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间谍史话
间谍萌芽期
世界第一兵书《孙子兵法》中有句名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可见被称为“东方兵学鼻祖”的孙武很早就已经非常明确地认识到了“知”与“战”的内在联系和实施次序。即“知”与“战”二者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只有先“知彼知己”，然后方能“百战不殆”。正如春秋军事家管仲所说：“不明于敌之政，不能加也；不明于敌之情，不可约也；不明于敌之将，不先军也；不明于敌之士，不先陈也。”所谓“知”和“明”，实际上就是间谍情报活动，而其显然又是为战争服务的，所以说战争是间谍的温床，而间谍则是战争的产儿。因此，要探间谍活动的起源年代和产生原因，就必须先追溯战争的源头。
战争，在甲骨文中称为“争”或“伐”，也称为“战”、“兵”、“戎”、“征”等，“战争”一词最早见于战国时期的《吴子兵法》一书。据文献史料记载：中国最早的战争为“原始社会末期战争”（距今约五千年）。如“神农伐斧燧之战”；“黄帝、蚩尤涿鹿之战”；“尧攻兜丹水之战”和“舜、禹对三苗之战”等。在“舜、禹对三苗之战”中，禹就是根据“三苗蠢蠢欲动，图谋不轨”的情报而兴兵讨伐的。据《左传·哀公七年》记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时，“执玉帛者万国”，荀子也说：“古有万国。”又因为当时存在“邦无定交，土无定主”、“朝约婚姻，夕结冤家”、“明为盟友，暗为仇敌”这种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多变局面，使得“以石为兵”的参战或观战各方，都极力想探察敌方的虚实和窥视邻族的意图，从而避免盲目行动。在这样的特定历史条件和战争的特定需求下，“知彼知己”的这一永恒真理，便在战争实践中自然而然地萌芽产生了。而“知彼”的这一任务又势必要由专人承担执行，这样的人，就是间谍。
因此，古代中国的间谍活动应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它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战争的出现应运而生的。
纵观世界历史，中国的间谍活动的产生年代当居其之首，并且有文字记载的间谍人物也是世界间谍之始祖。目前国内史学界有人认为：“人类最早的间谍活动见于古希腊荷马史诗《伊里亚特》中的特洛伊木马传说”；又认为《圣经》中所提到的娣莱拉是“地球上第一个女间谍——情报鼻祖”，孰是孰非？还是以史实来回答吧。
荷马史诗《伊里亚特》中的“特洛伊木马”传说是这样的：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拐走了斯巴达王后海伦，斯巴达王兄阿伽门农率领大军远征围攻特洛伊九年不下，后采用“智囊”奥德修斯之计，将一批精兵埋伏在一匹大木马腹内，放在城外后佯装退兵。特伊洛人把木马当作战利品搬进城内。夜间，伏兵从木马中出来打开了城门，希腊军乘机涌人，摧毁了特洛伊城。
根据这一传说和后世学者对特洛伊城遗址的发掘考证，“特洛伊木马”之事发生在约公元前十二世纪，而中国春秋古书《左传》明文记载了“少康使女艾谍浇”一事，却在约公元前二十世纪，早于“特洛伊木马”之事达八百年之久。
《圣经》中记载约于公元前十世纪时，在地中海东岸的菲利斯部落里有一名少女叫娣莱拉，她在希伯莱人与菲利斯人的一场血战中，被希伯莱土兵俘虏，惨遭蹂躏，后被一牧羊老妪救出。菲利斯酋长为了谋杀希伯莱勇士参孙，便派娣莱拉对参孙进行色情间谍活动。参孙果然中计，并于酣睡中被剪去聊以维持体力的七绺头发，只得束手就擒。菲利斯酋长下令用参孙的头去祭祀夏收节。参孙在被押进神殿时，怒视了娣莱拉一眼，便一头撞塌了神殿，与娣莱拉同归于尽。事后，希伯莱人厚葬了参孙，也出人意料地厚葬了娣莱拉，并在她的墓碑上刻道：“她毁了一个英雄，同时却也造就了一个英雄……毕竟她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能这样做的女人。”
在中国战略《吕氏春秋》一书中则记载了早于娣莱拉六百年前，约在公元前十六世纪夏末的一件女间谍案例。商汤派伊尹为间谍，多次打入夏朝内部，并收买了夏桀的宠妃末喜，末喜向伊尹提供了夏桀军事部署的绝密战略情报，从而使商汤制定了正确的作战计划，终于推翻了夏桀，建立了商朝。
由此可见，古代中国不仅在诸多领域中创造了许多世界之最，而且也首开世界间谍史之先河，成为世界间谍史的源头。
由于年代久远，夏、商两代的间谍活动文献记载稀少，仅见“女艾谍浇”；“伊尹间夏”；“末喜泄密”；“吕牙间商”；“崇侯虎侦监姬昌”；“姬发使间探朝歌”；“祖伊暗察国人”等几例，其中“伊尹间夏”和“吕牙间商”二例，被《孙子兵法·用间篇》引用。
纵观这一萌芽时期的各类间谍活动，具有两大特点：
一是间谍活动的范围仅限于军事领域。从被称为“间谍始祖”的女艾所从事的间谍活动来看，其全部活动都是围绕军事斗争而展开的。这时期的间谍理论尚未形成。虽然相传论及用间的古兵书《六韬》是吕牙所著，但经历代学者从内容及文字结构上考证，断定为战国时人伪托，非殷商时之作。此外还值得指出：夏商二代的间谍活动不仅具有战术性，而且更具有战略性。“伊尹间夏”的案例便能说明这一点。
二是这一系列间谍活动都是由最高统帅直接派遣、指挥。少康与女艾；商汤与伊尹；周文王与吕牙；商纣与祟侯虎等，都是君与臣的关系，也都是在最高层进行的。这些间谍活动为后世春秋的孙武提供了丰富、翔实的用间史料，成为《孙子兵法·用间篇》的理论基础。正如《孙子兵法》所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故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当时的用间，实际上成了君遣臣行的状况，其层次规格之高，令人惊叹。由于少康首开以臣子女艾为间之端，后世历代君主均步其后尘，视间谍活动为制胜之法宝，而且还不断扩大其范围，并愈演愈烈，以至于几乎在所有对抗性领域中都广泛地展开间谍情报活动。
间谍发展期
周武王姬发在牧野之战中，一举击败商军，纣王自焚而亡。周武王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以巩固新建立的王朝。为了控制商朝统治的中心地区，他表面上封纣王之子武庚于殷地，暗地里却派自己的兄弟三人，留在殷地监视武庚的一举一动，史称“三监”。这一政治性的内部监控事件，打破了以往间谍活动仅用于军事和针对敌方的局限，扩大了间谍活动的领域，对后代的影响极为深远。从金文史料看：周武王在分封诸侯时，也照例设置像“三监”一样的“诸监”。如《仲纪簋》记载道：“仲父使使于诸侯诸监”。表明“诸侯”与“诸监”并存。“诸监”是中国最古设置的间谍专职官员。
至周王朝第十代国君周厉王时，政治性监控活动达到了高潮。由于周厉王“暴虐侈傲”，因此招致“国人滂王”。周厉王盛怒之下，便派遣了卫国的巫士，“以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说：“监，察也，以巫人神灵，有谤毁必察也。”当然，周厉王并非凭借一个巫士或所谓有“神灵”就能“弭滂”，他主要采用的就是派遣间谍对国内臣民进行政治性间谍侦察和控制。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又记载道：“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说明周厉王后期对臣民进行了大规模的严厉监控，竟然使得人们在对面相遇时，也不敢以言论王，惟恐被周厉王的间谍听见，只得互相使个眼色，以表示内心愤懑罢了，可见其监控程度之深和范围之大。究其后世历朝历代的特务恐怖统治之由，莫不出于周厉王的这一“创举”。
反映周朝职官制的《周礼》一书，在《秋官》一章中记载道：“掌士之八成，一曰邦……三曰邦谍。”历代注家都认为“邦”和“邦谍”说的就是间谍和反间谍活动。《秋官》中所说的官职，是掌管“邦禁”的“刑官”，可见周代时已出现归属于“刑官”的严密而系统的间谍职官。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后，历史进入了东周时代，也就是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春秋战国时期。据统计，在春秋战国的五百五十年间，共发生了614次战争，其中春秋为384次，战国为230次。又据唐代杜佑《通典·州郡序》记载：“见于春秋经传者，百有七十国焉。”在如此错综复杂的格局下，其战争的特点也是多方位的。即当时的战争已经不是单纯的军事斗争，而是与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经济斗争和宣传斗争等紧密交织在一起，间谍活动的领域因此也大为拓展，并逐渐具有全局战略性，间谍的任务也由单一性扩大到集多任于一身。
