发现黄金坡踪迹。
有些群众提议说：黄匪已经知道你们到处捉他的消息，他肯定是不敢进村庄的，极有可能是藏在深山的草棚里了。
根据群众的意见，三连又连续搜了十几处深山中的草棚，依然是没有一点结果。
为了能在今后的搜山工作中有所突破，三连指导员姚振林和副连长梁凤山具体研究下一步的工作。
姚振林坚信黄金坡残匪仍在芦田这片山区。因为这里既是黄匪的老巢，也是他最后的立足之地。同时，芦田的周边地区也都在搜剿残匪，到处都是民兵的武装设防，黄匪一定没有逃出山去。对黄金坡这股土匪而言，再也没有比他在老巢更安全的地方了。
实际上，三连在连续搜寻草棚的过程中，也不时地发现草棚里有人居住过的痕迹，有的地方甚至炉火尚温，证明匪徒刚走不久。
梁凤山说：“我的意见是要坚持下去，把芦田搜它个底朝天。黄金坡如果要活命，就离不开芦田，离不开人群，他不能不吃饭呀！”
“对！土匪和我们一样，他也要吃饭呀！”姚振林听了梁凤山的提醒，立即建议在搜山的同时，再在各个高坡上设立观察哨，以方便监视山中的动向。
三连到这里已经呆了快3个月了，仍然没有收获，姚振林心里虽然有些着急，但依旧充满信心，他坚信自己的判断：黄匪一定藏在芦田。
一天，姚振林和梁凤山照常率领部队进山搜剿，途中忽然碰到两个路人，行迹颇为可疑。一审问，很像是给土匪送信的，但这二人矢口否认，更没有说出有价值的东西。
但姚振林的直觉告诉他，黄金坡可能就在这附近。他一面命令人继续审问，一面注意各观察哨的反映。
正在这时，一个高山观察哨兵前来报告说：“发现对面半山腰上有烟火。”
姚振林毫不迟疑，立即指挥部队，分3路包抄冒烟处。战士们行动神速，迅速向目标扑去。
果然不出所料，当解放军到达目的地时，土匪们正准备吃饭。
黄金坡一见解放军，丢下饭碗就命令匪徒们开枪，他边挥舞手枪，边大声叫喊：“他妈的，是谁给共军报的信，老子决不放过他！”
土匪们还没有来得及拿枪，子弹就已经射向他们了。
交火几分钟后，黄金坡自知不是对手，随即拔腿便逃。
其他土匪见到头子跑了，更是吓得半死，也顾不上抵抗，就各自逃命去了。
“追！”姚振林一声令下，随即身先士卒，带着几名战士，紧跟着黄金坡追去。
黄金坡一边跑，一边转身朝后看，他见到紧跟在后面的我军战士，拿起手枪朝后乱开了几枪。
越过了一个山峰，黄金坡回头一看，我军战士依然紧跟不舍。
第三座峰、第四座峰都过去了，解放军不但没停下脚步，似乎离自己越来越近了。黄金坡不禁有点慌张，他大喘着对身边的一个副连长彭麻子说：“没有关系，他们一定会被我们摆脱的。”
“砰！”后面的战士给了黄金坡一枪。
姚振林在队伍中大声地喊：“同志们，大家要加把油啊！黄金坡就在前面，一定不能让他跑了！”
战士们异口同声地说：“冲啊！为人民立功的机会到了！”大家抖擞精神，加快了脚步。
黄金坡听了后面战士们的话，跑得更快了。
追过了第八座山，前边已经是第九个山头了。姚振林和战士们都已气喘吁吁，两条腿也越来越重。
“同志们，加油啊！我们跑不动了，他们一样也快跑不动了！”姚振林一边喘气，一边鼓励大家：“我们是人民子弟兵，人民养育了我们，使我们有吃有睡，‘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一定不能让人民失望！”
听指导员这么一说，刚才还迈不动步的战士，心中一高兴，忽然有劲了，于是又追赶上去。
正如姚振林所料，黄金坡也跑不动了，只见他的身旁已经多了两个土匪搀扶着他一步一步地往前拖着。
战士们的喊声离黄金坡等匪徒越来越近了，子弹不时在黄匪的身边飞过。
“扑通！”土匪彭麻子“哎呀”一声，中弹倒下。
“站住！缴枪不杀！”战士们大声地喊着。
黄金坡在另一个土匪的拖拉下走着，突然，一颗子弹向黄匪飞了过去，黄金坡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便沉沉地栽倒在地。
黄金坡完了，似乎没流多少血。这9座山要了他大半条命，那一枪只是轻轻一推，把他推进了地狱。
土匪头子一死，跟在黄金坡身边的另外几个土匪也只有投降了。
铲除南丰王李彬
黄金坡股匪覆灭不久，南丰王李彬得力的干将郑老柏就带领着6名土匪向我驻金坑的剿匪分队投降，他们交出手枪、步枪7支。
