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活治军
以身兼将相而自许的诸葛亮，在治国理政的同时，未尝一日不在思谋治军、用兵之道。陈寿呈献给晋武帝司马炎的《诸葛氏集目录》中，就有《兵要》、《军令》等篇章。至今留存在《诸葛亮集》中就有“兵要十则”、“军令十五条”，以及有关谈兵治军的论述。
治军是为了治国，这是作为政治家又是军事家的诸葛亮治军的一贯指导思想。治军是为了“存国家安社稷”，“国以军为辅，君以臣为佐，辅强则国安，辅弱则国危”，国家的安危在于军队的强弱，这是诸葛亮高度重视武装力量建设的思想根源。
既然国家的安危系于军队的强弱上，而军队的强弱在很大的程度上又取决于将帅的素质和才能，那么选择将帅之重要就可想而知了。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说的就是对将帅选择的重要与要求之严格。诸葛亮对将帅的选择，与他治国举贤授能一样，注重德才并重。德，就是良好的道德，这里面包括对国家的忠诚，处事以公的原则，同时也包括爱民的思想。“非民之将，非国之辅，非军之主”，意思是说，眼里如果没有老百姓，处事不考虑民众利益的将帅，他就不是国家的良辅，就没有资格当军中的主帅。才，就是要求作为将帅要精通军事，懂得谋略，善于打仗。
在蜀国，能够称得上合格的将帅，在诸葛亮的心目中并不多。从《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所叙，以及《出师表》中所涉及的，只有将军向宠和后来担任蜀汉主帅的姜维，诸葛亮才认为他们够得上是德才并重的将帅，可见他对将领的选择要求之严。
对军事将领全面军事素质的要求，集中体现在下面的一段话中：
一个将领要审知天时与地利，更要注意人和，要关心和爱护部属既要熟悉各种攻防兵器，擅长运用掌握，又要注重赏罚公正严明对士卒作战勇敢与否所起的作用要洞察敌人的阴谋，善于掌握敌人的动向，要了解进军路上的险阻，何处安全，何处危险，要变被动为主动进军和退却，要掌时机防守要充分部署、提高警惕，进攻要加强力量，扩大声势攻与防，都一定要积极发挥士兵的作用对成功和失败都要充分估计到，要争取尽量减少伤亡。
总而言之，诸葛亮强调：一个优秀的将领，一定要深谋远虑，要集思广益，切不可独断专行。
在具体治军的方法上，诸葛亮采用礼治和法治相结合的办法。
所谓礼治，就是用儒家思想进行教育。诸葛亮在治国治军方面，最反对“不教而诛”。平时要重视教化，对军队要“教之以礼义，诲之以忠信，诫之以典刑，威之以赏罚，故人知劝。”这就是说，要在思想上用礼义忠信的封建伦理观念武装将士们的头脑。为什么要这样做？诸葛亮解释说，从军事观点上讲，一个将帅能够“善养士卒”就可称得上是“仁”将士如果能“以身殉国”，就是“忠”不为利禄富贵所动摇，就是“义”胜利了不骄傲，不居功，是“礼”能够“奇变莫测，动应多端”，就是“智”“赏不逾时，刑不择贵”，就是“信”。能够做到忠、义、礼、智、信的军队，就是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
以法治军，就是强调要以典刑、赏刑来警戒官兵。如果说礼治是务虚的话，那法治就是务实的了。在诸葛亮看来，厉行法治是军队的法宝，他说：“一个作将帅的，统率着百万的军队，要使这么多人束肩敛息，躬身并足，集中注意力，连大气也不敢出，连头也不敢抬地来服从命令，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法制。”如果“赏罚不明，法令不信”，即使有“百万之师”，也是“无益于用”的。诸葛亮非常推崇先秦军事家孙武、孙膑等人，赞赏他们在治军之中执法严明的作风。他认为，将士作战立了功，就要按功劳的大小给予奖赏，如果违犯了军法，那就不管他地位有多高，平时对他多亲近，也要依法处罚。著名的例子，就是忍痛挥泪斩马谡。马谡违犯军令，失了街亭，被处以死刑。当时蒋琬到汉中对诸葛亮说：“天下未定，杀掉智能之士，岂不是很可惜吗？”诸葛亮回答：“孙武之所以能够制胜天下，就是靠他严明的军法。现在刚刚和敌人交战，就因人而使军法受到破坏，怎么能够去讨贼呢？”可见诸葛亮对以法治军的态度是相当坚决的。法治对于诸葛亮本人也不例外，当第一次北伐失败时，他上疏承担责任，自贬三等。
在用“礼”与“法”治军的同时，诸葛亮还十分注意对军队进行技术训练，即重习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军无习练，百不当一习而用之，一可当百。”（《诸葛亮集·文集》卷4）他还说：“一支经过高度习练的军队，如果由一个才能不高的将帅来指挥，不见得就会失败如果一个很有才干的将帅，统率的是一支没有训练的军队，也很难取胜。”
对军队具体的技术训练中，诸葛亮要求将士要掌握行军、作战、屯驻的要领，懂得进退攻守的次序，发挥各种兵器的效用。他还在军队中提倡互教互学的训练风气。他说：“一人可教十人，十人可教百人，百人可教千人，千人可教万人，可教三军，然后教练而敌可胜矣。”
正因为诸葛亮以“礼”、“法”治军，军队训练有素，阵容严整，因而蜀军的战斗力是比较高的。后人评论蜀军“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帅数万之众，其所兴造，著数十万之功，是其奇者也”、“密如鬼神，疾如风雷，进不可当，退不可追，昼不可攻，夜不可袭，多不可敌，少不可欺”，这些赞语，虽多溢美之辞，但纵观蜀军在历次北伐战斗中，胜多败少的情况来看，诸葛亮治军的成效应该是很卓著的。
诸葛亮在治军方面，还有值得一提的方面，这就是史传上所称的“长于巧思”。陈寿说：“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驽，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这是指诸葛亮在改进兵器和运输工具方面有所创新，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了古代的兵法阵图，在军事科学方面有一定的贡献。
弩，是一种用机械力量射箭的兵器。诸葛亮改进人连驽，称之为“元戎”，说是“以铁为磁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这是一种杀伤力很大的劲弩。1964年，在成都附近出土的蜀汉铜弩机，证实了是经过诸葛亮改进的连弩的一种。
木牛、流马都是木制运载工具（主要用来运载粮食）。木牛是一种木制独轮车，在汉代以前就有了，汉代称之为鹿车。诸葛亮据此把它改进成“一脚四足”的木牛。木牛大体上可载一人一年的吃粮（约600多斤），每天可走20里地。在木牛的基础上，诸葛亮又加以改进，制成了流马。流马是木制四轮小车，行走的速度比木牛快，也较平稳，适合蜀国山地的运输。木牛、流马都是用人力推拉，不用铡草喂牲口，对解决蜀国向前线运输粮食起了不小的作用。
八阵图就是八种阵形变化之法。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八阵”的名称，如《孙膑兵法》中就有“八阵”、“十阵”等篇目。诸葛亮很讲究阵法，他的八阵图就是在学习继承古代兵家的布阵之法的基础上创新出来的。诸葛亮自己曾说：“八阵既成，自今行师，庶不覆败矣。”这并不是自吹自擂，在实践中，确实使魏军吃了不少苦头。
诸葛亮八阵法之详细内容，没有留传下来，后来有的书上绘制了八阵图，大多是后人的伪作。相传诸葛亮曾经聚石为八阵图，以此来训练军队。石垒八阵图的遗迹现存有三处，一在今陕西省勉县南，一在今四川省奉节县南江边，一在今四川省新都县的牟弥镇。哪一处是真的，哪一处是假，尚无确论。其实不管是真是假，由于年代久远，现从遗址中也无法探究出诸葛亮八阵图的具体面貌。
诸葛亮创制的八阵图对后代影响很大。唐代的军事家李靖，在精研八阵图的基础上，又创制出六花阵法唐代杜甫在观看奉节江边的八阵图遗址之后，写下“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的诗句，来抒发对诸葛亮的怀念之情。
七擒孟获
在叙述“七擒孟获”故事之前，必须介绍南中叛乱的由来。
在蜀汉管辖的南中地区（辖境包括今天云南、贵州和四川南部一带），自古以来被称之为“夷越之地”，居住着叟、青羌等多种少数民族。东汉中后期，政治腐败，贪官污吏横行，对人民横征暴敛，南中各民族也深受这种暴虐统治之害。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东汉统治者对西南各族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多次反抗。虽然每一次起义和反抗，都被统治者残酷镇压下去，但斗争风云总是此起彼伏，从未间断。
