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拔将校、训练土兵是范仲淹带兵打仗的一个中心内容。他十分重视军队将校的作用，认为军队的战斗力是由将校所决定的，在此以前宋军将领不仅数量不足，素质也极差。范仲淹上奏仁宗，建议对将校应尽早进行选择，凡是年老病弱不能披甲上阵或没有指挥能力的要在此进行选择调离，让一批立有战功、武艺高强，有军事才能的人担任将校经过试用后，再正式任命。
另外，范仲淹也注意培养将校，他让部下在作战之余，努力学习古今兵法，对于勇敢善战的狄青，他不但给予优厚的待遇，而且送给他一部《左氏春秋》，并告诉他：“在将不知古今，不过是匹夫之勇罢了。”从此狄青刻苦读书，对于秦汉以来将帅兵术了如指掌，从而成为北宋一名屡立战功的名将。对于士兵，范仲淹主张认真挑选，严格训练。北宋招募的士兵，由于胡乱选拔，因而素质很差。范仲淹提出要淘汰弱小、选留强壮勇敢的择兵标准。北宋士兵缺乏训练，武艺精强者不多，遇到战事常吃败仗。所以范仲淹主张对军队加强训练，他在西北战场上将延州兵分为六将，每将三千人，分部训练，取得了良好效果。为提高前线士兵素质，范仲淹提议，在陕西本土增招士兵，因为陕西本土的士兵生长在边寨，熟悉地形，善于骑射，作战勇敢，而且能吃苦耐劳，有很强的战斗力。而东兵是从东部调到陕西前线的禁军，这些士兵思念故乡，不耐劳苦，廪给虽优厚，但斗志不高，保证在战争中兵员不足时，应增置较多的陕西本土士兵，以代替一部分东兵。范仲淹在战术上也尽量革除旧弊。
北宋旧的作战方式极为保守：部置官带领一万人，钤辖带领五千人，都监带领三千人，出战时，官小者在前。范仲淹认为不考虑敌人数量而出战，以官职高低为出征的先后，这是历次作战败绩的主要原因。范仲淹革除了这种呆板的作战方式，提倡根据敌兵多少，以决定出击人数的作战作风与战术机动灵活，有利于打击敌人，可以随时出击，也可以随时撤退。
在范仲淹的倡导下，其他路也效法这种作战方法。于是西夏将士害怕起来，相互警告：“不要再攻延州了，现在的小范老子腹中有数千万兵甲，不比大范老子（范雍）懦弱可欺也。”范仲淹还提出总的战略方针：对付西夏大股军队要坚壁清野，固守以待援兵，对付小股进牙巳的夏军则可以在险要的地方设埋伏打击，根据夏军不同情况，采取相应对策。
范仲淹还向朝廷建议用声东击西的战术使夏军穷以应对。他申求朝廷要给将帅以“便宜从事”的权力，使他们能够根据前线复杂多变的形势，采取灵活相应的战术，以期取得战争的胜利。大量军队长期固守在西北边远之地，需要从内地远程运送大批粮草和物品，旅途很难，耗费大量财力和民力，这已成为历来防守战略能否巩固的主要问题。范仲淹吸收汉、唐以来屯田的历史经验，又总结了种世衡在青漳城兴田的好处，因而奏请仁宗在边塞屯田。仁宗同意了他的建议，诏令陕西四路部署及转运使并兼营田使，转运判官兼管勾营田事。范仲淹在西北推行正确的战略方针和一系列有力措施，使得边防日益巩固，加上他和另一主将韩琦空前团结，因而元昊不敢侵犯，扭转了战争形势。西北边境当时流传着一首歌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范仲淹与韩琦的名声大振，史称：“名重一时，人心归之，朝廷倚以为重。”宋夏长期的战争，西夏军虽有过小胜，但得利不多宋加强了边防，同时又进行经济封锁，西夏经济日益困难，人心浮动，朝廷内部厌战情绪不断增长，再加上辽在夏边境处暗修城堡，集结军队，有攻占西夏的意图，于是元昊不得已，只好向宋求和。宋也由于财政负担太大，困难重重，愿意尽早结束战争。双方经过议和，在庆历四年（1044）达成协议，西夏取消帝号，仍由宋封为夏国王，宋每年给西夏银七万两，绢十五万匹，茶三万斤，恢复贸易往来。范仲淹和韩琦防御西夏的成功，使他们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骤增，朝廷也予以嘉奖，仁宗于庆历三年（1043）四月将他们两人提升为枢密副使，同年八月，仁宗又下诏，拜任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升为副宰相。范仲淹奉调回朝后，面临着一场比抗御西夏更为艰巨的斗争。
改革先锋
北宋政治，弊端丛生，尤其是“冗官、冗兵、冗费”问题极为严重。宋太祖开国时，设官分职本有固定的数目，但以后随着征召官吏、恩荫官职、祠禄官员的日益泛滥，北宋的官吏队伍急速膨胀。仁宗天圣二年（1024），录取诸科进士竟达一千零六十七人，而且录取以后，就直接任官，两三年功夫，经科举新录用的官员竟增加一倍以上。范仲淹疏导太湖而恩荫得官的，那就更多了。宋代官吏不仅多，而且素质极差，办事能力很低，但官员们的待遇却特别优厚，所谓宋朝优待文官，说的就是这些官员，除正俸之外，还供给一定数量的春冬衣料，还有职钱等名目繁多的补助，国家开支不断增加，再加上皇室大兴土木，任意挥霍，政府财政日益入不敷出。而这种负担又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因而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农民起义和兵变相继发生，内忧外患连年爆发，国家面临重重危机。
