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下达起义准备指示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一举占领了南京，摧毁了蒋家王朝在中国的反动统治。
紧接着西宁、银川和南方的广州相继解放，战争重心已开始转移到西南。中共中央迅速决定进军大西南，摧毁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块基地。
蒋介石在面临总崩溃的形式下，仍作困兽之斗，急忙调令胡宗南等主要部队集结西南地区，力图以川、康、云、贵为根据地，以重庆为据点，固守西南，作出了决战大西南的架势。
当年秋，蒋介石亲自跑到重庆指挥作战，同时电令军政首脑集结于成都。
鉴于形势的严峻，刘文辉多次同中共地下党、民革、民盟以及地方实力派邓锡侯、潘文华等商讨川康起义之事。
同年8月，王少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进一步做刘文辉的工作。
王少春告知刘文辉：川、康解放已经为期不远，要认清形势，当机立断，用自己的行动书写自己的历史。针对刘文辉的重重顾虑，王少春晓以大义，向其严肃指出：现在已经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应抓紧时机，在解放大西南的斗争中为人民立功。
9月，刘文辉终于明确表示要起义了，并通过王的电台向周恩来请求指示，电报称：
年来受蒋压迫日甚，积怨难言，处境困难，今已与邓锡侯、潘文华约好，决定站在人民立场。今后如何行动，请予指示。
周恩来立即回电：
大军行将西征，希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
与此同时，中共川东特委书记肖泽宽到南京向邓小平、张际春汇报四川情况。
随即，刘伯承、邓小平指示二野情报部门派出一批敌工人员，潜入四川国民党军队之中，进行瓦解敌军、组织起义的工作。
当下，黄实（黄隐的侄子）被派到黄隐、邓锡侯处进行策动。
黄隐，四川华阳人，出生于1882年，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曾任川军第一师上尉、少校参谋、独立旅参谋、炮兵团长、独立旅长、防军总司令等职位。
此时正担任第九十五军军长的黄隐眼看着南京解放，国民党形势不妙，正打算投靠共产党，而自己的侄子黄实刚好做了他投奔共产党的中间人。
邓锡侯，四川省营山县人，出生于1889年，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曾先后出任过护国军营长，川军团、旅、师长，国民党部队第二十八军军长、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及四川省政府主席等职务。
正担任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的邓锡侯，眼看着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失利，也刚好处在十字路口的徘徊之中。黄实安排好了叔父后，立即找邓锡侯接了头。他首先将一封民盟主席张澜的劝说信交给了邓锡侯，再等候邓的实际表态。
邓锡侯看完密信后，很快找来黄隐等人一同商量。
他一见到黄隐便说：“张澜的主张，实际正是我的主张，现在形势如此，川、康朋友就更加需要与左派朋友协同行动。”
黄隐看出了邓锡侯的亲共想法，便叫来了侄子黄实给他指出了送信的真正用意：“这张澜的信，其实就是解放军二野刘、邓首长交给黄实带回的。”
邓锡侯听了十分感慨，向黄实详细询问了刘、邓首长的情况后，黄实就顺势向邓锡侯转达了刘伯承、邓小平对他的三点希望：
