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庐经略》的用间思想，在战略和战术两方面，均较之前世有所发展，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尤其在“恃间”的利弊、“五间俱起”的具体实施、利用商人为间等方面，均有着极为精辟的见解。可惜以往常被谈兵论间者所忽视，一直泯埋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可行的运用。
《投笔肤谈》
何守法，号“西湖逸士”，生平事迹不详。所撰《投笔肤谈》。约成书于明万历年间（约1600年左右）。从书尾题“浙江解元钟吴何守法撰音点注”，可知其为明万历年间解元。此书上下两卷十三篇，作者在“引言”冲说：“仿《孙子》之遗旨，出一隙之管窥，谬成十三篇，题曰：投笔肤谈”；“篇名虽与《孙子》相参，文义则别。”
《投笔肤谈》十三篇中有“谍间第五”、“敌情第六”、“方士第十”三篇涉及到用间理论，可综合概括为四个部分。
一是知敌情“不费己力”。何守法说：“非谍何以索其情，非间何以投其术哉？”用间时把敌“情”与我“术”联系起来，从而因敌而制胜。他提出了一个“不费己力而功自功”的用间术：“伐人以主”、“谋人以臣”、“散交合斗”。即利用敌间去“伐其主”、“谋其臣”和“合其斗”。何守法又用譬喻来形象地说明这一点：“虎口拔牙、送肉饲虎、扛戈追虎和投石击虎的人，没有不被虎吃掉的。应当让别人去拔虎牙，送肉饲虎和追虎、击虎，自己则不必亲自去做；最妙的是自己隐蔽起来投石去击虎诱虎，使别人受其害。”何守法对此总结道：“此以虎喻敌……身当其虎，必被所伤；使人当之，则可旁观而取其利。”这说的是利用敌间反间。但是在现实用间中，这一“间谍妙计”不易运用自如。因为你想“使人当之”，别人也想“使你当之”；你想“旁观而取他利”，他人也想“旁观以取你利”。须择时而用。
二是“得敌情乘而勿失”。何守法说：“敌不示我以情，亦犹我不以情示敌”；“敌情亦难得。”正因为敌我双方都千方百计要防止机密的泄露，所以情报就非常难以得到，即使得到了一些敌情，也往往是假多于真，甚至全是假情报。因此，“如得敌情（指较可靠真实的情报），乘而勿失。不得敌情，形之乃知。能形敌而得其情者，兵之妙也。”情报难得，稍纵即逝，必须乘机迅速行动而决不可错过机会。何守法提出了一条获取情报的新途径，即“敌之情状，有用间而得者，亦有因形而得者”；“形敌而得其情”。在“用间不得敌情”的被动局面下，采用故意调动军队，制造假象的示形之法，来诱骗敌方暴露出他的虚实真伪，这也是一条巧妙的用间术，应予以重视。
三是乱敌方“先察后行”。“先察”是说“当先采物价之腾平，察风俗之好尚，目间人事之喜怒，觇上下之乘和”。这里注意到了利用平常的合法场所和普通的方法去“察敌情”。但为了不被敌方故意制造的假象所骗，则应当“谍之所告，心当预明”，需要明察详辨。“后行”是说“然后因隙间亲，因佞间忠，因利间争，因疑间废，诳其语言，乱其行止，离其腹心，散其交与”。先得敌情，方可乱敌。
四是间谍“可用而不可恃”。何守法在《谍间第五》篇末总结道：“故间谍可用而不可恃。用之者智也，恃之者愚也。”他又说：“用之，谓善用之也。非识机者不能，故曰智；恃之，即信听之不察，故曰愚。智、愚分而胜、负判。”
何守法在书中还提到了一些间谍技术，如“刻木为鸟，束蒿为人，树栅为城，结草为阵，封鸽代谍”等，与其用间理论相得益彰。总之，何守法的用间思想已经较明确地注意到敌我双方用间的相互性和一致性，又极明确地提出了“间可用而不可恃”的正确观念，大大充实了以往的用间理论，填补了有关的空白，成为明代间谍理论的殿军。
《兵经百字》
揭暄，字子宜。生卒年代不详，清初人。据载：揭暄“少负奇气，喜论兵，慷慨自任。独闭门户精思，得其要妙，著为《兵经》、《战书》，皆古所未有。学使吴炳见之，惊曰：此异人异书也。”《兵法》又称《兵经百字》、《兵镜百篇》和《兵法圆机》。揭暄曾起兵抗清，失败后隐居山林，郁闷而死。《兵经百宇》分“智”、“法”、“术”三部，将军事上各方面的问题概括归纳为一百个字，每字之下都有解说论述，具有较高的军事学术价值。揭暄的用间思想散见于《兵经百字》各篇之中，现予以分述。
（1）“预布叠筹”——揭暄在全书首端开门见山便谈间：“在作战中，要抓住战机和造势，在准确地识别和判断敌情后，再与之交战才有胜利把握……要从我变来推知敌变，再由敌变来决定我变，并能控制局势，向有利于己方的方向转化……总之，预先早有准备，筹划多个可供选择的方案，都要以周全谨慎为基础，能巧妙地使用反间，才算是做到了诡秘。”这里讲的是“识敌”、“判敌”、“交敌”、“控敌”、从而“胜敌”的一个完整的系统过程。特别要着重指出的是“预布叠筹”，即：预先早有准备，筹划多个可供选择的方案。这一用间思想是一个重大突破和发展，它已将用间提到了有效组织、周密计划、科学管理的一个新高度来论述。揭暄认识到用间的多变性和复杂性，所以十分重视“预布”，用相应的预设方案，快速、及时、可供选择地去应付各种突发事变。这种“预布叠筹”的用间思想，要求有大胆的假想思维和丰富的用间经验，尽可能地顾及到各方面可能出现的前因后果及利益弊端，以供用间决策者有更大的思考空间、选择余地和更多的处理解决问题的方式手段。用间决策者既可以依据具体事变而选择某一相应预设方案，又能从其它方案中取长补短，制定出一项最优的行动方案。揭暄这一用间思想，具有重大的借鉴实用价值，实为现代谍报学之先声。
（2）“言为剑锋”——揭暄把语言喻为“剑锋”。他说：“用这一方法大多很离奇：有的散布虚张声势的谣言来协助计谋的实施；有的暂且借助假话来掩盖即将准备的行动；有的对敌方营垒的人进行诬陷，造成敌方内部的猜疑；有的故作谦卑骗取敌方丧失警惕；有的故意泄露假情报使敌方上当，或有意说反话来诱骗敌方；有的用危言耸听去震骇敌方，使之丧胆；有的装成痴呆，假装受骗，假装发怒，假装高兴，从而麻痹敌方；有的假意口吐狂言，故意说梦话，说胡话，或假托鬼神，用眼神、形态、手势、踩脚、傻笑等不言而言，去蒙骗敌方。”揭暄对此总结道：“运言而制机宜”，即要因机而运用语言，灵活机动。
把语言、表情、声调和举止列入权谋之列，唐代李筌已初涉及，而揭暄则予以大幅度的创新发展。用谣言、假话、反话、危言、狂言甚至胡话、梦话去欺骗敌方，可谓“唇枪舌剑”；用悲哀、痴呆、假怒、伪喜、信神、眼神、姿势、傻笑去间诈敌方，又可谓是“假痴不颠”。这种具有高度艺术性的用间杰作，其作用正如揭暄所说：“善言者，胜驱精骑。”
（3）“无时不谨”——谨小慎微，高度敏感警觉，是一个间谍的必备素质。揭暄说：“战场上无论何时都是危险的，所以任何时候都得谨慎。一到军中就必须随时都感到将有敌间在窥探一样……遇到山林和险要，更当警觉敌间在暗处伏探。”
（4）“四知廉得”——对于“知敌情”的用间方法，揭暄有详细论述，他说：“最微妙莫过于对敌情的侦知。用自己主观想法来猜测及推断，远不如用四种方法去察明敌方的虚实为准。第一是利用与敌方有私交的人；第二是派出间谍；第三是组织侦察；第四是利用乡导。从与敌方有私交的人中，可以探知有关敌方计谋的情报；从谍报密件中，可以了解敌方的虚实；从侦察情报中，可以获知敌方的行动；从乡导中，可以掌握作战地形的曲直、险易等。”
用“通”（与敌方有私交的人）、“谍”（己方间谍）、“侦”（己方侦察人员）、“乡”（乡导）——这“四知”去“廉得”（察明）敌方实情。显然，此“四知”应当并举而又各有侧重。“四知”是手段，“廉得”才是目的。“四知”是古代的用间情报识别术。
（5）“间者祛敌”——揭暄把间谍的作用分为两类，一类是“侦知敌情”，即“四知廉得”；一类是“离间敌人”，即“间者祛敌”，这是科学合理的。离间敌人的间谍种类共有十六种，即：去离间的生间；去诱骗的死间；伪造书信的书间；故意失落文件的文间；散布谣言的言间；编造歌谣间敌的谣间；创作歌曲减弱敌志的歌间；从事收买的赂间；假贡礼品的物间；伪许官职的爵间；反用敌人的敌间；利用同乡的乡间；假交朋友的友间；运用美女的女间；以恩惠招募的恩间；以威逼恐吓的威间。
此十六间，极大地丰富发展了孙子的具体用间术，所欠缺的是，揭暄没有提到“行动性暗杀间谍”，这是不该有的遗漏。
