丞相萧何慧眼识人，认为韩信是个奇才，极力向刘邦推荐，还不顾年迈，月下追回怀才不遇，又想出走的韩信。刘邦无奈，怀着试试看的心理，拜韩信为破楚大将军。拜将后，刘邦认真地与韩信作了一番对话，这才对韩信有了新的认识。韩信果然不辱使命，帮助刘邦最终战胜了项羽，建立了汉朝。
刘邦统一天下后，封韩信为楚王，淮阴是他的属地。韩信回到家乡，把当年那些曾侮辱过他的人吓得半死，特别是那个高个子，自认为必死无疑。没想到韩信却把他召来封了个军职——中尉，韩信对众将说：“当年他侮辱我时，我所以没有杀他，是因为杀了他并不会带来好处。现在也是如此，而我正是忍了，才有了今天。”
此后，人们就用“胯下之辱”比喻有才能的人，能暂时忍受耻辱，并终成大器。
匹夫之勇
汉文祖刘邦为韩信登坛拜将事毕，刘邦问韩信：“丞相萧何等人在我面前多次称赞将军，说你雄才大略，经天纬地，是旷世奇才，将军对我有何指教呢？”韩信说：“现在能与大王争夺天下的，只有项羽。大王估计自己的勇猛强悍，比项羽又如何呢？”
刘邦沉默了一会儿，说：“那我远远不如他。”韩信听后躬身下拜，恭恭敬敬地说：“大王真有自知之明，我也认为大王不如项羽。但是，我在项羽手下做过事，我对他的性格、作风、才能、品行，知道得清清楚楚。项羽可以说是叱咤风云，他的一声大喝，就能吓退千军。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人他不能也不会用人。贤臣良将，在他的手下，一筹莫展，毫无用武之地。所以说，项羽虽勇，只是匹夫之勇。项羽待人也是恭敬和仁义的，他关爱部属，遇到将士患有疾病，他能问暖问寒，关注饮食起居。但是，当部属有功该分封行赏时，他却常常舍不得，这种仁其实只是妇人之仁。”接着，韩信又指出项羽背信和滥杀无辜的不义。最后总结说项羽的勇，只是匹夫之勇，项羽的仁只是妇人之仁，所过之处，烧杀抢掳，村庐尽墟，尽失人心。如果汉王能反其道而行之，揽天下贤才，任武功强将，以天下城邑，封有功之臣，让人心悦服，得到天下并非难事。刘邦听后大喜，自认为与韩信相见恨晚，对韩信是言听计从。
后来，刘邦打败项羽，做了皇帝，在洛阳宫大宴群臣时说：“我所以能成功，取得天下，是我能知人也能用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筹划粮草，整理财政，我不如萧何；上阵打仗，攻城拔寨，率百万之师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人都是人中之杰，我能用，此三杰。而项羽只有一个范增，还不能用，天下怎么能不属于我呢！”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提一下项羽。项羽可以说是一位失败的英雄。他24岁在江东起兵反秦，26岁夺得秦朝政权。接着楚汉战争，他与刘邦交手四年，最后败在刘邦手下。死时也不过30岁出头。遗憾的是，究竟为何失败，他临死尚不觉悟，仰天高呼：“天之亡我，非用兵之罪。”司马迁批评他，说他最大的错误是自矜功伐，不肯纳谏，欲以武力经营天下。所以，今天人们称那些没有深谋远虑，又听不进别人意见，只凭武力用事的人为匹夫之勇。
大树将军
典故“大树将军”，讲述的是东汉时期著名军事将领冯异的故事。
冯异，字公孙，生年不详，死于公元34年。他出生在颍川父城，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宝丰市东。他自幼好读书，通晓《左氏春秋》、《孙子兵法》等。东汉初年，冯异出任过王莽政权的郡掾，郡掾是一个职位不高的官衔；后来转投刘秀，受到重用。先是拜为偏将军，后因战功卓著，屡献定国安邦方略，被封为应侯。
冯异为人谦虚谨慎，从不居功自傲。他乘车行驶在路上，遇到别的将军，总是马上叫随从把车让到一边。行军作战休息的时候，将军们坐在一起谈论战功，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冯异却常常躲在一边，坐在树下，不声不响，从来不参与这些争论，久而久之呢，军中的将士就都称他为“大树将军”。
刘秀率军消灭了王郎割据势力，打下邯郸以后，决定要整顿军制，重新分配将士的隶属，结果全军将士都表示愿意归于冯异手下，这很是让刘秀感慨。将士信服和拥戴冯异，不仅是因为他精通兵略，军纪严明，更是仰慕他为人谦逊，体恤士卒。冯异领军在外作战，每有战功，上报时总是尽数部下的成绩，从不贪功。有一年，由于道路被阻，冯异的部队被困在一个极度缺粮的地区。当地粮价飞涨，一斤黄金才能换取五升黄豆，百姓饥饿，甚至出现了吃人肉的现象。冯异严格要求部下不许扰民，自己带头吃野果、野菜，全军将士同心协力，坚持渡过了难关。冯异的为人也为他的对手所叹服，在与冯异的作战中，曾多次出现敌对方慑于其威力和仰慕其人格而投降的事例。公元25年，作为敌对方的更始军一次投降就达十余万人。
刘秀也很赏识和信任冯异。众人劝说刘秀称帝，刘秀拿不定主意，特意从前方紧急召回冯异，诚心诚意地征询意见。看到冯异点头了，刘秀才像吃了一剂定心丸。公元25年，刘秀即帝位，称汉光武帝，冯异被封为阳夏侯。冯异长期在外领兵作战，不免威权益重，百姓归心，有人密告刘秀说冯异有“反心”，朝中大臣也对冯异兵权过重有所担心，刘秀却坚信冯异不疑。冯异也不负刘秀的信任，南征北战，最后病死军中，马革裹尸，被后人奉为军人的楷模。
骄兵必败
“骄兵必败”，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一句成语。“骄兵”，是指恃强凌弱的军队。这句成语的意思是：认为自己强大而轻敌的骄横军队必定要打败仗。
公元前68年，汉宣帝刘询派侍郎郑吉率军西征车师国。车师国求救于匈奴，但匈奴没有及时派兵支援，因此车师国投降了汉朝。不久，匈奴大军突然袭击车师，把郑吉率领的七千人马团团围住。郑吉派人突围，给汉宣帝报信请求派兵支援。
汉宣帝召集群臣商议此事。大将军赵充国主张趁机攻打匈奴的大本营。而丞相魏相却不同意派大军出战。上书进谏说：“国家出兵作战一般是在五种情况下，结果却是不同的。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
在魏相看来，第一种情况解救危难，平暴安良，是为正义，因此称为“义兵”，战必无往而不胜。第二种情况敌人侵犯，迫不得已奋起自卫，也可称作“应兵”，师出有名，必然打胜仗。而后三种情况，忿兵、贪兵、骄兵都是不可取的。因一时气愤铤而走险，置国家安危于不顾，或是贪恋他人资源财物，强取豪夺，大动干戈，甚至凭借自己的经济、军事实力，动不动就给别国发号施令，大施淫威，以战争相威胁，都是不义的，最终必然导致失败的结果。在忿兵、贪兵和骄兵中，尤以骄兵的后果最严重。魏相认为，骄兵“出兵虽胜，犹有后忧”。也就是说，骄兵短时期内可能取得一定的成功，但从长远观点看，却是忧患重重，弊大于利。所以，他对汉宣帝讲，骄兵的结局，不仅仅是失败，而可能是灭亡。
说到这儿，魏相把话锋一转，说：“近年来，匈奴没有侵犯我们边境。现在为了车师，就要去攻打匈奴，这是没有道理的。出兵作战要有名义，我不知道这次出兵攻打匈奴有何名义？”
汉宣帝采纳了魏相的意见，决定暂不出兵攻打匈奴，而是派了一支部队，驰援郑吉，把他和他的军队接应回了渠犁，也就是现在的新疆轮台、尉犁之间。
魏相的“五兵”说，其实是阐述了中国古代军事哲学中关于战争正义与非正义的一个基本观点。这一观点对后来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影响很大。“骄兵必败”，作为这一思想的载体也以成语的形式在民间流传至今。不过，如今它的运用已走出军事领域，成为人们在表达骄傲的人做事不会成功这层意思时经常使用的一个比喻。
斗酒彘肩
成语“斗酒彘肩”源自“鸿门宴”的故事。在鸿门宴上，项庄拔剑起舞，欲杀刘邦，项伯暗中尽力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但项庄咄咄逼人，形势万分危急。刘邦的谋士张良见势不妙，赶紧走出帐外，把消息告诉了负责刘邦安全的猛将樊哙。
樊哙与刘邦是同乡，早年以杀狗卖肉为生，后来跟随刘邦起兵，出生入死，战功卓著，很受刘邦器重。樊哙与刘邦还有一层关系，樊哙的妻子吕须与刘邦的夫人吕雉是亲戚。所以，在刘邦的诸多将领中，樊哙被认为是最亲近的。
樊哙听张良一说，顿时急了，立即持剑握盾闯入项羽的军帐。两侧持戟的卫士制止樊哙，不让他进去。樊哙侧着盾牌撞过去，两侧的卫士纷纷倒地。樊哙闯入军帐内，靠着帷帐向西站着，愤怒地瞪起眼睛，怒视项羽，头发都竖了起来，眼角也张裂流着鲜血。项羽按剑问道：“这个大汉是什么人？”张良回答：“他是刘邦的武士，名叫樊哙。”项羽说：“真是一个壮土，快给他拿酒。”手下人立即给樊哙送来一斗酒，樊哙谢了项羽，一饮而尽。项羽又说：“送给他猪肩。”手下人立即送上一只生猪肩，樊哙把盾牌扣到地上，把生猪肩放在盾上，拔剑切肉，大口吃起来。项羽说：“壮士，还能再喝酒吗？”樊哙回答：“我连死都不怕，喝几斗酒算什么！”樊哙的言行震慑了项羽及手下的武将们，项庄等人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刘邦借机上厕所，走出项羽的军帐，连来时坐的车都不要了，独自骑马逃离了鸿门。樊哙呢，也不辞而别，匆忙离开，抄小路返回了自己的营地。
“斗酒彘肩”就源于这个典故。“彘”，是指猪。后来人们用这个典故，形容某人言行豪壮，英勇无畏。
