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轰刘公馆
1949年12月10日上午，成都天气阴霾，寒气彻骨。蒋介石得到云南消息，确悉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已宣布起义，连李弥、沈醉等人也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名。副官还送给蒋介石一份毛人凤部下窃获的卢汉给刘文辉的密电，内容为“要刘文辉会同四川将领扣留蒋介石，为人民立功”。蒋介石看完电报，气得脸发白手发抖地说：“刘文辉与卢汉早有勾结！”看来成都是不能久留，立即收拾行装飞往台湾。好在，他早已命令停在凤凰山机场的“美龄号”专机做好随时起飞的准备。
这时，侍卫副官慌慌张张跑来报告：军校周围和附近几条街道上发现不少穿便衣的陌生人，早点动身吧！
卢汉密电，再加上大批陌生人，这可真是非同小可！蒋介石由蒋经国陪同，下楼钻进黑色轿车，向凤凰山疾驰而去。顾祝同随行。
守在专机前的毛人凤扶持蒋介石上梯入舱。蒋坐定后，传见胡宗南，对他说：“顾总长随我走后，由你代理西南军政长官。你当前的任务是迅速消灭刘文辉部队。”提起刘文辉，蒋介石的气就又来了，于是，他愤愤不平地向胡宗南下了离大陆最后一道命令：“炮轰刘文辉公馆！”下午2时，“美龄号”起飞，在上空盘旋了几圈，在苍穹中渐渐消失。
蒋介石命令下达后，国防部二厅提出了执行方案，送交代理西南军政长官胡宗南，其方案为：
1.刘文辉及其家族在四川、西康几十年，鱼肉乡民，占人房屋田地总计在万亩以上，所以必打必抄；
2.刘、邓两部向来不和，只打一个不打另一个，可使刘、邓互相猜忌甚至内讧。即使我们在成都撤守，刘、邓以下人员，也留待共产党“没收分田”政策来“惩治”他们，使之自食其果，怨恨共产党，这样可在共产党和起义部队之间，埋下一颗定时炸弹。
胡宗南认为这个方案说得颇有道理，便立即批准成都防卫总司令盛文执行。
这天晚上，胡宗南部第三军军长、成都卫戍司令盛文派兵一个营，包围了成都新玉沙街刘公馆。先用无后座力炮向大门发射两枚炮弹，大门被摧毁，胡部士兵在大门和四周围墙上用机枪、冲锋枪向公馆内疯狂扫射。公馆内少数守卫人员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
当攻击部队突入院内时，剩下的是门房徐金山、伙夫王俊书和洗衣工两人，私包车夫两人，另外几十妇女和孩子是大邑县老家来的亲戚，已经吓得丧魂落魄，哭哭啼啼，还有参议员、刘文辉的机要秘书范仲甫。
陈岗陵接到战斗结束的报告，立即派副师长李鹤去刘公馆视察。李鹤到这里察看了双方死伤10人，缴获步枪40余支，轻机枪6挺，重机枪1挺，手枪4支，冲锋枪4支，各种汽车6辆。然后，李鹤叫缪团长将被俘人员集中在一间屋子里听候处理。
缪团官兵冲进刘公馆后，打窗撬门，翻箱倒柜，到处找寻值钱的东西，大发洋财。最后官兵在公馆花园草坪侧边发现一个库房。官兵们一拥而上，用砖头砸，斧头砍，门仍打不开。一个军官发现库房钢板门上有“成都协成银箱厂监制”的字样。他立即派士兵到华兴街找到该厂的技工，来到刘公馆才把钢门打开。官兵们蜂拥进去一看，里面存放有金条、沙金、银元、鸦片、字画、古玩、玉器、麝香、鹿茸、虫草和各种听装香烟，官兵明拿暗偷，连团、营军官也不例外。
原来胡宗南早就侦知刘文辉在西昌有几处金矿，也知道刘文辉家财不菲，但以为既然刘已起义，金银财宝一定早已转移，万万没有料到收获如此丰富。
12月13日，盛文命令成立清查委员会勒令追查打劫的财物，经清查后上报的有：保险柜7个，内装黄金三四百条（每条10两），银箱20口，全部装满银元；还有大量名贵药材；大小皮箱50余口，装满皮、毛、呢衣服和衣料；各种匹头上千件；大大小小古玩玉器不计其数，还有铁听香烟1卡车和大小汽车3辆等等。至于官兵中隐藏的、开小差带走的也就无法清查。刘文辉收藏的历代有名的书画作品，如文征明的山水、唐伯虎的仕女图、董其昌的横幅、郑板桥的竹子、王原祈的山水、刘塘的对联，以及张大千、张船山、齐白石、徐悲鸿等人的字画多幅和一批线装古书统统被熊熊烈火吞噬。
盛文将所获“战利品”向胡宗南请示处理。胡批示：将金银奖励官兵。但在具体分赃时，盛文本人就分得黄金700两，而每个士兵仅有两三钱。
在同一时间，盛文部队还抄了伍培英和刘元宣公馆。
1949年12月23日，胡宗南仓惶逃离成都时，命盛文派人在刘公馆内的三幢砖房下面各埋了一大箱“TNT”炸药。他们预谋撤走后，刘文辉及其家属必然返回家里来拿钱财，定遭炸死。
可是，25日在战斗中逃脱的守刘公馆的卫士李成孝，伙同刘文辉方正街住宅守门的王老幺跑回刘公馆，想捡点残留的东西。他们刚刚跨上一幢楼房台阶，只听“轰轰”震天动地的巨响，顿时烟雾弥漫，砖头瓦块乱飞，附近几条街的瓦都被震烂，老百姓沿街哭喊。其他两幢砖瓦房已变成断墙残垣。李成孝、王老幺被炸得血肉横飞。为此，刘文辉和他的家人总算躲过一劫。
