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先秦名臣
周公
周公，周初政治家，名旦，为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因采邑在周（今陕西宝鸡东北），称为周公。
文王死后二年，周公佐武王东伐殷至孟津。四年，他和太公望、召公佐武王灭殷杀纣，三分商王畿地。封纣子武庚于邶以续殷祀，封文王子管叔于鄘、蔡叔于卫防范之，名义上合称三监，以监殷民。
克殷二年后武王重病，遗命周公即位。但周公告天请代武王死，告天策文藏于金箱内。武王死后，“天下闻武王崩而叛”。周公为应付危难，立武王年幼之子诵为周成王，又自己执政称王，以致引起内部争权斗争。管、蔡也乘机散布流言，引起成王对周公的怀疑。最后成王开金箱，看见策文，周公才获得信任。于是管、蔡勾结武庚起兵反周。
武庚利用时机，联络东（都）、奄、薄姑、徐戎、淮夷、熊（祝融）、盈（嬴）诸族共图复国，声势远比新起而内部分裂的周强大。周公和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经过三年东征，平定了三监叛乱。《逸周书·作雒》说武庚北奔，管叔自杀，蔡叔被囚周公征服熊、盈之族十七国，俘维（淮夷之族）九邑。《孟子·滕文公》则说其灭国五十。地居河汾之东的唐也起事策应武庚的叛乱，后为周公诛灭。这次战事是武王灭殷后周公为彻底征服殷族及其同盟作出的最大功绩，周王朝的统治由此奠定下来。
周公于第四年回到宗周即采取两方面政策：一是分治殷民，一是分封诸侯。《荀子·儒效》说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大抵姬、姜两族进占已开化膏腴或要冲之地，殷及其联盟各族则被赶至落后偏僻地区，造成了周初的一次民族大迁移。
为实现武王遗志，周公于执政五年时以大量殷遗民营洛邑，建东都成周，至七年告成。他请成王到新都举行首次祀典，并开始亲政，成王则请他留守洛邑。此后周公归政成王，自己留守成周，与留在宗周的召公形成“分陕而治”的局面，自陕（指陕原，即陕陌，今河南陕县西南）以东广大疆域都归周公治理。三年之后，周公老于丰，成王任命其子明保到成周负责“三事四方”。周公遗言死后愿归葬成周，但成王尊其功，留葬于宗周附近毕地与文王墓相邻。
《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除了把制礼作乐叙在六年有失牵强外，其余大抵是正确的。所谓制礼作乐，是指周公在整个执政期间对有关各种典章制度及文化教育诸方面的建树。《左传》文公十八年说“先君周公制周礼”，说明周公的制礼工作在历史上很有名。
晏婴
晏婴（？~前500），尊称晏子，字仲，谥平，后世又称晏平仲，夷维（今山东高密）人。据《左传》记载，他于鲁襄公十七年（前556）继其父晏弱为齐卿，随后历事灵公、庄公、景公三朝。到景公时，由于他政绩卓著，尤其在会见晋国使者范昭和出使楚国期间都表现出超人的大智大勇，为国争了光，升为相国。接着，他又以“二桃杀三士”之计智除了威胁国君的“齐国三杰”，推荐文武全才的田穰苴接任齐国大将军，并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从而将齐国治理得国富兵强。他本人也由此而被誉为一代名相，并被史家尊为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另据考证，晏婴还是我国先秦时期卿大夫中力倡廉政且躬行不怠的第一人。
以民为本
在《左传》和《晏子春秋》中，都详细记载着晏婴“以民为本”的思想。他多次强调：“以民为本”、“先民而后身”。鉴于此，他数十年如一日，一直以恤贫厚民、敢谏尽职而名显诸侯。
晏婴相齐之初，当年齐桓公称霸的业绩早成历史，整个国势相当衰弱，北边的燕国，西边的晋国和南边的楚国，都经常犯其边境。在国内，官家垄断着大部分山林、土地、渔盐，贵族们“宫室日更，淫乐不违”，“肆夺于市”，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此情况下，晏婴充分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地位，机智地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尽最大努力去为民请愿。
有一次，乐不思政的景公问晏婴，自己能否像先祖齐桓公那样称霸诸侯？晏婴脱口而出：“桓公之时，特别注重选贤任能，以鲍叔、管仲为左膀右臂。可您呢？不但左倡右优，而且前面有进谗言的，后面有拍马屁的，这哪能成呢！”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些话在景公内心深处引起了强烈震动。
还有一次，景公为兴建亭台而役使大批民工，虽值秋收季节也不让他们回去。民工们心急如焚，但都敢怒不敢言，只能暗暗叫苦。晏婴对此曾专门进谏，无奈景公执迷不悟，仍然一意孤行。接着，还为了亭台的开工而举办了一场大型饮宴，并令晏婴陪侍。晏婴待酒过三巡，忧心更甚，遂即席起舞，同时唱道：
岁已暮矣，而禾不获，忽忽矣若之何？
岁已寒矣，而役不罢，慑慑矣如之何？
唱着唱着，禁不住泪流满面，一些忠臣义士也一个个随之掉下了热泪。酒酣耳热的齐景公见此情景，才震惊、醒悟，下令停止了亭台工程。
又有一次，齐景公病了。他以为这是上天对他的惩罚，要大臣大举祈祷。晏婴又引经据典，劝他将祈祷上苍改为实行德政，去禁、毁关和薄敛减赋。也巧，景公恩准了他的奏请不久，大病竟然奇迹般地好了。从此，他对晏婴更加信任，而晏婴对他的劝谏也更多、更及时、更直率。
有一年，阴雨连绵，齐国都城附近百姓的房子倒塌了许多，无数人无家可归，缺吃少穿，眼巴巴期待着朝廷救济。而齐景公却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依旧饮酒作乐，甚至派人到处去找能歌善舞的人陪酒助兴。晏婴得知后，先将自己家中的器具、粮食分给灾民，然后去见齐景公，说：“现在雨水成灾，百姓饥寒交迫，而您却日夜享乐不去救灾。您的马吃着国家粮仓里的粮食，您的狗吃着一般人家经年舍不得吃的肉，您的宫女们天天都在大吃大喝，而您的百姓却在啼饥号寒。如此下去，百姓们就不愿意再拥戴您这样的国君了！”齐景公一听，连忙派人去了解灾情，发放救济物品。
此后不久，晏婴陪伴齐景公外出，见他对田野路边一具具冻饿而死的尸体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样子，又说：“当年，桓公看见饥饿的人便给粮食，看见有病的人便给钱看病，而您却对百姓冻饿而死不痛惜。如此下去，百姓就会离心离德，去拥戴别人做齐国的君主了！”齐景公这才连连认错，并下令掩埋死尸，发放粮食，减免赋税徭役。
清廉俭约
在史书中，有多处提及晏婴“食不足”、“食肉不足”、“衣食弊薄”、“乘弊车驽马”、“布衣栈车而朝”。还说他每日的正餐，吃的是糙米饭，只有一荤一素两个菜。一天，齐景公的使者到他家正赶上他要吃饭，就把饭分了一份给使者吃，结果两个人都没吃饱。他穿的是粗布衣，即使祭祀祖先也不过将衣服和帽子洗干净穿上而已。一件狐皮大衣，也只是在出使他国或参加盛典时穿，并且一直穿了30多年。平时上朝，总是乘坐一辆劣马拉的破旧车子，有时甚至走着去。至于住的，照景公的话说，是“宅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
齐景公见晏婴如此清苦，便派人送给他许多钱财。前两次都被他全部退还。第三次他收了下来，将它们转赠给了贫穷的亲友和灾民。之后，他生怕景公再次恩赐，便如实向景公说明了情况，还说：“作为一个大臣，将国君的恩赐用于百姓身上，是以臣代君治理百姓，忠臣是不应该干的；不用在百姓身上而收藏起来，那臣下就变成了一个装东西的箱子，仁者是不会干的；上对不起国君，下对不起百姓，只干守财奴的事，聪明的官吏是不会干的。所以，请您千万不要再赏赐臣下了。”景公不解，问：“想当年，管仲不也接受了桓公封赏的500个村庄吗？”晏婴便说出了“圣人千虑，必有一失；愚人千虑，必有一得”的话，并“再拜而不敢受命”。
然而，景公总觉得晏婴乘坐的车子与其身份太不相称，所以仍坚持送他一辆由几匹良马驾的好车。晏婴再三谢绝，并坦诚地表示：“您让我管理全国的官吏，我深感责任重大。平时，我怕他们奢侈浪费和行为不轨，一直要求他们节衣缩食，以减轻百姓负担。我若乘坐好车，百官们便会上行下效，奢侈之风就会弥漫四方。假如真的到了那个时候，恐怕就无法禁止了。”
接着，齐景公又利用晏婴出使他国之际，“毁其邻以益其宅”，为他新建了一处相国府。但晏婴回京之后，马上从相府搬回了原来低矮狭小的住处，同时将相国府加以改造，分配给了原来住在那儿的人。
后来，景公还决定将富庶的平阳（今山东平阳东北）和棠邑（今山东聊城北）赏赐给晏婴。晏婴表示感激却不肯接受。他说：“以往，由于您热衷修建亭台楼阁，致使百姓精疲力尽由于您迷恋声色犬马，致使百姓贫困不堪由于您动不动就对邻国兴兵打仗，致使百姓性命难保。直到现在，百姓们仍在怨恨朝廷和官府。因此，我不敢接受您的赏赐。”景公默默点头，但又问：“难道您就不想富贵吗？”晏婴答道：“我以为，当臣下的首先要为君主，然后再为自己；先为国，再为家。至于富贵，人人所盼，我怎能例外呢！”景公说：“那么，我应赏赐您什么呢？”晏婴随即表示：“如果您能下令减免渔盐商人的税收，对农民实行‘十一税’，再减轻各类刑罚，这将是我想得到的最大赏赐，我也将永远感激不尽！”景公十分高兴，当即答应了他的全部要求。