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和腐朽的官僚政治，范仲淹力陈改革时弊。在危机面前，仁宗也感到形势严峻，“欲更天下弊事”，想摆脱困境，免掉了保守无能的宰相吕夷简和执政王举等人，重用范仲淹，并把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也安排在要职上。主张革新的人在朝廷中占了优势。庆历三年（1043）九月，范仲淹向仁宗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指出今日“纲纪法度，日削月侵，宫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因而提出十项革新主张：
严明官吏升降制度。
严格限制官僚子弟恩荫特权。
严密贡举制度。
选择地方长官。
均公田。
注重农桑。
整修武备，加强京师防卫力量。
推广朝廷恩泽与信义。
慎重颁布命令，严肃朝廷政令。
减轻徭役。
范仲淹的十项改革，是他挽救政治危机、缓解财政困难的重要措施，中心是整顿吏治。在他看来，“内外皆得人，未有天下不大治者也”。官吏贤能，“生民之病必救，政事之弊必去，纲纪之坏必茸”。
皇帝此时正信任和偏向范仲淹，因此全部采用了他的建议，范仲淹提出的十事，仁宗于庆历三年（1043）十月开始，先后以诏书形式颁布全国。在庆历这一年，北宋的改革，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也实施了几件重大的举措。
庆历的改革，使腐朽的北宋暂时出现生机，使暮气沉沉的官僚机构开始发挥了较好的运行效率。
然而，庆历新政，对权贵官僚的种种特权，作了严格限制，因而触犯了他们的利益，那些权贵官僚串通一气，散布流言蜚语，说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结为“朋党”，更为阴险的是，他们竟伪造事实指控富弼要另立皇帝。仁宗虽然不轻信，但范仲淹和富弼却十分不安，感到新政已难以推行下去。恰巧西北有警，范仲淹请求巡视边防。庆历四年六月，派他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同年八月，富弼也出任河北宣抚使。范仲淹和富弼离开朝廷后，反对派对新政的攻击更加猛烈。仁宗也于此退缩了，在庆历五年（1045）正月，罢范仲淹参知政事，以资政殿学士和邠州兼陕西路沿边安抚使。同年十一月，又罢陕西四路安抚使，改知邓州。富弼也贬知郓州，韩琦、欧阳修等革新人士，也先后被赶出朝廷。庆历新政就此结束。
皇佑四年（1052）正月，范仲淹徙知颍州，在赴任的途中因病在徐州逝世，终年64岁。仁宗悲伤不已，亲笔为他的墓碑撰额，称为“褒贤之碑”。后谥“文正”。遗有《范文正公集》传世。
范仲淹内心刚毅外表温和，天性极孝顺，因为母亲在世时他正贫困，后来虽然富了，但没宾客上门就绝不吃二种荤菜。妻儿的衣食，仅仅能够基本自足。但他乐于施舍，在家创办义庄，用来赡奉族穷人。他博爱众人，乐于行善，很多读书人都出自他门下，即便是里巷中的平民百姓都能说出他的名字。他去世那天，各地听到死讯的人，都为他叹息。范仲淹为政崇尚忠厚，所到各地都施有恩德，邻、庆二州的老百姓与归附宋朝的羌人，都为他画肖像，立生祠以纪念他。到去世时，羌族酋长几百人，像哭自己的父亲那样为他痛苦，斋祭了三天才散去。
司马光
年少聪智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生于北宋天禧三年，其家世代贵胄，远祖是西晋皇族平献王司马孚，原籍河内（治今河南沁阳）。到北魏时传至司马阳，曾为征东大将军，死后葬在夏县涑水乡高堠里。司马光的四世祖司马林、曾祖父司马炳都是以布衣终身。直到北宋初年司马光的祖父司马炫考中进士，才重得仕进，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官居四品，为兵部侍中、天章阁待制。司马光出生时，司马池是在光州光山县（今河南光山）任县今，就以生地取名为光。
司马池为官清廉，富有学识，对司马光管教很严。司马光六岁时开始识字读书，七岁时就像成人一般，很严肃，听人讲《春秋左传》，十分喜爱，回来给家里人讲解，能讲出大意。从此手不释卷，到了不知道饥渴寒暑的地步。