胡宗南的狙击阴谋
刘文辉宣布起义后的第二天，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下令，限刘文辉驻南门武侯祠部队于12日前撤退至新津河西岸，刘部对此不予以理睬。
12月12日晚，就在洗劫刘公馆的同时，胡宗南、盛文命十七师师长邓鸿仪包围了刘文辉部驻成都南郊武侯的董旭坤警卫团，另以两个营的兵力截断武侯祠通向成都和双流县的去路，要求彻底消灭董旭坤警卫团，防止其突围。同时还配备了一辆15吨的坦克以作攻坚之用。
14日凌晨2时，胡宗南之第三军盛文部，以数倍兵力，加以坦克、装甲车，向刘部董旭坤团发起突然袭击。该团先掩护中共党员、民主人士安全转移，然后在敌重重包围中奋起应战。苦战至翌日晨8时，武侯祠围墙被敌坦克突破，官兵在激战中大部牺牲，一部被冲散，一部被俘。董旭坤突围后率余部归队。
与此同时，盛文部缪和银团已把驻成都华兴街邓锡侯部一个营层层包围，但不进攻。只在外面喊话：“友军不打友军，只要放下武器，保证安全”，因而骗得秦述观营放下武器。胡部将全营官兵送出成都西门外，并如数归还了收缴的武器。
原来这是胡宗南批准的一个阴谋计划，企图用两种不同的对待方法来分化刘文辉、邓锡侯两人的联合行动，打刘拉邓。但这一阴谋仍未得逞。
由于刘邓潘的起义，加之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我二野、一野的迅速合围，解放大军从东南北三面逼近成都，国民党胡宗南等部共19个军，52个师完全陷入解放军大包围圈。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率部在郫县起义，川湘鄂绥靖主任宋希濂向川边逃窜，在峨嵋以西金口河被俘。
12月23日，胡宗南由成都飞逃海南岛，成都防卫总司令盛文深夜由成都潜逃，27日，胡宗南的精锐部队、国民党第五兵团司令李文以下5万余人投降，南北两线在成都胜利会师。四川省会成都光荣解放。
“戴罪立功”的胡宗南
再说胡宗南乘飞机去海南后，便与蒋介石失去了联系。当日，台湾的蒋介石立即派人四处查找胡的去处，当他得知胡宗南擅自前往三亚时，蒋马上派出顾祝同到三亚对胡进行“查办”。
顾祝同到海南后，向胡宗南说明了来意。胡一听，顿时吓傻了眼。他虽然心里不服气，嘴上却连忙向顾祝同求情。看到胡宗南可怜兮兮的样子，顾祝同给蒋介石回电说：
宗南飞抵海南，并非初衷。皆因西昌连日暴雨，周围机场非雨即雾，无法降落，才临时决定改飞三亚，并无逃脱之意。宗南不失对总裁的初衷，愿即返西昌，立功赎罪。
胡宗南还派出罗列参谋长前往台湾，向蒋介石“解释”飞南的原因。随后，胡宗南接到了蒋从台湾发回的电报：
顾总长来电及罗参谋长来台面报军情，日来忧患，为之尽息。此时大陆局势于西昌一点，而此仅存一点，其得失安危全在吾弟一人之身，能否不顾一切，单刀前往，坐镇其间，挽回颓势，速行必成，徘徊则革命为之绝望矣。务望发扬革命精神，完成最大任务，不愧为吾党之信徒，是所切盼！
12月28日，胡宗南以“戴罪立功”的名义，率飞海口的各高级官员，分别乘飞机前往西昌。
西昌位于西康省的东南部，南临金沙江，北有大渡河，东有大小凉山、鲁南山，与云南毗连，西有雅砻江、安宁河环绕，是攀西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及交通中心。
早在第二野战军进军贵州时，蒋介石就曾亲自到西昌进行过勘察和部署，当时他命令胡宗南将其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于1949年12月1日由汉中空运西昌，与贺国光西昌警备司令部警备团一起在此固守。成都战役后，国民党军第一二七、一二四、六十九、三十八、二十七、三二军等残部，纷纷撤向西昌南北地区。国民党军在西昌地区的总兵力计1.2万余人。
胡宗南到西昌以后，住在离西昌城有10多里远的邛海新村。
邛海，是一个风景绝幽的地区，有方圆500多亩宽的水面。邛海新村就建在邛海的正北面，村南不到半里就是邛海。这个新村是蒋介石在西昌的行辕，张笃伦当“行辕主任”时，在1938年到1940年间建筑的，都是平房，约有200间，散筑在半山坡上。
胡宗南到后即住在蒋介石的官邸，其他随行人员及卫士等，即散住村子里。村外由第一师朱光祖团负责保卫。
蒋介石在胡到达西昌的第二天，又发给胡一个“十万火急”的电令，给他两个任务：一是固守西昌3个月，等待国际变化；二是收拾川西突围的部队，加以整编，保卫西南大陆。
胡宗南接电后，即在邛海新村召集副参谋长沈策、“西安绥署”政治特派员周士冕、成都训导处副处长李犹龙、负责少数民族联络活动的王炳炎、“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高参室主任蔡綮等人开会研究。
