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德七年十一月，鳌拜又随饶馀贝勒阿巴泰，毁边墙入掠明境，他指挥本旗兵率先攻破明长城防线，然后，长驱直入，进逼燕京。不久随左翼攻掠至山东，攻陷兖州府及临清、汶山诸县，两路清军复会合于密云，再败吴三桂、范志完援军。崇德八年（1643）六月由墙子岭斩关而出。这一次战役，清军共攻陷明内地城池八十八座，生擒明鲁王朱衣佩等共六王，明宗室死者千余人，掠掳人口三十六万余口，牲畜数十万头，金银财物不计其数。明人说：“清军壬午年（崇祯十五年，崇德七年）之人，直走青齐，及淮而止，所至屠掠一空，祸为至剧……国力耗竭，而事不可为矣。”十月，叙功，鳌拜由一等梅勒章京擢为三等昂邦章京，并受到皇太极非常优厚的赏赐。
功高受抑
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清太宗皇太极突然病逝。满洲贵族内部因皇位继承问题，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意见，并引发了一场斗争。睿亲王多尔衮与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是皇位的主要争夺者。诸王兄弟有的人支持多尔衮，有的人拥立豪格。两黄旗大臣，坚决拥立豪格。镶黄旗护军统领鳌拜是主要的带兵将领，是参与这场斗争的主要人物之一。
他和黄旗大臣索尼、图赖、图尔格、谭泰、塔瞻等八人，前往豪格家密谋计议，欲立肃亲王为君。又与索尼等人“共立盟誓，愿死生一处”。白旗诸王则力主立多尔衮，双方坚持不下，鳌拜等严加戒备，密令“兵丁守门”。八月十四日，多尔衮在崇政殿召集议立嗣君会议，当日一早，鳌拜与黄旗大臣盟于大清门，誓立皇子，并下令精锐护军“张弓矢，环立宫殿，然后到崇政”，摆出兵戎相见的阵势。在会议过程中，当争论不决时鳌拜与皇太极手下两黄旗将领之辈佩剑而前曰：“吾辈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实则胁逼多尔衮拥立皇子。多尔衮迫于形势，折中提出拥立皇太极第九子六岁的福临即位，由他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这一方案遂为双方所接受。福临即位，改明年为顺治元年（1644）。
多尔衮摄政后，数月之间集大权于一身，擅权自专，打击政敌豪格及其支持者，分化黄旗大臣，附己者加官进爵，重赏重用，其不附己者则遭到冷遇或压制。鳌拜不附多尔衮，因而屡遭摧抑。
顺治元年三月，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四月，多尔衮率大军入关，吴三桂开关迎降。五月初二，清军入北京。鳌拜本是骁将，却未参与入关之役，奉命与济尔哈朗留守盛京。九月鳌拜随顺治帝福临由沈阳至北京。十月初一，福临定鼎燕京，以鳌拜效忠朝廷、勤于政务和英勇杀敌之故，由三等昂邦章京擢为一等昂邦章京。同月，鳌拜随靖远大将军英王阿济格取道陕北，进攻退守西安的李自成大顺军另一路清军，由豫亲王金铎率领由潼关攻西安，两路夹击。阿济格、鳌拜一路由内蒙进入陕北，攻下四城，逼降三十八城。第二年正月十二日，多铎攻破大顺军潼关防线，十八日进逼西安。当时，阿济格、鳌拜一军亦已南下，李自成乃弃西安，由商州经河南向湖广撤退。多尔衮命多铎“仍恪遵前旨，往定南京”，命阿济格“仍遵前旨，将流寇余孽，务期剿除”。阿济格奉命穷追大顺军。鳌拜等分翼出师，水陆并进，于河南邓州，湖北随州、德安、武昌、富池口、桑家口等地与农民军进行了十三次战斗，重创大顺军。六月，追及李自成于湖北通山县，李自成在九宫山遇害，大将刘宗闵被俘杀。明南宁侯左良玉子左梦庚率十二总兵，马步兵十万及大小船只四千余在九江投降。清军攻下河南、湖北、江西、南京所属六十三城。鳌拜虽屡战屡捷，但却并未因大功受赏，反而获罪受罚。
同年八月，阿济格因未遵旨立即班师，并且因奏报尽歼大顺军情形不实，命议处。阿济格是多尔衮之兄、顺治帝福临的叔父，为人粗暴专横，蔑视年幼的福临，称他为“孺子”，并且传令正黄旗固山额真谭泰会同护国统领鳌拜把英王“称上为孺子”的话向众人传布。谭泰徇王情面，并不集众传示。鳌拜听信谭泰之言，“不行集众传示谕辞”，法司议罪：“罚银一百两，此番大功不准议叙。”索尼憎恨谭泰背弃当年盟誓，党附多尔衮，讦告其“违旨背君”。谭泰革固山额真任，谭泰亦讦告索尼。鳌拜因庇护索尼，又一次获罪，几乎被革职。黄旗大臣从此矛盾加剧，鳌拜、索尼、图赖等与谭泰的嫌隙越来越深。
顺治三年正月，鳌拜、图赖讦告谭泰于分道攻取西安时，曾遣人谓图赖曰：“我军以道路远险，是以后至，南京可让我军取之。”谭泰为邀军功不择手段，鳌拜、图赖等认为应该把谭泰处死，多尔衮下谭泰于狱，意在庇护，而对不附己之鳌拜等则更加摧抑。
同年，鳌拜又随承靖远大将军肃亲王豪格往征四川张献忠大西军。三月，豪格抵西安五月，向汉中进发。当时原李自成部将后降清复叛的贺珍，有众二万余，围汉中府。鳌拜与多罗贝勒尼堪等大破贺珍，把他一直追到湖南。十一月，清军至四川南充县，时张献忠弃成都率全军北上抗清，列营凤凰山。鳌拜率精锐护军为先锋，由降清的张献忠部刘进忠作为向导，清军侦骑直抵大西军营前。张献忠于仓促中“随即骑马出营，未穿盔甲，亦未携长枪，除短矛外，别无他物，同小卒七八名并太监一名奔出营外，探听满兵虚实”，与清军侦骑遭遇，叛徒刘进忠“认明果是献忠，满兵即发箭射之”，大西军大乱。豪格奏报说：“鳌拜等奋击，大破之，斩献忠于阵。臣至，复分兵四出，破贼营一百三十余处，斩首数万级，获战马一万二千二百余匹。”清军分路追击溃退的大西军。鳌拜与李国翰等追至遵义、夔州、茂州。四川荣昌、隆昌、富顺、内江、资阳等州县均为清军攻占。大西军遗部在孙可望、李定国率领下退入云贵，继续抗清。
击破大西军，杀死张献忠，鳌拜又居首功。然而非但未受赏，却反而论死。有人说攻打张献忠大西军时有人冒功争赏，鳌拜坐军中详勘不实，“应革职，罚银一百两”。三月，贝子托齐讦告郑亲王济尔哈朗当年拥立豪格，后又庇护豪格诸罪状。鳌拜等人在皇太极死时拥立豪格及皇子的种种活动同时被揭发。多尔衮欲兴大狱，将牵连诸人齐集质询，定鳌拜与济尔哈朗以及诸人同谋，“曲徇肃王豪格”，应论死。但顺治帝颁诏赦免了他，允许他纳罚金赎罪。豪格亦论死，多尔衮将其幽系，不久死于幽所。四月，侍卫廓步梭又讦告鳌拜等在皇太极死时“擅发兵守门”，再一次论死，改革职为民，得旨免革职。
议政大臣
顺治五年十一月，鳌拜随英亲王阿济格统兵驻守大同。阿济格追逼粮草，任意杀戮。十二月初三，大同总兵姜骧乘机举兵反清，山西各州县多有响应者。其时，农民军联合南明永历政权抗清，在湖广、广西节节取得胜利，江西总兵金声桓、广东提督李成栋亦倒戈反清，中原大地再一次形成抗清高潮。大同反清威胁北京，多尔衮决定亲征。第二年三月，鳌拜与端重亲王博洛会攻大同，守军以锐卒直冲清阵，谋夺红衣大炮，鳌拜指挥部下击退敌兵。姜骧部将杨震戚率万余人猛攻镶蓝旗营地，鳌拜率蓝旗军兵迎击，展开激战，杨震威被打败。又有援军五千由大同北山至，进逼清军，打算解大同之围。鳌拜率精兵破其一营，追奔逐北，姜骧闻援兵至，遂率千余骑出城接战，鳌拜复率军迎击姜骧，大同之围终莫能解。清军挖长壕围大同，同时分兵剿杀响应姜骧各城，鳌拜战于忻口，攻晋祠、汾州、克孝义县。九月，大同被围日久，城中“兵民饥饿，死亡殆尽，余兵无几”。姜骧部将杨震威等合谋斩姜骧，并其兄姜琳，弟姜有光，开城投降，以姜骧首级献于阿济格军前，大同的叛乱遂即平定。
顺治七年七月，摄政王多尔衮在患病之时，暗示内大臣锡翰让顺治帝到他宅第探视，锡翰领会他的意图，清顺治帝幸临。但多尔衮又以擅请皇上罪名论锡翰之罪。鳌拜了解其中情形但不敢多言。殊不料多尔衮又以鳌拜“见非不举”治其死罪，后免死罚赎，由一等精奇尼哈番降为一等阿思尼哈番。顺治七年十一月，多尔衮死，顺治帝亲政。第二年正月，鳌拜与其弟巴哈并为议政大臣，复晋一等侯。鳌拜在多尔衮摄政期间，三次论死，有功不显。顺治八年二月，济尔哈朗等讦告多尔衮生前谋逆诸罪，顺治帝福临命“布告天下，咸使闻知”。多尔衮被削爵，党附诸人有的被处死，有的被革职。被多尔衮长期摧抑者如遏必隆等人上书申诉冤枉。顺治九年二月，鳌拜也向皇帝控诉，“自陈劳绩，因忤睿亲王意，屡抑战功”。顺治帝认为，鳌拜“军绩颇多，且为国效力多年，其功甚懋”，应从优叙议，由一等侯升二等公。在审讯党附多尔衮的巩阿岱，锡翰等人时，鳌拜、索尼等人曾经盟誓“一心为主，生死与共”，为福临所闻知，鳌拜忠于幼主深得福临欢心，视为心腹。四月，“以鳌拜总管侍卫”，授领侍卫内大臣，遏必隆管銮仪卫，与索尼并为内大臣，诸人于是成为福临所倚重的黄旗元老重臣。