有一天，司马光和一群儿童在庭园中游戏，有个儿童爬上了一只水缸，失足跌在缸里，别的儿童都一哄而散，司马光却拿起石头打破水缸，让缸里的水流出来，缸里的儿童才没有被淹死。后来在京师和洛阳一带有人把这件事画成图传布。
司马光十五岁时，已经读了不少书，他写的文章醇厚深重，人称有西汉之风。就在这一年，按照宋朝的恩荫制度（即五、六品以上的大臣子弟和后人都可以补官。每三年举行一次南郊祭天大典，恩补一批），司马光恩补入仕，被授予将作监主簿。虽然做了官，司马光依然刻苦读书，仁宗赵祯宝元初年（1038）司马光在20岁时参加会试，一举考中进士甲科。
进士及第以后，司马光任奉礼郎、华州判官。第二年司马池从同州调往杭州任职。司马光为便于奉侍双亲，请求调任苏州判官。朝廷答应了他的请求。由于他母亲在这一年因病去世，司马光辞官回家守丧母亲丧尚未满服，父亲又于庆历元年（1041）病逝，这使司马光悲痛不已，在守丧的岁月里，他哀伤消瘦，遵循礼仪以读书作文来排遣自己的哀思。
四年以后，庆历四年（1044）司马光守丧期满，签书武成军判官事。司马光在二十七岁时被调到北宋首都汴京（今开封），担任过评事、直讲、大理寺丞等职。在司马池的生前好友庞籍升任枢密使以后，再次推荐司马光担任了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等职参与有关刑事、礼仪及编校书籍等工作。馆阁校勘的职务给司马光提供了阅读朝廷密阁所藏的大量图书的机会，对于他以后的史学研究与编撰有很大的帮助。太常礼院属于太常寺，常管礼仪祭祀。司马光办事认真，在任期间对朝廷不合礼法的事是毫不管客气的，宦官麦允言死，治丧时赐用一品官的仪仗，司马光奏说：“春秋时大夫于奚因功请用诸侯的规格装饰马匹，乘坐入朝，孔子还加以责备，麦允言是陛下的亲信近臣，并无巨大功勋，而噌以三公官衔，给以一品仪仗，与诸侯的规格比较，不是太过头了么！”夏竦赐谥文正，司马光奏说：“文正这个谥号是很高的美称，夏竦是什么人，可以相称吗？”司马光终于打动了仁宗，最后夏竦的谥号改赐为“文庄”。
皇祐五年（1053），庞籍涉嫌罢相，次年降为户部侍郎，出知郓州。庞籍希望司马光作为他的助手，因而举荐司马光任郓州典学，司马光感于庞提携之恩，也就随庞籍到郓州就任。一年后，庞籍改任河东路经略完抚使、知并州事，又荐司马光为并州通判，司马光又去并州任职。并州地方贫瘠，与西夏接近，西夏人经常逼进到交界的麒州城下耕田，有一定威胁。庞籍派司马光去麒州调查，司马光采纳了当地官吏意见，建议在麒州城西二十里左右增置二堡，加强防备，并在此地雇人耕田，这样既可以避免西夏强占耕地，又可缓解河东谷贵长途运输的困难。庞籍听从司马光建议，决定在西夏聚集此地之前修成二堡，因此未等朝廷下旨意就动工了。然而，麟州官兵在这时发现西夏军队在此地集聚，守将郭恩虽勇猛，但狂妄自大，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在夜里对西夏兵突然出击，结果被夏军打败，所干之事也就一无所成。仁宗派人追查庞籍，庞籍为保护司马光，自己被贬为知青州事。司马光为此非常不安，上书引咎自责，申述修堡无过，庞籍无罪，但仁宗未加理会。六年后庞籍去世，司马光深感庞籍之恩泽，登堂拜庞籍的妻子如同自己的母亲，抚养庞的儿子如同自己的兄弟，当时人都称赞庞籍和司马光的贤德。
用人先德
嘉祐二年（1057），司马光离开并州，第二次进京做官，任直秘阁，后迁开封府推官，后又加修起居注。嘉六年（1061）司马光改任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司马光在担任谏官的五年当中，竭尽忠诚，恪守职责。对朝政之失误，曾上了不少奏疏，提出了很多批评建议，仅收录在《传家集》中的就有一百七十余份，而且在一些事上是一奏再奏。比如，当时的交趾进献了珍异的动物，叫做麟，司马光说：“真假不得而知，倘若是真的，不是自己到来的也不能说是祥端，希能退还给他们。”可是，由于当朝皇帝对于司马光的意见很少采纳，这使得司马光很是不安。英宗治平二年（1065），司马光就任龙图阁直学士，仍留任谏职。此时司马光感到自己只知竭忠报国，已经在朝廷上树立了一些敌人，恐怕祸及子孙，连上三状，力辞谏职，希望解除谏职，到地方去做官，朝廷只答应免去谏职。
治平四年（1067）正月，英宗去世，神宗赵顼即位，能知政事欧阳修向神宗推荐司马光，称赞他的品德淳正，学识渊博。神宗便于同年闰三月拜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司马光极力辞谢，不允。四月，又升任司马光为御史中丞。