披坚执锐
秦朝末年，秦二世胡亥派大将军章邯进攻赵国。章邯派部将王离领二十万军队，把赵王紧紧地包围在巨鹿，自己亲率二十万大军屯兵城外，以逸待劳，准备打击来救援的军队。赵地危急，赵王多次求救于楚国。楚怀王命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率楚军五万人北上救赵。另派刘邦率一支军队攻打咸阳，以策应宋义和项羽。宋义带领人马故意缓缓而行，好容易到了安阳境内（今山东曹县一带），宋义竟然命令军队休整46天。年轻气盛的项羽多次劝说宋义：“秦军把赵王围困在巨鹿，我们应该赶快进军，如果我们在外面攻击秦军，赵军必然会作内应，这样秦军必为我们所破。”欲收渔人之利的宋义却说：“现在秦军攻赵，如果秦军得胜，他的军队一定十分疲困，我们就趁秦军疲困之时进攻；如果秦军不能取胜，我们就大张旗鼓地向西进军，也一定能打败秦军。”说到这儿，宋义斜视着项羽又说：“身穿铁甲，手拿锐利武器去打仗，我不如你；坐下来讲用兵之策，你就不如我宋义了。”项羽心里着急，又向宋义建议道：“现在将士都希望我们进兵，协力攻秦，而且今年灾荒严重，百姓饥饿，军队缺粮，久留是不行的。如今秦军强大，大有一举吃掉赵国之势，哪有什么疲困的机会可以利用。楚王把一国之事交付于你，国家安危在此一举，望你以国家利益为重。”宋义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无论项羽怎样劝说，就是不为所动。项羽无奈，就把宋义杀掉了。
项羽杀了宋义，夺了兵权之后，楚怀王封他为上将军，接替宋义的职位。项羽派英布、蒲将军率两万人，去断秦军的粮道，自己亲率主力跟进，渡过漳水后，破釜沉舟，令士卒只带三天的干粮，准备与秦军决一死战。当时燕、齐、魏国等救赵的军队都已到达巨鹿郊外，却慑于秦军威势，不敢交锋。项羽身先土卒、带领楚军杀进重围。楚军已绝后路，个个奋勇争先，以一当十，结果所向披靡，勇不可挡。燕、齐、魏军在楚军的鼓舞下，也一齐杀向秦军。秦军大败，王离在阵前被俘，章邯边战边退，在今天河南安阳附近走投无路，投降了项羽。至此，不仅巨鹿之围被解，而且秦军主力全部覆灭。
与此同时，由于秦军主力是在赵地作战，原来作为偏师的刘邦，借此机会绕路从秦军防守的薄弱之处攻到了咸阳，屯兵灞上（今陕西西安东南），秦王子婴被迫投降。后来项羽率军来到灞上，随后就发生了“鸿门宴”、“火烧阿房宫”以及后来的“楚汉相争”。用“披坚执锐”来比喻项羽的骁勇善战，是再恰当不过的。这句成语也被人们用来表示投入战斗。
斩将刈旗
歼灭了秦军主力的项羽与刘邦会师在灞上。后来双方为争夺天下又打了四年的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楚汉相争”。刘邦最终把项羽包围在垓下，四面楚歌，逼得虞姬拔剑自刎，而项羽乘夜率领八百多名士兵向南突围，到了天明，汉军发觉项羽逃走，将军灌婴立刻带领五千骑兵追击。
项羽突围后渡过淮河，由于走错了路，不得不原路返回，结果被汉军追上。这时，项羽的手下只有二十八骑，而汉军却是漫山遍野。项羽长叹一口气，对手下人说：“我自起兵反秦到现在，已经八年了，身经七十余战，所向无敌，今天看来是难以脱身了。”说着，他怒目圆睁，大声喝道：“今天就是决战，我在临死前，给你们痛痛快快地打一仗瞧瞧，杀它个三进三出，斩掉敌人的大将，砍倒敌人的大旗，让你们知道，这是上天要灭亡我，并不是我无能而战败。”这就是成语“斩将刈旗”的由来，它的意思是斩杀对方的将领，砍倒对方的旗帜。
项羽说完，把手下人分成四队，向四方突围，并约定在山的东面会合。接着，项羽身先士卒，大喝一声，催马奔向汉军。只见他冲到一汉将前，手起刀落，已经将那个汉将的头颅斩落马下。然后，项羽是左右驰骋，所过之处，汉军纷纷退后，无人敢抵挡。项羽杀得性起，一会儿，就毙伤一百多名汉军，在汉军中真可以说是如过无人之境。汉军由于惧怕项羽，纷纷避让，但里外三层，把项羽团团围住。项羽拚杀了一阵，回头一看，只损失了两名骑兵。他笑着对身后跟随的手下人说：“这一仗打得怎么样？”士兵都跪在地上说：“大王说的一点儿都不假。”项羽听后是仰天大笑。
最后，项羽只身一人赶到了乌江渡口。他拒绝了乌江亭长劝其返回江东，东山再起的建议。他认为，当初带领八千江东子弟起兵，如今一人返回，无颜见江东父老。于是将自己的坐骑乌骓托付给亭长，自己返身徒步与追赶上来的汉军继续拼杀，又斩杀数百人，自己也身受十余处创伤，最后拔剑自刎。
项羽至死认为，失败是上天的意志，而并非自己在军事上无能，这是他的悲剧。但是他作为军人，血战沙场，视死如归，又往往为人们所称道，所以他又被人们称为“失败的英雄”。
“斩将刈旗”，后来也被人们用来比喻将士勇猛杀敌。
短兵相接
“短兵相接”今天常用来比喻敌我双方，面对面地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而作为典故，它最早的出处应该追溯到战国时期著名诗人屈原所著的《九歌》。他在《楚辞·九歌·国殇》中描写古代战争场面时，就使用了“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的诗句。汉朝的司马迁是最早把“短兵接”作为成语来运用的。
作为成语，它最早出自于《史记·季布栾布列传》。故事说的是，秦末楚汉相争的初期，汉王刘邦乘楚王项羽大军在山东一带作战的有利时机，亲率五十六万大军一举攻占了楚都彭城，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徐州。项羽见自己的后方告急，立即领精兵三万从山东挥师南下，迅速包围了彭城，打得刘邦措手不及。汉军仓促迎战，被驱入谷水、泗水，死伤二十余万人。项羽的部将丁公率军穷追不舍，他是项羽手下猛将季布的舅舅，是一个很有心计，也很会带兵打仗的将军。追到彭城以西，穷途末路的刘邦不得不回头迎战，两军在战场上开始了你死我活的拼杀。古代作战使用的兵器，弓箭称为“长兵”，刀剑称为“短兵”。近身作战，弓箭无法展开，必须使用短兵器，所以叫做“短兵相接”。在生死攸关的战场上，双方自然是奋力搏击。汉军人少，又连日征战，人困马乏，形势非常危急。刘邦自知很难脱身，便勒马回头对追上来的丁公说：“你我都是英雄，何必苦苦相逼呢？”丁公听了先是一愣，随后想了想，便卖了个情面，引兵退去。刘邦这才不由得长出了一口气，带着仅存的数十名残兵败将，脱身而去。
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短兵相接”这个故事中的人物刘邦、季布和丁公的结局。刘邦最终战胜了项羽，做了汉朝的开国皇帝。曾多次与刘邦交战，让刘邦颇为忿恨的季布先是被通缉，刘邦为其人头悬赏千金；后来，刘邦听取了谋士建议，为收买人心，赦免了季布，还拜他为中郎将。而丁公呢？项羽与刘邦争夺天下兵败后，他自恃救过刘邦一命，主动前来投靠。没想到刘邦不仅不感激他，反而说：“你作为项羽的部属，是不忠的。使项羽最终丢失天下的人，就是你丁公。”随后，刘邦下令将丁公推出斩首，告示三军，做人做事不要学丁公！
马革裹尸
“马革裹尸”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马援列传》。原文的意思是：大丈夫应当战死沙场，用马的皮革包裹尸首，还葬故乡。
马援是后汉时期的一个重要将领。他生在前汉末年，12岁时父母双亡。哥哥马况让他学诗，学了好几年，也没有什么起色，马援便要求到边疆去放马。哥哥怕弟弟灰心，就鼓励他说：“汝大才，当晚成。”意思是你的才能很大，可能成熟得晚些。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大器晚成”。
马援果然应验了哥哥的话——“大器晚成”。王莽末年，他被任命为新城大尹，就是汉中的太守。王莽败后，隗嚣拜他为绥德将军，后来，马援与隗嚣反目成仇。刘秀大军西征时，马援受到重用。刘秀让马援与群臣共商讨伐隗嚣之计。马援顺手将一袋米倒在席上，按地形堆成山川河谷，这大概就是世界上最早的沙盘模型。当时，刘秀高兴地大叫，敌军全在我眼中了！随后，刘秀大军便进占第一（今宁夏固原县），隗嚣军大败。建武九年，马援被拜为太中大夫，建武十一年拜为陇西太守，是刘秀帐下有名的常胜将军。
光武帝刘秀基本统一中国后，为了发展经济，增强国力，极力避免战争。
建武二十年，马援班师回京后，刘秀赏赐给他一辆兵车，职务仅安排在九卿之后，封为新息侯。许多朋友都前来祝贺，其中有一个人叫孟冀，他跟马援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言谈中不免有些溢美之词。谁知马援却说：“男子汉就是应该在战场上逞雄，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醉卧床上，缠绵于儿女之情！”言辞之间表明了自己立志战死疆场的雄心壮志。孟冀敬佩地连连称道，说：“将军真是壮烈之士，男子汉就应当如此！”
虽然马援在花甲之年请战出征，为国尽忠，最后病逝军中，但他的“马革裹尸”的精神却一直为人传颂，在历朝历代的将士中影响深远。
毛主席也曾在大悲大痛的时候，引用过这个典故。抗美援朝期间，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在敌机的一次空袭中光荣牺牲，金日成希望能将毛岸英烈士的遗体安葬在朝鲜。毛岸英烈士的遗体是留在朝鲜还是运回国内，当时毛主席没有立即答复，等到第二天早上，秘书发现主席的桌子上有两句诗，写的是：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主席的批示就在诗中。毛岸英烈土被安葬在了朝鲜的国土上。