面对东汉时期这种民族矛盾尖锐复杂的情况，诸葛亮早在《隆中对》中就提出了“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民族和睦方针，认为这是刘备集团占据益州后巩固内部、求得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刘备入主益州之后，先后派了“轻财果毅”的邓方和处事干练的李恢为南中地区主政长官。由于他们很好地执行了诸葛亮的“和抚”政策，注意不过重剥削压迫少数民族，约束了地方官吏和豪强的霸道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南中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缓和了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蜀汉政府对南中地区的控制也得到了加强。
但是蜀汉政府的“和抚”政策，却遭到一部分蓄意制造分裂的汉族豪强地主和少数民族“夷帅”的抵制和反对，他们蠢蠢欲动，伺机发动叛乱。
就在刘备病死不久，益州郡（治所在今云南省晋宁县东）豪强地主雍闽乘蜀汉力量削弱的时机，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杀死了当时的太守正昂，又抓了继任太守张裔，把他押送给东吴。此时东吴也公开声援这股叛乱势力，任命雍闽为永昌太守。东吴的插手，使南中的局势更趋复杂化。
接着，越嵩（治所在今四川省西昌东南）少数民族贵族高定、胖舸（今贵州省西部）太守朱褒也跟从雍闽，起兵反叛。雍闽又拉拢当地另外一个少数民族首领孟获，并制造谣言，挑拨民族关系，使不少人受欺骗而参加到叛军中去。这么一来，除永昌郡以外，叛乱几乎席卷了整个南中地区。
雍闽等人的叛乱，给蜀汉政权造成了严重的威胁。面对这一局面，诸葛亮头脑十分冷静。他一方面对南中采取“抚而不讨”的策略，积极做说服争取的工作，一方面着手恢复和加强吴蜀联盟。虽然在刘备病死之前，吴蜀已经基本讲和，但相互之间并不信任，东吴向魏国称臣，且又公然支持雍闽的叛乱，更是表示了不友好的态度。为了避免蜀国两面受敌，诸葛亮感到与东吴修复和好是当务之急。只有修复和加强吴蜀之间的联盟关系，解除来自东边的威胁，才能有利于南征平叛和以后的北伐曹魏。就在刘禅即位当年（223），诸葛亮派了具有卓越外交才能的邓芝出使东吴，经过邓芝的不懈努力，孙权终于断绝了和魏国的关系，而重新和蜀国结盟，同时派遣使臣回报蜀国，从此吴蜀正式言归于好，这种结盟的关系，一直保持到蜀汉被灭亡。
蜀吴重新和好联盟，蜀汉内部经过一番整顿也已稳定。此时又传来了魏文帝曹丕兴师复征东吴的消息，这真是一个平讨叛乱的好时机。蜀汉建兴三年（225）春天，诸葛亮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向南中进发。
临出发时，参军马谡前来送行，诸葛亮向他征询破敌之策，马谡建议说：
南中凭借地势险要且僻远，不服从朝廷已经很久了，即使今天收复了他们，大军一退，他们还会继续叛乱。用兵的道理，在于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希望丞相不要专用武力，采取安抚的办法，使他们心悦诚服，从而消除后患。
马谡这一番话，甚合诸葛亮的心意，立即把它采纳，作为平南的根本策略。
蜀军分成3路前进东路军由马忠率领，进攻郡中路由李恢率领，进攻益州郡诸葛亮率领西路军，直扑越。蜀军具有极强的战斗力，叛军根本不是对手。不久，西路军一举消灭了高定的叛军，收复了越。与此同时，东路军也打败了朱褒，攻进了郡。东西两翼的叛乱武装被肃清之后，三路大军在诸葛亮指挥下，分别直捣叛乱的最后据点益州郡。
这年5月，诸葛亮率军渡过了泸水（今金沙江），进入了益州郡。此时前来与高定会合的雍闽在内江中已被高定的部下所袭杀，孟获做了叛军的主帅。孟获在益州地区很有威望，那里的少数民族和汉人都很听他的话。诸葛亮决心对这位少数民族首领采用“攻心”战术，使他心悦诚服，以改变南中时常“叛乱”的局面。于是他命令将士要生擒孟获，不准杀害。
当孟获在盘江上游（今云南省曲靖市地区一段）要和诸葛亮决一雌雄之时，第一仗就被生擒活捉。诸葛亮好言抚慰他，还布列营阵，带他参观，然后问他说：“你看我们的军队怎么样？”孟获虽然被擒，但内心还是很不服气，他傲慢地回答说：“原本不知你们的虚实，所以打了败仗。今天承蒙赐观营阵，看起来也不外如此。若是能放我回去整兵再战，我是一定能够打败你们的。”诸葛亮听了，知道他不服，就笑着把他释放，并叫他整顿兵马，再来决战。
孟获回去集合部众，又来战斗，结果还是兵败被捉。就这样，诸葛亮对孟获一连纵擒达七次之多，在最后第七次诸葛亮释放孟获时，孟获既钦佩而又感动地说：“丞相天威，我们南人决不再造反了。”
诸葛亮降服了孟获，继续统兵南下，不久，蜀军六路大军在滇池会师，至此，叛乱全部被平定，南中战事基本胜利结束。诸葛亮对孟获“纵擒”是“攻心”政策的具体体现，是诸葛亮采用军事和政治相结合方针的胜利。在此次南征中，诸葛亮的军队纪律严明，禁止烧杀抢掠，注意搞好同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在坚决打击叛军主要头目中的死硬分子的同时，争取次要而有影响的头目。正因为如此，蜀军从春天三月出兵至秋天“遂平四郡”，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把长达两、三年之久的反叛势力剪除。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这么大的胜利，这是与诸葛亮采取“攻心为上”的用兵方略分不开的。“七擒孟获”的故事，确实称得上是战争史上的一段佳话。
平叛胜利结束，蜀军全部撤回成都。为了争取少数民族首领和蜀汉政府合作，诸葛亮尽量录用当地各方面有影响的上层人物，让他们担任南中地区各级政府官吏。对于其中威信较高、实力较强的首领，诸葛亮还把他们带回成都，给他们很高的官职，如孟获就在蜀汉朝廷中担任了负责监察之御史中丞。诸葛亮这么做，就是为了增强民族团结，以便更好地治理南中，无疑也是对东汉以来汉人统治少数民族、实行残酷压迫的弊政的改革，其历史意义不容低估。
为了便于蜀汉政府管理和控制这些地区，诸葛亮把原来叛乱地区的四个郡改为六个郡，并派一些当地人或熟悉当地情况的人担任郡守。郡数增加，郡区缩小，有利于防止地方势力过大，搞分裂割据，这也是诸葛亮加强蜀汉中央集权所采取的有力措施。
为了改变南中地区的落后面貌，发展南中地区的农业生产，诸葛亮还派内地人到那里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那里的少数民族本来采用刀耕火种的落后耕作方法，但他们很快就学会了牛耕，并学会了织锦和其他手工技艺。诸葛亮还注意在这一地区兴修水利，灌溉农田，扩大耕地面积。这样一来，那些原来居住在深山密林中，过着原始狩猎生活的少数民族，也逐渐迁居到平地，建立村落，从事农桑生产。
南中地区开发之后，给蜀汉政权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当地生产的金、银等矿物，以及耕牛、战马等，都源源不绝地运到蜀中，增强了蜀汉的经济力量。此外，诸葛亮还从当地少数民族中选取一批强壮男子，编成军队，连同他们的家属一万多户，迁到蜀中，以补充蜀汉兵源的不足。这支军队骁勇善战，号称“飞军”，成为蜀军中的精锐力量。
诸葛亮对少数民族实行的“和抚”政策和措施，对加强祖国西南地区的统一，促进西南各族间的友好往来和社会经济的进步，起了积极作用。他在开发西南地区方面的功绩，是应该充分给予肯定的。正因为如此，千百年来南中各族人民对诸葛亮寄予深切的怀念，从南中地区流传至今的许多生动的有关诸葛亮的故事中，就可看出这一点。
五出祁山
北伐曹魏，复兴汉室，统一全国，这是诸葛亮早已在《隆中对》中提出的奋斗目标。
西南地区的叛乱已平定，蜀汉内部也比较安定，而此时（226）魏文帝曹丕病死，子曹睿（即魏明帝）即位，曹魏政局发生了变化，诸葛亮认为这是北伐的一个好时机。经过一番准备，在第二年春天，诸葛亮亲率军队，北驻汉中，伺机攻击曹魏。临行前，他向后主刘禅上了一篇奏章，这就是著名的《出师表》。
《出师表》中，谈到了北伐的目的，表示了自己要不辜负先帝刘备的嘱托，努力去实现这一目标。同时也建议刘禅广泛听取群臣的意见，采纳忠益之言，不要偏听偏信：要赏罚公平使宫廷内外执法如一。同时，诸葛亮在表中还推荐了许多贤能的大臣，要刘禅遇事多同这些人商量，然后施行。《出师表》集中地反映了诸葛亮的政治思想和主张，倾注了他对蜀汉政权的忠心和期望。写得挚切诚恳，感人肺腑，是后世流传久远的名篇。
蜀汉建兴六年（228）春，诸葛亮率军北伐。在出兵之前，他在南郑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商定了进兵之策。为了迷惑曹军，诸葛亮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他命赵云、邓芝带领一支人马，进驻箕谷（今陕西省褒城县北）扬言要从斜谷道去攻打郡县（今陕西省眉县北），其实这是一支疑兵。而诸葛亮则亲自带领主力向西北去攻打祁山（今甘肃省西河县西北）。