鳌拜既是议政大臣，又是领侍卫大臣，得参议大政，随侍帝侧，位列公爵，权势日增，成为清政权的核心人物。顺治十三年，鳌拜疏奏：“大阅讲武，国之至重也。自太祖、太宗以来举行已久。今请酌古准今，三年一次大阅。”鳌拜意欲使八旗劲旅保持传统，常备不懈，以确保江山社稷，故深得顺治赏识，“得旨允行，并著为令”。从此，“大阅”成为有清一代定制，以后各省督抚亦三年大阅营伍。同年十一月，鳌拜以前攻城时所受的战伤发作，卧床不起。顺治帝亲临探视慰问，十分关怀，被认为是殊劳。顺治十四年冬，太后博尔济吉特氏染病，福临朝夕省问侍候，鳌拜也昼夜半劳。博尔济吉特氏病愈之后，福临谕吏部：“皇太后圣体违和，朕晨昏省侍，鳌拜等近侍护卫，昼夜勤劳，食息不暇，朕所亲见。今皇太后圣体康宁，中外欢庆，鳌拜等同朕省侍，勤劳罔懈，深中嘉悦，宜分别嘉奖，以示鼓动。”加鳌拜少傅太子太保衔，因其弓马娴熟，命教习武进士，技艺精湛优异者，或留充侍卫，或由兵部选授副将、参将等官职。
辅政擅权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八，福临去世，遗诏以第三子八岁的玄烨嗣位，由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居辅政大臣之首的索尼历事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多经历内外大事，老谋深算，但已年迈多病。苏克萨哈与鳌拜本为姻亲，但二人意见多不合，并且由于苏克萨哈隶多尔衮所将正白旗，索尼对他很为厌恶。遏必隆懦弱平庸，遇事无主见。因此鳌拜虽居四辅政之末，却因以上种种原因得以擅权。螯拜与内大臣费扬古有嫌隙，其子侍卫倭赫故而不尊敬鳌拜，鳌拜对此怀恨在心。康熙三年（1664）四月，倭赫在景山、瀛台擅骑御马，又用御弓射鹿，螯拜论罪将倭赫斩首，其父费扬古也牵连，定费扬古“怨望”罪名，将其子尼侃、萨哈连处绞，籍没其家产给予鳌拜弟都统穆里玛。从此鳌拜专权妄为，网罗羽翼，朋比结党，触犯自己者辄置之死地。顺治定圈地时，八旗土地各按左右翼次序分给。多尔衮专权时欲移驻永平，故将原属镶黄旗地给予正白旗，而给镶黄旗地于右翼之末，保定、河间、涿州等处，虽然因地有肥沃与贫瘠之分，但两旗之人二十余年来，对此已习惯，各安生业。康熙五年正月，鳌拜因与辅政大臣正白旗人苏克萨哈矛盾日深，以原镶黄旗地为正白旗所占，故立意更换。索尼因憎恶苏克萨哈支持鳌拜，昏庸透顶的遏必隆随声附和。鳌拜遂命户部及直隶总督、巡抚主持其事。直隶、山东、河南总督朱昌祚会同直隶巡抚王登联，实地勘测，旗人与民人都不愿意调换。王登联上疏云：“臣同部臣东往丰润、平滦等地，看到荒凉极目。民地之待圈者，寸壤未耕，旗地之待圈者，半犁未下，恐明岁青黄不接，无从得食，此旗人与百姓并困之情形也。”“百姓情形更有难于见闻进。自圈地之令一传，知旧业难守，有米粮者已粜卖矣，士民千百上书呈请停止圈换，旗人也因计较肥瘠不愿圈换。”总督朱昌祚也上疏说：“京东各州县一闻圈丈，自本年秋收之后，周遭五百里，尽抛弃不耕……京东各州县合计旗民失业者不下数十万人，田荒粮竭，无以次生，岂无铤而走险者？！”二人上疏请示圈换两旗土地一事应予停止。户部尚书苏纳海亦“候明旨进止”，对圈地事不予办理。鳌拜听到他们的议论，大发雷霆，认为三人阻挠圈换，是有意违抗其命令。为此兴起大狱，杀大臣以立威。以苏纳海拔地迟误之罪，朱昌祚、王登联“纷更妄奏”将他们处死。康熙这时虽然年幼，但很有主见，也明白这其中的许多事理，他知道鳌拜这样做是因为“苏纳海始终不阿其意”，朱昌祚、王登联疏奏旗民不愿圈换地亩，坚守不移，是阻挠其意，因此，一定要把他们置于死地。康熙认为这样一件事情杀三大臣太过分，因此就亲自召集四辅政大臣询问。然而螯拜在康熙帝面前，欺他年少，大声咆哮，甚至攘臂挽袖地威吓，坚持将三人必置重典，索尼、遏必隆也同意，只有苏克萨哈一声不吭。但康熙坚持原则，始终未允所奏。谁知鳌拜胆大妄为，竟假传圣旨将三大臣绞杀，又追论已死之苏克萨哈旗人额附英武尔代罪，以泄其忿。康熙知道后，只能暗恨在心，因大权掌在鳌拜手中也无可奈何。
康熙六年正月，康熙帝玄烨14岁，索尼对鳌拜的专权看得一清二楚。但他年老多病，且鳌拜已将宫廷禁卫及京师卫戍掌在手中，因而对其也是没有办法。在万般无奈之中，他提出“世祖皇帝十四岁应亲政”。六月，索尼病故，由于14岁亲政是清祖制所定，故此鳌拜也没办法阻拦，再则他认为自己大权在握，也无所谓。七月初七，康熙按祖制“躬亲大政”，辅政大臣“仍行佐理”。十三日，苏克萨哈上疏请解辅臣任，愿往守顺治陵寝。苏的提议如成立，鳌拜同样也要交出辅政之权。因此他大怒，指使党羽议决将苏克萨哈应凌迟处死，族诛。康熙“知鳌拜等怨苏克萨哈数与争是非，积以成仇，与其党羽班布尔善等构成其罪，必欲置之极刑，坚执不允所请”。鳌拜竟然气势汹汹，与康熙攘臂强争累日，最后竟强逼康熙同意，将苏克萨哈处绞，诛其旗。
鳌拜权势炎赫，与其弟都统穆里玛，侄侍卫塞木特、纳莫，大学士、内大臣班布尔善，吏部尚书阿思哈，户部尚书马尔赛，兵部尚书噶褚哈，吏部侍郎泰壁图，都统济世哈等结党营私，把持朝政，朝内外大事均在家中议定后施行，根本不把已亲政的康熙放在眼里。他甚且常常在康熙面前或高声质问，或呵斥部院大臣，施威震众；又将部院衙门各官于启奏之后，康熙已经签署同意的奏章再带往家另议另行。鳌拜恐有人弹劾，禁言官上书。有人窃其马，鳌拜捕杀盗者，竟然将御马群牧长同时斩首。鳌拜欺凌年轻的皇帝，气焰嚣张，康熙深感其“欺朕专权，恣意妄为”，决意清除鳌拜集团。但是鳌拜党羽遍布内外，若明降谕旨，外廷拿问，“恐不免激生事端”，不仅不能除掉他反而可能受其害。因而康熙不露声色，采用欲擒故纵，办法在底下加紧谋划。六年，命鳌拜于二等公外加赐一等公，以其子那摩佛袭二等公爵。七年，加太师，其子那摩佛加太子少师。鳌拜对康熙也并不放心。有一天，他假装得病，要康熙亲往问候。康熙临其府第，至被榻前，御前侍卫和公托见鳌拜脸色有变，乃急趋榻前，揭开卧席，见藏有利刃。康熙年少老成，怕鳌拜狗急跳墙，因而神色不变地笑曰：“刀不离身乃满洲故俗，不足异也。”但立即回宫。康熙决意早日擒拿鳌拜。但是鳌拜孔武有力，武艺精湛，久经战阵，捉拿他并非易事。于是选身强力壮之小内监和一批王公亲贵子弟，日习布库（即摔跤），训练了一支亲信卫队。鳌拜或入奏事，康熙与小内监相搏，并不回避，鳌拜以为少年皇帝贪玩好弄，不以为意。同时康熙在底下与其舅舅索额图等一批近臣密谋善后等事宜。一切计议停当，一日，康熙请鳌拜入内让习武少年将其擒之。鳌拜入内后康熙一声令下，十数小童一拥而上，将鳌拜摔倒在地，关进大狱。
康熙八年五月十六日，命议政王大臣勘问鳌拜罪行，大臣会议审实鳌拜罪状三十条，认为“逆恶种种，所犯重大，应将鳌拜革职，立斩。其亲子兄弟，亦应斩，妻并孙为奴，家产籍没，其族人有官职及护军者，均应革退，各鞭一百，披甲当差”。康熙召鳌拜至，问其有何话说。鳌拜自知罪孽深重，希冀不死，他恳请皇帝“看他为救他的祖父太宗留下的伤疤”。康熙看到鳌拜创伤，念其历事太宗、世祖，效力有年，战功颇著，不忍加诛，命革职，籍没拘禁，其子亦免死拘禁。同党内大臣班布尔善、尚书塞得本、阿思哈等多人处斩，鳌拜不久死在监狱中。康熙五十二年，康熙帝复念鳌拜战功卓著，追赠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以其弟巴哈孙苏赫袭爵，苏赫死，仍以鳌拜孙达福袭。雍正复赐鳌拜一等公，世袭罔替，加封曰：“超武”。
和倚任极专
和（1750~1799），原名善保，字致斋，姓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他的高祖尼雅哈纳曾以军功被赐“巴图鲁”称号，并赐封轻车都尉世职。他的父亲常保曾任福建副都统，封一等云骑尉。
和出身于一个有相当的地位的八旗官僚家庭，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在童年时代在就和弟弟和琳在家中接受私塾先生的启蒙教育，后兄弟二人一同选入北京咸安宫官学学习。这所学校最早是雍正帝提议创办的，主要是为了培养内府的优秀子弟到乾隆年间，除继续招收内务府子弟外，还招收了八旗官员优秀子弟入学。到这里来学习的学生都是经过严格的选拔，不但要品学兼优，而且长相要俊秀。和生性机灵，记忆力尤其好，在咸安宫官学学习期间，他不仅背熟了《四书》、《五经》，而且满、汉文字水平也提高得相当快。此外，还掌握了蒙文与藏文。当时的著名学者袁枚曾称赞和氏兄弟二人知书达礼，聪慧机智。和虽然为中等官僚家庭子弟，但由于他父亲长年在外做官，开销较大，又因为他们兄弟俩与继母关系不很融洽，因此手头并不宽裕。为此在学习期间，兄弟二人曾与家人刘全四处借钱，以支撑他们在咸安官学数额不小的花销。