兵不厌诈
今其众新盛，难与争锋。兵不厌权，愿宽假辔策，勿令有所拘阂而已。
——《后汉书·虞诩传》
《后汉书·虞诩传》中的这段文字，就是“兵不厌诈”这个成语的由来。意思是说用兵打仗，要尽可能地多采用一些迷惑敌人的办法。不过，关于这个成语的最早文字记载，还有一处是在《韩非子·难一》中：
战阵之间在，不厌诈伪。
这两处的文字其实说的都是一个意思，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兵不厌诈”。
东汉安帝年间，由于天灾不断，兵火连年，加上贪官污吏的不法行为，内忧外患迭起，各地农民起义不时发生，少数民族问题一直困扰着开始颓败的后汉王朝。永初四年，活跃在青海一带的一支羌族反叛，切断了陇道，割断了汉朝与西域的联系。当时临朝听政的是邓太后，她使用了镇压和安抚相结合的策略，但未能奏效；几次征讨又都不胜而还，益州、汉中太守先后被羌族所杀。不久，这支羌族部队又进攻武都，邓太后得到这个消息后，想到了当时担任朝歌长的虞诩。邓太后召虞诩进宫，改任他去当武都太守，即日从洛阳到武都赴任。羌军得到虞诩就任武都太守的消息后，便派一支精兵到陈仓（今陕西省宝鸡市东面），羌人准备在半路上拦截。虞诩当时只带了几千人马，见羌军是有备而来，当即下令部队停止前进，就地安营扎寨。他故意让将士们散布说羌军兵多，我们打不过。太守已向太后奏请援兵，等大军到来后，再继续进发。羌军探听到这一消息后认为，虞诩一两天内不能进军，也不可能向他们发起攻击，就分兵进攻邻县去了。虞诩见羌军中计，急忙命令军队不分昼夜火速前进，并且下令部队每天都要增加行军用的土灶数量。这时，他的部下中有人不解地问：“从前孙膑打仗时，每天减灶，为什么你倒要增灶呢？兵法上规定行军每天不过三十里，为的是要防止意外，为什么我们每天要走一百多里的路呢？”虞诩说：“敌军人数多，我们人数少，走得慢了，会被敌人追上；走得快，每天又增加灶数，敌人以为我们部队多，就不敢追了。”他又说：“从前孙膑减灶是‘见弱’，我增灶是‘示强’，彼此情况不同，对付的办法当然就不能一样了。”
这一说，大家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当虞诩不过三千人的部队和羌军一万多人对阵时，虞诩下令不准使用射得很远的强驽，只用射得近的弱弓。羌军认为虞诩的部队战斗力很弱，就下令猛攻。虞诩等到羌军逼近时，下令集中强驽射击，把羌军打得大败。虞诩又派出人马，埋伏在羌军的退路上，进行袭击，最后终于打败了羌军。之后，他在辖区修筑了一百八十座营垒，赈济贫民，武都郡从此得到了安定。
虞诩带兵打仗灵活机动，“通权达变”，不为前人兵法所束缚，值得学习，但他镇压羌人起义却是应该给予批判的。虞诩一生多次沉浮。最终，他在永和初年，就是公元136年升为尚书令，不久就去世了。临死之时，他对自己镇压农民起义，杀害无辜进行了反省，受到了良心的谴责。
今天，我们讲的“兵不厌诈”这个成语，最初叫“兵不厌权”。“权”，就是权宜、权变，因时因事而变通办法，“兵不厌诈”这个成语是“从兵不厌权”演变而来的，其军事思想就是为了迷惑敌人。
投鞭断流
“投鞭断流”这个典故，最早记载在《晋书·苻坚载记下》中。原文是这样的：
前秦苻坚将攻晋，太子左卫率石越以为晋有长江之险，不可伐。坚曰：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何险之足恃？
苻坚的大意是说，我兵马众多，就算是把马鞭扔到长江里，也能把江水挡住，使之不再流动，（他们）还有什么天险可守的呢？
那么，苻坚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说这句话的呢？
十六国时期，苻坚灭了前燕国，降服成汉国。太元元年，也就是公元376年又灭了前凉，并且出兵攻晋，占据襄阳，统一了北方大部，海东诸国六十二王纷纷派出使臣前来朝拜。苻坚此时飘飘然起来。他经常大宴群臣，极尽歌舞，朝廷上下渐渐兴起豪华奢侈之风。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苻坚决心兴师讨伐东晋。
一天早朝的时候，苻坚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谁知文武百官顿时鸦雀无声。
秘书监朱彤是个见风使舵的人，忙上前奏道：“陛下威震四方，今御驾亲征，是应天顺时之举，大军所到之处，高山低头，河水让路，必然是有征无战……此举定能统一天下，建万古不朽功业！”
朱彤话音刚落，百官中走出一个人，高声奏道：“臣以为现在不能伐晋！”众人一看，原来是尚书左仆射权翼。苻坚很不高兴，就说：“你讲吧！”权翼正了正朝服，说：“臣听说，国王无道，诸侯才共同来讨伐。如今晋国虽弱，却君臣和睦，上下同心，并且朝中还有谢安、桓冲等杰出人才，因此出兵伐晋还不是时候。”
苻坚听了这番言论，心中更是不高兴，沉默了一会儿才说：“诸卿都说说自己的想法。”
话音未落，太子左卫率石越应声奏道：“臣以为，权翼之言讲得有理。晋国不但君臣一心，而且据有长江天险，百姓也乐意为朝廷出力。出师伐晋必然凶多吉少。愿陛下保境安民，等待时机，再作打算。”
苻坚早就不耐烦了，听了太子这番话，便驳斥道：“全是庸人之谈！从前吴王夫差，吴主孙皓，他们虽有长江天堑，也未能逃脱覆灭的命运。今我带兵百万，若将马鞭投入江中，即可断其流水，（他们）还有什么天险可守？”
尽管包括阳平公苻融在内的群臣们极力反对，但苻坚还是决心伐晋，结果当然可想而知了！
闻鸡起舞
“闻鸡起舞”最早的文字记载于《晋阳秋》。原文是这样的：
（祖）逖与司空刘琨俱以豪雄著名，年二十四与琨同僻司州主簿，情好绸缪，共被而寝，中夜闻鸡鸣俱起，曰：“此非恶声也。”每语世事，则中宵起坐，相谓曰：“若四海鼎沸，豪杰共起，吾与足下相避中原耳。”
这段古文的大意是：祖逖和刘琨少有壮怀，立志为国尽力，半夜听到鸡叫，便起身操练武艺。此典故比喻有志之士及时奋发。
祖逖是东晋南朝时期第一个举兵北伐，决意恢复中原的著名将领，曾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安定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祖逖出生于公元265年，卒于321年，是今天的河北涞水人。二十四岁那年，他乔居阳平（今河北大名县东北），认识了一个叫刘琨的人，并一起被官府任命为司州主簿，就是掌管文书簿籍的小官。说到刘琨这个人呀，也非等闲之辈。我们今天常说的“枕戈待旦”一词，就出自刘琨之口。
祖逖和刘琨两人均胸怀壮志，意气相投。他们经常住在一起，作彻夜长谈，相互勉励。他们深知，要报效国家、建功立业，必须做到文武双全、才华超群。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祖逖在博览群书的同时，十分重视习武。
有一天深夜，祖逖在梦中突然被鸡叫声惊醒，他展望未来，浮想联翩，再也睡不着了。于是，他叫醒刘琨说：“此非恶声也。”意思就是说，鸡叫正是对我们的提醒，为报效国家，应勤学苦练武艺。于是他俩便披衣下床，仗剑相对而舞。这就是脍炙人口的“闻鸡起舞”典故的起源。
功夫不负有心人。年轻时的勤习苦练，终于使祖逖成为一名精通兵法、善用韬略的将才。后人常以“闻鸡起舞”以作自勉。如谭嗣同在《和仙槎除夕感怀》诗中写道：
有约闻鸡同起舞，灯前转恨漏声迟。
又如辛弃疾在《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词中写道：
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
还有很多古今名人引用这个典故，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今天的军营中也流行着一句话：“当兵不习武，不算尽义务；武艺练不精，不算合格兵。”说的就是要爱军习武，立志报国，与闻鸡起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中流击楫
祖逖统兵北伐苻秦，“渡江，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辞色壮烈，众皆慨叹。”
——《晋书·祖逖传》
这段文字说的是祖逖率兵讨伐苻秦，当船行到江中时，祖逖敲打着船桨发誓道：“我祖逖不收复中原决不罢休！”后来人们往往以“中流击楫”这个典故赞扬收复失地、报效国家的激烈壮怀和慷慨志节。
当晋室南渡偏安江东一隅后，祖逖听说朝廷有意北伐，便毅然入朝，向元帝进言说：“藩王自相残杀，胡人乘虚而入，中原生灵涂炭。陛下如果能发布一道圣旨，让臣带领兵马前去剿虏，北方的豪杰就会望风归附，四方百姓也会群起响应。中原一定能光复，国家的耻辱也就可以雪洗了。”元帝见他态度诚恳，义正词严，不便推辞，便采取了敷衍的态度，命祖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拨了一千个人的粮食和三千匹布，至于人马和武器，让他自己想办法。祖逖领了圣命也不再要求别的，连夜赶回了京口。
