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由主将事先暗自规定尺寸长短的阴符，其所代表的“言语”就是一种情报密码。阴符有铜制、玉制、木制、竹制等。阴符也可以作为一种临时的特殊通行证。《墨子·号令第七十》中说：“有分守者，大将必与为信符。大将使人行守，操信符，信符不合及号不相应者，伯长以上辄止之，以闻大将。”一般铜符是为传递情报调动部队之用；木、竹符为特使“出入征险”通行之用。譬如战国信陵君派女间谍如姬窃取魏王铜符，然后“矫魏王令代晋鄙”，夺兵权而救赵国。楚怀王发给鄂君竹符，遣其巡历长江沿岸。
阴书是比阴符更进一步的情报传递密码。《六韬·阴书第二十五》也有专章论述：“武王问太公曰：其事烦多，符不能明，相去辽远，言语不通；为之奈何？太公曰：诸有阴事大虑当用书不用符。主以书遣将，将以书问主，书皆一合而再离，三发而一知。再离者分书为三部；三发而一知者，言三人，人操一分，相参而不相知情也。此谓阴书。敌总圣智，莫之能识。”所谓“一合而再离”，即将一份完整的情报截成三份，分写在三枚竹简上；所谓“三发而一知”，即派三个人分别持此三枚竹简，分别出发，到达目的地后，再将三枚竹简合而为一，便能读通其意义了。这样，送情报的人互不得知传送情报的内容，即使有一人或二人被敌方捕获，也不会泄密。
后世出现文字横写格式后，又采用竖截的方式予以保密。譬如明代有一份情报为：“今昧方之阵中，粮食当绝，早与诸将相议，急需运送，此事必勿急攻。”按“一合而再离”这份情报被截为三份：
今昧
食当
相议
事必勿方之陈
绝早与
急需
急攻中粮
诸将
运送此
分持之人均莫知其意。但将三者左右拼合，再横读，就现出原文了。
阴书较之阴符，其所包含的意义容量要大得多，也详细得多。但是其保密的程度还是不高，即使没有获得三份截文，也能从中窥探揣摩出一些蛛丝马迹来。如从上述阴书的第一、三份中可推测出与“粮食”有关；从第二份中又可猜出“急需”什么物资，因此阴书在实际中使用的并不多，文献史书中保留下来的记载也很少。
二是暗号。以暗号互通信息或传递情报，古已有之。记之较详的是明代无名氏兵书《草庐经略·军号》：“军营有夜号也，恃以防奸也。或以物，或以字……暮夜往来逻军，必低声询问，不知号者，必奸细也。号须记载，以便稽查，毋得重复，亦勿有心，恐有心则为人所觉，而重复则雷同，尤使敌易测也。营外巡视，伏路之军，亦别有号，盘诘外奸，使无所容。先发外号，遣之使出，始发内号，勿令预闻，恐敌擒获因而泄露也。”
三国曹操以“鸡肋”为暗号，意为退兵；南北朝奚达武“觇高欢军，武从三骑，皆效欢军将士服，下马潜听，得其军号，因上马历营，具知敌之情状而返”；唐代李光弼派间谍“自地道入，得军号”；宋代韩世忠“穿贼营，候者呼问，世忠先得军号，随声应之”等案例，都讲的暗号互通信息的作用。这一用法一直沿袭下来。譬如明末兵书《车营叩答合编·第五十九答》就记载了防止敌方间谍化装混入己方军营而规定的种种识别信号。
至于传递情报的暗号，最详尽的莫过于清代的“茶阵”、“路符”和“体态语”。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藏有从中国掠夺去的这方面的详细史料文献。譬如表示“求救”的暗号为：将一只茶碗注满茶水。回答时，如能救者则饮尽半碗茶，如不能救，则弃洒碗中之茶再另倒茶而饮。又如将四只茶盅并排一字形放置，表示将赴危险之境，如饮了第一杯则意为“去替死”。
“路符”也是一种秘密暗号。譬如在某人必经途中，在泥土上画一个大圆圈，表示前面有人接头；画一条蛇，表示执行任务时有人协助；画五个并排三角形，表示将进行刺杀行动。
“体态语”有多种多样，有手势语、身势语、情态语等。譬如遇有紧急情况，则举扇过头，轻摇三下，表示招人参加战事；又如把右手拇指握在其余四指之外，放在头上，则表示“处境危险，紧急求助”的含意。
此外，还有一种以物品读音的谐声来作为一种情报暗号。譬如北宋种世衡派间谍法崧前往西夏进行反间，“遣法崧以枣及画龟为书置蜡丸中，遗旺荣，喻以‘早’、‘归’之意”。“枣”谐“早”音，“龟”谐“归”音。这一类传递情报的暗号需事先约定，但它与阴符一样，所容纳的信息量很小，因此所传递的情报内容也就很有限了。
三是字验。宋仁宗时诏令天章阁待制曾公亮编撰的《武经总要》卷十五曾详细记载了这一情报通讯方法。所谓“字验”，即将各种情报用四十字的一首诗中的一些字来表示。具体要求是：所选的诗不得有重复之字，诗中的每一个字依次表示某一情报。如需报告某一情报，便在诗中规定的某一个字下加上一个符号即可。对方收到后，只需查对密码本即可译出情报内容。譬如《武经总要》记载道：先将军中联络的有关情报编为四十项，即：请弓、请箭、请刀、请甲、请枪旗、请锅幕、请马、请衣赐、请粮料、请草料、请牛车、请船、请攻城守具、请添兵、请移营、请进军、请退军、请固守、未见贼、见贼讫、贼多、贼少、贼相敌、贼添兵、贼移营、贼进兵、贼退军、贼固守、围得贼城、解围城、被贼围、贼围解、战不胜、战大胜、战大捷、将土投降、将士叛、士卒病、都将病、战小胜。
如果出现了四十项中的某一项或几项的情况，则书写一首五言律诗（五字一句，共八句，正好四十个字），按四十项的次序，用一个记号写在五言律诗的第几个字下即可。譬如出现了“被贼围”的情况，按四十项的次序是第三十一项，于是随意写一首五言律诗，譬如用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一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然后在这首诗的第三十一个字“又送王孙去”的“又”字下加个记号，即表示“被贼围”的情报。
这种情报传递的密码，只要对译本不落入敌方，不论是间谍叛变或被敌方捕获，都无法破译其内容，是一种使用简便而又高度保密的情报通讯手段。据《宋史·舆服志六》记载，“字验”为符彦卿在《军律》中所创制。后人李淑又将四十字减省为二十八个字，这样就需用七言绝句（七字一句，共四句，二十八个字）来相配了。
南宋华岳《翠微北征录·利害》也记载了“字验”的方法，但分称其为“名递之法”和“数递之法”。华岳说：“彼有惧其递角（传递信号用的符节）之泄漏也，故立为名递之法。谓如以‘人皆畏炎热’诗二十字为号，写‘人’字号者，即知其为乞军器；写‘皆’字号者，即知其为乞粮食。主将、中枢各收一本，以为辨对，而文牒之外，全无明文及所乞之事，此名递之法也。彼有惧其往来文牒之易辨也，故立为数递之法。谓如以‘湖上新亭好’诗二十字为号，写‘湖’字号者，即知其为乞军器一百件之数；写‘上’字号者，即知其为乞粮食二百石之数。主将、中枢各收一本，以为辨对，而文牒之内全无一字及其所乞之数，此数递之法也。”
四是反切密码。这是明代名将戚继光所发明创制。它是用古代反切的注音方法来编制密码。反切注音方法为：用两个字拼合成另一个字的音。即取反切上字的声母和反切下字的韵母及声调，切出所需注释字的字音。譬如要注“谍”这个字音，则用“得斜”两个字来注音，即取“得”字的声母“d”；取“斜”字的韵母“ie”及“斜”宇的声调，拼切成die音，就是“谍”的字音。
反切密码法利用反切的原理编了两首歌：
柳边求气低，波他争日时。莺蒙语出喜，打掌与君知。
用这首歌的前十五个字作为不同声母的代表字。即柳字代表“1”；边字代表“b”，以下依次类推（注意：古字的读音有些与现代汉语读音不同）。
另一首歌是：
春花香，秋山开，嘉宾欢歌须金杯，孤灯光辉烧银缸。之东郊，过西桥，鸡声催初天，奇梅歪遮沟。
用这首歌的三十六个字作为不同韵母的代表字（注意：其中的金与宾、梅与杯、遮与奇的韵母相同，实际上只有三十三个不同韵母的代表字）。
然后将十五个声母代表字和三十六个韵母代表字按次编上号码，再将当时字音的八个声调也按顺序编上号码。这就形成了传递情报的反切密码，可以用此注出任何字的读音。戚继光由此还编了一本《八音字义便览》来作为教材，进行专门训练。
譬如要传递“已潜入”这一情报，根据歌词，“已”的声母与“莺”同，编码为“十一”；韵母与“西”同，编码为“二十五”；声调是上声，编码是“三”，“已”字的反切密码就是：11·25·3.用书写数字或用拍掌次数即可知道。同样，“潜”的声母与“求”同，编码是“三”；韵母与“天”同，编码是“三十一”；声调是阳平，编码是“二”。又如“入”的声母与“日”同，编码是“九”；韵母与“孤”同，编码是“十四”，声调是入声，编码是“四”。这样，“已潜入”的反切密码就是11·25·3——3·31·2——9·14·4.这种反切密码与现代的电讯密码基本一致。如果再使用方言进行编码，则根本就无法对其进行破译。
