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围井冈山恶魔
1949年11月11日，我驻守赣南剿匪部队在遂川县城水南河岸边上的遂川中学大操场上，召开万人大会，公审处决杀人魔王肖家璧。
吉安全区各县都有人来参加，广场上人山人海，来自湘赣边区各县的群众，有的带着干粮爬山越岭赶来，有的扛着多年来保存下来的红旗和梭镖、大刀赶来，各地汇集而来的人群把公审会场围了个严严实实。
10时，地委书记李立走上会场主席台大声宣布：公审大会开始。
接着，他激动地说：“井冈山的太阳从红军北上抗日后，就被乌云遮住了，现在，乌云被毛主席拨开了，我们在毛主席的阳光下，又站起来了……”
会场上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审判肖家璧的时刻到了，当解放军战士把肖匪押上审判台时，会场上群情激愤，群众一拥而上举起拳头就往肖匪身上挥去。人们大骂肖家璧，个个泣不成声。
肖家璧，又名肖圭如，遂川县大坑乡九田村人，是遂川县最大的恶霸地主。他与永新的尹道一、井冈山的肖根光、郧县的贾少提并称为井冈山区“四大屠夫”。
肖家璧为人狡猾，曾任大坑乡保卫团团总、清党委员会主席、县参议长、井冈山绥靖区遂川反共第一纵队少将司令等职。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进军井冈山途经遂川大汾，曾遭到以肖家璧为团总的遂川靖卫团300多匪徒的突然袭击，70余名革命战士壮烈牺牲。
1928年1月，毛泽东在遂川大坑与肖家璧曾打过一仗，工农革命军一举歼灭靖卫团大部匪兵。
此后，不甘失败的肖家璧再次扩充靖卫团，并更加疯狂地袭扰红军和游击队。
1929年1月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失利后，肖家璧占据了井冈山。丧心病狂地将大小五井、茅坪、茨坪等毛泽东和红军战斗过的地方列为“重点血洗区”。
据不完全统计，仅被肖家璧残杀的红军战士、革命干部和群众就达2000人，烧毁房屋也达5000余栋。井冈山人民提起肖家璧都痛恨地称他为“肖屠夫”、“阎罗王”。
1949年8月2日，人民解放军二野第四兵团部队一举解放遂川城，将红旗重新插上井冈山。肖家璧虽然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但他仍借遂川山区复杂的地形和天险，与解放军周旋，负隅顽抗。
为了彻底迅速消灭肖家璧，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9月18日赣西南军区派四十八军一四二师第四二五团从赣州进驻遂川，清剿肖家璧股匪。
四二五团在团长王星的率领下到达遂川后，立即成立指挥部，绘制地图，翻拍了肖家璧的照片，发给各战斗组织。
但是，肖家璧十分狡猾，我军进剿时，他不是集中兵力与我对抗，而是分散兵力，利用井冈山山高、坡陡、沟深、草茂、林密和他们熟悉的地形与我军周旋。
为了不暴露隐藏地点，他平时只带两名亲信，隐藏在人迹罕至的地方。
针对这些情况，指挥部决定，首先深入开展群众工作，提高群众的觉悟；另外，派出一个侦察组由组长钟海棠带领，深入周围了解情况。
27日，湖坑的一个老乡跑来指挥部报告说肖家璧在湖坑。遂川县公安局经过周密的侦查，证实肖家璧确实隐藏在湖坑。于是剿匪指挥部根据情报制定了行动计划。
湖坑位于遂川、宁冈两县交界处的黄坳村附近，处在大山之中，山高林密，道路崎岖。
指挥部决定，由四二五团团长王星亲自率部火速赶往湖坑，封锁四周道路进行合围搜索。