京口百姓听说祖逖要招募义兵，北伐中原，都纷纷赶来报名。祖逖从南渡的乡邻中挑选了一百多家，组成部属，又购置了十条大船，择日渡江北上。
渡江那天，秋风轻拂，祖逖依舷而立。船到江心时，有位随征的壮士唱起了《易水歌》，就是当年荆轲在易水边的千古绝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祖逖听罢，敲打着船桨发誓说：“父老乡亲们，祖逖若不能平定中原，再来南渡，当葬身于大江之底！”这壮怀激烈的誓言，令部众无不感慨激奋。
祖逖渡江后，驻扎在淮阴。他很快便招募了一支两千人的队伍，经过一番训练和准备，便开始了慷慨壮烈的北伐战争，并最终用自己的生命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晋书》中称：“祖生烈烈，夙怀奇节，扣楫中流，誓请匈孽，邻丑景附，遗萌载说。”对祖逖的宏大志向与不朽功业给予了恰如其分的概括和评价。
我们今天常说的“中流鼓楫”、“击楫中流”、“中流楫”、“中流誓”、“击楫誓”、“祖楫”、“击楫”等，引用的都是这一典故。
1925年，毛泽东曾写下了一首著名的词——《沁园春·长沙》，词的结尾有这样的句子：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毛泽东在词中用了“中流击水”这个词，与“中流击楫”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金城汤池
“金城汤池”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用金属铸造的城廓，滚烫的护城河。形容城防坚固，极难攻克。
这个典故说的是秦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陈胜打下陈县（今河南淮阳），派武臣为将军，带领三千士兵，从白马津渡过黄河，攻打河北各地。
武臣过黄河后，传檄文到各地，痛陈秦王朝的残酷统治，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河北地区的广大民众，纷纷揭竿而起，痛杀贪官污吏。不久，便有数万人参加了这支农民起义军，武臣被拥为武信君。
义军占领了十多座城池后，仍有部分秦军在负隅顽抗。东郡范阳（今山东梁山县西北），是义军进攻的下一个目标。范阳令徐公胆寒心惊之余，下令日夜提防，加强守备。
当时范阳有个辩士叫蒯通，前去拜见徐公。还没等徐公发话，蒯通就没头没脑地说：“你快要死了，我来为你吊丧；但又祝贺你，你能见到我就能获生。”范阳令很不高兴，面带怒容问蒯通：“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蒯通一脸严肃地说：“你做了十几年范阳令，断人手足，杀人父子，积怨太深！过去老百姓害怕秦法，不敢杀你，而今天下大乱，秦法已废，百姓争着拿刀要挖你的心，剖你的腹，难道你还能逃脱不死吗？”
这一席话，击中了徐公的要害，他忙请教蒯通，怎样才能免去一死。蒯通说：“现在武信君的大兵已临近范阳，年轻人都要杀你，迎接武信君。你赶快派我去见武将军，早日投降，方可转祸为福。”
徐公言听计从，立即派蒯通去见武信君。蒯通见了武信君后说：“将军不是要占领河北吗？你现在每得到一块土地，夺取一座城池，都要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我有一个办法，可以叫你不必苦战，就可以大功告成。”
一番话说得武信君心动起来，忙让蒯通快讲。蒯通说：“你知道吗？范阳令所以不肯投降，是因为怕像前十几座城池的守官那样被你杀掉。”蒯通进一步指出：“如果范阳令投降被杀，其他城池守将就会说，战是死，投降也是死，还不如据城死守。这样一来，就好像金城汤池一样难以攻下了。如果你能善待范阳令，其他城池的守将自然就会投降。”
武信君接受了这个建议，给范阳令送去了官印，还带了很多礼物相赠。其他城池的守将见此情景，纷纷仿效。于是武臣没伤一兵一卒，就得到了三十多座城池。后人往往用“金城汤池”、“固若金汤”、“金汤之固”、“金汤”、“汤池铁城”来形容防守之坚固。
七擒七纵
“七擒七纵”的典故，出自《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公元225年，诸葛亮为了巩固后方，决定计收孟获。因为孟获不仅是位少数民族首领，而且作战勇敢，善于用兵，还待人忠厚，很得人心。为把孟获争取过来，诸葛亮第一次活捉孟获后，就把他放了。诸葛亮料定当晚孟获会来偷袭，再次设下埋伏，将他捉住。孟获不服，认为自己不是被打败的。诸葛亮二话不说，又将孟获放了。
孟获接连被擒，再也不敢鲁莽行事了。他带领所有人马到泸水南岸，只守不攻。他判定蜀兵没有船，过不了河，当时天气炎热，蜀军不习水土，必然不战而退。没想到诸葛亮将大部队兵分两路，从上、下游渡河，出其不意地包围了孟获据守的土城。
孟获这次被捉住后，又一次被放回去了。这时，蜀军中有的将领对诸葛亮的这种做法不理解，认为诸葛亮也太宽厚仁慈了。诸葛亮向大家解释说：“要彻底平定南方，就必须重用孟获这样的人，如果让孟获心悦诚服，逐鹿中原就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
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先后七次捉住孟获，又七次放回。最后一次孟获感动地说：“作战中七擒七纵，自古以来没有听说过，丞相对我仁至义尽，我没有脸再回去了。”就这样，孟获从此归顺了蜀汉。
后来，人们用“七擒七纵”这个典故来表示正确运用策略，使对方口服心服。
兵贵神速
“兵贵神速”这个典故，最早的文字记载是在《三国志·魏书·郭嘉传》中。原文是这样的：
太祖将征袁尚及三郡乌丸……至易，嘉言曰：“兵贵神速”。
那么，郭嘉是在什么情况下说这句话的呢？这还得从袁绍说起。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出身名门望族的袁绍，凭借自己的声望和实力，在战争中逐渐发展壮大，后来被朝廷任命为冀州牧，占有冀、青、幽、并四州，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河北、山西等地区，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割据势力。
当时，袁绍辖区北面的辽东、辽西、右北平（今河北省东部广大地区）散居着少数民族乌丸的许多部落联盟，其中以辽西单于蹋顿的势力最强。袁绍用和亲政策加以笼络，使三郡乌丸成为自己的有力后盾。
公元199年，袁绍和曹操的军队在官渡发生大战。曹操用计袭击袁军的粮道，把几千车粮草烧了个精光。袁绍被打得狼狈不堪，军心涣散，不久就发病吐血而死了。
袁绍共有三个儿子，小儿子袁尚最受宠爱，一直跟在袁绍的身边。袁绍死后，袁尚乘机自立为冀州牧。长子袁谭由于受排挤，和袁尚发生矛盾，两兄弟之间磨擦时有发生。
公元203年，曹操出兵讨伐袁谭、袁尚，准备统一北方地区。袁氏兄弟在曹操的进攻面前，曾经多次联合对敌，但是等到曹操大军一走，兄弟俩又自相残杀起来。
公元204年秋天，袁谭夺取了河北的安平、勃海、河间等郡，袁尚被迫投奔二哥袁熙。曹操就乘机出兵，攻打袁谭。
公元205年，曹操大军攻陷渤海南皮，杀死袁谭。袁熙的部将焦角、张南等人也起兵反叛袁氏兄弟，袁氏兄弟只好远走北方投奔乌丸的蹋顿。
蹋顿想到从前袁绍待自己不薄，决心支持和扶持袁氏兄弟。他经常派兵入塞，骚扰边境地区，使曹操深感忧虑。公元207年，曹操决定亲自率大军远征三郡乌丸，以彻底消除北方的边患。
由于曹操的人马和粮草辎重太多，行军速度很慢，走了一个多月才到达河间的易城。这时，曹操身边的谋士郭嘉就对曹操说：“兵贵神速。我们应当把大量辎重留下来，派出轻兵兼程前进，深入敌境，才能出其不意地取得胜利。”
曹操采纳了郭嘉的建议，亲自率领几千精兵日夜兼程北上。他们越过险峻的卢龙要塞，穿过五百多里的田间小道，直奔蹋顿的大本营柳城（今辽宁省朝阳市西南）。曹操的军队在离开柳城一百多里的白狼山，同前来迎战的几万名乌丸骑兵展开了遭遇战。虽然双方兵力悬殊，但曹操不慌不忙。他站在高处，看到敌军队形不整，就立即命令先锋张辽带领全军猛打猛冲过去。
曹军将士知道成败在此一举，因此无不斗志昂扬，以一当十，英勇杀敌。乌丸军在曹军凌厉的攻势下，被打得丢盔弃甲，尸横遍野，蹋顿和部下许多将领都死在了乱军之中。
袁氏兄弟又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后来被公孙康所杀。郭嘉的“兵贵神速”，使袁氏家族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言过其实
先主临薨，谓亮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
——《三国志·蜀书·马良传》
上面这段文字的大意是，刘备临死前对诸葛亮说：“马谡说话夸张失实，不可相信，不可委以重任，一定要慎重。”这就是“言过其实”典故的由来。
马谡是三国时襄阳宜城人，与他的哥哥马良同在蜀中做官。马良被刘备任为侍中，马谡由于喜欢谈论军事，很受丞相诸葛亮的看重。但刘备对他并无好感。