乾隆三十四年（1769），和正是弱冠之年，完成了咸安宫学业，这时的和风度翩翩，仪表非凡，他上学时就被身居高位的英廉看中了，英廉把他的孙女嫁给了他。英廉是内务府镶黄旗人，雍正十年（1732）中举，当时已是刑部尚书兼户部侍郎和正黄旗都统的高官，有了这样的姻亲靠山，和自然是仕途顺利了，也就在这一年，他承袭了父亲的爵位。
及后在英廉的帮助下，和被挑选去给乾隆皇帝当銮仪卫听差。这差事虽然品位不高，但能接近皇帝，如果能得皇帝的青睐，那以后的前途就无可估量了。正因为如此，和便处处留神，伺机博得皇帝的好感。
机会终于来了。乾隆四十年的一天，乾隆帝要外出，侍卫人员一时找不到“黄盖”。这惹得乾隆老大不愉快，他借用《论语》中的一句话问道：“是谁之过？”其他侍卫瞠目结舌，不知如何回答。只有和明白皇上的意思，他引用古书上的一句话回答道：“典守者不得辞其责。”乾隆帝见这个青年侍卫声音嘹亮，一表人才，于是怒气顿然消失，问他说：“你读过《论语》吧？”和恭敬地回答说：“读过。”乾隆帝又问了他的家世、年龄等情况，和一一作了回答。乾隆帝见他口齿伶俐，很是赏识，遂将和提升为侍卫。
和升为侍卫以后，和乾隆接近的机会更多了。他凭着自己的机灵，留神观察，对乾隆帝的脾气、心理、好恶等等，了如指掌。他费尽心机，想方设法使乾隆帝满意，对乾隆帝的心思真是看得准，摸得透。据说有一次顺天府乡试，题目照例由皇帝“钦命”。和通过宫内太监，了解到乾隆帝在命题时，信手翻《论语》，当第一本快翻完时，忽然似有所悟，立即提笔命题。根据这个情况，和揣摩一番，说：“这次肯定要考《乞醯》这一章。”后来考题发下时，果然和他猜想的一样，原来这一年是乙酉年，“乞醯”两字中正好分别包含着“乙酉”两字。由于和生性乖巧，办事能干，深得乾隆帝的欢心，其职务从此也就迅速升迁，第二年正月升为户部侍郎，三月，升为军机大臣，四月，兼任总管内务府大臣。
乾隆四十年，和受命赴云南处理李侍尧贪污案，这一次的办事进一步显示了他精明强干的能力，由此更加得到了乾隆帝的倚重。李侍尧是清初功臣李永芳的后裔，他的父亲曾任户部尚书，他自己曾任户部侍郎、广州将军、两广总督，案发时为云贵总督、武英殿大学士。由于出身显赫，加上位高权重，他把很多大臣都不放在眼里，对和自然也不屑一顾。这一年，云南粮道、曾任贵州按察使的海宁，被解职务，调任沈阳奉天府尹。海宁趁入京谢恩的机会向和揭发了李侍尧贪污的问题。和由于平素就看不惯李侍尧，因而趁此机会向乾隆帝加油添醋地把李贪污问题申述了一番。乾隆帝便委派他到云南查办此案。和一到云南，第一步就是把李的管家拘捕，严刑拷问，获得了李侍尧贪污营私的第一手材料，进而迫使李侍尧俯首认罪。在处理此案的过程中，和并了解到云贵两省吏治腐败，各府州县财政亏空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于是当即写了一份详细的奏折派人送呈乾隆帝。乾隆帝阅后，相当满意，在和回京的路上即任命他为户部尚书兼议政大臣。回京后，和又向乾隆面陈了云南盐务、钱法、边防等方面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建议，这一下，更使乾隆对他刮目相待，于是又授他御前大臣兼都统。
乾隆四十二年，和兼步兵统领。四十三年兼任崇文门税务总督，总管行营事务，补镶蓝旗满洲都统旋又授正白旗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四十四年乾隆帝亲赐和长子丰绅殷德，并把心爱的小女儿和孝固伦公主许配给他。固伦公主当时仅六岁，喜欢作男孩子打扮，每次见到和，就称他为丈人，和听后更是美不胜收。在这以后，乾隆帝对和更是宠信无比，各种殊荣纷纷落到他的头上。同年，授户部尚书，《四库全书》馆正总裁四十七年封太子太保，四十八年任国史馆正总裁四十九年授一等男，五十一年授文华殿大学士，五十三年授三等忠襄伯，乾隆晚年、嘉庆初年任首席军机大臣兼管吏、户、刑三部，嘉庆三年封为一等公爵，成为集军政财大权于一身、权倾朝野的权臣。
和“为人狡黠，善于逢迎”，作为皇帝的近臣与姻亲，他非常会投乾隆之所好，想乾隆之所想。乾隆喜欢作赋吟诗，和在闲暇时就经常作诗习字，奉和乾隆的诗作。他现存的集子《嘉乐堂诗集》中就有不少应制奉和的作品。清代诗歌评论家钱咏评论他的诗律妥切，颇有佳句。和不仅精通满、汉文，而且通晓蒙、藏文，并能用蒙、藏文为皇帝拟诏书，当时的满汉大臣中，像他这样通晓四种文字的并不多。乾隆好巡游，多次离京巡幸江南，东巡祭祖，朝拜孔庙，不管走到哪里和总是和他形影不离，随侍左右，借这些机会，曲意讨好乾隆。他还利用长期主管户部和内务府掌管钱财的大权，扩建圆明园和避暑山庄供乾隆享乐。扩建后的圆明园方圆三十里，拥有一百五十多所精美的楼殿，四十个风景区，是乾隆极为满意的游乐与休憩场所。至于平日对乾隆生活上的服务，那更是体贴到家，无微不至，乾隆年岁较高，偶感风寒便咳嗽。每当上朝遇到乾隆咳嗽，身任首辅之臣的和便当着文武大臣，为这位老迈的皇帝手捧唾孟。这种体贴与周到，使乾隆对和的信任与喜爱，甚至超过了自己的四位皇子。后来乾隆退位当太上皇，嘉庆这位新登基的皇帝对和也得退让几分。嘉庆“平居与临朝，沉默持重”，不喜不怒，谨小慎微，“凡于政令，惟是听，以示亲信之意”，所做的一切就是要使和不起疑心。
植党营私
和官居高位之后，大肆培植亲信，树立私党。他的弟弟和琳是生员出身，只是由于和当朝，前后任过杭州织造、湖广道御史、吏科给事中、内阁学士、工部左侍郎、工部尚书等职。乾隆六十年，贵州、湖南两省爆发苗民起义，和琳任云贵总督前往镇压，于嘉庆元年病死于军中。死时身兼光禄大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都御史、四川总督数职。
和琳的亲家苏陵阿举人出身，为人贪赃无能，由于他是和琳的姻亲，和对他着意提拔，曾任兵部、工部、户部侍郎，后又升为户部尚书、两江总督。在两江总督任上，他公开贪污受贿，臭名昭著，接见属员时竟恬不知耻地说：“蒙皇上圣恩，命我这老头来捞点棺材钱。”嘉庆二年和公然把他荐举为东阁大学士。这时的苏陵阿已八十多岁，耳朵已聋，眼睛全花，连一举一动都需人携扶，被人称为“活傀儡”。和的老师吴省兰、舅父明保都被安排担任要职。吴省兰曾为和塾师，因为和的关系，他被任命为学政，并担任乡试的考官，嘉庆初年被和安排到皇帝身边记录诗稿，充当和的密探。和的舅父明保既无资历又无学识，和竟把他安排当汉阳知府。明保凭借和这个外甥作靠山，气焰嚣张，当地官员对他又恨又怕。乾隆曾接见过他，对他那种窝囊样极瞧不上眼。一次他向和问起明保的出身、仕履等情况，和胡乱编造了一通，居然也把乾隆蒙骗了。
当然也有一些人见和深得乾隆宠信，于是就卖身投靠，与他狼狈为奸。如乾隆孝圣皇后的侄子福长安。福长安的父亲曾任户都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封为太子太保，死后赠郡王，是乾隆朝代的一位名臣。福长安本人也娶了皇族女为妻。由于他年轻貌美，深得乾隆喜欢，由侍卫逐渐升为军机处行走。他见和位重势高，使依附于他，甘心听从他的摆布，和曾荐他代理自己的户部尚书职务。两人在一起，干了不少伤天害理之事，和贪赃枉法的罪行他知道得最多也最清楚。和事发之后，嘉庆帝多次启发他揭发和的罪行，他充耳不闻，甘心充当和的死党。福长安的小舅子湛露，是个连满语都说不好的混混儿，因为福长安与和的特殊关系，湛露被和安排为广信知府，在一次考核政绩的“京察”中，和特意将他列为“保送一等”。
和独揽大权，胡作非为，一些忠直大臣由此倍感愤慨，有的甘冒风险对他进行弹劾。但和凭仗乾隆作后台，对谏臣进行打击、陷害。乾隆五十年监察御史曹锡宝弹劾和管家刘全仗势营私、衣服车马僭越朝廷礼制规定，当时和正在承德避暑山庄陪侍乾隆，他先看到了奏疏，马上将刘全召来，安排他迅速将超制的房屋车马拆散，把有关衣物隐匿转移。然后由和向乾隆呈上一份奏疏，说他对刘全已进行审讯，曹锡宝所告之事都不符合实际，恳请朝廷派人查处。
乾隆阅疏后，便下了一道谕旨，说和家人刘全长期在崇文门为主人代办税务，他本人的收入也不菲，即便有些积蓄也属常理，至于盖造几十间房屋住，车马服用稍有润饰，也属人之常情。谕旨并指责“曹锡宝弹劾刘全是隐约其辞，对和旁敲侧击”。乾隆还令有关官员和曹锡宝本人一道到刘全家查验证实，不能徒作“无根之谈”。由于刘全住宅衣物已经转移和“加工”过，曹锡宝等人前往查验一无所获。在这种情况下，曹本人感到十分尴尬，面对乾隆的压力与和的淫威只得承认自己是道听途说，言语失当，请求治罪。乾隆命令他革职留用。曹锡宝受此打击，精神上从此一蹶不振，后郁郁而终。
监察御史谢振定对和的罪恶行径也耳闻能详，对他的爪牙倚仗和专横霸道，尤其深恶痛绝。一次他带着士兵巡视京城，见一辆高大华丽的马车在街道上横冲直闯，谢振定令车停下，一问知乘车的人原来是和的妾弟。谢振定大发雷霆，命士兵将他从车中拖出，用皮鞭痛加抽打，并当场将马车烧焚。围观的士民人人拍手称快，和闻讯后，对谢振定忌恨在心。几天后，便指使亲信捏造罪名对他参劾，并罢免了他的职务。