指战员们赶到目的地后，爬到山顶，自上而下仔细搜索，不放过一处草丛和山洞。
第二天早上，一营二连九班搜索到湖坑西山时，副班长赵文珍突然发现一个黑东西正在朱屋背后的山坡上爬行，当即大喝一声：“谁在哪里？”
对方慌乱地往山下草丛滚去。
赵文珍忙朝天鸣枪，他率领的搜索小组赶紧围了过来。因为明确任务是要抓活的，所以赵文珍又朝黑影滚落的地方打了一枪，使其不敢乱跑。
这一枪真灵，那个家伙不敢动了。
赵文珍不顾一切地顺着山势向草丛滚去，从3尺多深的草丛中，一把抓住这个家伙。
战士们正掏出肖家璧的相片来辨认，侦察组组长钟海东赶来了，他一看就说：“不用对了，他就是肖家璧！”
活捉肖家璧后，肖匪的“第一纵队”随即群匪无首，很快土崩瓦解，其他股匪也都受到极大的震慑。剿匪部队夜以继日地在深山里搜剿，王子华、王承基、李在杰等匪首纷纷落网，不少土匪携枪投降。
到12月底，井冈山地区只剩下零散潜匪80余人，成股土匪被歼，全区搜剿土匪斗争基本平息。
11月11日，遂川县政府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审判杀人魔王肖家璧。
当审判长宣布对大匪首肖家璧判处死刑，立即枪决时，全场欢声雷动，同声高呼：
“毛主席万岁！”
“共产党万岁！”
捣毁赣南匪巢
1949年10月，就在一四二师四二五团清剿肖家璧股匪的同时，一四二师四二四团也接到了进驻赣南崇义县剿匪的任务。
崇义县位于南岭中部、罗霄山脉中段，与湖南汝城、广东仁化接壤。这里到处是高山峻岭，莽莽森林，人烟非常稀少。解放初期，国民党残余势力为躲避我军打击，乘隙窜入这片山区，形成了许多股土匪。这些土匪中尤以匪首周文山的罪恶最大。
周文山又名周盛连，广东省仁化县人。他身材既不高大，头脑也不敏捷，而且没有文化，只凭着狠毒、狡诈和蛮干，在湘、粤、赣三省边境，特别是崇义西南地区，肆无忌惮地奸淫烧杀，鱼肉人民，为害几十年，号称“赣南皇帝”。赣西南解放后，他拉起一股土匪，继续与人民为敌。
为了彻底解放崇义县，我四二四团三营以聂都、文英为乡中心，采取奔袭、搜山、伏击等办法，展开进剿，有时在营统一指挥下几个连向一个目标分进合击，有时与二营配合向大余、崇义和南雄边界推进。
但是，周匪凭着人地两熟的有利条件，采取我剿东他窜西，我剿西他窜东的方式与我军捉迷藏，我军踏遍各处山岭，也只捉到一些零星的散匪。
10月下旬的一天早上，我军在乐洞附近一个麻疯村外设伏，拂晓捉到一男一女两个土匪。他们供认是周文山股匪的联络员，并供出天星寨有座古庙，是个匪窝，有土匪150多人，匪首们常在那里开会。
天星寨位于乐洞以东5公里，古庙坐落在南山坡海拔1000米的森林里，地形隐蔽，道路狭窄，很难攻破。
为了歼灭这股土匪，七连一面在乐洞附近监视土匪，一面派两名战士把两名土匪押回到营部，并请求指示。
营长李凯接到七连的报告，审问了俘虏，核实情况后，立即带上八连和机炮连来与七连会合。
当天16时许，李凯带部队到达乐洞，立即召集各连干部勘察地形，研究情况，决定夜袭天星寨，将庙里的土匪一网打尽。
为此，李凯还做了具体的作战部署：由七连担任西南面主攻，八连负责东北面包围，重机枪分别配属给两个连队，迫击炮在七连后尽量靠近目标，营长随七连前进，规定以七连枪声为统一行动信号。
部署完毕，各连饱餐战饭，入夜后，我军沿着上山的小路，悄悄地接近目标。
这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我军凭着白天判定的方位，一直摸到庙前。
走在队伍前面的同志发现庙里的灯光，断定里面一定有土匪。但因地形复杂，夜间不便攻击，土匪容易跑掉，因而决定拂晓攻击。