公元222年，刘备为报孙权袭取荆州、杀死关羽的大仇，不顾诸葛亮等人的劝阻，亲率大军伐吴。吴将陆逊用计火烧连营，大破刘备，马良也死在乱军之中。刘备遭此失败，忧郁成疾，临终前召诸葛亮嘱咐后事。当时，马谡经诸葛亮推荐，做了成都令，得知刘备病危，也赶到白帝城。
马谡在场，刘备没说什么。等到只剩诸葛亮一人时，刘备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重用。丞相您要留意呀！”诸葛亮虽然当面点头称是，可心里有不同的看法。
刘备死后，诸葛亮于公元227年出师伐魏。他屯兵汉中，西出祁山，第二年接连攻下天水、南安、安定三郡。魏明帝曹睿发兵五万，派右将军张邰西御蜀军，并调司马懿从东路会师，共同对付诸葛亮。
诸葛亮料定张邰必定争夺汉中要地街亭（今甘肃清水东北）。当时，不少人建议让魏延、吴壹两位名将作先锋，诸葛亮却看中了马谡。他交给马谡两万人马，去守街亭。诸葛亮再三叮嘱马谡要在山下设营寨，多架栅栏，加强壁垒，还另派行事谨慎的王平为偏将军做马谡的助手；派魏延驻阳平关，遥应马谡。
马谡到街亭后，决定在山上扎营。王平劝阻不过，请马谡让他带一部分人马在山下另立营寨，与大军互为犄角，以便彼此接应。马谡只拨给王平一千人马。
王平在离山十里的地方扎下营寨，当即画了地图，连夜派人送到大营，交诸葛亮验看。
诸葛亮接到布阵图后，大惊失色，正要设法补救，街亭失守的消息随之传来。
原来，就在当天晚上，张邰、司马懿两军会合后，立即把马谡所驻扎的山头团团围住，切断水源，导致蜀军不战自乱。由于王平只有一千人马，被张邰挡住，只能死守营寨，却无法前来救援。无奈，马谡只好孤军突围，两万人马突围后已所剩无几。幸亏王平沉着撤退，魏延及时接应，才杀退追兵，救下马谡。
街亭失守，全军退到阳平关。诸葛亮按军法挥泪将马谡治罪。马谡留给诸葛亮一封绝命书后就自杀了，死时39岁。诸葛亮也请求后主刘禅免去其丞相职务，降级三等，后主准奏。诸葛亮流着泪说：“孙武所以战无不胜，在于纪律严明。如今四海分裂，北伐才开始，要是废了纪律，如何治军？先帝临终时曾叮嘱我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重用’。在用人方面，我确实不如先帝英明啊！”看来，智者千虑，总有一失，在识人、用人方面，古人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典例。
饮醇自醉
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
裴松之注引《三国志》
《三国志》裴松之注中引的这段话，原意是指喝着醇厚的美酒，自己不知不觉醉了。比喻同淳朴忠厚的朋友相交，会使自己的品德受到良好的影响和熏陶。这就是“饮醇自醉”这个成语的由来。表面看来这个成语跟军事没有多大的联系，其实不仅有联系，说的还是历史上的一位重要的将领，这个人就是一代名将周瑜。
周瑜生于公元175年，死于公元210年。他仪表不凡，才华出众，24岁时就辅佐孙策东征西讨，对于孙氏政权在江东的建立和巩固，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孙策对周瑜非常依赖和器重，任命周瑜为建威中郎将。安徽潜山名士乔公有两个聪明美丽的女儿大乔和小乔，孙策自己娶了大乔，让周瑜娶了小乔，由此可见孙策对周瑜的宠信。
公元200年，孙策中箭身亡，周瑜尽心竭力地辅佐孙策的弟弟孙权，巩固东吴政权，在朝臣中获得了很高的声望。
除了军事和政治上的才能以外，周瑜还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胸襟开阔，气量很大，无论谁冒犯了他，他从不计较。这种宽厚谦和的品德，使他深得人心。演义和野史中，传说周瑜气量小，并不是史实。
当时，周瑜在东吴威望极高，只有老将程普对他不满。程普是当时东吴的一位功勋卓著的勇将，在朝臣中年纪最大，资历最深，同僚们都尊称他为程公。程普看到周瑜年轻得势，地位在自己之上，心里很不服气，想找个机会煞煞周瑜的威风，以提高自己的身价。这很有点像战国时期的廉颇老将军。
周瑜看在眼里，便处处注意谦让程普，避免将帅失和。有一次，周瑜乘车外出，迎面碰上程普的车子，周瑜忙让车夫把车闪到一边，让程普的车子过去，程普很是得意。
赤壁之战中，周瑜和程普分别担任左右都督，但东吴对敌斗争的策略主要是周瑜制订的。战后，程普经常夸耀自己，贬低周瑜。周瑜知道后，不但不生气，反而说：“我那时还年轻，没有程公的帮助，是打不了胜仗的。”
周瑜谦逊忍让的态度，传到程普耳中，对程普有所触动。为消除隔阂，周瑜又多次到程普府上探望老将军，程普深受感动。他终于抛开积怨，和周瑜结成了至交。后来，程普逢人便深有感触地说：“与周公瑾相交，真是如饮醇醪，不觉自醉。”“饮醇自醉”这个典故，就是由此而来的。
这里还要提到一个周总理与许世友将军喝酒的故事。许世友将军平时好喝点酒，偶尔难免误事。许多老战友劝他，但他却不以为然。一次，周总理特意邀许世友将军喝酒，一人一瓶。结果，许世友将军喝醉了，周总理仍十分清醒。至此，许世友将军才知道，周总理的酒量也很大，但平时又很难见到周总理喝酒，他明白了周总理的用意，并为周总理的人格所深深折服。
第三节 战术战略
步兵阵法
冷兵器时代由于兵器的杀伤范围相当有限，因此能够将兵器杀伤力高度集中的密集战斗队形是制胜的法宝。这种战斗队形在中国古代称之为“阵”，不同的战斗队形的排列组合方法称之为“阵法”。阵法的变化很多，也有各种名称，古代谈论战法、训练军队，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阵法，是国家军事制度的重要内容。
早期战争中的战斗队形情况已不可考，现在大致可以明了的最早的阵法是西周时期以战车为主力的阵法。根据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等论著的考证，当时每辆战车配备一定数量的“徒”（步兵），“徒”分为几个小组（两），分布在战车周围，组成基本的战斗单元。步兵战斗小组在战车正前方时称为“前拒”，在战车两侧前方的称“角”，平行两侧的为“队”，在战车后方的称“墩”。当时的战车冲击力强而向两侧机动的性能很差，因此整个战斗队形由各个战斗单元组成一字排开的横阵，一般分为左、中、右三个编队，两侧编队向前突出的叫“角”，或分别叫“左拒”、“右拒”。在作战开始前，战车排列成一列横队，战车与战车之间的空隙由步兵的战斗小组填充。战车全速冲锋时，步兵在两侧和后方提供护卫；在对方战斗队形被冲散后，步兵追赶上去扩大战果；如果战车冲击受阻，步兵进到战车前组成防线帮助战车掉头撤退。在整排横阵之后有预备队“游阙”，辎重车队及其护卫步兵。“战国水陆攻战纹鉴”。
随着战争规模以及作战地域的扩大，原来只起辅助作用的步兵在战斗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每一战车配备的步兵越来越多，步兵的战斗小组也逐步严密，步兵的各种兵器搭配组合，形成一个个的“方阵”，本身就成为一个完整的战斗单元，不再是战车的附属。这种方阵据后人考证是每五人为伍，五伍为“两”，由一名甲士“两司马”指挥。公元前541年晋军在太原附近的“大卤之战”中，索性将全部车兵编入这种步兵的战斗队形，组编为大的步兵阵势，得以大败狄人。不过关于这次战役中晋军组编的战斗队形的具体细节，史书记载不详。据后人考证，当时是将全部士兵组编为五个独立的大战斗队形，前出的一个号为“偏”（大约有1875人），用来诱敌；“偏”后边面有“两”（大约有3650人），用来接应“偏”；两侧各部署了“左角”和“右角”，左角有大约2100人，号为“参”，右角有大约6000人，号为“专”，从两侧向内合击；主力部队“后军”，有9000人左右。战斗开始后前出的两支战斗队形互相接应将敌军引诱到主力部队面前，然后两侧的“角阵”向内合击，一举粉碎了敌军。这个阵势被后人称之为“崇卒之阵”。
战国时代步兵战阵交锋成为最主要的作战形式。根据后人考证，当时最基本的战斗队形是密集小方阵，以“伍”的纵队为基础，每10个“伍”的纵队排列为“队”（5×10）；两个队组成“伯”，可以横排（5×20），也可以重叠（10×10）；两个“伯”组成“曲”，同样可以横排一列（5×40），或重叠四队（20×10），或并列（20×10）。一般战斗中以“曲”为基本单位，用各种方法将曲再组编为大的战阵。
《孙膑兵法》专门有“十阵”篇，记载了10种阵势：方阵、圆阵、疏阵、数阵、银行之阵、雁行之阵、钩行之阵、玄襄之阵、水阵、火阵。后两种阵势是讲水战和火战，实际上与阵法无关，即使是《孙膑兵法》一书本身也称“用八阵战者，因地之利，用八阵之宜”，可见实际上步兵战阵主要是八种。以后各代都以这八种基本阵法而加以变化。所谓的“八卦阵”或许就由此以讹传讹。
方阵是将一个个小方阵“曲”组成的长方形的大方阵，战地指挥部“中军”在方阵之后。小方阵为了集中发挥兵器的杀伤力是相当紧凑的，而大方阵内则必须有间隔，才可以机动兵力。因此有“阵间容阵”的说法，即在小方阵之间要间隔一个小方阵的距离。《孙膑兵法》主张方阵应该是中间兵力薄弱、两翼兵力加强，以引诱敌军在中间投入主力，便于本军两翼包抄合击。
圆阵是将“曲”排成环形，中军位于环形之内。这是一种在战地进行的环形防御阵型。
疏阵是将“曲”尽量分散，可以将以上的基本阵型都列为稀疏的战斗队形，加大各行列的间隔，用以迷惑敌军。
数阵是密集的阵型，和疏阵相反，将各个小方阵的间隔缩小，用来进行近战格斗。