五是明码加密。清末时，电报技术输入中国。1871年由上海大北水线电报公司，选用了六千八百九十七个汉字，代以四码数字，编成中国最早的电报明码本。但是为了保密，又设计了将明码本加密的方法，形成了较复杂的密码。这一密码被清末军事及商业情报机构使用，传递发送了众多方面的间谍情报。
明码加密的具体方法是：譬如“布”这个字的电报电码为1530，加密和减密的钥匙均为9853.先用明码的四个数字分别与加密钥匙的四个数字相加：1加9为“10”，凡“10”都作“0”；5加8为“13”，须隐去“10”，只作“3”；3加5为“8”；0（看作“10”）加3为“13”，须隐去“10”，只作3.那么“布”的明码1530就成了密码0383.接收到这四个密码后，再以此减去解密钥匙的四个数字，即：0（看作“10”）减9为“1”；3（看作前已隐去的“10”再加上3为13）减8为“5”；8减5为“3”；3减3为“0”，解密后的数字为1530，又回到明码上去了。
代号
代号是为了对间谍真实姓名、间谍机构、行动方案及有关情报进行保密而规定的代称。在中国古代间谍史上，很早就采用这一技术手段了。南宋华岳《翠微北征录·利害》记载道：“彼有惧其递角（传递情报用的符节）之泄露也……有以色为递者，谓以五色而辨其所申之意。以蓝青而书号者，系乞何人，系在何军。以赤朱而书号者，系乞何物，系在何处。彼有以字代递者，甲乙丙丁之十干，即以为一二三四数目之代用，子丑寅卯之十二支，即以远近里数、殿润升池江鄂驻扎之代称……以至于水陆山险皆有别名，左右前后皆有异号。”
这里讲的主要是以代号传递有关情报。其采用的方法非常巧妙，或以五色为代号；或以天干地支为代号，其保密性很高，并且避免重复，有多种变化。将部队驻扎地及有关水陆山险及左右前后的营地都编上代号，有利于间谍传递情报。相反，如果将敌方的营地和地段也编上代号，则能更简便更保密地进行间谍活动。
明代时，为间谍制定代号的记载也屡见不鲜。譬如《流寇志》卷二曾记载道：明末，明王朝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疯狂镇压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运动，他们一方面派出大批军队进行残酷围剿，一方面在各城镇大肆搜捕农民起义军派出的间谍。当时，明军曾在长天捕获了三名起义军间谍，他们都有间谍代号，分别叫“乌风鬼”、“黑旋风”和“鬼见愁”。可见当时的间谍代号类似于绰号。从时代和命名上看，其与《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将的绰号有关，如黑旋风李逵、豹子头林冲、鼓上蚤时迁等，这种以绰号为间谍代号的命名法，在清代也很流行。
隐语
秘语也叫“隐语”、“谬语”或“辞”，即不把本意直接说出而借别的词语来暗示。《武经总要后集》卷四说：“军政急难，不可使众知，因假物另隐语谕之。”《左传·宜公十二年》记载：“军中不敢正言，故谬语。”以秘语来传递间谍情报的事例，我国由来已久。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有专论秘语的“谐隐篇”。文中记载：“汉世隐书十有八篇，歆（刘歆）固编文，录之歌末。昔楚庄（王）、齐威（王），性好隐语。至东方曼倩（东方朔），尤巧辞述。但谬辞诋戏，无益规补。自魏代以来，颇非俳优；而君子嘲隐，化为谜语。”
早在春秋时，《左传·宣公十二年》便记载道：“叔展曰：‘有麦曲乎？’曰：‘无。’‘有山鞠穷乎？’曰：‘无。’‘河鱼服疾，奈何？’曰：‘目于眢井而拯之。’‘若为茅，哭，井则已。’”这段秘语究竟为何意，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史学家杨伯峻先生认为：“当时两军敌对，自不便正言，故为隐语以喻之。”可见此为传递机密的秘语。《左传·哀公十三年》又有记载：“吴申叔乞粮于公孙有山氏，曰：‘佩玉紫兮，余无所系之！旨酒一盛兮，余与褐之父睨之！’对曰：‘梁则无矣，粗则有之。若登首山呼曰，庚癸乎，则诺。’”晋代杜预注：“军中不得出粮，故为私隐。‘庚’，西方，主谷；‘癸’，北方，主水。”据《列女仁智传·鲁臧孙母》记载：春秋时，鲁国大夫臧文仲出使齐国窥察军情时被拘禁。他暗中探知齐国正准备秘密兴兵偷袭鲁国。于是他将此情报用秘语写了一封信给家中老母，信中说：“敛小器，投诸台。食猎犬，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鱼，冠缨不足带有余。”全如一封思念亲人的家信。臧文仲之母接信后便“破译”了此信中的情报，她泣道：“吾子拘有木治矣（被刑械系囚）！‘敛小器，投诸台’者，言取郭外萌（城外百姓）内（纳）之于城中也。‘食猎犬，组羊裘’者，言趣（促）飨战斗之士而缮甲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者，言思妻也。‘臧我羊，羊有母’者，告妻善养母也。‘食我以同鱼’，‘同’者，其文错（纹理交错），‘错’者所以治锯，‘锯’者所以治木也，有木治系子于狱矣。‘冠缨不足带有余’者，头乱不得梳，饥不得食也，故知吾子拘而有木治矣。”
自魏晋出现反切法后，立即被运用于秘语之中。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在《反切语八种》中说：“中国古代最有系统，在音韵上也最有意思的是用反切的秘密语。”《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童谣曰：‘诸葛恪，芦苇单衣蔑钩落，于何相求成子阁。’成子阁者，反语石子冈也。建业南有长陵，名曰石子冈，葬者依焉。钩落者，校饰革带，世谓之钩络带。恪果以苇席裹其身蔑束其腰，投之于此冈。”“成子阁”是“石子冈”的反切音，“成阁”相切为“石”；“阁成”相切为“冈”。此为古代反切秘语之先声。后世的一些切口语，多有“武备”类，由此传递军事情报。
也有用谐音来传递情报的。譬如南宋时，原为宋朝旧臣的施宜生作为金国的特派使节，前往南宋都城临安。金人怕其向南宋泄露金兵即将大举进袭的情报，派了八名侍从间谍紧随在施宜生左右，予以严密监视。施宜生一次乘侍从间谍稍离片刻之机，对南宋吏部尚书张涛说：“今天北风（暗指北方的金国）刮得很厉害呀！”然后他又拿起案上的一支毛笔自言自语道：“笔来，笔来（笔与毕同意，即金兵即将倾巢而来）。”张涛心领神会，立即将情报上奏朝廷。可惜施宜生在以秘语传递情报时，被金国的副使节听到，回到金国后，立即被捕杀。
宋代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三也记载：“大王方用兵，此三十六髻也。”“三十六髻”与“三十六计”谐音。
古代以秘语传递情报的案例很多。譬如唐时，黄国公李在给越王李贞的信中就运用了秘语，信中说：“内人（指武则天）病渐重，恐须早治（指起兵反叛），若至今冬，恐成痼疾，宜早下手，乃速相报。”又譬如称侦察探风为“踩盘子”、称暗杀为“打食”、称盯梢为“跟人”、称间谍为“眼线”、称望风为“赏景”、称危险为“风紧”、称逃跑为“得风”、称被捕为“失风”、称爆炸为“响子”、称枪为“条子”、称刀为“千金”、称子弹为“非子”、称大炮为“黑狗”、称炸药为“狗粪”、称交战为“交亮”、称死为“碎了”、称打胜仗为“落胃”、称打败仗为“让地皮”、称粮尽为“在陈”等等。
由清人张德坚编撰的《贼情汇纂》一书中，记录了太平天国军队的许多情报秘语。譬如卷五《伪军制下》辑有《贼中军火器械隐语别名》凡十九事；又卷八《伪文告下》中辑有《隐语》凡三十三事。其中兵器的秘语有：
大炮改称“洋装”、鸟枪改称“营枪”、火药改称“红粉”、刀改称“云中雪”、火弹改称“先锋包”等。
由此可见太平天国极为重视军事情报的保密，并将此运用到间谍情报的传递上，以增强其保密性。