魏明帝上了诸葛亮的当。在他得知蜀军进攻后，急令大将军曹真调动关右诸军屯守郡县，堵截，赵云、邓芝之军。这样一束，魏国的关中兵马大部分被诸葛亮的偏军牵制在东边了。诸葛亮的主力军，兵强将勇，锐气很盛，顺利进入祁山。魏军没有防备，非常恐慌，原来属于魏国统治的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相继投降，诸葛亮还在冀城收降了魏将姜维。蜀军军威大振，而魏国朝野则为之恐惧，形势对蜀军非常有利。
这一下，魏明帝坐不住了，他亲自到长安坐镇，命右将军张邰率领五万人马，抵御诸葛亮的主力部队。
诸葛亮派参军马谡为赞锋，带领军队，进驻街亭（今甘肃省秦安县东北）迎击魏军。马谡自幼善读兵书，谈起军事道理来也头头是道，在南征叛乱时，他曾为诸葛亮出过很好的建议，深得诸葛亮的器重。但他缺乏实际作战经验，又自以为是，既不遵照诸葛亮的部署，又不听从副将王平的劝告，把营盘扎在山上，结果被张邰围困，切断水源，蜀军大乱，被杀得大败，街亭为魏军所夺。
诸葛亮错用马谡，失街亭，不仅仅使他感到终生遗憾，而且留给了后世一个很值得借鉴的历史故事。
街亭之失，牵动全局。不久，曹真在东面又发起进攻，打败赵云、邓芝。前线失利，诸葛亮被迫退回汉中，所得到的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又归附魏国。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就这样失败了。回到汉中，诸葛亮严责马谡，下令把他处死。诸葛亮和马谡交谊深，但马谡不斩又不能严明军法，因而马谡被处死之后，诸葛亮流着眼泪亲自为他祭奠，这就是后代所说的“诸葛亮挥泪斩马谡”。
顺便提一下，在小说与戏剧中，有“空城计”的故事。说的是诸葛亮在失去街亭之后，沉着冷静，坐守空城，弹琴吓退了司马懿的兵马。其实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目的是为了突出诸葛亮的智谋。司马懿当时驻军宛城，根本不可能与诸葛亮接战。
诸葛亮按军法处死马谡，就上书后主刘禅，请求给自己降职处分。第一次北伐的失败，并没有动摇诸葛亮北伐的决心，他加紧训练军队，申明纪律，等待再次北伐的机会。
这年冬天，诸葛亮深知魏将曹真在石亭（今安徽省潜山县东北）被吴军打败，关中虚弱。于是他又趁此时机领兵数万，杀出散关（今陕西省宝鸡市西南），包围陈仓（今陕西省宝鸡市东）。此次北伐，遭到了魏国守将郝昭的坚决抵抗，加上陈仓城墙坚厚，蜀军围攻了20多天，未能攻下。诸葛亮眼见蜀军粮食将要吃完，又探听得魏国救兵将至，无计可施，只得主动撤兵。蜀军撤退时，魏将王双出兵追击，诸葛亮用伏兵把他杀死。
蜀汉建兴七年（231）春天二月，诸葛亮再次出兵祁山，发动了第四次北伐。此时魏军西线统帅曹真病危，魏明帝把东线的司马懿调来西线对付诸葛亮的进攻。老奸巨猾的司马懿知道蜀军远来，粮食接济不便，而诸葛亮急于决战求胜的特点，采取了凭险据守、按兵不动的策略。诸葛亮见没有交战的机会，就用退兵的办法引诱敌人。司马懿只是远远跟着，并不靠近和蜀军交锋。每到一处，总是登山挖沟，安营扎寨，待蜀军来攻，又老是不肯出战。魏军将领们都讥笑司马懿，说：“司马公畏蜀如虎，真不怕天下人笑话吗？”司马懿在众将一再请求下，不得不领兵出击。诸葛亮派大将魏延、高翔、吴班等领兵迎击，魏军大败，损失了许多军械、辎重。
正在两军相持，形势对蜀军有利的时候，不料负责供应军粮的李平督运不力，蜀军粮食发生问题。李平又假传后主刘禅的命令，让诸葛亮退兵。诸葛亮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只好撤兵退回。司马懿派大将张邰追击，进至木门谷（今甘肃天水县西南），被埋伏在此地的蜀军万箭齐发射死。
经过三年准备的时间，到了蜀汉建兴十二年（234）春天，诸葛亮第五次出兵伐魏。四月，蜀军到达渭水南岸的五丈原（今陕西省岐山南），扎下营寨。司马懿率领魏军渡过渭水，背水构筑营垒阻挡，与蜀军遥遥相对。诸葛亮此次出兵，还派了使者去东吴，约孙权东、西配合，共击魏军。殊不料吴军很快被魏军打败而退兵。
司马懿此次领兵拒敌，用的还是原来的策略：坚守不出。因为他知道蜀军粮草运输不易，时间一拖延，蜀军必定粮尽自退。诸葛亮也深知粮草问题的重要。为了解决这一运输问题，他设计创制了木牛和流马，用来运输粮草。同时，他还在渭水南岸“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让一部分军队从事农业生产，作长期同魏军作战的准备。
双方坚持了一百多天，此期间，蜀军多次挑战，司马懿就是坚守不出，有一次诸葛亮还派人送一套女人穿戴的衣服给司马懿，以此来羞辱、激怒他。虽然魏军将领们气得摩拳擦掌，纷纷要求和蜀军一见高低，但老谋深算的司马懿照样还是坚壁高垒，固守不出。
由于长期艰苦的军旅生活、日夜繁忙的军机事务，加上面对欲战不能、欲退不甘心的战争局面使之心情烦闷，诸葛亮积劳成疾，终于病到了，而且病情日益严重。
后主刘禅得知诸葛亮患病的消息，马上派了尚书仆射李福来省视。李福代后主问安之后就走了。过了几天，李福又急冲冲去而复返，诸葛亮一见，就说：“我知道你返回的意思。你要问的，就是谁可接替我的职位的问题，我认为蒋公琰（琬）合适。”李福又问蒋琬之后谁可接，诸葛亮说：“费文伟（棉）合适。”当李福还想再继续问下去时，诸葛亮就不再回答了。
这年八月，诸葛亮在五丈原军营中与世长辞，死时只有54岁。
诸葛亮死后，长史杨仪、护军姜维按照诸葛亮临终前的布置，秘不发丧，整顿兵马，向汉中撤退。司马懿从当地百姓的口中得知诸葛亮已死，就率兵追赶。杨仪突然回军鸣鼓，向魏军作出冲击的样子。司马懿大吃一惊，以为诸葛亮没有死，连忙撤军回去，不敢再追。于是杨仪整队从容而退。当司马懿知道确实消息后，再出兵追击时，蜀军早已走远了。这件事被当地百姓编成谚语说：“死诸葛吓走活仲达（司马懿字）。”司马懿听后苦笑地说：“我能料到他活着，哪能料到他死呢？”
蜀军撤退完之后，司马懿观看了蜀军的营地，只见营垒安排措置，井井有条，不禁大为赞叹道：“诸葛亮真是天下少有的奇才啊！”
诸葛亮死后葬在汉中定军山下，殡仪从简，依山造墓，墓穴大小仅能容纳棺材，入殓时只穿平常人衣服，不放任何陪葬品。
诸葛亮安葬时，刘禅下诏祭奠，赠他丞相武乡侯的印信，并赐忠武侯的谥号。因而，后代就尊称诸葛亮为诸葛武侯。
世代怀念的杰出人物
在中国古代，没有哪一位政治家或军事家能像诸葛亮那样，受到了当世以及后世那么多人褒扬和赞誉。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于泰始十年（274）上书给晋武帝司马炎，书中就提到：“诸葛亮死后，蜀川之地的人民还在时时刻刻地怀念他。”晋人袁准也说：“诸葛亮之死数十年了，国人歌颂、怀念他，就如同周代的人思念召公那样。”
至于后代，景仰和崇敬诸葛亮的人就更多了，他们或撰文，或吟诗，或用故事的叙述形式，或把他搬上舞台、银幕等等，来寄托他们对诸葛亮高风亮节的由衷赞叹、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的怀念之情。
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就不止一次撰诗追怀诸葛亮，其《蜀相》一诗曰：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频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诗中对诸葛亮匡时济世的献身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对他宿志未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其《咏怀古迹》（五首之一）曰：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
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
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
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再一次地抒发了对诸葛亮的赞扬和惋惜之情。
清末赵藩用对联形式来称赞诸葛亮的政治和军事才能，是众多楹联、匾额中的代表作：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而现代文学家郭沫若先生对诸葛亮为国家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也给予高度肯定，他在《蜀道奇》中写道：
鞠躬尽瘁兮，诸葛武侯诚哉武。
公忠体国兮，出师两表留楷模。