司马光为政，关心人民疾苦，这与他长期地方做官接触下层劳动人民有关。他提倡“怀民以仁”，认为只有“利百姓”，才能“安国家”。所以，他对百姓给很多关注、同情，甚至为之请命。元丰八年（1085）九月，他在上神宗的札子中尽情地描绘了对农民的疾苦，并郑重地告诫皇帝要注意历史上官逼民反现象。治平三年（1066），陕西、河东发生严重旱灾，但朝廷没有重视，反而在此时听从佞臣之请接受上尊号，司马光对于这种朝廷漠视人民疾苦的现象非常气愤，上奏英宗说这简直是“欺蔽上天，诬罔海内”。为减少百姓负担，司马光反对英宗下诏将壮丁二十万刺手背而编为义勇军，认为陕西军队本来就不少，这样会使百姓无故加重负担。他冒被皇帝处罪的危险，连上几道奏疏，并持诏书到中书少与韩琦辩论，两人唇枪舌剑展开了一场激战。
北宋时期在用人方面存在着相当多的弊端，这也是宋代历来积贫积弱的一个主要原因。司马光针对弊端提出过不少好的见解和主张。首先，他认为用人当以“德”为先。熙宁元年（1068），司马光向神宗荐举谏官时就根据这个原则提出三个具体的条件：一是“不爱富贵”，二是“顾惜名节”，三是“晓知治体”，前两条是德，后一条是才。他也反对近世以来，专尚文辞，以文辞代百能的取士方法。他认为，文辞，只能是艺能人的一个方面，不足以穷尽天下士之百能。司马光还主张选才用人应破除论资排辈、重门第的陈腐观念。治平四年（1067）五月，司马光上疏神宗，指出如果按照国家原先选御史百的资历范围规定，不但选中者不多，而且弊端不少。对于以门第高低来选择官员，司马光更是深恶痛绝，他提出只要有贤才就应推举，对于魏晋以来历代相因的“选举之法，先门第而后贤才”的严重弊端，认为一个人的德才，不在于世禄与贫贱，不能以门第划分。他主张建立和健全选人、用人制度改革科举制度，设十科举士改进延访荐举和按察制度。司马光重视推荐人才，荐举过苏轼、刘恕等。当然，司马光也错举过人，他曾为此上书自责。晚年做宰相时，也信任过蔡京这样的人。
否定新法
治平四年（1067），英宗去世，神宗即位。这位年仅20岁、风华正茂的皇帝很想有所作为，他欣赏王安石的变法主张。熙宁二年（1096）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提出一套急进、大胆的改革方案，成为变法的领袖，北宋很快掀起了一阵变法的浪潮，史称为“王安石变法”。
面对着北宋王朝内忧外患的腐败局面，面对着千疮百孔的社会现实，司马光和王安石都从维持封建王朝的统治出发，都尽力想去“补天”，都想改革，但涉及到改革的内容、改革的方法，两人就势同水火，存在着极为严重的分歧了。
司马光与王安石是老相识而且是好朋友，嘉年间在朝中同修起居注，神宗即位后二人又同居翰林学士之职。当时人们所称的“嘉四友”，就是他们俩外加吕公著和韩维。两人同为州牧判官的时候一天被包拯请到家里饮酒赏牡丹。当包拯亲自举杯劝酒时，司马光虽然平素不爱喝酒，但碍于情面，不得不勉强喝了一点，而王安石却能够坚持“终席不饮”，这种自制力使司马光后来谈起来还很佩服。司马光与王安石最大的分歧是在理财方面。
北宋中期，尽管税收比开国之初增加了几倍，但由于冗兵、冗费和冗官等庞大开支，造成了国库空虚、入不出敷的严重局面。神宗即位后首先遇到的就是财政上的巨大亏缺，他向司马光、王安石等征询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司马光主张从节约入手，他认为首先应该节省朝廷开支，注意节流，例如减少对于皇亲大臣的大量赐物等。司马光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提出节省开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应该从理财上着眼。两人在神宗面前曾经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论。当时河朔旱灾，国用不足，神宗下诏让司马光与王安石一同进见，商量应对办法。司马光说：“救灾节用，宜从亲贵近臣开始。”王安石反对说：“唐代常衮请免去政事堂宰相日常办事时饮食供应，时人认为常衮如果自觉不称职，应该辞去宰相的职位，不宜辞免禄食。况且府库空虚、国用不足，不是当世急务，所以造成不足的，是没有得到一位善于理财的人。”司马光说：“善于理财的，也不过赋税苛重而已。”王安石说：“并不如此，善于理财者，不加赋税而可以使国用充裕。”
司马光说：“天下哪里会有这个道理？天地生产的财货百物，不在于民间，就在于官府，如夺民所有，充实官府，造成的祸患比增加赋役还要大。这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刘彻的话，太史公司马迁将它写在《史记》上，是要证明桑弘羊不明事理。”二人真是唇枪剑舌，至不相让。对于市易法与均输法司马光认为是与商人争利，不利于商品流通，对于保甲法，司马光认为实行下去会使农民不安心种地。司马光对解决宋的财政危机，主张持重缓进，与王安石大刀阔斧的做位明显不同，他们二人曾有过形象的比喻，司马光说：“治天下有如处理房屋，破了则要修理，除了坏得很厉害是不重建的。