此外，还有一种自汉代以来的拆字法，也常被后代间谍借用来传递情报。譬如《后汉书·五行志》“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一语，范晔注释为：“千里草为董，十日卜为卓。”暗指董卓将亡。又如称兵为“丘八”、称刘（繁体字）为“卯金刀”、称谢为“言身寸”、称王为“一士”、称裴为“非衣”等。
明代唐顺之纂辑的兵书《武编》，被人称为：“虚实强弱之形，进退作止之废，间谍秘诡之权，靡不毕具。”其书卷二在“用间”、“反间”、“使间”、“乡间”、“内间”、“死间”、“生间”、“俘间”、“漏间”、“不信间”、“谍间”、“察间”之后，还专门辟有“隐语”一节，记载了大量间谍秘语。
暗器
春秋末，姬光为了谋杀吴王僚，设下鱼宴请吴王僚前来品尝。又派刺客专诸把“鱼肠剑”藏在炙鱼肚里，乘端上鱼之时，突然从鱼肚中拔出“鱼肠剑”，朝吴王僚猛力刺去，锋利无比的剑刃刺穿其铠甲，直入胸膛，吴王僚当场毙命。可见这种“鱼肠剑”的体积很小，刀锋极利。《越绝书》曾记载说：“欧治作五剑，小刑二，一曰鱼肠。”北宋沈括《梦溪笔谈》称其为“松纹剑”。后人因此而又称其为“专诸进”。《释名·释兵》说：“剑，检也，所以防检非常也。”显然是说剑是一种非正规作战的兵器，用来“防检非常”。我国最早的青铜剑出土于长安张家坡西周墓中，其剑身中间较厚，称为脊；两侧有刃；前端尖锐，称为锋；后部有柄。全长不过一尺（古制，比今制短），有如一片柳叶，非常灵巧。
战国末，燕太子丹派遣荆轲为行动性暗杀间谍，前往秦国去刺杀秦始皇。临行前，太子丹“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赵人徐夫人匕首，使工以药之”，以其刺人，一见血便“人无不立死”。《战国策·燕策三》说：“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史记·荆轲传》也说：“不得持尺寸之兵。”西汉桓宽在《盐铁论》中说：“荆轲怀数年之谋，而事不就者，三尺匕首不足恃也。”荆轲将匕首藏在地图的卷轴中，其体积必小，一直到“图穷”才“匕见”。
《三国志·魏书·典韦传》记载了藏于怀中的微型匕首：“襄邑刘氏与睢阳李永为仇，韦（典韦）为报之。永（李永）故富春长，备卫甚谨。韦乘车载鸡酒，伪为侯者，门开，怀匕首入杀永。”《三国志·魏书·许褚传》记载了一次暗杀曹操未遂的间谍案件：“常从士徐他等谋为逆，以褚常侍左右，惮之不敢发。伺褚休下日，他等怀刀入。褚至下舍心动，即还侍。他等不知，入帐见褚，大惊愕。他色变，褚觉之，即击杀他等。”《魏书·叔孙俊传》记有“两刃匕首”：“于悦怀中得两刃匕首，遂杀之。”南北朝宋文帝刘义隆欲暗杀魏荥阳太守王慧龙，“遣刺客吕玄伯刺之……吕玄伯阳为降人，求屏人有所论，慧龙疑之，使人探其怀，得尺刀”。由于这类微型匕首极难防备，后人又称其为“不忽备”。譬如晋代张载《匕首铭》说：“匕首之设，应速用近，既不忽备，亦无轻忿。”《通俗文》说，“匕首，剑属，其头类匕，故曰匕首。短而便用。”
另一种暗杀武器是毒矢。早在春秋即已出现。《周礼·迹人》记载道，“毒矢射者。”《后汉书·耿传》附《耿恭传》说东汉耿恭攻匈奴时，“以毒药傅矢”，“杀伤甚众”。宋代《百将传》卷四谓之为“汉家箭神”。《三国志·蜀书·关羽传》也记载：“羽尝为流矢所中……医曰：‘矢镞有毒，毒人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隋唐时，东北族“常以七八月造毒药傅矢”，“中者立死”。李商隐《异俗诗》称之为“虎箭”：“虎箭侵肤毒，鱼钩刺骨銛。”少数民族还有一种“吹矢”，即将一支尖针签浸上毒，放在竹筒里，用嘴一吹，毒矢即无声飞出，命中率极高，被射中者立即“血封喉”而死。
这些毒矢被间谍在暗杀中运用得极为娴熟。宋代以后又扩大了其运用范围。譬如出现了带毒的脱手镖（也叫“铁镖”，分：光杆镖、毒镖、带衣镖）、金钱镖（将大铜钱圆边磨出锋利刃口）、袖箭（也叫掷箭）、飞刺、飞刀、飞石、如意珠（也叫“尖铁丸”）、枣核箭（也叫“铁橄榄”和“核子钉”）。明代何良臣《阵纪·技用》曾记载：“铁蒺藜为鬼箭，掷远为飘石。”间谍用这些暗器一来防身，二来暗杀。其携带方便隐蔽，杀伤力强。明代茅元仪在《武备志》卷一〇二中说：“袖箭者，箭短而镞重，自袖忽发，可以御人三十步之远。”《金史·抹燃史搭传》称为“手箭”，“史搭工用手箭，箭长不盈握。”
进入热兵器时代后，明代《火龙神器阵法》记载了一种“九矢铅心神毒火雷”，可同时发射九支毒矢，一旦射中，“见血封喉，顷刻毙命”。还有被称为“机发暗器”的“袖炮”和“铁鸳鸯”等暗器。
戚继光曾在营地禁区内布置了暗弩、铁蒺藜、自犯钢轮火等暗器，以杀伤前来侦探的敌方间谍。尤其是“自犯钢轮火”，实际上是戚继光发明创造的我国第一代多用途地雷。它由卡子和绳索控制，一旦被绊动，立即喷射毒焰杀伤敌方，并同时具有报警的作用。这一“秘密武器”，当时极少有人知其底细，敌方间谍对此惊惧万分，称为“神火”。
毒药
以毒药进行暗杀，古已有之。《左传·襄公十四年》：“秦人毒泾上流，师人多死。”隋时，大将长孙晟与突厥作战，长孙晟说：“突厥饮泉，易可行毒。”便派间谍“取诸药毒水上流”。清代朱逢甲《间书》记载了宋代名将刘在顺昌之战中，采用多种用间手段，迷惑诱骗金兀术上当受骗，并“遣人毒颍上流及草中，戒军士虽渴死，毋得饮于河者。饮，夷三族……时天大暑，敌远来疲……人马饥渴，食水草者辄病”。
宋真宗时，大将曹克明任边远地区巡检。“蛮酋来献药一器，曰：‘此药凡中箭者傅之，创立愈！’克明曰：‘何以验之？’曰：‘请试鸡犬。’克明曰：‘当以试人。’即取箭刺酋股，而傅以药，酋立死。”精明的曹克明由此而躲过了一次毒药暗杀。
明代兵书《城守筹略》及《兵机类纂》均有“毒水毒酒”、“毒酒毙贼”的记载。《武经总要》卷六专门设有“防毒”论述，规定“军行近敌地，则大将先出号令，使军士防毒”……凡敌人遣饮馔者，受之不得辄食。民间沽买酒、肉脯、醢、麸、豆之类，亦须审试，方可食之。明代何守法《投笔肤谈·物略第十一》也有防毒方法：“金杯注酒，遇鸩（毒酒）则焰生。银箸尝食，遇毒则色变。”
密写
为了不使情报显露丝毫痕迹，又能够顺利地传递到目的地，于是古代间谍史上又出现了“密写”技术。即用明矾水或米汤书写情报，待明矾水干后，纸上不留任何痕迹。其作用主要有二：一来可保密，二来可保护传递情报的间谍不暴露身份。
南宋时，秘书省正字曹辅受枢密院之命，身带用明矾书写的情报，秘密前往兴仁，将情报交给宋将曹。曹将此空白纸浸入水中，即显出情报字迹。
1216年，强悍的蒙古兵围攻太原城，太原宣抚使乌古论礼也用明矾水写紧急求援情报，派间谍急送京师告急。
清代著名的“矾书案”，更是运用这一手段的典型间谍案件。1675年，康熙立第二子胤为皇太子。但是胤却大肆扩张势力，甚至与康熙分庭抗礼。康熙深恐被大搞间谍暗探活动的皇太子“今日被鸩，明日遇害”的阴谋手段杀害，以胤“鸠聚党羽，窥伺朕躬起居动作”之罪名，废掉了胤皇太子位，并将其禁锢起来。
1715年春，准噶尔策旺阿拉布坦侵扰哈密。康熙发兵前往征讨。胤得知这一情报后，想利用这一机会摆脱软禁。胤将常为胤福晋治病的一名叫贺孟的医生用重金买通，使之成为其向外传递情报的间谍。胤用明矾水书写一封密信，派贺孟潜出宫去交给正红旗满州都统公普奇，密令其到康熙处为自己求情，并保举他为讨伐阿拉布坦的大将军，这样便可以借机恢复皇太子的地位。但是，这一秘密被辅国公阿布兰侦知，立即向康熙告发，致使胤恢复皇储地位的阴谋彻底破灭。
化装
唐代李筌《神机制敌太白阴经·战具类》记载：“选一人勇捷，语言服饰与敌同者，窃号逐便，怀火偷入营中，焚其积聚。火发，乘乱而出。”南宋时，二十岁的岳飞应募为“勇敢士”，曾“易金兵服”，潜入金营，撞上巡逻兵，便以娴熟的女真话答腔应付。凭借化装，岳飞在壁垒森严的金营中如入无人之境，搜集了大量军事情报，受到了上司的褒奖。
南宋陈规《守城录》卷三说：“贼至黄州，皆剃头辫发，作金人装束。是夜……攻围黄州城及肆掠黄陂县。”这是贼兵利用人们恐慌金兵的心理，化装成金兵以震慑南宋军民。
唐代《李靖兵法·将务兵谋》记载了另一种形式的间谍化装：“潜历山原，密其声，晦其迹，或刻为兽足而印履于中途，或上托微禽而幽伏于丛林，然后倾耳以遥听，竦目而深视。”这是在鞋底刻上野兽的足形，或把头部伪装成禽鸟，将自己隐匿起来的化装。将不得已暴露的部分（如足迹、头部）化装成兽足迹和禽鸟首，以此迷惑敌人，借以靠近敌人窃取情报。