晏婴到了晚年，不仅不再接受任何新的赏赐，还向齐景公提出将原来赐他的封地退回去。景公认为：在齐国历史上从未有臣老辞邑的先例，坚决不同意。但二人推来让去，最终还是晏婴说服了他，将封地全部退还，自己仅留下了一辆劣马驾着的破车。
晏婴临终之前，还谆谆告诫家人：丧事要从俭，绝不许厚葬。
忠于老妻
在《晏子春秋》中，还有多处描写晏子对其老妻忠贞不贰的篇章。
其一说的是，有一天，晏子正在房内休息，忽然有个年轻漂亮的婢女轻轻推门进来，接着眉来眼去地向他献殷勤。她见晏子兀然不动，又露骨地说：“奴婢本是东郭人，自愿献身于大人，终生服侍大人。”晏婴一听，顿时拉下脸来，严肃地规劝她好自为之，千万不要妄生杂念。那婢女又羞又愧，只好低下头匆匆离去。
其二说的是，有一天，齐国大夫田无宇路过晏婴家门口，见晏婴站在门外，便凑上去打招呼。这时，房内走出一位老妇人，其“发斑白，衣缁布之衣，而无里裘”，走起路来也摇摇晃晃的。田无宇待那妇人走远后，问晏婴：“刚才那位老妇人是谁啊？”晏婴说是自己的妻子。田无宇听罢大笑，说：“您位至中卿，食田七十万，为何不另娶一位妙龄阿娇，却同一个老太婆厮守在一起？”晏婴瞧了他一眼，不屑地说：“我晏婴曾听人说：‘去老者，谓之乱纳少者，谓之淫；且夫见色而忘义，处富贵而失伦，谓之逆道。’难道你希望我有淫乱之行，不顾于人伦而另娶，做那些倒行逆施、寡廉鲜耻的事吗？”几句话，将田无宇说得面红耳赤，无地自容。
其三说的是：齐景公有位女儿，年轻貌美，想嫁给晏婴。有一天，景公借机到晏婴府上去赴宴。酒至半酣，景公见一妇人穿堂而过，便明知故问：“这就是您的妻子吗？”晏婴点头称是。景公故作惊讶地说：“哎呀，怎么这样老，这样丑！”接着又说自己有个女儿“少且姣”，愿意嫁给他做夫人。晏婴一听，马上站了起来，诚惶诚恐地表示：“现在，我妻子确实又老又难看，但她和我已经生活了许多年。她年轻时，也很漂亮，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才变成而今模样。我决不能辜负她！”还说：“无论任何人都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变得衰老和难看的。我感谢主公的好意，但我万万不能从命！”说罢，俯身而拜。景公见此，也只好作罢。
在晏婴相齐期间，齐国万象更新。他兴国安邦的韬略，尤其是他那以民为本、清廉节俭以及忠于爱情的故事，一直广为流传，深得人心。以至于汉朝太史公司马迁在为他作传时，也连声赞叹：“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意思是，如果晏婴还活着，哪怕让我司马迁去为他执鞭驾车，我也心甘情愿！
孙叔敖
孙叔敖原名敖，字孙叔，又字艾猎，春秋楚国期思（今河南固始西北）人。其父贾曾任楚国司马，因反对令尹（相当于后来的宰相）斗越椒叛乱，而被贼人杀害。为躲避灾祸，其母带着他逃回故乡种田度日。
据史载，孙叔敖外貌丑陋，但自幼聪明伶俐，勤奋好学，知识渊博，道德高尚，后来做了楚国的令尹，在就任3个月之内，就把原来的烂摊子治理得井井有条，使楚国出现了“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的一片振兴气象。
见义勇为
孙叔敖从小就有胆有识，处处为别人打算。在他还不到10岁时，有一次他在田边玩耍，看到了一条两头蛇。据传说，两头蛇是不祥之物，见者必死。所以，他一时又惊又怕。但为了不让别人再看见它，便随即捡起一旁的小木棍，竭力向蛇打去。那蛇猛地昂起头，样子十分吓人。他却就势窜上去，一脚踢在蛇头上，接着连抽三木棍，将蛇打死了。随后，又就地掘了一个坑，把它深深地埋入地下。
孙叔敖回到家里，躲在一处哭起来。母亲问其缘故，他将刚才的情况说了一遍。母亲欣慰地点了点头，说：“人常说‘有阴德者，阳报之’。德能战胜不祥，仁能消除百祸。你如此想着别人，关照别人，老天会保佑你的。所以，你不但不会死，说不定还有后福呢！”孙叔敖听罢母亲一番话，也随之破涕为笑。
此后，孙叔敖的母亲更加勤俭，节省钱米供儿子读书。而孙叔敖也求知若渴，学业突飞猛进。此事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四面八方，被越来越多的人传为美谈。
大公无私
数年后，楚国令尹虞丘子听说孙叔敖德才兼备，便微服私访，亲自考核，并确认他是位不可多得的贤才。于是，将他引荐给了楚庄王，并建议由他接替自己的职务。开始，楚庄王说什么也不答应。虞丘子说：“长久占据禄位的，是贪；不推荐贤能通达的，是虚假；不把职位让出来的，是不廉；不能做到这三点，是不忠。做臣子的不忠，君王又为什么偏要把他当作忠？”说罢，又一再表示：“臣下一定要辞职！”
楚庄王见虞丘子如此态度，也不便再说什么，只好亲自核验孙叔敖的人品和才干。他问孙叔敖治国之道，孙叔敖从容作答。二人越谈越投机，竟谈了整整一天。庄王遂提出由他执掌国政，他却推辞道：“我出身于田野农舍，骤然执掌大权，怎能让众人信服呢？大王若有意用我，就把我摆在众臣之后吧！”然而，庄王基于虞丘子的力谏和自己的当面验证，还是让他担任了令尹。
孙叔敖上任不久，虞丘子的家人犯了法。孙叔敖经过详细审讯，毅然照律将那人判了死刑。当时，不少人都抱怨孙叔敖对不起虞丘子，而虞丘子却非常高兴地进见庄王说：“臣下说孙叔敖能治国理政，执法不偏私，现在可以证实了吧！”
施惠百姓
孙叔敖为政，注重教化，倡导勤俭，致力于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
平时，孙叔敖经常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宣传，要上下和睦同心，保持良好的社会风气。每逢秋冬季节，又劝导人们进山采伐竹木等林产品，然后储存起来待春夏之际，再通过河流运出去卖钱。老百姓从中受到了实惠，自有说不出的高兴。
在发展经济方面，孙叔敖最大的贡献是兴修水利。首先，他在自己的家乡期思一带征调民工，排除积水，取得了良好的效益。接着，在雩娄（今河南商城东）兴建水渠，使当地农业获得了丰收。随后，又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开凿了规模宏大的芍陂（今安徽寿县安丰塘即其残存的一部分）。有关资料上说：芍陂“陂周一百二十里许”，可灌溉100万亩农田，不仅对当时的生产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而且惠及后世。有关专家还评述道：芍陂堪称我国历史上最早、最著名的水利工程。它比西门豹筑建的漳河渠早200多年，比四川的都江堰、关中的郑国渠早360多年。当地人民为表达对孙叔敖的怀念和敬意，特地在陂北修建了一座“孙叔敖祠”。此外，孙叔敖还协助楚庄王训练军队，整修武备，终于在公元前597年打败了晋国，从而成为中原霸主。
清正廉洁
孙叔敖尽管爵高、权重、禄厚，但平日只“乘栈车牝马，披毁羊之裘”，连他的妻子也“不衣帛”。他的随从见他如此俭朴，劝他说：“坐新车则安全，乘肥马则行得快，穿狐裘则暖和，您应该换成新车、肥马、狐裘。”他解释道：“君子穿上好衣服更加恭谦，小人穿上好衣服更加傲慢。我没有好的品德配乘新车、肥马，穿好的衣服。”
有一次，有位名士去拜见孙叔敖，问他：“我听说做官做久了的，会遭到读书人的忌妒；俸禄丰厚的，百姓会怨恨他；地位尊贵的，君主会厌恶他。而今，您官久、禄厚、位尊样样俱占，却没有得罪任何人。这是为什么呢？”孙叔敖爽快地回答道：“我虽然身为令尹，但从心里更谦虚每当俸禄增加，得到我所施舍钱财的人也随之增加地位越尊贵，待人的礼数越恭谨。正因为这一缘故，才没有得罪楚国各界人士。”
鉴于孙叔敖功勋卓著，楚庄王曾多次要赐他封地，但他每次都坚辞不受，“持廉至死”。
在孙叔敖临终之前，他还给庄王上奏章说：“承蒙大王提拔，我这样一个田野农夫竟当上了令尹，可惜我无能报答您的知遇之恩。我有一子，资质太差，不配伺候大王，请让他回乡种田。”还说：“晋国虽败，但目前仍是我国的劲敌，不可小视连年兴兵攻伐，百姓度日艰难，大王要加以体恤爱护！”庄王看罢，不禁热泪盈眶，无限感慨地对人说：“令尹至死不忘国家，实在难得！”
孙叔敖死后，其子孙安谨遵父训回到了家乡。由于家中一贫如洗，终日以种田、打柴维持生计。庄王最喜爱的戏子优孟听说后，将此情编成了歌谣，自己装扮成孙叔敖，演唱给庄王。庄王深受触动，立即召见了孙安。当他见孙安衣衫褴褛，不禁泪下，问其“为何穷到如此地步？”优孟从旁答道：“这正说明孙叔敖令尹是何等公而忘私！”庄王略加思忖，便“封之寝丘（在今河南固始境内）四百户，以奉其祀。后十世不绝”。
商鞅