一、即早联络刘文辉、潘文华等四川的地方实力派抵制胡宗南入川，宣布川、康起义；
二、俟解放军逼境时，待机起义，配合解放军围歼胡宗南部或断其后；
三、保护好成都地区工厂、仓库、文化古迹以及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使这座文化古城完好地回到人民手中。
邓锡侯当即表示：“我个人年事已高，已无所求，但为保护家乡，定相机行事。力争解放军逼近时，率九十五军宣布起义。”
刘伯承、邓小平这两位四川老乡，十分关心策动刘文辉等四川和西康地方实力派起义一事，他们一致认为这对加速川康两省的解放将具有重大意义。
紧接着，又派出三批人员前往四川。
9月底，解放军二野司令部情报处的周超经黔江、涪陵到达成都，按照事先规定的方法与黄实取得了联系，带来了与二野司令部电台联络的呼号和密码，还传达了二野司令部的指示：鉴于北线第一野战军和南线第二野战军已向西南地区作全线战略推进，要加快起义工作的进程。
周超来此，使工作得以加速展开。黄实首先把周超安顿下来，然后把二野司令部的指示分别通告黄隐和邓锡侯。
10月初，解放军二野司令部情报处柴军武处长，派遣朱德钦、林蜀秀抵蓉，他们通过进步人士朱彦林去做邓锡侯的工作。
随后，经过一个多月紧张的工作，邓锡侯、黄隐所部第九十五军的起义准备工作大体就绪。
就在邓锡侯、黄隐等人的起义准备落实的同时，中共地下党田一平等又派人做通了潘文华的工作。潘文华发电报给其子潘清洲，叫他率部队往川北转移。
同月下旬，中共中央通过四川地下党组织向刘文辉传达了关于起义准备工作和时机的具体意见：
第一，起义时机，拟在解放军逼近成都附近时为宜。如过早起义，易遭胡宗南部的袭击，第二十四军的战斗力也无法与之对抗。
第二，第二十四军起义后的主要任务是，配合解放军，堵截胡宗南部向西康方向逃窜的退路，并以牵制和扰乱的方法阻止其占领西康，以待解放军到达。
第三，保护好城市、交通和中共地下党员及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维护好社会秩序。
第四，开展民主的思想教育，改善官兵关系，从物质上和精神上为起义后配合解放军作战做好一切准备。
接到中共中央关于准备起义工作的具体意见后，刘文辉随即同王少春等商定二十四军起义的计划，研究对付蒋介石的策略，并立即对西康的工作做了部署：
以代军长刘元宣、副军长兼一三六师师长伍培英、副军长兼一三七师师长刘元琮负责军事行动及起义准备，以张为炯代理省主席届时代表西康省政府宣布起义。
接着，刘文辉本人带少数随员来到成都，与蒋介石及其党羽周旋。他认为耽在这里，利多于害，危而实安，因为是这样的：
（一）对于四川地方反蒋力量的联合，欲其在紧急关头不至因蒋的威胁利诱而动摇，有待于继续不断地巩固。
（二）成都是四川的政治中心，也是进步力量与反动力量斗争的中心，耽在这里，既便于同民主力量和地方力量联系，又可以在蒋介石集团内部进行分化运用。
（三）在军事上蒋对刘处于绝对优势，刘文辉一个人在成都，蒋对他的政治态度摸不透，就不至对他用兵，而他能多拖一天，解放军就接近一天，遭受敌人的军事威胁也就少一天；如果先行露出可疑的迹象，引起敌人的警觉，胡宗南的重兵向西康一压，刘就吃不消。自己实力既不保，那末，迎接解放也就失所凭依。
同时，刘文辉这次到成都的活动，主要还有另外三个方面的事情：
第一是建立组织。以他和邓锡侯、潘文华为核心。约集熊克武、邓汉祥等人参加。每天在刘家里聚会，主要是交换情况，筹商应付事变的对策。为了了解蒋介石集团内部的动态，有时也找王缵绪参加。此人是惯于出卖朋友的，刘文辉等人对他早有戒心，只是加以利用，并不让他知道真的一套。
第二是联系民主力量和地方力量。对于前者着重在民主党派，如四川民盟和民革的某些同志，在这一时期都同刘有密切联系，为以后的起义进行了政治准备。对于后者则着重在四川省参议会，抓住其中一批有力分子为纽带，与各县地方力量紧密联系起来。