各政治、军事统治者在这争霸称雄、兼并土地、以强凌弱的复杂激烈战争中，难以准确及时地驾驭风云多变、气象无常的战争进程，于是就特别借重和依赖于间谍，因为不“知彼”，就无法去“乱彼”，更谈不上去“破彼”。只有先“知彼”，才能因势制宜、随机应变和立于不败之地。所以说：战争产生了间谍，战争的发展也随之发展了间谍活动。间谍犹如战争的一个“身影”，随着战争的种种变化而相应变化。
春秋战国间谍活动的全方位展开和飞跃进展，说明了当时的统治者已经认识到了两个深奥的道理，即：一是军事斗争必须和政治、外交、经济、宣传诸领域的斗争有机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二是直接的军事对抗并非是打赢战争的惟一手段和最好办法，如果先掌握和了解敌方或他方的虚实，实际上就等于大大增强了己方的实力和削弱了敌方或他方的实力，甚至可以“兵不血刃”而战胜对方。这两点认识在春秋末期产生的《孙子兵法》中已经非常明确地将其理论化了：“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实际上已经是进入了一个如宋代欧阳修所说的“攻人以谋不以力，用兵斗智不斗力”的高层次战争阶段。因此间谍的地位也日显其重要性。如《孙子兵法》所说：“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此兵之要，三军所恃而动也。”所以可以称春秋战国为“间谍黄金时代”。
春秋间谍史的头等大事，当属《孙子兵法》的问世。它的问世是古代中国间谍活动趋于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孙子兵法》是世界第一部兵书，而其中的“用间篇”也是世界最早的用间专论，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孙武在“用间篇”中科学、缜密、系统、具体地论述了用间之利害意义、类别、作用、原则、纪律、任务、谋略、招募和范例，形成了完整的间谍系统理论，在当时及对后代有着重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其中许多用间思想，在当代世界仍然是谍报界的基本指导思想，堪称为不朽的间谍理论。
《孙子兵法》实际上是对春秋前的各类战争实践进行理论总结的一部兵书，其中的“用间篇”也是在对以往间谍案例的归纳概括基础上，升华为理论精粹。反过来，也可以从“用间篇”中找到夏、商、周间谍案例及用间思想的明显痕迹。譬如：“用间篇”中所说的“五间”，都能在三代间谍史中得到印证：
因间——城濮之战中，晋将先轸利用楚人掌握了解了楚军的情报，从而大获全胜；楚宋之战中，宋将华元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由乡间引路，竟乘夜进入楚营摸到了楚将子反的床上，胁迫楚军议和。
内间——越王勾践以吴国太宰伯喜否为内间，窃情报、乱吴国、杀忠臣，最终灭吴称霸；田氏家族派田豹打入权臣阚止家族充当家臣，探知阚止准备袭击田氏家族的机密，从而使得田氏家族先发制人，除掉了阚止。
反间——陵之战中，晋将苗贲皇巧用楚军俘虏为反间，不战而胜楚军；平阴之战中，晋将范宣子以齐大夫析文子为友间，透露假情报，又制造了假部队，一举吓跑了强大的齐军。
死间——郑武公在袭击胡国前，以其女为死间，迷惑了胡君，乘其不备灭了胡国；吴王闽庐先后派专诸、要离为死间，成功地暗杀了政敌吴王僚及其子庆忌。
生间——史书称“伊尹五就汤五就桀”，“吕尚三就文王三入殷”，多次往返于双方；韩原之战中，晋惠公派出大夫韩简为间，韩简侦探到秦军军事秘密后，又独自返回报告。
春秋的间谍活动，除了在军事领域有了长足的进展外，也扩展到了政治、外交等领域。
公元前686年，齐国的公孙无知、连称、管至父和齐襄公的后妃，暗中联合监控齐襄公。当齐襄公后妃密告其在野外狩猎的行踪时，公孙无知等人便袭杀了齐襄公，发动了一场宫廷夺权的政变。
像专诸刺吴王僚，要离刺庆忌等行动性暗杀间谍活动，都属于政治间谍事件。
公元前629年，晋秦联军围攻郑国，郑文公于危难之际，采纳大夫佚之狐之计，派烛之武为间，夜缒城下，去秦营秘密游说秦穆公。烛之武用晓之以利害的娴熟外交辞令，终于说动了秦穆公弃城而去，从而离间破坏了晋秦联军，保全了郑国。
公元前515年，吴王僚乘楚平王去世之际，兴兵伐楚。他又派季札出使晋国，以窥视中原各国对吴攻楚的反映，季札成功地刺探到了大量的军事情报，只因吴王僚被暗杀而束之高阁。
公元前484年，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受孔子委派，为了保全鲁国的安全，出使齐、吴、晋、越四国。他利用高超的外交手腕，连连得手，竟使四国的统治者对他言听计从，互相残杀。司马迁评论道：“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疆晋而霸越。”子贡堪称间谍外交大师。
秦秋时的间谍专职官员主要设置在军队中，其中以晋国最为突出。晋军专设“候正”或“候奄”一职，与军尉、舆尉、司空、司马同属一级官阶，具有较高的地位。正因为间谍情报对于国家、军队的存亡胜败具有重大的作用，所以在招募选择间谍上，多以“上智者”为间。然而，由于其进行的是“事莫密于间”的绝密活动，所以一旦败露泄漏，也将受到极其严厉的惩罚。
据《左传·宣公八年》记载：“晋人获秦谍，杀诸绛市。”这是中国古代间谍史上最早见诸于史书的惩处间谍的记载。《左传·哀公十六年》又说：“楚太子建与晋人谋袭郑……晋人使谍于子木请行而期焉……郑人得晋谍焉，遂杀子木。”《周礼·秋官·掌戮》也说：“掌戮，掌断杀贼，谍而搏之。”郑玄注：“谍谓奸寇反间者，谍与贼罪大者斩之，小者杀之。”《孙子兵法·用间篇》则说得更明白：“间事未发而先闻乾者，间与所告者皆死。”
由此可见，春秋时代在间谍的使用上已经形成了一些初步的纪律制度，表明当时的间谍活动正趋于成熟。
战国间谍史的最大特点就是：以合纵连横的间谍活动为中心。尤其是秦国，已经把连横间谍活动做为统一中国的基本国策之一。如果说春秋时是“国之大事，在祀在戎”，那么战国时则是“国之大事，在间在戎”了。对此，司马迁在《史记》里已指出：“秦国阴遣谍士赍持金玉，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肯者，利剑刺之。”采用收买贿赂与暗杀行刺等软硬兼施的间谍手段，先是分化瓦解，扰乱破坏敌国内部，然后再配合以凶猛的军事行动，从而达到各个击破、统一六国的目的。
合纵连横的间谍代表人物有：魏国的公孙衍；秦国的张仪和范睢、顿弱和姚贾；燕国的苏秦和苏代兄弟等。他们的间谍活动常常带有战略性质，对于国家存亡、军队胜负有着巨大的影响和直接的利害关系。正因为如此，间谍活动也越来越受到各国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其中又以秦国的历代君王为其魁首。从春秋秦穆公策反西戎由余始，秦孝公、秦昭王、秦始皇等国君都极其重视用间。尤其是秦始皇可以说是战国高层用间的集大成者，像派间谍“行金万斤于魏”收买晋鄙门客为间，谗毁并借魏王之手罢免了秦国宿敌信陵君；“多与赵王宠臣郭开金，使为反间”，致使赵国名将李牧被杀；遣顿弱携万金，“东游韩魏”，“北游燕赵”，大破合纵阵营；又于燕赵齐楚“四国为一，将以攻秦”之际，命姚贾约车百乘，载金千斤，出游四国，离间各方，以绝其谋，以罢其兵等，都是秦始皇的用间杰作。
战国其它领域的间谍活动也相当活跃。譬如张孟谈以外交手段策反韩魏联军；田单以宣传手段迷惑骑劫；赵奢以反间手段欺骗秦军；郑国以经济手段企图削弱秦国；燕太子丹以暗杀手段行刺秦王等，都比春秋的间谍活动范围大为扩展。
战国时期的间谍活动还有两个突出点：这就是私人间谍集团的出现和间谍技术的更新。
战国时，新兴地主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对旧制度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但却由于缺乏人才而步履艰难。于是招揽人才便成了当务之急。像“燕昭王设黄金台”；齐国临淄稷下设学宫等，都是为此目的。而当时最为活跃的阶层就是“土”。于是一度形成“礼贤下士”的风气，各国有权势者竞相“养士”。其中最著名的有“战国四公子”：齐国盂尝君（田文）；赵国平原君（赵胜）；魏国信陵君（魏无忌）；楚国春申君（黄歇）。稍后有秦国文信侯吕不韦，其门下都有几千“士”之多，所以“士”也称为“客”、“食客”和“门下客”。这些食客皆身怀绝技，学属多门，即使只有“鸡鸣狗盗”一技之长的也被搜罗其内。他们为主子出谋划策，奔走游说，经办事务，著书立说，无所不为。究其核心是为其主出谋划策，四处行间，所以《六韬》中称间谍为“游士”。这就形成了最早的私人间谍集团。这一私人间谍集团的能量极大，以致于影响并关系到国家和军队的存亡胜负。譬如《史记·信陵君列传》就明白无疑地指出：“当是时，诸侯以公子（信陵君）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信陵君不但利用“士”在国外编织了巨大而缜密的间谍网，即使在国内，也四处暗插间谍，窃取上至王宫下自百姓的各类情报。