战国时秦国政治家。姓公孙，卫国贵族，又称卫鞅或公孙鞅。商鞅年轻时好刑名之学，在魏相公叔座门下任中庶子（或作“御庶子”）。公叔座临终前将其推荐给魏惠王，惠王不能用。商鞅闻秦孝公下令求贤，发愤图强，乃离魏去秦，以变法强国之术说孝公，孝公大喜。但甘龙、杜挚等大臣对变法并不赞成，他们制造舆论，以为“智者不变法而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孝公不为所动，仍以商鞅为左庶长，下令变法。其主要内容是：①实行连坐法。即将秦民编入什、伍之内，使其相互监督。一人犯法，同一什、伍之人不检举、告发，也要承担法律责任，告奸者则可受赏。②用法令力量迫使大家族向个体家庭转化，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③禁私斗，鼓励秦民杀敌立功。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商鞅像，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④贯彻重农抑末的策略，其具体措施是：对于努力耕作者免其徭役，对于怠于种田或因从事手工业、贾贩活动而致贫者罚为奴隶。⑤要求宗室也立军功。《史记》记：“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即依军功大小定贵族身份之高低。
变法令下达后，商鞅以三丈之木置于国都南门，募民有能徙木于北门者赏十金，但无人响应。他又奖赏金增至五十金，有一人应募，即获得五十金，以此来取信于民。当时太子犯法，商鞅刑其师傅公子虔、公孙贾。《战国策》对此事的评论是：“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商鞅执法敢于不避贵势，在秦国震动颇大，这是上下都能奉公守法的重要原因。
新法令推行几年后，秦国百姓家给人足，臣民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故国势蒸蒸日上，孝公以商鞅为大良造。两年后，秦从雍（今陕西凤翔）迁都咸阳，并第二次下变法令：①推行县制。并小都、乡、邑为直属于中央的县。县置令、丞。全国共置三十一县（一作四十一县）。②废除井田制。《史记》有：“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战国策》说商鞅“决裂阡陌，教民耕战”。③统一度量衡，即平斗桶、权衡、丈尺。
商鞅方升孝公二十年（前342），秦国富强。周天子和诸侯派人向秦祝贺。次年，秦乘魏在马陵之战中的失利而伐魏，魏公子印率军拒之，商鞅用诈谋虏取印而破其军，魏割河西（今陕西东部）向秦求和。商鞅以此战功受封于、商（今陕西商州、河南西峡一带）十五邑，号称商君。
商鞅相秦期间，因鞅执法较严引起秦贵族的怨恨。孝公卒后，太子惠王立。公子虔之徒为报夙怨，告商鞅有谋反企图，派官吏逮捕他。商鞅打算逃入魏国，魏人因公子印曾中其计而丧师，故拒不接纳。商鞅不得已而归秦，乃与其徒属发邑兵攻郑（今陕西华县），兵败被俘。惠王车裂商鞅，并灭其族。
商鞅遗物，过去所发现的有铜戟、铜镦和铜方量。戟铭为“十三年，大良造之造戟”，镦上的铭文为“十六年，大良造、庶长鞅之造”，方量之铭是“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十六年、十八年皆为孝公之纪年。文献记载中称商君相秦，今证之以铭文，鞅官居大良造，和国相相当，相邦之名孝公时尚未出现。
战国晚期，已有商鞅或商鞅后学的作品流传于世。《韩非子·五蠹》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贫。”《南面》又说：“说在商君之内外。”表明韩非读过商鞅的内、外篇。西汉时司马迁曾读过商君的《开塞》、《耕战》，则今本《商君书》西汉时已有之。但该书中有的篇内提到垂沙之战、华阳之战、长平之战等，这些战役都发生于商鞅卒后几十年。可见该书有些部分是战国晚期的作品。
第二节 秦汉三国魏晋名臣
李斯
李斯（？~前208），秦代大臣。战国末年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人。早年为郡小吏，曾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业成就后入秦，求为丞相吕不韦舍人，后被任为郎，他劝说秦王政（即秦始皇）灭诸侯，成帝业，一统天下，被任为长史。秦王采纳他的计谋，遣谋士持金玉游说诸侯，离间六国君臣。秦王十年（前23李斯像7），下令驱逐六国客，李斯时为客卿也在被逐之列，他在所上《谏逐客书》中指出，秦自缪公、孝公、惠王、昭王以来所以能国富民强，蚕食诸侯，皆因客卿之助，如“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求国无危，不可得也”，应该“地五四方，民无异国”。结果，秦王取消了逐客令，李斯官复原职，后升为廷尉。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李斯与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等人共同议定了皇帝名号，以及有关的礼仪制度。他反对王绾提出的请立诸子为王的建议，坚持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得到秦始皇的赞同。此外，他还参与制定了法律，统一车轨、文字和度量衡制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齐人淳于越又提出分封子弟功臣为支辅的建议。当时，李斯任丞相，驳斥了这种意见，指出私学盛行，对法令制度“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如果不加以禁止，会影响皇帝的威望。他建议焚毁民间收藏的《诗》、百家语，得到秦始皇的许可。三十七年，秦始皇病死，李斯参与赵高、胡亥的阴谋，赐始皇长子扶苏死，拥立胡亥为太子，即位为二世皇帝。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陈胜、吴广揭竿起义（见陈胜、吴广起义），秦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深，李斯长男李由为三川守，未能阻截吴广军西进，李斯以此受到弹劾。他为了苟全性命，阿谀求容，上书二世“行督责之道，专以天下自适”。二世欣然接受，对下督责益严。于是，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此后，赵高为独揽大权，诬谄李斯与其子同陈胜、吴广暗通声气，意图谋反。二世命赵高审理。在赵高的刑讯逼供下，李斯被迫认罪，二世二年七月，具五刑，腰斩于咸阳市，并夷三族。
张良
张良（？~前186），西汉初年的重要谋臣。字子房。先世为战国时韩国人，祖父开地，父平。曾五世相韩。秦灭韩时，张良尚有家僮三百人。他倾全部家财寻求刺客，企图暗杀秦始皇，为韩报仇。后乘始皇东游之机，与客在博浪沙（今河南原阳东南）狙击未遂。于是变更姓名，亡匿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曾从圯上老人学《太公兵法》。
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陈胜、吴广起义后，张良聚众响应。不久归属刘邦，此后成为刘邦的重要谋士。他协助刘邦制订作战方略，并在政治上、策略上提出许多重要建议。这些建议对刘邦夺取楚汉战争的胜利和建立西汉王朝起了重要作用。刘邦进据咸阳时，看到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很想留居宫中，张良说刚入秦就想贪图安乐，这是“助桀为虐”。刘邦听了，立即还军霸上，因此得到秦民的拥护。项羽进入关中后，刘、项之间张良像关系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张良劝刘邦在鸿门宴上卑辞言和，保存实力，并疏通项羽的叔父项伯，使刘邦得以脱身。汉二年（前205），刘邦在彭城一战中遭到惨败，张良又建议刘邦争取英布、彭越和韩信起兵反楚，从而奠定了日后对项羽实行战略包围的基础。
楚汉相持于荥阳、成皋时，刘邦为了摆脱困境，曾一度想采纳郦食其的建议，复立六国之后，以牵制项羽。张良力陈其弊。刘邦顿时改变主意，这对楚汉战争以及此后的形势有重大影响。刘邦即帝位后，封张良为留侯。他劝说刘邦封旧有怨隙的雍齿，以安抚功臣的不满情绪力主建都关中，拥立刘盈为太子等。这些建议有助于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惠帝六年病卒。谥号文成侯。
陈平
陈平（？~前178），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人。少时喜读书，有大志，曾为乡里分肉，甚均，父老赞之，他感慨地说：“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秦二世元年（前209）陈胜、吴广起义后，六国贵族也纷纷起兵，陈平往事魏王咎。不久受谗亡归项羽，随从入关破秦。刘邦还定三秦时，又间行降汉。拜为都尉，使参乘、典护军。后历任亚将、护军中尉。先后参加楚汉战争和平定异姓王侯叛乱（见异姓诸侯王）诸役，成为汉高祖刘邦的重要谋士。刘邦困守荥阳时，陈平建议捐金数万斤，离间项羽群臣，使项羽的重要谋士范增忧愤病死。高帝六年（前201）又建议刘邦伪游云梦，逮捕韩信。次年，刘邦为匈奴困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北部）七天七夜，后采纳陈平计策，重贿冒顿单于的阏氏，才得以解围。陈平因功先后受封为户牖侯和曲逆侯。汉高祖死后，吕后以陈平为郎中令，傅教惠帝。惠帝六年（前189），与王陵并为左、右丞相。王陵免相后陈平徙为右丞相，但因吕后大封诸吕为王，陈平被削夺实权。吕后死，陈平与太尉周勃合谋平定诸吕之乱，迎立代王为文帝（见汉文帝刘恒）。文帝初，陈平让位周勃，徙为左丞相，因明于职守，受到文帝赞赏。不久周勃罢相，陈平专为丞相。孝文二年死。
