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朝鲜半岛有三个国家。西半部的叫百济，中部的叫新罗，北部的叫高丽。其中以高丽最为强大，它占有汉江流域和辽东平原。隋文帝开皇十八年，曾发兵三十万，大举进攻高丽，失败而回。隋炀帝也曾三次征高丽，结果都失败而回，并引起了农民大起义，走上了灭亡的道路。唐初，三国均遣使和唐朝来往。贞观十六年，高丽发生内乱，大臣盖苏文弑其君，独专国政。唐太宗想出兵以武力干预，但房玄龄以为不可。他对唐太宗说：“臣观古之列国，无不强凌弱，众暴寡。今陛下抚养苍生，将士勇锐，力有余而不取之，所谓止戈为武者也。”他又以历史为鉴，劝谏唐太宗：“昔汉武帝屡伐匈奴，隋主三征辽左，人贫国败，实此之由，惟陛下详察。”唐太宗接受了意见，便中止了这次行动。后来，高丽联合百济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求救。唐太宗派人劝说，高丽不听，于是，唐太宗决定亲征高丽。他委令房玄龄筹办和运送军粮、军械，下手诏曰：“公当萧何之任，朕无西顾之忧矣。”他屡次上言，提醒太宗，不要轻敌。房玄龄虽然没有强烈劝阻唐太宗东征，但他始终放心不下。唐太宗这次亲征高丽，虽然暂时取得了一些胜利，攻下了一些城池，但遇到顽强抵抗，只能屯兵广安东城下。此时正值隆冬严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于是，唐太宗决定班师回京。
对于此次征伐高丽的挫折，唐太宗耿耿于怀，他不甘心，还想举兵东征。此时房玄龄已年老多病，但他出于忧国之心、宰相之责，毅然上书，劝谏唐太宗。他说：“进有退之义，存有亡之机，得有丧之理，老臣所以为陛下惜之者，盖此谓也。”他引用老子的话：“知足不辱，知之不殆”来劝导唐太宗。他还说：“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希望唐太宗放弃“天可汗”的迷梦，不再“驱使无罪之士卒，委之锋刃之下。”房玄龄认为，高丽的内乱是他们内部的事，他们并没有得罪唐，而唐王朝的出兵“内为前代雪耻，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唐太宗对房玄龄的恳切之言深为感动。
尽职尽心
房玄龄在辅佐唐太宗时多有诤谏，他谏勿征高丽，谏勿用平庸之辈，以及谏减少民族冲突、改善民族关系方面，日后都证明他意见的正确，都收到过很好效果。房玄龄的进谏反映了他善于思谋，考虑后果的特点。
唐高祖李渊去世后，唐太宗要以汉高祖长陵的规模为父亲建陵。而汉长陵东西长一百二十步，高十三丈，工程浩大。秘书监虞世南劝唐太宗实行薄葬，认为薄葬并非不孝，厚葬反而为亲所累。他建议造一高三仞（一仞为七尺）的陵墓，陵内器物，尽量从俭。虞世南的建议利国利民，但房玄龄考虑，唐太宗不会接受虞世南的建议。于是，他提出了以汉光武帝的陵墓规格建造，唐太宗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房玄龄为相，通达政事，善于谋划，尽心尽责，惟恐失误。褚遂良说：“人臣之助，玄龄为最。”王硅赞誉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房玄龄治理国政，秉公守正。他始终认为：“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加上他的作风忠谨谦恭，对人宽厚，对己严谨。晚年，他体弱多病，几次上表请求解除仆射职务，太宗不答应。贞观十六年（642）太宗又晋升房玄龄为司空。司空为三公之一，品高位尊。房玄龄又上表辞让，太宗仍不允许，并说：“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公若筋力不衰，无烦此让。”可以看出，唐太宗是离不开他的。
著书立说
房玄龄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也是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唐朝初年，为了修明政治，达到天下大治，非常重视历史经验，唐太宗有句名言：“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在重视总结历史经验的前提下，唐太宗任命房玄龄为史书的总监修，开了官修史书的先河，为此还专门成立了史馆。在总监修房玄龄的组织领导下，官修史书盛况空前。贞观期间，一共修撰史书八种，即令孤德芬木和岑文本合修的《周书》、李白药修的《北齐书》、姚思廉编撰的《梁书》和《陈书》、魏征编撰的《隋书》。在中国官修的二十四部正史中，占了三分之一，其贡献之大，有目共睹。根据唐太宗的提议，房玄龄还开创了编纂本朝历史纪录的新制度。唐朝是编纂本朝诸帝实录的头一个王朝。贞观十七年（643），高祖、太宗实录修成。唐太宗因房玄龄修史有功，“降玺书褒美，赐物一千五百段”。贞观二十二年（648），房玄龄病重，唐太宗派名医为其医治，每日供给御膳，还亲临探望，当握手叙别时，不胜悲痛。七月，房玄龄与世长辞，终年70岁。唐太宗废朝三日以示哀悼，册赠太尉，并州都督，谥文昭，陪葬昭陵。
杜如晦
审时度势
杜如晦（586~630），字克明，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人，出身于世代为官家庭。祖父杜徽曾在隋时任怀州刺史，父亲杜吒曾任隋昌州长史。少年时代的杜如晦聪明勤学，尤喜好文史，他气质英爽，以风流自命。隋大业年间，参加吏部人才选拔，吏部侍郎高孝基对他很是器重，认为他“有应变之才，当为栋梁之用”，但又暂时叫他俯就卑职，补任为淦阳县尉。隋炀帝的残酷统治，使民怨沸腾，各地纷纷揭竿而起，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先是山东杜如晦像邹平王薄，领导农民义军杀富济贫，攻占山东不少州县。及后，起义烈火愈烧愈旺，到大业十二年（616）农民起义的队伍已增加一百三十多支，参加人数有三四百万之众。全国有三支强大的起义队伍：河南的瓦岗军，窦建德的河北起义军和杜伏威的江准起义军。杜如晦虽然很早就辞掉了淦阳县尉的职务，不愿为朝廷服务，但由于家世、经历和所受的教育，使他不可能和农民起义军走在一起。在动乱的时局中，他和房玄龄一样，密切地注意着时局的变化。隋朝统治阶级内部也高举起了反隋的大旗，隋的统治已分崩离析，摇摇欲坠。大业十三年（617）太原留守李渊，在晋阳举兵反隋。他率领其子李建成、李世民等向南方进发，由于甚得民心，加上策略得当，次子李世民英勇有谋，因而进军神速，所向披靡，在十一月，就迅速占领了隋代的都城长安。李渊父子攻克长安后，杜如晦见大局已定，又深知李世民英勇有谋，广结天下豪士，便只身投靠了李世民。李渊进入长安以后，把隋炀帝的严刑苛禁尽皆废弃，并与民约法十二条。除对拒不投降的阴世师等十余人处死外，其余一概不问出于策略原因，按起兵时定下的方针，李氏政权立年仅十三岁的杨侑为天子，并尊逃往江都的隋炀帝为太上皇。
不久，江都发生兵变，隋炀帝为其部下宇文化及所杀。李渊遂即迫使杨侑下了退位诏书，禅位于自己。李渊接帝位于太极殿，改隋义宁二年为唐武德元年，立李建成为皇太子，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十九岁的李世民当上了尚书令。李渊父子达到了“化家为国”的目的。李世民拜杜如晦为秦王府兵曹参军，执掌王府簿书、考课、仪卫等事务。过了不久，杜如晦被调任陕州总管府长史。总管府是在边塞之地设立的统率军队的机构，长史为总管府的次官。当时，秦王府的很多谋士勇将被调往外地任职，李世民对此非常忧虑。
记室房玄龄对李世民说：“府僚去者虽多，盖不足惜。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莫可。”房玄龄对杜如晦的这一荐举，使李世民大吃一惊，他对房玄龄说：“尔不言，几失此人矣！”李世民马上奏请高祖，将杜如晦硬留下来，仍为秦王府属官。从此，李世民把杜如晦视为心腹，常与他商议军国大事。
李渊虽然称帝，但实际上只掌握着关中和山西、巴蜀等一些地区，周围都是割据势力。如何消灭这些割据势力，统一天下，是李氏王朝面临的重要问题。李渊父子经过商议，确定了巩固关中，出兵西北，进而进占关东，收并江南，统一全国的方针政策。李渊命李世民为右元帅，率军征伐，杜如晦亦随李世民转战南北。李氏集团采用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策略，于武德元年（618）打败了陇西割据势力薛仁果，紧接着又铲除了在凉州称帝的李轨，巩固了唐在长安以西的统治。武德三年（620）平定了盘踞晋北的刘武周。后来刘武周逃至突厥，为突厥所杀。当把关中周围的割据势力剿灭以后，李世民就决定出关东进，对盘踞在洛阳的王世充发起攻击。