而且重建非得要好的工匠和材料，如今两样都没有，我怕连风雨都不能挡蔽。”而王安石则认为：“治天下有如医生用药，要知道虚实热寒，当用治虚寒的方子时，纯用乌头附子也不嫌过热。”针对当时社会的严重病症，他们都开出了自己的医症药方，他们都是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上，为北宋王朝的长治久安而出谋划策。正如司马光对王安石说的：“我和你趋向虽然不同，但大的目标是一样的”。王安石也说，自己与司马光“商议事情时常有分歧，是因为各人的方法不同”。可见他们的分歧，最初是源于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不同，司马光思想倾向沉稳持重，虑事缜密，但传统保守是很明显的王安石则思想活跃激进、勇于标新立异，而慎重不足，在变法中有时操之过急，出现了一些失误，同时也用人不当，如对吕惠卿这样的人就缺乏全面了解、考验。司马光在反对王安石推行的一系列新法时，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这是很不对的，他在反对王安石变法中出现的某些消极的方面的同时，也反对了王安石的积极方面，这就导致了他们成为政敌的原因。而司马光在给王安石的三封长信中反复说明自己的观点，王安石却拒不接受，这种刚愎自用的态度也不对，两位本来在政治上都想有所作为的政治家都固执偏拗，使北宋的改革蒙受很大损失。
以后变法派与反对派已经势同水火，许多反对新法的辅弼大臣都被王安石赶出朝廷或主动提出辞职请求外任。司马光也被罢了翰林学士等职，又一次离开朝廷，于熙宁三年（1070）到永兴军（今陕西西安）任地方官去了。
煌煌巨著
熙宁四年（1071），司马光又辞去了永兴军一职，改判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司御史台，这是一个闲散职位。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从此司马光便在洛阳住了十五年，远避朝廷党争，主编完成了《资治通鉴》。
司马光一生的主要成就，与其说在政治方面，不如说在学术方面。他的著述极多，除现存的《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八十卷外，还有《涑水纪闻》三十二卷，《稽古录》二十卷，《通鉴节要》六十卷等等，再加上《资治通鉴》，司马光著述之丰，在历史、文学上是少有人可与之匹敌的。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主编的辉煌巨著，共分二百九十四卷。这部编年体中国通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记述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此书的成就、地位和作用，在中国史学和世界史学史上都堪称不朽之作。
司马光早就想编一部简明系统的中国通史，自从他当了谏官等职以后，有了一定的条件，于是试着编了《周纪》和《秦纪》。宋英宗看了以后极为赞赏，让司马光继续编下去，并且为他创造了优越的条件，设立书局，并给他配备了助手。司马光先后选了刘恕、范祖禹等人为主要助手，司马康帮助抄校。由于具备了人员、史料这两大条件，再加上到洛阳后有了一个安定的环境，这部巨著终于圆满完成了。
司马光的修书精神与毅力令人感动。为了修书，他常常拒不见客，日以继夜地工作。所参考的书之多，后人为之叹绝。据说光是草稿，就堆满了两间房子。《资治通鉴》一书凝集着司马光毕生的心血，如果从治平三年（1066）编修《通鉴》的书局成立算起，到元丰七年（1084）修成为止，历时就有十九年之久如果从嘉祐年间着手《通志》时算起，那么时间就不下三十年。英宗对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给予很大支持，英宗去世后，神宗也极为重视这一工作，他把原颍王府邸旧书二千四百卷赐给司马光，并“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元丰七年书成后进呈给神宗，神宗特降诏奖谕司马光，称赞他“博学多闻，贯穿古今”，“成一家之书”，并厚加赏赐，所以升擢升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
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的目的非常明确：“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即是总结历史经验，面对社会现实，使当朝执政者能够借鉴历史，解决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重大问题，使北宋封建统治能够长期巩固下去。从这一意义上说，《资治通鉴》可以说是一部供皇帝阅鉴的历史教科书。