第三是对付国民党反动分子，他们采取了软硬兼施的办法。对王陵基是硬来，一点不妥协。对于来自中央的“达官贵人”，则送往迎来，把酒言欢，一如往昔，使他们觉得刘文辉仍然是同路人，肯说实话。
当刘文辉来到成都后不久，他的玉沙街住宅的对门即出现了一个连的宪兵，四周还布有大批便衣特务，甚至有特务直接成为了刘文辉家里的佣人。
大特务徐远举经常在靠近刘住宅旁边方正街的一座神秘的建筑里进出，来指挥特务活动。刘文辉每天出入都有无数双贼眼盯着。
针对这些情况，刘文辉早就料到了。因此，他首先就采取了保卫措施，调了两个连的卫兵驻在他的住宅内，在周围又安了便衣队，并暗中将附近几条街道的民众自卫队武装起来，与蒋介石的宪兵、特务相对峙，随时准备进行巷战。同时，刘文辉的日常生活，一切保持常态，家里的一针一线都没有任何改变，以确保不留下任何令人疑异的迹象。
蒋介石拉拢刘文辉
1949年11月初，解放军二野主力和二野、四野各一部，分东、北两路向西南进军，瓦解了川东防线。胡宗南部也由陕向川撤退。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仓皇逃至成都，妄图以胡宗南集团为主力，在成都平原进行“川西决战”，与解放军作最后一搏。
蒋介石、胡宗南等人的到来，使刘文辉感到有些紧张，不得不与他们展开了激烈的“智斗”。
但是，该怎么样来“智斗”呢？为此，刘文辉等人做了一番研究，他们一致认为：同老蒋斗法，必须把国民党固有的那一套勾心斗角的技巧高度地发挥起来，一点也老实不得。他们坚定不移的原则是，投向人民，迎接解放！但是对此时此地的敌人，在方法上又需要虚与委蛇，见机行事。所以他们商定对蒋的策略，是抽象的敷衍，具体的抵制。在敷衍时，装蒜要装得像，谎话要说得圆；当蒋向他们提出具体要求时，能推则推，不能推就拖。看形势，撑得住就撑，撑不住就走。
蒋介石到成都的当天下午3时，就在北较场军校召集张群、顾祝同、阎锡山、胡宗南、熊克武、王陵基、刘文辉和邓锡侯等谈话。他首先谈了川东作战经过和这次撤退的部署，故弄玄虚地使人相信他的这次撤退仅仅是一次战略转移。接着，他又吹嘘川西大会战的形势和条件如何好，并把希望寄托于胡宗南部，说这几个兵团还是完整的，尚可一战，希望川康方面的朋友与之合作。
蒋介石这样吹嘘的目的就是为了骗取这群人的信心，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他自欺欺人的把戏。最后他瞥了一眼坐在角落里的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问道：“刘文辉，你是四川的老人，这个保卫乡土与父老，还有党国的复兴基地，你都有什么考虑啊？”
刘文辉清楚老蒋问话的弦外之音，但他不动声色地又将老蒋的问题给推托过去了：“总裁此次来蓉，全面主持军国大计，使我们有了主心骨。文辉决心在领袖的英明领导之下，拼死一战，捍卫党国的复兴基地！”
刘文辉回完话后，几位大员便你一言我一语地各抒己见了。有的说：“依目前形势而言，川东不保，门户洞开，我们还是以保存实力为主，节节退守云南，联络印、缅，伺机反攻。”
还有的说得更露骨：“应该完全放弃西南，将现有的部队全部撤到台湾，确保台湾的安全，待力量充足后再从容反攻。”
作为支撑西南军事局面的重量级人物胡宗南，接着众人的话茬说道：“成都地处盆地腹心，无险可守。面临共军南北夹击之毒招，窃以为，应保存最后之有生力量，放弃成都，将主力退往西康省境内，依据那里险峻的山地、湍急的河流，对赶进的共军作叠次打击。以西昌为据点，同共军周旋，实在不得已时，全军经云南退到缅甸境内。”这是胡宗南和宋希濂在汉中时拟定的方案，当初被蒋介石否决过，今天在会议上又提了出来。
“顾祝同，”蒋介石转而向顾祝同提问道：“你的意见呢？”