作为封建地主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诸葛亮为什么能够一直受到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尊崇，享有那么高的声誉呢？为什么关于他及其故事，几乎达到了家喻户晓、有口皆碑的地步呢？我们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其一，诸葛亮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的政治远见，他的政治才能和所取得的成效，都是人们所公认的，就是敌对势力中的成员，也对他赞不绝口。如魏国的贲诩说：“诸葛亮善治国。”（《三国志·魏书·贾诩传》）刘晔说：“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再举出陈寿的《诸葛亮集·表》中对诸葛亮总评价的话语，来看看诸葛亮政治才能：
诸葛亮作为丞相，他安抚百姓，昭明法度，裁减官员，制定了非常合于时宜的政治法度他诚心待人，发扬公道之心对国忠心耿耿。对于有益于国家的人，即使和他有仇隙，他也一定会给予奖赏对于玩忽职守的人，即使是其亲朋好友，他也一定给予惩罚能够老老实实交代其罪行的人，虽然罪重，他也能够得到宽待狡辩抵赖、想掩饰罪责的人，即使罪轻，也必定遭到严惩为善不论多细小，也会受到褒扬、奖励作恶无论多细微，也会受到贬责。他熟通各项事务，处置事情能抓住要害、关键对人的考察根据名位，要求做到名实相符弄虚作假之人，是绝对得不到重用的。因而，蜀国境内的人对诸葛亮既爱戴又畏惧。他的刑法政令虽然严峻，却没有人怨恨他，这就是他出于公心、劝戒分明的缘故。诸葛亮的确可以称得上是瑾得治国的优秀人才，是和管仲、萧何差不多的杰出人物。
这种评价，并非溢美之辞。从我们上面的评价就可以看到，诸葛亮法度严明、赏罚有度、办事公正、任人唯贤，在政治上注意改革，使蜀汉政权有了清明的作风和政绩。另者，他重视生产，受抚百姓，对维护蜀汉地区的统一，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起了相当的作用。
其二，诸葛亮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家，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刘备集团的军事力量能够由弱变强，达到和曹操、孙权集团角逐、抗衡的程度，这是与诸葛亮治军的才能密不可分的。诸葛亮精通兵法，治军有道，他重视军队的纪律和训练，注意研究和使用阵法，改进、设计、制造先进武器等等，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也许有人提出来，诸葛亮北伐未能成功，他能算一个出色的军事家吗？这是典型的以“成败论英雄”的说法！我们认为，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军事才能，不能单纯以他所进行的战争是否胜利为标准。诸葛亮的北伐战争之所以没有取得成功，主要是由于魏、蜀两国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另外还有一些诸葛亮所不能左右、不能逆转的客观形势发展，如关羽的失荆州，刘备的伐吴的惨败。诸葛亮是尽了他最大的主观努力，矢志不移地进行他的“复汉室”事业的，虽然未能成功而心力交瘁而死，但在历史上为他自己写下了光辉的一面。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出色的军事家资格，是不能以北伐没有成功来加以否认的。
其三，诸葛亮的个人品德、工作作风、生活作风，也一直受到后世的称道。他忠于职守，艰苦奋斗，任劳任怨，尤其那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个人生活作风，对当世和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他在生前给后主上表时曾谈到他的家庭和个人生活，表上说：
我原先侍奉先帝，一切家庭生活费用都靠公家供给，自己不去谋划另外的收入。现在我家在成都有桑树八百棵，薄田十五顷，子弟们的衣食之用，已经足够了。至于我在外供职，没有其他花销，衣服、伙食等，全部是官家提供，不会再去经营其他的生计，增加任何个人收入。我死之后，一定不让家中有多余的物资，外地有多余的资产。否则就辜负陛下的恩典了。
一个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能够做到这样廉洁奉公、生活简朴，确是难能可贵的。
诸葛亮就是这样一位永远值得纪念的杰出历史人物。
陆逊
陆逊（183~245）字伯言，吴郡吴县（今属江苏）人，本名议，世代为江东的大家族。陆逊年少时就成了孤儿，随着祖父庐江太守陆康住在官府。袁术与陆康有仇，将要害陆康，陆康送陆逊以及亲戚回到吴县。陆逊比陆康的儿子陆绩年长几岁，就代替陆绩照管家中事务。
初入幕僚
孙权作了将军，陆逊21岁，开始在将军幕府中任职，历任东西曹令史，出任海昌屯田都尉，同时兼管县中政务。县里连续几年大旱，陆逊打开粮仓赈济贫民，劝导督促农民种田养蚕，百姓有了依靠，当时吴、会稽、丹阳郡中有许多百姓藏了起来，陆逊向孙权陈述了应当实行的计划，请求为国家将他们都招募回来。会稽山贼的大首领潘临，长期以来成为当地的一大祸害，多少年没有促住。陆逊率领手下招募来的士兵，深入险地征讨，所到之处都被降服，部队发展到二千多人。鄱阳贼首领尤突作乱，又前去征讨。拜授陆逊为定威校尉，驻军利浦。
孙权将兄长孙策的女儿许配给陆逊为妻，多次向陆逊征求对当前大事的处理意见，陆逊建议“现在英雄各据一方，豺狼一般地相互窥望，要想战胜敌人，平定叛乱，没有大部队无法做到。然而山越强盗长期作恶，依据着深山险阻的地形。心腹地区没有平定，很难去考虑夺取远方。可以大规模出动部队，去攻取强盗的精锐兵力。”孙权采纳了他的计策，任他为帐下右都督。恰逢丹阳的匪首费栈接授了曹操授予的印章绶带，煽动山越人，替曹操作内应。孙权派陆逊征讨费栈。费栈的党羽众多，而去征讨的兵力少，陆逊便增加树立了许多牙旗，将鼓角分别布置在各处，夜间潜入山谷之间，擂鼓呐喊，向前进军，当时就使敌人溃散逃走。于是分别处理三个郡的山越民众，强壮的当兵，体弱的补充到民户，得到了精兵几万人，长期作恶的强盗被扫除，所经过的地方都加以肃清整理，回来后驻扎在芜湖。会稽太守淳于式上表说陆逊非法掠夺百姓，骚扰地方。陆逊后来去京都见孙权，谈话中，称淳于式是个好官，孙权说：“淳于式告您，而您却推荐他，为什么呢？”陆逊回答“淳于式是想养活民众，所以告我。如果我再诋毁他来扰乱主上的视听，这种做法不可提倡。”孙权说：“这确像是长者做的事情，只是一般人做不到。”
袭取关羽
吕蒙假说有病回到建业，陆逊前去见他，对他说：“与关羽的边境接壤，怎么远离回到京都，后果不值得担忧吗？”吕蒙说：“确实像你所说的那样，但是我病得很重。”陆逊说：“关羽夸耀自己的勇气，欺凌别人。刚刚建有大功，骄傲放纵，只想北进，没有怀疑我方，听说您生病，必定更无防备。现在出其不意，一定可以擒拿制服他。回去见到主上，应当好好谋划。”吕蒙说：“关羽一向勇猛，很难与他抗衡，况且他已经占据了荆州，恩惠威信并行，加上刚刚获得战功，胆量气势更盛，不容易打他的主意啊。”吕蒙回到建业，孙权问：“有谁可以替代你？”吕蒙回答说：“陆逊思考问题深远，才能可以负担起重任，从他的谋虑来看，终会担当重任。而且他现在名气还不大，关羽不会顾忌他，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了。如果任用他，应当让他表面上韬隐，暗中观察形势，寻找机会，然后可以取胜。”孙权便召见陆逊，任命他为偏将军右都督，代替吕蒙。
陆逊到了陆口，送信给关羽说：“前些日子听说您观察时机及时行动，用纪律统率部队，用小的举动取得了大的胜利，何等伟大！敌国失败，盟国得利，我们听到消息，击节祝贺。想您将要席卷中原，共同匡扶王室。最近我以不敏之才受命来到西边，仰慕您的风采，想聆听您的良好规劝，”又说，“于禁等人被捉，远近为之欣然赞叹，认为将军的功勋足以永垂于世，虽然是过去晋文公城濮的用兵，淮阴侯攻克赵国的战略，也无法与您相比。听说徐晃等人用少量的骑兵驻在樊城附近，窥探您的动静。曹操是个狡猾的敌人，愤怒起来不顾后果，恐怕他会暗中增加兵力，以实现他的野心。虽然说军队长时间驻扎，但士气仍然很勇猛强悍。况且刚刚取胜之后，往往会轻敌，古人用兵的方法，军队打了胜仗要更加警惕，希望将军周密地制定战略方针，用以保持全胜。我是个书生，疏粗迟钝，不能胜任所承担的职务，幸喜与您这位威德卓著的将军为邻，乐于倾诉自己的见解。虽然不能适合您的策略，但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倘能明白我的仰慕之情，还望加以明察。”关羽看了陆逊的信，认为他有谦卑之心，仰仗自己之意，很放心，不再有什么猜疑。
陆逊将详情报告孙权，陈述可以擒获关羽的要点。孙权便暗中出兵西上，派陆逊与吕蒙为前锋，兵到之后马上攻克了公安、南郡。陆逊径直推进，兼任宜都太守，拜授抚边将军，封为华亭侯。刘备委任的宜都太守樊友弃郡逃跑，各城高级官吏以及蛮夷的部落酋长都投降。陆逊请求颁发金、银、铜印，为新来归附的人授予官职。这一年是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陆逊派将军李异、谢旌等人率领三千人，攻打蜀军将领詹晏、陈凤。李异带领水军、谢旌带领步兵，断绝了险要地区，一举击败了詹晏等人，活捉了陈凤。又攻打房陵太守邓浦、南乡太守郭睦，大败了他们。秭归的大姓家族文布、邓凯等人纠合了夷兵数千人，又与西蜀勾结。陆逊又派谢旌击退了文布、邓凯。文布、邓凯脱身逃走，西蜀任命他们为将军。陆逊让人引诱他们，文布带领许多人投降。前后斩杀、捕获、招降接纳的一共有万人。孙权任命陆逊为右护军、镇西将军，进封为娄侯。