王世充是李唐在关外最重要、又最难对付的对手。他原先是隋炀帝的鹰犬，曾任隋王朝的礼部尚书用阴谋手段夺取实权，王世充后来自己当了皇帝，国号郑。他利用李世民与刘武周作战的机会，趁势攻占了唐朝的大片土地。在李世民的大举征讨中，王世充手下的名将如罗士信、秦叔宝、程志节等先后降唐，许多州县的官吏，如淆、邓、荥、汴、豫、显等州相继降唐。李世民对于归降的官吏一般都以礼相待，这就使得更多的人，纷纷脱离王世充集团，出现了“河南郡县相继来降”的局面。在李世民军队的进击下，王世充连连败退，洛阳被围。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王世充向农民起义军窦建德求援。
窦建德为隋末农民起义军的著名领袖，李世民围困王世充，使窦建德也感到震惊，他担心一旦王世充被唐军消灭，自己也会受到直接威胁，便亲自前往洛阳支援王世充。窦军来势凶猛，唐军决定调转枪口先消灭援军窦建德。于是，李世民指挥唐军扼守武牢险隘，以待战机。当窦建德军队饥倦、疲堪之时，李世民见时机已到，便突然发起攻击，“帅轻骑先进，大军继之”东涉汜水，猛冲猛杀，窦军大溃，窦建德也受伤被俘。窦建德战败后，李世民乘势于武德四年（621）集中兵力围攻洛阳。王世充眼见大势先去，就率领群臣出城投降。武牢之役是唐统一中国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战役，此次战役的胜利，决定了整个中原的形势。
李世民大胆而果断地指挥了这一战役，取得了一石二鸟之功，一举摧毁了二个强敌。因此李世民受到嘉奖。因为功勋卓著，“前代官皆不足以称之，特置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上”。又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增邑二万户。武德五年（622），刘黑闼在河北漳南筑台告祭建德，自称大将军，公开打起反唐旗帜。不久，刘军攻占大片土地，定都洛州，自称东汉王。李世民率军攻打刘黑闼，此次战争，旷日持久，打得十分艰难。最后刘黑闼大败，逃往突厥。然而两个月后，刘黑闼又返回再战，太子李建成亲征，并采纳魏征建议，用镇压和安抚相结合的办法，最后击溃刘黑闼，统一战争结束了。在这场战争中，李世民兄弟虽各有建树，但李世民显然取得了更大的战功。而在这方面杜如晦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他在军中运筹帷幄，对战争双方的情况判断准确，他杰出的才干，受到了军内外的赞赏。杜如晦也由此而升迁，李世民任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今，杜如晦任大行台司勋郎中，封爵建平县南，食邑三百户。不久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
文学馆是李世民为接待四方文士而开设的。十八学士中，以杜如晦为首。李世民曾令人画了十八学士图像，藏于书府。像赞曰：“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怀忠履义，身立名扬。”可见，李世民对他的礼遇之重。李世民为天策上将后，开府置官属，又拜任杜如晦为天策府从事中郎，成为天策府的高级幕僚。
理政治国
李世民卓著功勋，使他的威望与日增高，权势也逐渐扩大，政治地位和军事地位也迅速增长。李世民不仅掌握着大量军队，还担任尚书今的职务，居宰相之职。这在唐王朝的上层统治集团中，尤其是在李氏兄弟中间有着特殊的地位。另外，在太原起兵和统一全国的战争中，李世民礼贤下士，广求人才，收罗了一批谋臣猛将，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政治集团。这个政治集团的形成和他在唐王朝中的特殊地位，使李世民产生了不满足于当秦王的野心。
然而他的哥哥李建成，位居东宫，为人宽简、仁厚，辅助李渊处理政务，在唐王朝的初创过程中，他的作用也是不可估量的。李世民与李建成在打天下时，两人同心协力，但到坐天下时，情况就不一样了。为了夺取皇位，兄弟俩变成了仇敌。统一战争结束后，李世民与李建成的斗争日趋表面化。
武德七年（642），李渊带三位皇子打猎，命他们驰射角胜，李建成乘机将一匹烈马交给李世民骑。李世民不知有诈，骑上这匹马追逐野鹿，马烈性大作，三次尥蹶子，险些把李世民掀下坐骑武德九年（626），李建成约李世民宴饮，暗中下毒，李世民饮后心中暴痛，吐血数升。
在李建成和李世民的斗争中，齐王李元吉完全站在李建成一边，他和李建成经常会同后宫谮诉李世民。李渊常常偏袒太子，信以为真，要加罪于李世民，幸亏陈叔达常常进谏，李世民才幸免于难。紧接着，李元吉又密告李世民有谋反之意，要求速斩世民。不过此时李渊明智，他认为李世民有平定天下之功，谋反的证据又不足，没有下手杀害李世民。在争夺皇位的斗争中，李建成和李元吉合在一起的实力，大于李世民，况且李建成又处于太子地位，这更处于优势地位。这种形势使秦王府的僚属非常担心。
房玄龄、杜如晦和长孙无忌等都认为，必须先发制人才能转危为安，他们劝李世民早下决心，尽快除掉李建成和李元吉，以保国家长治久安。当然，李建成也看到了这一点，他想方设法瓦解秦王府的武将、谋士，不过这一策划没有获得成功。但他们在李渊面前诬陷房玄龄、杜如晦李渊听信谗言，把房、杜二人驱逐出秦王府。武德九年（626）夏，突厥数万骑犯边。李建成认为瓦解、分化秦王府精兵强将的机会来了。他向李渊推荐，由李元吉代李世民出征。李元吉又请求将秦王府的名将迟尉敬德、程志节、段志玄、秦叔宝等调归自己使用，以增强北征实力。这一着实际上是要扼杀李世民。
李世民感到已危在旦夕，便与长孙无忌、高士廉、迟尉敬德等商讨对策，并派人密召房、杜二人进府，密商计策。经过一番精心策划，李世民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在玄武门内设下伏兵，一举射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为李世民夺取皇位扫清了障碍。接着，又逼着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此时军政大权已完全落在李世民手中。李世民拜任杜如晦为左庶子，协助他处理政务。同年七月，又调任杜如晦为吏部尚书。武德九年八月，李渊让位。李世民即帝位于东宫显德殿，改元贞观，尊李渊为太上皇。李世民做了皇帝，对群臣论功行赏，以房玄龄、杜如晦等五人功居第一。进封杜如晦为蔡国公，赐食邑一千三户。贞观二年（628）晋升杜如晦为检校侍中，兼吏部尚书。检校侍中，即代理侍中，是门下省的长官，也就是宰相。
贞观三年（629）唐太宗下诏授杜如晦为右仆射。诏曰：“杜如晦，识量弘恢，神采凝映，德宣内外，声溢高堂。”从此，杜如晦与房玄龄同朝为相，为唐朝的盛世之治呕心沥血。杜如晦是宰相，又是吏部尚书，执掌着选官任能的大权，他在引荐贤才，罢除不良官吏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杜如晦取士用人，注重实践。当时选官取士往往重言词口笔，而不察其品德。杜如晦录用人员，主张先由州郡推荐，然后考核录用。在临终前他还推荐刚正不阿的戴胄做吏部尚书。杜如晦精于理政治国，唐初的典章制度，“台阁规模，皆二人所定。”在隋末农民大起义之后，国家纲纪松弛，百废待兴。杜如晦和房玄龄拨乱反正，使唐朝初期的政治制度和统治秩序逐渐走上正轨，贞观之治新局面的开创，与房、杜所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杜如晦在朝廷，君臣关系如同鱼水，同僚之间也相互配合，取长补短，房玄龄善谋，杜如晦善断，唐太宗每与房玄龄商讨大事，房玄龄必曰：“非如晦不能决。”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两人同朝辅政，取长补短、发挥了各自的特长。因此《资治通鉴》称“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国。”杜如晦用人，非常推崇诤谏之臣。他认为“天下有诤臣，虽无道不失其天下。”把诤臣看作是挽救国家危亡的栋梁。他鄙视隋代内史诗郎虞世基，认为他身居要位，处得言之地，但他对隋炀帝的荒淫残暴，却缄口不言，无诤谏之语，“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用这样的人执掌大政就是尸位素餐。作为宰相，杜如晦以儒家的传统道德要求自己。他宽厚待人，雍容大度，他能正确对待别人的长处，发挥别人的长处。《资治通鉴》说：“故太宗定祸乱而房、杜不言功，王（硅）、魏（征）善诤谏而房、杜让其贤，英（指李，封英国公）、卫（指李靖，封卫国公）善将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归人主。”因而，杜如晦虽为有唐一代名相，但史书记述他的事迹并不多。贞观三年（629）十二月，杜如晦因病情严重辞去宰相职务。病重期间，唐太宗亲自前往探望。对杜如晦的英年早逝，唐太宗非常悲痛，废朝三日，赠司空，徙封莱国公。