四八三团一营教导员吴志伟将情况报告给抚州军分区后，又接受了新的任务。
曾政委对吴志伟说：“你营已击毙黄金坡，迫降郑老柏，眼下只剩下李彬股匪，你们要乘胜追击，限1个月内，全力歼灭李彬股匪。”
吴志伟领受任务后，立即把李彬的情况做了个详细的了解，并整理了相关资料，发给营部战士，以便参考。
李彬，出生于一个富裕农民的家庭。1937年进南昌国民党军官教导团学习。1947年，他竞选省参议员成功，第二年又当上了南丰县伪县长，人称“南丰王”。
我军解放南丰时，李彬不敢抵抗，带几百人逃往福建泰宁、建宁山区，经过我军多次追剿，其属下大部被歼，其余或向我缴械投降，或自行散去，最后剩下不足百人。但李彬困兽犹斗，重新组建队伍与人民为敌。
一营接受命令后，在泰宁、建宁加紧了对残匪的清剿。
李彬自知罪孽深重，带着自己的几十名残部东躲西藏，当我军在泰宁、建宁地区对他们剿得紧时，他们就窜到江西的南丰、黎川，当我军前往江西进剿时，他们又逃到泰宁、建宁躲避。
一营在不到20天内，6次得到情报，6次进剿，却6次扑空。
李彬匪部变着花样逃走，使一营的指挥员感到非常恼火。随后的一段时间，突然连李彬股匪的消息也没有了，这让一营教导员吴志伟非常焦急。
吴志伟和三连连长贾元富商议，根据判断，李彬匪部现在至少还有一二十人，这么一支队伍，他们是不可能躲过闽赣两省剿匪部队铁桶似的包围的。吴、贾二人一致认为，“李彬一定还在闽赣边境！”
为此，他们下令侦察排继续仔细、深入搜索，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李彬老家傅坊乡，是5天一个集日，过去每次集日，当地山上的菇农们都要下山采购生活用品，但数量少，品种单一，可是自从李彬股匪神秘失踪后，侦察排忽然发现，菇农们变得多起来，他们买的东西不仅数量大增，而且品种也多了。一次、两次倒也罢了，可每个集日都是如此，就不能不叫人生疑了。
侦察排经过多次周密侦察，终于探明李彬一伙藏在距傅坊十几公里之外的牛牯岭附近。这个地方杂草丛生，树木茂密，地形隐蔽，人迹罕至。土匪藏在这个地方，其生活用品，可以靠菇农代为采购，非常方便。
很快，在当地群众的带领下，部队一个侦察员化装成农民，潜行到牛牯岭实地侦察，将李彬股匪所住棚屋的位置及其周围的环境，都摸得一清二楚。吴志伟和营部其他领导迅速定下了具体的作战方案。
1951年1月8日，是傅坊乡的又一个集日。到10时，集场开始热闹起来。区干部突然宣布：前来赶集的人，全部到傅家祠堂集合，有重要会议召开。各条大小道路的路口，都有解放军战士和民兵把守，所有的人准进不准出。
在傅家祠堂，区长张义坤首先对前来赶集的群众发表讲话，内容是宣传党在各个方面的方针政策，以及当前的剿匪工作。又有许多人发言，接着便是讨论，会议一直开到17时多才散。
与此同时，教导员吴志伟和三连连长率领全连战士，沿着一条山道快步前进，直奔牛牯岭而去。副班长宗德玉带一个小组走在队伍最前面。
牛牯岭山高入云，小道又陡又险，十分难行。战士们到达李彬股匪的所住时，已是深夜。
在连长的指挥下，战士们迅速包围了土匪的住处。同时，在所有道路的路口都设置岗哨，以防止匪徒潜逃。接着，又悄悄地占领了棚屋周围20米范围内的有利地形。在部队做好一切布置之后，敌人还没有一点察觉。
此时已经是21时了，屋里的几个土匪正在玩纸牌，而屋顶放哨的土匪却正在打着瞌睡。
“砰”吴志伟对天放了一枪，大声地对棚屋的土匪喊道：“李彬，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赶快出来投降吧！”
“放下武器，缴枪不杀！”其他战士也大声地喊着。
战士们响亮的喊话声，使匪徒们吓得半死，屋里的灯光骤然熄灭，责骂声、埋怨声以及慌忙的摸枪声，乱作一团。
一会儿，匪徒们从慌忙中缓了过来，步枪、卡宾枪、冲锋枪和机关枪一齐朝外射击，密集的子弹雨点般地横飞而来，打得树枝、树叶纷纷下落。
战士们一边回击，一边继续进行政策攻心，把喊话重点放在一般匪徒身上，吴志伟大声地说：“屋里的人听着，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杀你们，抵抗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土匪们仍在顽抗，我军的一位战士在枪战中不幸被敌人打伤。