最了解蒋介石的参谋总长顾祝同，清楚蒋介石希望他说些什么。他不紧不慢地说道：“宗南兄的见解当然有道理。但是，忽略了兵家对阵的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实力！就西南说来，虽然重庆已破。但我们比共军还占有军事实力的优势。胡长官的30万精锐之师，郭汝瑰的二十二兵团一个军，可是全部美式装备的。加上王主席的地方部队就有50万大军。这还没有算上我们的空军、海军和刘主席的二十四军、邓副长官的九十五军。在这‘川西决战’的最关键时刻，士气不可泄！不能后退！而应精诚团结，服从委员长指挥，组织好川西决战，给来犯之共军以迎头痛击！”
蒋介石听后连连点头称好，随即嘱咐张群，要他同刘文辉等人再从长计议。
第二天，蒋介石为了拉拢刘文辉，专门到成都新玉沙街刘公馆会见刘文辉，要刘为“川西决战”卖命。刘则对蒋虚与委蛇，极力应付。
张群奉命三探刘文辉
12月2日午后，蒋介石命张群会晤刘文辉，以打探刘的真实态度。
刘文辉知道张群是来摸底的，就打电话把刘湘的旧部参谋邓汉祥约来，三人一起谈。
张群首先提出四个问题来征询刘、邓二人的意见：
（一）蒋介石应否复总统职；
（二）王陵基撤换后由谁继任；
（三）川西大会战应如何部署；
（四）刘和邓两部在大会战中如何同胡宗南部配合。
张群一说完，刘、邓二人就已心知肚明了，他们都非常明白张说的前面3点仅仅只是作为陪衬，而最后的这个让他二人配合作战才是张的最终目的。
刘文辉让邓汉祥先谈，自己则趁机思考了一番，觉得需要若即若离，让张摸不透。
邓汉祥刚说完，刘即接着说：“蒋先生复职和王陵基去留的问题，刚才汉祥谈得对，我都同意。我认为，当前要紧的是军事，仗打不赢，一切皆空。今天全靠胡宗南这张‘王脾’，别的都抵不了事。”
说到这里，刘文辉借此机会发了几句牢骚：“蒋先生过去对待杂牌军的办法是，打死敌军除外患，打死我军除内乱。事到如今，我们实在感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随后，他又把话转过来，“今天到了这个光景，但有一兵一卒，也得同共产党拼。”
紧接着，刘又拖了一个尾巴：“你知道，我二十四军散处在康、宁、雅三属，纵横数千里，翻山越岭，徒步行军，非有一两个月集中不起来，怕的是远水难救近火。”以故意显示出他的“心余力绌”的矛盾心情。
这样，张群的第一次试探，并没有得到要领。
蒋介石灵机一动，又施一计。他找来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让王去通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要他们去“川西指挥部”与顾祝同、胡宗南“合署办公”，共同筹划川西作战事宜。
刘文辉很不满地说：“我只是在成都养病，若委员长有什么不放心的话，我病好些后，立马回雅安。”
蒋介石仍不死心。第二天，张群又把四川省府秘书长邓汉祥召去，让邓向刘文辉、邓锡侯提出两条要求：一要他俩同胡宗南合署办公，共同指挥作战；二是要他俩的家属先去台湾。
两人一听这两条，完全明白蒋介石的意图：第一条是要限制两人的人身自由；第二条是以家属作人质。
当晚，刘文辉约集邓锡侯、熊克武、邓汉祥等商量，决定用一推二拖的办法去抵制：关于家眷问题，用各种托词推却，坚决不去台湾；关于同胡合署办公问题，则口头上答应，实际上不履行，拖下去再说。
商量好了，刘、邓二人在4日上午仍由邓汉祥去转告张群。张听了很不高兴，并且特别“照看”刘文辉，向邓说“刘文辉太太不能去，那就叫他儿子去。”
这天晚上，财政部长关吉玉又到刘文辉家向他说：“据说你要送家眷到台湾去，恐怕没有外汇，我给你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取用。”刘文辉此时向关敷衍了一番：“感谢你的好意，让我考虑一下再商量。”
这时，刘已意识到，蒋介石对他的压迫正一步紧似一步，可能明天还会有更严重的场面出现。