魏徵
魏徵（580~643），唐贞观时名相，以善谏著称。字玄成。先世是钜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后居相州内黄（今河南内黄西）。祖父魏彦，在北魏时曾欲删削各家《晋书》，成一家之言，未成。父亲魏长贤，是著名史学家魏收的族叔，博涉经史，北齐时为著作佐郎，欲承其父志，改撰《晋书》，后因讥刺时政，出为上党屯留令，其志未遂。
魏徵少孤，通贯书术，素怀大志，不营赀产。隋末农民起义爆发，魏徵诡为道士，以避世乱。大业十三年（617），武阳郡（即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举兵响应瓦岗军李密，以魏徵典书檄。魏徵代宝藏作启谢李密，为李密所重，召为文学参军，掌书记。后以“十策”说李密，未被采纳。武德元年（618），瓦岗军为王世充所败，魏徵随李密投奔李渊，遂为唐臣。魏徵请出使山东，李渊因署魏徵为秘书丞，东出关，先后劝降了据守黎阳（今河南浚县东）的瓦岗军余部徐世勋及据守魏州的元宝藏。二年十月，魏徵在黎阳被窦建德所俘，署为夏政权的中书舍人。四年，窦建德、王世充相继为唐朝所灭，魏徵遂复归长安，任太子洗马。当时秦王李世民为争夺皇位继承权与太子李建成及齐王李元吉明争暗斗，魏劝建成亲自将兵出征刘黑闼，借机树立威信，结纳豪强，作为战胜世民的政治资本，次年，随太子至河北，建议释放囚俘，分化黑闼部众，黑闼果败。九年，魏徵又劝建成早除世民，未被及时采纳。六月四日发生“玄武门之变”，建成、元吉被杀。秦王李世民获胜，不久即位，是为唐太宗。太宗素重魏徵之才能，遂化敌为我，引为太子东宫詹事府主簿，拜谏议大夫。以后相继任给事中、尚书右丞，封钜鹿县男，又除秘书监、参预朝政（即宰相）、侍中，进位左光禄大夫，进爵郑国公。晚年曾为太子太师。
唐太宗以虚怀纳谏著称于世，贞观一朝谏臣云集，著名的有魏徵、虞世南、王硅、刘洎、岑文本、褚遂良、马周等人，其中以魏徵最为杰出。他素有胆智，忠心耿耿，敢于犯颜直谏，面折廷诤，前后所奏二百余事，其中大部分保留在《魏郑公谏录》和《贞观政要》两书中。贞观十一年（637）所上的《论时政疏》、《陈十思疏》（简称《十渐疏》），是他一生奏疏中最为重要者。综合所谏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居安思危，施行仁义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举贤任能，斥佞退邪坚持法制，力避任刑虚怀纳谏，不责过激偃武修文，少动干戈善始令终，力防蜕变。魏徵所谏都是为了唐朝的长治久安，使太宗少犯很多错误，对“贞观之治”的出现起了不小的作用。
贞观十七年，魏徵卒。太宗十分惋惜地对朝臣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太宗还亲自为魏徵撰成碑文，亲书刻石。就在这一年，太宗在凌烟阁图画二十四名功臣的肖像，魏徵名列第四。太宗晚年发动亲征高丽的战争，损失巨大，受创班师，扫兴之余懊悔地说：魏徵如果在世，就不会使我有这次出征。
魏徵以家学渊源，适应唐初统治之需要，亦略有纂述。唐贞观中修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代史，魏徵总领其事，其中《隋书》由他主要负责，并亲自撰写序论。此外，他还主编《自古诸侯王善恶录》，并为萧德言等所辑《群书治要》一书作序。
长孙无忌
（？~659）唐高宗和唐太宗时宰相，字辅机，河南洛阳人。其祖出自鲜卑拓跋部贵族。父晟，隋时名将。妹为太宗皇后。无忌虽出于军事世家，却好学，善于谋划。他从小就和李世民亲善，太原起兵后，常从世民征伐，参预机密。唐武德九年（626），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他是策划和组织者之一。贞观中，历任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司空，封赵国公，与房玄龄等同为宰相。太宗图画功臣像二十四人于凌烟阁，以无忌为首。贞观十一年（637），他谏止功臣世袭刺史的错误措施。十七年，太宗废太子承乾，但在魏王泰、晋王治、吴王恪之间立谁为太子问题上犹豫未定，无忌以母舅和元勋的地位决策立晋王。二十三年，太宗病危，他和褚遂良受遗命辅政。高宗李治即位后，他以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为朝廷首相，掌握大权。永徽四年（653），发生了房遗爱（太宗婿、房玄龄子）谋反案，无忌主持审案，他借此杀死和流配诸王、公主、主婿等亲贵十余人，进一步巩固了高宗的统治。永徽六年他和褚遂良反对立武昭仪（见武则天）为皇后，未果。显庆四年（659），许敬宗迎合武后意旨，使人诬告无忌谋反，无忌被流放到黔州（今四川彭水），被迫自缢死。
贞观中，他和房玄龄主修《唐律》和《律疏》。永徽四年，《律疏》三十卷成，即现存的《唐律疏议》，由无忌领衔奏上，为东亚著称的封建法典。
赵普
“黄袍加身”
赵普（922~992），字则平，幽州蓟县（今北京西南）人。生于五代后梁末帝龙德二年，当时国家动荡，群雄蜂起，各自割据为政，赵普为战乱所迫，随父赵迥离开原籍，迁居常山（今河北正定），不久又移居河南洛阳。
赵普读书不多，年轻时与赵匡胤交游，彼此引为知己。赵普像后被聘为后周的永兴军节度使刘词的幕僚，受到刘词的赏识。刘词去世时，遗表向朝廷推荐了赵普。不久，赵普又成为赵匡胤幕府中的重要人物。显德三年（956），周世宗柴荣亲征淮南。滁州地势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大军过淮水后，周世宗命令禁军统帅殿前都虞侯赵匡胤率部强攻，袭破清流关（今安徽滁县西北），占领滁州（今安徽滁州市）。宰相范质根据刘词的推荐，奏请任命赵普为滁州军事判官，就这样赵普在滁州与赵匡胤相处了一段时间，赵普的才智受到赵匡胤的赏识。当时捕获盗匪百余人，当斩首盗案中，赵普怀疑其中有无辜的，就细心核查，又请赵匡胤亲自审讯，不少人因而得以免去死罪。由此，赵匡胤更加重视赵普的才能。
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在滁州患病时正值赵匡胤出征，赵普早晚奉侍汤药，尽心照料，弘殷因此以同宗看待他。平淮南后，赵匡胤的父亲领同州节度使时召赵普为推官，赵匡胤移镇宋州时又任赵普为掌书记，赵普已成为赵匡胤幕府中的中坚人物。屡建战功的赵匡胤，更加得到周世宗信任和器重，显德六年（959），被提升为殿前都点检，这个职务是总领禁军及统帅出征诸军的最高指挥官，是军队的最高权力机构，担负着重要的军务和责任。显德六年（959）六月，周世宗柴荣去世，其儿子、年仅七岁的宗训即位，也就是龚帝。
即使有顾命大臣的辅佐，但主弱君轻之势已成现实，此种形势给掌握有禁军大权的赵匡胤无疑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一个拥立赵匡胤做皇帝的行动正在密锣紧鼓地筹备着。显德七年（960）正月初一，朝廷得到契丹勾结北汉大举进犯中原的消息。宰相范质、王溥未察虚实，决定派赵匡胤带军征讨。
正月初三赵匡胤整军出发，当晚宿营在开封东北的陈桥驿。驻扎之后，军中将士开始议论纷纷，军心思变。当一些将士簇拥着赵匡胤弟弟赵光义和赵普要求立赵匡胤为帝时，老谋深算的赵匡胤还想试一试军中拥立他当皇帝的呼声到底有多高，于是他就厉声说自己忠于皇帝，如果知道你们谋逆，不会宽恕你们。然而众将士的表态十分坚决。赵普为进一步激励将士，又故意说如今外寇压境，应首先杀敌，拥立之事待凯旋归来后再议。诸将士又齐声说不可。