（6）“谋成于密”——揭暄说：“谋成于密，败于泄。三军之事，莫重于秘。一人之事，不泄于二人；明日所行，不泄于今日。细而推之，慎不间发。”他又说：“要防止于言谈之中泄露秘密；要警惕从容貌之中泄露秘密；还要当心于睡梦之中说梦话而泄密……如果某些情报可以对某些需要利用的人说的，也不妨先告知一个大概，以表示对他的信任，坦露这些秘密是为了更好的保密。”这是一条藏秘于公开的“不秘所以为秘”的重要用间保密原则。“言谈”泄露主要是因为“言多必失”，应当“守口如瓶”；“容貌”泄露主要是因为“喜怒形于色”，应当“不露声色”；揭暄提到“恐泄于梦寐”，乍一看似乎有此偏颇离奇，欠合情理。但是考察一下古今中外的用间失败案例，确实有许多是“泄于梦寐”而事败身亡的。防止“泄于梦寐”的方法也为一些间谍所发明，如单独寝，俯身卧、蒙头睡，睡前口含食物等。
此外，揭暄还提到情报传递的保密法。他说：“远距离联络，写信应用密码代号，即不成一定的字体、没有一定的格式，也不要用纸和竹简。即使是传递情报者，也不知其意。如果万一落人敌手，也无法破译。”
（7）“勾术”——这是从破坏敌国的内政、外交两方面说的。“勾取敌人的亲信为己方暗通情报；勾取敌人的勇士为己方的内应”，这里说的是破敌之内政，即“伐谋”；“争取邻国作为己国的声援；争取边远国家协助己国攻击敌国”，这里说的是破敌之外交，即“伐交”。要做到这两点，非间不可。揭暄以“胜在下者用天下，未闻己力之独恃”的观点贯穿此四勾之术，可见其重视并善于借力去克敌制胜。
（8）“点眼术”——揭暄说：“敌必有所恃而动者，眼也。如人有眼，手足举动斯便利。”以“眼”比喻“情报”，所以间谍也叫“眼线”或“耳目”。为了使敌方“绝其生而丧其明”，就当运用“点眼术”。如“敌以谋士为眼”，则用间谍去搞掉他；如“敌以勇将为眼”，则用间谍去除掉他；如“敌以亲信为眼”，则用间谍去离间他。“丧其眼”则必然会“绝其生”，这是“制敌之要法”。
《兵经百字》是清初用间理论的代表作，承上而启下，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曾被著名学者魏源选中而编入《皇朝经世文编》之中；李鸿章也将其收进《兵法七种》广为刊行。但是揭暄为了凑齐“百字”，则有强分硬离之弊。此外，揭暄还有些自命不凡，缺乏儒将风度。他在“凡例”中说：“兵法，从来只有流传而无体系的经典著作《武经七书》也支离破碎……《武经七书》中的思想只是对付劣将，而我这本书则是立足于制服能将。”这就盲目自大，不足为取了。
《间书》
朱逢甲，字莲生，清末人，生卒年代不详。时人称其为“多材艺邃经学”之“奇才”。著有《间书》、《平黔策》及修撰《兴义府志》。朱逢甲在《间书·自序》中说：“撰间书一卷，以己言为纲，引群书之言与事为目以证之。用间之法，略备于斯。”时年为咸丰五年冬（1855年）。其撰著《间书》的目的是替清军镇压农民起义而出谋划策，表现了其仇视农民起义，效忠清室的反动性。但是由于该书是古代中国存世的惟一的一部间谍专著，书中又汇集并分类引用了大量古代用间史料实例，所以具有一定的学术性和参考借鉴作用。《间书》共分为六个部分，以间谍实例为主线，分述有关用间理论。
（1）为间谍正名。通过对宋人王应麟的间谍观念的批驳，来证明间谍在政治、军事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举女艾、伊挚、吕牙、子贡四名“古之贤人”，及清太宗皇太极亲自从事间谍的活动，来为间谍正名，认为：“拯民水火，即身为间，何伤？”
（2）汇释间谍术语。朱逢甲从《六韬》、《周礼》、《尔雅》、《左传》、《说文解宇》、《曷鸟冠子》、《史记》、《后汉书》等八部古书，罗列有关间谍术语予以简释。虽然有些解释模糊不清或牵强附会，但还是可取的为多。
（3）列举古代著名兵书及名将重间言行。先列举《孙子兵法》和《吴子兵法》中的用间理论，再举李靖、信陵君、韩信和李光弼等古代名将“皆重用间”案例，分别佐证其用间观点。
（4）强调名将与名将对抗时，胜负取决于用间。他先举秦将白起与赵将廉颇“皆名将也，秦用间，则秦胜”；又举战国秦灭赵之战中，秦将王翦和赵将李牧“亦皆名将也，秦又用间，则秦又胜”。视一“间”字为名将对抗胜负之关键。
（5）使用间谍的方法。朱逢甲认为：“论用间之法，《孙子》所言之五间，最为精微详尽。”他又并举“秦求晋鄙客间信陵君”、“汉陈平间范增”、“春秋子木间郑国”三例及宋代苏辙论间之语，来加以说明用间的“亲、厚、密。”对此，他提出了一个新的用间术：“今饷既匮乏，万不能以如许金行间。然过吝金，亦间不行。莫若汰兵练而选锐，锐选则饷减，而以所减饷金之半行间，斯两得之。”在财政拮局的困境下，采取精简兵员的措施，调拨出资金去行间，就能同时保证军队的实力和情报的获取。这种“以精兵增资金”，“以行间抵军力”的用间思想颇为新颖实用，具有重大的借鉴作用。
他在详述《李卫公兵法》中的“七间”时，相应举了有关用间案例和方法：“间君”为子贡之于吴越；“间亲”为秦间之于信陵君；“间能”为苏厉之于白起；“间助”为张孟谈之于韩、魏；“间邻”为张仪之于楚王；“间左右”为秦间之于郭开；“间纵横”为燕人之于苏秦。朱逢甲认为此“七间”中以“间能、间助为要”。他又说：“读古人兵书，不必泥其词，而刻舟求剑，贵神明而交通之。”强调心领神会，灵活运用，反对一味崇古，死搬硬套。
（6）举大量案例分述五间。这一部分是《间书》中的最主要部分，汇纂了古代几千年用间的主要案例。
死间——举春秋关其思、楚汉郦食其、唐代唐俭、三国俞赞、南朝檀道济之叛卒、西夏李元昊之间谍等七例。朱逢甲说：“今欲间，宜先张兵威以胁之，待其间行而降，出不意以击之，无不济。”他已看到了外部军事实力与内部行间的互相配合关系及作用，也认识到最后解决问题需要靠军队“出不意以击之”。
反间——举楚汉秦将间李良、西魏韦孝宽间牛道恒、唐代韦皋间吐蕃、宋代岳飞间刘豫和种世衡间野利旺荣、明代王守仁和李充嗣间朱宸濠、战国赵奢间秦谍、汉代陈平间范增、唐代李间吴元济和高仁厚间阡能、宋代赵匡胤间林仁肇和岳飞间曹成、李允则间契丹、战国田单间乐毅和秦国间信陵君、后周韦孝宽间斛律光、春秋斗比伯间隋少师、汉代匈奴间刘邦和班超间龟兹王、东晋刘曜间麦菊允、十六国乞伏乾归间吕延等二十余例，史料丰富。朱逢甲还十分重视“仿手迹而作伪图章”，认为“不反间则不能胜”，“一纸书，贤于十万师”。
乡间——举南北朝候渊间韩楼、西魏杨侃间薛修义、明代赵臣间岑猛和孔镛间阿溪等四例。但是此四个案例不属于典型的乡间，而是与反间杂揉在一起。
内间——举战国张仪之于靳尚和郑袖、汉代陈平之于阏氏、南北朝贺若弼之于陈国间谍、唐代契丹之于唐军俘虏、宋代张齐贤之于契丹、韩世忠之于魏良臣、刘之于曹成等七例。此节编排杂乱，开始说内间，后又说反间，脉胳不清，概念欠明。
生间——举春秋卫国礼至，郑国烛之武，宋国华元，战国赵国张孟谈，三国黄盖，东汉冯异，唐代王，宋代种世衡手下番将，五代王鹞、刘寻手下油郎，宋代小长老、江北名僧，明代康茂才手下看门人、熊景手下商人、沈希仪手下小贩等十七例，内容编排也混乱不清。从中可知朱逢甲对乡间、内间、反间和生间的界限不甚明了，因而导致举例不当。
整部《间书》约举八十个用间案例，上自夏，下至清，跨度为几千年。从所举之例看，朱逢甲主要是从以往《孙子兵法》的各类注本及历代兵书、类书中辑录汇纂而成，无多发明。况且材料大大多于论点，在用间案例后的按语中，也缺乏具有创见发明的用间思想，并偏重于战术性而较少论述其战略性。尤其是在引用大段李靖兵法时，却有意不引其“间能成亦能倾败”的核心观点，表现了朱逢甲“间谍万能”的错误偏见。由于《间书》是中国古代的惟一存世间谍专著，又产生于封建社会的末世，所以它便成为中国古代间谍理论的压轴之作了。
（二）间谍机构
战国养士
早在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就已经有从事间谍活动的专职人员，一般以“家臣”担任。《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道：“夏后之臣曰孟涂。”《左传·哀公元年》也说：“使女艾谍浇。”杜预注：“女艾，少康之臣，谍候也。”
商纣王曾秘遣崇侯虎专门对周文王进行监控，随时报告周文王的一言一行。在商朝，巫史掌握着国家政权、军事、教育、历法、司法、记事、档案保管和占卜、祭祀等大权，尤其是其中的司法跟情报活动与间谍机构的发展有紧密关联。《礼记·月令》注：“理，治狱官也，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故后代有“大理”、“遒人”等监察之专职官。