乾隆帝晚期，对和更是倚任极专。凡收到揭发和的材料统统都交给和自己处理。结果就是使上奏书的人遭来横祸。如陕西一个读书人冒死给乾隆上书，揭发和贪赃枉法的罪行，乾隆将此信转给和，结果此人全家遭和党羽戕杀。
史称和“用事将二十年，威福由己，贪默日甚。内而公卿，外而藩府，皆出其门”。而纳贿谄附者，多得重要之职中立不倚者，难免潦倒敢于揭露、指陈其罪行的人则被其置于死地。
招权纳贿
和除总揽军政大权外，并先后任户部侍郎、户部尚书，内务大臣等职，长期管理户部三库及崇文门关税关监督。他长期利用手中的大权，肆无忌惮地聚敛财富，大发横财。
和管辖的内务府负责宫廷服用、食物、武装守备等方面的事务，内廷和皇帝的一切开销都由内务府所供应。乾隆一生好大喜功，尤其喜好外出游玩。和作为内务府的负责官员，为了满足宫廷奢靡的开支，他借各种机会对各级官吏和豪绅大加敲诈勒索，和本人则借机掠夺。各地进贡的礼品或外国使臣朝贡的珍宝，首先都得经过和这一关。乾隆每次从中不过收取十之一二，大部分都被和吞占。时间久了，和家中的奇异珍宝比皇宫的还要多，如大宝石、珍珠串的数量，就是内宫的数倍。他家所藏的一颗大珠比乾隆御用的皇冠顶珠还大。至于户部、内务府的太宗钱财都是由和任意支配，这是一笔糊涂账，而乾隆对此也是从不过问。有一次，两广总督孙士毅出使安南回来，在宫门外等侯乾隆帝接见，被和撞见了，和问：“你手中拿的是什么东西？”孙士毅回答：“是一个鼻烟壶。”和拿过来看了看，是用一个大如雀卵的明珠雕琢而成的。和爱不释手，便说：“你能否割爱……”孙士毅明白他的意思，但是很为难的说道：“可惜昨天已奏知皇上了，待会就要敬呈，如何是好呢？”和脸色微微一变，冷冷地说：“和你开个玩笑罢了，何必当真！”过了几天，和又碰见孙士毅，洋洋得意地说：“昨天我也得到了一珠壶，你看看怎样？”说着就递将过去。孙士毅一看，正是他进献的那一个，就说：“这是陛下将我进献的那个珠壶赏给大人了。”和哈哈一笑。事后，孙士毅经多方打听，才知道根本不是皇上赏给他的，而是他通过同党从宫内盗出来的。
和孝公主的异母兄弟七阿哥，有一次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碧玉盘，这是乾隆帝最喜爱的一件珍宝，直径有一尺多。七阿哥怕父皇怪罪，吓得惊慌失措，没了主意。七阿哥的弟弟成亲王让他快去找和商量想办法。于是哥俩同去和家。和听完了哥俩的诉说，假意装出为难的样子，说：“此物人间稀有，我又有什么办法？”七阿哥更加害怕，竟痛哭了起来。后来和答应想法试试。过了一天，和一见面就拿出一个盘子，不但比打碎那一个大，而且更为精美。七阿哥和成亲王感激不尽。此时，他们也了解到四方所进珍品，上等的先入和的手中，次等的才送进宫去。据野史中的有关记载，乾隆末年，各省进贡呈献的东西，和私自侵吞了十之八九，只有十之一二进宫。所以后来嘉庆皇帝在宣布和罪状的上谕里非常气愤地说，和家中的珍珠有二百多串，比宫中的多好几倍，稀世的宝石有几十个，整块大宝石不计其数，都比宫里的好，并下旨将此列入和罪状之中。
和是乾隆皇帝身边的红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与阿桂同掌军机处大权十几年，但阿桂经常奉命到各省赈灾治河，巡察办案，或率军征战，这无疑给和独揽军机处大权造成机会。他行文各省，要各省凡给皇帝的奏折都要先向军机处提交副本，因而，各地大员向皇帝直接奏事的权利无形中被剥夺，全国都被掌握在和的手心里，人人不得不对他俯首帖耳，惟命是听。两江总督书麟、闽浙总督觉罗长麟都曾因违忤和，先后被遣戍新疆。从此以后，从朝廷到地方的官吏，上至公卿大臣，下至各省督抚，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纷纷投入和门下，竞相进贡。和是典型的见钱眼开的人，例行公事时，他也要捞一把。他在兵部核算报销时，如不给贿赂，他就找碴不给报销。至于官员想晋升，更需要以钱开道。在和那里，大小官皆有定价，出什么价钱做什么官，例如盐政、河道总督，这是两个最大的肥缺，价码也最高，官员们必须先以“巨万纳其府库”，然后才能得到手。
和曾长期负责议罪银事务。清代的议罪银，实际是为皇帝聚财的措施，又称罚银或自行议罪银，其对象主要是各省督抚、盐政、织造、税关监督等大员。这些人一旦犯了罪，就必须交出罚银，才能够免于或减轻查处。罚银的数额按罪状的轻重不等，但大都是数万或数十万。议罪银的绝大部分都缴入内务府银库，成为皇帝的私人财产的一部分。和作为议罪银的主要负责人，不仅可以很容易地使一部分议罪银落入己手，而且可以借此索贿受贿。由于相当一批官员都担心自己随时被议罪，与其被罚巨款，倒不如趁早向和行贿，因而一旦获罪时，有和从中周旋，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于这些，和从来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的。乾隆四十七年，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贪污案被揭发，和负责查处。国泰、于易简都是和的党羽，而且在事发前已用大批银两“进献”给和，故此和在查处时，处处敷衍其事，企图使他们蒙混过关在检查该省库银时，预先通知国泰，叫国泰挪移别银充数。只是因为参加办案的另两位大臣紧追不舍，和才没能如愿。
和勒索百官，不仅肆无忌惮，胆大包天，而且价码越抬越高，单是两淮盐政征瑞一人，先后就贿赂和四十万银子。有的则不惜代价购买奇珍异宝，投其所好。江苏吴县有个珍珠商，在每个珠子外面用赤金包裹，增加了珠子的价值，大粒值二万金，次者万金，最便宜的也有八千金。即便如此昂贵，大部分官员还是争相购买，惟恐买不到，他们知道，和每天早晨都服用一粒珍珠，以延年益寿，增强记忆。
不过，向和行贿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曾经有一个山西巡抚巴结和，派他的部下带二十万两银子专程到京城上门献礼，但是进献无门，和府没有一个人来接见他。一打听个中原委，便用了五千两银子作“小费”求见，结果出来了一个衣冠楚楚的年轻奴仆，一开口便问：“黄的还是白的？”口气倨傲得很。要花上五千两进门费，真是“侯门深似海，和府财如山”啊！
和贪财纳贿有一个很明显伎俩，就是经常打着皇帝和朝廷的招牌，假公济私，中饱私囊。乾隆帝是一个好大喜功的风流皇帝，到处游山玩水，寻欢作乐，晚年更加有增无减。他曾数次南巡，登五台山，祭祀曲阜，东谒三陵，浏览天津，嵩山等地，至于避暑山庄，更是常来常往。他每次出巡，都穷奢极欲，尽情挥霍。再加之连年用兵，大兴土木，使得每年费用超过正常经费亿万之巨。这些事，他很多都交给和安排办理，没有钱支出，他也要和想办法筹措。于是便给和的贪污受贿带来很多机会，同时也带来了方便。
乾隆五十五年，皇上八十大寿，照例由和筹办庆典，这对于他无疑又是一个绝好的发财时机。他把皇宫内外和大小宫殿，均装饰一新。从京城至圆明园，楼台歌榭全部用金银珠翡装点，假山上还设有木偶和尚，开动机关，就自己活动，演出舞蹈。和还行文各省，让他们进献各种珍奇物品贺寿。这时内阁学士尹壮图上疏反对，说各省的库藏都已经亏空，不能浪费钱财。乾隆帝一方面对尹壮图的上疏很不满意，一方面也感到焦虑，和却说：“不会这样吧，何不派尹学士去各地察看一下呢？”乾隆帝当即准奏，派尹壮图前往各地勘察，和又奏请派他的爪牙庆成跟着去监视。而和与庆成却暗中捞足了外快。仅仅是乾隆帝的这一次庆典，就牵动了多少人力，花费了多少资财，主持庆典的和又不知在暗中掠夺了多少！
和的贪婪无厌以及乾隆帝对他的放纵，使乾隆后期的吏治更加腐朽透顶。朝野上下各级官员，一方面畏惧和的生杀予夺大权，另一方面也借机大捞一把，就各自向下级摊派勒索。上梁不正下梁歪，有这样的一个无比贪酷的大官高高在上，下面的贪官污吏怎能不群起而仿效，更加放肆横行呢？他们层层索贿受贿，贪污腐化，贿赂公行，结成了互相包庇纵容的关系网。有的总督，不仅收受提升官员银两，而且向属员变卖珠子，然后又将珠子收回。山东巡抚国泰，勒索属员八万两，浙江巡抚福崧贪污盐商税银十一万五千两……举不胜举，多如牛毛。
当然，有时候朝廷也抓几个案件查处，但要根除贪官，这根本无济于事。结果，贪污事件越来越多，层出不穷，贪污方法越来越巧，不仅个人贪污，而且上下勾结，串通一气，集体分赃。甘肃被查出的全省官员合伙贪污案中，贪赃千两以上的就有66人之多。布政使王直望家，就抄出金银一百多万两。陕甘总督勒尔谨有个家人叫曹禄，从其家抄出的银子也有二万余两。甚至在奉命查抄王直望资财的查抄者们也从中抽梁换柱，以银换金，以贱抵贵。如查抄底册中列有金条、金锭四千七百四两，而交到内务府的册子中只列金九两三钱，送到内务府时竟连一钱也没有了。