锥行之阵，是一个尖角向前的三角形的攻击阵型，用来冲击分割敌军阵型。后世称之为“牡阵”。
雁行之阵是向前或向后的八字形阵型，两翼的小方阵梯次排列。向前的雁行之阵是用来包抄敌军的，两翼小方阵向前梯次展开攻击，中间的小方阵掩护中军。向后的雁行之阵则可以防守，或做撞城式的中间突破攻击。如果两翼向前成纵队、中间的方阵排列较宽，就是“箕形阵”或“牝阵”，可以用中间的一个小方阵引诱敌军进行中间突破而遭到两翼的包抄。
钩行之阵是“前列必方、左右之和必钩”的阵型，就是基本排为横型阵势，而两翼略向后弯曲，以保障翼侧安全。
玄襄之阵是一种“迷阵”、假阵，没有正式的阵型，主要是指迷惑敌军。利用地势多树旌旗，擂鼓鸣金，扬尘喧哗，使敌军判断错误。
现在还没有史料能够直接证明《孙膑兵法》所说的这八种阵法就是当时普遍采用的战阵，只能推测这应该是作战经验的总结。秦汉以后的步兵战阵的情况也相当模糊，只有唐朝杜佑《通典》一书记载的唐朝名将李靖的一些语录，使我们可以得知唐朝步兵的主要战斗队形。
李靖的阵法被后人总称为“七军六花阵”。其基本的战斗单元是“队”。和古代的方阵不同，李靖将以近战格斗为主的步兵“队”阵型改为锥形，每一队的“队头”站在全队最前列，身后是旗手“执旗”，旗手后面是两个护旗手“慊旗”，以后是五排步兵，按照7、8、9、10、11人排列，每排比前排多一人，使每一个前排士兵能得到在侧后方两个战友的支援。“队副”站在全队最后，“执陌刀，观士兵不入者便斩”。显然这是一个在向敌军发起进攻时的阵势。队与队组合成一个大的战阵，一般情况下为横阵，第一线排列“战队”，每三个队组成一个三角形的大队，突前的队为“战锋”；第二线步兵兵力略少于与第一线，排列“驻队”，以队为单位占据第一线大队与大队之间的间隙位置，并在两侧部署兵力相当于驻队一倍的骑兵队；第三线部署“奇兵”（预备队），以队为单位横向展开，兵力略少于第二线。
如果是在山地作战，横阵难以展开，李靖主张将进攻阵势改为“竖阵”。将弩兵、弓兵、战锋分别编队，依次一一竖向排列，后方并列驻队，一齐闻鼓声发起冲锋。显然是企图依靠弩、弓兵密集发射箭矢打开缺口，战锋队乘势向前格斗；如果进攻受阻，第二波再如法炮制。
李靖以2万人、其中1.4万人为战斗兵的部队为例，主张编成七个军：前军、后军、左军、右军、中军、左虞侯军、右虞侯军。中军是指挥部所在地。作战时可以将七个军成一字形排开为“横阵”，每个军按照上述基本阵法排列阵势，军与军之间有间隔，中军位于中央，并在最右方部署“奇兵”。这是一个可以机动的基本阵势。在追击战时可以改为“雁行阵”，以右虞侯军突前，两边梯次排列其余六军。在驻扎以及防守时可以将中军位于中央，其余六个军环绕中军部署，这被后世称之为“六花阵”。
历代最重视阵法的莫过于宋朝。宋朝最大的军事威胁始终来自于北方的游牧民族骑兵，而宋朝因为丧失了放牧马匹的优良草场，一直组织不起像样的骑兵与之抗衡。为了在野战中取得优势，宋太祖亲自制作了“御制平戎万全阵图”，试图以绵密纵深的阵势来抵御骑兵的冲击。这个阵法是一个空前的大阵，以11万多名步兵组成三个方二里的大方阵，每个方阵周遭每五步就排列大车一乘、步兵22人，1400多乘大车围起的阵地内还有5000名步兵为预备队。在这三个大方阵外部署骑兵，前、后两阵各5000骑兵，东、西稍阵（即两翼）各1万骑兵。总兵力达到14万多人，展开的正面宽达17里。这个阵势似乎是要等对方骑兵先进攻，再来后发制人。这张阵图算是宋朝皇帝的传家宝，代代相传，可是显而易见的是，总是力求按照这张阵图去作战的宋朝军队既没有能够“平戎”，也没有能够“万全”，北宋初期对辽、西夏的战争史几乎就是一整部败仗记录。
北宋后期的《武经总要》一书记载了当时宋朝军队使用的一些主要的阵法，号为“本朝八阵”。该书以指挥1.4万人的军队（50人为队，共200队步兵，80队骑兵）为例，图示了这八种阵法。其基本的阵势是四方形的方阵。组成“牝阵”时，左右两翼向前伸出一支小部队，比前代的倒八字的“箕阵”要保守得多。组成“牡阵”时，前军以弓、弩队为首，以下战锋队、战队依次展开，形成锥形攻击阵势，而主力仍组成四方的阵势。组成所谓“冲方阵”，实际仍然是四方形的方阵。组成“车轮阵”（也就是“圆阵”）时，与唐“六花阵”相仿，排列六边形的阵势。“罘阵”是将前、后军展开为横队，主力在中央为纵队，横队搜索，主力突击。“雁行阵”是八字形的阵势。“容辎重方阵”，是防守的阵势，将辎重车辆围护在中央。总的来看都是以密集、但机动性较差的步兵方阵为主体。
南宋初年吴磷在今陕甘一带组织防御，为对付金军骑兵冲击，又设计“迭阵”。作战时以铁链连接的拒马挡在阵前，第一排为长枪兵，坐在地上，树起长枪以屏障身后的弓箭手；第二排为最强弓手，第三排为强弩手，采用跪姿发射；第四排为神臂弓手，采用立姿发射。敌军至百步内，神臂弓发射，70步距离时，强弓、强弩齐射。然后两翼骑兵转到阵前掩护第二拨步兵上前列阵。这一战术以步兵轮番上前发射箭矢来代替贴身肉搏，收到一定的效果，1141年吴磷就以迭阵在剡家湾（今甘肃天水东北）打败呼珊率领的3万金军。
明朝时火器开始大量装备军队，对于传统步兵战术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有头脑的指挥官开始探索如何更好地发挥火器的作用。其中最成功的是戚继光，他改革了传统的步兵战斗队形，并且能够因地制宜，针对不同的敌军采用不同的步兵战斗队形，使传统的步兵战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东南沿海地区与倭寇作战时，戚继光注意到倭寇擅长短兵近战格斗以及伏击、奇袭战术，针对敌军这一特点，他设计的基本战术是以长兵顶住敌军，不让敌军的快刀发挥作用，并将行军队形和作战队形结合在一起，随时可以投入战斗。他编练的“戚家军”每伍由两个长枪兵、一个狼筅兵、一个锐钯兵、一个藤牌（或长牌）兵组成，两个伍组成的队由一名队长指挥。平时行军队形号为“鸳鸯阵”（两列纵队）：两个藤牌或长牌兵在前，队长居右侧指挥，后面依次是两个狼筅兵、四个长枪兵、两个锐钯兵。分伍为单列纵队行军，也是同样的顺序。在遭遇倭寇突袭时，两列纵队即展开排列为“三才阵”的横队：队长居中，两边由狼筅护卫、身后两侧是锐钯兵支援，两边各有一组由藤牌或长牌并护卫的长枪兵，这样的阵势使倭寇被狼筅顶在远处无法靠近，无法使用快刀，相反会被长枪戳伤；一列纵队展开“小三才阵”：狼筅兵居中、两侧为长枪兵，藤牌兵及锐钯兵分守左右两翼。在足以展开的地形上，遇有敌情全军集结，中军居中，各营分别组成5×5（队）的方阵占据中军前后左右位置，形成十字形的阵势。前营向前方发起攻击时，左右两个营分别从两侧包抄敌军，后营分队插入前营各队之间的间隙，增加攻击密度。如果是在预设阵地与敌军作战，在前方两侧设鸟枪伏兵，三个营大致成钝三角，中军居中后方策应，引诱敌军发起攻击后，伏兵猛烈射击，全军出击，割裂敌军予以歼灭。如果战斗不利，也强调各营、各哨、各队要相互接应，逐次掩护。
戚继光调防北方后，针对蒙古骑兵突袭战术，又另行制定战术，强调发挥火器的远距离杀伤作用。他重新整编军队，将步兵战术改造为以发挥火力为作战手段，以车辆作为掩护，步兵战阵以火力车辆为核心。所谓以车“束部伍”，以车“为营壁”，以车“代甲胄”。每车装备两门佛郎机火炮，四枝鸟铳。士兵24人，分为“奇、正”两队：正队10人，六名佛郎机炮手，两名火箭手，两名弓箭手，一名舵工，一名车正；奇队四名鸟铳手，两名快枪手，两名藤牌/火箭兵，两名锐钯/火箭兵，一名火兵（炊事员），一名队长。在敌骑兵来袭时，100步内听天鹅声喇叭为号，鸟枪一齐开火，然后快枪开火，锐钯兵上前架起火箭发射，弓箭手再发射弓箭。敌军接近至30步内，听号令全队出战，排列鸳鸯阵，快枪手掉转快枪以枪当棍，鸟枪手弃枪换用长刀。当中军擂三通鼓时，不拘阵势，必须尽数“上前血战”。敌军退走，听鸣金声，撤回重整阵势，防备敌军回头突袭。这一战术将火器和冷兵器结合使用，但看来戚继光估计在冷兵器掩护下仍旧难以重新装填火器，因此才明确火器一次齐放后即改为冷兵器格斗，只有在依托车辆防守作战时，才强调轮番开火射击，并说明在敌军逼近时还是要步兵出阵格斗，暴露出当时的各类火器发射速度过慢的致命缺陷。
明末兵部尚书孙承宗督师辽西，进一步发展步兵使用火器的战术。他改编军队，五人为伍，二伍为什，二什为队，共25人，配备一辆装运火器的偏箱车，装备佛郎机火炮二门，鸟枪二枝，三眼枪六枝。各什有一伍由三名三眼枪手，一名鸟枪手，一名火箭兵组成；另一伍三人为佛郎机炮手，一名火弩手，一名长枪兵。各队环绕成基本的车营方阵，可以变化为曲阵、直阵、锐阵等阵势。作战时强调要“枪用连环、炮用叠阵”，靠发扬火力杀伤敌军。不过当时的火器并不比戚继光时有什么明显的改进，要不间断射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在鸟枪、佛郎机、三眼枪、火箭轮番发射后，还是需要近战格斗。孙承宗以这种编制和战术编练了8万人的部队，使用火器的士兵要占到三分之一，在一段时间里比较有效地阻止了满清向关内的扩张。