司马光在取材上特别注意“资治”的原则。在具体编撰中，一是删长举要，便于政务繁忙的君主得以周鉴一是专取历代政治，使群主得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他对于在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代王朝的治乱兴衰中发生的重大事件、朝廷统治的得失成败、重要政治人物的言论和行为、不同帝王的功过是非、农业的丰歉、人民的安定流离等，都作了突出的叙述。战争的胜负多是封建王朝兴亡、盛衰的关键问题，《资治通鉴》对于重大战役的描绘详尽、具体而生动。为提醒帝王时刻警惕“官逼民反”这一封建社会中的普遍现象，《资治通鉴》对农民大起义的记载也比较真实、具体。司马光还在《资治通鉴》中写了一百十九条史论，引前人史论九十九条，这些史论虽因吏事而发，但寓政论于其中，以帮助帝王明白事非。总之，凡是有益于治政的内容无不网罗。《资治通鉴》把史和政有机地融和为一体，体现了司马光既是政治家、又是史学家的特殊才能。
《资治通鉴》问世以后，一直受到历代封建帝王和学者的推崇和重视，宋末元初史学家胡三省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写到：“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志，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司马光既为封建社会的群臣留下了宝贵的统治经验，也为后人提供了鉴古知今的好教材，他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更张新法
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病逝，其子赵煦继位，是为哲宗，改元为元祐。年仅十岁的哲宗不能亲政，朝中大权由他的祖母太皇太后高氏掌握。这位太后一向器重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她一上台，就派人问司马光应当先办什么，司马光说：“广开言路。”神宗临死之前曾留言让司马光和吕公著当赵煦的师傅。同年四月，司马光入朝任门下侍郎，元元年（1086）闰二月司马光又升任尚书左仆射，做了宰相。这时他已经六十七岁，年迈力衰，身体多病，做宰相主持朝政虽已力不从心，但他还是兢兢业业为朝政操劳。
司马光此次执政，全力以赴地从事废除王安石新法的工作。在就任门下侍郎的第二天，他就上了《请更张新法札子》，把新法比之为毒药，请立即采取措施，全部“更张”。他说：“先帝定下来的制度，行之有效的虽百世以后也不可变。像王安石、吕惠卿所立的法，为害天下的，应当如同救火和救护溺水的人一样，立即更改。况太皇太后以母亲改儿子之法，并非儿子改父亲之法。”于是朝廷下令废除保甲团教，不再设保卫法废市易法，所储存物都予以出售，不取利息京东铁钱和茶盐之法，都恢复如旧。十二月四日又上一份《请革弊札子》，将王安石所行新法之弊病逐一列举。为了使自己的政治主张能够实现，罢废新法一事能顺利进行，人相以后他向高太后进言，陆续将因反对变法而被贬出各地的官员刘挚、范纯仁、李常、苏轼、苏辙等人召回宫中任职，吕公著、文彦博等老臣也逐渐回到朝中，委以要职。司马光前后几次上书，一概否定了王安石变法。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变法派的蔡被罢相出知陈州，章惇结果也被贬汝州。司马光这样粗暴地废除新法，不仅原来新法派的人物极力反对，就是原来反对变法的人也主张要慎重行事。范纯仁就曾劝司马光，对新法只要“去其太甚者可矣”，并且应当“徐徐经理，乃为得计”，如废保甲法时，对保甲当中那些武艺出众的人，就应该委派殿前司加以拣选，吕公著也认为对新法主要是纠正其弊害，不一定全面废除。但是此时司马光固执己见，根本听不进反对的意见。他认为“既知其为害于民，无益于国，便当一切废罢”。
从个人修养与品格方面上来说，司马光是值得称道的。他以忠信待人，自持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度，举止有礼。在洛阳每去夏县扫墓，总要去看望他的兄长司马旦，司马旦年近八十，司马光待他如严父，关心他如婴儿。从小到老，司马光从不胡乱妄言，他曾说过：“我没有过人的才能，但平生所作，没有不可以对人说的。”他为人诚恳，天下人都敬重他。他处世淡泊，没有特别爱好，于学术无所不通，只是不喜欢释老之学，说：“释老的微言大义不能超过《六经》范围，它的荒诞不经，我不能相信。”他在洛阳有田三顷，妻子去世，卖田下葬，一生布衣节食。