果然，刘、邓的上述态度，引起了蒋介石的怀疑。5日下午，张群奉蒋介石之命电话约刘文辉在励志社面谈。刘预感到会有闹僵的可能，便还是带上邓汉祥一起，以便有回旋的余地。他们二人一进张的办公室，就立刻觉察出张脸上的怒容。刚坐下，张群劈头一句就问：“刘文辉，你究竟打的什么主意？”
刘马上把早就编好了的那一套拿出来：“我的主意本来早就打定了，要同共产党拼，万一拼不过，就在西康当喇嘛。近日听说共产党军队已从玉树西进，看来这条路也走不通了，现在只有同共产党拼到底……”
正说着，办公桌上电话机的铃声响了。张群忙着去接，对方说话的声音很细，只见张连声答应：“来了，来了，”跟着就把电话机搁下了。
刘文辉判断这是蒋介石从北较场打来问刘行踪的，这时刘的情绪有些紧张了，但又不能不故作镇静。接着他反问张：“这几天东路的情况怎样？”
张群将眼睛狠狠地瞪了刘一眼，厉声说道：“你不要问东路西路的，问你自己怎么样？”
两个人立即就顶起牛来了。
于是，在场的邓汉祥出来打圆场，他向张说：“事情很简单，蒋先生要刘、邓两部如何作战，下命令就是了。如果周到一点，先请你约胡宗南、顾墨三和刘、邓商定作战计划，然后再请蒋先生下命令，那就更好。”
张群没心答理，便拿起电话打给胡宗南，想把刘文辉交给胡宗南以“合署办公”为名，扣留起来。
刘、邓二人非常着急，认为这下子可能逃脱不掉了。
不过，事情就是这样凑巧，胡宗南刚好去了绵阳还没回来，张群再不好当着邓汉祥的面找借口扣留刘，只得改口说：“等我和胡宗南约好时间，再找你们开会。”
刘文辉听了如释重负，不禁捏了一把冷汗：好危险啊！差点走不了……
刘公馆的唇舌之战
刘文辉和邓汉祥从励志社出来，就直接去了邓锡侯家，他们开始研究与蒋介石的第二个回合该如何周旋。
12月5日晚，张群召集军政要人胡宗南、顾祝同、王陵基、王缵绪、邓锡侯、肖毅肃等在玉沙街的刘公馆开会。刘文辉一如往昔，客厅里灯火通明，大摆筵席，殷勤款待，把酒言欢，使张群、胡宗南没感丝毫异常。
众人边吃边谈，酒至半酣，这时，肖毅肃首先向刘文辉这方开炮：“据报邓晋公命所部集结广汉、新都一带，阻击胡宗南部西进；刘文辉的部队已经破坏了邛崃大桥，不许胡宗南部通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在成雅道上，刘文辉的确做了军事部署并且决定炸毁邛崃大桥，使胡宗南部的重武器不能通过。但是当时还在准备阶段，尚未执行。因此，他坚决否认，叫他们实地调查，并以“愿具甘结”作为敷衍。
肖毅肃等看到刘的话说得这样坚硬，在这一点上也就再没有人开腔了。继而，萧又拿出一张敌我作战态势图，指指戳戳，对其攻守策略大事吹嘘，好象死马还可医活似的。这时顾祝同来征询刘文辉的意见：“文辉，你看这样行不行？”
刘文辉故意向他们发了一顿牢骚：“行是行，可惜我同邓锡侯的部队在过去大部分被整掉了，假使今天还像当年一样，这个重担子我们两个人都担得起。”
胡宗南马上插嘴：“刘先生，你不要灰心，我的40万军队交给你去指挥。”
刘接着就把胡的话打了回去：“我们都是行家，你的部队我哪里指挥得动？我的部队你也不能指挥。”
大家胡扯了一阵，后来胡宗南还是把矛头指向着刘：“谈了这么久还没有得出结论，刘文辉你究竟打算怎么办？”
刘文辉早就料到了胡会将这一军，答复得很干脆：“这还用得着我说吗，事实摆得最明白，我又是大军阀，又是大官僚，又是大地主，又是大资本家，样样占齐了，共产党搞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哪里还会要我。”
张群听了十分高兴，把刘的肩一拍，说：“文辉今晚说的可是真心话？”
接着，他又带着满脸笑容地向胡宗南说道：“这回你该放心了吧！”
于是，这场激烈的唇舌之战就这样结束了。
刘、邓、潘虎口脱险
成都接近解放的前夕，国民党开始杀害革命志士，一些朋友见势不妙，都催刘文辉、邓锡侯赶快离开成都。原川军爱国进步将领、前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郭勋祺，一连三次催促刘文辉说：得自可靠消息，蒋介石已做了部署，马上要采取行动了。