吴志伟见政治攻击没有效果，便命令部下说：“同志们！给我打！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砰砰砰，啪啪啪！”牛牯岭立即枪声大作。
神枪手“啪”的一枪，就像是一声令下，不但机枪戛然而止，其他的武器也停止了射击。
我军战士一冲而上，匪徒们有的四散逃命，有的举手投降，没有一人继续抵抗。那个被我战士打伤额头的机枪手，原来是个女人，俘虏们说，她就是李彬的老婆刘细梅。
可是，他们的头子李彬呢？他又去了哪里？
经过俘虏的提醒，宗德玉看见光着脚的李彬一手挟一个孩子，朝外逃去，他立即追了过去。
这是一条在芭茅与荆棘掩饰下的小路，一般情况下附近的人根本就发现不了，当李彬刚接近路口时，他发现解放军已埋伏在道路两旁。于是，他又赶紧转身向另一条岔路跑去。才走几步，他又看见一个陡坎挡住去路，陡坎下是个约5米深的悬崖。
李彬回头看了看紧跟在他后面的宗德玉，他紧了紧双臂，将孩子挟稳，不顾一切地跳了下去。
可能因为太过慌张，又怕伤着孩子的原因，只听他“呀”的一声，扭伤了脚踝。当他挣扎着想爬起来时，宗德玉也跳下来了，并立即用枪顶住了他的脑袋，严厉地命令道：“放下武器！再跑打死你！”
“别开枪，我投降！”李彬垂头丧气地说着，将孩子放了下来，举起了他的双手。
因为他的脚踝受了伤，李彬几乎是标准的双膝跪地式投降，而且是“长跪不起”。
在李彬居住的棚屋里，剿匪部队缴获了40多支冲锋枪，2挺机枪，还缴到90多斤腊肉、800多斤食盐和3斤鸦片。显然，李彬是作了“长期”打算的，但让他没想到是自己这么快就做了俘虏。
此次围剿，我军打伤土匪10人，俘虏30多人，李彬匪部全部被歼。
揭开假和尚的面具
就在“南丰王”李彬匪部被歼灭的1个月后，一个以佛门为掩护的宜黄县土匪头子吴勋民也在福建宁化被俘。
吴勋民，宜黄县人，是赣东的重要匪首之一。他从21岁起，就为国民党反动政权效力，先后担任“铲共义勇队队长”、保安团分队长、中队长、大队长和副团长等职，并一路“青云直上”，直1949年初，他已当上了国民党宜黄县党部书记。期间，他杀害了许多革命干部和群众，欠下了累累血债。
吴勋民的手中有9个连，每个连有60~100人，有1000多支枪。1949年5月，“豫章山区游击队司令部”成立时，吴勋民也被收入黄镇中门下，被任命为“第八总队总队长”。他搞来许多国民党发行的“银元券”，以等量“银元券”抵等量银元的价格，强行卖给百姓，致使许多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
同年7月，我抚州军分区司令员夏新民，带了四八三团1个连到宜黄，会同公安局的干部，争取吴勋民投诚。但吴勋民不仅不从，还狂妄地说：“我有枪就有饭吃，怕什么呢？”
针对这种情况，我军只好以武力解决吴勋民。吴勋民带着一批匪徒逃到了新丰乡，将自己的大部队两个连的兵力留在了宁都、乐安交界的白竹乡和黄陂乡。
抚州军分区无法抽出相当的力量来剿灭白竹乡和黄陂乡的这些顽匪，新成立的县委便决定利用政治攻势，分化瓦解他的部下。
吴勋民的两个连长均姓邓。其中有一个叫邓炳仪的连长，与当地开明人士邓希绍有些亲戚关系。
宜黄县公安局长王宝琪找到邓希绍，要他到白竹乡去争取吴勋民的这两个连的投诚工作。
邓希绍和同事邹敬祖等一行人到白竹乡找到邓炳仪，说明来意。邓炳仪见国民党大势已去，吴勋民也逃往新丰，便同意了邓希绍的要求，并带领着部下交出了手上的枪支弹药。
为了早日瓦解完成吴勋民匪部的力量，邓希绍又让邓炳仪为其带路来到了驻黄陂乡的那个连，在邓希绍和邓炳仪的劝说下，这个连的土匪们也放下了武器。
两个连的先后投降，使躲在新丰的吴勋民气急败坏，但是，不等他缓过气来，我四八三团两个连的战士们便又秘密地来到了新丰乡。
吴勋民不敢与我军交战，一遇我军交火便急忙向山区溃逃。他原想朝他的上司黄镇中处靠拢，可到达宁都附近时，才知道黄镇中早已被我军困在翠微峰，自身不保。于是，吴立即转身，率部准备逃往福建。