官吏贪污的资财，除直接向百姓搜括外，还大量动用国库，使全国各省府库空虚日益严重。有的前任离职，后任不肯接收亏缺，只好由上司出面说合；有的虽然接收了前任亏空，到自己离任时，照旧亏欠，称作“原装原卸”；有的本来没有亏空，到离任时将库中银钱拿走，名曰“做亏空”。如此这般，不仅处处亏空，而且数字令人瞠目结舌。最后，这些负担都转嫁到人民头上，使国计民生受到严重影响。例如清代的盐政、河工历来是比较富足的，但在和及众多贪官的榨取下，也财政入不敷出，以致河道年久失修，常有洪涝灾害；川楚等地曾因食盐等问题激起民变。与各地财政告急，仓库亏空情况相反的是，和家的仓库却越来越吃紧，盖了一个又一个，仍然不够用，最后来了个“夹墙藏金”，“地窖藏银”。
纸醉金迷
和用贪污受贿得来的大量钱财，大肆进行挥霍，过着极其腐化糜烂的生活。从后来清查他的家产的帐单上看，单就衣服一项，就有貂皮一千五百多张，狐皮一千多张，其他各种上等皮毛不计其数，另有绸缎库二间，各种衣服五千三百多件……真可谓“男人俱是轻裘，女人俱是锦绣”了。
和有三处花园供其玩乐，其中以淑春园为豪华，其装饰比皇宫有过之而无不及。淑春园约在乾隆初年开始修建的，遗址位于今北京西北郊海淀一带。乾隆帝晚年，和权力无比，原来位于城内的宅第尽管一再扩建，但毕竟不太符合其身份和要求了，故此，乾隆帝就把淑春园赐给了和。和成为淑春园的主人之后，将淑春园改名为“十笏园”，这其中寓含的意思就是怀揣十笏、手掌大权。和不惜重金，对全园进行了一次大改造。掘地为湖，叠石为山，修建成了一座山水相间、风景宜人的园林。内部的建筑仿照圆明园的布局，据说和圆明园中的蓬岛、瑶台如出一辙。园内遍植名花异草，房屋式样均依照大内宁寿宫的建筑，富丽堂皇，雍容华贵。为了修建淑春园，花费的人力物力真是难以计算，仅是园内的一座太湖石，就花费了数千金才运来，后人发出“曾移奇石等黄金”的感慨，确是一语中的。
和的妻子是英廉的孙女冯氏，死于嘉庆三年春，葬礼极其隆重，当时的王公大臣无不前往吊唁。除了正妻之外，和还拥有许多姬妾，姬妾到底有多少，数不胜数。据说有一次庆典，和单为姬妾们买花就用了数万两。在他众多的姬妾中，和最宠爱的有二个，一为长二姑，府中人称二夫人；一为吴卿怜，苏州女子，查办贪官浙江巡抚王望的部分财产里，就有这位吴卿怜。和大约非常迷恋这位吴小姐的绰约风姿，为了讨她欢心，专门给她建了一座小楼，起名迷楼。当和被抄家时。这位吴卿怜也引颈向环自尽了。
乾隆五十四年，和的儿子丰绅殷德结了婚，新娘是早在十年前就已定婚的皇帝的公主。婚礼的排场当然非寻常人所能想像的。乾隆帝对这个最小的女儿很宠爱，陪送的嫁妆比以前的几个女儿都要多。和将丰绅殷德夫妇安排住在淑春园的西半部分，和自己和他的妻妾们则住在东半部分，好不荣耀。
和家有大量的家奴和婢女，并且利用职权，大量使用公役人员，这些人都是为服侍这一家老小的。步军统领巡捕营在和私宅供役的就有一千余人。这些奴才们也和主子一样挥霍无度，平时也狗仗人势，欺压良民，勾结权贵，敛财纳贿。和府管家呼什图，时称内刘，和垮台后，内刘家也当然未能幸免，其家产也有十余万，而且替他的三个弟弟分别捐纳了知州、守备、州同等官衔。和府大总管刘全，造的房子有一百多间，和王公大臣的府邸相比美，很多士大夫都争着把女儿嫁给他，家产也有二十余万。
和对他的这种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生活并不感到十分惬意，虽然他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但毕竟是臣属，与皇宫内廷的生活相比，还是相形见绌，还有很多皇帝能享。用的东西他不能享用。如用，就是违制，罪名就是图谋不轨。对这一点和也是不甘心的。为了满足自己的这一点愿望，每到夜深，他就在灯下穿戴皇帝的衣服，把窃取来的朝珠悬挂在脖子上，对着一面大镜子，往来迈步。边走边对着镜子说话、微笑。不过声音压得很低，生怕被人听见。过足了皇帝瘾他才把衣服、朝珠卸下来。
乾隆皇帝在平定回民起义后，曾命人用和阗玉凿了一匹高二尺、长三尺的玉马，存放在宫中。和对此御用宝物也是垂涎三尺，设法将玉马偷了出来，专供其与爱妾在洗澡时乘坐享用。
和给自己安排后事也跟皇帝相攀比。他在冀州城外选了一大块土地，为自己建造坟墓。在墓前立一石门楼，石门前挖一地下隧道，盖正房五间，称为享殿，东西厢房各五间，称配殿，大门称宫门。墓外有围墙周长二百丈。人们都把和的墓称为“和陵”。在围墙的西侧还建有房屋二百一十九间。这套陈设和建筑，完全超越了规定，就连亲王墓地的周长也不过百丈，和比亲王的还长了一倍多，简直与皇帝不相上下了。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他如此苦心经营，他死后却没能备受到这份“哀荣”，白费了这一番苦心。
自缢身亡
乾隆皇帝在即位之初，曾焚香祷告上天，许下心愿说：“如果上天保佑，我能做六十年皇帝，一定传位皇子，归政退闲。”因而，当乾隆帝坐满六十年皇帝宝座时，决定让位给他的十四儿子，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不过他一直保守这个心里秘密，直到宣布的前夕，乾隆帝才把他的决定告诉了和一个人。和眼睛一亮，喜上眉梢，他心想，这下投机的机会又到了。因为事实很明显，老皇帝退位，他感到无所依恃，必须投向新皇帝的怀抱，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他利用这个绝好的机会，带了一柄表示吉祥嘉庆的如意，跑到嘉庆府上，呈献给他，这暗示天大的喜事就要降临，他是提前来表示祝贺的。和想通过泄露机密这一招，来取悦于未来的皇帝，博得个拥戴新皇登位的功劳，作为日后站稳脚跟的政治资本。果然，和刚刚暗送了这一消息，乾隆帝就向内外宣布36岁的十四子为他的继承人，并于第二年正式即帝位。和暗心高兴，并盘算着怎样进一步博得新皇帝的欢心。
但是，嘉庆早把和看透了。在当王子期间，嘉庆就了解到上下内外对和是多么愤恨，满朝文武“竟无一人奏及者”，表面上看，朝臣均担心乾隆帝“圣寿日高，不敢烦劳圣心”，“实则畏惧和，钳口结舌”。自己登基，如果继续重用此人，就会不得人心。和在朝廷大权在握，一呼百应，一手遮天，说不定还会出现逼位的事，这种危险性嘉庆是充分认识到的。还有，和的巨大财富也使他眼红，使他嫉妒，他怎能允许一个做臣子的富有超过皇室呢？所以，嘉庆下决心迟早要除掉和。然而，老父皇还活着，名为退位，可仍在掌权，并且仍然宠信和，太上皇的旨意，仍然经和向外传达。因此，嘉庆只好以隐忍的态度对待和，强压下愤恨的怒火，免得投鼠忌器，引起种种变故，反而不妙。
老奸巨滑的和却摸不透新皇帝的心思。从表面上看，新皇帝对他既客气又尊重，有要奏请太上皇的事，他自己不去，还让和转奏。而对和的献媚讨好，新皇帝则不置可否。这使得和一直惴惴不安。于是，和就派自己的老师吴省兰去给新皇帝抄录诗草，其实是想摸清皇帝的心思。嘉庆十分谨慎，吟咏之中不露任何痕迹。左右的近臣有人批评和，他却说：“我正在依靠和相国处理国家大事，你怎么能这样非议他呢？”这些话，当然很快就能传到和耳中。和用尽了办法，观察一段时间后，见新皇帝没有对自己不友好的表示，于是才稍稍定下心来，也因此放松了对新皇帝韵防备。
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乾隆帝驾崩，嘉庆帝开始亲政。和的靠山倒了，他的官运和命运就快要走到尽头。初五，身着孝服的嘉庆首先向全国发布一道谕旨，对将帅懈怠、军事连连失利及官场中种种恶习，极为不满，诏谕要求从上到下重新振作精神，整顿纲纪，革除弊政；并下令内外大臣特别是负责监察的台监官员，指责朝政弊端，检举大臣不法行为。
嘉庆帝的表态得到不少朝廷大臣的响应，吏部给事中王念孙首先站出来检举和。紧接着，御史胡季堂列举和的罪状，把嘉庆帝御旨中提出的几个问题统统归罪于和，主张给予严厉制裁。嘉庆帝看到时机已成熟，数天以后，就下令将和以及与和关系密切的户部尚书福长安革职拿问，并委派大员组成调查组，调查和的种种罪状。同时，凡属和的庄园财产，全部贴上封条，进行查抄。此时，和的同伙及党羽们也知道形势不妙，为避免自己受到牵连，纷纷反戈一击，揭发和的罪行。
嘉庆帝指令王公大臣联合审讯和，敦促其交代罪恶。他还亲自审讯和，责问道：“你家中盖楠木房屋，木材是否自宫中窃出？”“房屋均照宁寿宫的式样，是何居心？”
和不得不如实回答：“楠木是奴才自己买的，曾派遣胡太监往宁寿宫画下图样仿造，所以与宫中一样，其中水晶柱系由宫中窃出。”