私人间谍集团的出现，是中国古代间谍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间谍活动正逐步走向组织化和规范化。为后世国家间谍机构的产生，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教训。当然，私人间谍集团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借助于“士”的智力、人力来巩固和加强权贵们自身的利益和提高美化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形象。不过也有些例外，从史书看，信陵君的私人间谍集团更多地是用以维护国家利益。正如明代王世贞所评论的那样：“三公（指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之好士也，以自张也。信陵之好士也，以存魏也，乌乎同？”
战国之前，间谍技术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和由于“重智轻术”的世风而较为原始。情报的传递主要靠“生间”的口头或竹简这类语言文字方式进行传达。简单或报警的情报则用烽燧及驿传来传达。但是一旦“生间”被俘、叛变或烽燧台、驿传被敌所获，则情报往往泄露无遗。于是战国时便发明了一种保密通信法——阴符和阴书。最早见于这二者的文献为《六韬·龙韬》，其中用两个专章“阴符”、“阴书”来分别叙述。“阴符”是采用了3寸至1尺长八种规格，不著一字的竹木符来表达八种情报；“阴书”是把一份情报一拆为三，分头送出，待三人都到达目的地时再三拼为一，从而现出原文，以此来传递秘密情报。它们的主要功能是反间谍、反泄密。这在二千多年前是一种相当先进的情报保密通信法。
战国秦将樗里疾又发明了窃听术；《墨子》中记载了当时已经有了窃听器——听瓮。它们都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窃听术和窃听器。战国后期荆轲在暗刺秦始皇时，则运用了短刃匕首涂毒药的暗杀技术，使古代间谍暗杀技术达到了一个新高峰。
间谍活动的需求促使各类间谍技术的发明，而间谍技术的产生又反过来促进了间谍活动的发展。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但十五年后便灭亡了。在这短短的十五年中，间谍活动却有了重大的发展，它主要表现在反间谍（即今称之为：双重间谍或逆用间谍）活动上。
用间与反间，犹如一对孪生子，随着战争的产生而一起“降世”。二者互为对立，又相互依存，真可谓是一对“难兄难弟”。在楚汉相争时，刘邦的重要谋臣陈平是一名反间行家。他利用项羽使者对其谋士范增进行反间，翦除了项羽的得力臂膀；匈奴以刘邦使者反间汉军，以至于刘邦被围困白登山上，几乎做了俘虏，这是第一次少数民族大规模的反间活动。秦代的反间活动均属高层的战略行动，对政治局面和军事格局的变化都有着直接的重大影响。譬如陈平策反项羽大司马周殷和以美人图离间匈奴；韩信背水之战前的间谍侦探和以郦食其为死间；郦食其暗杀陈留令和刺探魏王豹军事情报等间谍活动，都加速了刘邦称帝和项羽自刎乌江的战争进程，而且也都各具特色，为后世所仿效。
刘邦建立汉朝后，由于匈奴等部落频频侵扰边疆，所以间谍活动又延伸到了西域边远地区，以确保边区平定和国家安全。譬如西汉“马邑间谍事件”；张骞为“断匈奴右臂”两次出使西域；唐蒙以商人为公开搜集夜郎国情报的对象；东汉班超以龟兹国俘虏为反间；段颖反间袭鲜卑；刘秀以塞外羌族人为间等，都是中原对边远地区激烈、频繁的间谍与反间谍战。
汉代的间谍活动较之前代在范围上有所扩大，即从基本上用于军事斗争的领域，扩展到了政治斗争领域。西汉时，淮南王刘安派其女刘陵到长安为间；赵广汉遣间充任门卒监视丞相府。东汉时，梁翼使间盯梢同胞兄弟；汉桓帝凭间发动宫廷政变；窦皇后命侍者监控宋贵人等间谍活动，对汉代的政局造成了巨大的变化与动荡，使明争暗斗的政治对抗又蒙上了一层更神秘的面纱，也使其斗争更激烈化、秘密化和戏剧化。
曹操像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东周与三国是两个最辉煌的历史时期。春秋战国是一个“百家争鸣”的大动荡、大变革时期，也是战争与间谍的大发展时期。而三国在其短短的四十五年中，就发生战争71次，并且都为大规模的水陆之战。其作战方式、指挥艺术、军事思想与间谍活动都较前代有很大的发展，尤其是间谍活动，较之以往更转奇、更转妙、更转秘和更转险。周鲂“间书”诱曹休、司马懿反间破孔明是奇例；白衣渡江擒关羽、曹操谈笑间韩遂是其妙例；张松暗潜作内应、隐蕃受命奔东吴是其秘例；王允收买吕布暗杀董卓、黄盖诈降破曹军是其险例。
曹操在当时可谓是一代用间大师。他认为：“战者必用间谍，以知敌之情实。”并亲自注释了《孙子兵法》，首开《孙子兵法》注释之先河。后人称其为：“魏武之神机猛绝，犹依孙吴。”其手下的蒋济、董昭、司马懿、程昱、贾诩、国渊、隐蕃等人都是用间的行家里手，在三国中用间最繁最精。其次是东吴，如周瑜、黄盖、吕蒙、孙韵、顾雍、周鲂等人，也多精于用间。相比之下，蜀汉在间谍活动方面最为薄弱，仅见张松、法正等几例。三国最终的结局是魏国先灭蜀汉，后灭东吴，这恐怕也与间谍情报活动不无关系吧？
魏国霸府的“校事”和吴国的“中书”，清代史学家俞正燮认为是古代中国最早的专职间谍机构。魏国反间谍专家国渊以语言分析、笔迹鉴定等方法，侦破匿名信一事，又是世界间谍史上具有开创性的反间谍技术，对于后世乃至当今都具有巨大影响和借鉴意义。
公元265年，司马炎建立了晋朝。由于以司马氏为首的门阀统治集团竞为奢侈，强取豪夺，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终于导致了“八王之乱”。各地起义军也蜂拥而起，战事频频。因此，各类间谍活动也随之而日趋活跃。公元303年，起义军领袖李雄以朴泰为间谍，并采用苦肉计，大破官军，这是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军用间战胜官军的最早记载。
东晋名将祖逖与羯族作战时，对违心依附于羯族的汉人，采取“皆听两属”的策略，实际上是运用了“双重间谍”的手法。为了保护一些暗中为晋朝搜集情报的间谍，祖逖又常率兵去假装包抄抢掠这些人，以表示与这些人为敌，从而免遭羯族的怀疑。所以只要羯族“有异谋，（祖逖）辄密以闻”。
羯族将领石勒也极善于用间，其手段也颇为老辣娴熟。他处心积虑地采取了一系列的连环间谍活动，先后灭掉了劲敌王浚和刘琨，为称霸北方奠定了基础。
在著名的淝水之战中，间谍活动起到了决定百万大军胜负的关键作用。前秦苻坚派东晋降将朱序为间，去策反东晋大将谢石，他万万没有料到朱序“身在曹营心在汉”，竟充当了晋军的间谍，从而导致“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的惨重失败。这是一起用间人而反被人间的典型间谍与反间谍案例。
南北朝时的用间特点是摹仿笔迹、仿造书信。刘宋名将毛德祖以此反间谍手段间杀了北魏将领公孙袁。北周大将韦孝宽又继承发展其手法，制造并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先后除掉了东魏间谍头目牛道恒和北齐名将斛律光。
仅存三十七年的隋朝，在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也谍影憧憧。像隋炀帝杨广就是凭借间谍情报，使隋文帝废掉太子杨勇，并取而代之。最值得一提的是斐矩，他是一位被当今史学界称为“完全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希特勒情报顾问尼古拉誉为最杰出的情报天才雅各布媲美”的卓越间谍活动家。自春秋时，牛贩弦高假命犒秦军始，商人参与间谍活动的记载时断时续，至隋代斐矩则大大发展了这一领域的间谍活动，他利用各方商人以公开合法手段搜集大量政治和军事情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斐矩还创造性地使文字情报与军用地图溶于一体，将间谍情报推进至一个史无前例的崭新阶段。