在逃亡福建的路上，吴勋民匪部再次与我军追击部队交上了火。此战，我军打死土匪10人，俘虏60多人，缴枪100多支。
吴勋民好不容易才保留下来300多人，一下又损失了近三分之一，他收拾残部，来到了福建。
1950年2月20日，为躲避解放军的追剿，吴勋民将土匪分散为3股：一股交由手下廖仅带领，驻双坑；另一股两个中队驻廖家宁；吴勋民自领三中队，驻扎于峰上。
两天后，我人民解放军在追剿资溪暴徒时，顺便消灭了吴勋民的另两股土匪。吴勋民只剩下亲自管理的第三中队，仅有70多人。
解放军尾追而来，吴勋民只好又带着残部从峰上逃至焦坑，后来又窜到贤河。几天后，吴勋民突然失去了踪迹。
1950年底，全省的剿匪工作取得重大的胜利，许多匪首纷纷落网，大规模的搜剿行动也已告一段落，但依然没有匪首吴勋民的消息。
宜黄县委责成公安局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抓捕吴勋民归案。
1951年初，宜黄县公安局长王宝琪，从一些在福建被俘的土匪那里了解到，吴勋民极有可能还在福建宁化一带，因为那里高山绵延，林深似海，隐藏几个人在那里，是非常难找到的。
根据俘匪提供的情况，王宝琪分析，吴勋民要活命就离不开群众，只要他与群众有接触，他就一定能够“浮出水面”，他将前往福建宁化捉拿吴匪的任务交给了侦察股长王九凤完成。
王九凤领命后，立即带了两个人一起去，他们一个叫邹群，另一个叫许天佑。
这个许天佑是一名社会人士，解放前夕被吴勋民强加罪名关进大牢。王宝琪出任局长后，将他从牢中放出，他对共产党非常感激，一直想找个机会“感恩”。这次要他同去抓捕吴勋民，再合适不过了，而且他们3人中，他又非常熟悉吴勋民，了解他的习惯与个性，对寻找和抓捕吴匪非常有利。
王股长一行3人直奔宁化，在当地公安部门的配合下，他们爬遍了那里的深山大壑，钻遍了那里的千年老林，终于发现了在一个高峰之上隐约可见的一座旧庙。
他们探访了旧庙附近的村镇，了解到最近庙里来了几个和尚，因为庙里和尚下山买东西来得勤了，东西也买得更多了。
王九凤对同伴们说：“吴勋民很可能就藏在旧庙里。从庙里食品增加的数量看，他们大概有3到5人。”
许天佑有点急不可待，说：“他们只有3到5人，我们也有3个人，应该可以对付他们，我们明天就去，免得夜长梦多。”
王九凤说：“其实，从以前来看，穷途末路的土匪去当和尚，是常有的事，但如果那几个人不是吴勋民等人的话，我们这样去就会打草惊蛇。所以，我们如果要打，就要一击而中，一举而擒，不能让一人逃脱。”
邹群说：“我同意老王的意见。我们应该先去庙里看看，弄清虚实，把寺庙周围的环境摸清楚，这样打起来就更有把握。”
他们认为这样最好，可是到底该派谁去打探情况呢，如果他们一起去的话肯定会引起敌人怀疑的。王九凤提议自己去最为合适，因为吴勋民认识许天佑，而邹群呢？又不认识吴勋民。王九凤虽然也没见过吴勋民，但他跟吴匪的手下多次谈过话，对其的长相容貌略知一二。
第二天，王九凤化装成到庙里进香的农民，向寺庙走去，他在路上又遇到一位去进香的农村的老婆婆，于是便与她便结伴同行。
老婆婆告诉王九凤，解放前这里有五六个和尚，土改时把庙里的田分了，和尚就走了，现在只有两个老和尚，一个做住持，一个烧饭打杂，都五六十岁了。
他们走进庙里一看，庙不大，佛像也很破旧，大殿里只有一个老和尚有气无力地敲着木鱼。
参拜完大殿的如来佛，老婆婆告诉王九凤说后面还有观音菩萨，一起前去烧香。这正合了王九凤的意愿，他便扶着老人家往后殿走去。
他们刚走到旁门前，就从里面出来一个年轻和尚，看了二人一眼，拦住了他们的去路说：“施主请慢，我们方丈正在念经，外人不能打扰，请施主以后再来。”
老婆婆嘟噜一句说：“这是哪里来的规矩？我年年都来你们这里上香，都要把这里的菩萨拜完才回去的，怎么今天就不行呢？”
老婆婆说完，从里面又出来一个中年和尚，对那个年轻和尚说：“师弟，施主诚心敬佛，就让他们进来吧！”
王九凤听此人的口音和外地人一样，再看这人走路的架式，一看就知道是当兵的出身。
王九凤和老婆婆一起烧完香，便扶着她出来。
与此同时，王九凤又暗扫了一眼“和尚们”的厢房，只见里面的桌子上放着两个茶碗，碗里正冒着腾腾热气。
出了大门，王九凤又以小便为由，转到庙后看了一下，确定寺庙的后面出口是一个后门。