当时荆州的士人刚回来，有人没有得到适当的安置，陆逊上疏说：“从前汉高祖登位，招揽延用英俊优异的人才光武帝中兴，众多杰出的人物都来到朝廷，如果可以使政教昌明，任用人不一定要考虑关系的亲疏。现在荆州刚平定，人材还未显达，臣愚心耿耿，请求您普施培养提拔之恩情，让他们得以进用，然后四海之内人们引颈相望，一心想归附教化。”孙权认真采纳了他的意见。
火烧连营
黄武元年，刘备率领大部队来到西部边界，孙权任命陆逊为大都督，假节，督领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人以及五万人大军抵御刘备的进攻。刘备从巫峡、建平连营到夷陵县界。建了几十个兵营，用金钱、织锦、爵位、赏赐诱惑调动了各夷蛮部众，任用将军冯习为主将，张南为前锋，辅匡、赵融、廖淳、傅彤等人为副将，先派吴班领数千人在平地上建营寨，想以此挑动吴军应战。各位将领想去攻打他们，陆逊说：“这里一定有诈，暂且观察他们如何行动。”刘备知道这条计策行不通，便带领八千伏兵，从山谷中出来。陆逊说：“所以不让各位去攻打吴班，是因为我揣摩猜测其中一定有诡。”
陆逊上疏说：“夷陵是要害之地，是国家的大门，虽说容易得到，也很容易失掉。失掉了夷陵就不仅损失了一个郡的地盘，荆州就令人担忧了。现在争夺此地，一定要保证成功。刘备干犯天之常理，不守自己的巢穴，却敢自己前来送死。臣虽然无才，但凭借您的神威，以顺讨逆，打退敌军，就在今日。考察刘备前前后后用兵的情形，失败多，成功少，推而论之，不足忧。臣起初担心他水陆并进，现在他却放弃了水军，只用步兵，到处结营，观察他的布置，一定没有其他变化。谨望您高枕无忧，不要为此事而挂念。”诸位将领说：“进攻刘备应该在他刚进军时，现在让他进来了五六百里，相互抗衡已过七八个月，各处险要之地都有牢固的防守，攻击他们一定没有好处。”陆逊说：“刘备是个狡猾的敌人，经历的事情很多，他的军队刚刚集结时，意志统一，不可去攻击。现在驻防已很长时间，没有得到我们的便宜，士兵疲劳，意志沮丧，无计可施，攻击这伙敌寇，正在今日。”便先攻打一个营寨，没有得手，众将领都说：“白白让士兵去送死。”陆逊说：“我已知道攻破敌人的法子。”使命令部下各拿一把茅草，用火攻战胜蜀军。一待火势起来，就率领全军同时进攻，斩杀了张南、冯习以及胡王沙摩柯等人，攻破了敌人的四十多座军营。刘备的将领杜路、刘宁等人被逼无路，请求降服。刘备登上马鞍山，手下士兵环绕保卫自己。陆逊督促各路人马四面进逼，蜀军土崩瓦解，死者上万。刘备趁夜色逃走，驿站的人将逃兵丢下的铠甲担到隘口焚烧，为刘备断后，刘备才得以逃入白帝城。刘备军队的船只、器械，水军步兵的物资，一时间几乎全部损失，尸骸漂满江面，顺流而下。刘备非常惭愧、愤恨，说：“我意然被陆逊打败，受他的侮辱，这难道不是天意吗！”
当初，孙桓分兵到夷道迎战刘备的前锋部队，被刘备包围，向陆逊求救。陆逊说：“不可以”众将说：“孙安东在将士中很得人心，城池牢固，储粮充足，没什么担忧的。等我的计划开始施展，即使不去救他，他也可以自然得到解救。”等到他的计策充分施行，刘备的军队果然奔逃溃散。孙桓后来见到陆逊说：“先前确实怨你不来相救，直到今天，才知道您用兵自有方法啊。”
抵挡刘备的进攻时，众将领有的是孙策时的旧将，有的是公室贵戚，各自骄傲，不愿听从别人命令。陆逊按着剑说：“刘备是天下知名的人，曹操畏惧他，现在就在我们的边境，是一个强劲的对手。各位都蒙受了国家的恩惠，应当和睦相处，共同消灭这个敌人，对上报答所享受的恩情，然而你们不愿听指挥，是不应该的。”
“我虽是个书生，但接受了主上的命令。国家之所以委屈你们来接受我的指挥，是认为我还有小小的可以称道的地方，可以忍辱负重。你们各自有自己的职责，难道还要再推辞！军中有明确的规定，不可违反。”等到攻破了刘备，计策大多是陆逊提出的，各位将领才服气。孙权听说了这件事，说：“您为什么当初不向我报告众将领中违反命令的人呢？”陆逊回答说：“蒙受的恩情深重，重任超过了我的才能。而且这些将领有人可以成为心腹，有人可以充当战将，有人是功臣，都是国家应当与他们共同商定大事的人。臣下虽然驽懦，私下也仰慕蔺相如、寇恂的忍让精神，来完成国家的大事。”孙权大笑称好，加任他为辅国将军，兼任荆州牧，马上改封为江陵侯。
再说刘备已住在白帝城，徐盛、潘璋、宋谦等人各自争着上表说刘备一定可以捉到，请求再去攻击刘备。孙权向陆逊询问，陆逊与朱然、骆统都认为曹丕集合了大部队，表面上说帮助吴国征讨刘备，内心实际是有奸计，慎重考虑当马上撤军回防。没过多久，魏军果出动，吴国三面受敌。
联蜀破曹
刘备不久病死，儿子刘禅继承了帝位，诸葛亮执掌政务，与孙权联合。当时的情况应该做的事情，孙权总是让陆逊告诉诸葛亮，并刻了孙权的印，放在陆逊那里。孙权每次给刘禅、诸葛亮写信，常常让陆逊看过，轻重是否合适，如果有不妥之处，便让他修改，加印封好送去。
黄武七年，孙权派鄱阳太守周鲂诱骗魏国大司马曹休，曹休果然领兵进入皖县，孙权于是召见陆逊，授予黄钺，任命他为大都督，迎击曹休。曹休已经发觉，为自己受到欺骗而感到耻辱，自恃兵马强壮、兵力雄厚，于是与陆逊交战。陆逊自己担当中路主力，命朱桓、全琮为左右两翼，三路同时推进，果敢冲击曹休的伏兵，赶跑了他们，向北追击逃跑的魏军，一直到了夹石，斩首、捕获了一万多人，牛马骡驴各种牲畜拉的车上万辆，军用物资、武器器械全部缴获。曹休回到魏国，背上生毒疮而死。各路部队整顿通过武昌，孙权让身边侍从用御盖为陆逊遮覆，进入殿门，赏赐给陆逊的东西，都是皇帝专用的上等珍品，当时没有能与他相比。孙权派陆逊回到西陵。
黄龙元年，任命陆逊为上大将军、右都护。这一年，孙权东到建业巡狩，留太子、皇子以及尚书九官在武昌，征召陆逊辅佐，同时负责荆州以及豫章、鄱阳、庐阳三个郡的事务，监督军务国事。当时建昌侯孙虑在住所的堂前修造了斗鸭栏，造得很小巧，陆逊郑重地说：“君侯应当勤奋阅读经书典籍，以使自己不断进步，用这些东西干什么？”孙虑马上将它拆毁。射声校尉孙松在公子中最受孙权喜爱，带兵不认真，军纪松弛，陆逊当着他的面用髡刑处罚了他手下的负责官员。
陆逊虽然身在朝廷之外，但心中惦念着国家的事务。上疏陈述时事说：“臣认为法律过严，下面违反的人就多。近年以来，将领、官吏的犯罪，虽然他们自身不谨慎有责任，然而天下尚未统一，应当考虑进取，小的过错应当给予宽免的恩德，来使下面的人们安心。况且应当要办的事情越来越多，用人应以贤良、才能为先，除非是本质上邪恶、无法容忍的过错，请您重新任用，让他们施展才能，效尽其力。这就是圣明的君王忘记别人的过失，记住别人的功劳，以成就王业的做法。过去汉高祖不计较陈平的过失，采用他的奇谋，终于建立了帝王大业，功垂千载。严峻的刑法，不是帝王的盛业有惩罚而无宽恕，不是安抚远方的宏图大计。”
孙权想要派部分军队去攻取夷州和珠崖，都征求陆逊的意见，陆逊上疏说：“依臣的愚见，认为天下没有平定，应当集中民力来办当前的大事。现在连年兴兵作战，兵士减员，陛下忧劳圣虑，废寝忘食，将要远征夷州，以成就大业。臣反复思考，没有见到有利之处。远行万里袭击攻打，有什么风波很难预测，战士换了水土，一定会生病，现在驱赶着士兵进入不毛之地，想要获益却受到损坏，想要得到好处反而引来灾害。再有，珠崖地势险要，民众犹如禽兽，得到那里的民众无法成就大业，没有那样的士兵不会影响兵力。现在江东已有的士兵，已经足以图谋大事，但应当积蓄力量然后再有所行动。过去桓王创业，兵力不到五百人，却开拓了大业。陛下承受天命，开拓、平定了江南。臣听说治理混乱、讨伐叛逆，靠的是武力的威慑。种田养蚕、穿衣吃饭，是百姓的根本之业，然而战事未停，百姓挨饿受冻。臣愚见认为应当使士卒百姓得到休养生息，宽免他们的租税，使大家同心合力，用道义激励他们的勇敢，那么中原可以平定，九州可以统一。”孙权终于去征讨夷州，得不偿失。
到公孙渊背弃盟约，孙权想要前去征讨，陆逊上疏说：“公孙渊凭据着险要牢固的地势，扣留了我们的使节，有名马而不贡献，实在是让人愤怒。蛮夷扰乱华夏，没有受到王道的教化，流窜在荒远地区，抵抗王朝的军队，以至帝王震怒，想要亲自以万乘之尊去渡海远征，不考虑这样做的危险会陷入无法预测的境地。现在天下纷扰如云，群雄相争似虎，英雄豪杰踊跃，大张声势，互相窥探。陛下凭借神武之姿，承受天命，在乌林打败曹操，在西陵打败了刘备，在荆州活捉了关羽，这三个敌人都是当今世界的英雄豪杰，都挫伤了他们的锐气。圣明的教化安抚所及，远到万里之外百姓归服，正要荡平华夏大地，一统天下。现在不忍下小的愤怒，爆发雷霆般的大怒，违反了不置于危险境地的戒条，轻看自己的高贵身分，这是臣感到疑惑的地方。臣听说有志向行万里的人，不会中途停下脚步；想要夺取天下的人，不会着意干小事而影响大计。强大的敌人在边境，边民还没有臣服，陛下乘船远征，一定会给外敌造成可乘之机。忧患发生了才感到焦虑，后悔也来不及了。假如我方的大业成功，那么公孙渊不用征讨也会自己顺服，现在您舍不得辽东的民众和马匹，为什么偏要抛弃江东已经安稳的基业而不在乎呢？请求让六路大军停止行动，威慑强大的敌人，早日平定中原，功垂未来。”孙权采纳了他的意见。