周武王灭纣王建西周后，设置了主管内外情报的职官。他派自己的三个兄弟对纣王之子武庚进行长期监控，史称“三监”。在外事方面，设掌管天子与诸候之间朝觐、聘问、监视等事务的官职为“大行人”；受王命出使侦察的官职为“行人”（也称“行理”、“行李”）；在边境名义上接待外国人、暗里盘查的官职为“候人”；掌管关隘往来之人的官职为“关尹”；负责语言翻译的官职为“舌人”。周厉王就效仿“三监”，“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首开大范围白色恐怖统治之先河。
春秋时，夏朝家臣（即后世之“士”）从事间谍活动的遗风犹存，并且愈演愈烈，至战国达到顶峰。《左传·文公十七年》说：“郑子家使执讯而与之书，以告赵宣子。”杜预注：“执讯，通讯问之官。”此外，当时文献中出现了较为详细记载的间谍机构和职官。《周礼·秋官·土师》记载道：“士师之职……掌士之八成，一曰邦，二曰邦贼，三曰邦谍，四曰邦令，五曰挢邦令，六曰为邦盗，七曰为邦朋，八曰为邦诬。”其中第一项与第三项与间谍活动直接相关。
“邦”之，汉代郑玄注为“斟酌”之义，“邦”即郑玄所注“盗取国家密事，若今时刺探尚书事。”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说：“汉时尚书掌机密，有刺探尚书秘事，斟酌私知，故举为况也。”
“邦谍”，郑玄注：“为异国反间。”陆德明解释为：“异国欲来侵伐，先遣人往间，候取其委曲，反来说之，其言谍谍然，故谓之邦谍。用兵之策，勿善于此。故《孙子兵法》云：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内外骚动，以争一日之胜，而爵禄金宝于人者，非民之将。故三军之事，莫密于反间。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惟圣贤将能用间以成，此兵之要者也。”
“邦”其实是“行间”；“邦谍”其实是“反间”，可见当时间谍活动的分工已臻细密。不过由于《周礼》成书年代有不同说法，所以有人认为对“士师”职务的记述，可能是后人所托。但是，即使《周礼》中有后人所增所托的内容，“谍”在其中的语言意义可以看出，它们都是运用了西周的古义，当为原文原义。
齐国曾设有“里尉”一职，专门负责监视平民的出入言行，其主要职责是侦探“匹夫有不善”和“奸人”，然后上报，并“可得而诛”。晋国则在军中设有“候正”或“候奄”的官职。杜预注：“候正，主斥候。”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释为：“为军中主管侦探谍报者。”清代顾栋高《左传大事年表》卷十说：“候奄当即候正，《国语》作元候。”这些均与西周的“候人”义近。“候”，《广雅·释诂》说：“司见也。《吕览·贵因》：武王使人候殷。”后代的“候人”、“候吏”、“候兵”、“候官”、“候詷”等，都是与间谍侦探有关的官职。秦国设有相当国君秘书性质的官职“御史”，往往掌管情报工作。《史记·滑稽列传》说：“执法在傍，御史在后。”杨宽《战国史》认为他们是“国君的耳目”。
《孙子兵法·用间篇》说：“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必索知之。”前注多认为“门者”为“看守城门之人”，“舍人”为“宫中近侍”，不确。其实，“门人”（也叫“门下”、“门子”）均为主要从事间谍情报活动者。《史记·信陵君列传》：“诫门下，有敢为魏王使通者，死。”《汉书，高祖纪》颜师古注：“舍人，亲近左右之通称也。”孙子说“令吾间必索知”“门者”、“舍人”的姓名及有关情况，就是为了与其进行间谍或反间谍战。这些间谍职官对后世也有较大影响。譬如三国时曹操的“霸府”，就设长史一人，司马一人，从事郎中二人，掾属二十九人，令、史、御属四十二人，舍人若干人。其中舍人负责通讯、情报工作。东吴则设有“中书通事舍人”，负责秘密侦探。
战国时记载间谍专职的主要文献是《六韬》。《六韬·龙韬·王翼第十八》说：“伏旗鼓三人。主伏鼓旗，明耳目，诡符节，谬号令，忽往来，出入若神……耳目七人。主往来听言视变，览四方之事，军中之情……羽翼四人。主扬名誉，震远方，摇动四境，以弱敌心……游士八人。主伺奸候变，开阖人情，观敌之意，以为间谍……术士二人。主为谲诈，依托鬼神，以惑众心。”其中“伏旗鼓”主要是制造假情报；“耳目”主要是侦察敌方情报和监控己方军队；“羽翼”主要是从事以假象迷惑敌人和宣传战；“游士”主要是刺探敌方内情；“术士”主要是以迷信鬼神对敌进行心理战。由此可知：《六韬》反映的战国时期的间谍机构已趋于成熟，但仅限于军事领域。由于“王翼第十八”说的“股肱羽翼七十二人”是姜太公吕尚对周文王的建议，所以我们不知战国时是否已有这样的实际编制机构。不过从整篇反映出来的严密的组织结构、合理的人员编制和明确的职责任务等内容来看，不可能是空泛之谈，当有所本。
战国又盛行养士之风。最著名的是“战国四公子”养士达几千人之多。这些士，往往身怀绝技，学属多门。他们为其主子出谋划策，奔走游说，行办事务，著书立说。但其主要的作用是“出奇策异智而转危为安，易亡为存”。可视之为中国古代最早的“智囊团”。但是在这一“智囊团”中，又有许多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其谍报人员之多，活动之广，成效之大，亦为后世所罕见。所以有人称其为“战国私人间谍集团”。纵观战国的间谍活动，几乎都是这些“士”在扮演主要角色。“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养有几千士之多，其中有许多分布在魏国的周边国家中，对邻国朝廷大事无所不晓。在信陵君救赵国盗虎符的间谍活动中，他得心应手地使用了候嬴、朱亥、如姬三名间谍，成功地盗取了虎符，解了赵国之围。这种典型的间谍集团虽说不是国立的，但是已具有间谍机构的雏型。其特点是：间谍只向其主子一人负责，他人全然不知其中内情；主子根据间谍的特长，分派相应的间谍任务；间谍有固定的经费来源渠道；有严格的间谍纪律，触犯者难逃其惩罚；间谍对主子也多抱“士为知己者死”之心，一旦暴露，往往以自杀报效。
秦汉魏晋南北朝间谍机构
秦代仅有短短的十五年，但其国家体制、机构却较战国有较大的发展和完善。在间谍机构专职人员的设置上，也有其独特之处。因为统一了六国，所以秦国以往对外的间谍活动，转移到对国内有关方面的侦探，主要是针对军队和六国旧民。
为了防止兵变，秦中央政府临时设置了监军和护军（也称护军都尉），下有候、骑长等主管情报的军官。常常凭“口籍”（口令）和“铁符”（通行凭证）来盘查往来之人，从中索捕间谍。为了缉捕往来间谍奸人，又设置了“求盗”一职，名义上是掌捕盗贼，但实际上主要的任务是反间谍。秦始皇派出大批耳目，监视六国旧民，以防旧贵族暗中串通，策划谋反。有时甚至为了缉捕一个间谍，不惜滥杀一大批无辜之人。马端临《文献通考·职官总考》说：“秦之法，一人有奸，邻里告知；一人犯罪，邻里坐之。”贾谊《新书·保傅篇》也说：“秦之俗，非贵辞让也，所上者告奸也。”
西汉时的“中期”或“内朝”，是主管间谍活动的国家机构。中朝官议事，往往是极其秘密的。譬如《汉书》记载：张安世以东骑将军领尚书事，“职典枢机，以谨慎周密自著。外内无间……自朝廷大臣莫知其与议”；孔光以光禄领尚书事，“凡典枢机十余年，守法度，修故事……或问光：温室省中树皆何木也？光不应，更答以他语，其不泄如是”。可见其保密纪律极其严格。此外，“督之捕盗贼，禁察逾侈”的“直指绣衣使者”和军中的“候官”、“候长”，也是负责谍报活动的官员。
三国时，除了曹操在以幕僚人员为主的“霸府”内首设负责谍报、通讯的“舍人”外，还设有秘密间谍“校事”这一职官。其职掌为最高统治者充当耳目，刺探臣民言行。以后蜀国和吴国也相继设立校事。至曹丕为帝时，校事权任益重，上察宫庙，下慑众官。其中校事卢洪、赵达等人，常以爱憎行事，擅作威福。校事刘慈更是行踪诡秘，四处窥探，数年之间，“举吏民奸罪以万数”，但其中有不少枉屈之人。后来黄门侍郎程晓上疏极言校事之弊，于是遂罢校事官。在东吴，校事也叫“中书”。孙权时有吕壹和秦博担任此职，二人精于行间暗探之术，被后人称为“用法（指行间的能力）探刻”。他们“举罪纠奸，纤介必闻”，成为孙权的“千里目”和“顺风耳”。孙皓时的校事张立，诡计多端，手法奇特，“吏民皆以之为害”，以致人人自危，惟恐被校事跟踪告密。后来在一片责难声中，“于是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