萧何
萧何（？~前193），萧何像西汉初年大臣。沛（今江苏沛县）人。早年任秦沛县狱吏。秦二世元年（前209）随同刘邦起兵，为沛丞。攻克咸阳后，诸将皆争夺金银财宝，萧何却忙于接收秦丞相、御史大夫府所藏的律令、图书，使刘邦得以掌握全国户口、民情和地势，对日后制定政策和取得楚汉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刘邦被封为汉王后，萧何劝说刘邦以巴蜀为基地，与民休息，招纳贤才，然后还定三秦，再与项羽争夺天下，并推荐韩信为大将军。楚汉战争时，萧何以丞相专任关中事，他侍从太子，为法令约束，使关中成为汉军的巩固后方。楚汉相持于荥阳、成皋时，刘邦屡遭挫败，失军亡众，军无现粮，萧何及时调遣关中兵卒驰援，并转漕供给军用，保证了前线兵员粮饷的供应，促使战局发生了根本转机。因此，刘邦称帝后，以萧何功最高，位次第一，食邑八千户，悉封其父母兄弟十余人皆食邑。刘邦又以原订的三章约法不足以“御奸”，命萧何重新制订律令。萧何采摭秦法，酌加新律，作为《九章律》。高帝十一年（前196），因助吕后定计收捕淮阴侯韩信，被拜为相国。
高祖死后，萧何辅佐惠帝。他病危时，推荐曹参继任相国，卒于孝惠二年。
周勃
周勃（？~前169），西汉初年的开国功臣。祖先为卷（今河南原阳西南）人，后徙居沛（今江苏沛县）。出身贫苦，早年以织薄曲为生，常以吹箫助人料理丧事。秦二世元年（前209）九月，随同刘邦起兵于沛，为中涓。在推翻秦王朝、楚汉战争和汉初平定异姓诸侯王叛乱的过程中，周勃所统率的部队一直担任主力，经常被配置为禁旅前锋，功勋卓著。刘邦称帝后，周勃受封为绛侯，食邑八千一百八十户，先后任太尉、相国。
周勃像周勃为人质朴，不善言词。汉高祖刘邦临死前，吕后询问丞相人选。高祖曾说，周勃重厚少文，将来安定刘氏天下的一定是他，可以任为太尉。高祖死后，周勃以列侯事惠帝。惠帝六年（前189）任为太尉。吕后死后，诸吕秉权，危及刘姓统治。周勃与丞相陈平合谋，联络朱虚侯刘章等宗室重臣，先用计谋解除了吕禄的兵权，争取了北军，又消灭了掌握南军、占据未央宫作乱的吕产，平定了诸吕之乱，并迎立代王为帝（即汉文帝刘恒），对汉初政治的安定起了重大作用。
文帝即位后，周勃为右丞相，位在左丞相陈平之上，但他不熟悉丞相职守。文帝曾询问全国一岁决狱和钱谷出入的数目，他无言以对。文帝很不满意，周勃只好称病辞职，由陈平专为丞相。不久，陈平死，周勃复为丞相。岁余，又被罢免，遣归封国。周勃怕文帝杀他，在封国时经常身穿甲胄，令家人执持兵器。有人告发他企图谋反，结果被廷尉逮捕下狱。因周勃长子胜之的妻子是文帝的女儿，加以薄昭在薄太后处疏通，才得以赦免，虽复爵邑就国，但未再受重用。文帝十一年死，谥武侯。
诸葛亮
待时而动
提起诸葛亮，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诸葛大名垂宇宙”（杜甫诗句），人们一直把他看作智慧的化身，人们景仰和崇敬他。诸葛亮之所以能有这样大的影响，这和历代统治阶级对他的推崇，小说戏剧对他的描绘和渲染是分不开的。然而，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和小说戏剧中塑造的诸葛亮并不完全相同。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又是怎样一位人物呢？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琊郡阳都（今山东省沂南县）人。东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出生在一个门第不高的官僚地主家庭里。其父诸葛硅曾做过泰山郡丞，叔父诸葛玄和当时的豪强贵族袁术、刘表等都有往来。诸葛亮兄弟三人，哥哥诸葛瑾，弟弟诸葛均，此外还有两位姐姐。由于父亲很早去世，诸葛亮和他的兄弟、姐姐都依靠叔父诸葛玄过活。
诸葛亮的童年是在战乱中度过的。在他出生的第四年，即汉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大起义爆发，继之而来的是在镇压黄巾起义中壮大起来的豪强地主武装之间为争夺地盘的厮杀、混战。琅琊郡属于徐州，是豪强们心目中的一块肥肉，陶谦、吕布、曹操都曾先后占据和抢夺过这块地方。徐州战乱不止，使诸葛玄一家再难安身下去。为了逃避战乱，诸葛玄带领家人，离开家乡，先投奔袁术，后又投奔荆州刘表，最后在裹阳住了下来。
诸葛亮像诸葛亮17岁那年，叔父诸葛玄去世。诸葛亮失去了依靠，就带着弟弟诸葛均在襄阳城西20里地的隆中村，置了一点田产，盖了几间草房，开始过着他20年后在《出师表》中所说的“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一面耕种、一面读书的隐居生活。
隆中的生活，一过就是10年。这10年，诸葛亮阅读了大量的经史和诸子百家的著作，尤其喜欢读《申子》和《韩非子》等法家著作。诸葛亮深为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人物治世用世的理论所折服，他知道，在这动乱的时世，法家的思想，包括其治国的经验、法术是最切合、最实用的。广泛地阅读、刻苦地钻研、学习，使他获得了丰富的政治、军事和历史等方面的知识。
这10年，也是诸葛亮拜师、交友、增长见识、学问的过程。那时候，荆州地区相对战乱较少，中原地区的学者名士纷纷避乱至此地。比诸葛亮年长的，有大名士庞德公、号称“水镜”先生的司马徽、沔南名士黄承彦（即后来诸葛亮的岳父）等，他们都成了诸葛亮的忘年之交。这些人思虑精密，学识渊博，见解卓绝，诸葛亮虚心向他们请教，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由于司马徽的介绍，诸葛亮又拜了一位称“酆公”的汝南灵山隐士酆玖为师。酆玖熟谙韬略，深通兵法，在诸葛亮“奉事惟谨”的精神和行为的感动下，酆玖传授了他三部兵书，这对诸葛亮日后辅佐刘备带军打仗，无疑起着极大的帮助作用。
在交往的朋友当中，也有一些青年学者，其中有日后也成为刘备重要谋士的庞德公的侄儿庞统，颍川的徐庶、石广元，汝南的孟公威等。他们经常在一起切磋学问，评论天下大事，抒发自己的抱负。
武侯祠右前方的石牌坊在读书、学习，广交朋友之余，诸葛亮也未忘怀当时政治形势。隆中的10年，政治风云变幻无常，此时曹操官渡一战，打败袁绍而统一北方孙权继父兄基业坐领江东，和当时曹操称霸中原坐镇荆州的刘表是一个务虚名、尚空谈，不足与谋大事的人，为豪强所吞并只是迟早的事……群雄纷争的结果，必然会出现鼎立的局面。由于诸葛亮注意研究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从而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和应对的策略方针。当和朋友谈论起现实社会形势时，他洞若观火、了如指掌，卓有识见，因之被司马徽称之为“识时务”的“俊杰”。
立志向学，因志而成学，学以致用，是诸葛亮所一贯恪守的治学思想。那么诸葛亮的志向是什么呢？从下面两个例子可以窥见他的理想和抱负。
据《魏略》记载，有一天诸葛亮和石广元、徐庶、孟公威三位好友一起交谈，诸葛亮从容地对他们说：“诸位要是做官的话，是可以做到郡守、刺史的职位的。”三人反问诸葛亮又如何，诸葛亮只是“笑而不言”。这“笑而不言”，就已经表明了诸葛亮胸存大志。
又据《三国志》本传载，诸葛亮在高卧隆中常以管仲、乐毅自比。他认为当世既无像管仲那样的贤相，也没有像乐毅那样的名将。管仲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大政治家，曾经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国成为强大的诸侯国。乐毅是战国时期燕国的名将，他扶持弱燕，统帅强兵，一举下齐国70余城，使燕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诸葛亮创制的木牛车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诸葛亮以管、乐自比，有以一身兼将相自许的意思。他身处乱世，决心像管仲、乐毅一样，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要干出一番惊人的功业，他志在扫除群雄，结束分裂。