明代时，曾破广西大藤峡乡兵的韩雍，在用间与反间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他在提督两广军务时，探知有人欲遣间谍暗杀他。于是他“防患甚严，心腹一二人外，绝不许登阶”。但是韩雍知道，光靠消极防备是很难阻止暗杀行动的。于是他对心怀可疑的人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化装心理战”：他“内藏磁石，以铁屑涂毛发间，每出坐盖下，须鬓翕张不已。貌既魁岸，复睹兹异，惊为神明焉。”韩雍利用磁石和铁屑的化装，使其成为一个“魁岸”的可怕人物，有效地震慑住敌方，瓦解了暗杀间谍的行刺意志。
伪造
唐时，湖州佐史江琛对刺史裴光书阴怀私怨，为了陷害除掉裴光书，江琛派间谍暗中窃取了裴光书的一些私人信件。江琛“割取其书，合成文理，诈为与徐敬业反书”。这是采取割书拼凑成文的技术手段，诬陷裴光书与徐敬业暗中串通，阴谋叛乱。武则天得知后命令御史予以调查，御史“往推之”，认为“书是光（裴光书）书，语非光语”。但是，“前后三使并不能决”。武则天又“令张楚金劾之”。张楚金也与御史的看法一致，但是却无法说明为什么字是裴光书的字，但是话却不是裴光书的话。一天，张楚金见限命破案期限日近，又难以交差，满腹忧患，“仰卧西窗”。他望着日光穿透了西窗上窗纸的余影，突然受到了启发，“因取反书向日视之，其书乃是补葺而成。因唤州官俱集，索一瓮水，令琛取书投水中，字字解散。琛叩头伏罪”。
江琛“割取其字”的伪造技术极为高明，居然毫无破绽，天衣无缝。但文献记载疏于详述，不得知其具体制作过程了。
清代朱逢甲《间书》记述了明代李充嗣伪造朝廷间谍火牌一事：“十五年（1520），贼兵（朱宸濠）陷九江。公（李充嗣）自将屯采石以塞上游之路。九檄皖城，锐（杨锐，皖城指挥使）相机应敌，发无不捷。节发间谍火牌云：‘为紧急军情事，该钦差太监总兵等官统领边官军十万余……克期进攻江西叛贼。今将火牌飞报前路官司，一体同心防守，预备粮草，听候应用’。宸濠舟至李阳河，遇火牌，览之惊骇。”
朱逢甲评论此事说：“以火牌反问，犹之以书者，此正善于变化者。”
南北朝时有伪造“符信”的间谍案例。高欢“计图尔朱兆，阴收众心。乃诈为兆（尔朱兆）书，将以六镇人配契胡为部曲，众遂愁怨。又伪并州符，征兵讨步落稽。”高欢利用伪造书信惑众，又伪造符信夺兵权，终于使其阴谋得逞。
南宋时，充当金人大间谍的秦桧，为了搞乱南宋经济和谋取暴利，曾伪造“铸钱”。让假钱在市场上流通，使京都市场“物价大昂”，造成经济上的极大混乱，从而加速了南宋政权的灭亡。
拆封
古代情报的传递方式主要是信件，但是，信件又很容易被人拆封，从而使情报泄密。因此早在战国时，就有了“封泥”。“封泥”是在简书用绳捆扎好的绳结处贴上封泥，并盖上玺印，以防被人暗中私拆。出现纸张后，又有了“钤印”。伊朗史学家拉施特在《史集》一书中记载了元代的情报信件保密法：“若军情极其紧急，便书信，然后密封起来再传递……在信封上注明从某处至某处，君主给予每个边将以黑色钤印，以便边将将其盖在信封上以防泄密。”
由于“封泥”和“钤印”，给企图私拆情报信件的间谍带来了困难，于是他们也相应发明了“秘密拆封术”，即采用火烘烤，蒸气熏等方法。譬如明代阁臣岳正“以草诏得罪”，降“广东钦州同知”。但是尚书陈汝言对岳正怨恨极深，便派遣私人间谍将岳正“逮系诏狱，拷掠备至……手梏急，气奔欲死”。由于岳正犯的是“诏狱案”，便在致人死地的紧手梏上贴上了封印纸，任何人不得揭开。有一个叫杨四的人见岳正奄奄一息，如果不解松手梏，岳正必死无疑。于是他用酒灌醉了陈汝言的间谍，想解松岳正的手梏。但是他一见手梏上有封印纸，便无奈地说：“梏有封印，奈何？”岳正说：“可烧鏊（烙饼器，铁制、平圆，也叫‘鏊盘’）令热，以酒喷封纸，就炙之，纸得燥，自然昂起。”这是用一定温度的平铁器，去烘喷有细微水珠的封纸，待封纸干了，就拆封了。杨四用此法果然揭开了封印，“挎其中”（即把手梏的洞挖大）后，“复钉而封之”。陈汝言的间谍酒醒后“觉有异”，但不敢擅自揭开封印，另外换上紧手梏，只得作罢。
密藏
宋代赵升《朝野类要》四“蜡弹”章说：“以帛写机密事，外用蜡固，陷于股肱皮膜之间，所以防在路之浮沈漏泄也。”史书最早记载以蜡丸密藏情报是在756年，《新唐书·颜真卿传》：“肃宗已即位灵武，真卿数遣使以蜡丸裹书陈事。”
蜡丸也称为“蜡书”或“蜡弹”。唐代宗大历元年，华州节度使周智光谋叛，局势岌岌可危。唐代宗欲密令河东副元帅郭子仪率兵回京平叛，但是京师四周均被周智光的密探势力所控制。为了防止诏书泄密，唐代宗“召于仪女婿，工部侍郎赵纵受口诏往河中”，赵纵“请为蜡书”，撕下帛片，在上面书写诏令，然后揉紧帛片为一小团，外面以蜡封裹。再秘遣家僮绕水道将诏书送至郭子仪的军营中。
用以传递诏令的蜡丸密书也称为“蜡诏”。《资治通鉴·后唐》：“梁主登建国楼，面择亲信厚赐之，使衣野服，赍蜡诏，促段凝军。”胡三省注：“蜡诏，犹蜡书也。命出于上，故谓之蜡诏。”
蜡丸密书作为密藏手段，在五代及宋时运用得较为广泛。《旧五代史·尹晖传》：“时范延光据邺谋叛，以晖失意，密使人赍蜡弹，以荣利啖之。”《宋史·李显忠传》：“显忠至东京，刘麟喜之，授南路钤辖，乃密遣其客雷灿以蜡书赴行在。”在密藏蜡书的方式中，主要有“密缝”、“封股”（即割开腿肚子）和“吞腹”。北宋用间大师种世衡对西夏猛将野利旺荣进行反间时，“乃草遗野利书，膏蜡致衲衣间，密缝之”。北宋末年，“金人再犯京师，内外不相闻。朝廷募忠勇士赍蜡书往南京总管司调兵赴援，绶（姜绶）以忠翊郎应募，乃以到股藏书，缒下南壁”。南宋时，岳飞“得兀术谍者”，佯为酒后错认为是自己派出去的间谍，“谍冀缓死，即诡服。（岳飞）乃作蜡书言与刘豫，同谋诛兀术事……股纳书，戒勿泄。谍归以书示兀术，兀术大惊，驰白其主，遂废豫”。
《十一家注孙子》宋代张预对《用间篇》“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也”一句注释说：“欲使敌人杀其贤能，乃令死士持虚伪以赴之；吾间至敌，为彼所得，彼以诳事为实，必俱杀之。我朝曹太尉尝贷（赦免）人死，使伪为僧，吞蜡弹入西夏。至，则为其所囚。僧以弹（蜡弹）告，即下之。开读，乃所遗彼谋臣书也。戎主怒，诛其臣，并杀其僧。”
此外，还有一些木、竹制的情报密藏器。宋真宗时，设立情报传信牌，漆木为牌，长六寸，宽三寸，腹背刻字而中间分开，置凿枘可开可合。传递情报时，将情报小纸条插入牌中槽内，系于脖颈上。据《金玉新书》记载，宋代还有一种小竹筒用于密藏情报，两边洞口用蜡封固，沿途情报传递站铺都要严格检查石蜡封印是否动过，从而保证情报不被泄露。
（二）间谍称谓
邦
《周礼·秋官·士师》：“掌士之八成，一曰邦……三曰邦谍。”郑玄注：“汋者，斟酌盗取国家密事。若今时刺探尚书事。”
邦谍
郑玄注：“为异国反间。”《大戴礼记·千乘上》也说：“以中情出，小曰间，大曰谍。”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释道：“异国欲来侵伐，先遣人往，间候取其委曲，反来说之，其言谍谍然，故谓之邦谍。”清代孙诒让在《周礼正义》中进一步解释为：“为异国反间者，谓以邦谍之密谋输入异国。”
间
原作，我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门部》称为：“隙也。”即“缝隙”之义。因为有“缝隙”才可以从中窥探、离间，所以就有了“间谍”的意义。《孙子兵法》有“用间篇”，全书共出现35个“间”字，均为“间谍”之义。后世多袭用。如《史记·河渠书》：“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汉书·傅介子传》：“常为匈奴间，候遮汉使者。”
间人
《汉书·韩信传》：“信使间人窥知其不用，还报，则大喜。”《后汉书·光武帝纪下》：“（环）安遣间人刺杀中郎将来歙。”日本孙子兵法专家服部千春在其《孙子兵法校解·通释篇》一书中说：“间是指往来于敌国，窥探敌情，或者乘敌方的空隙，打入敌方内部获取敌国情报的人，所以亦称作间人。”
间伏
多指隐藏深层的间谍。《三国志·魏书·陈矫传》中记载道：广陵郡匡琦城被吴军孙策围困，太守陈登派陈矫向曹操求救，曹操派兵前往，陈登“多设间伏”以配合曹操援兵，“勒兵追奔，大破之”。
间使