赵普见已水到渠成，便对诸将说出自己的真心话：“兴王易姓，虽云天命，实系人心。”于是赵普开始进行一番周密而紧张的布置：一方面提出要求约束将士，不许掠劫，保证都城人心稳定，使各方面不发生骚动，另一方面派遣军使飞驰入京，密告赵匡胤亲信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都虞侯王审琦准备内应，又命令陈桥夜宿的将士全副武装，时刻待命。
第二天黎明，拥立之声震荡原野，赵匡胤在酒醉酣睡中猛醒。赵普、赵光义已带领武装将领破门而入，对赵匡胤说诸将无主，愿立殿前都点检为天子。并不由分说便把象征皇位的黄袍加在赵匡胤身上，大家跪在地上叩拜，山呼万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军队返回京城后，后周在朝百官，见大势已去，无可奈何便承认了现实，以宰相王溥、范质为首的百官降阶跪拜降服。赵匡胤就这样成了宋朝的开国皇帝，而直接参与策划指挥这一兵变的赵普也理所当然成了开国元勋。赵匡胤取代后周后，改国号为宋，即为宋太祖，建都汴梁（今河南开封），改元建隆。赵普有辅佐拥戴大功，授右谏议大夫，充枢密直学士。
南征北战
为了进一步稳定政权，赵普支持宋太祖对后周旧臣采取诱之以官爵的措施，使他们改奉宋朝，于是京城迅速安定。但即使如此，领兵在外的一些地方大员仍然倚仗手中重兵，据有数州权势，不甘心降宋，采取与宋对抗的行为。建隆元年（960）三月，盘踞在晋南的昭义节度使李筠，联合北汉，率先起兵反宋。宋太祖决定亲率大军出征。
赵普认为这次出征事关重大，对稳定局势、巩固宋朝初建政权具有重要政治意义，他对太祖说：“陛下初登宝位，广耀神武，挫英雄之气，服天下之心，在此举矣！”并请求随太祖亲征。太祖笑道：“你能胜任打仗的事么？”当大军到达荥阳时，赵普向太祖建议乘敌不备，迅速出击。
宋太祖采纳了赵普的意见，加快进军速度，一举攻克泽州城。李筠投火自焚而死，其子李守节投降宋朝。平定李筠后，赵普因功被任命为兵部侍郎、枢密副使，赐第宅一区。八月，扬州的后周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又起兵反宋，宋太祖作了周密的军事部署后，于十月亲率大军出征。
出征前，宋太祖问赵普征讨扬州之策。赵普认为，李重进虽然据有地形和防御工事方面的优势，但“士卒离心”、“外绝救援，内乏资粮，急攻亦取。兵法尚速，不如速取之。”太祖对赵普意见点头称是，发兵东下，进军神速，不久即包围了扬州，于十一月攻下扬州，李重进走投无路，全家投火自焚而亡。后周这两股反宋势力被赵匡胤很快镇压下去，这为赵宋王朝稳定的国内局势奠定了基础，从而在军事上又为进一步开展统一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宋朝初建时，所继承的后周疆域只不过拥有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它周围还盘踞着许多大大小小的割踞政权。
在北方，有势力雄厚的辽国，有盘踞太原的北汉在南方，有南唐、吴越、后蜀、荆南、湖南、漳州等封建割据势力。
宋太祖有统一天下的雄心大志，但究竟应当从何入手，他日夜筹思，耗尽心血。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里，宋太祖带着弟弟赵光义微服出访赵普，赵普见太祖冒着大风雪到自己家来，急忙添炭、烧肉，置酒款待。
赵普问：“这么寒冷的深夜，陛下为什么出来？”宋太祖直截了当地说：“我睡不着，一榻之外，都是他人的地方，因此来见你。”赵普说：“陛下认为天下小吧？南征北讨，应该是统一时候了，愿意听您的计划。”宋太祖试探地说：“我打算收太原。”太原是北汉都城，太祖的意思是采取“先北后南”的策略，从北伐开始。赵普表示了相反的看法，他认为：“太原当西北二面，太原攻下，西北二面便由我们独力去抵挡，不如暂且等到诸国平定，太原弹丸之地，怎能逃出我们的手掌呢？”这就是赵普提出的“先南后北”的战略，太祖笑着说：“我的意思也是这样，特意来试试你的。”赵普的话更使宋太祖下定了决心。
为统一天下旷日难决的战略方针就这样被君臣二人定了下来。经过一番军事上的周密准备，宋太祖于建隆三年（962）开始“先南后北”的统一战争。在赵普的精心布置下，赵宋首先进攻南方中实力最弱的荆南和湖南，结果取得完全的胜利，这两个割据政权完全被消灭，使宋军占据极为有利的地位，争取到更大的主动权。
继而又挥师指向后蜀，作为下一步进攻目标。乾德二年（964）宋军向后发蜀发起进攻，只用两个月时间就占据了成都，后蜀灭亡。不久，又于开宝三年（970），挥师征讨南汉，第二年正月，宋军直逼广州，南汉虽困兽犹斗，但在宋军强大攻势下伤亡无数，广州遂迅速被占领。及后宋又平定了岭南，南汉灭亡。开宝七年（974），宋太祖派十万大军进攻南方最强大的割据势力南唐，南唐对宋军的进攻缺乏准备，因而宋军的推进也比较顺利。过长江天险后迅速包围南唐都城金陵（今南京），经一年左右，金陵被宋军所破，南唐也灭亡。
在宋军一连串军事胜利的威逼下，南方剩下的吴越、漳州割据势力，也慑于宋军强大威力，先后降宋。至此，宋朝已经完全统一了南方。开宝九年（976）二月，群臣为庆贺平定南方的巨大胜利，一起上表要给宋太祖加尊号“一统太平”。太祖说：“燕、晋未复，遽可谓一统太平乎。”坚决不同意。是年秋天，宋太祖下令征讨北汉。
正当宋军已经逼进太原城，胜利指日可待之际，宋太祖却于同年十月不幸猝然去世，征伐北汉的军事行动暂行停止。宋太祖在世未能实现北伐计划，但宋太宗即位后，继续实行宋太祖的大政方针，决心完成统一北方的事业。太平兴国四年（979）春，兵分四路，向北汉都城太原发起包围，并且一举成功地击败了契丹对北汉的援军。
四月，宋太宗赴太原督战，北汉坚持到五月，终于力竭城破而投降。攻取北汉的成功，再一次显示了赵普制定的“先南后北”战略方针的正确。
“杯酒释兵权”赵普并非一味主张对外军事征伐，宋太宗灭掉北汉后，决定乘胜收复后晋石敬瑭割给辽国的燕云十六州。
宋太宗在太平兴国四年（979）、雍熙三年（986），先后两次出兵希望收复燕云十六州，但均被辽军击退，尤其是第二次战役，宋军死伤惨重，全线崩溃。
当时赵普对出兵燕云就持反对态度，在雍熙三年上疏太宗时提出：首先，不能低估辽的实力，出兵燕云失败，就是明证。其次，太祖平息了割据势力并剥夺了最高将领的兵权，但自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自立为政，酿成内患的情形足资借鉴，这是长期用兵可虑的问题。赵普认为，北征燕云是“兴不急之兵，颇涉无名之议”是在朝奸邪小人欺君的结果，要求追查兴兵主谋，对首恶者“早正刑章”。宋太祖一方面在筹划统一天下的大事，一方面又在思考另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建立起来的的宋朝会不会成为五代之后的又一个短命王朝？建隆二年（961），宋太祖在一次召见赵普时问道：“天下自唐朝以来，数十年间仅帝王就换了八个姓氏，战争不息，生灵荼炭，这是什么缘故？我想消除这种频繁的战争局面，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又有什么办法？”赵普回答说：“出现唐末这种混乱局面的原因，就是藩镇太重、君弱臣强所致。要想解决问题，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只有剥夺藩镇的权力，制约他们的钱谷，收取他们的精兵，那么天下自然会安定。”
赵普说的藩镇当然包括握有兵权的禁军宿将，这些人自五代以来常是改朝换代的主要策划者。赵普认为，对付藩镇的好的办法，只有使他们丧失叛乱的条件，才是惟一的好办法。太祖完全领会了他的意思。于是君臣二人密谋，开始实施一系列的措施。兵权是藩镇赖以生存的支柱，因而“收其精兵”便成为宋太祖和赵普首先要解决的头等重要问题。建隆二年（961）闰三月，宋太祖和赵普乘殿前都检点慕容延钊和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由淮南回京的时机，解除了二人所掌禁军的兵权，收归皇帝所有，改任慕容延钊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改任韩令坤为成德节度使。这是收兵权的第一次行动。同年七月，赵普数次向太祖提出收回石守信、王审琦等人典领禁军的权力、安排其他职务的请求。
宋太祖开始有些犹豫，认为他们都是旧日故人，交情深厚，绝不会背叛。赵普提醒太祖说，我也不认为他们会背叛，不过据我了解，他们都没有统驭部下的本领，恐怕不能制服部下。倘若军中有人作乱，到那时他们也就不可能控制得住，只能任人摆布了。