治乱世必以才智，尽其才智又必依明主才能取成，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从”，说的就是要谨慎选择可以辅佐的“明主”的意思。那诸葛亮心目中的“明主”又是什么样的人呢？在未遇到刘备之前，我们可以说在诸葛亮此时的思想中还没有明确具体对象，但如果联系他周围朋友对当时豪强军阀评价的言论以及日后的《隆中对》、《论光武》等文章来看，诸葛亮对选择“明主”是有自己的标准的。
诸葛亮从小就受封建正统观念的熏陶，在隆中十年间系统地学习经史子集，食君禄、报君恩的忠君报国思想更在头脑中根深蒂固。当时最有势力的军阀是北方的曹操，此人雄才大略，影响很大，但在正统的观点看来，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做法却令人所不齿。庞统曾经跟诸葛亮谈起曹操，认为他虽是一个治世的能臣，却又是一个乱世的奸雄。像曹操这样的人，诸葛亮会认为他是“明主”而去投靠他、辅佐他，是不可能的。而实际上，在下文将要谈到的《隆中对》中，诸葛亮也是把消灭曹氏集团作为目标确定下来的。
刘表此人的行为品质，诸葛亮更是耳闻目睹，再熟悉不过了。连他的内亲黄承彦老先生都不愿出来帮助他，诸葛亮当然不会认为他是“明主”。
东吴的孙权呢？虽是位“招延俊服，聘求名士”的有作为的人物，但却野心勃勃想“建号帝王以图天下”，也是一位志存篡逆的野心家。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已赴江东辅佐他，而诸葛亮并没有尾随着到江东，应该说，孙权在诸葛亮的心目中，也不是一位能够为之赴汤蹈火的“明主”。
至于盘踞川蜀、以“弱”著称的益州牧刘璋，更不值一提。
从诸葛亮撰的《论光武》一文中，我们更可以窥测到诸葛亮择主的准则。光武帝刘秀是东汉中兴之主。诸葛亮在文章中，对刘秀的“策虑深远”的作用极为欣赏，对光武君臣“谋合议同”，中兴汉室的事业极为向往。南阳郡是当年刘秀中兴的发祥地，历史能否重演呢？当今世界能否再出现如光武那样的“圣君”“明主”呢？这个问题只有等刘备出现在诸葛亮面前才能明白。
总而言之，隆中十年，是诸葛亮学习、增长才干的十年，也是他“待时”、“待主”的时期。这个未出茅庐的青年，正如庞德公送给他的雅号“卧龙”那样，一旦风云际会，就能腾云驾雾，大显身手，一展抱负了。
这个时机终于到来，“刘皇叔”刘备于汉建安十二年（207）亲自前来隆中，拜访请教诸葛亮。
隆中之对
47岁的老将军刘备“三顾茅庐”到隆中拜访请教27岁的诸葛亮，这种真心实意虚心求教的精神着实使诸葛亮感动。刘备恳切深沉、坦露胸怀的一番话语，使诸葛亮看到了他志存复兴汉室、拨乱反正的忠肝热肠。于是诸葛亮就不紧不慢，从容不迫地把他对早已了如指掌的天下大势的看法告诉了刘备。
他首先分析曹操和孙权：施秉阳河上游的瓮蓬洞，诸葛亮曾带兵在此歇过脚，“自从董卓入京作乱以来，各地豪杰蜂起，抢州夺郡、割据称雄的人多得数不清。经过一番较量之后，现在的局势已经比较明显，成功与失败者各自都有其经验、教训可以总结。就拿曹操和袁绍相比来说，曹操名望既低，兵力又少，可他居然最后能战胜袁绍，由弱变强，这其中的道理何在？这就不仅仅是由于曹操占据有利的时势，更不是天命使然，而是由于曹操的主观努力，在于人的智谋所决定！现在曹操基本上已统一了北方，拥有百万大军，而且挟天子以令诸侯，处处假借汉帝的名义来对各地诸侯发号施令，在这样的情况下，暂时是很难同他较量、争强比胜的。”
“北方的曹操是如此，南方的孙权的情况又是如何呢？孙权占据江东，从他父亲孙坚，至其兄孙策到现在，已经历了三代。那里地势险要，百姓归附，加上还有一批有德行、有本事的人辅佐他，他的力量绝不能低估。因此江东此地，不能希图占领。而要和曹操争夺天下，应该和孙权结成联盟，作为外援，而不能同他们为敌。”
分析完曹、孙两大集团的情况，接着诸葛亮又分析了荆州刘表和益州刘璋的情况：
“荆州这地方北依汉水，南达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是个四通八达的战略要冲，是一个用武的好去处。可惜现在的荆州之主是没有能力守住它的。这大概就是老天爷特意要留给将军的，将军您难道不想得到它吗？”
“再看西边的益州。这也是一个地形地势相当险固之地。它幅员辽阔，有千里的肥沃土地，历来被人称为‘天府’之国。汉高祖就是凭借这块地盘取得天下、建立帝业的。然而，如今益州之主刘璋懦弱昏庸，统治无能，不注意安抚百姓。那里的有识之士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位英明之主去取代他。再加上北面汉中的张鲁时时刻刻都在窥伺着川蜀，威胁着益州。因此，益州的情形刚好和江东相反，是一个可取之地！”
谈到此处，诸葛亮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接着说：
“将军您是汉朝皇室的后裔，名声早就显播于天下，您要是能够占据荆、益二州，守住险要之地，西面和好诸戎族，南面安抚夷越各部落，对外结盟于孙权，对内则修明政治，一旦曹操内部发生变化，时机一到，您命令一员上将率领荆州的军队，向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洛阳推进，将军您亲自统率益州大军出秦川（今陕西、甘肃省秦岭以北平原地带），到那时候，老百姓谁个会不担着饭食、盛着酒浆来迎接您呢？真能这样，那么统一天下的霸业就可以成功，汉朝的天下也可复兴了。”
诸葛亮在隆中对刘备剖析天下形势的这一番话，记载在陈寿的《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上，这就是被后人称之为《隆中对》或《草庐对》的名文。
诸葛亮这一番宏论，根据当时的客观现实，从政治、军事、经济、地理、人事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在反复比较的基础上，为刘备提出一整套的战略方针。就实现最终的战略目标来说，就是为了达到“霸业可成，汉室可兴”，也就是说，要使历史上再度出现“光武中兴”的局面。
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占有荆州、益州作为根据地，然后从荆、益两路出兵，构成钳形攻势，直扑两京（长安、洛阳），剿灭曹氏篡逆集团，达到复兴汉室，统一天下的目标，但诸葛亮又认为，在当前情况下，曹操集团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巨大的政治优势，暂时还不能与之正面争锋，也就是说，先不要打曹氏集团的主意，而把他搁一边。
对于江东的孙氏集团，诸葛亮提出“结好”，这是他预见天下必然会出现三分鼎立的形势而为刘备确立的一个重要策略方针。要消灭曹氏，联合孙权是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策略手段。日后形势的发展，就显示了这个策略手段的巨大威力：取得了赤壁大战的辉煌胜利。赤壁大战的胜利，是孙、刘两家联手抗曹的胜利，由于这一胜利，刘氏集团才有可能在荆州站稳脚跟，才有可能西进川蜀，打开蜀汉立国的壮丽局面。因此，可以说“联孙”的策略，事关蜀汉立国的根本，也是关系其盛衰存亡的基本国策。只要看看后来关羽失荆州、刘备兴兵伐吴惨遭失败等事实，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不仅如此，《隆中对》还为刘备占据荆、益以后，治荆、治益提出了一套具体的策略步骤，这就是“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和抚”民族政策和“内修政理”方针的提出。
“和抚”政策，是针对西南边地的具体情况而提出来的。东汉末年，由于益州地区统治者暴虐残暴，特别是刘焉、刘璋父子治蜀以来，对少数民族采取横征暴敛以及征剿杀戮的残酷压迫，使得少数民族不得不起兵反抗。他们大多居住在深山老林之中，官兵来了，他们退山林，伺机出击。有时候还攻陷城池，给官府以沉重的打击。刘备要治蜀，就必须改善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否则内部不稳定，根据地不巩固，就谈不上向外拓展或出兵。诸葛亮把夺得荆、益与和戎抚夷一起提出来讨论，这是非常切合实际的。
“内修政理”也是巩固内部、稳定内部的一项重要政治措施。鉴于东汉末年朝政混乱、奸佞当道的沉痛教训，鉴于刘表、刘璋在荆、益统治期间的无能表现，刘备治荆、益，首先必须革除弊政，举贤授能，这是迫在眉睫的事情。《隆中对》的提出，这一方面显示了诸葛亮作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的远大眼光和政治魄力。
《隆中对》淋漓尽致地表现了27岁的诸葛亮的远见卓识。它为刘备提出了一套正确的战略方针，对以后刘备集团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以后形势的发展变化，证明了诸葛亮对局势的分析，是非常符合客观现实的。
诸葛亮的精辟分析和建议，为刘备展示了光明的前景，使刘备由衷地产生敬意，司马徽和徐庶的举荐一点也没有错，诸葛亮确是了不起的一代人才，是他梦寐以求的好谋士、好军师。刘备诚恳地邀请诸葛亮出来辅佐自己，实现兴复汉室统一天下的计划，诸葛亮感激刘备的尊重和信任，慨然应允道：“蒙将军不弃，我就为将军奔走效劳吧！”就这样，诸葛亮结束了十年隆中的“隐居”生活，正式踏上了政治舞台。