我军慢慢缩小包围圈，守住寺院周围有利地形和进出路口。
天渐渐亮了，我七连六班爬到山门附近，将一颗颗手榴弹投进寺院，接着冲了进去。
七连副连长陈永顺随突击排冲进寺院，不见土匪还击，便指挥各班冲进厢房和庙内，却只见室内一片狼藉。
陈永顺伸手摸一摸被子，发现被子还是热的，认为土匪还没有跑掉，应该就在院子附近隐藏。
陈永顺立即指挥突击排占领有利地形，控制寺院内外，组织搜索。
之后，战士们发现在寺院的后面原来还有个山洞。
战士们堵住洞口大声喊道：“赶快出来！缴枪不杀。”
匪徒们听到声音，连忙在洞里喊道：“不要打了！我们投降！”说着，这些土匪有的双手举枪，有的抱着头，一个接一个地走出山洞。
陈永顺看了看走出山洞的土匪，一共是16个人。
经过审问，土匪们供认：他们的头子周文山在两天前便带队下山了，只留下他们十几人看“窝”。
为消灭周股土匪，李凯命令陈永顺带1个排留在庙里，守庙待匪。他自己则带领着其他部队，悄悄撤离天星寨，继续寻踪清剿。
转眼到了12月初，匪首周文山，再次集中150余人在天星寨古庙里，企图化整为零分散活动。
我三营得到情报，立即组织全营星夜奔袭天星寨，拂晓，将天星寨古庙包围。
陈永顺带领二排担任正面突击，在接近敌人时被土匪哨兵发现，他边打枪边喊：“解放军来了！”
哨兵的喊声立即惊动了群匪，寺院的步机枪立刻开始向我军射击。我军按照预定方案，重机枪、迫击炮一齐开火，密集地炮弹落在寺院内和庙宇上。
我二排在火力掩护下，从正面猛攻，战士们迅速接近垣墙，向院内投进一颗颗手榴弹，接着从正门冲了进去。战士们边冲边大喊：“放下武器，缴枪不杀！”
土匪们见势不妙，争相突围，场面一片混乱。
我七连和八连两面夹击，战斗进行了约20分钟，占领了寺院，俘虏了庙内土匪，而后组织搜索和打扫战场。
此次战斗，我军打死打伤土匪30多人，活捉100多人，缴轻机枪4挺，步枪110余支。
我军在清扫战场时，又在后面的山洞中找到了两腿患风湿病已不能行走的匪首周文山。
原来，周文山在山上躲藏的时候，早已身患重病，离死期不远了。
周文山股匪被歼，崇义县其他股匪也望风而降，只有少量土匪逃往广东和湖南去了。
突审叛徒巧破敌
1949年10月底，我四二四团三营七连一排战士在天星寨古庙等待周匪落网的这段时间里，在庙宇里待了好几天了，却并没有等来上钩的土匪，三营营长李凯命令一排同志们撤离古庙，回到聂都。
此时，七连连长和指导员都带着其他排的战士进山剿匪去了，聂都乡只留下副连长陈永顺和被撤回的这个排保护区政府。
白天，陈永顺装扮成赶集人在集市上寻找土匪的踪迹，夜晚，他带领部下对区政府周围进行巡逻。
这天下午，机枪班班长李从河悄悄找到陈永顺，向他反映原国民党投诚过来的副排长赵承儒有勾结土匪的动向，要他注意观察。
赵承儒是北平和平起义部队改编过来的，他本是国民党部队的一个中校官员，在旧军队养成了不良的生活作风，平时怕苦怕累，对我军的严明纪律，很不习惯。
李从河说，今天中午，赵承儒拉他去投土匪，并说今晚有行动，他感到事态严重，所以来向副连长汇报。
陈永顺听完他的话，也觉得此事非同小可，此时，连长指导员都不在家，千钧重担都压在他一人身上。他考虑了一下，叫来一排长商量对策。
一排长说：“先把赵承儒抓起来再说。”
陈永胜认为也只有这样。随即，他命令一个战士叫来赵承儒，并安排几个战士看守审问赵承儒。
赵承儒来到连部，进来问：“副连长，找我有什么事？”陈永胜厉声叫道：“下了他的枪！”
两个战士应声将他的枪下了。
赵承儒眼中露出一丝慌乱，但随即强作镇静地说：“副连长，你这是干什么？”
陈永胜冷笑道：“你问我？我还要问你呢？”
陈永胜让他先坐下，然后说：“你参加我们的队伍时间也不短了，知道我们的政策，只要你老老实实地交待问题，我们还是会从轻处理。”