与此同时，周恩来也多次来电催刘文辉行动。12月6日凌晨，王少春递给刘文辉一封周恩来的电报：
望即转告刘自乾先生，时机已至，不必再作等待。蒋匪一切伪命不仅要坚决拒绝，且应联合邓锡侯、孙震及贺国光请先生有所行动，响应刘、邓两将军11月24日的“四项号召”。行动关键在勿恋成都，而要守住西康、西昌，不让胡宗南匪军侵入。万一窜入，应步步阻挡，争取时日，以利刘、邓解放军赶到后协同歼敌。
为了进一步摸清情况，这天上午，刘、邓、潘三人一同去拜会了驻在成都的阎锡山。当时正担任“行政院长”的阎锡山向三人透露：“你们到台湾的飞机已经准备好了。”这一番话，给刘文辉发出危险的讯号，也就是蒋介石不但要扣留他的家属做人质，还图谋将刘、邓本人劫持到台湾。
同一天，中共成都“临工委”委派胡克林（胡子昂之子）去刘公馆向刘文辉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刘、邓、潘起义的三条具体意见：现起义时间已到，宜选择适当地点宣布起义；起义时及时通知；起义后的刘、邓、潘部队撤去国民党军徽，驻地升起五星红旗。
接此指示，刘文辉立即找来邓锡侯、潘文华和胡克林研究具体起义步骤，决定：先稳住蒋介石，然后三人分别潜离成都，去彭县隆兴寺集中宣布起义。
按照预先的约定，当晚，潘文华先从成都去彭县九十五军防地。但正在他等待夜深后行动时，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希曾登门造访。
蒋介石派陈希曾给潘文华送来了要他明日去台湾的飞机票。陈对潘文华说道：“明天早晨8点整，我来送你去凤凰飞机场，然后直飞台湾。”
“这、这是怎么回事？”潘文华又气又急，结结巴巴地问，“咋个这么突然？”
“我是奉命行事，别的我概不知道。”陈希曾说完径直朝门外走，在走到门口时，又回过头撂下一句：“我明早准时来接你。今晚哪里也不要去，呆在屋里安全！”
“这可咋办？”潘文华感到十分突然，当即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同刘文辉、邓锡侯商量后，用“调虎离山”之计，即让卫士长装扮成潘文华，引开监视潘公馆的特务们，潘文华则从潘公馆悄悄潜出，安全地来到了灌县城。
同天晚上，张群在事先不通知刘文辉的情况下突然闯入刘宅。当时刘文辉正在和潘文华的总参议锺体乾谈话，座上无别人，他见一切都无异状，也就心平气和地告诉刘，明早飞昆明，一两天内就回来。
接着，他又以低沉的语调向刘文辉说：“形势是严重的。我们多年共事，希望你和锡侯贯彻始终，共支危局。国家有办法，个人亦有办法。万一不成，要走将来我们一起走。”这显然是给刘一付镇静剂。
而刘文辉也正想趁机从他身上测量一下蒋的气候：“胡宗南和王陵基两位朋友，对我和锡侯误解很深，你是我们的‘护身符’，有你在当然无问题，你走了，看他们是否可能开玩笑？”
张群故作坚定地打包票：“哪里有这种事？决不会！用不着怀疑。”
张群走后，刘文辉意识到，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因为蒋对待他的政敌，一向是用两套戏法，用一种人来笼络，一种人来攻击。现在，以柔术取人的张群走了，可能下一场就要叫他那凶神恶煞的胡、王二将出台来演“黑旋风”了，他感到这个虎穴再不可以久留。当晚，他把母亲和妹妹秘密送到朋友家，自己和儿子悄悄住到另一个地方。
潘文华出走后，蒋介石加紧了对刘文辉、邓锡侯的控制。二人虽未被囚禁，但行动已失去自由，在他们的公馆前后，大街小巷，布满了特务。
7日，刘文辉得知蒋介石已任命胡宗南亲信将领盛文担任成都卫戍总司令，这意味着从此以后，刘文辉等人出城就困难了。