当时，他们分析了国内外局势及胡所掌握的部队情况后，认为：
（一）看不出美国有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迹象，第七舰队虽然到了台湾，但这只是“防卫”台湾，三个月内世界大战绝不会打起来，国际上亦不会有大变化。
（二）现在“中央部队”不是被解放军吃了，就是逃到台湾和海南岛；仍在大陆上的，除了胡手下的非常有限的残部，就只有云南境内李弥、余程万两个军。
（三）解放军占领川西之后，绝不会让胡部作长久的喘息，甚至在短期内就会进攻西昌。
（四）能不能固守西昌三个月，首先要看守西昌的力量。照计算：
（甲）在西昌归胡宗南直接掌握的，只有第一师一个团和一个卫士连，全部不到二千人；（乙）贺国光有两个警备团，有两千多人，据说只有一个团能够使用，另一个团没有战斗力，而且胡宗南不能直接指挥；（丙）“西昌靖边司令部”有两个团，一个团在司令邓德亮手里，一个团在副司令孙方手里，胡宗南不但不能直接指挥，可能还有问题；（丁）二十七军军长刘孟濂虽然联系上了，但只剩了一千人左右，而且还没有到西昌。（当时顾葆裕的消息还未到）凭这么一点兵力，怎能固守西昌三个月？
（五）要在大陆上保持一个据点应该在云南以西地区想办法；而把西昌、沪定和雷（波）马（边）屏（山）峨（边）地区作为游击区，才可以进攻退守。
（六）西昌是个彝族区，汉人很少，一旦失败，即将全部覆灭，石达开即其先例。
会议结束后，胡宗南又命令其副参谋长沈策拟定一个“固守西昌、保卫大西南”的作战计划。
当晚，沈策和胡宗南的几个军师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研究出3种切合实际的方案：退守台湾，保全反共骨干为上策；进军滇西，设立据点为中策；固守西昌，等待毁灭为下策。
10月31日晚上，胡宗南再次召集他的军师们开会，共同讨论“方案”内容，当他看到最“上策”的方案后，他立即大骂主要负责人沈策，最后，还是刚由台湾飞抵西昌的参谋长罗列出来打了圆场，此事才算告一段落。
几天后，胡宗南“决心”固守西昌，他分析了自己手下的兵力和经济状况，进行如下部署：
第一、整顿残部，将其嫡部李昆岗带来的一个团及刘孟濂残部整编为第一师，朱光祖任师长；整编顾葆裕、胡长青残部，发给粮饷，令其分别防守会理及汉源大渡河沿线。
第二、组织地方反共武装，重金收买少数民族上层反动头人，封官晋职，先后任命了“反共救国军”七个纵队的司令。
第三、重举“西康省政府”的旗号，先后由贺国光及只身逃到西昌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四川第一路游击指挥唐式遵兼任主席，并指派了政府委员及各县县长。
为阻止解放军进入西昌，胡宗南还对“固守西昌”的军事力量作了部署：
以第一二七军第三一○师残部守康定，以第二十七军第一三五师残部守沪定，以第三三五师一个团及第六十九军残部守富林，以第一二四军残部及第二军第七十六师守会理。
这样，国民党军以西昌为核心，在南起金沙江北岸、北至康定及大渡河东岸地区形成了一定气候。
1月下旬，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飞抵西昌，为胡宗南打气，并许诺西昌所需武器弹药均由台湾运送，西昌供给每天也由台湾空运。
胡拍胸表示：“我们是总裁部下，校长的学生，竭智竭忠竭力，不负领袖厚望，不成功，便成仁。”
贺龙、邓小平的部署
就在胡宗南信誓旦旦地要与西昌共存亡之际，贺龙、刘伯承等下达了向西昌进军的命令。
1950年2月22日，西南军区司令部奉中央军委命令，正式成立了西南军区，贺龙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赓、周士第、李达任副司令员，宋任穷、张际春、李井泉任副政治委员，李达兼参谋长。
这天早上，贺龙、邓小平正在院子里散步，李达手里拿着一封电报，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陈赓副司令、宋任穷副政委来电，滇南残匪全部肃清。”李达高兴地说。
“蒋介石建立‘云南反共基地’的梦想又破灭了，这下在西南地区就只剩下一个西昌了。”贺龙说。
“我看解决西昌问题一定要快，这样就可以打破蒋介石在大陆的一切梦想，也好让老蒋在台湾睡几天踏实觉，省得他老做梦了。”邓小平说。
为了拔除蒋介石集团在大陆的最后一个军事据点，1950年3月，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邓小平决定，以第十四、十五、六十二军各一部，配属边纵一部，共13个团的兵力进行西昌战役。