盛唐三百年，并非刀枪入库，偃旗息鼓。据统计，在此期间共发生192次战争，尤其对突厥、吐蕃、回纥、平定叛军、“安史之乱”等战争，均为大规模的激烈战斗，间谍活动也在各方面有了重大的进展。
在政治斗争方面，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的“玄武门政变”；武则天监控元老派；杨国忠刺探安禄山；安禄山反间唐玄宗；史思明窃听杀唐将；李辅国监控皇后；崔胤暗察唐昭宗；李譔伪造诏书反叛等事件都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即以间谍活动为行动之先导。
在军事斗争方面，安兴贵自荐诱李轨；李世民冒除间突厥；突厥蒙骗李渊杀猛将；李反间袭蔡州；黄巢用间破唐军等事件，都充分利用间谍情报，大力发挥间谍作用，因而取得了无法用武力获胜的巨大胜利。
在唐代间谍史中，有两点最引人注目，那就是政治间谍组织的出现和间谍理论的新突破。
唐肃宗时的中书令李辅国私下成立的“察事厅子”是对廷臣官吏进行监视、侦探的政治特务组织，在当时和对后世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各地藩镇势力，为了窥探观察中央政府的动向，在长安设立了许多间谍情报组织“进奏院”，它对后来爆发“安史之乱”，有着直接的重大关系。
唐代名将李靖的《李靖兵法》；隐者李筌的《神机制敌太白阴经》；赵蕤的《长短经》和杜佑、杜牧、陈、贾林的《孙子》注本等，都对用间思想提出了新的见解，尤其是李靖“间所以成功，亦有凭间而倾败者”的辩证用间思想，成为继《孙子兵法》后的第二个间谍理论高峰。
宋代是古代中国间谍发展史趋于成熟的最后一个历史阶段，也是开创其鼎盛时期的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性历史阶段，所以有着许多独特之处。
首先是间谍活动具有战略性。譬如宋太祖赵匡胤在对后蜀、南汉、北汉、南唐的作战前，均派出战略间谍进行情报活动；南宋间谍获取金兵修造兵船、训练水师的情报，断定他们将从海路侵袭其腹地江浙一带；金人派秦桧为内间，从根本上摧毁了南宋王朝；种世衡以法崧为间，绝妙地除掉了西夏两员猛将，激起了西夏内乱，保卫了边境的安全等。从这些重大的事件中可以看出：宋代上至皇帝，下至平民，朝野内外，前线后方，都十分重视用间，其范围远远超过了以往各个朝代。
其次是间谍地位大为提高。自北宋将《孙子兵法》列为《武经七书》之首后，谈间论谍者日见增多，并登上大雅之堂，将宋初“士大夫耻于言兵”之风一扫而空。不光军人崇间，即使是文人也大大提倡用间。唐宋八大家的欧阳修、苏洵、苏辙和大学者司马光、沈括、梅尧臣等人也纷纷撰写专文专论和注释《孙子兵法》，主张“多养间谍之士，以为耳目”，并实行“厚赏以精间谍”的政策。连正史《宋史》、《金史》也为姜绶、张顺立等间谍专门单独立传，可谓重视之至。
再次是间谍技术有了新的突破。诸如“密码”（字验），空飘（纸鸢）、窃听（箭囊听枕）、密藏（蜡丸）、信号（鸽子）、秘语（以物名谐音）等间谍技术的出现，标志着古代间谍活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最后是间谍理论及机构的进一步发展。曾公亮的《武经总经》；许洞的《虎钤经》；华岳的《翠微北征录》；施子美的《武经七书讲义》；陈规的《守城录》；何去非的《何博士备论》以及梅尧臣、王皙、何延锡、张预的《孙子兵法》注本和郑友贤的《孙子遗说并序》等，对用间与反间都有精辟独到的见地，与唐代《李靖兵法》共同形成了自《孙子兵法》以来的一个群体用间理论体系。宋太祖赵匡胤成立“皇城司”（也称为“皇城探事司”），成为继唐代“察事厅子”和“进奏院”后又一个高层政治间谍机构。皇城司不但对内，而且还对外从事间谍活动。它常常派间谍以外交人员的合法身份，跟随外交使团出访，以便随时进行监控。这一举措实际上是现代外交间谍之先声，它与后代的大使、武官等公开合法的情报人员几无区别。
间谍鼎盛期
自公元1206年中国北方蒙古贵族首领成吉思汗（铁木真）建立蒙古国后，蒙军与金军、夏军、宋军以及中亚、欧洲诸军的战争性质，发生了划时代的大变化，其战争规模之大，距离之远，时间之长，用间之烈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的成吉思汗征金前，充分利用往来蒙、金的使节、商人、官吏以及金国叛逃者，广泛搜集金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和地理等情报。特别是招降金国使者耶律阿海和派遣间谍札八儿出使金国行间，获得了大量金国绝密情报。他在攻宋时，又得力于投降蒙军的宋军将领，从而“察军（宋军）情伪，专务乘乱”，被后世称为“不愧为善于用间之佼佼者”。为了征西，成吉思汗派出大批间谍以商人身份出没于中亚。公元1216年，成吉思汗所派的间谍随花刺子模国商队前往讹打刺国时，被全部捕杀，成吉思汗随即远征中亚。如果没有充分的中亚诸地情报，要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远征行动几无可能。
1237年，元太宗窝阔台命速不台会合拔都，率十万大军进攻欧洲。速不台和拔都派出大量商人间谍搜集到了有关欧洲一些国家宫廷及部落的内部情况，各地城市的防御；各派宗教的争斗；国与国之间的矛盾；进军道路及放牧草地等情报，对其军事行动具有重大价值。蒙军到达里海北岸时，奇卜察真人与匈牙利人组成联军抵抗，速不台派出间谍潜入匈军进行离间，奇卜察真人竟反被匈牙利人所驱杀。速不台攻陷俄罗斯基辅城后，在进军喀尔巴阡山北麓加里西亚平原时，曾将间谍搜集的情报进行整理研判，并制成一幅“敌情判断要图”。
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建立了元朝。间谍与反间谍战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其主要表现在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三个领域之中。元军在袭捕南宋名相文天祥、策反南宋将领洪都统、诱击红巾军等军事事件中，都是由间谍提供了准确而可靠的情报后才获得成功。忽必烈曾十分慎重地说过：“宋善用间。”所以对反间谍活动也极为重视。元军先后破获多起宋军间谍案，最多时一次竟捕获上百名之多。对宋军用离间手段企图除掉有关元军猛将的间谍活动，忽必烈也一一予以明察反击，没有上当。
在政治斗争中，元代的权臣在“伺帝起居”、“间谍两宫”的高层间谍活动中十分活跃。为了侦控汉人，元廷实行了社制，对社会基层进行严密的监视。
由于元代统治区域广阔，中外交流得到空前发展。大量亚洲、欧洲的商人和传教士也纷纷涌入中国，其中不乏从事间谍活动者。元廷曾先后破获了日本、安南等国从事的几起间谍大案。同时为了征战高丽、日本、安南、占城、缅甸、爪哇及中亚、欧洲诸地，也对这些地区进行了许多情报搜集活动。这些新现象标志着中国间谍活动进入了从未有过的一个新阶段：即中外外交间谍与反间谍战时期。
明代是中国古代间谍活动的一个新高峰，尤其在政治监控方面，可以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明王朝历代皇帝“性多疑而任察”，对臣属的控制极严，常常亲自秘遣间谍随时随地进行各类侦察。于是臣属也采取了相应的反措施，招募收买宫内间谍对皇帝进行反窃听和反窥探。当时便有人对明世宗一针见血地指出：“陛下之左右，皆嵩（指严嵩）之间谍。”从而造成明代宫廷内部多次祸乱。
自从朱元璋建立间谍特务组织锦衣卫后，又相继组建了东厂、西厂和内行厂，使中国古代间谍史进入了一个空前绝后的黑暗恐怖统治时期。以汪直、刘瑾、魏忠贤等太监为头子的特务活动，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动荡和灾害，史称“厂卫之祸”。这一黑暗的政治现象上继唐代察事厅子、宋代皇城司之后，下启清代密探活动的密札制度之先。
在军事斗争中，间谍手段也不断翻新，高招迭出。最突出的有三点。一是巧妙运用乡间和反间。如朱元璋以看门老头行间陈友谅；王守仁妙计迷惑朱宸濠；孔镛智擒霸匪阿溪；沈希仪遣赵臣诱惑岑璋等。二是大量使用商人为间。如熊景“阴遣人衣商人服”镇瑶人；沈希仪“阴求得素于瑶人商贩”探情报等。三是农民起义军的用间水平大为提高。朱元璋曾多次告诫部将，农民起义军“尚间谍”。李自成在破洛阳、陷开封、克北京之战中，都非常娴熟地使用大量间谍，对明廷及其军队的虚实了如指掌。张献忠一手导演的“假内江王”间谍案，更是中国古代间谍史中的杰作。张自成也与朱元璋多次进行用间与反间的激烈较量。
在中外关系方面，由于出现了日本倭寇沿海侵扰的新情况，明王朝十分重视反间谍活动。像胡宗宪诱捕倭间；王忬捣毁倭寇间谍网；戚继光开武学馆训练间谍反倭寇等，都有力地打击了倭寇猖獗的间谍活动。此外，还破获多起安南、葡萄牙、法国、英国和沙俄等国的间谍要案。由于明代不具备元代影响周边国家地区的强大势力，所以对于反间谍有着高度的警惕性和强烈的安全防范意识，并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力的措施予以严厉打击。