上午8时，邓锡侯来到刘文辉处商量下步行动问题。9时左右，蒋介石侍从室给刘文辉打来电话通知：“蒋委座于下午4时在北较场召见刘文辉。”邓锡侯立即打电话回家询问，说是也得到同样的通知。刘、邓二人马上分析形势，都感到下午去蒋介石那儿凶多吉少。斗争已到最后关头，他们决定立即离开成都出走彭县。
刘文辉派代表韩任民，邓锡侯派代表何翔迥当日前往灌县向在养病的潘文华报告两件事：一是刘、邓已决定去彭县准备起义；二是如前所约以三人的名义共同起义。
何、韩二人乘车直奔灌县。潘文华听了汇报后十分高兴，并写了一封信带给刘、邓，表示完全赞同，一致行动。
当天中午，刘文辉命自己的亲信避开住宅周围的蒋家宪兵、特务，携电台先走，他自己则坐下来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委婉地说：“王陵基与文辉等有隙，屡屡为难，诸事不可为，留蓉无用，只好退居乡间，不与闻党国军政要务，以便中央放手无碍。”
写好后，刘嘱咐手下到午后3时送蒋介石侍从室。他借口到北门外法国医院看病，带着两名随从乘车前往北门。远远望见城门有宪兵盘查，就下车从左侧城墙缺口翻越。当时连续操劳的刘文辉正在生病，气喘吁吁，汗流浃背，由两人扶掖而行，往城隍庙赶去。
邓锡侯出走前，指示九十五军副军长尽快设法把城内军部和军直部队转移到成都以北山地待命。然后带着猎枪，带两名副官，轻车简从，坐着吉普出了北门。步行穿过城隍庙小巷，在庙后坎上佯装打猎，等候刘文辉。
刘文辉、邓锡侯到了崇义桥，立即把所属部队和电台、重要军用物资做了部署。
8日上午，王缵绪奉蒋介石之命来到了刘、邓驻地，他一进门就说：“老头子（指蒋）告诉我，他同你们过去一切都是出于误会，无论如何要请二位回成都，一切都好商量。”
王缵绪说到这里，从身上掏出了顾祝同寄给刘文辉和邓锡侯的一封信，信中大意说：蒋已决定撤王陵基的职，派刘和邓主持川省军政大计，谈了许多好听的话，结论同王所说的一样，就是叫他们回成都去。
刘文辉觉得不妨给他们一点颜色看，同时对王缵绪也摆布一番。于是他对王缵绪说：“我们之所以要离开成都，为的是反对蒋在成都平原作战，以免地方糜烂，只要蒋答应这一点，旁的一切都好说。但是不能说空话，要过硬，办法是立即免盛文的职，我和锡侯保举你继任成都卫戍总司令来负责维持地方治安。”
王乍听此说，觉得有点局促，沉吟了一下答道：“这重的担子，我咋个挑得起，但是桑梓关系，又有你们撑腰，只好勉为其难。”
随后，刘文辉同邓锡侯联合给顾祝同写了一封回信。首先提出三点：第一，反对蒋在成都平原作战；第二，立即免盛文成都卫戍总司令职，胡宗南部在两天内撤出城；第三，以王缵绪继任卫总，以四川保安部队来维持地方秩序。接着就给他们以威吓：如果蒋一定要在这里作孤注一掷，使地方受到糜烂，那刘、邓二人就决定率所部与之周旋到底。
刘、邓二人的这封信，本来是拿去向蒋介石最后摊牌的，可是王缵绪却视为珍宝，兴高采烈地怀揣着这封信回城交差去了。
尽管如此，刘文辉和邓锡侯对王缵绪的为人实在是领教够了，唯恐他这次来是到这里查看地形的，以便让蒋介石的空军在这里来一个大轰炸。想到这里，刘文辉和邓锡侯带着部下连夜前往彭县龙兴寺。
后来，王缵绪又派了一个代表，张群和胡宗南也派人先后到彭县，对邓锡侯进行挑拨分化，劝邓单独回成都，但是邓未为所动。
彭县起义的通电
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联名从彭县向毛泽东、朱德发出起义通电。
通电全文如下：
北京毛主席，朱总司令并转各野战军司令暨全国人民公鉴：