赵普的弦外之音，太祖很明白，是担心这几员大将的部下也会重演“黄袍加身”的故剧。太祖下定了决心，要解除石守信等的兵权。
于是有一天，他在宫中摆下丰盛的酒宴，请石守信等几员大将入席饮宴。喝到兴头上时，宋太祖屏退左右，对石守信等人说，我没有你们的鼎力帮助，不会当上皇帝，你们的功劳我永世难忘。但当天子也有很大难处，还不如做节度使安乐自在，我从来没有一夜睡过安稳觉。
石守信等人听了以后茫然不解，忙问是什么原因。太祖回答道，皇帝这个座位谁不想坐啊。石守信等人急忙跪下连连叩头说，陛下为什么说这样的话，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太祖说，你们虽然没有异心，一旦你们部下贪图富贵，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到时就是你们不愿意，难道能摆脱得了吗？
石守信等人听了此话惊恐万状，连连叩头，请求太祖指出一条生路。太祖说，人生在世有如过眼烟云，是很短暂的，其实追求的也不过是富贵，多弄一些钱，尽情地享乐，使子孙永远不过穷日子而已。你们何不交出兵权，到外地为封建大员，在那里广置良田美宅，为子孙建立永久家业。再多养一些歌儿舞女，每天歌舞升平、欢度晚年。我再和你们联姻结亲，使君臣上下无猜，相安无事，这不是很好吗？
石守信等将领心领神会，连连叩头拜谢感恩。第二天他们便相继称病，请求解职。宋太祖派人对他们抚慰一番，又赏赐很多财物，安置他们到外地去做节度使。历史上有“杯酒释兵权”之说法，指的就是赵匡胤君臣所导演的这一幕。及后收兵权的行动继续在进行。
乾德元年（963）春，对几十个异姓王以及带相印的节度使通过死亡、迁徙、告老、遥领他职等方式夺了他们的权，以文官取代其职位。开宝二年（969）十月，乘凤翔节度使王颜超及诸藩入朝之机，宋太祖在皇家后苑摆下酒宴，又通过微妙的暗示，迫使王颜超等人自动请求辞官归家养老。
改革军制
在大肆剥夺诸藩、将领兵权的同时宋太祖和赵普又在国家军事体制方面进行了调整、整顿，这些措施对进一步巩固赵宋王朝的中央集权，消除悍将强藩对朝廷的威胁，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禁军将领，权任极重，容易威胁皇权。在调整中取消了殿前都点检、殿前副点检等高级禁军将领的建制，改由职位较低的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指挥使统辖禁军，称为“三衙”或“三司”“三衙”只负责军队的管理和训练，没有调兵权。
调兵权仅属于枢密，但是枢密院又无指挥权，军队指挥必须完全听命于皇帝。征战之时由皇帝临时点将，将帅在战场上一切的军事举措，完全听命于皇帝的远地指挥，无权独立作战。征战结束后，兵归宿卫，将还本职。这样将帅就不得专其兵，兵也难附属于将帅，但皇帝却专有统帅全军的最高权力。作为直接保护皇帝安全的禁卫军，是一支重要的军队，为提高禁军素质，在赵普的策划下裁掉了禁军中的老弱病残者，选拔精壮士兵加以补充。禁军头目的任命，由皇帝确定，太祖诏命殿前侍卫二司，挑选所属士兵中的骁勇者升为上军又命令各州选拔精壮的士兵送至京都补充禁军。禁军的素质提高了，地方军队的作用也随之削弱了。赵普对军制的精心安排、调整，的确起到了强干弱枝、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禁军“皆以一当百”，武器精良。诸镇对自己手下的兵力决非京师之敌这一点，心里很清楚，因此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但是随之而来的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中央集中兵权，使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皇帝在远地遥控指挥，大大削弱了将帅的主动作战能力，从而影响了在战场上的作战效果。赵宋王朝在以后与西夏、辽、金的作战中，屡屡败绩，就是明显的例证。赵普十分清楚仅削夺藩镜的兵权，并不能彻底解决藩镇强霸一方的问题，藩镇往往兼管几个州，有经济基础，有财政来源，有司法大权，可随时委派亲信为镇将，控制州县官吏，实际上就是地方上的土皇帝。于是他奏请宋太祖革除这种弊病。乾德二年，朝廷下令规定各州的财政收入除留下作本地领费支出以外，其余的全部上交京师，不许藩镇任意截留地方财政收入。乾德三年（965）在全国各路设置了转运使，掌管各路财赋，节度使所属的官吏不得参与。地方司法由提点刑狱官监临，节镇不得干预。五代以来，节度使常常委派亲信为镇将，使他们与县令对抗，实际就是取代县令而自成体系。赵普决定恢复县令的权力，地方一切事务都统一由县管理，这样一来“镇将所主，不及乡村，但廓内而已”。
此举更重要的是，中央收回了以前节度使统领几州的权力，使各州直属于京师，并由中央委派文臣朝官充任知州。同时又在各州加设了通判官，与知州共同处理政务，起到了互相监督和制约的作用。为避免知州久任一地形成割据势力，又规定了“三年一易”的轮换制度。赵普采取的这些果断措施，进一步从各个方面削弱了藩镇的权势，各地节度使几乎成了没有实权的虚衔。与此相反，中央的统治权力得到极大的加强，强干弱枝的形势已经形成。“朝廷以一纸下郡县，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无有留难，而天下之势一矣。”中央和藩镇的关系和唐五代相比，已经是大不一样了。
出自对加强皇权的需要，赵普又对中央作了较大调整。在禁中设立中书，称为政事，由中书管政事设立了枢密使专掌军事另设三司使（盐铁、度支、户部称三司）总管全国贡赋和财政。过去是由宰相总揽的行政、军事、财政大权，现在一分为三，相权大为削弱。而皇帝除统领中书省外，还统领枢密院、三司等机构，皇权极为加强。为加强中央对司法权的控制，朝廷规定，凡是要处死刑的案件——大辟案件必须录案上报刑部审核。一系列调整和改革，有效地解决了君弱臣强的内部机制，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空前加强。赵普在为赵宋王朝的权力得到巩固、加强方面确是竭精殚虑，不遗余力，正由于此，宋太祖视赵普为左右手，“事无大小，悉咨决焉”，对赵普无不言听计从。乾德二年（964）四月，宋太祖为协助独居相位的赵普处理政务，特地设立了“参知政事”一职作为副相，并拜任薛居正、吕余庆为参知政事，但参知政事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权力是有限的。在宋太祖时期，由于赵普的贡献极大，所以职务提升很快。建隆三年（962）出任枢密使乾德二年（964）正月，拜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宰相。
“股肱”之臣
太祖视赵普为股肱，事无巨细，都要与他商议。于是赵普也更加尽心竭力，参与制定了北宋初期的所有重大决策。赵普勤于相业，不管是辅佐宋太祖或者宋太宗始终是忠贞不二。他曾多次与宋太祖、宋太宗讨论理政治国之道，他认为君主应怀有爱民之心，而且要贯彻始终。
他曾对宋太宗说：“爱民之意”，“惟始终力行之，天下幸甚。”有一次，太宗问赵普，在治国之道方面还有什么好办法，赵普答曰：“陛下恤念生民，每闻利病，无不即日施行，古圣王爱民之心止于此矣。”他还提醒宋太祖应时时刻刻把百姓放在心上。
开宝六年（973）有一天，宋太祖在与群臣宴饮时，忽天降大雨，开始太祖有些败兴，及后雨越下越大，太祖已经怒形于色，左右群臣怕得罪，谁也不敢吭声，惟有赵普对太祖说，这场雨对大宴并无妨碍，可对老百姓却很难得，他们都在盼雨，这场雨他们一定很高兴，实在值得庆贺，请求乐官为之奏乐。经赵普这么一说，太祖马上高兴起来，命令乐官为喜雨而奏乐。赵普还认为，治国之道应赏罚分明、大公无私，他说：“帝王若赏罚无私，内外无间，上求其理，下竭其诚，驯至太平，不为难事。”他把大公无私比作大自然的天，说：“天发生于春夏，杀于秋冬，不私一物，此所以能长久，王者所宜法也。”赵普辅佐太祖、太宗对官吏严加选拔和考核。
他说：“治国莫如用贤，用贤莫如历试，历试莫如责功，责功莫如较考。”他请求太祖对官员进行考绩，提出以后拜节度使及武官等职必须要求立有战功，对宰相以及以下的百官应每年进行考绩，以“退不肖而进贤才”，“劝奉公而修职业，各尽能”。
他还说：“帝王进用良善，实助太平之理，然于采择，要在得所。”赵普选拔官吏，刚毅果断，敢于据理力争。他生平举荐过许多人，发掘过许多人才。他曾上疏太宗推荐张齐贤任宰相，说：“张齐贤素蕴机，兼全德义”，有“经国之才，堪副济寸之用”。他希望太宗“留居左右，历度艰难，缓急之时，堪期得力，如当重委，必立殊功”。以后张齐贤两次担任宰相，任劳任怨，工作相当出色。