诸葛亮在隆中待时而动，“择主而从”，选来选去，偏偏选中了东逃西窜、寄人篱下、势单力薄的刘备，刘备难道真的是诸葛亮心目中的如刘秀那样的“中兴之主”？这情形虽然令人奇怪，但也不难理解。诸葛亮选中刘备为辅佐之主，主要原因不外有这几方面：
其一，刘备是汉室宗亲，他的奋斗目标就是兴复汉朝事业。而诸葛亮以“兴微继绝”，即兴复汉室为己任，这同刘备的目标是一致的，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把他们结合在一起。
其二，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士为知己者用（死）”。刘备“三顾茅庐”，一再屈尊下顾，向他虚心讨教，这使诸葛亮非常感动，他愿意为刘备这个“知己”效劳。20年后诸葛亮回顾这件事时，在《出师表》中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于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是出自肺腑的由衷之言。
其三，对刘备“宽仁有度”、“知人善任”、“折而不挠”的性格特点，诸葛亮也是有所了解的。诸葛亮认为，在刘备手下，他能够做到尊重和信任，能够施展自己的才能、抱负，这也是在当时众多军阀之中，诸葛亮挑中刘备这个认为他是理想“明主”的原因之一。
诸葛亮来到刘备军中，深受刘备的器重，刘备把他当作良师益友来对待，朝夕相处，两人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这不禁引起长期跟随刘备的关羽和张飞的不满，甚至在刘备面前发起牢骚来。刘备觉察之后，坦率而又严肃地对关、张说：“诸葛孔明卓有识见，我有了他，就好像鱼儿有了水。今后你们不要再说长道短了。”这充分说明，刘备已经意识到诸葛亮对他的事业所起的作用了。
游说吴主
诸葛亮出山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帮助刘备扩大军队。当时刘备手下只有几千人马，这么少的武装力量肯定是难以抵御强敌的。诸葛亮建议把荆州一带没有户籍的游民加以选拔训练，刘备依照其办法去做，果然从中选拔了不少丁壮，使军队扩充到几万人。这支军队经诸葛亮加以训练，成为刘备开创基业的核心武装力量。
诸葛亮为刘备扩充实力，目的是相机夺取荆州，但是这些事情还来不及做，曹操的大军就压境了。
汉建安十三年（208）秋天，曹操率军南征荆州。不久刘表病死，其次子刘琮任荆州牧，听说曹军到来，吓得不战而降。屯兵樊城的刘备，向江陵撤退时，在当阳长坂坡被曹军打得大败。刘备和诸葛亮等突围到夏口，接着又退到樊口。
白帝城诸葛亮观星台在强敌曹操的进逼之下，孙权、刘备双方都有联盟抗曹的愿望。孙权派鲁肃去见刘备，希望和刘备联盟。鲁肃跟着刘备退到樊口后，诸葛亮对刘备说：“事情已经很紧急了，我愿亲自前往东吴，向孙将军求援。”刘备也感到形势紧迫，立即派遣诸葛亮随鲁肃去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西南）见孙权。
孙权在柴桑密切地注视着局势的发展，战火即将燃烧到自己身上，使他感到有同刘备联合的必要，但能否战胜曹操的进攻，他还缺乏信心，态度有些犹豫不决。
诸葛亮会见孙权后，针对孙权思想上的疑虑从分析天下大势着手，说：
“方今天下大乱，孙将军起兵占据了江东，刘将军也招募部队在汉南（汉水之南），和曹操争夺天下。现在曹操已经平定了河北，战胜了不少对手，又攻下荆州，威震四海。刘将军无力当其兵锋，英雄无用武之地，因此播迁到此地。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重情况。”
接着诸葛亮又故意反激孙权说：
“情况如此紧迫，我希望将军根据自己的力量，考虑相应的对策。如果能以江东之众与曹操抗衡，就应该趁早和他断绝关系，争取时间早定战、守之策如果不能这样，为什么不投戈卸甲，向曹操投降呢？现在将军表面上服从曹操，而内心却犹豫不决、举棋不定。在这紧急关头不能当机立断，恐怕大祸就要临头了。”
孙权听了，很是恼火，他万没想到诸葛亮会这么小看他，不禁生气地反唇相讥道：“既然像您所说的那样，那么刘将军为什么不投降曹操呢？”
诸葛亮理直气壮地回答：
“汉初的田横，不过是齐地的一位壮士，他尚且能守义而不屈，何况刘将军是王室的后代！他的英雄才气，盖世无双，天下的士人都仰慕他，就像水归大海一样。若真的大事不成，那也只是天意，那能够屈辱投降曹操呢？”
这一来，孙权可真的是被激怒了，他再也忍耐不住，勃然变色地说：“我也不能以江东之地和十万之众，受制于人，我决心抗击曹操了。”
孙权的话虽然说得很硬气，但他清楚自己一方的兵力，而刘备又刚刚在当阳吃了败仗，又有多大的能耐呢？他不禁又怀疑地对诸葛亮说：“固然现在除了刘将军，没有人能够和我共同抵抗曹操。但刘将军战败之后，还能抵挡得住曹操吗？”
针对孙权的怀疑，诸葛亮满怀信心、胸有成竹地向孙权具体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他说：
“刘将军虽然在长坂坡战败，但现在部下陆续归来的，以及关羽、刘琦率领的江夏之军，合共不下两万人。曹军兵力众多，但远道而来，长途跋涉，为了进行追击，一日一夜行军三百多里，早已疲惫不堪，像一支飞到尽头的箭，连穿透一层薄薄绸子的力量都没有了。况且北方人不习水战，更是曹军的一大弱点，还有，荆州的民众暂时归附曹操，那是迫于兵势，并非心服。”
最后，诸葛亮鼓励孙权说：
“现在孙将军您真能派出猛将，带领数万大军，和刘将军联合起来，同心协力作战，那就一定能够打败曹操。曹操兵败之后，必然向北方撤退。这样，荆州、江东不但都能安然保全，而且势力大大增强，那么天下鼎足而立局面就形成了。成败的关键，在于今日，孙将军您切不可坐失良机。”
诸葛亮的分析清楚透彻，说得孙权满心欢喜，愁眉顿展，增强了他战胜曹操的信心。但当时的孙权集团内部，主战派与主降派的斗争非常激烈，尤其是主降派的代表人物张昭，在曹军气势汹汹的威逼下，更是吓破了胆，力主不战而降，而当时主战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周瑜，他正奉命去鄱阳调集水军，不在柴桑，主降派的呼声更是甚嚣尘上，这种情形，使孙权感到无所适从。
在鲁肃的建议下，孙权迅速从鄱阳召回周瑜。周瑜回来之后，力排众议，并信心十足地对孙权说：“请将军给我精兵数万，进屯夏口，我一定为将军击破曹操！”周瑜坚决抗曹的态度，感染了孙权，孙权下定决心迎击曹操。在召开江东文武大臣的会议上，他毅然抽出宝剑，砍掉奏案上的一角，斩钉截铁地说：“如敢再言迎降曹操者，与此案同！”
在此期间，由于鲁肃的引见，周瑜会见了诸葛亮。诸葛亮向周瑜提醒说：“孙将军虽然下了决心，恐怕还有反复，因为此处主张投降的势力还很大。依我之见，公瑾（周瑜字）还得再向孙将军说说，主要是把曹军兵马多寡的实际情况再说清楚明白，让孙将军放心。”
周瑜很重视诸葛亮的意见，当天夜晚即进见孙权说：“据诸葛先生了解，曹操所称80万水军完全是恫吓之词，实际兵马超不过20万，并且已是疲惫不堪，而荆州降兵，对曹操尚存狐疑之心。这样看来，曹军人数虽多，一点也不可怕。只要与刘备将军联合起来，打败曹操是没有问题的。”
周瑜一席话，更坚定了孙权抗击曹操的决心。就这样，孙、刘联合抗曹的局面正式形成了。
孙、刘联盟的实现，是由当时的政治军事斗争形势所决定的。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孙、刘联盟的是双方与曹操争存亡的共同愿望。孙、吴联盟局面的出现，不能不归功于诸葛亮、鲁肃、周瑜的卓越识见。而诸葛亮在这关键时刻前往柴桑，向孙权反复陈说利害，促进了孙、刘联盟的实现，这对战争的结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出使柴桑、游说吴主这场活动中，诸葛亮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远见卓识，也表现了他天才、出色的外交才能。
孙权和刘备结盟后，他们的军队在赤壁（今湖北省蒲圻县西北）大败曹军。这场战争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诸葛亮、鲁肃、周瑜等的分析和论断是科学、英明的。诸葛亮在赤壁大战前后，还有过哪些活动，史书上没有记载，因而无法查考。但作为刘备一方的主要决策人物诸葛亮，他不可能不参与一些联军作战问题的讨论和协商，提出作战的主张和建议，比如战争的主要形式是利用进行火攻等等，诸葛亮很可能参与了计谋。至于像《三国演义》上所描写的“舌战群儒”、“草船借箭”、“披发仗剑”、“登坛借东风”、等等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那就完全是小说家的艺术创造了。
以法治蜀
赤壁之战后，刘备占有荆州不少地方，以后又从刘璋手中夺得益州、从曹操手中夺取汉中，力量发展非常快。此间，诸葛亮为刘备镇守后方，安抚民众，供给军备粮草以及兵源，为蜀汉政权的建立，作出了很大贡献。