蒋贼介石盗窃国柄廿载于兹，罪恶昭彰，国人共见。自抗战胜利而还，措施益形乖谬，如破坏政协决议各案，发动空前国内战争，紊乱金融财政促成国民经济破产，嗾使贪污佥壬横行，贻笑邻邦，降低国际地位，种种罪行，变本加厉，徒见国计民生枯萎，国家元气断绝。而蒋贼怙恶不悛，唯利是图。在士无斗志，人尽离心的今天，尚欲以一隅抗天下，把川，康两省八年抗战所残留的生命财产，作孤注之一掷，我两省民众，岂能忍与终古。文辉、锡侯、文华等于过去数年间，虽未能及时团结军民，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然亡羊补牢，古有明训，昨非今是，贤者所谅。兹为适应人民要求，决自即日起率领所属宣布与蒋、李、阎、白反动集团断绝关系，竭诚服从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朱总司令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司令员、邓政治委员之领导，所望川、康全体军政人员，一律尽忠职守，保护社会秩序与公私财产，听候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之接收，并努力配合人民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反对派之残余，以期川、康全境早获解放。坦白陈词，敬维垂察。
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叩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关于这个起义通电的发表，事前也是经过一番周折的。
刘文辉和邓锡侯等到彭县后，立即成立了一个有中共同志和民革、民盟同志参加的政治小组。刘派李铁夫、李静轩二人代表参加。
政治小组的任务主要是商讨关于起义的问题。其中有两个问题很费了商量：一是发表通电时间，有的认为，解放军距成都尚远，敌人的军事压力很大，主张从缓。而另一些同志又认为，刘、邓等人的从成都出走，就是表示他们同蒋介石集团在政治上已经完全决裂，势不两立，敌人决不会因他们尚未发表通电这一形式而就放过，同时刘文辉内心还顾虑蒋帮接二连三地派人来挑拨分化，可能引起内部猜疑发生事变，因此决定立即行动。
经过反复商量，小组成员都同意后—种主张，于是第一个问题解决了。
接着就是商议的第二个问题，电文措词。在这之前，刘文辉恐怕临时来不及写文章，就先在成都拟好文稿带来。当提交小组讨论时，因文内称蒋介石为贼，有的人就觉得“昨天还称蒋委员长，今天就叫蒋贼”，在思想感情上通不过，经过一番周折，最后也还是归于一致了。
当时，他们在彭县拥有的电台，因为不明中共中央呼号，不能直发北京，所以造成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状态，当即有人提议说，可以将电文发送雅安电台转发，至此，起义通电终于发出。
24日，朱德总司令复电刘、邓、潘：
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诸将军勋鉴：
接读12月9日通电，欣悉将军等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参加人民阵营，甚为佩慰。尚望通令所属，遵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本年4月25日约法八章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本年11月21日四项号召，改善军民关系与官兵关系，为协助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肃清反动残余，建立革命秩序而奋斗。
朱总司令的复电喜讯传来，刘、邓、潘三部官兵莫不欢欣鼓舞。当时刘文辉的二十四军官兵正在前线与王陵基和胡宗南部对峙，准备战斗。听到这个消息特别感奋，西康省的行政领导干部也及时把党的有关方针政策、人民解放军的有关指示和起义电文，分别在康、雅、宁三属向各族首领进行了传达。全省人民莫不热烈拥护。
自此，西康省光荣地获得了和平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