王九凤回来和大家一分析，认为那个中年和尚就是吴勋民的第二大队队长许斌，而年轻和尚则是吴勋民的贴身卫士。里面除吴勋民外，最多还有一两个人。
情况了解清楚了，他们就该行动了。
第二天一早，他们又请上了几个当地公安干警协同抓捕，让干警们负责将寺庙包围，不让一个匪徒外逃。他们则仍化装为农民，负责冲进庙中，擒拿土匪。
他们到达寺庙时，庙门还没开。当地干警立即散开，将前后门堵死。然后由邹群敲门，说是家里有人得了急症，要请方丈去看病。
庙门刚开一条缝，邹群便破门而入，王股长和老许紧跟而上。开门的是个年轻的和尚，一见来人不请自进，知道来者不善，于是转身便跑，并立即拔枪打来。
王九凤等早有准备，往旁边一闪，子弹“嗖”地一声从他的耳边擦过。王九凤抬手回击那和尚一枪，和尚应声倒在地上。他们随即冲进后面厢房，并大声向屋里的人喊道：“放下武器，缴枪不杀！”几个准备顽抗的匪徒，慌忙放下手中的枪，乖乖做了俘虏。
不出人们所料，那中年和尚正是许斌，年轻和尚也正是吴勋民的贴身卫士，老和尚则是吴勋民。
但是，让王九凤等没想到的是，寺庙中还有一个不到16岁的小和尚，而此人竟是吴勋民的儿子。
这一天正好是1951年2月14日。
被俘之后，吴勋民恳求政府原谅他的儿子，说他的孩子仅仅16岁，不能算是土匪。
然而，当王九凤等人前去抓捕他们时候，吴勋民这个年仅16岁的儿子手里正握着一支装满子弹的手枪。
这个孩子算不算土匪的事，不是王九凤等说了算的，等待吴勋民和他的儿子的，将是新中国法律的制裁。
徒手擒获化装匪首
剿灭土匪，少不了是要动刀动枪的，特别是捉拿土匪头子，常常更是要大干一场。但是，我崇仁民兵抓捕匪首汪澜的时候，既没有用刀，也没有用枪，那么他们是怎样把这个匪首抓到的呢？
汪澜，抚州崇仁县人，既是反动组织“崇正社”的总头目，也是国民党崇仁县旧部“保警队”队长。解放前夕，他接受大匪首黄镇中的任命，当上“第二十三支队”队长。长期以来，汪澜残杀百姓几十人，掠夺人民财产数以万计。
1949年7月，赣东数县相继解放，而乐安、南丰、广昌等县尚在敌人手中，土匪活动十分猖獗。
9月，我四八三团三营的战士们接到了剿灭汪匪的任务，立即开赴崇仁，将汪匪打了个落花流水。
汪匪一击而溃，23人当了俘虏，25人缴械投降。汪澜自己则带了一队残兵逃往福建邵武山区，与其“第八队队长”吴勋民会合。
尽管汪澜遭到惨败，但他仍贼心不死，一方面与匪特勾结，继续其反人民活动；另一方面却派其爪牙回到县里，秘密组织人员，到处造谣生事，企图进行暴乱活动。
1951年春，崇仁大桥乡开始土改。汪澜教唆他的喽罗们暗中破坏，并声称：汪澜迟早还要回来，大家凡事要为自己“多留后路”，以免遭到“报复”。
汪匪的造谣生事使部分群众顾虑重重，严重影响了土改进程，大多数贫下中农强烈要求捉回汪澜，讨还血债。
面对这种情况，土改工作队决定，根据群众的意见，派民兵前往福建捉拿汪澜归案。
受命完成这个任务的有：民兵中队长许辉、大桥乡第一任村长许广龙，还有一个民兵叫许国样。临行前，3人前往负责剿匪工作的抚州军分区，见到了分区司令员夏新民。
夏新民一见到他们就问：“我看你们都没有带枪，你们这么空着手去抓土匪，能抓到吗？”
许辉回答说：“夏司令，我们几人就是来找你要枪的，你看，你能发几支枪给我们吗？”
夏新民笑了笑，并不打算给他们枪支，劝他们先回去，说这件事需要另行安排，叫他们不要自己行动。
此时，尽管别的乡村民兵都有枪支站岗，但因为崇仁地区解放晚，枪支紧缺，所以大桥乡民兵们都还没有发放枪支。他们站岗、放哨、看守地主，用的只是梭镖、木棒等工具。
通过和夏新民的谈话，了解到夏司令是不主张民兵们空手去抓汪澜的，这倒令他们犯了难。
许辉等将夏新民的意见向土改工作队作了汇报。工作队研究之后，认为夏司令说得很有道理，空着一双手去抓有武器的土匪是有危险的。
但是，汪澜的民愤太大了，群众要求十分强烈，不抓回汪澜，必将影响土改的深入开展。
根据已经掌握的情况分析，工作队同志们认为：汪澜只身在逃，以三对一，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汪澜真要开枪拒捕的话，也是非常危险的。