嘉禾五年，孙权北征，派陆逊与诸葛瑾攻打襄阳。陆逊派亲信韩扁带奏章去向孙权报告，回来时，在沔中遇到敌人，敌边巡逻时抓住了韩扁。诸葛瑾听说这个消息很害怕，写信给陆逊说：“主上已经回去，敌人捉到了韩扁，详细知道了我军的虚实。况且江水已枯，应当赶紧撤军。”陆逊没有答夏，正在催促人种植蔓菁和豆子，与手下将领下棋、射覆像住常一样。诸葛瑾说：“伯言智谋多，这样做应当是有缘由的。”亲自来见陆逊，陆逊说：“敌人听说主上回去，没有什么顾虑了，一心一意对付我们，我军已防守住要害之处，手下的兵士如有不安，应当用自己的镇定来让他们安下心来，采取应变的设施，然后再撤出。现在就要撤走，敌方会认为我们害怕了，趁机前来逼攻，一定会使我们失败。”于是陆逊与诸葛瑾秘密商定计策，让诸葛瑾统率舟船，陆逊带领全部兵马，向襄阳城进发。敌人平时就惧怕陆逊，急忙掉头直赴城中。诸葛瑾于是带领船只撤出，陆逊从容整理好部队，虚张声势，步行上船，敌军不敢进犯。军队到了白围，假说驻扎下打猎，暗中派遣将军周峻、张粱等人去攻打江夏郡的新市、安陆、石阳，石阳的集市正热闹，周峻等人突然杀到，百姓都丢下东西拥进城里。城门被堵无法关上，敌军便自己杀死百姓，然后才把门关上，吴军斩首及捕获的敌人共有一千多人。对那些俘虏，一律加以保护，不让士兵对他们进行干扰和侵侮。带家属的，让他们去照料。有失去妻子儿女的，马上发给衣服食物，特别加以慰劳，派人送他们回去，很多人受到感召结伴来归附。邻县的人一心向往陆逊，江夏的功曹赵灌、刘备的将领弋阳人裴生以及夷王梅颐等人，都帅领着党羽前来归附陆逊。陆逊拿出钱财布帛，周济照顾他们。
又有魏国江夏太守逯式兼管兵马，经常在边境为害，而且与归附魏国的将军文聘的儿子文休一向不和。陆逊听说了他的情况，马上假装接到了给逯式的信后复信说：“收到了你措辞诚恳的来信，知道你与文休长期结有仇怨，势不两立，想来前来归附，马上以密件将来信上报给主上，集合了人马前来相迎，应该私下里严格保密、迅速行动，再将定好的日期告诉我。”将信放在边界上，逯式的士兵得到了信拿给他看，逯式惶恐不安，于是亲自将妻子儿女送到洛阳。从此手下的官吏士卒不再信任、服从他，最终被免去官位。
嘉禾六年，中郎将周祗请允许他在鄱阳郡招募人马，此事下发到陆逊，征求处理意见。陆逊认为这个郡的民众好动，很难安定，进行召集，恐怕会变成强盗。然而周祗顽固陈述要这样做，郡民吴遽果然作乱，杀死了周祗，攻克诸县。豫章、庐陵的惯匪，同时响应吴遽，成为一伙强盗。陆逊得知了这一消息，立即去征讨，很快攻破，吴遽等人相继率部下投降，陆逊选精兵八千多人，平定了三个郡。
当时中书典校吕壹玩弄权术，作威作福，陆逊与太常潘浚都感到担忧，说到这事痛哭流涕。后来孙权杀了吕壹，很为这事而自责。
当时谢渊等人各自陈述有利于国家的事情，想要兴利去旧，陆逊建议说：“国家以民众为根本，强盛要依靠民众的力量，财物要由民众拿出。所谓民众殷实而国家衰弱、百姓贫穷而国家富强的情况，从来没有过。所以治理国家，得到民心就会天下大治，失掉民心则天下大乱。如果百姓得不到利益，而要让他们竭尽全力，报效国家，也是很难做到的。因为《诗经》中感叹道：‘善于安定百姓，会受到的福禄。’请求您广施圣恩，帮助百姓，几年之内，国家的财用稍微丰足了，然后再作打算。”
任相安民
赤乌七年，陆逊接替顾雍任丞相，朝廷颁布诏书说：“朕的德行不高，承天命继承帝业，天下尚未统一，奸匪到处都是，朕日日夜夜战战兢兢，诚惶诚恐。您天资聪慧，德高望重，总领军务，辅助国家，消灾灭祸。具有超出世人功劳的人，一定会得到光耀巨大的尊宠；有文武才能的人，一定可以承担社稷的重任。过去伊尹使商汤的事业兴盛，吕尚辅佐周武王夺取天下，在内辅佐朝政、在外统兵打仗，这两方面的能力您都兼而有之。现在任用您为宰相，派使者持节代理太常傅常授予您印绶。您要使您的美德发扬光大，修治您美好的功业，谨遵王命，安抚四方。啊！总管三公事，为百官做出榜样，能够不谨慎吗？您要自勉。原来所担任的州、都护，兼管的武昌事务都照旧。”
当初，太子孙和和鲁王孙霸各立门户，内外职务大多由官员的子弟担任。全琮向陆逊报告，陆逊认为这些子弟如果有才能，不用担心不能任用，不应当私下凭关系来求得荣誉、利益如果才能不佳，终究要招灾祸。况且听说两宫的势力不相上下，一定会有矛盾，这是古人最忌讳的。全琮的儿子全寄，果然阿谀奉承鲁王，轻率地与太子结下了仇。陆逊写信给全琮说：“你不学习金日石单，反而包庇阿寄，终于为足下家中招来灾祸了。”全琮没有接受他的意见，与他有了隔阂。等到太子要被废掉的议论流传，陆逊上疏陈述：“太子是正统，地位应当像磐石一样牢固，鲁王是藩臣，应当使他们之间受到的宠爱有差别，彼此各自得到他们应当得到的，上下都可相安无事，”上书三四次，最后请求到京都拜见孙权，想要亲自论证嫡庶的区别，匡正得失。孙权没有允许，然而陆逊的外甥顾谭、顾承、姚信，都因为与太子关系密切，受到冤枉，被流放。太子太傅吾粲因多次与陆逊通信而坐罪，下狱死。孙权多次派遣中使来责备陆逊，陆逊愤闷而死，死时63岁。家中没有多余的财产。
当初，暨艳提出要建造营府，陆逊劝他，认为这样一定会招来灾祸。又对诸葛恪说：“在我前面的人，我一定要尊奉他们，与他们一同晋升，地位在我下面的人，就要扶助他们，现在看您盛气凌人，凌驾于尊长之上，又轻视下级，这不是平安、仁德的根基啊。”又广陵人杨竺年轻时就受到人们的称赞，然而陆逊说他最终会失败，劝杨竺的兄长杨穆与他分开，另立门户。他的先见就是这样。长子陆延早年夭逝，次子陆抗继承爵位。孙休当了皇帝，追封陆逊谥号为昭侯。
桓温
桓温（312~373），字元子，龙亢（今安徽怀远）人，其父桓彝为宣城太守。桓温出生不到一岁，太原温峤到他家见到了他说：“这个小孩骨格清奇，可以试着让他哭一下。”听到了他的哭声，温峤惊异地说：“真英雄人物呀！”由于温峤的欣赏，桓彝于是就取名为温。温峤笑着说：“这样的话，以后改成我的姓吧。”
桓彝后被韩晁和江播所害，其时桓温十五岁，枕戈泣血，志在复仇。到十八岁时，正赶上江播去世，江播的三个儿子在居丧，桓温拿刀进入屋里，把三个儿子都杀了，当时人们都赞誉他。
桓温豪爽有风概，相貌堂堂，面有七星，他被南康长公主选为驸马都尉，袭爵万宁男，出任琅邪太守，累迁徐州刺史。他与庾翼关系很好，经常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庾翼向晋明帝推荐桓温说：“桓温年少有雄略，希望陛下不要以平常人对待他，应该委以方召之任，托其弘济艰难之勋。”庾翼去世以后，桓温担任都督荆梁四州诸军事、安西将军、荆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
桓温有志于在西蜀立下功勋。他看到成汉的国力衰微，永和二年（346），于是率兵西伐，正是康献太后临朝的时候，当桓温上疏启奏准备出发时，朝廷对桓温的西伐甚为担忧，认为西蜀险要偏远，而桓温兵力不多，进入敌方，恐怕凶多吉少。但最后还是准桓温西伐。当初诸葛亮在鱼复平沙上造八阵图，垒石为八行，每行相隔两丈。桓温见到后说：“这是常山蛇势。”随行的文武官员都未能认出。当部队到彭模时，他命令参军周楚、孙盛守卫辎重，自去率领兵步直接扑向成都。李势派他的叔父李福及兄李权等攻打彭模，周楚等进行防御，李福退却，桓温又进攻李权等，三战三捷，蜀兵大败，从间道归往成都。桓温军队越战越勇，乘胜追击，大获全胜。桓温在西蜀停留一个月，举贤旌善受到老百姓欢迎。桓温因功进升征西大将军、开府，封临贺郡公。石李龙死后，桓温想率兵北征。他先上书请求朝廷讨论是从水路或陆路进兵为宜，时间很久都没有音讯。最后却是朝廷依靠殷浩等人来反对桓温，桓温相当忿怒，然而他很了解殷浩，并不怕他。桓温声言北伐，拜表便行，顺流而下，到了武昌，兵力已有四五万。殷浩害怕被桓温废掉。既想躲避他，又不知如何是好。简文帝司马昱当时是抚军，给桓温写信阐明社稷大计。桓温于是回军还镇，上疏向朝廷言明他的报效国家之志。他被进位太尉，桓温坚决推辞。
殷浩曾到洛阳修复园陵，耗时多年后又出兵北伐，屡战屡败，器械全部用光。桓温进督司州，朝野对殷浩怨言叠起。于是桓温启奏免除殷浩的官职，从此内外大权归属桓温一人。桓温后又统率步骑兵四万奔赴江陵，水军从襄阳进入均口，到南乡，步兵从浙川进征关中。所到之处居民都不受侵扰，生活安宁。一路上携酒宰牛迎接桓温的有十之八九。皇帝也派侍中黄门到襄阳慰劳桓温。桓温的母亲孔氏后去世，桓温上疏解职，准备送葬宛陵。皇帝下诏不批准。赠临贺大夫人印绶，谥曰敬，派侍中吊祭，谒者监护丧事，十天之内，使者来往八次，轩盖、车马相望于道。桓温办理完丧事后回到任所上。他打算修复园陵，迁都洛阳，表疏上奏十多次，朝廷不准。桓温担任征讨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诸军事，委以专门征伐的任务。
再次北伐时，桓温从江陵出发，一路厮杀击溃羌族贵族姚襄来到平阳，桓温屯兵太极殿前，徒步进入金墉城，拜谒先帝诸陵被侵毁的陵，他命令全部修缮，并设置陵令。然后回师京都。升平中（359），桓温改封南郡公。返回江南后，洛阳和其他被收复的土地又相继失陷。太和四年（369），桓温开始第三次北伐。他率领步骑五万人大破前燕军，进抵枋头（今河南浚县）。前燕得到前秦的支援，截断了晋军的粮道，桓温无奈只得退兵。桓温北伐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但是东晋统治集团内部勾心斗角，破坏北伐。因此桓温的北伐大都是无功而返。桓温在北伐的过程中，数次受到朝廷以及反对派的阻挠。后来，朝廷改授他并、司，冀三州，罢免他的都督。桓温上表不受，又加他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