具体部署为：
北路：六十二军一八四师分左中右三路，从川西温江出发，向西昌挺进。左路由副师长陈捷第指挥，率五五零团经峨边绕大渡河南岸，过羊村河、牛日河到田坝、海棠，消灭外围之敌，阻截大渡河守敌南逃道路，从敌军背后配合主攻部队抢渡大渡河天险。中路，由师长林彬指挥，率师指挥所及主攻部队五五二团，沿乐西公路，经蓑衣岭、富林，过大渡河、小相岭，从正面攻击西昌；右路，由师政委梁文英指挥，配合主力歼敌于预设地域后，从石棉过大渡河，经冕宁直下西昌。
南路：十四军四十师一一九团、四十二师一二四团和十五军四十四师、四十三师从滇北和滇西北，分左中右三路向西昌包抄前进。左路，四十师一一九团，由云南禄丰出发，经永仁，北渡金沙江，直取盐边；四十二师一二四团，在桂滇黔边区纵队配合下，由云南宾川出发，经永胜，疾进盐源。中路，四十四师一三零团、一三二团，由云南曲靖出发，在金江支队配合下，北上龙街，渡金沙江，攻姜驿、攻会理、攻德昌，再攻西昌。右路四十四师一三一团，由云南曲靖出发，在金江一支队配合下，北进巧家，渡金沙江，攻华弹、宁南、普格，再攻西昌。
当月12日，各路解放大军从6个方向，同时向预定位置开进，合围西昌。解放军以强大的攻势不断挺进，拉开了西昌战役的序幕。
邓小平评价刘文辉
邓小平曾说：“西南战役之能获得如此胜利，是由于毛主席领导的正确，全国胜利形势的影响，以及人民解放军无坚不摧的力量。同时卢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诸将军于12月9日宣布起义，亦起了良好的配合作用。”
党和人民政府没有忘记刘文辉的功劳。新中国成立后，刘文辉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国家林业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后来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
1950年，刘文辉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时，民革和民盟两个民主党派中央的领导人都表示要公开他的成员身份，使刘文辉一时难以决断。
原来，在1945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前身之一的“三民主义同志会”在四川创建时，李济深曾派杜重石带密函给时任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主席、二十四军军长的刘文辉，希望他组织领导民革川康地下活动，刘文辉接受了委托，担任了地下民革川康分会的领导职务。刘文辉并在成都成立了民革川康分会，可谓是“民革”的老资历了。
其实在此之前的1944年秋冬，刘文辉、潘文华、龙云三人曾陆续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刘文辉、潘文华两人在成都张澜住处亲自填写过入盟登记表并呈交民盟主席张澜，当时算是办了入盟手续，成为了秘密盟员。事后，张澜将登记表烧毁，以示保密。龙云则在重庆由张澜亲自吸收入盟。他们都是与中国共产党早有联系的地方爱国将领，入盟后更方便了这种联系，也促进了他们对抗日民主运动的支持。民盟为避免国民党的操纵，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黄炎培等领导人拒绝了国民党政府津贴，因此民盟在创业时期的必要盟务费，大多为刘文辉、潘文华、龙云等人捐助。
民盟促进了龙云、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4人的联合，鼓励他们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支持民主运动，抵制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也促进了他们走到人民的阵营。
刘文辉的民盟身份问题，反映到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恩来说，解放后都是公开活动，参加一个民主党派就行了。
从历史渊源看，“民革”更合适刘文辉，因此，刘文辉公开了“民革”身份，后来担任了“民革”中央常委。但刘文辉和民盟一些老同志、老朋友仍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民革”和“民盟”的双重身份曾经促进他选择了光明的革命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