以外交使节的公开合法身份进行情报刺探的间谍。《史记·秦始皇本纪》：“阴通间使，以事合从。”《汉书·蒯通传》：“通说（韩）信曰：将军受诏击齐，而汉独发问使下齐，宁有诏止将军乎？”唐代颜师古注：“间使，谓使人伺间隙而单行。”
间探
据《宋史·刘琦传》记载：宋代名将刘琦善用间，他出征交战之前，常常“募土人为间探”，以获取敌方情报，从而制定正确的作战方案。
间谍
将“间”与“谍”合用为“间谍”一词，最早见于《吴起兵法·应变第五》：“急行间谍，以观其虑。”至唐，“间”与“谍”意义有了区别。《唐律疏议》十六说：“其非征讨，而作间谍”；又说：“间谓往来，谍谓觇候。”
谍
《说文解字·言部》释为：“军中反间也。”“谍”字作为“间谍”义，最早见于《左传》。如《左传·哀公元年》：“少康使女艾谍浇。”《左传·宣公八年》：“晋人获秦谍。”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说：“谍，间也，今谓之细作。”《周礼·秋官·掌戮》：“掌戮掌斩杀贼谍而搏之。”东汉郑玄注：“谍，谓奸寇反间者。”因为“谍”字从言旁，与语言有关，所以常用作刺探情报的动词。如《玉篇·言部》：“谍，伺也。”《左传·桓公十二年》：“罗人欲伐之，使伯嘉谍之。”晋代杜预注：“谍，伺也。”唐代孔颖达疏：“谓诈为敌国之人，入其军中，伺候间隙，以反报其主。故此训谍为伺，而兵书谓之反间也。”又可解释为“传递情报”。如《广雅·释诂四》：“谍，驿也。”清代训诂大师王念孙疏证：“谍之人以此国之情告于彼国，故亦谓之驿。”
谍者
也叫“谍人”。《五代史·安重晦传》：“（重晦）乃以玉带与谍者，使遗知诰为信。”《通典·兵部》：“遣谍人访获牛道恒手迹也。”
谍候
梁简文帝《与衡山侯恭手令》：“谍候惟远，箱庾惟积。”
谍贼
古代称替敌国行反间的本国人为“谍贼”。《周礼·夏官·环人》：“巡邦国，环人搏谍贼。”郑玄注：“谍贼，反间为国贼。”
间谍所获取的情报，也叫“谍报”。如《宋史·理宗纪》：“淮安主簿周子镕，久俘于此，数遣蜡书谍报边事。”
游士
原指巡行国内外以宣传侦察为目的的使者。如《国语·齐语》：“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于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皮币玩好，使人鬻之四方，以监其上下所好，择其淫乱者而先征之。”旧传姜太公吕望所著的《六韬》则明确将“游士”视为间谍。《六韬·王翼第十八》说：“游士八人，主伺奸候变，开阖人情，观敌之意，以为间谍。”
游侦
《左传》杜预注说：“谍者曰游侦，亦谓之间谍。”明代字书《正字通》也说：“游侦，《说文》云：‘军中反间也。’今谓之细作，或曰游侦。”
候
《说文解字·人部》：“候，伺望也。”《墨子·号令第七十》：“守入城，先以候为始。”孙诒让《墨子间诂》说：“候谓访知敌情者。”岑仲勉《墨子城守篇简注》注释道：“候，今名侦探或间谍。”
候人
原指古时在边境迎送国外宾客的官员。如《诗·曹风·候人》：“彼候人兮。”毛亨传：“候人，道路送宾客者。”但后世多以此为间谍之别称。《左传·宣公十二年》：“寡君使群臣问诸郑，岂敢辱候人。”杜预注：“候人，谓伺候望敌者。”《战国策·东周》：“因使人告东周之候曰：今夕有奸人当入者矣。”
候誇
专指搜集军队情报的间谍。《旧唐书·李悛传》：“禄山渡河，号令严密，候誇不能知。”
候正
也叫“候奄”，是负责情报工作的间谍官员。《左传·成公二年》：“候正亚旅。”杜预注：“候正，主斥候。”“斥候”为古代谍报侦察人员。《左传·成公十八年》：“张老为候奄。”《国语·晋语》：“使范献子为候奄。”张老、范献子都是古籍中多次明确记载的负责间谍情报活动的官员。
候官
负责军事情报的间谍官员。《淮南子，兵略训》：“前后知险易，见敌知难易，发斥不忘遗，此候之官也。”东汉高诱注：“军候，候望者也。”《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于是罢视听，息校官”一句，清代俞正燮在《癸已存稿·校事》一书中解释说：“魏、吴有校事官，似北魏之候官，明之厂卫……或谓之典校，或谓之校曹，或谓之校郎，或谓之校官。”
虞候
西魏时，宇文泰为大丞相，设置虞候都督官职，以负责间谍活动。《周书·韩果传》记载韩果被任命为虞候都督后，常常派遣间谍四处侦察，自己也亲自进行反间工作，“所疑处，往必有获”。至隋代，设置左右虞候，负责间谍与反间谍活动。唐代李筌兵书《神机制敌太白阴经·陈将篇》说：“二人虞候，擒奸摘伏，探觇非常，伺察动静。”《李靖兵法·将务兵谋》也说：“诸拾得阑遗物，当日送纳虞候。”以便及时对敌方间谍进行搜查。
誇《说文解字·言部》说：“誇，知处告言之。”《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王有女陵，慧有口辩。王爱陵，常多予金钱，为中誇长安，约结上左右。”裴马四《史记集解》引徐广注说：“誇，伺候采察之名也。”司马贞《史记索隐》弓孟康注说：“誇音侦，西方人以反间为侦。”
誇伺《资治通鉴·唐记》：“韦皋复与东蛮和义王苴那时书，使誇伺导达云南。”元代胡三省注：“誇伺，刺探之人也。”
西汉扬雄《方言》卷十：“凡相窃视，自江而北谓之目占，或谓之。”《广韵》和《集韵》分别释为“觑也”、“窃见”、“与‘伺’同”。专指暗中窥探敌方动静的间谍。
我国第一部词典《尔雅·释言》说：“间，也。”宋代邢疏：“反间也。”《字汇·人部》也说：“谍也。”清代朱逢甲《间书》多次列举为古代间谍之别称。
觇
《说文解字·见部》：“觇，窥也。”杜预《左传注》说：“觇，伺也。”原为动词，后转化为名词，意义为“间谍”。
觇候
《三国志·吴书·吴范传》：“徐州牧陶谦谓范为袁氏（术）觇候，讽县掠考范，范亲客健儿篡取以归。”
乡导
《孙子兵法·用间篇》：“乡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唐代杜牧注：“因敌乡国之人，而厚抚之，使为间也。”指的是招募敌国乡民为间谍。如《宋史·太宗纪》说：“自将伐契丹，次金台顿，募民为乡导者百人。”清代梁章钜《称谓录》一书把“乡导”列入“奸细”类，也认为其为间谍称谓。
奸细
原作“轰细”。《晋书·王敦传》：“望兄将群贤忠义之心，抑奸细不逞之计。”《宋史·秦桧传》：“桧为金人奸细。”明代何良臣所撰兵书《阵纪·赏罚篇》说：“伏路出奇，生擒敌首及奸细人员，因得机情。”
奸人
《战国策·东周》：“使人告东周之候曰：‘今夕有奸人当入者矣。’候得而献东周，东周杀昌他。”《淮南子·时则训》：“蚤（早）闭门晏开，以索奸人。”《李靖兵法·攻守战具》：“火发之处，多恐奸人放火。”
细作
明代赵本学《孙子书校解引类》在“用间篇”开首说：“间者，今所谓细作人也”《尔雅·释言》郭璞注说：“间，即今之细作”。《左传·宜公八年》杜预注：“谍，往来间谍者，今谓之细作。”《旧唐书·王传》：“此辈降番，翻为细作。”《水浒传》四十七回也说：“他是宋江那里来的细作。”
耳目
《管子·制分》：“善用兵者，无沟垒而有耳目。”可见把间谍情报看作比防御工事还要重要。《六韬·王翼第十八》：“耳目七人，主往来听言视变，鉴四方之事，军中之情。”
眼线
清代桂馥《说文义证》：“凡吏出捕，辄将两人，一通信息，谓之线；一能识认，谓之眼。”《清会典事例》七八四：“至拿获盗犯之眼线，如曾为夥盗，悔罪将同伴指获，致被供出者。”《切口大词典·衙卒类·厘卡之切口》称：“眼线，侦探也。”、也叫“内线、打探者。”
眼目
《中文大辞典·目部》：“眼目，称为人司侦探监察之事者。”《清高宗实录》卷四五九：“（乾隆）于每一州县各派眼目一人访缉。”这是清代对密探间谍的别称。
行人
原为“使者”的通称。如《左传·襄公四年》：“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杜预注：“行人，通使之官。”由于古时通使之官常常暗中执行间谍任务，所以后世又称间谍为“行人”。唐代李筌《神机制敌太白阻经》一书，辟有“行人篇”，是论述间谍的专章。书中说：“夫行人之用事有二：一曰因敌国之人……二曰吾使行人观敌国之君臣左右执事……”；“夫三军之重者，莫重于行人；三军之密者，莫密于行人。”日本服部千春《孙子兵法校解》也称之为：“三行人”。
察子