明代的间谍理论也有长足进展。像刘寅《武经七书直解》；赵本学《孙子书校解引类》；无名氏《草庐经略》；戚继光《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何良臣《陈纪》；何守法《投笔肤谈》；揭暄《兵经百字》；吕坤《救命书》；尹宾商《兵》等兵书，均列有间谍专论。从而形成了古代间谍理论继春秋战国、唐宋以后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高峰。
当历史进入中国封建社会末代阶段——清代时，间谍活动也反映出了其独有的特点，即对内严加侦控而对外疏于防范。
清王朝虽然废掉了明代的厂卫制度，但对其臣民的侦控较之明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大行密探（也叫逻察）和密札制度。皇帝直接派出密探或密令各地“各派眼目访缉”，以对臣民“严加伺察”，并大力鼓励以密札形式进行告密，“凡有风闻之事，即行密奏”，一时告密诬陷之风盛行。康熙还派间谍以“织造官员”身份为掩护，前往江宁、苏州、杭州的“江南三织造”，在当地建立秘密谍报站。
清太宗皇太极于明清之际，用间诱降了明军尚可喜、洪承畴等大将，特别是采用高超反间计谋，借明崇祯之手杀掉了一代名将袁崇焕，使明王朝“自坏长城”，走向灭亡。康熙在平叛噶尔丹之乱时，以“神探”淖克浑为间，掌握了叛军详情，一举获得光显寺大捷。
在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战争中，清军往往以间谍为“开路先导”，在间杀朱一贵、吴八月等起义军将领时，都是动用了内间策应的方法。尤其在与太平天国军作战时，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间谍战。陈玉成以陈文效诱间清军，大败“妖九”李续宾；杨秀清捕杀近千名天京城里的清军内间。清军更是无处不用间。天京城内爆发了由清军策划的“张继庚间谍事件”，使太平天国蒙受巨大损失。曾国藩也密令组建“情报采编所”和编纂《贼情汇纂》，以对付太平天国运动。
咸丰年间，朱逢甲撰写了中国古代第一部也是惟一的一部间谍专著——《间书》。它以《孙子兵法》和《李靖兵法》为理论依据，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几千年的间谍活动，成为对古代间谍理论进行总结的集大成者，在古代间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清王朝对国内的间谍侦察活动绞尽脑汁，不遗余力，但对于来自国外的间谍活动则掉以轻心，疏于防范。
康熙年间，沙俄多次派间谍以“使者”身份前往中国，以仔细研究通往中国的水路，“测量北京城墙数据”、“探知中华帝国军事实力和物资资源”。雍正年间，叶卡捷琳娜一世以祝贺雍正登基为名，派间谍沿途“竭力搜集中国边境情报并绘制地图”。沙俄还以“科学队”、“探险队”和“东正教布道团”为幌子，频繁出没中国边疆刺探情报，盗窃或绘制中国地图。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掌握了中国海防详细情报的沙俄间谍竟然充当英法联军的向导，致使北京门户大沽口炮台陷落。
此外，像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东印度公司的“阿美士德间谍船”；设在中印边境的“蒙哥马利间谍训练营”及派往西藏的“朝圣者”；法国的“耶稣会”驻京公使馆；日本的“乐善堂”和“日清贸易研究所”等，都从四面八方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的猖獗的间谍活动，为侵略中国的殖民战争做了大量充分的战前准备。
但是，腐败的清王朝对此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虽然在一些有识之士“警惕内勾外引”的大声疾呼下，也进行了像广西捕获缅甸间谍、允许杨光生发表《不得已》和《辟邪论》、支持林则徐“禁鸦片，除内奸”等反间谍活动，但都由于清王朝“天朝上国”的陈腐观念而对间谍情报活动不予重视，以致根本无法继续展开，甚至遭到干扰和压制。
清王朝这种“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腐朽本质，终于导致了帝国列强大规模的入侵。清代统治者为了挽救覆灭的命运，于宣统年间，仓促组建了军谘处第二厅，以负责对外反间谍活动。然而此时已为时过晚，回天无力。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朝代在军谘处第二厅成立仅半年后，便走到了尽头，彻底地覆灭了。五千年中国古代间谍史也因此划上了最后一个句号。
第二节 间谍理论与机构
（一）间谍理论
《孙子兵法》
春秋末齐国孙武撰。孙武，字长卿，其生卒年代不详。约于二千五百年前为避齐乱而奔吴国为将。《孙子兵法》凡十三篇，其篇次名为：计、作战、谋攻、形、势、虚实、军事、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它是世界上最早最完整的军事著作，被誉为“东方兵学鼻祖”、“世界第一兵书”。主要版本有《十一家注孙子》本、《武经七书》本、银雀山汉简本和日本樱田本。至今已有几十种外文及少数民族文字译本。
《孙子兵法·用间篇》是世界上最早最详尽的间谍专论，是中外间谍理论的源头。正如明代兵学家茅元仪在《武备志》中所说：“前孙子者，孙子无遗；后孙子者，无遗孙子。”按《用间篇》的内容结构，可分为五大部分：用间的利害及意义；用间的类别及作用；用间的原则及纪律；用间的任务及谋略；用间的范例及招募。
（1）用间的利害及意义。孙子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民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
这是讲的不用间而战的巨大弊端。如果为了吝惜“爵禄百金”而不重用间谍，则“不知敌之情”，就会耗费更多的钱财和付出更大的代价。这样的将帅、大臣，乃至君主都是“不仁之至”。
孙子又以“明君贤将”来予以对照。他说：“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也。”
这是讲用间的裨益。强调要“先知”、“知敌之情”，再“动而胜人”。曹操详细注释道：“战者必用间谍，以知敌情之实也。”“爵禄百金”与“日费千金”简直无法相比，善以重金用间者胜，惜于百金不用间者败，这是一条古今最基本的用间通则。孙子对于“先知”，也具有朴素的惟物主义思想。他认为“先知”，“必取于人”，这在当时信奉鬼神天象卜卦的迷信社会中，尤为可贵。
（2）用间的类别及作用。孙子说：“故用间有五：有乡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乡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也。生间者，反报也。”孙子在二千五百年前就高瞻远瞩地科学地将间谍划分为五个类别，后世几乎无可增改。如果再按敌我双方的角度来划分，又可将“五间”分为两大类：一是敌方的乡间、内间和反间；一是己方的死间和生间。由于乡间、内间、死间、生间的作用仅具单方面，所以孙子极为重视具有双向作用的“反间”，认为“反间不可不厚也”。从深一层意义上看：“反间”理论的提出，实际上就是后世“双重逆用间谍”，思想的萌芽。
孙子对“五间”的作用也言之甚详。他敏锐地分析出五类间谍作用各具特长又各有局限，所以明确提出了“五间俱起”的综合用间法。唐代李筌和宁代张预在注《孙子》时说：“五间者，因五人用之”；“五间循环而用”，均未得其真谛。五间可分可合，可独行也可合用，所以孙子说是“俱起”，这样敌方便难以同时应付。“五间俱起”的效用是呈几何等级递增，成为间谍战中克敌制胜的法宝。
（3）用间的原财及纪律。孙子说：“故三军之亲，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处不用间。”
孙子论述了用间的原则为：亲、厚、密；用间者的素质为：圣智、仁义、微妙；用间的时空为：无处不用间。如果不遵守这些原则，用间则必败无疑。孙子把用间的原则提到了在当时社会中最高道德和最高智慧的顶点，并以此为标准来衡量用间活动的成败。尤其是他提出的“无处不用间”的观点，确立了用间并非仅限于军事领域，其深度和广度是无限的原则。