为了解决这一可能出现的情况，大家又作了反复商量，以求万无一失。最后一致认为：一旦发现目标，先不要打草惊蛇，然后再采取近距离突然袭击方法，迅速制服对手。为此，工作队同志们维持原先的决定：由许辉带民兵去把汪澜抓回来。
许辉等人带着乡亲的重托和领导的信任，随即前往福建。
他们最先去了光泽一带，因为土改工作队的同志曾听说有人在那里看到过汪匪的部下，可他们在找了好几天，却没有一点线索。
在寻找中，他们从当地人的口中打听到邵武山区有一些说着江西口音的人，他们又立即转身去了邵武。
他们在邵武碰到了在汪澜手下当过土匪的许氏两兄弟。这两人在解放前一直跟随汪澜，干了不少坏事。
许氏两兄弟见他们都没有带枪，满不在乎地说：“你们是来抓我们的吧？可你们怎么什么也不带呢？”
许辉说：“我们是来抓汪澜的。你们知道他在哪里吗？”
许氏老二说：“就是知道，我们也不告诉你！”
许辉说：“如果这样，你们就得跟我们回去。你们在家乡犯了案，我们有理由抓你们回去问罪。”
许氏老大说：“哼！就凭你们？”说完他神秘地向四周一看：“你们知道么，这周围都有我们的人，要是真打起来，吃亏的只能是你们。”说着，他又掏出一些钱交给许辉，说：“这点钱就给几位拿去买几条烟抽。你们就算没有见过我们，我们不会找你们麻烦的。”
许辉要他们将钱放好，接着便对他们说，像你们兄弟这样的小土匪，政府会宽大处理的，只要现在回去了，你们还可以和大家一样分一份土地。
但许辉的劝说对他们兄弟并不管用。许氏老大说：“好了，现在我们还有事先走了，就不和你们说了。”
许辉自知此时不能抓住他们，便问他们要去哪里。
许氏老大说：“我们到麻石有点事。”
许辉立即要与他们同行，许氏老二却恶狠狠地对他们说：“那你们走前面，我们不是很着急。”
许辉等人走在前面，许氏兄弟远远地跟在后面。
大约走了三四里地，在一个路口上，一个当地的区干部拦住了许辉一行的去路。
他见许辉等是外乡人，便盘问他们说：“我是这里的区干部。请问你们是哪里来的？到这里干什么来了？”
许辉拿出自己的介绍信给对方看，接着说：“我们是从江西崇仁来的，到这里来抓捕逃亡的土匪。现在，我们的后面正好有两个土匪，请你协助我们把他们抓住。”
区干部表示非常愿意帮忙，他说：“只要是土匪，我们就一定不能让他们逃脱。”说着，他立即叫人调来了20多个民兵，埋伏在大路两边。当后面的许氏兄弟经过时，民兵们一拥而上，一下就把他们抓住了。
许辉等人感谢过区干部和民兵同志后，押上二匪便踏上了回江西的道路。
他们在途中碰到一位押运木材去江西上饶的解放军连长，许辉向连长说明来意，连长当即答应他们搭车的请求。
在福建通往江西的路上，许辉等人又遇见两个逃亡地主，在解放军的帮助下，3人一起将这两个地主捉住，一起运回江西。
解放军的车到达上饶，许辉等人又在上饶改乘火车去温家圳，一路上都很顺利。但当他们在温家圳转乘回崇仁的汽车时，许氏兄弟却趁机逃脱了。
许辉他们回到大桥乡，带回了在路上抓到的两个地主，并将许氏兄弟逃跑的事情告诉了工作队。
工作队领导非常满意他们的表现，认为他们作为几个没有武器的民兵能够这样主动出击，已经很不错了。
但他们却不原谅自己，特别是作为民兵队长的许辉，更是自责不已。他对工作队陆部长说：“我们这次没有完成任务，真是太不应该了。花了这么多时间，汪澜也没有抓到，逃犯还跑掉了两个，不过，请领导放心，下次我们一定要把汪澜抓回来！”
不久，根据群众的报告，许辉带着民兵，将半路逃跑的许氏兄弟逮捕归案。但这两个土匪非常顽固，他们仍不吐露汪澜的下落，这使许辉很失望。
时间又过去半个月了，各个乡村都在追捕逃亡的地主、恶霸。许辉只要听说哪个乡村抓了逃犯回来，便去打听可否有汪澜的消息。
真是有志者事竟成。这年刚过完春节，许辉从被抓回的一个逃犯口中得知此人在广昌发现过汪澜的部属许裕生。
许辉向逃犯问清了许裕生的确切住址，并将这一情况向土改工作队做了汇报。
陆部长表扬了许辉，并同意他再次带民兵前去广昌抓捕汪澜。
有了上次的经验，许辉这回要谨慎得多，他的计划也更为周密。他们到达广昌后，当晚就直扑土匪许裕生的住处，而且逮了个正着。
经过大半夜的审问，许裕生终于说出了汪澜的躲藏之处。不等这个消息外传，次日凌晨，许辉便押着许裕生前往福建邵武。