唐代淮南节度使高骈曾在广陵重金招募一百多人，专以刺探隐私，获取机密，名为“察子”。唐代罗隐《广陵妖乱志》也说：“吕用之事渤海，召募府县先负罪停废胥吏、阴狡凶狠者，得百余人，厚其官佣，以备指使，各有十余丁。纵横闾巷间，谓之察子。”
察事卒
专从事情报间谍的兵卒。《宋史·秦桧传》：“察事卒布满京城，小涉谗议，即捕。”
察战
三国时期吴国设置的间谍职官。《三国志·吴书·孙休传》：“是岁使察战到交趾调孔雀、大猪。”裴松之注：“察战，吴官名号，今扬都有察战巷。”《三国志·吴书·孙奋传》裴注：“（孙）皓大怒，遣察战赍药赐奋……父子皆饮药死。”
探事卒
宋代成立了一个专职间谍机构，叫“皇城司”，也称“皇城探事司”，内设亲从官和皇城卒。“皇城卒”是执行具体情报工作的间谍，又叫“探事卒”和“觇者”。
卧内
唐代杜牧在《十一家注孙子》中对《用间篇）“三军之事，英亲于间”一句注道：“受辞指踪，在于卧内。”“卧内”一词多用于民间口语。现在港澳台称打入敌方做内应的密探为“卧底”，由此而来。
侦
《汉语大字典·人部》释为：“探子；间谍。”《史记·淮南王安传》：“为中誇长安。”司马贞《史记索隐》注道：“誇音侦，西方人以反间为侦。”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红玉》：“生疑为宋人之侦，姑伪应之。”
侦罗
也作“侦逻”。《后汉书·南匈奴传》：“皆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李贤注：“犹今言探候侦罗也。”《晋书·戴洋传》：“昨朝大雾晏风，当有怨贼报仇，攻围诸候，诚宜远侦逻。”
侦谍
《晋书·石勒载记》：“昼夜不绝侦谍。”《文选·齐故安陆昭王碑文》：“侦谍不敢东窥，驼马不敢南牧。”
侦候
《后汉书·任延传》：“止罢侦候戍卒。”郭璞《南郊赋》：“矫陵鸟以侦候。”《三国志·魏书。牵招传》：“使备鞍马，远遣侦候。”清代庄应会《经武要略》一书中，专设有论述间谍的“侦候篇”。
跳河与两来
南宋华岳《翠微北征录》记载道：“沿淮之凶恶有四：一曰跳河，二曰两来，三曰兴贩禁物，四曰寇掠生事。所谓跳河者，间谍也。所谓两来者，奸细也。”“跳河”和“两来”作为间谍的别称，它书不见，应当是南宋时地方俗语。“跳河”，即越过敌界去探知情报；“两来”，即秘密往来的意义，用来称呼间谍。
爪探
明代戚继光《练兵实纪·练营阵第六》：“夜不收不亲见贼，爪探不的，风闻欺诈，架梁塘报军马了望失真，漏下伏贼，因而误事者，登时斩。”
广探
戚继光在《条阵尖哨事宜》中说：“惟有多差广探，有被执之人，我无不知。”
采探
《翠微北征录·采探之法》：“兵家之有采探，犹人身之有耳目也。耳目不具，则为废人；采探不设，则为废军耳。”明代庄应会《经武要略·侦候篇》也说：“兵家之有采探，犹人身之有耳目也。耳目不具则为废人，采探不设则为废军。”
第四节 间谍谋略
冒名顶替
假冒某人姓名或假扮成某人，从而替代某人进行间谍欺骗活动。汉代刘邦被项羽围困在荥阳城时，陈平便派纪信假扮成刘邦向项羽诈降，使刘邦死里逃生。明代张献忠派间谋伪装成明宗室内江王朱至沂，竟登上“皇位”，后里应外合，一举歼敌十余万。
冒名顶替需有其先决条件，即伪装逼真或敌方没有见过所替代之人。此谋略之利在于能够打入敌人内部，以假冒之名，进行各类间谍活动。也可以假扮己方要人，借以迷惑或转移敌人视线，使己方要人秘密逃脱或从事其它行动。其不利在于“露馅”的可能性很大，有时甚至不得不受到敌方故意使其去拷打或杀死己方人员的严峻考验，其结局往往很危险。近代的整容技术又使“冒名顶替”成了“冒容顶替”，更具用间效力。
嫁祸于人
即将自己的祸害转移推给别人。战国秦国大将樗里疾见秦王器重与其有怨结的公孙衍，惟恐大祸临头，于是就挖地道窃听秦王与公孙衍的密谈，并将密谈内容四处宣传，致使秦王对公孙衍失去信任，公孙衍也因此惧祸逃走。此谋略不仅可以嫁祸于人，也可以嫁祸于国。战国时燕国间谍苏秦，为了转移强大齐国对准弱小燕国的矛头，设计行间齐渭王，使其放弃了攻灭燕国的计划，转而去讨伐宋国，宋国因此惨遭灭亡。此谋略的使用，关键在于必须找准所要嫁祸的对象，然而再采取相应的措施，将张三的“祸冠”戴到李四的头上去。
推入黄河
古语说：“跳进黄河洗不清。”这是指自身跳入的行为。而这里所说的“推入黄河”是指别人设计将其强行推入黄河，从而使其“说不清”，“百辞莫辩”，置其于死地。西周官员昌他叛逃东周，将重要情报悉以告知，引起西周的恼怒恐慌。谋臣冯且设下计谋，派间谍带三十斤黄金和一封给昌他的密信，前往东周。信中说：“如果有隙可乘，应促其事成：如果无隙可乘，当速回，以免时久泄密，招致杀身之祸。”冯且又派人暗地去密告东周边境巡卒，说深夜将有奸细潜入东周。巡卒果然于当晚捕获送信间谍。东周据信断定昌他为西周的诈降间谍，不容其百般辩解，当即斩杀。
这一用间术还有另外一层妙用，那就是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故意制造使甲敌除掉乙敌的“口实”，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当然也是甲敌的目的）。明代开封巡抚高明衡为了击退李自成的围攻，便采用此计。他利用李自成与另一起义军将领罗汝才“明密暗疏”的矛盾，给罗汝才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前投将军密札，已悉转祸为福之举。又见对阵打炮向上，不伤我军，已见将军真心。本院已密奏朝廷，首功元勋无出其右，封赏许官当在旦夕。所约河北兵马，于八月二十九日子夜，由朱家寨南渡会合，专听举行。”然后让间谍故意在出开封城时被李自成部下抓获并搜出密信。李自成便以此为罗汝才“通敌之铁证”，名正言顺地杀掉了罗汝才。北周韦孝宽以此术编儿歌，促使北齐权臣祖找到借口，劝谏齐王杀掉了北周的心腹大患斛律光。
“推入黄河”用间术的关键是“推”，即必须以利用或制造敌方内部矛盾为前提，向甲敌提供的“口实”，往往能被甲敌识破是借刀杀人，但是甲敌为了名正言顺地除掉乙敌，也会佯装不识。己方是借甲敌之手杀乙敌，而甲敌是借己方予之的“口实”杀乙敌。己方和甲敌对此均心照不宣，于是乙敌被己方“推人黄河”，又被甲敌击溺致死。如果甲敌识破己方之计，但又无力或无心去杀掉乙敌，那么也会埋下使他们之间日后相互疑虑及残杀的祸根。此计惟一要注意的是：它有可能暴露己方所想消灭某一对象的意图，须慎防敌人将计就计，造成己方恃间而败。
家中闹鬼
此术实际上是孙子说的“内间”。战国秦相张仪几次三番去楚国用间行骗，使楚王屡屡受骗。楚王先将其捕获打入死牢，后又将其放出来奉为上宾，这一魔术般的变化，都是因为张仪暗插在楚国高层的内间在起作用。譬如像靳尚、郑袖等内间，使张仪出入楚国犹如出入其家门。明末，内阁大学士兼军务督师杨嗣昌调集大军与张献忠在成都决战。杨嗣昌为了分化削弱张献忠，便派间谍去张献忠的部将罗汝才处行间，对罗汝才说：“下令赦汝才罪，降则授官。惟献忠不赦，擒斩者，万金、爵侯。”翌日，杨嗣昌正等着起义军内讧的消息，突然手下来报，在大厅里，走廊上，甚至厨房和浴室内，到处都写着十个字：“有斩督师献者，赍金三钱！”杨嗣昌大惊失色，他万万没想到张献忠潜伏在明军内部的间谍，居然能在警卫森严的督师行辕家中四处书写以牙还牙的恐吓文字。
内间是间谍战中的主要力量，具有很大的作用。这些“家鬼”、“家贼”对“家中”的一切了如指掌，又能随意进出，简直防不胜防。对敌方要尽量安插更多的“家鬼”，闹得敌人日夜不宁，鸡飞狗跳。对于己方，则必须“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坚决预防及清除内间，以防堡垒从内部被攻破。
老马识途
此以“老马”喻孙子所说的“乡间”，以“识途”阐述“因其乡人而用之”的含义。即以乡间为己方向导或利用乡情去窃取敌方的情报及离间敌方内部。北周名将赵文表镇压西南地区的仡僚人时，在路上碰见几名前来诈降的仡僚兵。他们对赵文表说：“要进入仡僚区，只有两条路，一条平坦一条险要。我们愿意当向导。”赵文表说：“我军已经找到平坦之路，你们可先回去等待我军到达时里应外合，成功后必有重赏。”等仡僚兵走后，刘文表说：“这是敌人的乡间，来诱我军走平路，这正好说明在那里有伏兵。我当率兵走险路，出其不意。”赵文表登高侦察，果然见平路两侧有大量伏兵。仡僚人见计谋被拆穿，只得出降。这是反用乡间的案例。