赵承儒还想抵赖：“交待什么？”
陈永顺一拍桌子说：“还不老实，你说，你今天晚上要干什么？”赵承儒一听，以为陈永胜已经掌握了他的事，忙承认说：“副连长，是我的一个熟人逼我干的。”
陈永顺严厉地说：“你老实交待，我们可以考虑从轻处理。”面对陈永顺的严厉审问，赵承儒只好交代了自己与土匪勾结的事实。
原来，就在陈永顺白天扮赶集人的时候，赵承儒也混在了赶集人群中，并很快与装着赶集的土匪、他原来的一个同事联络上了，经过两次接触，赵承儒认为做土匪可以为所欲为，比他天天在军队里服从纪律要好过得多，于是便要那个人介绍自己当土匪。
那人同意了赵承儒的请求，但条件是：要赵作为内应，配合土匪袭击聂都区政府。
赵承儒觉得自己的力量有限，便想约李从河帮助自己，他认为李从河平时思想有情绪，说不定和自己有一样的想法。可他哪里知道，李从河在队伍中一直情绪低落是因为李从河年纪小，常有想家的念头，对于叛变革命去当土匪却是小李万万不可能干的。
陈永顺又问：“你可否给土匪约好了具体袭击区政府的时间？”赵承儒心虚地回答说：“约好在今天晚上大家都睡觉的时候动手。”陈永顺听了惊了一身汗，他看看时间，这时已经是18时多了，他立即命令将赵承儒押下去严加看管。自己则立即组织起一排战士们迎战。
陈永顺命令一班守区政府的北面、二班守住南面，他自己带三班到政府东边的小山包上，1个班1挺机枪。
全排同志在阵地上准备好后，陈永顺又提醒大家，一切行动听指挥，土匪不进入包围圈决不许提前开枪。
陈永顺又把情况通报给了区政府，让他们也做好战斗的准备。23时许，土匪果然来了，他们在南北两个方面打枪呐喊，一走进我方包围圈，陈永顺立即大声地下令：“给我狠狠地打！”
由于我军的准备充分，使这场激战很快结束。
此次战斗，我七连一排战士歼灭比自己多一倍的土匪，其中，打死打伤土匪20多人，活捉30多人，缴获步枪70多支，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围歼多股残匪
1950年3月，我四二四团接到上级通报：原国民党六十三军军长刘栋材、广东南雄县伪县长华本之，从外地潜回粤赣边区，组织起国民党残部700多人，打着“人民反共自由军”的旗号，袭击赣南大余、崇义等县区、乡政府多次。
面对这些地区新的匪情，赣西南军区命令四二四团三营再次投入到大余、崇义等县的剿匪斗争中去。
4月初，我七连配合在粤北的四二九团向仁化以东，始兴、南雄以北，大余以西粤赣两省边界会剿，击溃何光田股匪，全歼顾兆祥股匪40余人，活捉了匪首顾兆祥。
5月上旬，在上级统一部署下，我四二四团6个连与军工兵营、侦察连、四二七团、四二九团各一部会剿油山地区刘栋材、兰举声两大股土匪。狡猾的土匪见势不妙，立即化整为零，逃出包围圈就地潜伏。
根据敌情，部队遂即分散驻剿，以“敌变我变”对策。我七连活动在崇义、仁化、汝城交界处大片山区里，其任务是卡住几个山口，制止土匪流窜，并派出工作队，发动群众，搜歼小股土匪，捕捉散匪和匪首。
这样一来，我军将土匪逼得走投无路，潜伏的土匪有的被捉，有的向驻军和政府投降。就连何光田手下的大队长唐云和、黎日新，兰举声手下的大队长李自新、曲新民和魏先知全部向我军缴械投降。
6月，我三营接收投降的匪官兵200余人。只有张南洋、兰举声、何光田等罪大恶极的匪首和少数惯匪，不肯投降，躲在深山老林的山洞中和炭棚里，继续顽固抵抗。
为防止土匪作乱，我四十八军一四二师四二四团一直驻剿到1951年3月，才扫尽顽匪，撤离江西，进驻韶关。
至此，赣南人民真正迎来了解放，过上了好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