清代俞正燮《癸巳存稿七·校事》说：“魏、吴有校事官，似北魏之候官。明之厂卫，或谓之典校，或谓之校曹，或谓之校郎，或谓之校官。”
据唐代史学家杜佑在《通典·御史台》中说，当时御史台从少府中独立出来后，实际上成为直接受皇帝控制的耳目之司，监控臣下的一言一行，权力极大。“自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并主张“风闻奏事”，实际是鼓励告密，因此也名之为“风闻访知”。但这是公开的监控机关。秘密侦探的设置就是校事。魏国利用这两大监控机关，有力地维护了皇权和监察群臣公民。
目前史学界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的间谍机构始于唐代的“察事厅子”，但从三国的校官设置来看，已具间谍机构成熟、完善的组织编制、人员配备、领属关系和专门任务等特征，因此，中国古代间谍机构当始于三国。譬如当时吴国的中书机构即为皇帝的机要秘书处，设中书令、中书仆射为其长官，掌州郡文书，奉命作诏并领校事（秘密间谍）。其下有丞、侍郎、宜诏郎、中书通事舍人（负责间谍与反间谍）等。唐肃宗时，设立“察事厅子”的李辅国，也是中书令，掌管情报工作。可见三国吴国的中书令、校事和中书通事舍人等的间谍职责及官职名称，一直至唐还有着巨大的影响。吴国在朝中还设立“察战”的间谍官职，《三国志·吴书·孙休传》记载道：“是岁使察战到交趾调孔雀、大猪。”裴松之注：“察战，吴官名，今扬都有察战巷。”从中可窥探出当时的间谍“察战”有其固定的组织地点，所以后人称那里为“察战巷”。《三国志》还记载：“（孙）皓大怒，遣察战赍药赐奋……父子皆饮药死。”吴国在边境也设有反间谍组织，称之为“刺奸屯”，“每刺奸屯有五兵，贼曹（屯长）一人”。负责边境的反间谍和报警等任务。
南北朝时，为了监控出任方镇的宗室诸王和各州刺史，设置了“典签”一职，常由皇帝派亲信担任此职，充当皇帝的耳目。“典签皆出纳教命，执其枢要，刺史不得专其职任”，其“威权甚重，号为签师”。譬如刘宋时，宋文帝听信典签密报，杀掉了功臣檀道济。宋文帝还大量任命亲信为典签、中书令、中书舍人、尚书令等，负责担任间谍情报工作，以至于造成“诸王不王，臣不臣，典签为上”的不正常局面。史书曾记载：“典签帅，一方之事，悉以要之。”他们使诸王、刺史“行事执其权，典签掣其肘，苟利之义未伸，专违之咎已及。处地虽重，行莫由己”。典签把监控的职权范围扩大到了诸王、刺史等上层官吏，甚至专横跋扈，滥杀无辜，从而激起诸王和刺史对皇帝与典签的怨恨。当时的豫州刺史萧晃，就曾一怒之下，杀掉时时窥探其言行的典签；荆州刺史萧子响，不仅杀了典签，还起兵造反。梁以后，典签渐废。
隋唐间谍机构
隋时，隋文帝对臣下官吏的侦探日益加强，其监控组织也日趋严密。不仅有直接受皇帝控制的公开的独立监察机构——御史台，而且皇帝还设置了许多秘密的耳目。隋文帝经常派心腹亲信侦察内外百官，甚至秘密派间谍假意给贪官污吏或政治对手送贿赂，一旦官吏接受贿赂，便立即处死。在军事上，隋朝设立了左右武侯，除负责皇帝警卫外，还负责“执捕奸非”的反间谍工作和侦察皇帝途经地点的官府内情。隋朝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十七年，但其严密的间谍活动，对唐朝有着很大的影响。
唐初时，武则天为了镇压唐宗室旧臣的反抗，就效法隋文帝，广布间谍密探，时时暗中侦察打听这些人的踪迹，并鼓励告密，使唐宗室诸王及旧臣惶惶不可终日。唐肃宗时，太监李辅国权倾朝野，为了镇压对其不满的文臣武将，秘密成立了一个拥有数十人的间谍机构，以侦探臣僚。这些间谍称之为“察事厅子”或“察事听儿”，专门从事秘密侦探活动。只要有谁敢背后讥讽李辅国的，立即会被侦知而拘捕拷打，即使是权力很大的御史台和大理寺也不敢过问。李岘为相时，他实在无法忍受李辅国秘密特务的横行霸道，便冒死上朝叩头状告李辅国专权乱国，唐肃宗这才削夺了李辅国的权力，“察事等并停”。唐末时，李辅国设置的“察事厅子”还有其余波。唐淮南节度使高骈在广陵，曾厚资雇用了一百多人为密探，专以刺探官吏百姓的秘情隐私，人称“察子”。唐代罗隐在《广陵妖乱志》中也记载道：“得百余人，厚其官慵，以备指使，各有十余丁，纵横闾巷间，谓之察子。”
唐朝御史台的察院也充当皇帝的耳目，负责暗中侦探情报工作。“安史之乱”后，又设置了“非常官”——监军，作为皇帝的代表，“监视刑赏，奏察违谬”，对军队进行有效监控，其作用类似南北朝的典签。
关于唐代的另一个庞大的间谍机构——进奏院，历来史学家无述。马端临《文献通考·职官·六院四辖·进奏院》说：“唐藩镇皆置邸舍京师，以大将主之。谓之上都留后。大历十二年，改为上都知进奏院。太平兴国六年，简知后官，得李楚等百五十人，并充进奏官……掌受诏敕及诸司符牒，辨其州府军监。”
进奏院名义上是地方藩镇势力驻守在中央京城的联络机构，向中央政府及时“进奏”各地情况，但实际上是各地藩镇势力在京城搜集中央和其他各地情报的一个间谍情报机构。他们定期把中央政府和京城内发生的一些政界、军界大事，包括官员的任免、内部的倾轧、军事情报、皇帝行踪、大臣活动等情报，向本地区的藩镇首脑即节度使秘密汇报，从而使远处外地的节度使及时准确地掌握中央的有关动向，以便制定相应的措施。
进奏院最早起源于每年各地藩镇朝集使在京城居住的临时房舍，唐太宗贞观年代起，才开始正式营造了专门的邸舍。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年），藩镇势力渐强，为及时了解中央的动向，便将这些邸舍美其名曰“进奏院”，暗中却使其作为情报搜集的间谍机构。到了唐代后期时，这种进奏院在长安竟多达五十几个。
这时，进奏院首脑官员的级别也较多，甚至有与中央御史大夫相当的级别。他们向藩镇传递情报的渠道主要是利用官驿。
由于进奏院这一间谍机构的出现，竟促使我国最早的新闻报纸的问世，这就是《开元杂报》。该报为雕版印刷，由进奏院人员编辑。内容涉及面很广，主要是搜集来的政治、军事情报。它不定期出版，每期单张，字数也不多，一般为每行十五字，每页十三行，一律使用楷书大字。因为它主要是提供给进奏院首脑官员和各地节度使参阅，所以印数极少，亦无一张留传下来。现在只能从中唐人孙樵的《读开元杂报》一文中，才略知一二。
唐代进奏院在中国古代间谍史上的地位，大大超过李辅国的“察事厅子”机构，其存在时间之久、规模之巨、人员之多、作用之大都是前世无可比拟的。尤其是《开元杂报》的问世，形成了中国新闻报纸的源头，同时标志着中国古代间谍情报以公开文件的形式出现的开端。各地藩镇利用进奏院对中央京城进行情报搜集，可谓是近水楼台先得月，非常及时准确。它为以后藩镇的割据叛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安禄山派来的亲信吉温为进奏院留后（首脑）搜集刺探情报，为日后叛乱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新唐书·酷吏》卷二百〇九记载道：“吉温，故宰相顼之子也。性阴诡，果于事……时太子文学薛嶷得幸，引温（吉温）入见，玄宗目之曰：‘是一不良，我不用。’罢之。”后来由于吉温“佐讯”时，运用“楚械掠”的酷刑，受到李林甫的赞赏，吉温则说：“若遇知己，南山白额虎不足缚。”由于吉温与罗希大行酷刑，“相为虐”，时人号为“罗钳吉网”，“公卿见者，莫敢耦语”。
在“杨国忠、安禄山方尊宠，高力士居中用事”时，“吉温皆媚附之”，但最接近安禄山，史称“兄事禄山”。吉温对安禄山曾密谂曰：“李右相虽厚待公，然不肯引共政，我见遇久，亦不显以官。公若荐我为宰相，我处公要任，则右相可挤矣。禄山大悦，亟称温才，天予亦忘前语。于是禄山领河东节度，表温自副。”杨国忠当政后，又“引拜御史中亟，兼京畿关内采访处置使”。从此，吉温便以进奏院为间谍基地，向安禄山提供了大量宫廷绝密情报。“朝廷动静辄报，不淹宿而知。天宝十三载，禄山入朝，领闲厩使，荐温武部侍郎以为副”。由于安禄山在京城有吉温把持进奏院，隐瞒了许多“外示御寇，内贮兵器”的“阴有逆谋”，而许多要求中央拨粮拨款等报告，“进奏无不允”。