“你家所藏珍珠手串比皇宫的还多几倍，你的大珠比朕的帽顶上的还大，你拥有的宝石比内务府的多，这些难道不是你贪盗不洁的证据吗？”
嘉庆帝还问到和将出宫妇女选入家中、擅坐椅轿出入皇宫等罪恶，和都一一供认不讳。
在弄清了和犯罪的根本事实后，嘉庆帝在正月十一日下诏宣布了和的二十大罪状。这些罪状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泄露机密，拉拢皇太子，抢拥戴之功；对乾隆皇帝大不敬；欺瞒军机要事，隐匿边报；专断军机处，把持户部；任人惟亲，所举非人；称和墓为和陵，园林房屋僭制，有谋反之心；大珠、宝石、珍珠物串都超过御用，衣货千万，金银财产不计其数；开当铺、钱店，与民争利；纵容家奴到处勒索，广置财产；步军统领巡捕营一千余兵丁供和私宅役使……不一而足。
嘉庆帝在宣谕和罪状的诏书中，同时公布了和家产查抄清单，所见者无不瞪大了眼珠子，说不出话来，查抄结果是：
田土八千余顷，房屋二千余间。银号十处，本银六十万两。当铺十处，本银八十万两。金库内赤金五万八千两。银库内银元宝八百九十五万五千多个。珠宝库、绸缎库、人参库都充盈其中。
不过，公布的这些数字，并非是和财的全部，由于这些只是短短几天内查抄记录下来的，而和转移、隐藏的财产并未包括在内。依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有个叫萨彬图的副都统，当时就对此提出过疑问，建议嘉庆帝应穷追不舍、继续清查，嘉庆帝知道他的话有道理，但却对此讳莫如深，不表态度，反而怪他多嘴。故此，世间对和氏到底有多少家产一直众说纷纭，因此使留下了许多和家产的清单，其中薛福成《庸庵笔记》所载“查抄和住宅花园清单”流传最广。
据薛福成的记载，和的家产，除房屋住宅花园之外，有田地八千顷，生沙金二百余万两，赤金五百八十万两，元宝银九百四十万两，金银元宝各一千个，当铺七十五座，银号四十二座，其他如珍珠、白玉、绸缎、珊瑚、玛瑙、宝石、瓷器、古鼎、人参、貂皮等不计其数。当时查抄和家产共有一百零九号，其中已估价的二十六号，估价部分值银二亿二千多万两。如果依据梁启超的估计，和的全部家产，则有八亿两之巨，比清廷十年收入的总和还多。这些财产抄没后，嘉庆帝除拿出一部分赏赐给他的亲信和大臣外，其余的都为嘉庆帝所占有，因此民间广泛流有“和跌倒，嘉庆吃饱”的谚语。
给和定罪后，接着给其同党福长安定罪。经大臣会同各有关衙门，一致奏请皇上将和凌迟处死，福长安处以斩首。
但嘉庆皇帝考虑到，倘若把他父皇最亲信的和拉到大庭广众之中，一刀一刀凌迟处死，这对于已故的老皇帝的脸面毕竟不是件光彩的事，于是决定赐令和自尽，判福长安死刑。
正月十八日黄昏，在乾隆皇帝去世的半个月后，执法官员捧着嘉庆帝的圣旨，到监狱宣读，和跪在地上，听完后叩头谢恩。然后对他的儿子和福长安说：“我和你等服事先帝已经很久了，本来应当一道同归，现在皇上已有钟爱之臣，不再需要我们了，我就先走了！”说完，悬梁自尽。福长安等跪在一边看着和气绝身亡。
琦善
琦善（1790~1854），字静庵，博尔济古特氏，满洲正黄旗人。他的父亲成德当过热河都统，由于他祖先格得理尔率领所统属的部众归附清廷的缘故，也袭第一等侯爵，嘉庆十三年（1808），由荫生被授为刑部员外郎。几经升擢，嘉庆二十年授河南按察使，嘉庆二十年授河南巡抚。第二年，因黄河泛滥被革职，但同年即获宽免，复任河南按察使，调往山东。道光元年（1821）任山东巡抚，道光三年初，父丧，袭侯爵。第二年，剿平临清动乱教派。道光五年初，道光皇帝褒扬其临危不惧，同年稍晚，授两江总督。皇帝已准其改进江苏北部航道的计划，但因施工方法不当造成严重损失，以至道光七年被革职，左迁内阁学士。数月后再授山东巡抚。道光九年至道光十一年他身居四川总督之要职，其后授直隶总督。道光十六年兼充协办大学士，道光十八年为大学士。道光十九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于广州，道光二十年清朝海防吃紧，英军攻占浙江定海，战争波及北方。琦善被调往天津筹办海防事务。英军海军舰队于八月十一、二日驶抵大沽口外，琦善会见并宴请了英国的领事义律，以及英军将领，答应替洋人向皇上奏明情况。十六日收受巴麦尊勋爵致清帝信件，该信索求赔偿林则徐在广州销毁的鸦片烟价以及英军军费。信中还要求为义律所受之侮辱、雪耻、香港岛割与英国作商埠、广州商行清偿其巨额债款、将泉中英官吏平等等。八月二十日道光命琦善同英人谈判。意在使其回广州商谈解决。琦善在大沽特设帐篷款待英使，并在那里举行谈判。琦善指责林则徐办事不妥，答应代为惩办，谈判成功，九月十七日英人应允返粤。琦善被派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取代林则徐，不久署两广总督。
琦善抵粤不久，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向道光皇帝密奏林则徐引起冲突的原因是：“林允诺赔偿英人由他所毁之鸦片烟价，但未兑现；林坚持出具甘结后方可继续贸易。从事鸦片贸易者格杀勿论。”琦善在广州，告谕沿海一带的清军将领只准防守要塞险隘，遇到英国兵舰时不得开炮还击。但英人的要求有增无减，要求惩处林则徐并割给英国一个新的贸易中心。道光二十一年（1841）一月七日，英人无意再拖延谈判，攻陷川鼻要塞。次日琦善首次奏报此战时称“不分胜负”，但十日获悉实情后即奏报要塞已陷，英军炮火难以抵挡。他主张将香港割与英国，迅速重开广州贸易以安抚英人，并使广州幸免于难。于是他开始同英人谈判，二十日达成《川鼻草约》。该约规定香港本岛割与英人，赔款六百万元，英人有权同中国官员直接交涉，立即重开广州贸易。不待中英两国政府任何一方之批准，义律就占领香港，并正式宣布它为大英国一部分。广东巡抚怡良马上将此奏报皇帝，同时公开表示对《川鼻草约》的条款事前一无所知。怡良的奏报，使道光皇帝确信琦善阳奉阴违。道光皇帝命广东大量增兵加强防务，致使英人也疑心琦善对他们耍花招。琦善后来向皇帝辩解说，香港地势无险可守，兵械短缺，人力不足，民无斗志，北京当然难以为信，朝廷乃重申要剿灭英人。一月二十七日和二月十三日，琦善同义律的两次私人会谈已使国内反对派深信他在暗通英人。二月二十三日他未能阻止英人进攻虎门，二十六日虎门炮台失陷，清军水师提督关元培以身殉国，攻讦琦善之声尤甚。二十六日道光皇帝颁诏斥责琦善擅自把香港割让给英国，擅许与洋人议定通商，并以上述罪名免去琦善的官职，将其逮捕法办，籍没家产；并命将琦善革职逮捕回京，褫夺全部爵衔，他多年为官积蓄的万贯家财被籍没。奕山接替其军权，怡良暂取代其总督职位。三月十二日琦善被因解出广州，到了京师朝廷议定其罪为大辟之刑，不久又宽容了他，让他带罪到浙江清兵军营中效力。还没有到达目的地，琦善又被改派到军台。
道光二十二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琦善东山再起，充叶尔羌参赞大臣。道光二十三年授热河都统，御史陈庆镛当即对此上疏指责，因而他未能就职。但道光二十三年末又被派充驻藏大臣，道光二十六年他在西藏命法国传教士古伯察和秦离藏。道光二十六年他们携带两只装满琦善财产的大箱子启程，琦善请他们把箱子存在四川成都以便他回京时带走。道光二十七年初琦善任四川总督，次年皇帝嘉奖其治理有方赏头品顶戴。道光二十八年末再授协办大学士，同时留川督任。道光二十九年调为陕甘总督，因苛待该地及青海回部，咸丰元年（1851）他被革职并流放吉林。但数月后需他去河南阻击太平军，又将其召回。琦善受命署河南巡抚，督办楚、豫交界防务。咸丰三年春文宗皇帝命他在江苏协守江北大营，三月他在浦口和扬州附近与太平军作战。咸丰四年夏病死，朝廷赠予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称号，依照总督的惯例赐物抚恤，谥“文勤”。
第四节 权臣结局
崔杼
车辚辚，马萧萧。一阵车马驰出齐国都城，奔西而去。
当中一辆车上端坐一位男儿，衣着华贵，气派不凡。他叫季子，是齐君丁公的嫡长子，君位的继承人，可他对那个万民顶礼的宝座没有什么兴趣，主动让给了弟弟叔乙，自己来到齐国西部小镇崔邑，远离喧嚣的都城修身养性。
古人有个习惯，往往以居住地为姓。故此，季子的子孙便以崔为姓。
父死子继，崔邑的主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传承九世，便到了崔杼。
政变
崔杼步入仕途，是在灵公君临齐国时。此时的中国已是春秋末期，争霸战争还在年复一年地进行着，奴隶社会已走到了穷途末路。这时的齐国政出私门，内乱不已。无论是天下大势还是齐国国内局势，都可以用一个“乱”字来概括。常言道，治世出能臣，乱世多枭雄。天下大乱倒为崔杼提供了用武之地。