总督内外的桓温，已经不可能再大事运筹北伐之事了。他又上疏陈述应该做的七件事：其一，朋党结伙，私议沸腾，应该抑制这种倾向，不宜扩展其二，人口减少，不应该还按汉时规模设郡，应该并官省职，让他们稳定地尽其职责其三，日常事务，朝廷各司不能停废，平时的行文档案应该限定日期，不能拖延其四，应该提倡长幼之乱，奖赏忠良公正的官吏其五，褒贬赏罚，应该实事求是其六，应该述遵前典，敦明学业其七，应该选建史官，编写晋书。其他官员也有所启奏。不久，桓温加羽葆鼓吹，设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四人。他只接受鼓吹，其余的全部辞让。他又率船进军合肥，兼扬州牧、录尚书事。但朝廷又把他召回。咸安元年（373），晋简文帝司马昱即位，桓温出次中堂，自任大宰。十一月，赐桓温军队三万人，每人布一匹，米一斛，加大司马桓温为丞相，他不接受。
晋孝武帝司马曜即位，下下诏：“先帝遗诏中说：‘事大司马如事吾’。令答表便可尽敬。”又派谢安征召桓温入朝辅政。加前部羽葆鼓吹，武贲六十人，桓温不受。当桓温入朝时，赴山陵。孝武下诏：“公勋得尊重，师保朕躬，兼有风患，其无敬。”又命尚书谢安等到新亭奉迎，百官全部拜于正道两旁。秋七月己亥日，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大司马、扬州牧、平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南郡公桓温病逝，时年62岁。皇太后与孝武帝亲临朝堂三日，下诏赐九命君王的礼服，又加朝服一具，金钱、衣物等无数，追赠丞相。
第三节 唐宋名臣
房玄龄
背隋投唐
房玄龄（579~648），字乔。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人。出生于北周武帝元年（578），其父房彦谦，精于五经，有辞辩，在隋做过司录刺史，清廉善良，其俸禄，常周济亲友。他曾对房玄龄说：“人皆以禄富，我独以官贫，所遗子孙在于清白耳。”房玄龄从小在家中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博览经书，开皇十六年（596），“举进士，授羽骑尉，校雠秘书省。”因其学识渊博，受吏部侍郎高孝基赏识。不久，调任隰县县尉。后来，因事受连累革职，遂迁移居上郡。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太原留守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率军三万，进兵关中。李渊军队横渡黄河后，兵分二路。一路由李建成驻守潼关，以防隋军救援一路由李世民率军西进，占领渭北，逼近长安。李渊父子举兵反隋，得到人民的支持，一路势如破竹，沿途归顺者很多。
富有政治眼光的房玄龄，眼见隋朝大势已去，下定决心投奔李渊父子。他来到渭北军门拜见李世民，正好李世民广求贤才，收纳天下英俊，两人一见如故，李世民当即拜房玄龄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成为他帐下的主要谋士。当年十一月，唐军攻占隋都长安。第二年五月，李渊灭隋，做了皇帝，改元武德，实为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六月，立李建成为皇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李世民拜房玄龄为秦王府记室，封临淄侯。李渊在长安建立唐政权后，以关中为基地，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
李渊任命李世民挂帅，向各个地方割据势力和农民起义军进攻。房玄龄随同李世民转战各地，运筹帷幄，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武德六年十一月，首先消灭了陇西的割据势力薛仁果武德三年（620）又打败了割据西北的刘武周。占领山西后，李世民继续挥师东进，进攻盘据洛阳的王世充。王世充被围，急忙向河北农民起义军窦建德求援。窦建德亲率十多万大军，火速开往洛阳，水陆并进，势不可挡。李世民让李元吉围困洛阳，自己则亲率精兵三千截击窦建德。
汜水一战，唐军大获全胜，窦建德受伤被俘。王世充眼见大势已去，只得投降了唐朝。武德五年（622），李世民又继续镇压了窦建德余部刘黑闼。于是在短短的四五年间，李世民东征西讨，消灭了各种反唐势力，为唐王朝的统一，立下了赫赫战功。房玄龄随军出征，尽心辅助秦王，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唐王朝的统一战争中，唐军每攻克一城池，诸将往往把眼光盯住库里的珍贵宝物。房玄龄却不是这样做，他每到一地就首先物色人才，招人幕府，和他们结为朋友，千方百计将他们搜罗到秦王府来，这些人后来为李世民效劳，大大加强了秦王府的实力这些人后来都能出死力帮助李世民夺得帝位。李世民说：“汉光武得邓禹，门人益亲，我今有龄，犹禹也。”在各地征战中，房玄龄作为秦王府的记室，撰写了不少军书、表奏，他的文章“文约理足”，又快又好，深得高祖李渊的赏识。
唐王朝统一全国的战争结束后，其内部又出现了新的一场战争。这就是李建成和李世民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
在唐王朝的创建过程中，李世民立下了汗马功劳，无论太原起兵、进军长安，还是东征西讨，削平群雄，他都立下赫赫战功。司马光说：“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李世民才能出众，这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房玄龄曾说他：“箭穿七札，弓贯六钧，加以留情坟典，属竞篇什，笔迈钟、张，词穷贾、马。”他的父亲李渊对李世民的才干也是赏识的。在太原起兵时，曾面许李世民：“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太子李建成虽没有像李世民那样的赫赫战功，但他自起兵太原，镇守潼关，南进长安，东出洛阳，也立过一定的战功。再加上他位居东宫，联合其弟李元吉，其得到帝位的自然条件是相当优越的。
有锐敏政治眼光的房玄龄，对李世民兄弟之间事态的发展看得一清二楚，他心里十分着急，于是私下对长孙无忌说：“今嫌隙已成，一旦祸机窃发，岂惟府朝涂地，实乃社稷之忧，莫若劝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国。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长孙无忌也有同样的感受和忧虑，他把房玄龄的话告诉李世民。
李世民深感忧虑，召房玄龄共同议事。房玄龄与杜如晦劝李世民尽快动手，诛杀李建成和李元吉，但李世民仍犹豫不定。李建成、李元吉为了除掉李世民，首先第一步就是清除李世民身边的人，他先用收买、拉拢的办法想将秦王府的勇将谋臣拉过去，没有获得成功。继而又在李渊面前中伤、挑拨。李建成最忌恨的就是房玄龄、杜如晦。结果，李渊偏听偏信，下令把房玄龄、杜如晦逐出秦王府。武德九年（626）夏，突厥兵犯边。按惯例，大都由李世民督军御敌。但此时，李建成却提议由李元吉和李艺出征，以阻止李世民掌握兵权。同时，李元吉还征调秦府将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前往，借此把秦府精兵抓到自己手中。事成之后他们决定再来谋杀李世民。
李世民得知此事后，立即召集内弟长孙无忌、舅舅高士廉、尉迟敬德、侯君集等商仪。尉迟敬德怂恿说：“王今处事有疑，非智临难不决，非勇。”李世民又秘密召回房玄龄和杜如晦，令二人穿戴道士服潜入秦府，共同议事。
房玄龄说：“大王功盖天地，当承大业今日忧危，乃天赞也，愿大王勿疑。”经过周密的策划，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暗中在玄武门设下伏兵，射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取得了“玄武门之变”的成功。
“玄武门之变”后，李渊把军国大事完全委托给李世民处理，并立李世民为太子。接着，李世民拜房玄龄为右庶子，不久，又提升房玄龄为中书令，当上了宰相。
选贤审法
八月，李渊把帝位传给李世民，李世民即皇帝位，改年号为贞观。