后因“国忠与禄山争宠，而温昵禄山甚，国忠不善也”。杨国忠派兵突击搜查了吉温的住宅，捕杀了安禄山安插在进奏院的间谍李超和安岱。然后上奏唐玄宗，“遣人发其状。斥温澧阳长史……贬端溪尉，”最终“俄遣使者杀温等五人”。彻底捣毁了安禄山安插在京城的间谍机构——进奏院。
但是为时已晚，安禄山在吉温死后的五个月终于大举叛乱。如果说安禄山在京城没有吉温指挥的进奏院，那么其即使怀有叛心，也难于实施，不可能驾铁车长驱南下，一举攻占洛阳。从史书记载来看，吉温通过进奏院向安禄山提供的情报非常及时准确。譬如“杨国忠屡奏禄山必反”，唐玄宗便派心腹中官辅琳前往“觇之”。安禄山在其到来之前，便从吉温处得知内情，于是运用反间手法，使辅琳“得其贿赂，盛言其忠”。杨国忠见一计不成，又向唐玄宗提议召安禄山进京，并说：“召必不至。”可是由于安禄山从吉温处掌握了宫内朝廷的内部情报，断定无性命之虞，便“洎召之而至”，大大出于杨国忠的意料。安禄山乘机“涕泣言：‘臣蕃人，不识字，陛下擢臣不次，被杨国忠欲得杀臣。’玄宗益亲厚之”。
安禄山胆敢冒死进京，又不断受到唐玄宗的亲厚，最后在唐王朝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发叛乱，都是与进奏院提供的情报分不开的。
宋明清间谍机构
唐时曾设有“武德司”，掌管传布皇帝诏命。唐卢龙节度使朱曾以李忠正为“皇城使”。五代时的“皇城使”主要由皇帝亲信担任，以拱卫皇城，至宋代沿设。太平兴国六年（981）宋太祖改“武德司”为“皇城司”（或称“皇城探事司”），其主管人员为“皇城司斡当官”七人，“掌宫城出入之禁令”，并统率所属的“皇城卒”（或称“探事卒”和“察子”），“周流民间，密行伺察”，是对内、对外的专职谍报机构。
宋真宗时，门使王遵度入主皇城司，便派遣皇城卒在国内各地四处窥探侦察，并滥用侦察特权，不论皇城卒密告哪一个人，都不由分说地予以逮捕拷打。
宋仁宗时，皇城司监控的主要对象竟为宰相。苏东坡在《上皇帝书》中说：“事关廊庙，则宰相侍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皇帝又以台谏、监察御史配合皇城司行动，鼓励“风闻弹人”，奏弹不当也不负任何责任。并规定御史每月必须奏事一次，叫做“月课”，皇城卒则随时随刻可以密告。弄得朝廷百官，人人惶恐自危，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宰相章得象以默默无所作为著称，另一宰相李源，竟被取了一个“没嘴葫芦”的绰号。宋朝对外的监控活动也主要由皇城司执行。当时朝廷规定：凡出使契丹的使者，必须由两名皇城卒以外交人员的公开身份跟随出访，以便随时监视、控制使者。
南宋时，金国大间谍秦桧控制皇城司，大兴特务恐怖统治。《宋史·秦桧传》记载：“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涉谗议即捕治。”曾力荐岳飞抗金的宰相赵鼎，因与秦桧意见不合，被罢官贬谪，在边远地区仍遭到秦桧的胁迫，终不食而死。其门人故吏闻讯后，仅叹息了几声，便被皇城察事侦知，于是“亦加以罪”。这种告密与特务统治，使朝野上下日夜担心会飞来横祸，连通书信互致问候，甚至互相串门拜访，也顾忌身后跟有“尾巴”。一时京城笼罩在恐怖气氛之中。秦桧正是利用了宋高宗的怂恿支持和数百名皇城卒日夜在京城内外的侦探，才得以维持其独裁统治长达二十五年之久。
南宋华岳《翠微北征录·采探之法》说：“惟能依此置铺，召募间谍，明远斥堠，则屯边之兵无事得以休息，有事不至窘束……札探立铺，皆所以重采探，专候望也……每铺三十人，每屯各有三人。或遇有故，则甲探报甲，乙探报乙。彼此互见而不至于隔越，远近交通而不至于断绝，是谓聚探。”可见当时边境设置有专门的情报间谍机构——边铺。
明初时，明太祖朱元璋效仿三国“霸府”的“校事”，设置了检校官。其职责是“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朱元璋派心腹亲信高见贤、夏煜、凌锐和杨完善等人任检校官，做为其在京城的耳目，监控臣僚。朱元璋赞扬这些检校官为“惟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由于检校官只管察听、告密，而且品位极低，没有直接扣押、审讯和处罚的权力，朱元璋便在洪武十五年（1382）特地设置了一个系统完备的间谍特务机构——锦衣卫（全称为“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名义上锦衣卫是负责皇帝安全的亲军卫队，但是实际上负有特殊的任务，即从事间谍侦控活动。锦衣卫最初是由皇帝的仪仗队“仪鸾司”改建而来，1367年时又改名为“拱卫司”，三年后又更名为“亲军都尉府”，是皇帝的专属警卫部队。锦衣卫成立后，设指挥使一人，正三品，统率包括将军、力士、校尉等官卒共一千五百多人。添设了专门的法庭和监狱，主要职责为“盗贼奸宄，街涂沟洫，密缉而时省之”。锦衣卫下属机构有南、北镇抚司，设镇抚二人，五品，掌管缉捕、审讯及行政事务。自其成立后，朱元璋便将一切重大案件委之以锦衣卫处理，所以时人称锦衣卫奉诏办案为“诏狱”。至明世宗时，锦衣卫人数竟达十五、六万，比成立时扩大了一百倍。
由于朱元璋曾做过僧人，剃过光头和做过盗贼，所以极为忌讳“生”（音同僧）、“光”、“则”（音同贼）和“道”（音同盗），并暗中派锦衣卫去街头巷尾四处暗察，侦探有什么人在背地里触迕这些忌讳字眼，指桑骂槐地诅咒他。朝廷有些官员在上表文时，无意写了“作则垂宪”、“垂子孙而作则”、“仪则天下”和“圣德作则”等一些贺语，朱元璋便认作是骂他为“贼”，即令锦衣卫当场“廷杖”至死。一篇贺表中有一段赞美朱元璋的话：“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朱元璋读后大怒道：“生者僧也，骂我当过和尚。光是剃发，说我是秃子。则音近贼，骂我作过贼。”喝令锦衣卫将上表者打入死牢。另有一位老臣的表文中有“天下有道”四个字，朱元璋发怒说：“这该死的老儿还骂我是强盗呢！”
正因为有如此多疑暴戾的皇帝，所以锦衣卫也更加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了。
朱元璋赋予锦衣卫的“廷杖”特权，极为残酷。朱元璋曾下令锦衣卫将其亲侄子朱文正用“廷杖”活活打死。明武宗和明世宗也曾让锦衣卫“廷杖”几百人，当场打死几十人。成为明史上最大的“廷杖”案例。锦衣卫的酷刑名目繁多，有“全刑”，即让犯人备受械、镣、棍、拶、夹棍等五种酷刑；有使“百骨尽脱”的“琵琶刑”；有套戴三百多斤重的“枷刑”；还有断脊、刺心、坠指、灌鼻、钉指、炮烙、挺棍、燕儿飞、拦马棍和一种煮沥青以剥人皮的惨绝人寰的酷刑。《明史·刑法志》说：“刑法有创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
锦衣卫的胡作非为，使朝野忿愤不满，朱元璋自己也发现锦衣卫恃仗特权，严酷凌虐，势力日大，于是在洪武二十年（1387）决定罢撤锦衣卫，下令焚毁刑具。但是时隔不久，明成祖朱棣夺得帝位后，为了镇压建文帝的臣下，又恢复了锦衣卫，并宠信锦衣卫指挥使纪纲。纪纲便又大行间谍特务活动，四处布置密探耳目，时时侦察或刺探，甚至栽赃诬陷，又使锦衣卫的恐怖特务统治死灰复燃。明英宗复辟后，更是利用纵容锦衣卫，“虑廷臣党比，欲知外事，倚锦衣卫官校为耳目”。一直到（1644）明朝覆灭，锦衣卫这一间谍特务机构也随之灭亡，前后时间达二百六十年之久。
明朝除锦衣卫这一间谍特务机关外，还有并称“三厂”的东厂、西厂和内行厂。
明成祖朱棣夺取帝位后，一面废除洪武诏令不用，恢复了锦衣卫诏狱，一面又于永乐十八年（1420）在北京东安门外设立了另一间谍特务机构，即东厂。其主要职责是“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并命亲信太监为东厂提督。人们将锦衣卫和东厂并称为“厂卫”。东厂人员都是从锦衣卫中挑选最狡猾最狠毒的特务来充当。有役长（也叫“挡头”）若干人，率有“番子”（侦探间谍的称呼）数千人，分赴各官衙和各地从事监视和侦探。
值得指出的是：朱棣在控制、驾驭间谍机构方面，有其独特的手段。他一方面让锦衣卫人员调入东厂，一方面又暗使东厂提督监视锦衣卫，使厂、卫两家互相牵制，不得擅权，并都单独直接向朱棣负责报告，从而使朱棣得心应手地控制调动厂卫两家为其服务。