赵普曾发现一个人很有才能，上奏向宋太祖推荐这个人做官。太祖看了奏章后决定不录用。但上朝时赵普又递上了同样内容的奏章，太祖大怒，把奏章撕破扔在地上，满朝文武都大惊失色，赵普面色不变，跪在地上将碎片拾了回来。隔些天，赵普将奏章碎片粘贴在旧纸上照旧奏荐。太祖终于领会过来，任用了这个人。
又有一次，许多官员当提升，太祖素来对其中一个抱有恶感，不打算给他升迁，赵普认为应升迁，坚持请求，太祖发怒说：“朕决心不让他升迁，你能怎么样？”赵普说：“刑罚是惩办作奸犯科的，封赏是酬劳有功绩的，从古以来都是这个道理。何况刑赏是天下的刑赏，不是陛下的刑赏，岂能以陛下喜怒好恶来决定。”太祖大怒，站起身来就走，赵普跟随在后。太祖进入后宫，赵普在宫门外伫立，久而不去，终于得到太祖的同意。
赵普对禁军将领的选择特别精心谨慎。乾德元年（963），宋太祖要提升天雄节度使符彦卿管禁军。赵普了解符颜卿在节度使任上专横放纵，恣意不法。他认为符颜卿的名位已经很高了，不应该再授给他兵权。但太祖不听，发出了委任诏令，并不许赵普再谏。
赵普把诏令扣留在自己手里，第二天上朝还给了太祖，劝太祖要深思利害。太祖问赵普为什么对符颜卿这样疑忌，太祖认为符颜卿不会有负于自己。赵普只好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太祖听了以后默默无言，于是中止了提升符颜卿的做法。
赵普也极为重视对法律方面的制订，建隆三年（962）朝廷决定更定刑统，命令兵部尚书窦仪主持这项工作，《宋刑统》于第二年终于完成，经赵普的斟酌修改，连目录三十一卷，计十二篇，五百零二条。这是专属刑事法规，凡与刑名无关的敕令，另编有《建隆编敕》四卷，与《宋刑统》一起颁布天下。
在封建专制社会里，皇权往往等于法，所谓“口含天宪”说的就皇帝的权力凌驾一切。但即使如此，赵普还努力影响和劝说太祖、太宗依法办事。
太平兴国年间有一个卖药的骗子陈利用得到了宋太宗的信任，官至郑州团练使。此人专横骄纵，目无国法，坏事干尽，还拉拢一些爪牙为其张目，朝中许多大臣敢怒而不敢言。赵普派人查清了他的恶迹，审讯时陈利用也都供认不讳并且表示服罪。赵普奏请朝廷把陈利用处斩，但太宗却下诏将其流放商州，不久又要让他回来。赵普说陈利用罪大恶极，处置如此之轻，天下何以能服，留这样的佞臣贼子有什么用？太宗反驳说，作为万乘之主，怎么就没有保护一个人的权利？赵普答道：“此人犯了十几条死罪，陛下不杀，他必然要混淆天下的法律，法应当爱惜，此人有什么可爱惜的！”太宗不得已命令陈利用在商州自裁，但随即又后悔了，急派使臣送去免死的命令，但赵普在使臣未到时就已经把这个恶棍杀了。
赵普独居相位达九年之久，朝政独断，威权日重，骄横之气也日盛，出现了刚愎自负、独裁的现象。他常在衙署座位后边，放置两口大瓮，凡是不合他意的内外表疏，就随手扔在瓮内一烧了事，为此他也得罪了不少人。赵普虽然善于举贤荐能，但也有嫉贤妒能之时。宋太祖曾夸奖过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冯瓒是当世罕有的奇士，要重用他。赵普出于妒能之心，先是把冯瓒弄到梓州去做官，又想用卑鄙的手段置冯瓒于死地，幸好宋太祖出面进行了保护，冯才幸免于难。
开宝六年（973），宋太祖有一天亲临赵普的府第，见廊下放置十个瓶子，太祖问是什么，赵普回答说是刚才吴越王钱俶派人带来书信时送来的海产。太祖说：“海产必然是好东西。”即命打开，里面装的都是瓜子金。赵普诚惶诚恐地叩头说：“臣还没有拆开书信，实在不知道。”太祖叹口气说：“受之也无妨，他还以为国家大事都是由你们书生作主呢。”显然矛盾已经出现了。
在这以后，就有人告发赵普私购官禁的秦、陇大木材，用来扩建府第。赵普的儿子娶了枢密使李崇矩的女儿为妻，违反了宰辅大臣子女不得通婚的禁令。赵普还包庇过受贿和拒不赴任的官吏等等。太祖大怒，决定借此机会分赵普的相权，诏令参知政事轮流与赵普知印、押班、奏事。开宝六年（973）八月太祖干脆就罢了赵普的宰相，出任河阳三城节度使，检校太傅、同平章事。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太宗诏令赵晋入朝，改任太子少保，迁太子太保，留在京都供职。在留京师的开始几年，因为中书侍郎卢多逊的诋毁，宋太宗对赵普怀有猜疑之心，赵普郁郁不得志，一直没能入相。后来赵普冲破卢多逊的障碍，积极支持宋太宗对秦王廷美（太宗弟）的斗争，才使宋太宗和赵普的关系有所改变。
太平兴国六年（981）九月，赵普被任命为司徒兼侍中，又出任宰相。太平兴国（983）八年十月赵普又被免去宰相职务，出任武胜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侍中。以后开封尹陈王元僖上疏太宗，推荐赵普再次入相。端拱元年（988）二月赵普再任兼侍中，淳化元年（990）正月自己主动要求免去宰相职务，以太保兼中书令充西京留守、河南尹。以后封为梁国公，又改为许国公。
史书记载，赵普年轻时懂得官吏的事务，读书很少，当了宰相后，太祖常劝他多读书，增长学识。赵普深有领悟，他孜孜不倦，有志于学，甚至到了晚年也手不释卷。有人曾讥讽他以半部《论语》治天下，据说他对此也默认，曾对太宗说过：“昔日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其实赵普通过勤奋的学习，吸收了不少治理天下的道理和方法，又加上他善于审时度势，多谋善断，在事业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淳化三年（992），赵普拜为太师，封魏国公，当年七月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一岁。宋太宗闻此噩耗，“凄怆之怀，不能自已”，因此辍朝五日。追赠赵普为尚书今，追封真定王，谥忠献。太宗并亲自撰写了神道碑以纪念他，并以八分书亲笔书写。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宋代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庆历二年（1042）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王安石像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赵顼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王安石塑像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爱子王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哲学思想方面，他的认识论路线属于唯物主义，他还继承和发扬了老子的一些思想，传统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得到了发展。《洪范传》、《老子注》是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后者已经散佚，仅在彭耜《老子道德真经集注》等书中还保存了若干条目。他的文章以论说见长，列于唐宋八大家。在诗歌方面，早年写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同情民众疾苦晚年的诗侧重于讲究技巧，雅丽精绝，为世所称。有集本传世，一是《临川先生文集》本，一是《王文公文集》本，两本都掺有他人的著作。此外还有《字说》，系有关文字学方面的著作，仅在他人著作中残存了若干条《熙宁奏对日录》系王安石任宰执时有关个人政治生活的亲笔记录，主要保存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亦无传本。王安石曾封于舒、荆，死后又谥为文，故也称为王荆公和王文公。
范仲淹