许辉向许裕生问清汪澜经常出没之处，让另外两个民兵将许裕生带回住处控制起来，避免消息外泄。然后，自己一人前往集市，装做买东西的样子，在人群中寻找目标。
他在市场上走了几个来回，猛然发现在市场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50多岁的卖东西的老头，相貌颇为面熟。仔细一看，此人不正是汪澜吗？
许辉在这个老头的面前蹲下身来一面问价，一面再仔细打量，以免认错了人：“你这个是怎么卖的？”
卖东西的老头一回答，让许辉确认这家伙就是汪澜无疑，因为此人说的一口崇仁话立即将他出卖了。
许辉以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将汪澜双手反剪在背后，然后腾出左手，在其腰间一搜，检查汪匪有无携带武器，最后才说：“汪澜，可算让我找到你了，走！”
老头吃了一惊，大声地辩解说：“哦！不对，你搞错了，我不是汪澜，我是王先生。”
许辉说着，押起汪澜就走：“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呀，汪队长，快走吧！”
汪澜还想脱身，他大叫着：“喂！你是谁呀？你抓错人了知道吗？我不是汪澜，我是……”
许辉虽然没带武器，但他那双手就像一对铁钳一样，任汪澜怎么挣扎，也无法挣脱，只好乖乖地跟着他走了。
一路上，汪澜身子动弹不得，嘴巴却没有停，他一口咬定自己是“王先生”，直到进了许辉他们下榻的饭店，见到他的部下许裕生，这才两眼一瞪，无话可说了。
1951年4月，经人民法庭的公开审判，汪澜这个崇仁县最大的恶霸、罪大恶极的土匪头目，终于受到最严厉的制裁。
三擒乐安县家族土匪
解放初期，位于抚州西南的乐安县，民愤最大的土匪头目是人称“三张”的家族土匪张耀清、张亮远、张国华。他们实际上是三叔侄：张亮远是叔叔，张耀清、张国华为叔伯兄弟，都是张亮远的侄子。正是因为他们之间的这种家族关系，才把他们称为家族土匪。
乐安县城是1949年9月解放的。9月上旬先解放南村，并于9月16日在南村成立中共乐安县委和乐安县人民政府。9月23日，我四八三团三营九连奉命进驻大金竹，剿灭这里的土匪。
但由于大金竹高山绵延，沟壑纵横，地形极为复杂，而且刚刚解放，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部队在短期内，并没有将“三张”抓获。到了冬天，乐安县委、县政府和驻县剿匪部队、公安干警对剿匪工作进行了深入研究和重新部署，决定一方面，对“三张”可能藏身之处实施监控，封锁交通要道和边远村寨，断其粮食，一有露头，即予歼灭。另一方面，又动员其家属、亲友，劝说“三张”弃暗投明。
与此同时，政府又以剿匪部队名义给“三张”写信，对他们讲政策，晓以利害，促其投降。
不久，隆冬到了，北风呼啸，天寒地冻，冰封雪盖，山上的土匪走投无路，不得不下山投降。几天之内，“三张”损失了两成兵力。年底，匪首张耀清逃往徐庄，被我们埋伏在白石岗的剿匪部队抓获。
剿匪部领导对他教育后随即予以释放，要他回去后立即解散股匪。但这个家伙顽固不化，回山后继续为匪。第二年1月，张耀清潜下山来，向南昌逃窜，途中即被剿匪部队逮住。
为了扩大战果，争取更多的匪徒投降，剿匪指挥部决定，仍不逮捕张耀清。并由四八三团三营营长杨定学亲自与张耀清谈话，要他回去规劝其他土匪投降，立功赎罪，重新做人。
第二天，张耀清又被释放了，这次的释放使“三张”总算有了一定的收敛，他们于2月10日晚，冒着寒风，带着剩下的残匪和1挺机枪、2支手枪、105支步枪，以及其他军用物资，下山向政府投降。
人民政府对他们进行教育后，按当时的规定发给路费，释放回家。乐安匪患，总算平息了下来。
然而，“三张”匪性不改，总想夺回他们失去的天下，外面一有风吹草动，便萌生反叛的恶念。几个月后，朝鲜战争爆发，一些反革命分子以为时机已到，像蛰伏的毒蛇一样从地底下钻了出来。在国民党阵营混迹多年的张国华，鼓动张亮远和张耀清，纠集土匪旧部和各类反动分子，重新拉起土匪队伍，决心继续与人民为敌。
“三张”再次为匪，我剿匪部队、公安干警和全县民兵，随即展开搜剿活动。