刘备死后，刘禅继位，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领益州牧，蜀汉的政事，不论大小，都由诸葛亮一手处置，实际上诸葛亮已成了蜀汉政权的主持者。
“内修政理”是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策略步骤，在刘备集团跨有荆、益，诸葛亮负责治理西蜀之后，这个问题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了。
为了维护刘备集团在益州的统治，为了蜀汉政权的长治久安，诸葛亮首先把实行法治摆在“内修政理”的首位。这是针对益州当时“乱”的局面而采取的强有力措施。
益州原来的政治状况很不稳定。在刘焉、刘璋统治益州时期，法令松弛，政治腐败，地主豪强和官僚专横自恣，侵夺百姓，鱼肉人民，因而阶级矛盾非常尖锐。在公元188年，即刘焉担任益州牧之时，就曾经发生了以马相等为首的农民起义。起义虽然被镇压，但阶级矛盾并没有缓和，那种“德政不举威刑不肃”，继续纵容豪强官僚欺压、侵凌百姓的局面还是愈演愈烈。
这种严重的“乱”的局面，势必大大不利蜀汉政权的稳固严厉打击豪强的不法行为，就是诸葛亮解决“乱”的一个重要手段。而益州地方的土著豪强，鱼肉乡里，侵夺民田，正是诸葛亮要着力打击的对象。
诸葛亮以法治蜀的思想内容，具体体现在他主持制订的《蜀科》的法典上（今佚）。在《蜀科》上的相应条文，规定了对蜀土著豪强采取抑制并打击的措施。而在实践上，诸葛亮也执法严明，依法行事，不避权贵，不徇私情，刑罚有准，轻重比较适当。如对破坏法纪的蜀中豪强彭，贲坚决镇压，毫不留情对以私废公、放肆专权的李严、廖立等，绳之以法，该罢官的罢官，该刑罚的刑罚对挑拨是非、妖言惑众的来敏，坚决予以革职。这些典型事迹，显示了诸葛亮执法如山、铁面无私的政治家作风。相反，对于严明奉法、清廉自持的官吏，如蒋琬、费讳等，则大加褒扬、提拔。
正因为诸葛亮实行法治、打击豪强的政策，因而引起了地主豪强的不满和反对，他们攻击诸葛亮“刑法峻急”，是不“度德量力”，吵吵嚷嚷地要诸葛亮“缓刑弛禁”。时为蜀郡太守、扬威将军的蜀中代表人物法正，对诸葛亮这么雷厉风行地打击蜀中豪强也不甚理解，并且站出来替他们说话。他引用汉高祖入关“约法三章”实行宽民之治的事例，写信给诸葛亮，信中说：“从前汉高祖入关，除去秦朝严刑苛法，约法三章，宽禁省刑，关中老百姓，都感念高祖的恩德。如今我们刚刚用武力占据益州，还没有给地方上带来恩德，就施用刑禁权威，这是很不好的。按照主、客的关系，我主认为应该多施行点恩德，把刑罚、禁令放宽些，以慰藉他们。”
法正的信，引出了诸葛亮著名的反映他的法治指导思想的文章——《答法正书》，书中这样说：
“先生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代的情况是实行暴政，虐待人民，因而逼得人们不得不起来造反。针对这种情况，汉高祖采用了宽刑弛禁的办法，来减轻人民的负担，这是对的。现在益州的情况和秦代大不相同。刘璋暗弱，自从刘焉以来，就放纵地方豪强官僚，使他们专横跋扈，任所欲为，因而德政不单，威刑不肃，君臣之道也就逐渐被破坏了。给这些官僚们以高官，宠爱他们，他们地位高了，反而不觉得可贵服从他们，施以恩惠，恩惠达到顶点，他们反而傲慢无礼。这就是政治弊病的来源。现在我们以法来威胁他们，法行之后，人们才能够知道什么是恩德限之以官爵，官爵提升之后，人们才能够知道爵位的尊贵。行法和恩宠相辅并行，上下的次序才能够维持正常，政治才能够得到清明。”
这封书信批评了法正看问题的片面性，批驳他生硬地套用汉高祖“宽禁省刑”的做法。诸葛亮指出：秦时跟现在不同，关东和益州的情形不一样现在就是要严明赏罚，严格按法制办事，才能彻底纠正刘焉父子遗留下来的邪恶风气。诸葛亮在这封书信中强调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观点，拒绝了法正的建议，这是很有见地的。
据《三国志》注引《魏氏春秋》及《伊籍传》等书记载，诸葛亮为了整顿吏治，还亲自撰写了《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等法律条例，一条一款罗列分明，使蜀汉大小官员知务其所“务”、戒其所“戒”、恐其所“恐”、惧其所“惧”，使大家勤于职守，这种“先教后诛”的做法受到当地及后世众多的颂扬和称道。晋人习凿齿就赞叹地说：“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诸葛亮于是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
正因为诸葛亮赏罚分明、执法如山，因而即使被诸葛亮惩处过的人，对他还是感恩戴德，口服心服，以至当他去世以后，竟如丧考妣，痛不欲生。比如李严与廖立二人就是如此。
李严（后改名李平），是刘备临终前与诸葛亮同受遗诏辅佐刘禅、地位仅次于诸葛亮的蜀汉高级官员。在诸葛亮北伐时，他负责供应军需物资，在军粮供应不上时，他假传圣旨要诸葛亮退兵。这种贻误军机、弄虚作假的行为被诸葛亮发觉，上书刘禅将他免官为民，流徙梓潼郡。李严服罪之后，诸葛亮并不搞株连家人的做法，还是让他的儿子李丰照常为官，并且一直做到朱提太守的职位。李严听到诸葛亮病死的消息，不禁悲痛万分，情急之下，他也发病身亡。
廖立在刘备在世时就担任长沙郡太守，这个人自命不凡，口出狂言，“诽谤先帝，兹毁众臣”，肆意攻击蜀汉的朝政，指责诸葛亮，挑拨群臣不和。诸葛亮上表罢了他的官，流放到汶山郡。诸葛亮病死，廖立痛哭叹息地说：“我没有希望了，恐怕要老死在这边远地区了。”
诸葛亮的厉行法治，使蜀汉文武官员大都能兢兢业业、勤于职守，而力戒弄虚作假、干犯法纪之事，蜀汉政权的工作效率也大大提高了。吏治逐渐得以清明，封建统治秩序逐步稳定，蜀汉的社会经济得到繁荣，而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安定。史书上记载，说是当时蜀国“道不拾遗，强不侵弱”。史书上的说法当然有夸大的地方，但在三国时期，蜀汉政府是一个较好的政府，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而诸葛亮治蜀的做法也是卓有成效的。在这里，我们还可以举出与诸葛亮同时代及稍后的两位人物的言论来予以证实。
一位是蜀汉官员张裔。张裔原先是刘璋的谋臣，蜀汉之时，官至益州郡太守。此人虽精明能干，但他自以为是，总认为别人不对。诸葛亮多次对他进行批评教育，使他受到感动，他由衷地叹道：“诸葛亮公正严明，赏罚不分亲疏远近，无功者不能得赏，贵势者不能免罚，这是人人奋勉的重要原因啊！”
另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三国志》作者陈寿。陈寿是西晋时代的史学家，他的父亲曾被诸葛亮判处髡刑（剃去头发）。但他在《三国志》中写诸葛亮时，还能秉持公心，去除个人恩怨的成见，以公正的史笔写道：“（诸葛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开诚心，布公道……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诸葛亮书房于此可见，诸葛亮用法治蜀深得人心！
举贤授能
在推行法治政策的同时，诸葛亮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他说：“治国之道，务在举贤。”认为选用贤能是治理好国家的关键，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在举贤这一方面，和厉行法治一样，他做了大量艰苦和细致的工作。他选拔一些很有才能并忠于蜀汉政权的文臣武将，让他们担任郡守、都督、将军等重要职务，发挥他们的作用。这里有一个统计数字，很能说明诸葛亮在选拔人才方面的成效：
《三国志·蜀书》自诸葛亮及其子以下，有传者（包括附传）共有69人。其中有38人受到诸葛亮的提拔或重用。还有庞统、法正、许靖、刘巴、董和等五人因才智过人而受到他的称赞或推荐。在余下不曾受到他提升和推荐的人当中，除已去世的刘备的旧属（如关羽、张飞等）及诸葛亮死后新上台的新人外，所剩就无几了。
当然，不能说能够进《三国志·蜀书》传记的，个个都是优秀人才，但是能够进《三国志》的，应该是担任重要岗位的人物、或是当时颇有影响的人物——这却是个事实。这样一些人物，大多是诸葛亮所留意、物色、加以委任的，而他们的政绩，大多也是人们所称赞的，这不能不说是诸葛亮广揽人才的结果。
如果再综合《华阳国志》、《三国志》、《季汉辅臣赞》等资料来看，诸葛亮用人范围之广，更是三国时期政治家中首屈一指的。
诸葛亮选拔人才、用人之道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德才并重，着重于德。