清朝入关后组建的绿营兵部队，继承了明后期强调火器杀伤力的传统，但是不再以战车为野战掩体和编制单位，这或许是考虑到在绿营兵和八旗兵配合作战时，只要发扬了火力后，八旗骑兵就足以对付敌军骑兵。也有可能是为了防止绿营兵获得对抗八旗骑兵的实力。绿营兵具体作战编制以及战术不详，很可能基本沿袭了明末的配备，三分之一左右的士兵是操作火器的。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与清军作战的各种军队明车营方阵图往往是没有任何火器装备的，被清军枪炮一轰就支撑不住，因此清军能够屡屡获胜。太平军兴起后，在与绿营兵的作战中很快掌握其弱点，在百步开外遭到射击后，仍然冒死前进，以投掷火罐打乱绿营兵阵型，然后以密集的藤牌护身，贴近绿营兵以长枪猛戳，同时集中火器抵近猛烈射击。绿营兵来不及装填枪炮，又毫无决死战斗的勇气，也没有任何防护装备，在近战中死伤累累，很快就会溃败。
曾国藩等人组建起湘军后，认真总结绿营兵战术的缺陷，也仔细研究了太平军的战术。曾国藩因此仿照戚继光的战术，强调火器与冷兵器的结合使用。但是不再将火器兵与冷兵器兵混编为小队，也不采用战车，而是以哨为基本战斗单元，每哨有两队抬枪（各有抬枪3杆）、两队小枪（各有鸟枪10杆）、四队刀矛（每队10人），作战时尽量依靠发扬火力杀伤敌军，必须在百步以内才可以发出射击命令。抬枪先发射，然后鸟枪兵分三层射击：每层两人卧射、两人跪射、两人立射，射击后迅速从两侧绕到阵后装填；第二层、第三层依次射击。如果敌军已冲到阵前，则由刀矛队以一字阵（一行横队）或二字阵格斗掩护，鸟枪手装填结束后继续开火。
由于太平军没有骑兵，步兵冲锋速度较慢，因此有利于湘军的火器战术发挥作用。但是太平军人多势众，士气高昂，特别是后来也装备了大量火器，在野战中仍然经常击败湘军。因此曾国藩又确定尽量依托营垒工事发扬火力的战术。这可以说是“营阵”。湘军的“扎营之规”要求每支部队到达目的地后，必须寻找地势较高的地方扎营，中军居中，四哨分布前后左右。挖壕筑墙，遍布花篱（拒马）。墙以土筑，包砌土坯，要高八尺、厚一丈；壕要一丈五尺深，最好多道；花篱用长五尺的粗木尖头桩，三尺埋土中，最好要有五六层。限四小时完工。扎营前不得休息，也不可作战。尽量不主动出击，引诱敌军来攻，使敌军暴露在火力网下，在枪炮装填的间隙无法靠近肉搏。这称之为“结硬寨，打呆仗”。即使进攻城市，也使用这一战术，以己方营垒围困敌方阵地致胜。
在野战中，湘军注意到当时陆续从西方引进的枪炮射程远、精确度高，可以远距离杀伤敌军，因此极端重视作战地形，要求抢占便于发扬火力的地势。每次作战前主将必须亲自察看地形，绘制地图，复制后召开作战预备会议，要求各级军官都明了作战地域的地形，制定计划。作战中尽量依托有利地势发扬火力，即使战败也可以火力掩护交替撤退，不至于溃散。
湘军的战术代表了中国军队从冷兵器格斗战术过渡到发扬枪炮火力战术的最高水平，随着西方近代枪炮的引进，湘军和继起的淮军中刀矛兵迅速减少，到太平天国、捻军等反清起义被镇压后，这两支军队的主力部队已几乎全部使用枪炮作战，其战术也逐渐过渡到近代散兵战术。
骑兵战术
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是骑兵战术的最早的实践者，战国时期北方的游牧民族“三胡”（东胡、林胡、楼烦）以大规模的骑兵和中原地区的诸侯国发生冲突，中原诸侯国也逐渐开始组建骑兵部队。最著名的事例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战国时期中原各诸侯国的骑兵主要是起作战辅助作用，《六韬》认为骑兵是“军之伺候”，用于追击、隔断作战。骑兵的编制和步兵什伍相似，作战时骑兵以什伍为单位轮番上前发射弓箭，近战格斗则各自为战。
秦汉时期的骑兵战术仍然以集团马上射箭为主。匈奴骑兵善于射箭，也能够在没有马镫的情况下进行使用长矛、刀剑的格斗，而中原地区骑兵只有项羽那样具有高超骑术的人才能够做到，一般骑兵主要依靠射箭为战斗方式。为提高射击密度，战斗队形比较严密，估计也采用和步兵一样的方阵，基本方阵“曲”为100名左右，以下有几个“屯”，可以横队或竖队迎敌。汉朝武帝开始组织骑兵大兵团深入漠北求战，应该有严密的骑兵战阵，以集体发射和冲击对付匈奴骑兵的散兵战术。绵延将近百年的汉匈大战结果是以汉朝的胜利而告一段落。
4世纪时马镫开始普遍使用，同时马的防护装备也大量普及，马刀、长矛成为骑兵的主要作战武器。这种技术进步迅速影响到骑兵战术的改革。集团横队冲锋、近战格斗成为“铁骑”（人马都披甲的重甲骑兵）取胜的法宝。游牧民族建立的十六国以及后来的北朝政权都依靠这种新的骑兵战术对汉族皇朝的步兵取得压倒性胜利。唐朝兴起时，在继承北朝重甲骑兵战术的同时，更注重以轻甲骑兵部队迂回突袭，李世民本人就擅长率领轻骑兵长途突袭。
唐皇朝建立后，将骑兵结合在步兵战阵中。从《通典》所引的李靖语录来看，唐皇朝的标准战术是将骑兵部署在第二线步兵战阵的两侧，当第一线步兵战队开始进攻时，骑兵无须上马，在战斗胶着、第二线步兵投入战斗时，或者是敌军已经动摇、阵脚不稳时，骑兵从两侧发起猛烈突击，给予对方决定性打击。骑兵战斗单元也是50人的“队”，可以排纵队或横队阵势。轻骑兵作战手段包括了射箭和马上格斗，以长矛突击为进攻的主要方式。
唐以后的中原皇朝再也没有能够建立起大规模的骑兵兵团。骑兵战术的主要发展在于和步兵的协同作战。北宋初年沿袭唐朝传统，在宋太祖制定的“御制平戎万全阵图”里，骑兵作为辅助兵力，部署在阵内的3万骑兵，仍然按照唐朝制度进行编制，但显然并不是主动出击的部署，而只是平均配置，作为中间三个大步兵方阵的屏障。
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辽、西夏、金、元都以骑兵称雄。辽朝骑兵战术是以轻骑兵为主力，轻骑兵诱敌，野战时故意三三两两的布置为散兵阵，一般并不主动突击，等敌军突击靠近后迅速集结射箭，然后以主力排横队冲锋，每一横队500~700骑，轮番冲击，打开缺口后以纵队骑兵插入分割或追击，失利即迅速撤离战场。西夏骑兵以重骑兵著名，野战时以重骑兵“铁骑”为先锋，人马披甲，以铁索连接为30骑的横队，即使阵亡的士兵也不会从马上掉下来。对于步兵为主的宋军来说，要能够抵抗这种重骑兵突击有相当难度。一旦宋军步兵战阵被打开缺口，西夏的轻骑兵和步兵就乘势猛攻。
金朝骑兵战术更为成熟，平时作战都以轻重骑兵混编，50人为队，作战时20名重骑兵居前，以长矛棍棒为武器，30名轻骑兵居后，以弓箭为武器。一般并不轻易突击，在发现对方薄弱环节后，集中射箭，重骑兵冲锋，轻骑兵跟进。在和宋军相持不下时，则会以号为“铁浮图”的重骑兵投入战斗，这种骑兵身穿着两层铁铠，马披坚甲，箭矢无法穿透，三列横队，每列战马都用铁索相连。这种重骑兵由于盔甲太重，无法疾驶，因此以缓慢步伐前进。在遇到猛烈抵抗时，会在重骑兵后面放置拒马，迫使人马不得后退，向前一步就将拒马往前移。在这种撞城式的攻击下，一般敌军都会瓦解，金军同时也会出动“拐子马”重骑兵从两侧迂回攻击。
蒙古骑兵是各代游牧民族王朝骑兵战术的集大成者，得以席卷欧亚大陆。蒙古骑兵每人至少配备三匹马，可以进行长途奔袭。在作战时不拘一格，在遇到强劲的敌军骑兵时，善于以散兵阵诱敌，当敌军冲锋后迅速撤退，等敌军人困马疲，主力才出动交战。对于以步兵为主的敌军，采用标准的骑兵攻击战术，排五列横队，20骑一列，前两排为人马披甲、使用长矛和狼牙棒的重骑兵，后三排为使用弓箭、马刀的轻骑兵，重骑兵冲破步兵战阵后，轻骑兵射箭并砍杀敌军。同时蒙古军队也善于从敌方吸取作战武器和经验，比如在野战中使用炸弹，在攻城时使用大型抛石机等等，都是在和金、宋的战争中掌握的战术和技术。
明朝建立的军队以步兵为主体，但对于骑兵战术有相当的发展，主要是开始试图以火器装备骑兵，并探索其作战战术。明初给骑兵装备手铳，作战时可以施放手铳后再发起冲锋。明末戚继光在蓟镇编练新式骑兵，编制为五骑为伍，二伍为队，三队为宗，三宗为局，三局为司，三司为部，三部为营，五营为军。营为基本编制，3000骑左右，配备有鸟枪、快枪各300杆左右，手铳和虎蹲炮等共有200支（门）左右，和当时的步兵一样，火器兵也要接近三分之一。其设计的骑兵战术与步兵战术相仿，以队为作战单元，排列鸳鸯阵。作战时和步兵配合，在阵前放置拒马以及虎蹲炮，在敌军进到百步开外时骑兵上马，敌军进到百步内，枪铳听号令分两轮开火，然后施放火箭，放虎蹲炮，再一齐射箭。敌军进到30步内，先由步兵上前格斗，骑兵放置好火器，各持短兵（由前至后分别为锐钯、刀、棍、大棒、长刀）以鸳鸯阵排列，听号令在步兵格斗相持时出阵与敌军格斗，在第一、二次信号（擂鼓、天鹅号）要保持队形，至第三次信号，全部“拥为一列混战”。听鸣金后收队，各回本伍本队，每三队为并列纵队回本阵。这样的战法似乎全然不考虑发挥骑兵的机动性，全然是关在步兵战阵内作战。以后孙承宗的车营方阵也依然是将骑兵平均部署在车辆战队之后，并不将骑兵当作突击力量使用。因此这种探索虽然有益，但并没有能够带来革命性的变革。
满清在关外兴起也是依靠骑兵。八旗骑兵的主要战术与金、元各朝相差不多，仍然主要依靠散兵射箭与近距离格斗，只是在和明朝的战争中掌握了火炮技术，得以在野战和攻坚战中使用，但是并没有发展明末以火器装备骑兵的趋势。在入关以后，八旗骑兵战术即停止发展，甚至有所倒退，战斗力也日益下降。传统的骑兵战术至此衰亡。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中国古代高度重视军事后勤问题，《孙子兵法》中指出：“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而古代主要的军事后勤问题就是粮食问题，后世因此归结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孙子兵法》也指出战争会耗费大量的财富，“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出动2000乘战车、10万人的军队，每天所需的费用就要高达“千金”。因此《孙子兵法》提出发动战争要极其慎重，尽可能速战速决，“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只征发一次兵役，消耗的粮食不超过三年积蓄，是发动战争最理想的情况。