孙子又以间谍活动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用间的纪律。他说：“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皆死。”这是承上文“事莫密于间”再作进一步论述。孙子坚决主张杀掉已泄密的间谍和探听到秘密的人，这乍看是残酷无情的，但在当时这一主张显然是正确的。这一铁的纪律是古代从事间谍活动者都必须严格遵守的。要么“守口如瓶”，要么“杀人灭口”，两者必居其一。
（4）用间的任务及谋略。孙子说：“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必索知之。必索敌之间来间我者，因而利之，导而舍之，故反间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乡间、内间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间为诳事，可使告敌；因是而知之，故生间可使如期。五间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间，故反间不可不厚也。”
从这些间谍任务来看，孙子仅局限于“击军、攻城、杀人”时，先知“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的姓名，尚未论及到打入敌方高层内部、从事除了军事情报以外的其它情报的搜集的间谍。他还提到要利用敌方的间谍，要“因而利之，导而舍之”，将反间视为正确灵活运用“五间”的关键，“知之必在于反间”。孙子清楚地看到：用己方的间谍，必须做到对间谍“亲、厚、密”，缺一不可。当派遣间谍出去后，会有可能被利诱、被捕获、被逼供或不慎漏嘴等多方面的泄密危险，而利用敌方间谍则全无此种弊害，即使利用敌间失败，也是有益而无害。这条用间谋略一直被后世所推崇和奉行。
（5）用间的范例及招募。孙子说：“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
孙子举古代圣贤伊挚和吕牙兴殷、兴周的间谍活动为范例，说明了用间的两个要点：一是其重要性，即间谍活动是“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及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二是其特殊性，即间谍必须具有高度的智慧。后人评论孙子时指出：“孙子尚智。”孙子以圣贤行间来强调招募间谍必须“以上智为间”，这样才“必成大功”。同时，他也认识到：即使有上智之人，但如果没有“明君贤将”，也将“英雄无用武之地”，被束之高阁，废之不行。这就从间谍本身素质和用间者素质两个方面来说明用间必须双方协调配合。孙子在其它篇章里，也经常提到士卒与将帅的素质，在《用间篇》中则更是屡次强调间谍与国君的相辅相成，将用间提到了最高层次上来论述，这是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的。
孙子在《虚实篇》中也讲到：“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
这里又提出一个对付“深间”、“智者”的谋略，即示形。所谓“示形”，即如《作战篇》说的：“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使自身防御“至于无形”，则使敌方无法“窥”和无法“谋”。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反间谋略。
但是也应当提出：孙子对间谍的利弊、意义、类别、作用、原则、纪律、谋略、史例、招募等都深为精通，特别是对反间更是远见卓识，独具慧眼，然而却偏偏对派遣己方间谍的任务、方式等不甚熟谙，仅仅着眼于军事情报（还是战线前方的军事情报）的搜集。这一缺陷的原因是孙子过分强调“反间”而导致的。正因为反间的实施非常困难，机遇甚少，并带有被动性，所以主动派遣己方间谍从事积极的间谍活动，这才是古今中外间谍活动的主体。反间与之则相辅相成，各具效用。由于孙子在谋略上是一个“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的完美理想主义者，因此他偏于反间的思想也不足为怪。
《孙子兵法·用间篇》的用间思想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在当今国际间谍战中，除了在具体战术手段上有所不同外，在用间的战略思想上，至今也尚无重大突破。《孙子兵法》依然对现代间谍理论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堪称为不朽的用间理论。
《六韬》
全书分为《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所以叫《六韬》。由于该书是以周文王、周武王与姜太公（即吕尚）对话的形式写成。于是相传为姜太公所撰。经历代学者考证，《六韬》非殷周之际兵书，而是后人依托姜太公之名而作，成书年代约在战国中期周显王时。北宋元丰年间该书被列入《武经七传》，定为武学必读之书。
《六韬》对间谍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明确提出了对外（敌方）和对内（己方）的间谍与反间谋是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关系，而且还涉及到从事间谍活动的具体专职人员的配备、组织及技术。
《六韬·王翼第十八》在论述古代军队统帅部的编成时说：“凡举兵帅师……将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这“七十二人”的分工职责明确，其中有五类二十四人与间谍活动有直接关联：
“伏鼓旗三人。主伏鼓旗，明耳目，诡符节，谬号令，蜀忽往来，出入若神……耳目七人。主往来听言视变，览四方之事，军中之情……羽翼四人。主扬名誉，震远方，摇动四境，以弱敌心……游士八人。主伺奸候变，并阖人情，观敌之意，以为间谍……术士二人。主为谲诈，依托鬼神，以惑众心。”
“伏鼓旗三人”是分管军事保密通讯和制造假情报以欺骗敌方；“耳目七人”是从各方面去侦探。值得指出的是：“览四方之事，军中之情”一句中的“军中之情”后人大多认为是指“敌军内部情况”，这是误解。敌军内部情况的侦探，是“游士”所为，所以在“游士八人”中已明确提到：“观敌之意，以为间谍。”“军中之情”应当是指己方军队内所发生的变动情况。也就是说“耳目”的主要职责是督察监视己方的防区和军队，以防内变。“羽翼四人”是从事“以弱敌心”的心理战的间谍人员，主要对敌进行宣传攻势；“游士八人”是针对敌方的，负责刺探侦察敌方情报，反间谍及收买敌方内间；“术士二人”是装神弄鬼，利用人们的迷信心理，瓦解敌方斗志或者借此激励己方斗志。
这五类二十四人，是古代军队指挥机构中专职间谍的人员，由此推论，也应当有相应固定的组织机构，所以《六韬》是世界间谍史上有关间谍机构最早记载的文献。但是因为《六韬》的这一记载是周武王问姜太公时的对话，尚无史料来证实当时是否已形成这一间谍机构，所以只是从理论上来论述探讨。
《武韬·发启第十三》又说：“必见其阳，又见其阴，乃知其心；必见其外，又见其内，乃知其意；必见其疏，又见其亲，乃知其情。”这是运用辩证的方法去考察检验一个人，既看外表之言行，又察内心之意图。还须注意其亲近或疏远什么人，从而予以正确地判别掌握。《龙韬·选将第二十》更是提出了“知士之高下”的极为详尽的考察检验方法——“八征”：
“一曰问之以言以观其辞；二曰穷人以辞以观其变；三曰与之间谍以观其诚；四曰明白显问以观其德；五曰使之以财以观其廉；七曰试之以色以观其贞；六曰告之以难以观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态。八征皆备，则贤、不肖别矣。”
此“八征”虽说是对“士”而言，但实际上也包括了招募、培养和考察间谍的方法标准。即使是当今中外间谍考验的方法，也不外乎此“八征”，至多增加一个“假枪毙”而已。至于反间破敌，《武韬·文伐第十五》又有“十二节”之法，很具参考价值。
“一曰：因其所喜，以顺其志，彼将生骄，必有好事，苟能因之，必能去之。二曰：亲其所爱，以分其威，一人两心，其中必衰。廷无忠臣，社稷必危。三曰：阴赂左右，得情甚深，身内情外，国将生害。四曰：辅其淫乐，以广其志，厚赂珠玉，娱以美人。卑辞委听，顺命而合。彼将不争，奸节乃定。五曰：严其忠臣，而薄其略。稽留其使，勿听其事。亟为置代，遗以诚事，亲而信之，其君将复合之。苟能严之，国乃可谋。六曰：收其内，间其外，才臣外相，敌国内侵，国鲜不亡。七曰：欲锢其心，必厚赂之，收其左右忠爱，阴示以利，令之轻业，而蓄和空虚。八曰：赂以重金，因与之谋，谋而利之。利之必信，是谓重亲。重亲之积，必为我用。有国而外，其地大败。九曰：尊之以名，无难其身，示以大势，从之必信；致其大尊，先为之荣，微饰圣人，国乃大偷。十曰：下之必信，以得其情；承意应事，如与同生。既以得之，乃微收之，时及将至，若天丧之。十一曰：塞之以道……收其豪杰，内积甚厚……阴纳智土……纳勇土……徒党已具，是谓塞之。有国而塞，安能有国。十二曰：养其乱臣以迷之，进美女淫声以惑之，遗良犬宝马以劳之，时与大势以诱之，上察而与天下图之。”