元祐元年（1086）八月，司马光的病情突然加重，昏迷不醒，九月一日去世，享年六十七岁。高太后和哲宗哀痛异常，亲临其丧礼。司马光被赠为太师温国公，谥文正。都城人民也为之哀痛，前往吊唁，店铺都关上了门。岭南、封州的父老也相率来祭奠。
第四节 明清名臣
于谦
克己奉公
于谦（1398~1457），字廷益，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祖先原是河南人，从金、元以来世代为朝廷大官。高祖于夔当过元朝的河南江北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追封河南郡公曾祖于九思最后当了杭州路总管并死于杭州祖父于文在明朝任兵部主事。只有其父于彦昭，职位低微，几近隐逸。
于谦出生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此时是明朝开国之初，政治上比较稳定。于谦小时聪慧机灵，为乡里称道。七岁那年，一位僧人兰古春遇到他，主动地为他相面，说道：“此儿长得出奇，将来一定是个救时宰相。”加上他平时就为乡里人称道，因而，人们都戏称他为“救时宰相”。于谦十六岁入府学为诸生。有位按察佥事视学很严厉，大家都讨厌他，一次众学子正和他吵闹之际，佥事大人不慎掉到了学宫边的池塘里。在场的诸生很害怕，一个个都跑了，于谦上前把他拽出来。但万万没有想到，佥事老眼昏花，脑子也糊涂，他感到有失师道尊严，可又无处发泄，因此就想归罪于谦，以出心中的闷气。于谦一看这位主事抓住他不放，非诬他不可，就平心静气地对他说：“跟先生吵闹的人早就走开了，没有和先生吵闹的人才敢留下来，这是很明白的道理。现在先生不怪罪于吵闹的人是可以的，但反过来要加罪于搭救先生的人，这是为什么呢？”按察佥事一听这些话，就不好意思再往下追究了。此事一传十，十传百，于谦因此更加出名了。
于谦在二十三岁时考中了进士。当时考取进士有严格限制，大多数人考到老也没能考上，二十三岁能考中属于科举中试的佼佼者。尤其重要的是于谦从小的时候起，就通过读书学习建立了他的志向：要做个刚直不阿、廉洁奉公的人物。
于谦踏上仕途之初，先是做多年地方官。在地方官任上他锐意兴革，为老百姓做了好多事情，政绩斐然，一时为人称道。宣德时期，他升为江西道监察御史。于谦善谈吐，声音洪亮。每次进奏时，宣宗都倾耳静听。那时顾佐为都御史，为人威严，对属下要求极为严格。他上任以后罢免二十多名不称职的御史，但独独对于谦却另眼看待，认为于谦的才能比自己强。宣宗时发生一起藩王叛乱的事件。叛乱的头目是明成祖朱棣的儿子汉王朱高煦，此人狡诈多变，早就想取代他的哥哥仁宗为皇帝。原先他封在云南，但嫌远在万里不去改封山东青州，还是托故不想去，后来犯罪，强行让他居于山东乐安。他在地方上继续与朝廷对立，宣德元年（1433）八月终于起兵造反。宣宗亲自率兵前往镇压，于谦随驾前往。浩浩荡荡的大军进至山东，包围了乐安城，汉王朱高煦计无所施，出城降。宣宗当场命于谦宣布朱高煦所犯的罪行。于谦张口而成，滔滔不绝地数说了这位藩王犯下的各种不可饶恕的大罪，义正词严，声色俱厉，无可辩驳。嚣张一时的朱高煦听了之后，俯首服罪，浑身发抖，只得说：“臣罪万死，万死！”宣宗对于谦的表现十分满意，事后赏赐的钞币与重臣们一样。
于谦在出使巡查江西时，办理刑狱，为数百人平反了冤案。对为害市场正常购销的官商欺行霸市行为，于谦都予以严厉打击。在官河上，有些人夹带私盐贩卖，从中牟取暴利。于谦带领一帮人一一核查，坚决取缔。他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权贵，决不回避和屈服，敢于和他们面对面斗争。时间长了，于谦越发得到朝廷信任。后来议论增补兵部右侍郎，负责管理各镇粮税兼训练士卒，抚安百姓，宣宗亲自写上于谦的名字交给吏部。吏部根据皇帝的提名，破格提拔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这年，他仅33岁。皇帝的信任使于谦感激涕零，他更加兢兢业业为朝廷出力，他更加勤奋努力，日夜想把地方治好。在任上，他带着少许的人马，走遍管辖的地方，访问当地的父老，了解当时需要改革的各项事情，他把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一一上报给朝廷。一年之中，要报告几次，小有水旱，就及时上报。在这一任上近二十年，他前后兴革的业绩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实行籴米制度。这是根据年成的丰歉而制定的。丰年多出官钱，买老百姓的粮食储存起来歉年再把仓里存的粮食减价卖给老百姓，这样公私都得到处，尤其是遇到了水旱灾情，老百姓不用由于没粮食吃而流离失所。