明成化十三年（1477），明宪宗又设立了一个间谍特务机构叫西厂，由亲信太监汪直掌领，其规模比东厂大一倍。汪直“分命诸校广刺督责，大政小事，方言巷语，悉拣以闻。”汪直上任不久，朝野各地便深受西厂特务的监视、诬告、酷刑之苦，大学士商辂冒死上奏道：“近日伺察太繁，政令太急，刑网太密，人情疑畏，汹汹不安。盖陛下委听断于汪直，而直又寄耳目于群小也。中外骚然，安得其无意外不测之变！”明宪宗表面上对商辂大发脾气，但内心对汪直的权势开始提防。由于东厂太监提督尚铭不服汪直的指挥，便决定先发制人。他派“番子”暗中时时跟踪侦察汪直的一些阴私不法行为，然后立即密告明宪宗，终于在成化十八年（1482）罢撤了西厂和汪直。
明武宗正德初年（1506），太监刘瑾在把持东厂的同时又恢复了西厂，并控制了锦衣卫，“厂卫之势合矣”。1508年，刘瑾又秘密设立了另一个间谍特务机构——内办事厂（简称内行厂），由自己亲自任提督，其权势凌驾于朝廷一切机构之上，锦衣卫、东西厂也都在内行厂的监视控制之下。明代的间谍特务机构至此达到顶点，刘瑾也因此被称为“立地皇帝”，可见其权势之大。
刘瑾操纵“三厂一卫”，对朝野进行了大规模的特务活动。“毛举宫僚细过，散布校尉（即间谍），远近候伺，使人救过不瞻”。间谍特务遍布全国各地，如水银泻地，无隙不入，被诬告冤死的官民达数万人之多。譬如为明王朝立有汗马功劳的兵部主事王守仁，因得罪了刘瑾，当场被拖下去痛打五十大板，并贬官流放至边远地区。心胸狭窄的刘瑾还是不放过他，暗遣内行厂“番子”在路上跟踪窥伺王守仁，欲乘机刺杀他。王守仁绝望之下，只好在深夜假装投河自杀，留下了绝命诗，并浮帽子、鞋子于水上，这才摆脱了“番子”的盯梢，拣回了一条命。当时之人，听见“内行厂”三个字，无不毛发耸然，惊恐万状。
明正德五年（1510），刘瑾与朝廷文武大臣的矛盾趋于白热化。御任监军张永乘明武宗酒醉之时，单独告发了刘瑾的谋反阴谋，促使明武宗下令逮捕刘瑾及其党羽。当明武宗得知从刘瑾家中搜出了金银珠宝数百万、一枚伪玺及衮衣、玉带、兵器等禁物，特别是发现刘瑾时时拿在手里的扇子中竟藏着两把微型匕首，明武宗大发雷霆，下旨将其押往诏狱审判。不久，刘瑾和他的亲族十五人以及党徒吏部尚书张彩、锦衣卫指挥使杨玉等全部被处死。西厂和内行厂也全都被撤销。
明天启年间（1621~1627），太监魏忠贤阉党专政，间谍特务恐怖统治之祸亦随之而来。魏忠贤派亲信控制了锦衣卫和东厂，派出千余名“番子”四处侦探，名为“打桩”，此外还勾结京城的流氓无赖，鼓励告密，名为“打事件”。凡告发一件事，便付一定的赏钱，名为“买起数”或“买事件”。在朝廷各衙门中都派有东厂“番子”监督，名为“坐记”；凡拷讯重犯时，必须有“番子”到场监审，名为“听记”。如“听记”未到，则不得开审。官员不堪其苦，怨声载道，“厂卫之毒极矣”。
东厂的特务侦察任务是在每月初一以抽签的方式分配。数百名“番子”轮流抽签，抽到哪支签，则去监视侦察某一对象，时间为一个月。所获得的情报可以直接在深夜从宫门缝中投入，再由宦官直接呈送皇帝，所以皇帝对全国各地之事随时巨细皆知。魏忠贤也因此倍受恩宠，号为“九千岁”。其门下有号称“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臭名昭著的阉党骨干。他们把持朝廷大权，无所不为。副都御史杨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宫中府中，大事小事，无一不是忠贤专擅，反觉皇上为名，忠贤为实。”杨涟也由此遭到魏忠贤东厂“番子”的诬告，终被活活折磨而死。从此，朝臣或趋炎附势，或缄口不语，外臣也纷纷奉承拍马。浙江巡抚潘汝桢为魏忠贤在杭州西湖畔造了一座魏忠贤的生祠——普德祠。其规模之宏伟，建筑之精巧，与宫殿一般。祠中的魏忠贤塑像，用纯金铸成，连腹中五脏六腑都是用珠宝玛瑙制成，衣着华丽，与帝王相差无几。1627年，崇祯帝即位，魏忠贤失去了靠山。朝野官民纷纷上疏奏劾。崇祯帝责问潘汝桢为魏忠贤营造与帝王同等规模的普德祠一事，嘉兴贡生钱嘉徵又上书列举魏忠贤利用厂卫犯下的十大罪状，要求清除魏门奸党。魏忠贤惊恐之中，畏罪上吊自杀。崇桢帝下诏分其尸首，悬其首级示众。但是，崇桢帝却又派心腹太监提督东厂，“倚厂卫益甚，至国亡乃止”。到1644年明王朝灭亡，厂祸也与卫祸一样，同时走向灭亡。
明朝的间谍特务机构，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是空前绝后的，也是最黑暗的。“三厂一卫”的间谍特务机构，非但没有加强明王朝的统治和国家的安定，反而造成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崩离析，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削弱了中央集团的统治力量，大大加深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是间谍机构及其活动的畸形发展状态。间谍机构的多方设置和职责界限不明，又造成了各机构之间彼此互相倾轧、互相拆台、互相邀功的混乱局面，使间谍侦察活动畸变成为诬陷造谣行为，使审讯演变为逼、供、信的严刑拷打。真实性大打折扣，真伪混杂，难辨一是，从而导致其最终必然走向衰亡。
清时，鉴于明朝间谍特务机构祸乱朝纲的教训，“易锦衣为銮仪”，做为仪仗机构，但还是没有完全摆脱厂卫的阴影，“銮仪卫”依然“有缉事员役在内院门首，访察赐画”的侦察特权。另设有“察院”，其职责为“专司京师访缉逃盗，稽察奸宄等事”。后来因为给事中张国宪上疏力陈请“罢缉事员役”，銮仪卫才被取消秘密侦察的特权。
清代虽然没有正式公开的间谍机构，但是统治者对臣民的侦控丝毫不亚于前代。其主要方法有二，即：皇帝亲自派遣心腹侍卫外出从事间谍活动及施行密折制度，形成了有间谍活动之实无间谍机构之名的特殊用间形态。
雍正皇帝在这两点上最下功夫。他设置“观风整俗使”，去各地侦探督抚的情报，又派心腹侍卫（也叫“逻察”）在京城内外到处秘密行动，窥察臣僚的一言一行。譬如广东布政使王士俊、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和直隶总督李绂等，离京赴任时，雍正都密遣“逻察”扮作“忠愚之随从”或“厚道之仆人”，与其同行，对其进行跟踪侦察。不过，雍正用间的思想似乎借鉴于李靖的“间所以能成功，亦有凭间而倾败”的思想，他仅仅给予“逻察”以暗察权，但不赋予拘杀特权。以至造成他既相信间谍但又不重用间谍的状况。他派甲间谍去侦察别人，又派乙间谍去侦察甲间谍，从中筛选出真实的情报。由于皇帝派出的密探人员不足以遍布各地，所以皇帝便常常专谕各地督抚派遣间谍以弥补不足。尤其是对付民间秘密结社，曾多次采用“每一州县各派眼目一人访缉”的用间方式。
“密折言事”制度始于康熙，盛行雍正、乾隆。雍正曾亲自制定科道官员实行密折言事的制度：“各科道每日一人上一密折，轮流具奏，一折止言一事，无论大小事务，皆许据实敷陈，即或无事可言，折内亦必声明无言之故。”这样，就把间谍职责寓于各级政府官员的职能之中，形成了一张巨大的密察密奏之网，牢牢地监控着中央与地方的各级政府机构。即使是“风闻之事”，也必须“即行密奏”。康熙时，为了绝对控制臣民，康熙不但鼓励密折制度，还将心腹“逻察”派往江宁、苏州、杭州的“江南三织造署”，使其成为皇帝直接设立的三个秘密情报站。
由于密折制度要求各级官吏按规定频频上奏，所以官吏们后来实在无事可奏时，或海阔天空泛泛而谈，或鸡毛蒜皮敷衍了事。康熙曾就此埋怨道：“设立科、道官员，特为参奏政事，今观都御史以至科、道，条奏者甚少”；“近时言官奏疏寥寥，虽间有人奏，而深切时政从实直陈者甚少。”雍正为了鼓励密折上奏和严格密折纪律，曾规定：“凡有密奏，密之一字，最为切要。臣不密则失身，稍有疏漏，传播于外，经朕闻之，临贻害于汝非浅，追悔亦莫及矣。”如有泄漏者，不论是有意或无意，“概照泄漏军机律治罪。”