南宋杨幺起义时，宋高宗派岳飞前往镇压。岳飞先派间谍秘密收买策反了杨幺的同乡、起义军将领杨华，又让杨华利用同乡关系接连策反了杨钦等人。由于农民起义军中多有同乡同宗关系，间谍策反活动犹如连环接力，许多人先后投降岳飞，岳飞乘机里应外合大败杨幺。
俗许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说明同乡同姓人，因为有共同的乡音、乡俗、乡情而倍加亲切。因此，这一现象正好被行间者所高度重视并加以利用。西晋李雄大破罗尚，明代朱无璋击败陈友谅，孔镛擒获阿溪，沈希仪斩杀岑猛等，都是运用乡间谋略的典型范例。
出没无常
“五间”之中，惟“生间”行动最为灵活。其主要任务是“返报”情报。春秋时，晋国间谍曾往返于晋国与郑国之间，与潜伏在郑国的间谍太子建暗中联络，计划偷袭郑国。正当晋国间谍要返回晋国传递情报时，不慎因偶发事件而败露被杀。北宋种世衡驻守在清涧城时，有一次为了一点小事，怒责一名番将，并处以“杖背”重刑。众部将纷纷为番将求情，种世衡坚决不允。番将被拷打后，“含恨投奔”西夏李元昊，向其提供了许多宋军的“情报”，深得李元昊器重，甚至准许番将自由出入西夏中央军事机构枢密院。一年后，这名番将带着西夏极端重要的机密，又跑了回来。此时众部将才知道他是种世衡暗插的“生间”。
古代对“生间”的理解较狭窄，从《孙子兵法》看，似乎讲的是以使者为生间，即“往来相通敌”。但是据历代间谍案例，“生间”当具有更多的内涵。譬如可以是临时性前往敌方刺探情报，速去速回；也可以本身不执行窃取情报或离间敌人的任务，仅仅前往敌方与长期潜伏的间谍秘密接头，传递指令、器用、资金或接受已获得的情报再送回来。
一箭双雕
这说的是《孙子兵法》里“死间”的扩大用法。“死间”本指故意散布假情报，让己方间谍知道，然后再由其传给敌方，敌方一旦得知上当，必杀间谍，所以说是“死间”。但是，仅以此为范围的用间术，远不如一箭双雕更为高明。三国东吴前线都督俞赞叛逃至晋军，使大将军陆抗深以为患。他知道，身居要职的俞赞，必定会将吴军布署在前线侧翼的、缺乏训练、战斗力低的少数民族军队这一情报泄露给晋军，于是陆抗连夜以精锐部队撤换了少数民族军队。果然，第二天晋军大将军扬肇听从俞赞的计策，率军突袭吴军侧翼。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这支被俞赞描述成不堪一击的部队，居然越战越勇，大败晋军。杨肇一怒之下，认为俞赞是吴军派来的“死间”，便不由分说地杀掉了俞赞。陆抗以一调包之计，既重创晋军，又除掉叛徒，可谓一举两得。南宋韩世忠也利用前往金国的使臣魏良臣，大摆迷魂阵，使竭力反战求和的仇敌魏良臣上当受骗，将假情报透露给金国，导致金军大败，自陷囚牢。
这一计谋的目标是“双雕”，而不是一般“死间计”的“单雕”。这“一箭”的技巧，当应视具体情况而灵活变化。譬如陆抗是因势利导之“一箭”，是“反客为主”；韩世忠是预设圈套之“一箭”，是“请君（一为金军；二为魏良臣）入瓮”。
暗箭杀人
行动性间谍暗杀，古已有之。以女艾用猎犬扑杀浇为首例：以荆轲刺秦王政为其高峰。《史记·李斯列传》说：“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可见战国时间谍暗杀成风。司马迁也因此在《史记》中专门辟有“刺客列传”。
间谍暗杀主要有两类：一是暗杀敌方军政要人；二是暗杀己方深知内情的叛变者。第一类有夏女艾杀浇；战国荆轲刺秦王；南北朝吕玄伯行刺北魏名将王慧龙；唐张晏暗杀宰相武元衡等。第二类的典型案例有：北周大将韦孝宽有一名爱将许盆，韦孝宽以“委以心膂”，“任以主帅”，“令守一戍”。但是许盆竟然被北齐收买，叛变逃跑。“孝宽怒，遣谍取之，俄而斩首而还。”派间谍深入虎穴，暗杀了许盆，这样既严惩了叛徒，又保守了军情。
暗杀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用间术，古今目的相同而手段各异。它必须以“暗”为前提，不暗则形露，形露则谋败。非但杀不了人，反为人所杀。应当指出：间谍暗杀的作用并非像古人所认为的那样大，即便荆轲暗杀了秦王政，也不可能改变中国统一的历史进程，至多不过是减缓其速度罢了。
重金收买
古代用间有一重要法则，就是《孙子兵法》说的：“赏莫厚于间。”战国谋士郭隗以“千金买马骨”为喻，使燕昭王“卑身厚币以招贤者”，获得来自四面八方的“千里马”，终成大业。在间谍的招募、培养和使用上，也同样如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宋代神宗时，参知政事张方平就大声疾呼：“边将拥有丰厚财力，才可精选间谍，使其尽忠效力，故能以十五万人而获百万之用。”明代兵书《投笔肤谈·谍间》也说：“厚则人尽心力，而敌情无不知，故胜。不厚则不惬愿，而无心于效用，故败。然则欲图大功者，何靳千金哉？汉祖与陈平金，不问出入；项羽刻印，忍弗能予。胜败之机，正在于此。”
战国时，智伯谋士智过探知韩、魏将兵变，便劝智伯暗中派间谍以“万户之县”去收买韩、魏的权臣赵葭和段规。但是智伯却说：“分给他们土地，我不是少得了吗？”结果兵败身亡。宋代种世衡防守鹿州时，亲自秘密“间行敌部族，慰劳酋长，或解所服带赐之，常会客设饮”，甚至不惜放弃自己的爱妾赠与他人，以此招募了许多尽心尽忠的间谍。一旦间谍密告敌方情报，他便倾其所有，让间谍随意挑取，并“以重赏”，所以“得间之实”。
间谍从事的是提着脑袋的危险活动，关系到自身的性命甚至全家全族的安危。如果不予重金招募培养使用，何来勇夫？何来忠诚？又何以知情？何以取胜？所以说吝千金者，无以成大事；图大业者，无吝万金。但是应当指出：用“千金买骨”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仅仅靠重金并不能完全得到间谍的忠诚，这就必须与“解衣推食”的用间术并行而用。因为如果敌方予以己方间谍更高的重金，则间谍便可能背叛变节。不过对于贪财的敌方人员和在紧急情况下，使用重金也往往是颇具效用的用间术。
攻心为上
楚汉相争时，项羽派间谍武涉去策反韩信背叛刘邦。韩信说：“汉王（刘邦）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感戴刘邦恩遇，不肯谋反。清代兵书《将略要论》也说：“为将之道，能得人，能知人，能用人，能爱人，能制人。”招募培养、使用间谍也并非一个“厚”字可成，必须主导于“亲”，然后再行于“密”。“解衣推食”一计说明对待间谍尤其要推心置腹、精诚以待，才能使其心服而尽忠，才会使其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
春秋末，智伯对豫让“甚尊宠之”，豫让为其“变名姓为刑人，入宫涂厕，中挟匕首，欲以刺襄子”，事败被捕，“左右欲诛之”。赵襄子想感化笼络他，就“义释之”。但是豫让并不买情，又“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伏于所当过之桥下”，再次暗杀越襄子，但又事败被捕。赵襄子苦口婆心开导他归降，并“使使持衣与豫让”。但豫让忠心不二，誓死不降，终于“伏剑自杀”以报智伯之恩。又譬如严仲子欲杀韩国相侠累，闻齐人聂政为“勇敢士”，便天天上门拜访，“具酒自畅聂政母前，酒酣，严仲子奉黄金百镒，前为聂政母寿”，使聂政大为感动。聂母死后，聂政说：“严仲子奉百金为亲寿，我虽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政将为知己者用。”后“聂政直人，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击杀者数十人，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
战国时，“秦伐赵急，魏王使晋鄙救赵，畏秦，戒勿战”。赵国平原君向魏国密友信陵君求救。信陵君也无计可施，这时谋士侯生献计道：“闻普鄙兵符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力能窃之。昔如姬父为人所杀，如姬誓报此仇，今公子使间谍斩其仇之头进如姬，如姬必为公子死无所辞耳。”果然，如姬感于信陵君为父报仇的大恩，冒着失宠被杀的危险，为信陵君充当内间伺机窃出兵符，从而使信陵君得以救赵，大破秦军。