关心民生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祖先是那州（今陕西彬县）人，以后迁到江苏吴县（今江苏吴县）定居。他生父范墉，在宋太宗端拱初年作过武宁军节度掌书记，端拱二年（989）范仲淹就出生在徐州。他2岁时父亲去世，以后家境日益贫困，无法维持生活，母亲谢氏不得不带着范仲淹改嫁到淄州长山（今山东邹县）姓朱的家里。范仲淹从此改姓朱，起名说，成为朱家的人。范仲淹在朱家逐渐长大成人，他从小就有志向操守，刻苦好学。21岁时就读于淄州长白山麓醴悄寺、寒寺孤，环境特别艰苦，每天以粥和咸菜度日，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用在读书上，学业进步很快。23岁时，范仲淹得知母亲改嫁朱家的身世，就感伤地挥泪，毅然辞别母亲，离开朱家，去南京（今河南商丘）应天府书院求学。应天府书院，是宋朝著名书院之一。原先是著名儒士戚同文讲学的地方，真宗大中祥符初年，应天府富户曹诚在其地修建学舍150间，聚书1500余卷，朝廷赐额曰“应天府书院”。书院广招学生，延师讲授，学习气氛非常浓厚，范仲淹入书院以后，不分昼夜地苦读，读倦了，就用冷水浇头，提起精神再读。
有一次真宗朝拜亳州太清宫时路过南京，同窗都争着出去看皇帝，但范仲淹不为所动，依然全神贯注地读书。他在书院以粥度日，生活极为艰难，一位同学深表同情，给他带来一些好的饭菜，但范仲淹却婉言谢绝，说自己安于食粥已很久了，若今天享受这样的丰盛饭菜，恐怕以后吃不下粥了。
范仲淹忍受着别人不能忍受的穷苦生活，以读书作为最高的乐趣、寒窗五载苦读，使自己成为精通《六经》、善诗文、有志于报国的人才。大中祥符八年（1015），范仲淹以其渊博的学识，一举及第，这年他正好27岁。中举后，朝廷授他广德军司理参军，不久改任为集庆军节度推官。范仲淹做官以后，便把老母接来赡养，同时恢复了范姓，改名仲淹。真宗天禧五年（1021），范仲淹又被调任秦州西溪镇盐仓作盐税官，两年后，晋升为大理寺丞。此时，他因母亲病逝而离职服丧。
第二年，晏殊主管应天府时，听到范仲淹的名声，便请他主持应天府书院，范仲淹作风勤谨谦恭，在当时很有威望，因此四方求学之士纷纷而至。天圣六年（1028），晏殊又推荐他为秘阁校理，荣任馆职。乾兴元年（1022）真宗去世，年仅13岁的仁宗即位，因不能亲政，便由刘太后垂帘决事，刘太后于是独揽大权。到了天圣七年（1029），仁宗本来可以亲政了，但刘太后仍然把皇帝当成傀儡，还准备在这一年的61岁寿辰接受朝拜大礼时，由仁宗亲率文武百官为刘太后上寿。
范仲淹上疏着重论述了对这件事的看法，并且说：“在内宫侍奉亲人长辈，自当用家人的礼节，现在却让皇上与百官排在一起，向南朝拜太后，这种礼仪不能成为后世的礼法。”而且还上疏请刘太后把朝政大权交还仁宗，但没有得到答复。
范仲淹出任馆职是由于晏殊的举荐，晏殊被范仲淹的这种大胆举动吓坏了，怕他惹出是非牵连到自己，因而斥责范仲淹自大妄为。范仲淹很严肃地对晏殊说：“我担任这种职务，经常担心自己没有尽到职务，给知心朋友丢脸。不想今天反因忠直在此处得罪您。”晏殊不作声。接着范仲淹又给晏殊写去一封信，申述了自己犯颜直谏的道理，晏殊感到羞愧，向范仲淹道歉。
范仲淹也确实因此得罪了刘太后，任馆职不到一年不久便被贬为河州府通判，同僚好友在都门为他饯行时赞扬道：“此行极为光荣。”仁宗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死去，范仲淹被召回京担任了右司谏。但到了年底又因进谏劝阻仁宗废郭皇后而被贬知睦州。
同僚朋友在长亭为他饯行时又赞扬道：“此行尤其光荣。”第二年范仲淹又迁知苏州。景祐二年（1035）范仲淹被召回任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
在这段时间里，他与权相吕夷简发生了一连串的冲突。仁宗亲政后，吕夷简继续为相，时任右司谏的范仲淹对吕夷简阁擅权专事、玩弄权术、拉拢私人、排斥异己的作法就极看不惯，在郭皇后的废立问题上就曾和吕夷简展开过斗争。吕夷简因与郭皇后有过私怨，他利用郭皇后失宠机会，怂恿仁宗废掉郭皇后。范仲淹上疏认为不能这样做，但废后一事已成定议。吕夷简并命令下属不得接受有关讨论废后之事的奏疏。范仲淹见状，便率领御史和谏官到垂拱门前，伏奏皇后不当废。然后他又面对面地和吕夷简展开了激烈辩论。第二天，范仲淹等人准备在殿廷上再与吕夷简展开争论，然而，就在范仲淹等人到待漏院时，皇帝就传下诏旨，贬范仲淹知睦州。
范仲淹这次还朝，吕夷简暗中曾派人警告范仲淹，说他现在是待制侍臣，不是朝官了，不必对朝政妄加讨论。范仲淹表示议论朝政是侍臣份内的事，今后更要恪尽职守。吕夷简知范仲淹不接受警告，便叫他去做权知开封府事。开封府是京城所在地，也是最难治理的地方。吕夷简的目的是让范仲淹事物缠身，无暇议论朝政如果一有失误，立即免职除官。然而范仲淹到开封府后，整治有方，兴革有序，只个把月时间就把京城治理得井井有条。吕夷简当宰辅时，重用和提拔的官员多是他的亲信，因而吏治腐败透顶。范仲淹对此极不满意。
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绘制了一幅《百官图》，进献给仁宗，指着图中升调次序说：“这样是按次序的升迁，那样是不合次序的提拔这样进用是公道，那样升迁是私意。况且提拔和斥退皇帝身边的近臣，凡是超过制度规定的，不应当全部都委托给宰相处置。范仲淹这些无情的揭露，使吕夷简大为恼恨，便向仁宗控告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对吕夷简加给他的罪名，据理力辩，一一驳回。”
但仁宗还是偏听了吕夷简的诬蔑，把范仲淹贬出知饶州。范仲淹的才干和胆识深得朝中一些大臣的赞赏，因此范仲淹这次被贬，在朝中引起强烈反响。秘书丞余靖、太子中允尹洙、馆阁校勘欧阳修等都出来为范仲淹说话。亲朋好友这次为他在郊外饯行时赞扬道：“此行特别光荣。”范仲淹笑答说：“仲淹前后已经光荣三次了。”以后他又徙知润州、载州。在这为官十多年间，范仲淹三上三下，相当部分时间是在地方官的任上度过的。他关心民间疾苦，为民排水患、修水利、开仓赈灾，作了许多益于国计民生的事，政绩卓越。范仲淹出任泰州西溪镇盐仓监官时，黄海海堤久废不治，不仅良田时被海涛冲毁，而且村舍也频遭破坏，人畜也有死伤。范仲淹毅然超越职权上书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张纶，请求修复海堤。
张纶对范仲淹建议极为赞同，便奏请以范仲淹知兴化县，主持修复海堤全部工程。有人对修复海堤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修复海堤只能防堤外海浪之灾，却不能排堤内积水之患，是得不偿失的举措，但张纶坚持认为修复海堤利大于弊。
仁宗天圣元年（1023）由范仲淹主持，这项工程开始了。但动工不久，天降特大雨雪，海面上惊涛骇浪，很多民工散失，百余人死亡，工程遭到严重破坏。反对者趁此机会旧调重弹，继续反对修复海堤，朝廷也派人下来检查要停罢这项工程。修复海堤的工程面临流产。朝廷诏令淮南转运使胡令仪与范仲淹讨论这项工程能否继续进行，范仲淹力主继续动工，胡令仪也很支持范仲淹意见，最终这项工程没有停歇。在工程进行中，范仲淹虽因母丧而离去，但他对工程却时时刻刻关注着，他曾给张纶写信，反复申述修复海堤的好处，坚定张纶的信心。张纶接替范仲淹主持全部工程，经过将近四年的努力，共修复海堤一百八十里，防止了海潮的严重灾害，使流亡于外地的二千六百余户人家重返家园，当地百姓非常感念张纶范仲淹的恩德，为二人建立祠堂，海堤名为“范公堤”。明道二年（1033），在江南路、淮南路和京东广大地区发生严重虫灾和旱灾，范仲淹奏请朝廷，派遣使臣前往灾区视察以便及时解救，但未有下文。范仲淹对朝廷这种漠视民间疾苦的行径极为气愤，他找了一个机会请问仁宗：“宫中如果有半天吃不上饭，陛下应当如何？如今几个州县没有饭吃，怎么可以置之不理！”这几句话触动了仁宗，使仁宗很难过，便派范仲淹到江淮灾区慰问。
范仲淹所到之处，开仓赈济灾民，使那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百姓得以活命。同时，禁止百姓搞荒唐的祭祀活动。他还奏请朝廷减免灾区丁口盐钱。他回到朝廷时，把饥民所食的乌味草进献给仁宗，使仁宗体察民间疾苦，力戒奢侈之心。景祐元年（1034），范仲淹知苏州正赶上暴雨成灾，苏州靠近大湖，地势低洼，积水至秋不退，民田水淹无法耕种，范仲淹急百姓之所急，不顾各种阻力，招募大量民工疏通五条河，引导大湖水注入大海，从而使苏州地区，甚至太湖周围地区解除了水涝的威胁，保障了农业生产。
惊破敌胆
仁宗宝元元年（1038），十月，西夏党项族首领赵元昊自立称帝，国号大夏。这表明赵元昊主动脱离了与宋廷的臣属关系，双方关系骤然紧张起来。宋朝群臣对赵元吴的突然称帝，非常愤慨。大多数朝臣主张出师征讨，认为小小赵元昊，只要宋军一到，顷刻就可消灭。但是谏官吴育对当时宋、夏军事力量对比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不主张出师著作郎通判睦州张方平也对出兵表示不乐观。然而宰相张士逊等对吴育等人的意见不予理睬，他力主兴师问罪。仁宗也倾向张士逊的主张。