清咸丰年间，清王朝为了镇压对付太平天国，又成立了“情报采编所”。当时湖北巡抚衙门的低级巡捕官张德坚，经过长时间、多方面的明审暗察，获取了太平天国的众多绝密情报。于是他又将其分门别类，编成了一册有关太平天国的情报汇编，但未引起上司的重视。直到张德坚托人辗转攀附上湘军头领曾国藩后，才被曾国藩看中。于是曾国藩下令由张德坚负责组建了一个专门对付太平天国的情报采编所，编辑了一本《贼情汇纂》。《贼情汇纂》有十二卷，起迄时间为1805年至1856年，对太平天国的主要首领、制度、宗教、文化、兵员成分、军队数量、根据地和物资储备等情况，都搜集了大量的情报，而且极为详细准确，“彼（太平天国）中一举一动，纤悉靡遗”。书后又有大量附录和有关太平天国文告、印信、服饰、旗帜等附图。《贼情汇纂》编完之后，情报采编所也便自行解散了。
清道光年间，各帝国列强频频派间谍前往中国大肆进行侦察活动。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阿美士德”号间谍船在中国沿海以从商为名，在停泊的海域内，测量水道、海湾，绘制航海图。1880年，日本人山县有朋上呈给日本天皇的《邻邦兵备略》，就是根据间谍在中国刺探获得的情报所编纂的。1886年，日本人在汉口建立的“乐善堂”就是日本间谍中心，此后又扩展到了北京、天津、重庆、长沙等地。“乐善堂”头目荒尾精在上海成立的所谓“日清贸易研究所”，则是彻头彻尾的间谍大本营。1893年，日军参谋次长川上操中将也悄悄潜到朝鲜的釜山、仁川和中国京、津、沪、南京等地，重点窥探清军的军备、士兵、训练、军队装备和地形地貌等，为不久爆发的甲午战争准备绘制了朝鲜、中国东三省和渤海湾的详细军事地图。清政府对俄、英、法、德、日等国间谍以“商人”、“探险家”、“传教士”等身份为掩护从事的间谍活动，竟无丝毫提防察觉，直至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爆发后，才知大事不好。于是在清末，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近现代的间谍机构——军咨处第二厅，专门负责对外各国的间谍与反间谍活动。该厅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共设有五个科，以具体进行的间谍与反间谍国别进行分科。第一是日本、朝鲜科；第二是俄国科；第三是英国、美国及使用英语国家科；第四是德国、奥国及使用德语国家科；第五是法国、意大利及使用法语国家科。
军咨处第二厅主要职责是对外反间谍，对内的间谍机构不见于文献，但其间谍活动依然是遵循康熙开创的“逻察”和“密折”制度，摇摇欲坠地一直维持到清王朝的彻底覆灭。
第三节 间谍技术与称谓
（一）间谍技术
窃听
世界上最早的窃听器是我国在战国时期发明的。《墨子·备穴第六十二》记载道：“今陶者为罂，容四十斗以上，固之以薄革各革，置井中，使聪耳者伏罂而听之，审知穴之所在，凿穴迎之。”史学家岑仲勉先生引唐李筌《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地听，于城中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令人头覆戴新瓮（即），于井中坐听，则城外五百步之内有掘城道者，并闻于瓮中，辨方所远近。”唐杜佑《通典》引李靖语说：“地听，于城内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以新罂用薄皮裹口如鼓，使聪耳者于井中，托罂而听，则去城五百步内，悉知之……有孔城地道声，并声闻瓮中，而辨之方所近远矣”。宋代陈规《守城录》也记载：“闻虏于太山庙穴地道，高广丈有半，将由景福寺出，公集僚属议。张斌曰：‘兵法当设瓮听，以无目人司之，知其远近。’皆此种罂听之遗法，用瞽目人者，取其用心专一。”南宋华岳《翠微北征录》记作“缶听”。
唐代还有一种更简便易携带和更具效果的窃听器问世。《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五“游奕地听篇”记载道：“地听，选少睡者令枕空胡鹿（葫芦形空心枕头），有人马行三十里外，东西南北皆有响应于胡鹿中，名曰地听，可预防奸。野猪皮为胡鹿，尤妙。”《李靖兵法》卷中“部伍营阵”篇说：“至夜，每阵前百步外，各着‘听子’二人，一更一替，以听不虞，仍令‘探听子’勿合眼睛……令人枕空胡禄卧……则先防备。”明代何良臣《阵纪·技用》说：“令少壮者，枕大空葫芦，卧幽静处，人行二十里外，东南西北皆知之，名之曰地聪。”
由此可知：地听（或称：瓮听、罂听、缶听）是用来探听城外有无挖地道之声；葫鹿（或称：胡禄、葫芦、地聪）则是用来窃听有无人马行走之声。用途相同，对象各异，宋代曾公亮的《武经总要》亦有记载。
宋代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九又记载了另一种窃听器：箭囊听枕。它是用军士们装箭用的牛皮箭囊吹足气后，作卧枕，“取其中虚，附地枕之。数里内有人马声，则皆闻之，盖虚能纳声也”。沈括不仅描述了“箭囊听枕”的作用，而且还指出其中的科学道理，即是一种利用声学效应的共鸣箱。明末时，张献忠就常用此法“伏路静听”，准确掌握了敌军动向。
在江南一带，还有一种因地制宜的“竹管窃听器”，它是用一根根凿穿内节的细长毛竹连接在一起，敷设在地下、水下或隐蔽在地上和建筑物内，进行较短距离的窃听。
通讯
由于间谍情报必须绝对保密，万一稍有疏忽，泄露军情或贻误军机，都将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古代的情报通讯方法有其独特之处。清代魏源《圣武记》卷十三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清康熙初年，吴三桂尚未叛清时，奉诏讨伐贵州水西土司安坤。吴三桂见敌军兵众将精，便下令各路军队“于六归河会剿”，但命令中却将“六归”误书为音近字“陆广”，结果各路将领不知其意，造成“三路声息隔绝”，“吴三桂受困二月，粮尽”，岌岌可危。幸得贵州提督李本深从敌方间谍口中得知真相，急忙“整兵入援，困乃解”。魏源对此曾感叹道：“以一字之误，几覆全军，亦史世罕见。可见古大将亲治军书之不可忽。”
为了达到情报的快速、准确传达，古代约有五种通讯方式：
一是利用邮驿。早在殷商时代，甲骨文中就有邮驿的记载，一般多作。周代又称为“传”、“馆”。春秋战国时称“遽”、“邮”、“置”。战国有“骑传候”专管情报快速传递。秦汉魏晋时称“驿”。唐时又称“馆”。宋时称“急递”。元时称“站赤”。明清时则称“邮驿”。
司马迁《史记》说，舜时曾设置二十二名“纳言官”，“明通四方耳目”，“夙夜出入”，专司传递情报之职责。西周时的“大行人”、“小行人”和“行夫”都是利用步行或车船传递情报。春秋时，又出现了“乘遽”的单骑快马通信。据《左传·昭公二年》记载，郑国子产探知公孙里叛乱情报后，利用“乘遽”返回都城平叛。当时的“乘遽”和“邮”的传递速度极快，正如孔子所比喻的那样：“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战国时，又出现了私人间谍情报通讯网，譬如信陵君在魏国情报官急报赵国边境烽火四起时，稳若泰山地劝魏王不必惊慌，“此乃赵王狩猎也”。可见信陵君有效率很高的私人通信情报机构，能迅速、完备、及时地向他密告情报。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也自有一套通信系统，名义上是互通问候家书，实际上是情报通讯网。
魏晋时，又设立了“健步”、“急脚子”和“快行子”的邮卒，但他们更多地是传递军事情报。为了使其制度化，魏文帝曹丕还制定了《邮驿令》这一我国最早的邮驿法。其中最重要的是“插羽”，即紧急公文或绝密情报必须插上羽毛，日夜不停地传递，颇类似于后世的鸡毛信。
三国时，曹操派蒋干为间去吴军大营中劝降周瑜和刺探军情时，就是利用东吴独有的“水驿”，前往周瑜军营的。
宋时，邮驿日益军事化。由“急脚递”、“马递”、“步递”等“铺兵”担任。宋太祖还下诏令“诏诸道邮传以军卒递”，又建立了“斥堠铺”和“摆铺”。以兵代民通信，完全是为了军事保密的需要。所以为了防止“铺兵”逃跑泄密，就在其背、胸、面、臂上，刺上青字，以此加以控制。南宋华岳《翠微北征录·聚探》也记载道：“札探立铺，皆所以重采探，专候望……今日聚探，尽革前弊。谓如沿边十五铺，每铺三十人。每屯各有三人。或遇有故，则甲探报甲，乙探报乙。彼此互见而不至于隔越，远近交通而不至于断绝。”他又说：“游奕小探，谓拣募轻捷骁勇马军，往来于边铺空阙之处，必要探知贼人消息。”