可见间谍的忠诚并非只能以重金才能买到，对于敌间也是如此。唐代李世民对于莫离支间谍；李对于吴元济间谍；高仁厚对于阡能间谍，都是采用了厚待相亲的策略，使这些间谍一反其主而“士为知己者死”，有效地瓦解反间了敌人。
封官许愿
明代兵书《兵经百字·间》说：“乱敌计谋者，其法则有……用爵。”即用封官许愿之计使敌营中的人成为替己方服务的“爵间”。
隋时，杨广为了废太子杨勇取而代之，用重金去收买太子幸臣姬威。当姬威犹豫不决时，杨广派人对他说：“君能告之（指有关太子的情报），后则大富贵。”姬威终于背叛太子，充当了杨广的内间。从此，杨广根据情报，不断地向隋文帝告发太子劣行，以致“内外渲谤，过失日闻”，终于使隋文帝废掉了杨勇，立杨广为太子。金时，都元帅完颜亮为了篡夺皇位，秘密勾结左丞相秉德、金熙宗的侍卫长等人，向他们许以高官厚禄，策划推翻金熙宗。不久，政变成功。但是完颜亮一登上皇位，便翻脸变卦，否认有过什么许愿，并找借口杀掉了这些深知内情的间谍。不久，由于太后坚决反对进攻宋国，完颜亮又采用了许诺、御幸等手段，收买了太后贴身婢女高福娘。当太后与人密谋对付完颜亮时，高福娘及时地向完颜亮告密，使完颜亮先下手杀掉了太后等人。高福娘也因此被封为郧国夫人，完颜亮并对她许诺灭宋后将其立为王妃。
封官许愿，是针对一些人图利、趋名、谋官的心理而行，有一定的效用。完颜亮对此则运用得非常娴熟，他有时用假封官许愿，先利用后除掉；有时用真封官许愿，使间谋死心塌地，为其尽忠。
隔墙有耳
窃听，自樗里疾首次使用此术后，后世经久不衰，并愈演愈烈。譬如东汉太监张让振小太监为间，窃听何进与太后密谈，从而设计诱杀了权倾一时的何进；南北朝宋武帝刘裕派刘穆之为间，经常于宴请宾客之际，“布耳目以为视听”；宋文帝刘义隆对臣属亲族也放心不下，常常亲身“身藏屏后，隐听闻之”。当他与文武大臣密谈时，为防有人窃听，每次都要秉烛四下察看一番才行；唐代名将李光弼攻邳州时，派郝廷玉为间，“自地道入，得军号”，里应外合，大破敌军；唐代叛将史思明派间谍躲藏在床下，窃听乌承恩将军父子夜间谈话，从而挖出除掉了唐军潜伏在其军中的卧底；清代皇太子胤，常常于深夜潜至康熙的寝室，以刀划破蓬布，“裂缝而视”，日夜监视窃听康熙的一言一行；叶赫那拉氏于咸丰皇帝弥留之际，在夹墙内窃听其与慈安太后及肃顺等人的密谈，从而控制了宫廷大权，铲除异己。
从反间谍的角度看，窃听也常被用来反间。因为窃听是古今中外获取情报的有效方法和重要手段，它使人认为暗中窃听到的情报肯定是真实无假的。于是一些反间谍者就利用了这一点。像春秋苗贲皇、宋代岳飞、明代王守仁、清代皇太极等人，都是利用敌俘，故意给他们造成一个“窃听”的机会进行反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跟踪蹑迹
史书中有关间谍跟踪蹑迹的记载不多，零星见有一些对内或对敌跟踪两个方面的案例。
像夏代女艾跟踪浇之行迹；宋代种世衡派人跟踪野利旺荣的间谍浪埋等人，以掌握其动向，属于跟踪侦控敌方人员的案例。
唐代李辅国设置“察事厅子”，专职跟踪官吏，监控其一言一行；北宋被称为“隐相”的梁师成，“阴险狡诈，善于辞令，遇间则发，蹑迹寻踪”，大肆派间谍侦探别人隐私；明代朱元璋常派检校为间，跟踪臣屑下僚，并得意地说：“惟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大臣们吟什么诗，吃什么菜这类琐事，也被跟踪间谍探察得一清二楚。文臣武将因此人心惶惶，出门时常常一步三回头，惟恐身后有“尾巴”。特务机关锦衣卫成立后，更是“广布侦卒”，上自朝廷命官，下至平民百姓，几乎有疑者皆秘密跟踪，窥视其与谁交往，去过哪里，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并一一俱告皇帝。这些都是对内的跟踪侦控案例。
《武经总要》卷十五说：“选腹心智谋之土，挟而偕相出处，密防其贰。”这是说暗中挟持或秘密跟踪己方间谍，以防其叛敌或从事双重间谍活动，这是以间谍监视间谍。跟踪蹑迹一计，也有不足之处，即可能被敌方间谍有意诱其跟踪，从而调虎离山，使更重要者“金蝉脱壳”，或从事别的重大间谍活动；也可能故意诱骗跟踪者，至僻静无人之处伺机捕捉，从跟踪者口中了解敌方的间谍计划和行动。
生花妙笔
史称其为“书间”。即摹仿敌方笔迹，伪造书信，故意使收信落入敌方首领之手，引起敌方内部的猜忌，犹豫，或者自相残杀。
三国时，曹操亲笔给韩遂的劝降书，就以韩遂的笔迹来篡改或涂抹，以致关西军内部离心猜疑，中计兵败。西魏韦孝宽为了除掉东魏间谍头目牛道恒，“遣谍人访获道常手迹，令善书者，伪作道恒与孝宽书”，离间分化了敌方阵营。唐代湖州佐史江琛采用的方法则更高明。他为了陷害刺史裴光书，派间谍潜入裴光书处，窃取一些亲笔书信，然后回来“割取其字，合成文理”，即将裴光书的亲笔宇割取下来，再根据需要拼成一封书信，“诈为与徐敬业反书”，江琛便带着此信去告发裴光书谋反。虽然精明的钦差御史看出其中有诈，说：“书是光书，语非光语”，但还是“前后三使并不能解决”。这事惊动了武则天，她下令技术官员详加稽查，但结果“仍如前款”。直到后采偶然间用光照水浸之法，才揭穿了江琛的阴谋骗局。
可见此类“书间”，在古代科技不发达的情况下，颇为有效，也极难识破。《间书》作者朱逢甲对此术津津乐道，极为推崇，并自称“仿手迹而作伪图章”是他的拿手好戏。认为“一纸书，贤于十万师”，但又告诫道：“仿手迹而为书，精细极，妙极，非此不能令人信。”
摇唇鼓舌
一般行间的常规是缄口默语，守口如瓶，以防泄密或引人注意。但是，有一类间谍则完全相反，他们依靠三寸不烂之舌，时而是非颠倒，时而黑白混淆，时而利诱，时而威逼，千言万语归一宗，即说服打动敌方，真有如战国策士“以三寸不烂之舌，强于百万之师”之奇效。
像春秋时的子贡；战国时的张仪、苏秦；三国时的蒋干、隐蕃、周鲂；唐代的安兴贵等人，皆属此类。常言道：“言多必失。”但是另一方面，言能祸败也能福成。真正具有“上智”的间谍，在以语言行间时，往往抓住对方心理活动，针对其利害予以诱惑或威逼，做到言多不失，密深不泄。子贡不带一兵一卒，仅凭一口一舌，将大半个中国的战与和、胜与败全系于其一嘴之上，使世人叹为观止，真可谓是“唇枪舌剑”。正如《兵经百字》所说：“善言者，胜驱精骑。”
由此可知，间谍的语言能力十分重要。它不仅能惑敌、诱敌、协敌、乱敌，也能在身陷危境或暴露行踪时，可为自己巧口开脱，逃避祸难。
隐姓埋名
《文子·上德》说：“有隐行者，必有昭名。”认为能隐姓埋名、忍辱含垢之人，必成大功。
春秋时豫让为了暗杀赵襄子，便“变名姓为刑人”；伍子胥出逃楚国偷渡边境昭关时，也隐姓埋名蒙混过关；战国智过的反间计不被智伯采用，便改姓辅氏，逃隐山中；宋代赵匡胤派往南唐的“小长老”和“江北名僧”等战略间谍，都是隐姓埋名，混迹于敌方，从而确保自身安全及便于从事间谍活动。
这种用间术还有一用：隐投。即投匿名信（或假名信）以密告、离间他人。三国时，曹操收到一封对他肆意诽谤辱骂的匿名信，盛怒之余也无计可施，后由谋士国渊设计才破了此案。唐代《刑律》也说：“隐投文牒，密告人罪，谓之投匿名书。”从间谍活动来看，匿名信并不仅限于“密告人罪”，而有其更大的使用范围。它往往可以故意激怒、恐吓、离间敌方；也可以用此向敌方提供假情报，对敌方的心理、情绪、计划、行动等方面，造成混乱或延滞。由于匿名信本身给人以神秘莫测之感，所以人们对它的真伪极难辨别，常常抱着“宁信有而不信无”的态度，这使隐姓埋名的投信者正好有隙可乘。
乔装打扮
这是说的间谍化装术。战国时，赵武灵王曾亲自身着胡服，化装为少数民族，潜人秦国刺探军情。东汉外戚首领梁冀，对其兄弟也心怀疑虑，惟恐暗算自己，常派亲信间谍身穿商贩服装，在兄弟们府前坐探窥视。隋代麦铁杖曾奉大臣杨素之命，头戴草束，扮成渔民模样，夜浮长江，侦探敌军布防情况。唐代程元振暗中策应吐蕃军攻占了长安，事后，唐代宗悬赏捉拿程元振。程元振乔装打抢，穿着妇女衣裳潜伏蛰居，后被识破抓获。唐代宗以“束兵裹甲，变服潜行，无顾君亲，将图不轨”的罪名，对其处以重罪。宋代岳飞刚参军时，常换上金兵军装，潜入敌营侦探情报，甚至还用一口纯熟的女真语和巡夜金兵闲聊寒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