“十二节”可以用“顺、分、赂、娱、留、间、收、利、尊、信、塞、迷”十二字来概括。《孙子兵法》主张“五间俱起”，如果再辅之以此“十二节并发”的方法，敌方的“智者”和“谋士”则全然无力应付了。
《武韬·三疑第十七》又说：“攻强以强，离亲以亲，散众以众……欲离其亲，因其所爱，与其宠人，与之所欲，示之所利。因以疏之，无使得志……既离其亲，必使远民，勿使知谋，扶而纳之，莫觉其意，然后可成。”这是着眼于敌方最高层内部的间谍活动。其中“离亲以亲”（要离间敌方亲信，必先收买这个亲信的亲信）的用间思想，具有颇为神奇的作用。因为用这个亲信的亲信去进行离间活动，既能深得内情，有很大的成功把握，而且又因为是间接行间，所以不会引起怀疑，以至于“敌方的亲信”被推上断头台也不知道是谁在背后捣的鬼。
《龙韬·阴符第二十四》、《阴书第二十五》，最早最系统地提出了情报传递的秘密手段——阴符和阴书。阴符、阴书的出现，在间谍情报传递方式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是现代密码技术的源头。
《六韬》中的用间与反间理论，已趋于成熟，可视之为一部间谍理论教材。虽然它在用间战略思想上还没能超出《孙子兵法》，但是在用间战术方式上则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成为古代间谍理论史的一块重要里程碑。
《李靖兵法》
李靖，唐初著名军事家。因功晋封为卫国公，所以又称李卫公。生于571年，卒于649年。唐高祖李渊曾赞誉他说：“古之名将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岂能及也。”李靖著有《李靖六军镜》三卷，原书已佚，其部分内容保存在《通典》之中。清代学者汪宗沂据多种类书的李靖佚文，辑成《卫公兵法辑本》，使李靖兵法得以流传。
自《六韬》问世后至唐代，无论兵书及间谍理论的数量和质量，都没能超过《孙子兵法》和《六韬》。虽然史书的艺文志著录的兵书有数十种，但可惜几乎全部失传。尤其是战争场面波澜壮阔的三国时期，竟也没有记述较为完整系统的间谍理论传世。这一方面是因为兵燹战火所致，另一方面是因为西汉董仲舒倡导“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所致。
因此，《李靖兵法》中的间谍理论，成为承上启下之作。《李靖兵法·将务兵谋》一章中，有论及间谍的大段叙述，可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八间”——“夫战之取胜者，此岂求之于天地乎？在因人以成之。历观古人之用间，其妙非一，即有间其君者，有间其亲者，有间其贤者，有间其能者，有间其助者，有间其邻好者，有间其左右者，有间其纵横者。”
李靖特别注重于主动派间谍去离间敌方，这较之《孙子兵法》以反间为本则更为积极主动。此“八间”可归为两大类：内政类和外交类。内政类为“间君”、“间亲”、“间贤”、“间能”、“间左右”；外交类为“间助”、“间邻好”、“间纵横”。李靖并举了古代六名著名间谍“子贡、史廖、陈轸、苏秦、张仪、范睢”为例，来说明“皆凭此术而成功”的观点。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李靖提出了“历观古人之用间，其妙非一”的思想。这与其前的孙子“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和其后的岳飞“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军事思想如出一辙，强调用兵、用间均无“常法”，须随机应变，灵活机动。
第二部分是“五道”——“且间之道，其有五焉：有因其邑人，使潜伺察而致词焉；有因其仕子，故泄虚假，令告示焉；有因敌之使，矫其事而返之焉；有审择贤能，使觇彼向背虚实而归说之焉；有佯缓罪戾，微漏我伪情浮计，使亡报之焉。”
此“五道”是对《孙子兵法·用间篇》中“五间”的具体解释和阐发。清代朱逢甲在《间书》中说：“李卫公兵法所言五间，与孙子兵法相表里。”如“因其邑人”（利用当地人）即“因间”；“因其仕子”（利用敌方官员）即“内间”；“因敌之使”（利用敌国使臣）即“反间”；“审择贤能”（审慎选择有才能之人）即“生间”；“佯缓罪戾”（假意释放罪犯）即“死间”。
第三部分是“四因敌”——一因“敌有宠嬖”；二因“敌有重臣失势”；三因“敌有亲贵左右”；四因“敌若使聘于我”。
这段论述属于用间战术，指进一步离间敌方的具体手段。李靖另外也提到“若（敌）上骄下怨”，可用“离而间”的方法。对敌方的“宠嬖”、“重臣”、“亲贵左右”的离间，是照应上文的“间亲”、“间贤”、“间能”；对敌方的“使节”的离间，则是呼应上文的“间助”、“间邻好”、“间纵横”。论述一层深入一层，说明也越来越具体。李靖再三强调：要达到离间敌方的目的，则必须“啖于厚利”。要以“珍玩”、“珍宝”、“珍味”等去“啖敌”，否则便无从下手。这一思想虽然有其片面性，但它确实是古今用间的常规手法之一。
第四部分是“一利一弊”——“用间以间人，人亦用间以间己；己以密往，彼以密来，理须独察于心，参会于事，则不失矣……夫水所以能济舟，亦有因水而覆没者。间所以能成功，亦有凭间而倾败者。”
这一部分是李靖用间思想的精华所在。他将己方主动的间谍行动与对敌方的反间并举而论，比《孙子兵法》有了更全面的发展。他又反复强调在反间中假情报的运用（共五次），可见对其极为重视。相反，他也深刻地认识到敌方的假情报同样也会对己方造成巨大的危害。因此，他慎重明确地提出了“用间以间人，人亦用间以间己”、“间所以能成功，亦有凭间而倾败者”这一著名的用间辩证思想，开辟了反间谍理论的一个崭新天地。
李靖又进一步精辟地论述了反假情报和反离间的两个正确方法：一是对于各类情报，必须“独察于心，参会于事”，从理念和实际两方面去分析考察，这其实就是情报的验证、辨析和判定。二是对君主必须“忠以尽节，信以竭诚”，以此加强己方阵营的反离间防御，不被敌间乘隙而入。重视攻与守的结合，大大推动发展了古代的用间理论。但是遗憾的是，李靖只是论及了文武大臣对国君的“忠以尽节”，而没有涉及到国君对文武大臣的信赖，仅限于单方面的忠信这是很不够的，也是很危险的，如果敌间不去“间亲”、“间贤”、“间能”，而是像李靖已经提到的“间君”，那么“忠以尽节，信以竭诚”的文武大臣便岌岌可危了，这些防御敌间的措施也将随着君主的疑心而土崩瓦解。
李靖还在《部伍营阵》篇内多次并详细地论述了“耳目”、“探候”、“听子”、“游奕”、“烽燧”、“防奸人”、“远探”、“地听”等侦察敌情、防间反谍和窃听等间谍活动方法及技术手段，堪称为一部“间谍小百科全书”。
总观其要，《李靖兵法》用间思想的精华具有战略指导和战术启发的意义，可将其概括为四句话：用间其妙非一；察于心而参于事；间能成亦能败；忠以尽节。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也称《太白阴经》，是唐代李筌撰著的一部兵书。李筌，号“少室山达观子”，其生平事迹，史书语焉不详。据《新唐书·艺文志》，他曾著有《阃外春秋》十卷、《孙子兵法》二卷、《太白阴经》十卷等五种著作。本世纪初在敦煌藏经洞中发现有唐抄本《阃外春秋》两种，但已残缺不全，其中李筌的进书表的末尾署道：“天宝二年六月十五日少室山布衣臣李筌上表。”可见其主要活动约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约712—756年）。《神机制敌太白阴经》成书后流传不广，直至清代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才征集到一个抄本，所以存有多处残缺讹误。
李筌有其独特的用间思想，他在《太白阴经》中专门辟有论述间谍的章节：《行人篇第二十三》。这是继《孙子兵法·用间篇》至唐的一千三百多年中，惟一一部设有间谍专章的兵书。称间谍为“行人”，是李筌首称，也是有他的双重寓意的。一是“行人”即“出行之人”，李筌举古代伊尹、吕望、李斯、韩信、荀、贾允、崔浩等人为例，这些人均为出行此国而实为彼国行间任事之人；二是“行人”在古时本身便具有间谍性质，略同于《孙子兵法》说的“生间”。由此可知李筌着重于往返于敌我、具有活动性的“行人”间谍，这是非常现实的，也是后代“五间”中的主要行间类别。