南宋时还制定了相当完备的通信法规，即《金玉新书》。其中规定：涉及边防军事情报而盗窃或泄露者，处以斩刑。元代也制定有《站赤条例》，设“铺马札子”为情报传递员。明清时，邮驿几乎完全军事情报化。譬如朱元璋曾明令规定：“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清时的军机处常常在情报上写有“马上飞递”字样，要求快速传送。密札制度也是由邮驿来完成的。
二是利用动物。春秋时始用马来传递情报。南北朝时，用骆驼来送情报，叫做“驼驿”。唐代还设有“明驼使”，大将哥舒翰就常用此向唐玄宗传送各地藩镇情报。还有用犬狗的。晋时，陆机就常把书信装在竹筒里，绑在一只叫“黄耳”的骏犬颈上，传送到几百里路之遥的地方去。元代设立的“狗站”，则更是边境中的专职情报通信站。
最值得一提的是以鸽子来传递情报。鸽子是被人类最早使用传递情报的动物之一。据《圣经》记载：上古洪水泛滥时，挪亚乘方舟逃生，为了得知洪水是否退落，便派鸽子前往侦察，如洪水已退，便叫鸽子衔一条橄榄枝回来。不久，鸽子衔一枝鲜橄榄枝飞回，挪亚驾方舟前去一看，洪水果然已退。
我国古代最早使用鸽子传递消息的记载，见于五代王仁裕所写的《开元天宝遗事》：“张九龄（唐玄宗时的宰相）少年时，家养群鸽。每与亲知书信往来，只以书系鸽脚上，依所教之处，飞往投之。九龄目之为‘飞奴’，时人无不爱讶。”另据唐代文献记载，当时还有用经过训练过的燕子和海东青（鹘）来送信等方法。
宋时，鸽子便完全应用到了间谍情报的传递上。据《宋史，夏国传上》记载：“福与怿（福即宋主将任福；怿即宋前锋桑怿）循好水川西去，未至羊牧隆城五里，与夏军遇。怿为先锋，见道房置数银泥盒，封袭谨密，中有动跃声，疑莫敢发。福至发之，乃是哨家鸽百余，自盒中起，盘飞军上，于是夏兵四合，大败宋军，福等皆战死。”这是西夏军队布下伏兵，用一百多只军用信鸽来作为伏兵发起攻击的情报信号，从而一举获胜。明代何守法《投笔肤谈·方术第十》称此为“封鸽代谍”。据周密的《齐东野语》说，南宋时，川陕宣抚使张浚前去视察素以“纪律极严”著称的曲端的军队。张浚“按视端军，端执挝以军礼见，阒无一人。公异之，谓欲点视。端以所部五军籍进，公命点其一部。于庭间开笼纵一鸽以往，而所点之军随至，张为愕然。既而欲尽观，于是悉纵五鸽，则五军顷刻而集，戈甲焕灿，旗帜鲜明。”曲端平时以鸽传送信息练兵，战时则以鸽传送情报调兵，可谓运用之娴熟。
三是利用烽燧。最早利用烽燧传递情报的记载是《史记·周本纪》：“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则举烽火。”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解释说：“昼日燃烽以望火烟，夜举燧火以望火光也。”“皆山上安之，有寇举之。”《墨子》中已有专门解释烽燧的论述：“城上烽燧相望，昼则举烽，夜则举火……遣卒候者无过五十人，客至堞，去之，慎无厌逮。”史学家岑仲勉注道：“此言派出斥候及烽火告警法。卒候，今名侦探或间谍。”《史记·魏公子列传》说：“公子与魏王博，而北境传举烽，言赵寇至，且人界。”可见都是以烽燧来传递报警情报。秦汉时，建立了大量烽火台，“起烽燧，十里一候。”又叫“亭”、“烽台”、“烟墩”、“墩台”等。近年出土的秦制铜“杜虎符”上有十字：“燔燧之事，虽毋令符，行也。”汉代居延汉简中有《塞上烽火品约》，品约规定：若敌寇不满一千人，则燔一积薪，超过一千便燔二积薪，若攻亭障则燔三积薪。隋唐时，又规定：“若贼少，举二烽；来多，举三烽；大逼，举四烽。”
由于烽燧敌我均可见，所以又制定了特别的形式来予以保密。譬如南宋华岳在《翠微北征录·反泄》中说：“我秘敌泄，则胜常在我。”“反泄之法有四：一曰号召……二曰旗帜……三曰金鼓……四曰烽燧：谓昔以一燧为遇寇，二燧为索救。今则反以一燧而为索救之号；昔以无烟为无事，有烟则有警；今则反以有烟而为无事之验，是为反泄。”因为烽燧信号单调显目，不可能传递复杂绝密情报，所以其作用局限于边境较为简单的情报通讯传递。
四是利用水漂。即利用流动不息的河水，从上游向下游传送紧急军事情报。隋大业十一年（615）时，隋炀帝被突厥重重包围于雁门，形势极为危急。隋炀帝几次派人突围外出去搬救兵，都被突厥捕杀或受阻。于是，隋炀帝“从围中以木系诏书，投汾水而下，募兵赴援。”果然，下游隋军得信后，立即发兵救援，击退了突厥。《隋书》还记载隋将史万岁平陈时，因“水陆阻绝，信使不通”，无法与主帅杨素取得联系。史万岁急中生智，将战场军事情报放在竹筒中，浮江而下，终于漂到了杨素的帅营。杨素根据情报及时调遣军队开往前线。明代用间大师王守仁在与叛军朱宸濠作战时，就制作了数十万块“免死牌”，牌上刻写着只要叛军士卒谁持有该牌，便可在战败被俘时免予死罪等字样，然后投入长江上游，木牌顺流漂至明军久攻不下的安庆朱宸濠军营中，人人蜂拥争抢，军心涣散，逃兵不计其数。王守仁利用水力传递瓦解敌军的“情报”，有力地摧毁了朱宸濠的军队。被后人称之为“水电报”。
五是利用纸鸢（即风筝，也叫“纸鸱”，俗称，“鹞子”）。纸鸢是我国古代情报通讯的独特发明。早在战国时，《墨子·鲁问》就记载道：“公输子削竹木为昔隹，成而飞之，三日不下。”虽然所述夸大，但这种纸鸢的前身在许多古文献中均有记载，并称之为“木鸢”或“飞鸢”。据宋人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一记述：“今之风筝，古之纸鸢也。创始于韩淮阴。方是时，陈反于代，高祖自将征之。淮阴与约从中应，作纸鸢以为期，谋败身戮。”这是最早关于纸鸢用于间谍情报传递的记载。
《资治通鉴》卷一六二完整详细地记载了南北朝梁末年侯景叛乱，梁太子萧纲用纸鸢传递情报的史实：“台城与援军性命久绝，有羊车儿献策，作纸鸢，系以长绳，写敕于内，放以从风，冀达众军。题云：得鸱送援军，赏银百两。太子自出太极殿前，乘西北风纵之。贼怪之，以为压胜（一种迷信的说法），射而下之。”这是用纸鸢来传递书信情报。
唐时，魏博节度使田悦起兵谋反，率兵围攻临。临城守将张拼死抵抗，唐军将领马燧率援军营救，被田悦军队阻隔在城外。张为了与马燧取得联系，以便内外夹攻田悦，便写了一封情报书信，拴在纸鸢上。此“风鸢高百余丈。过悦（田悦）营上。悦使善射者射之，不能及。燧（马燧）营噪，迎之，得书”。马燧由此得知临城内详细情况和张的作战行动方案。
1232年，蒙兵与金兵相争。蒙军围攻金代都城南京（今河南开封）。金廷丞相完颜白撒为了从内部瓦解分化蒙军，便命令部下将策反信绑在纸鸢上，“于城上放纸鸢，鸢书上语，招诱胁从之人，使自拔以归”。
有时也用箭矢来传递情报。《初学记》记载道：“赵氏兵书曰：矢一名信往。”《史记·鲁仲连列传》说：“鲁仲连乃为书约之，矢以射城中，遗燕将。”三国时，曹操为了离间东吴与关羽，将孙权的密书用箭射入关羽营内和樊城曹操守军中，成功地实施了离间计。明代吕坤的《救命书》卷下说：“用善谍之卒，能知贼魁所用腹心主谋及左右才能之人，访获字迹，摹为降书，令善射者拴贴箭上，相约会合之意，射入城中。亦可令上下猜疑，自相杀害。”
密码
间谍情报运用密码进行传递通讯的方法有五种：
一是阴符、阴书。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对“符”的释义是：“符，信也……分而相合。”《孙子兵法·九地篇》已指出“夷关折符”，曹操与杜牧分别注道：“谋定，则闭关以绝其符信，勿通其使”，“夷关折符者，不令国人出入。盖恐敌人有间使潜来，或藏形隐迹，由危历险，或窃符盗信，假托姓名，而来窥我也。”阴符是刻画有特殊符号或制成不规则牙状边缘的信物凭证，其作用为传递情报，调兵遣将。《六韬·阴符第二十四》有专章论述古代阴符的密码：“主与将有阴符凡八等：有大胜克敌之符，长一尺。破军擒将之符，长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长八寸。却敌报远之符，长七寸。警众坚守之符，长六寸。请粮益兵之符，长五寸。败军亡将之符，长四寸。失利亡士之符，长三寸。诸奉使行符，稽留者，若符事泄，闻者、告者皆诛之。八符者，主将秘闻。所以阴通言语不泄中外相知之术，敌虽圣智，莫之能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