唐太宗即位后，对群臣论功行赏。房玄龄、杜如晦等五人功居第一。李世民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不满，说：“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功居臣上，臣窃不服。”唐太宗说：“叔父虽首唱举兵，盖自管脱祸。乃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合余烬，叔父望风败北。玄龄等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固宜居叔父之先。”说得李神通理屈词穷，羞愧无言。贞观三年（629）二月，房玄龄改任左仆射。唐初的左右仆射就是宰相。房玄龄是位卓越的实干家。在他的努力下，一批出色的高级官员被陆续荐举给朝廷。他担任宰相后，首先裁减大量的冗员。
唐太宗曾对房玄龄说：“官在得人，不在员多。”“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根据唐太宗的诏令，房玄龄在贞观初年对在职官员进行大量裁并，全国根据地理位置的划分，设十道，三百余册。这是贞观初年全国性的一次重大行政改革。房玄龄不仅果断地裁去大量冗员，且能因才授任、选贤任能。唐太宗重视选才用人，他认为“致治之术，在于得贤。”他确定宰相的首要职责是求访贤才。他曾对房玄龄和杜如晦说：“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唐太宗还下令把宰相担负的具体政务交给左右丞处理。
宰相集中精力处理大事和挑选人才。这为房玄龄选贤任能创造了极好的条件。早在秦王府时，房玄龄就发现杜如晦聪明识达，有佐王之才。就向秦王李世民推荐：“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不可。”李世民说：“尔不言，几失此人矣！”从此，李世民开始重用杜如晦。后来果然证实，杜如晦辅佐太宗，功勋卓著。
房玄龄选用人才，重才也重德，他推荐的李大亮，不但文武全才，而且品德优异。房玄龄本人则为官清廉，生活俭朴，竭心奉公，“每当宿值，必通宵假寐。”房玄龄称李大亮“有王陵、周勃之才，可以当大位。”唐太宗拜任李大亮为左卫大将军、兼领太子右卫军，又兼工部尚书，身居三职，甚为器重。薛收是个卓有文才的读书人，经房玄龄的推荐，为太宗任用。太宗召见，“问以经略”，薛收“辩对纵横，皆合旨要”。太宗征伐时的檄文、捷报，大多出于薛收之手。可惜薛收只活了33岁。唐太宗悲叹地对房玄龄说：“薛收若在，朕当以中书今处之。”房玄龄选才，不“以备取人”。张亮是个贫寒人士，“素寒贱，以农为业”，而张亮胆气不足，无将帅之才，房玄龄却只用其长，并不“以备求人”。对唐太宗任用的人，房玄龄认为不合适的，也不苟用。贞观二十一年（647），太宗要拜李纬为吏部尚书，想听听房玄龄的意见。房玄龄“但云李纬好髭须，更无他语”。唐太宗明白了房玄龄的意思，便改变了原来的主意。改任李纬为洛州刺史，可见房的意见在当时何等重要！贞观时期人才济济，吏治清明，去冗员，对唐朝政治，经济的巩固和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
裁减大量官员，就能够为国家节省财政支出，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这一道理唐太宗和房玄龄等是非常明白的。唐太宗和房玄龄从隋朝的灭亡吸取教训，他们深知“吏良，则法平政成不良，则王道弛而败矣。”他们深知，“官得其人，民去叹愁”的道理。“民去叹愁”，则阶级矛盾缓和，国家就会长治久安。这是出现贞观之治的重要原因。为了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唐王朝的统治，唐太宗即位后，命长孙无忌、房玄龄与学士、法官一起，重新商议修订法律。
鉴于隋“炀帝忌刻，法令尤峻，人不堪命，遂至灭亡”的教训，在太原起兵时，李渊父子即“布宽大之令”。入长安后，为了取得民心，约法十二条：“惟制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余并蠲除之。”李渊称帝后，曾制定“武德律”，“尽削大业所用烦峻之法”。
唐太宗主张宽简刑政，审慎法令。他在贞观元年对侍臣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他还说，“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若欲人罪即引轻条，若欲人罪即引重条。数变法者，实不益道理。宜令审细，毋使在文。”房玄龄等根据唐太宗的旨意修订成的唐代法律，即《贞观律》，有四个部分，即律、今、格、式。“律以正刑定罪”，就是刑事法典。唐律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从国家的政治制度到百姓的户籍婚丧，都有极其详密的规范。其中“定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盗贼，八曰斗讼，九曰诈伪，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日断狱。有笞、杖、徒、流、死，为五刑。笞刑五条，自笞十至五十杖刑五条，自杖六十至杖一百徒刑五条，自徒一年，遂加半年至三年流刑三条，自流二千里，递加五百里，至三千里死刑二条，绞、斩。大凡二十等。”“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令是对各种制度的规定。如《户令》是对户籍和婚姻制度的规定《田令》是对土地制度的规定。令只规定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但不包括对于违令行为后给予的刑事制裁。唐太宗时，“定令一千五百九十条，为三十卷。贞观十一年正月颁下之。”“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格是皇帝赦令的汇编，百官的职责范围。由房玄龄等在贞观十一年删定武德以来敕格七百条为《贞观格》，共有十八卷，颁行天下。“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式是各种行政法规，国家机关办事的章程、条例。房玄龄等制定的《贞观律》的量刑定罪上有宽缓的方面，仅与隋律相比《贞观律》减大辟（死刑）者九十二条，减流刑为徒刑者七十一条。在官犯法，只夺官除名，仍同仕伍。房玄龄因旧律的刑重，“议绞刑之属五十，皆免死而断右趾。”但唐太宗哀其断毁肢体令房玄龄等再议。王硅、萧璃等认为改死刑为断趾，保存了生命，已放宽，而房玄龄主张再行放宽，他认为：“左者五刑，刖居其一。及肉刑既废，今以笞、杖、徒、流、死为五刑，而又刖足，是六刑也。”于是决定将断趾改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
房玄龄还改变了旧律中因谋反罪而兄弟连坐得俱死的法律，规定为“反叛者，祖孙与兄弟缘坐，皆配设。恶言犯法者，兄弟流配而已。”死刑和古代相比，几乎去掉一大半。至于削烦去蠹，变重为轻，更是不可胜记。
后来，长孙无忌对《唐律》作了具体说明，编成《唐律疏议》一书。此书是我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一部较为完备的法典。
法与礼是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两个方面，所谓“德主刑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贞观期间既重视法律的修订，也重视以礼的道德规范来约束人们的思想行为，以礼来制约各种社会关系，而且以礼制律，刑礼相辅，“失礼之禁，著在刑法。”不忠者有罪，不孝者必诛。用法律的强制力量推行礼的道德规范，反过来，又用礼的道德来辅助法的推行。唐太宗即位之初，即诏令房玄龄等礼官学士修改隋礼，最后完成《贞观新礼》一百三十八篇，是唐代礼制的基础之作。
通好外邦
唐朝初年面临着极为复杂的民族关系问题，房玄龄在民族政策上，显示了他深思熟虑的外交能力，他主张结好各民族，以减少冲突。贞观十六年（624），雄踞漠北的东突厥薛延陀部实力较强，太宗曾封其酋长夷南为真珠可汗。但薛延陀部反复无常，出尔反尔，唐太宗派兵联合突厥的一部给以致命的打击后，真珠可汗派人来唐求婚。唐太宗虽对薛延陀并不放心，但是在以武力消灭还是联烟这个问题上一时下不了决心。房玄龄权街利弊，认为和亲为上策。理由是大乱之后，国家元气尚待恢复，用兵对国家不利。唐太宗采纳了房玄龄的意见，答应许以第十五个女儿新兴公主，但要求“厚纳聘礼”，亲自到灵州迎亲。真珠可汗闻知，兴高采烈，“谓其国中曰：‘我本铁勒小帅，天子立我可汗，今复嫁我公主……斯亦足矣。’”从而使薛延陀部归顺了唐朝，避免了一场战争，改善了民族关系。后来，真珠可汗一时无法集得聘礼，延误了迎亲日期。唐太宗以其轻侮大唐，“下诏绝其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