在战场上，崔杼是个胆小鬼。灵公二十三年（前559）夏，齐、宋等国联兵进攻西方的秦国，他奉灵公之命率一支人马参战，临阵贪生怕死，畏缩不前，当时人将他与宋将华阅、仲江并称为“三懦夫”。但在政治舞台上，崔杼却胆大妄为，敢于孤注一掷，铤而走险。
当朝国君灵公，尚鞍马，逞勇武，西伐郑，南攻鲁，东灭莱，战绩赫赫。然而在立嗣上，却重蹈废长立少的覆辙。他的正妃是鲁女颜懿姬，侍寝多年也没有为他生下个接班人，随她陪嫁过来的侄女声姬倒是为灵公生下一子，取名姜光，被立为太子。后来，姑侄二人年长色衰，灵公移宠戎姬，戎姬也没有儿子，过继了另一个妃子仲姬的儿子姜牙为嗣。妃以色宠，而母以子贵，为在灵公百年后能享母后之尊，戎姬央求灵公废掉姜光，另立姜牙。灵公正迷着戎姬，对她百依百顺，遂废黜了姜光，改立姜牙为太子，把姜光放逐到荒凉的东部边陲。
废长立少，在当时是不合礼法的。崔杼与几个心腹如此这般密谋一番，商定只待灵公一死，即拥立姜光为君。
不久，灵公罹病，眼看不久于世。崔杼派人悄悄地把姜光接回都城，做好了政变的一切准备。灵公病情日重，终于在他君临齐国第二十八年的五月二十九日撒手人寰。
灵公尸骨未寒，崔杼便带着一伙人簇拥着姜光来到宫城外。齐都临淄分大、小两城，东北大城街巷纵横，房舍栉比，是达官贵人、富商大贾及黎民百姓的居住区西南小城，宫阙巍峨，殿阁堂皇，便是齐君居住的宫城。宫城警备森严，不是百姓随便出入的地方，可那姜光乃灵公之子，父亲死了，他回来奔丧，自是天经地义。崔杼一伙簇拥姜光堂而皇之地进了宫城，来到国君发号施令的大殿，安排姜光在宝座上坐定，当即向文武百官宣布：新君已经登基。长子继承制，是古时的惯例。那些循规蹈矩的大臣觉得这君主之位顺理成章应由姜光继承，纷纷心悦诚服地拜伏在姜光脚下。
接下来的事是如何处置姜牙了。为免除后患，崔杼下令将他斩首。可怜一个少年男儿，就这样成了宫廷倾轧的牺牲品。
至此，事情进展很顺利。正当崔杼洋洋得意之时，晴空一声霹雳：夙沙卫在高唐起兵，树起讨伐崔杼的大旗。这个夙沙卫是姜牙的老师，姜牙被杀后，他逃到高唐，纠合起一支人马，传檄讨伐崔杼。
夙沙卫起兵，给正在兴头上的崔杼当头一棒，震惊之余，忙遣大夫庆封统兵围剿。征剿大军浩浩荡荡杀奔高唐而去，把座高唐城团团围住。高唐是齐国西部边防要塞，城墙高大坚固，护城壕又深又宽，庆封围攻多日，也没攻下。
久战不决，对崔杼十分不利，谁敢说那些心怀叵测的人不会起兵响应夙沙卫？于是崔杼请姜光亲临前线督战，意在速战速决。姜光在一支人马的扈从下，风尘仆仆赶到高唐城外。夙沙卫传令全城将士拼死一搏，不料他的两个部将殖绰、工偻会自量终究难逃失败的厄运，为保身家性命，晚上偷偷缒城而下，向姜光投诚。城中将士听说他二人投降了，顿时乱了起来，殖绰、工偻会乘机引着姜光的大军从防守薄弱之处攻入城中。夙沙卫兵败被俘，庆封下令将他煮了。
姜光的君位终于保住了。因他死后的谥号为“庄”，历史上称他为“庄公”。
弑君
庄公虽是崔杼一手拥立的，但登上君位后，凡事都自作主张，根本不把崔杼放在眼里。君臣二人的嫌隙越来越深。
眨眼间过了四年，崔杼终于按捺不住了。
第五年上，庄公在伐晋问题上又拒绝采纳崔杼的意见，崔杼怒火中烧，出得宫来，遇见大臣陈须无，愤愤地说：“君主不听臣子的忠告，一旦臣子急了，哪里还有什么君主！”此话已暗含杀机，直吓得陈须无目瞪口呆。
就在崔杼怨恨于庄公、萌发废立之心时，又获悉妻子东郭姜被庄公勾引成奸，这不啻是火上浇油。
崔杼的原配夫人生下儿子崔成和崔强就病死了。以后，崔杼又娶了一房，新夫人名叫东郭姜，原本是齐国大夫棠公的夷人。当初棠公病逝，崔杼去吊唁，给他赶车的恰好是东郭姜的弟弟东郭偃。崔杼在棠府看到东郭姜，为其美貌所倾倒，回来后便与东郭偃商议，要把东郭姜娶过来。东郭偃道：“男婚女嫁需辨姓氏。您是丁公的后裔，我们是桓公的远支，同姓是不可婚配的。”这种“同姓不婚”的习俗，在当时是颇为严格的。晋献公娶同姓女为姬，后来献公罹病，郑人子产便说那是他违背“同姓不婚”惯例而遭到上天惩罚。崔杼踌躇难断，便决定占卜以决吉凶。那占卜的尽拣好听的说，崔杼乐不可支，跑去告诉陈须无。陈须无也认为这桩婚姻不大吉利，崔杼根本听不进去，道：“她是个寡妇，有什么妨碍？即便有什么不吉利，也已让她死去的丈夫承担了。”遂把东郭姜娶了过来。
庄公是个好色之徒，听说东郭姜有倾城之貌，也动了心，趁崔杼不在家，悄悄来到崔府。那东郭姜也不是什么贞妇烈女，况且庄公乃一国之君，她也不敢不从，两人很快便打得火热。庄公三番五次去崔府幽会，日子一久，庄公胆子就大了，带上侍从，大摇大摆地去会情人，就像是去自己的寝宫一般。一次他随手拿起崔杼的帽子赐给侍从，侍者说：“这样做不好吧？”“怕什么？”庄公吼道，“不用崔杼的帽子，难道就没有帽子了吗？”这话的弦外之音是：没有他崔杼，难道就没人佐理政务了吗？
崔杼闻知庄公与东郭姜通奸的种种丑行，怒火中烧。庄公拿他帽子赏人一事传出后，他知道庄公已有除掉自己之意，不寒而栗。摆在他面前的路有两条，一是先下手为强，除掉庄公一是交出权力，退归田园。权力欲极强的崔杼自然选择了前者。他周密策划，伺机动手。
一次，崔杼奉庄公之命统兵攻鲁，鲁襄公打算向晋国求救，大夫孟公绰道：“崔杼不会卖力攻打我国，一定会很快退兵的，不必担心。瞧他此番进攻，不劫掠财物，不驱赶黎民，和以前大不一样。”崔杼的心思连邻国人都一目了然。
但是，要除掉一位国君并非易事，若不能得手，倒霉的便是自己。崔杼盘算再三，觉得最好是找个得力的帮手。谁合适呢？他把不满于庄公的人数了一遍，最后相中了贾举。此人是庄公的侍从，一次伺候不周，遭庄公鞭打，一直耿耿于怀。贾举粗犷勇猛，敢作敢为，而且在庄公身边侍奉，也有机会接近庄公。
主意已定，崔杼找到贾举，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打算。贾举衔恨庄公，且崔杼已把心迹挑明了，不听从他，怕他会杀人灭口，遂答应了崔杼。他们敲定了行动方案，待机而动。
时机终于到了。庄公六年（前548）夏五月十六日，庄公设宴招待来访的莒国国君，崔杼推说身体有病，没有出席。晚上庄公来到崔府，名义上是来探视崔杼，实则来与东郭姜幽会。到了崔府大门，贾举吩咐其他随侍留在门口，他一人陪庄公进去，进了大门，贾举返身把门锁上。庄公急于见东郭姜，对贾举的这些异常举动毫不在意。望见庄公进来，崔杼拽着东郭姜进了内室，然后，从一个侧门溜了出去。庄公进屋后，不见东郭姜像往常一样出来迎接，便拍着房柱唱起歌来，欲以歌声引来东郭姜，谁知出现在他面前的却是些杀气腾腾、披甲执锐的崔府卫士。庄公一看不妙，拔腿就往外跑，见大门紧闭，便逃到墙根的一个高台上。崔府卫土蜂拥而上，把台子团团围住。崔杼踱了过来，狠狠地瞪着庄公。庄公面如死灰，哀求崔杼饶他一命，崔杼面无表情地摇摇头庄公提出与崔杼结盟，让崔杼永享富贵，崔杼又摇摇头庄公请求去太庙受死，崔杼还是不答应。庄公又向贾举等人求救，贾举断然拒绝。庄公不想束手就死，猛地一窜，跃上院墙，崔府卫士乱箭齐发，庄公腿上中了一箭，从墙上摔了下来，卫士们赶上去乱刀砍杀了他。
庄公一死，齐国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崔杼为掩天下人耳目，把杀害庄公一事全都推到贾举身上，将其斩首。然而，崔杼这瞒天过海的招法又能骗得了谁？众人很快都明白，杀死庄公的元凶正是他崔杼。齐国太史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太史是负责书记文籍的史官，君主言行，国家大事，皆由他笔录于竹简上面。臣杀君曰“弑”。直笔，直书，不溢美，不掩恶，是中国史家的传统美德。崔杼见太史一点都不给他留面子，就这么直截了当地记录下来，勃然大怒，喝令把太史推出去斩首。太史的二弟拿起笔，又在竹简上写下“崔杼弑其君”五字，崔杼又把太史的二弟杀了。太史的三弟毅然拿起笔，照写不误。有个叫南史氏的，拿着竹简前往太史衙署，准备接替太史的三弟。崔杼被这凛然正气震慑了，没敢再杀太史的三弟。
不久，西部边境告急：晋、鲁、莒、卫等十二国联军大举攻齐。
这本是庄公惹下的祸。那还是在庄公即位的第四年，晋国叛臣栾盈逃到齐国，庄公收留了他。不久，又资助他潜回晋国。栾盈回去不久，便拉起一支人马，攻城掠地。晋平公慌忙发兵围剿。为了援救栾盈，庄公亲自带兵攻打晋国，大败晋军。
此次庄公被杀，晋平公趁齐国内乱，联合诸国大举攻齐，以报昔日之仇。
崔杼无力抵御多国联军，遂把攻晋之事推到庄公身上，说自己已替晋人杀了这个千古罪人。接着，又派庆封带着大批珍宝去晋军大营赔罪。晋平公也知道，联兵攻齐，即使胜了，也得付出代价，遂顺水推舟，答应了崔杼的请和要求。崔杼委屈求和，虽事出无奈，却也使齐国免遭一场浩劫。
暗算
国不可一日无君。崔杼有胆杀庄公，却不敢自立。他明白，若自立为君，必将激起吏民的愤恨，于是拥立庄公异母弟姜杵臼为新君，是为景公。