由于粮食是消耗性的大宗物资，通过陆路运输的耗费极大，“国之贫于师者远输”，兴兵打仗造成国家穷困的直接原因不是战争本身，而是运输费用，因此《孙子兵法》提出“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一般的军事器材可以依靠国内提供，而军粮最好是从占领地区掠取。“智将务食于敌”，在占领区获得一钟（古代粮食量器）粮食相当于本国的20钟，获得一石喂马的禾草相当于本国的20石。这一原则实际上很早就在战争中得到了体现。春秋初期，郑国与东周朝廷发生冲突，公元前722年郑庄公派出军队到东周军事示威，就“取温（今河南温县）之麦”，又取“成周（今洛阳东）之禾”。以后各国混战中有很多割取敌国农田庄稼为本军军粮的记载。
更简单的做法是掠夺战区当地居民的粮食来实现“以战养战”。这是后来很多军阀以及铤而走险的“盗贼”使用的补给方式，也是很多游牧民族开始侵入中原地区后的主要补给方式。契丹骑兵集中打仗，分散“打草食”；蒙古军队长途奔袭时，军食或者依靠移动的畜群，或者就靠在战地抢掠。这种补给方式最大问题是难以持久，不仅要激起强烈的反抗，而且即使能够镇压反抗，也会造成人民普遍逃亡，土地荒芜，再没有什么可抢的时候，军队就陷入困境。比如东汉末年的大混战中，各大军阀都是靠劫掠养兵，袁绍的军队在抢光了粮食后曾经靠摘桑葚为食，袁术的军队只好下河摸鱼虾、捞蛤蜊，而曹操甚至将死人肉夹杂在军粮里发放。因此，靠这种方式补给的军队往往都需要流动作战，除了战略考虑外，也要考虑去新的地区解决后勤供应问题。
有头脑的统治者都反对这种依靠劫掠的“以战养战”。一般采用的办法是在新占领的地区建立起赋税制度，有节制的、分期分批地向当地居民索取粮食。这需要有较为稳固的军事占领才可以做到，而且也需要有文官的协助。这一点做得最成功的是战国时期的秦国，每占领一个地方立即就开始编制户籍，征发徭役和粮食，使秦国的战争机器可以不间断地运转。刘邦进占咸阳灭亡秦朝时，萧何进入宫殿第一件事就是保护全国户籍资料，后来又将这批资料带到汉中。楚汉大战时，萧何坐镇汉中、关中地区，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输送粮食和壮丁，使刘邦军队能够屡败屡战。反观项羽每到一地都是纵兵烧杀抢掠，不仅失去民心，也得不到可靠的后勤支援，打了败仗后连个喘口气的根据地也没有。蒙古刚开始进攻金朝时，完全依靠劫掠养兵，占领黄河流域后，打算将当地百姓赶走，大片土地改为牧场。耶律楚材建议实行赋税制度，所得可比放牧多得多，果然打动蒙古大汗，放手让耶律楚材建立赋税制度，使黄河流域社会经济得以从长期战争破坏中慢慢恢复，也使蒙古军在大军西征的情况下仅靠木华黎一支偏师就得以维持对南宋的压力。
还有一种办法是《孙子兵法》完全未曾想到的，就是让士兵也种地，军队自己养活自己。最早大规模推行这种办法的是汉武帝。为了维持在漫长的长城边防线的驻军，汉武帝推行“屯田”，将边防线的可耕地划为国有，发放给士兵耕种，并将罪犯之类的社会闲散人员发往边疆，充当耕种屯田的劳力。以后曹操为了解决军粮问题，也大规模地在内地推行屯田。当时中原地区饱经战乱，土地荒芜，192年曹操推行“屯田制”，将全部荒地划为国有地，强迫一部分士兵以及招募的农民固定在政府分配的荒地上进行屯田，收成“六四开”，60%归朝廷，40%归“屯田客”。军屯的士兵仍为士籍，每五里设营，约60人为营，“且耕且守”。这是曹操最终得以战胜众多其他军阀统一北方的重要因素。以后蜀汉、东吴也都仿照这一制度，以屯田养兵。诸葛亮在“六出祁山”战役中痛感军粮运输困难，最后决心在前线屯田，不过这一地区土地瘠薄，屯田没有取得很大成效。以后北周、隋、唐的府兵制，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解决军队的供给问题，府兵各单位相当分散，得以“寓兵于农”，解决军队的供养问题。以后的明太祖朱元璋自称：“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也规定在边防地区的驻军70%的军户屯种，30%守城；在内地的驻军80%屯种，20%守城。将大批国有荒地划拨军户为屯田，每户军户分配15~50亩，并分配一定的耕牛、种子、农具，要军户耕种，除供给自己的军粮外每年还要上缴12石。
国家平时要为战时积蓄粮食，为出动军队提供后勤保障，这在战国时代已经形成严密制度。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律中，有专门的“仓律”，集中了很多关于国家粮食仓库保管、储运制度方面的条文。以后各代都有类似的制度。西汉“文景之治”时期，长期保持和平局面，休养生息，太仓里的粮食因保存时间太长而“红腐不可食”。隋朝统一全国后，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各地粮仓丰盈，著名的如京城的太仓、洛阳的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等，据说储藏的粮食有数百万石到上千万石不等，可以供军队使用几十年。后来在隋末战争中凡是占领这些粮仓的武装力量都维持了较长的时间。元末战乱，朱元璋听从朱升的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在江南地区建立起牢固的战略根据地，终于得以歼灭群雄。
正如《孙子兵法》早就指出的，战时运输是一件劳民伤财的事。当战区是非农业地区或者难以实行“以战养战”时，就必须要依靠后方长途运输粮食。汉武帝时连年出动大军进攻匈奴、西南夷，军粮全凭内地长途运输，“千里负担馈饷，率十余钟致一石”，结果造成严重财政危机，据说“海内耗半”。隋文帝为征高丽，下令全国向辽西运粮，有的地方百姓将三石米装上车，结果一路上的口粮就用掉了车上的粮食，到了目的地连一斗都没剩下。宋朝长期在北方边界维持数十万大军，当地农民由于长期战争大多逃亡，没人种地来养活士兵，而宋朝的禁军又都是吃现成饭的，造成极其严重的后勤负担，所有的军用物资都必须从后方运输，而朝廷如果征发如此规模的劳役就有可能引发百姓的反抗。宋朝政府的对策也是前无古人的，这就是要求商人承担军事运输任务，将物资运到前线后，由军事部门接收后估价，发给“交引”，商人凭“交引”可以到指定地点提取朝廷专卖的商品：食盐、香料、茶叶等等。这称之为“人中法”。后来的明朝也曾经实行过同样的政策，改称“开中法”，商人运输粮食到“九边”，可以获得优先提取两淮官盐的特权。可是后来明朝盐政大坏，商人持有“盐引”却难以提到官盐，不得不重新向食盐生产商再付现金买盐，从此也就不再愿意承担运输任务。“九边”的供应日益艰难，严重影响到战斗力的维持。后来李自成起义军横扫边镇，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有力的抵抗。
历代负责军队供应的朝廷部门都属于文官系统，军事部门并没有自己独立的后勤部门，这或许就是文官得以压武官一头的经济背景。秦国专门设立“治粟内史”，负责征收粮食实物税以及税收的分配。西汉时改为大司农，桑弘羊担任这个职务时，大力推行盐铁官营等财政措施，得以全力供应对匈奴的战争需要。隋唐以朝廷户部管理财政，供应军需也属于户部的职责。宋代更进一步，设置“三司使”负责财政，地位与宰相相等，号为“计相”。以后的朝代仍然以户部主管财政，并负责军队的供应。
出征的军队有自己的后勤部门，负责接收后方运输来的物资及其分配。在各个朝代，领兵将军组织的“幕府”里，都设置了专门的官员来主管此事。在很多情况下，当朝廷无法维持正常的军队供应时，只得给前线军队一些自筹军费的自主权。比如明朝中期沿海地区苦于倭寇骚扰，沿海设置海防府，部署很多军队，朝廷无法供给，到了后来不得不允许民间商人可以经营海外贸易，各地海防府可以向商人征税来养兵。这种税收主要用来支付兵饷，所以就叫做“饷税”。有领取出海许可证的“引税”，商船进港的“船钞”，货物进口税性质的“货饷”，以及进口白银的“加增饷”。这笔饷税就成为海防军费的主要来源。
给军队自筹军费政策最著名的事例是清末的“厘金”。1853年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威胁到清朝廷生命线——大运河。清朝在扬州设立江北大营，为了筹措军费，清朝左副都御史雷以减建议对往来大运河的商人货物按价值征1%的“厘金捐”。这个政策很快被“就地筹饷”的湘军以及后来的淮军争取到手，凡这两支军队所到之处，都由幕府下的“粮台”筹划设置厘金局，在各交通要道口设卡，向过往的商人收厘金税。这是湘、淮军最重要的军费来源，曾国藩甚至称之为“养命之源”。厘金收入由湘、淮军将领控制，分配给士兵为兵饷，造成士兵和将领之间的私人关系。而军队自设厘金，又使军队得以脱离中央控制，成为地方割据的起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