由于大金竹地处三县结合部，匪徒利用这里复杂的地理环境，与追剿队伍周旋。追剿队伍到乐安，他们逃往永丰；追剿队伍到永丰，他们窜到宁都；三县联合会剿，他们又跳出包围圈躲进偏僻深山。
但这些匪徒毕竟是在逃窜中过日子，除了欺侮百姓，与我军作战的他们并无还手之力。只要有接触，他们就有人被打死打伤，或者成为俘虏。这样转来转去转了1年多，到1951年年底时，“三张”手下的匪徒们几乎全部被歼，“三张”基本上是“光杆”了。
这年冬天，剿匪部队接到一个重要情报：“三张”正藏匿在永丰与吉水边界一带。而且据群众反映：在乌江上游有人砍了不少竹子，扎了很多个竹排，好像要放排到吉水去卖。
指挥部分析，有可能是“三张”派人来砍的，目的是筹措经费，打算外逃。
在进一步侦察之后，证实的确是张耀清所为。但张耀清不在此地，追剿队伍也就无法动手。为了不打草惊蛇，驻县剿匪部队四八三团三营九连决定，悄悄跟踪这些竹排，找到了目标，再打他个迅雷不及掩耳。
整个计划由九连连长张先平执行。他们首先在严田村砍了一批茅竹，做了7个竹排，然后请来思想进步的贫农青年小王，负责竹排的放运，跟在敌人的竹排后面。
战士全部身穿便衣，化装成老百姓，随竹排而行。他们乘坐的竹排与土匪的竹排时远时近，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
这个地区山峦起伏，人烟稀少，地处偏僻，道路崎岖。部队从驻地出发，到目的地吉水有100多公里路程。
正值隆冬之际，天气寒冷，这一路上更是难走。但战士们克服了一切困难，终于来到了吉水竹排码头。到达目的后，张连长决定先仔细摸清张耀清的藏身之处。
经过一番调查，战士们发现张耀清藏在一条船上。连长张克平一马当先跑了过去，张耀清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张连长扭住了胳膊。
这家伙还以为是当地民兵查户口，忙说：“我是正当的生意人，请不要误会。”
张克平问道：“你是张耀清吗？”
张耀清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地说：“是，我是……这是怎么回事？”
张克平对战士一挥手说：“押走！”
经审讯，张耀清承认，他的确是在为逃跑筹措路费。他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打起来了，台湾非常重视大陆的“游击队”，并说，自己已经联系好了特务肖炳荣，可以与台湾取得联系。
不久后，协助部队擒获张耀清的群众小王报名参加了解放军，并调到省委警卫排担负保卫省委机关的重任。
有一天，他发现一个送牛奶的“工人”非常眼熟，仔细一看，很像乐安那个伪保警队长肖炳荣。但小王也很久没见过此人了，而且因发型、着装的不同，小王又不能确定此人就是肖炳荣。于是他立即报告给了领导。
一个可疑人物每日都大摇大摆地出入省委大院，不是一件小事。警卫排非常重视，当即决定于次日安排了一个机会，让小王从语言、声调、动作多方面进行辨认。
这个送牛奶的人准时来送奶时，一个战士即上前与之搭话。送牛奶的一开口，正在室内观察的小王，看得清楚，听得分明，确认此人就是肖炳荣。
警卫排当即将其逮捕。一审问，才知道这家伙早已是一个特务，那牛奶场里隐藏了一个特务机关。小王再次为剿匪而立功。
不久，张耀清被押回乐安。乐安县政府在县城召开公审大会，根据国家镇压反革命条例和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判处张耀清以极刑。
张耀清伏法之后，“三张”剩下“二张”，部下土匪除被剿匪部队打死打伤的外，早已纷纷散去，最后只留得张亮远、张国华到处逃窜。
1958年夏，当地政府机关，调动部队和民兵，组织永丰、乐安和宁都县联合清剿指挥部，围歼最后的顽匪，终于将“二张”之一张亮远击毙在大坑山区。
而“三张”中唯一没有落入人民法网的张国华，也在1960年10月6日这天，被农民自制的打野猪的猎枪击中，死于非命。
张国华野猪般地死去，是赣北最后一个匪首的灭亡。至此，赣北地区武装土匪全部被消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