景公新立，即任命崔杼为右相，以崔杼的政治盟友庆封为左相，佐理国政。中国历史上的宰相官制自此肇始。
相，意思是帮助、赞襄。古时举行各种典礼，都有个司仪，当时叫“相”。辅佐某个君主，也往往叫作“相某君”，如“周公相成王”，即周公辅佐周成王。相作为正式的官职名称，史家一般认为是从齐景公开始的。但它的出现决非偶然，此时中国社会正值大变革时期，政治体制正向着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宰相制的诞生，正是这种历史发展的需要和必然，所以此后不久中原各国相继仿置，并一直为后世中国封建社会所效法和继承。
崔杼、庆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任丞相。齐俗尚右，右为上，左为下。崔杼官居第一丞相，庆封为第二丞相。这是公元前548年的事。
庆封出身于一个小贵族之家，此人在战场上是个攻不能克、战不能胜的常败将军，且不学无术，粗俗鄙野，但搞起阴谋诡计来，却是行家里手，善于钻营取巧，心狠手毒。他与崔杼臭味相投，狼狈为奸，却又觊觎着崔杼的权位。因自感羽翼尚未丰满，遂将自己的野心深藏起来，装出一副恭顺的样子，惟崔杼之命是从。
上任伊始，崔、庆担心众臣不服，遂要求文武百官去姜尚的祠庙中结盟宣誓。姜尚即姜子牙，曾辅佐周武王灭商，建立西周。周初裂土分封，他被封在今临淄，国号“齐”。姜尚是齐国的始祖。崔姓的始祖季子，是他的嫡孙。齐国有什么大事，都去姜尚的祠庙盟誓。崔、庆也想用盟誓来制约大臣们。他们颁下命令：谁敢不去，将严惩不贷！
庙旁筑起了两丈多高的祭坛，坛下挖了个深坑，披甲仗剑的士兵一千人把祭坛围得水泄不通。来参加盟誓的人都被喝令交出佩剑——崔、庆怕有人乘机行刺。人到齐后，崔、庆二人登上祭坛，手按着腰上的利刃，厉声高喊：“谁不遵从崔氏、庆氏，杀无赦！”然后，命令众人歃血盟誓，谁敢违抗，就地处决。几位拒绝盟誓者，当即被推入坑内斩首。接下来轮到大夫晏婴。此人祖籍夷潍，袭父职而为大夫，在朝中以机智、廉正著称。此刻众人都看这位名望卓著的大臣怎么办。晏婴瞧跟前这形势，不歃血结盟就得白白送死，遂仰天叹曰：“我晏婴发誓服从忠君利国的人，有上天为证！”遂歃血结盟。晏婴此举颇为机巧，既保住了性命，又没违背天地良心：我晏婴发誓效忠的是忠君利国的人而已！而崔、庆二人又岂肯自认不忠君利国？晏婴既已歃血结盟，余下的人也都照做了。
崔、庆的高压政策并不能使百官顺服，众人只是敢怒不敢言，不敢公开与崔、庆二人对抗而已。齐国政局暂时稳定下来。
直到此时，大臣们才腾出手来殡敛庄公。庄公被杀后，尸首被扔到大城北面一片空地上，用些乱石碎砖围着。五月天气已热，尸体一放便是十四天，腐臭不堪，行人无不掩鼻而过。
按照当时的礼仪，诸侯死后，第五天殡敛入棺，在灵堂上停放五个月，然后入土安葬。之所以要停尸五个月，是因为要修建庞大的陵墓——当时还没有生前修陵的，在世时便修建陵墓，是战国以后的事。崔杼斗胆杀死庄公，心中实有几分胆怯。庄公一日不埋葬，他的阴魂便一日不散。崔杼等不到五个月了，第十四天上便把庄公草草埋葬了。
崔杼原以为从此以后可以高枕无忧了，不曾想厄运很快就降临到他的头上。
崔杼的厄运是从家族内乱开始的。
东郭姜改嫁到崔家的时候，带去了前夫棠公的儿子棠无咎，到了崔府，又为崔杼生了一个儿子，取名“明”。崔杼倒也没嫌弃棠无咎，让他和内弟东郭偃一同做了自己的家臣，负责崔府事务，颇为倚重。
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崔杼立长子崔成为传人。后来，崔成患病，久治不愈。崔杼便另立崔明为嗣。崔成自叹命多舛，要求去崔邑休养，崔杼答应了。谁知，棠无咎和东郭偃却节外生枝说：“崔邑乃宗庙所在，应归宗主所有，不能给崔成！”宗庙是祭祀祖先的地方，在棠无咎和东郭偃看来，崔邑作为宗庙重地，只能是崔杼占有，崔杼死后，则非崔明莫属，崔成无权享用。崔成被激怒了，憎恨棠无咎和东郭偃两个外姓人多管闲事。二弟崔强也满腹怨恨，在他看来，崔成不便继承家业，那么，应由他来取代，无论如何也轮不到崔明。崔明不过是个庶子，有什么资格做崔氏的继承人？这兄弟二人遂串通一气，密谋干掉棠无咎和东郭偃二人，以解心头之恨。
不过这事毕竟不是儿戏，闹不好要闯大祸。兄弟二人决定去请教一下父亲的老友庆封。
此事正中庆封下怀。他眼珠一转，对崔氏兄弟说：“你俩暂且回去，待我好好想一想。”崔家兄弟一走，庆封便唤来其心腹卢蒲密议。卢蒲道：“崔氏削弱之日，就是庆氏强盛之时。”庆封早就觊觎崔杼的权位，卢蒲此话正好道出了他的心意。二三天后，崔家兄弟又去庆府讨教，庆封屏退左右，对二人说：“如果有利于令尊，就干掉他俩！有什么困难，老夫可以帮助你们。”崔家兄弟大喜过望。
一切准备就绪，景公二年（前546）九月初五日，崔成、崔强在崔府大堂上杀死棠无咎和东郭偃。崔杼怒不可遏，立刻驱车去见庆封，诉说两个儿子的不是。庆封闻言，心中大喜，但嘴上却说：“崔、庆一家，贵府的事就是我的事！这两个逆子竟敢如此，让我为您去教训他们！”不待崔杼应允，就命令卢蒲带着一队人马去攻打崔府。崔家兄弟加固了院墙，拼死抗击。卢蒲久攻不下，感到此事不宜久拖，一旦崔杼看破了他们的诡计，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卢蒲蛊惑城中民众参加战斗。崔家大院终于被突破，崔成、崔强被杀。卢蒲纵兵抢夺钱物和奴仆，把崔府劫掠一空。东郭姜上吊自杀。
卢蒲大功告成，兴冲冲地回去复命。庆封大喜，对崔抒说：“事情已经办妥了，两个逆子已被除掉了，您老放心回家吧！”庆封让卢蒲驾车送崔杼回去。崔杼回家一看，崔成、崔强横尸于地，东郭姜吊死梁上，值钱的东西都被抢走了，不值钱的东西被砸得粉碎。他这才明白，自己被庆封算计了。看着眼前的一切，崔杼悔恨交加，遂自缢而死。
除掉崔杼之后，庆封独揽大权，其飞扬跋扈较之崔杼有过之无不及。但多行不义必自毙，庆封到头来也未得善终，他的覆灭距崔杼之死不过九年。
张仪
楚都郢城，令尹（相当于中原诸国的丞相）昭阳府第，高朋满座，觥筹交错。席终人散，昭阳发现自己的一块玉璧不见了。谁窃去了呢？赴宴的人不是达官贵人，便是公子王孙，有谁能干此种勾当？令尹的门客反复推敲，觉得那个姓张名仪者最为可疑。
这张仪乃魏国王室的远房子弟，然而到他这一代已经破落了。张仪伶牙俐齿，工于心计，拜在鬼谷子门下，学习游说之术。据传鬼谷子姓平，楚国人，隐居于鬼谷，人称鬼谷子。此人多奇计异谋，能言善辩，乃战国纵横家之鼻祖。今传《鬼谷子》一书，系后人伪托。鬼谷子先生门徒颇众，张仪最得其真传。出师之后，张仪周游列国，游说诸侯。谁知，他初出茅庐，没有什么名气，没有哪个国君能够看上他。此番来楚，是来碰碰运气的。
张仪穷困，穷困便会行窃，昭阳令尹的门客如此推理，把他列为嫌疑对象。
死里逃生
张仪很快被捉拿归案，接受审讯。他一口咬定决没拿过什么玉璧。门客们见他嘴硬，便动用刑罚，直打得他皮开肉绽，他还是不承认。门客们无计可施，只得把他放了。劫后余生，张仪急忙离开这是非之地，跌跌撞撞奔向魏国老家。
妻子见了遍体鳞伤的夫君，惊呆了，忙问何故，张仪如实相告。妻子悲叹道：“唉！你若不醉心于读书、游说，那会遭此污辱？”张仪倒不在乎，只是急切地问：“你瞧瞧我的舌头还在否？”说完，张开嘴让妻子瞧。妻子觉得好笑，瞧了一瞧，道：“还好端端地呢！”张仪这才放心，对妻子说：“舌在，足矣！”在他看来，舌头还在，便能继续游说，皮肉之苦，人格之辱，大可不必在意。
休养了一段时日，张仪又干起了老行当。这次，他没东去齐，也没北去燕，更没南至楚，而是一路向西，过了崤山上的函谷关，到了秦国。
他此番西行，据说是苏秦激将的。
苏秦，洛阳人，与张仪有同窗之谊，然才干不及张仪。出师后，苏秦北去燕国，受到燕王重用，又去韩、赵、魏、齐、楚诸国游说，谋划合纵抗秦。他担心秦国出兵东进，打乱合纵，想找一个人去秦国游说，迷惑秦王，使其暂缓出兵。谁去合适呢？在左思右想，惟张仪可担此重任。但他深知张仪的脾性，不受他人指使，遂使用激将法。苏秦让人告诉张仪：“你的好朋友苏秦，现在位高权重，你何不到他那里看看，或许能实现你的理想。”张仪欣然前往。苏秦在赵国，张仪风尘仆仆赶去，要求晋见苏秦。苏秦闻讯，吩咐门人挡驾，又不放他走，干耗他几天时间。数日后，苏秦接见张仪，命他坐在堂下，赐给他奴仆吃的粗粝饭菜，还冷言冷语地说：“凭你的才能不该沦落到这般地步吧？我并非不想荐引你，而是你不堪重用！”说完傲慢地走了。张仪本想同窗能提携一下，谁知，非但毫无所得，反而空遭一番羞辱。他怒火中烧，发誓要报复。但苏秦受赵国庇护，他拿苏秦没办法，遂决定西去强大的秦国，游说秦王，以秦制赵，到时再找苏秦算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