这一点和曹操的做法很不相同。曹操认为“有行（道德）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所以他要求地方举荐人才，哪怕是“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诸葛亮本人就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过人的才能，因此他用人的标准，就是在德才并重的前提下，更着重于德。他施政治国所任用的一批人，都是品行纯正的才智之士。如蒋琬的“托志忠雅”，费讳的“雅性谦素，家不积财”，董允的“秉心公亮”，陈震的“忠属，老而益笃”，郭攸之的“以器业知名于时”，姜维的“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杨洪的“忠清款亮，忱公如家”，邓芝的“坚贞简亮，临官忘家”，王平的“忠勇而严整”，李恢的“公亮志业”，吕凯的“守节不回”，射援的“少有品行”等等，一批“贞亮死节之臣”。
正因为诸葛亮选择严格，蜀汉的人才虽然不如曹操手下“谋臣如云，武将如雨”那样多，但从质量上看，却要比曹魏高得多。
这一点，夺取汉中时，法正就看得很清楚，他曾向刘备说过：“魏之将帅，比不上蜀国的将帅。”而直到蜀国灭亡，郭颁在其《世语》中还称赞蜀国的官员大多属“天下英俊”。
对于诸葛亮这种选拔人才的精神与做法，后代的学者都给予相当高的评价。明代的方孝儒在《诸葛丞相论》中就认为，自秦汉以下为相者都不如诸葛亮。而清代的史学家赵翼在《廿一史札记》中，把诸葛亮与曹操、刘备、孙权加以比较后，认为：就用人来说，曹操用权术来驾驭人才，刘备以他的挚诚来笼络人才，孙氏兄弟用意气相投来网罗人才。用权术驾驭可以说是一种机谋，用挚诚与意气都是诚心的表现。而兼有这三者的长处的人，只有诸葛孔明一人而已。
诸葛亮治国“开诚心，布公道”，用人重德讲才，同时兼蓄各类人才，他量才授任，扬长避短，也使用了不少有所短的智能之士，表现出用人之度。这一点，将在下文专节叙及。
第二，取人不限其方，不以资历出身为限。
诸葛亮选拔、使用人才，不搞宗派，不存门户之见，不讲资历和门第，而是以“德才”为标准，以才干为依据，这些方面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就不搞宗派，不存门户之见来说，只要看看刘备集团中各级官僚机构的人员组成情况，就可以明白。
在以刘备和诸葛亮为首的蜀汉统治集团中，有很早就跟随着刘备东征西讨的北方旧人，如关羽、张飞、赵云、孙乾、简雍等，又有在刘备占领荆州后，跟着刘备入蜀的荆楚人士，如庞统、蒋琬、陈震、马谡、向宠、黄忠、张南、冯习等，还有原为刘璋旧部的益州人士，如法正、李严、吴懿、费观、董和、程畿、张嶷、马忠等，甚且还有从敌对国归顺过来的，如姜维等，这些人可以说来自五湖四海。不管来自何等地区，参加蜀汉集团是否先后，只要忠诚于“复兴汉室”大业，有一定的才能，诸葛亮都尽量录用，尽力发挥他们的作用，公正地对待他们，甚至让他们担任重要的官职，处于显要的地位。这种选士授职不以主观色彩和从狭隘的本派私利出发，而是着眼于整个集团利益的作风，表现了诸葛亮杰出的政治家风度。
诸葛亮擢升官吏，不讲资历出身，不计门第，对于有卓越才干和特殊贡献的人予以破格提拔。他认为“亘木出于幽林，直士出于众下”，因而他处处留心，时时注意从下层官吏中发现、选拔人才，破格提升了不少有才能、有功业的新人。
巴郡人张嶷，出身寒微，刘璋时只是个下级官员，诸葛亮发现他“识断明果”，并有“忠诚之节”，提拔他为越太守。张嶷到任以后，在处理本郡复杂的民族关系方面，显示了他灵活机动的领导能力，一时之间，“蛮夷皆服，颇来降附”（《三国志·蜀书·张嶷传》），在贯彻诸葛亮“安抚”的民族政策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巴西郡人王平，出身士卒，手不能书，文化水平很低，原是曹操手下小军官，刘备征汉中时投降刘备。由于他“遵履法度”，实践经验较丰富，在街亭之战时立了功，诸葛亮提拔他为讨寇将军。在日后诸葛亮北伐等战役中，他也屡立战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杨洪原是犍为太守李严手下的功曹小吏，当刘备北攻汉中急需援兵时，诸葛亮向他征求意见，发觉他很有政治头脑，于是提升他为蜀郡太守。何祗原是杨洪门下书佐，因有“才策功干”，又被诸葛亮提升为广武太守。这里还有一段轶闻。据说每当朝会，何祗与杨洪平起平坐，扬洪开玩笑地对何祗说：“你的马怎么跑得那么快？”何祗回答说：“不是我的马跑得快，而是你没有快加鞭啊！”一时传为美谈。李严、杨洪、何祗三人原来官职悬殊，而后来却同为太守，这件事使人们看到了诸葛亮不拘一格提拔人才，能“尽时人之器用”的用人风格。
费棉、董允俱为太子舍人，职位较低。费棉“有俊才”、“识悟过人”，董允能“斟酌规益，进尽忠言”。诸葛亮发觉他们各自的才干之后，分别委以重任。费棉在完成联吴修盟的外交活动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董允为侍中，领虎中郎将，恪尽职守，处事干练，是蜀汉优秀的高级官员。费棉、董允以及蒋琬，是继诸葛亮死后主持蜀汉军政事务的重臣，时人把他们与诸葛亮并称为“四相”，又号“四英”。
第三，采取措施，广泛延引人才。
在延引人才方面，诸葛亮是通过这么几条途径来完成的。
首先，前面已介绍过的许靖，他与当时著名学者蔡邕、孔融齐名，资望颇高。刘备入益州时，本不想用他。但法正认为应该起用，以扩大影响，诸葛亮也非常赞同法正的意见。因而许靖官至司徒，“爱乐人物，诱纳后进”，对人才的招纳起了不小的作用。诸葛亮对他也很敬重，经常以学生的身份去拜访他。
再如，对待杜微也是如此。杜微是一个“行义素著，乡里敬慕”的老儒生。刘备入益州时，他已是一个双眼昏花、两耳失聪的老人了。他闭门不出，采取与刘备集团不合作的态度。诸葛亮为丞相后，用车把他请了出来，由于杜微耳聋，诸葛亮用书面与他对话，对他说：“君但当以德辅时耳，不责君军事，何为汲汲欲求去乎！”最后征得他的同意，拜他为谏议大夫。
像许靖、杜微这样的老儒生，应该说是没有多大实际工作能力的。但诸葛亮这样做的目的，是在表示对书生儒士的重视，以便招引更多人才。
其次，诸葛亮特别鼓励和奖赏属下及各州郡长官向他举贤荐能。他因丞相掾，当过广汉太守的阆中人姚伯向他推举了一批“文武之士”，还专门写了一篇教令号召大家向姚伯学习，教令中说：“当臣下对国家最忠诚、最有益处的工作，莫过于为国家多推荐人才。姚伯能够这样做，希望大家都来学习他。”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诸葛亮不仅自己当伯乐，还鼓励大家都当伯乐。这样一来，何愁人才不会向蜀中大批涌来！
另外，据《诸葛亮集·故事》卷5中记载，为了延引人才，诸葛亮做了丞相之后，还专门在成都城南修筑了一个读书台，“以集诸儒，兼待四方贤士”，这对于人才的吸引，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第四，循名责实，注意对官吏进行考核。
为切实做到“任人唯贤”，诸葛亮以“循名贵实”对官吏进行考核，要求官吏们为政要讲求实效，他特别强调“治实而不治名”这条原则，反对名不符实、表里不一的作风。
诸葛亮考核官吏的标准，也是他考察、识别、使用人才的标准。他提出了七条“知人”之道，即分别对人从“志”、“变”、识”、“勇”、“性”、“廉”、“信”七个方面进行了解、考察的办法。“志”就是“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即向对方提出是非不同的问题，观察其志向“变”，就是“穷之以辞辩而现其变”，即向对方提出复杂的难题，考察他对问题的解答、应变能力“识”，就是“咨之以计谋而现其识”，即向对方征询计策，以观察其见识“勇”，就是“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即告诉对方有艰难险阻的存在，考察其是否有临危不惧的精神“性”，就是“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即考察其在醉酒之后所显示的品性和本色“廉”，就是“临之以利而观其廉”，即把对方安置在有利可图的位置上，考察其是否廉洁“信”，就是“期之以事现其信”，即托对方办事，考察他是否守信用。
除了“七条”，诸葛亮还严格地考查官员身上是否存在着“五害”。这“五害”分别是：“因公为私，乘权作权”“内侵于官，外采于民”“过重罚轻，法令不均，无罪被辜，以致灭身”“纵罪恶之吏，害告诉（上告申诉）之人”“阿私所亲，枉克所恨”，“不承法制，更因赋敛”，“诈伪储备，以成家产”“民失其职”（即加重人民负担，使人民无法生存）。对犯有“五害”的官员，一定要严惩不贷没有“五害”的官员，一定受到奖赏。
诸葛亮举贤授能的用人之道，从上所叙可以见其梗概。在蜀汉复杂的人事环境中，诸葛亮凭自己的政治文化素养和聪明才干，举贤用人，形成了有特色的养才用人之道，保证了蜀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的安定和团结，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他重视人才，“取人不限其方”，用人能“尽其器能”，能比较公正地对待各种人才等等做法，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我们今天所应该借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