宝元二年（1039）六月，仁宗下诏剥夺了赵元昊的官爵，断绝双方之间的贸易往来，并在边地张榜悬赏，允诺凡能擒斩赵元昊的人可授与定难军节度使的官职。宋夏双方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为适应打仗的需求，宋在西北边境调整了军事部署，任命夏竦知泾州，并主管泾原路军事范雍知延州，并负责挪延路军务。
范雍是一位懦弱的人，康定元年（1040）正月，当赵元昊率军队进攻延州时，负责延州防务的范雍吓得不敢出战，紧闭城门祈求神佛保佑。他所调遣的援军在延州附近的三川口也遭到夏军伏兵阻击，伤亡惨重。幸亏当时天降大雪夏军撤离，延州才得以避免陷入夏军之后的厄运。
仁宗为惩处三川口大败，贬了范雍的官，同年二月任命韩琦为陕西安抚使在韩琦的推荐下，同年四月范仲淹被任命为陕西都转运使，从南方的越州调往西北。同年五月，仁宗又任命韩琦与范仲淹同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管勾都部署司事，为夏竦作副手。
夏、韩、范三人在对夏攻防方面所持的策略是不尽相同的。范仲淹战略思想是侧重于守，他认为当时边塞的战备状况比内地要强得多，如果元昊率军深入，乘关中的空虚，东阻潼关，再隔两川贡赋，这可就危险了。范仲淹认为当前之上策，莫若且严边城，使持久可守实关内，使无虚可乘。“若寇至，使边城清野，不与大战，关中稍实，岂敢深入？复命五路修攻取之备，张其军势，分彼贼势，使弓马之劲无所施，牛羊之货无所售。二三年间彼自困弱。待其众心离叛，自有闲隙，则行天讨。”
基于以防守为主的战略思想，范仲淹反对五路进讨的方针，他认为，目前兵力薄弱，没有取胜的希望，大军一旦进入沙漠，运送给养的车辆行进必定困难，而敌人的骑兵轻捷，可以前后夹击如果再加上一天打败仗，前进不得也休息不得，即便要喝水也要发生困难。韩琦与范仲淹对防守的策略截然相反，他积极主张向西夏进攻，认为元昊虽占据了几个州的地方，但精兵也不过四五万，其他都是老弱妇女，宋军屯有二十万重兵，若一味坚守界壕，不敢攻击敌人，这是自古没有的懦弱，如果长期守下去，第一可能丧失士气，第二会给国家财政增加更大困难。韩琦坚决主张应迅速进军，速战速决的。夏竦的意见是倾向以防为主，但他认为应该服从朝廷的命令。这时朝廷上宰相是吕夷简。吕夷简主张向西夏进攻，多数朝臣也附和吕夷简的意见，仁宗也认为防守耗费时日太久，而屯兵运粮，费用太大，会给国家财政造成很大困难，因而决定采用韩琦进攻之策。他命令韩琦和范仲淹于庆历元年（1041）正月出兵。
但范仲淹坚持前议，反对出兵，他上疏仁宗，说正月起兵，正是塞外最寒冷的季节，大量军马粮草在这个时候进入山川险阻的地方，容易被夏军劫夺、击败，倘宋军的主要部队有失误，那就不仅仅是边患问题了，而是关系到朝廷的安危，大军一动，关系到成千上万人的性命，怎么能置之度外呢？庆历元年（1041）二月，韩琦得知赵元昊将进攻渭州，便召开将领会议，决定全面出兵，同时又临时招募勇士一万八千人，全部交给环庆副部署任福指挥。韩琦还为任福制定了进攻路线，要他绕到夏军背后伏击其归路。但任福及其下属将领为夏军佯败的假象所引诱，脱离了原来的行军路线，越追越远，当大军行至六盘山下好水川时，夏军突然伏兵四起，鼓声大作，宋军完全陷入包围之中，虽然奋力拼杀，但因寡不敌众，六个多名军士战死，任福等许多将领阵亡。
这一惨败虽与任福的轻敌冒进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作为宅帅的韩琦没有客观分析宋夏军事实力，贸然向夏进攻。宋军战败后，一路上阵亡将士的父兄妻子，手捧死者的旧衣和纸钱，伏在韩琦马前嚎啕大哭，韩琦也泪流满面勒住马，不能前进。范仲淹听到战败消息，连连叹息。好水川战役的失败，证明进攻的策略是错误的，同时也证明范仲淹以防守为主的策略是正确的。韩琦从血的事实中吸取了教训，仁宗和宰相吕夷简也开始认识到范仲淹的防守之策应该采纳，宋王朝上下统一了认识，这表明宋朝对夏战略的重要转变。对夏战略统一后，韩琦因好水川之败，于庆历元年（1041）四月被贬知秦州，范仲淹也因擅自与赵元昊通信劝其罢兵，并焚毁了西夏复信，被贬知耀州。但边事统帅夏竦与新派来的陕西安抚经略招讨使陈执中不和，夏、陈两人都上表请求解除兵权，十月同时被罢官去职。朝廷又重起用韩琦、范仲淹。
庆历二年（1042）十月，仁宗任命范仲淹为环庆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掌握该路军事，以韩琦、王沿、庞籍分掌秦风路、泾原路、鄘延路军事，此次仁宗给予他们较大的军事权力，范仲淹从此更可以充分施展他的军事才能了。范仲淹对夏战略并不是一味的防守，他向朝廷提出在守策之外，也要积极进攻，但在进攻时，只能是攻其近地，不能贸然深入敌方。他的作战方针是取下一处城寨，再准备攻打另一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他认为这种作战方针，比之朝取暮失，更为稳妥。基于这样的战略思想，范仲淹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首先是修筑城寨，建立巩固的军事基地。
范仲淹的部将种世衡，为了阻挡夏军进犯延州，在延州东北二百里的古宽州废垒上修筑城堡，这样一方面可以得到河东粮食，另一方面可以加强延州防守，进可以进图银、夏二州，城寨全面而且稳妥。城内无水，种世衡重奖民工，凿地一百五十尺挖出泉水，最后得到了几眼井，可以满足全城的饮用，这座城堡以后也就以青漳得名。种世衡又开营田一千顷，招募商贾，贷给本钱，通贸易，畅货源，使城内不但有充分的粮食供应，而且货物充足，具备了一定经济基础，同时，新立的城堡也有了联系少数民族的据点和训练前沿战士的基地。范仲淹高度肯定了种世衡的做法，他认为种世衡建立城堡的措施是成功的，有利于加强防守。
范仲淹从庆历元年（1041）正月到四月，为修筑城寨事，六次上疏。在一次上疏中，他说：“若先修复城寨，是远图的眼光。请允许在二月半合兵万人，自水平寨进筑承平寨，等到承平寨毕功，又择利进筑，就可以牵制元昊东界军马，使得并力西御环庆、泾原之师。”在范仲淹积极努力下又修筑了大顺城。大顺城的原址是马铺寨，在庆州的北面，属于西夏腹地。范仲淹以最缜密的方式迅速动手，仅用十天的功夫就顺利筑成了一座城堡城，因而取名大顺。夏军发觉后，动用了三万骑兵来进攻，不能破城，他们又佯装败北。但范仲淹十分警惕，并没有追击。大顺城的建立，正好与白豹、金塘二城寨形成犄角之势，因而打通了延州与庆州之间的道路，使两州在防务上可以互相支援，在军事上极为有利。范仲淹修筑的许多城寨，大大加强了西北的防御力量，使得延州和庆州都处于得到安全保护之地。范仲淹在争取、团结羌族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力量羌族的联络，削弱和孤立了西夏。
羌族部落散落在宋、夏边界横山一带，羌族人马精劲，善于战斗，西夏经常胁迫和利诱羌人和他们一起与宋军作战。宋对羌族也采取抚绥政策，凡归属宋朝的羌族都称之为属户或熟户，其余者叫作生羌。宋把熟户看成是一支很好的战斗力量，因此经常在羌族中征召士兵，协助宋军作战。
范仲淹对争取羌族极为重视，其部将种世衡，曾亲自到羌族部落进行慰问、周济，和羌族亲如家人，羌人得到西夏的情报也愿意告诉种世衡，种世衡也当即给以奖励，因此种世衡深得羌族信赖，羌人也愿为之效命。种世衡曾多次命羌人击退西夏侵犯，取得很大战绩。环庆路的羌属非常多，范仲淹到环庆时，得知六百多名羌族酉长受赵元昊利诱，曾为夏军攻宋作向导。范仲淹深入边界一带巡视，以朝廷名义犒赏、慰问羌族，巡视了诸羌人马，与他们订立条约，让他们在抗击元昊中发挥作用。为了进一步加强招抚羌人的工作，范仲淹特意奏请朝廷，把种世衡调到环州。种世衡调到环州后，冒着严寒冰雪，深入到汉朝官员从未到过的险地群山，对羌族进行访问招抚，这使羌人非常感动。种世衡让他们备置烽火，当西夏进犯时，以烽火相告，驱马相救。种世衡就因此多次击破西夏的掠劫。羌族对种世衡十分敬服，当种世衡兵援泾原时，有几千名羌兵随从。
范仲淹对羌族部首长也以诚相见，信而不疑，羌族酋长来见时，范仲淹常常把他们引入卧室，并且屏退守卫，和他们促膝谈心。对因战乱而丧失土地的羌族人民，羌族熟户上下、男女老少对范非常钦服，范仲淹在羌族心目中享有很高威信。他们尊敬地称范仲淹“龙图老子”（范仲淹当时的官职是龙图直学上）。范仲淹招抚羌族工作取得很大成功，当时环庆路约有羌兵二万人，他们配合宋军，对夏作战，是一支强劲的生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