李筌说：“将帅能够收买敌人而任用他，以此来获取敌人的情报，那么战争还怕会不胜利吗？所以说：收买、搜罗了敌人的贤能，敌国就会倾败、空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很明显，李筌的用间观是着眼于一个“人”字，无论敌我，只要是贤能之人，必当千方百计予以提拔重用或收买搜罗。他深刻地认识到：人有能力大小之分，能力大的人不论在哪一方面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只有一般能力的人则应不予使用。李筌这一把人的因素放在一切之首的用间人才观，无疑是正确的，值得后人重视借鉴。
李筌又说：“用间有两个方面：一是利用敌方以合法身份前来侦探的间谍，己方可以给他高官厚禄，并详察他的言语，从而打乱他的间谍活动计划。如果敌方间谍投降己方就委以重任；如果是假投降就杀掉灭口。二是己方派间谍去探察敌国君主、大臣、左右、执事谁贤谁愚；内外近侍谁贪谁廉；传令官员、门客幕僚谁君子谁小人；探知这些情报后，才能因势行动。”李筌先论反敌方间谍的具体措施，后述派己方间谍的主要任务，从中可以看出：李筌依然着眼于人的素质优劣、能力大小和操行高下。
关于反间谍，李筌又提到用“察其辞”的交谈技巧来诱套、辨察敌方的情报。他在《数有探心篇第八》中对此详细加以叙述：
“因其心，察其容，听其声，考其辞。言不合者反而求之，其应必出。既得其心，反射其意，符应不失。”
这是很有见地的。在与敌方间谍交谈时，首先要估摸对方的心理，其次要察颜观色，揣测对方的内心变化，然后还要听对方的语言声调，最后再“考辨”对方的言语。将此四者综合分析，得出一个对敌方间谍的总印象。如果对方说的与他“心、容、声”所反映的不一致，那么就“反而求之”。李筌又说：“既得其心，反射其意。”只要掌握了对方的心理，就可根据他说“是”（其实为“不是”）或他说“不是”（其实为“是”）来完全控制调动对方。
李筌又详述了对不同的间谍对象采取不同的交谈技巧，他说：
“夫探仁人之心，必以信，勿以财。探勇士之心，必以义，勿以惧。探智士之心，必以忠，勿以欺。探愚人之心，必以蔽，勿以明。探不肖之心，必以异，勿以常。探好财之心，必以贿，勿以廉。”
正因为投不同对象之所好，所以能使对方与你有“共同语言”，这就容易诱使对方了。李筌对此总结道：“同其道，人所欲听；异其表，听而不晓。如此则不测浅，不测深；吾得出无间，入无阻。”李筌关于用间时交谈技巧的大段论述，在古兵书中极为罕见，他实际是开辟了“用间心理学”和“用间语言学”的新领域，在间谍理论史上具有首创之功。
李筌还极为重视用间的保密性。他说：“施展谋略权术就会使谲诈欺骗应运而生。邻国之间有往来就会有间谍活动，这就必须要起用深藏不露之人来行间谍之事。”他又说：“三军之密者，莫密于行人。行人之谋未发，有漏者，与告者皆死。”间谍计谋与行动，须做到“若鹰隼之入重林，无其踪；若游鱼之赴深潭，无其迹。”这样，即使是古时传说中最善于观察的“离娄”也“不见其形”；最擅长听闻的“师旷”也“不聆其声”。要争取达到“微乎、微乎，与纤尘俱飞”，完全无影无踪的地步。
李筌尚道，在《太白阴经》中也不免有迷信成份和阴阳占验等糟粕，这是应当批判的，此不赘述。
杜牧注《孙子》
杜牧，字牧之。生于803年，约卒于852年。唐代著名学者。其祖父为编撰《通典》的史学家杜佑。世称杜牧“最喜论兵”，多研讨“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杜佑与杜牧祖孙两代均对《孙子兵法》予以详注，尤其是杜牧，清人毕以《孙子叙录》称“杜牧注最为详赡”。杜牧曾引用一百四十二个古战例和十八部古兵书来注解佐证《孙子兵法》，是《孙子兵法》自曹操首注后至唐以来最为详尽的注本，突出表现了杜牧稳重、谨慎的用间思想。
杜牧在注“内间”时说：“敌之官人，有贤而失职者；有过而被刑者；亦有宠嬖而贪财者；有屈在下位者；有不得任使者；有因败丧以求展已之才能者；有翻覆变诈常持两端之心者。如此之官，皆可以潜通问遗，厚赂金帛而结之。因求其国中之情，察其谋我之事，复间其君臣，使不和同。”
杜牧在这里将《孙子兵法》的“内间”涵义更为详细具体化了，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用间思想，即：内间的任务可以是多重的。既可以搜集敌国情报，离间敌方君臣，也可以探获敌方间谍对付己方的阴谋。这就把内间的作用扩大了，改变了以往认为内间只执行单一任务的旧观念。
杜牧在注“生间”时认为“生间”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外表要“愚”、“劣”，不易引人注意；二是体力要“骄捷劲勇”、“能忍饥寒”，以此保证在远道险阻的“往来相通”中有足够充沛的体力；三是内心要“聪明”、“心壮”、“闲于鄙事”、“垢耻”，这是必须具备高度灵活的智慧和坚定深沉的性格。对其所见所闻的罪恶与丑陋言行，当采取不闻不问、熟视无睹的态度，有强烈的克制力。对任何侮辱的言行则应具有含辱忍耻的意志力。杜牧又说：“厚貌深情，险于山川，非圣人莫能知。”再次强调“厚貌深情”的间谍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杜牧对己方用间也有独到的认识。他认为有的间谍为己方服务，是因为贪图钱财。这些人往往碌碌无为，根本得不到敌方的真实情报。于是他们便会胡编乱造一些虚假情报来应付讨赏。虽然他们不是敌方所派，也不愿为敌方服务，但这些假情报将会给己方造成混乱及损失。所以对此类间谍，必须“用心渊妙，乃能酌情伪虚实也。”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用间应当是智、勇、忠之人，不可起用庸俗之人，否则可能贻误大事。
杜牧对用间与反间的斗争也有深刻的认识。他说：“凡欲攻战，先须知敌所用之人贤愚巧拙，则量材以应之。”先计量敌方间谍的虚实强弱，再派遣己方相应的间谍去活动，使已方各等级的间谍所用得当，各尽其能和有的放矢。犹如孙膑赛马之计：我上对敌中；我中对敌下，我下对敌上，虽一负但终以二胜而占其上风。
杜牧特别重视用间中的“厚利”，他说：“若敌间以利导之，尚可使为我反间，因此乃知厚利亦可使乡间、内间也。此言使间非利不可。”这与李靖用间思想完全一致。它从正反两方面辩证地反映了“无常敌，无常友，而有常利”的战略变化规律。总之，杜牧的用间思想核心为“非间不可，使间非利不可。”
《草庐经略》
《草庐经略》，无名氏撰。从书名看，作者无疑是以隐居茅庐的诸葛亮自命，因此作者当为一位隐士。从书中内容推断，它约成书于明万历初年（1573年左右）。清代宋庆曾为其作《序言》说：“近时《武备志》、《读史兵略》诸书虽该博过此，而精当逊之，亦谈兵者不可缺少之书。”后人称其为“中国兵学通论”。
《草庐经略》有“诡谲、尚秘、军号、斥堠、间谍、乡导、防伏、内应”等专章，均论及到用间。
书中说：“用间之法，尤极其精，不可不阐其义。五间俱起，固当聪而角其同。即一间之中，不可不多其人。以觇言果同否，则始为真。五间各不令相知，生间之人，亦当择其彼此素不相识者而遣之，则其所谓敌情各述所闻，吾始得较量其同否，而察其真伪。”这是说派遣多名互不相识之人，同时去行间探情，返回后，用间者则根据各人的报告，予以考察辨别情报的真伪，是一种实用的情报辨识术。
书中又说了为什么要派遣互不相识之人为间谍的理由：“何者？为间之人一相知，则必符同其说，以巧用其奸，而吾反为间所诳矣。故为间之人不一，而知间之人惟我，详询而观其诚，参订以抉其微，幻如乌有，秘若鬼神，敌虽善扃，能遁其情乎？”这里说明了一个用间计谋：行间必须单线联系。即间谍与大本营的纵向联系，不容许间谍与间谍之间的横向联系，以此来加强其保密性和保证行间的成功性。但是有一点，书中没有认识到，那就是纵向单线联系，并非仅仅为了防止间谍之间“同其说”和“较量其同否而察其真伪”，更重要的是为了保证行间计划的顺利实施和间谍本身的安全。
在用间的利弊上，书中认为：“或用间以成功，或凭间以倾败，间可常恃耶？”这一观点颇有新意。即间可用而不可恃。这一用间思想在此后被何守法的《投笔肤谈·谍间篇》所接受采纳。
在防奸反谍方面，《草庐经略》重视以联络暗号来予以防范。这类暗号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物品或文字。为了更为保密，还须设制“外号”和“内号”，“不知号者，必奸细也”。在充当策应内间方面，书中认为：“选我慧黠之士，其精锐一可当百者，佯为商贾，先事而往。”当己方“兵临城下，应者夜焚民居，火光四彻，诈呼敌入，兵民嚣乱，乘机成事”。如果敌城防守坚固，久攻不下，则采用一种用间谋略：“久而围之，猝解而远去。彼受困之城，米珠薪桂，卖薪负贩，彼必无疑。”间谍乘敌城久困乏资之际，化装成想乘机发战争财的贪利小贩商人，不易引起怀疑。己方军队则乘敌城开门贩卖售买物品、放松警惕之机，“外兵倍道而袭，”与间谍里应外合，攻克敌城。不过《草庐经略》也慎重地告诫道：“大抵奸细在内，宜早应之于外，久则败露，非胜算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