第二、召集流民垦种。当时经常有陕西和山东的饥民从东西两面向河南流动，多至二十余万。于谦下令，饥民所到之处，地方负责给田土，配给农具和种子，按照田土收成的多寡责令纳税。这项措施既使饥民得以安生，又使社会生产有所发展，意义颇大。
第三、维修黄河。河南靠近黄河之地，时常遭受河决之害。于谦提出厚筑堤坝，加强防讯。并在堤坝上多植榆树和柳树，加固堤坝五里设一亭，亭有亭长和小卒，让他们时时负责修补。
第四、官道种树。以树荫来遮蔽走路的人，免去风吹日晒官道上每隔一定距离凿井以井水来解决走路的人口渴的困难。这就是史书上说的“令种树凿井，榆柳夹路，道无渴者”。
于谦对治理地方政事、民事非常精通，他能够时时发现问题，提出办法，而且重点放在整顿纪纲上。那时，朝政大权掌握在老成持重的“三杨”手里。他们都很器重于谦，凡有所奏请，朝至夕下，一一报可。这使于谦得遂其志，威名远播。一次他带领少数人马从太原过太行山，半路遇上强盗，他厉声呵斥，把那些人都吓跑了，强盗们说：“不知是于大人至此！”
于谦洁身自好。他每次入京议事，两手空空，不带任何礼物。有人提醒他说：“即使不带金钱，也应拿些土特产品，以便交通上下。”于谦举起两袖，笑着说：“吾惟有两袖清风而已。”
英宗正统末年，“三杨”相继老死，皇帝年幼无知，宦官王振专权，气焰嚣张，于谦由是遇到了麻烦。由于他不肯向王太监卑躬屈节，引起王振的愤恨，早想寻找时机给于谦一个下马威。恰好这时于谦入朝为兵部侍郎时，推荐参政孙原贞、王来代替自己的职务，通政使李锡因受王振唆使，无中生有的弹劾他，说他因久不升迁心生不满，擅自举人自代，无人臣之礼，应下法司论斩。因为这莫须有的罪名，于谦被关押了三个月。这事引起朝臣公愤，河南士民也纷纷请愿，王振最后也觉得这个案子实在站不住脚，也就借口说：“我曾看见一位御史，名字也叫于谦，专横得很，想要治他一下，现在的于谦不是那一个。”于谦于是获释，但由原来的兵部右侍郎、食二品俸降为四品的大理寺少卿。于谦刚一出狱，山西、河南吏民上千人，跑到皇宫门外跪地上书，要求留任于谦，连周王、晋王也为他说好话。于是于谦以“少卿”的名义，再次为二地巡抚。至正统十三年，于谦才又以兵部左侍郎的头衔，被召回朝廷。当时正是明王朝多事之秋，于谦与兵部尚书配合，力挽狂澜，为保持国家的强盛和社会的安定，不屈不挠地努力着。但由于大宦官王振的专权擅政，从中阻挠，于谦没办法尽展其雄才。
临危奉命
于谦调任兵部左侍郎一年以后，蒙古瓦剌部大举进犯。蒙古的瓦剌部首领也先后统一了蒙古各部，这时的蒙古瓦剌部统治着西起阿尔泰山，东到辽河，北至贝加尔湖，南抵与明朝接壤的广大地区。野心勃勃的蒙古汗王一心想再建一个大元，正统十四年（1449），也先派二千人，诈称三千人到明王朝贡马，宦官王振嫌他以少冒多（因要按人头赏赐）减其马价，也先本来就要入犯，这便有了借口。七月十一日，也先入侵明境，主力攻大同，明兵战守失利，不久塞外城堡皆失，最大的要塞大同频频告急。消息传到京城，王振主张皇上亲征。于谦和兵部尚书力主不可，但没有被采纳。十五日英宗下诏亲征，十六日出发。
英宗亲征，于谦奉命留下以侍郎理部事。出征人马在路上，学士曹鼐与都御史等商议要杀掉宦官王振，停止亲征，但没有成功。十九日至居庸关，兵部尚书请圣驾回銮，王振不听，将其罚跪，并下令大军前进。二十三日至宣府，诸臣丈请由，王振大怒，命一批大臣跪于帐外的草中。人人危惧，不敢再提阻止进兵的话。八月初一至大同，王振还想北行，恰巧遇上前线败报传来，加上宦官郭敬将多次战败而谎报取胜的实情报告，王振听后知道了实情，才有了还意。初三，留下总兵官刘安镇大同，其余的人返回。王振的老家在山西蔚州，他原想从紫荆关经蔚州，让皇帝到他老家看看，后他又怕大军所过千军万马人吃马嚼骚扰了乡里，更怕正值夏季，践踏了那里的田禾，遂又命大军转而向东行。这一转耽误了几天时间。也先得知明帝亲征，迅速率军追来。得知也先追兵在后，明军忙派后队阻止，但连战连败，而王振又封锁军情。十四日到土木堡，尚未过年，离怀来只有二十里，本可直驱入城，但因王振的辎重车千余辆未至，他命停行等待。兵部尚书再次请求入关，遭王振一阵痛骂，于是决定驻土木堡。很快也先大兵攻来，四面合围。此地无水泉，掘井二丈不见水，其南十五里有河，也先早派兵占据了。相持一段时间后，双方经过谈判，也先趁明军移动就水，大营阵脚混乱时，用万余骑兵发起冲锋。明军很快队伍大乱，敌骑大喊：“解甲投刃者不杀！”明朝军士赤身裸体践踏而死者漫山遍野，宦官及卫士被箭射中如刺猬一般，英宗与亲军突围不成，只得下马坐地被俘。皇帝当了俘虏，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土木之变”。这一战役，明军死伤数十万，文武公、侯、尚书、侍郎、内阁学士等以下共百余人遭难。罪魁祸首王振，也在这次事变中被乱兵所杀。
八月十七日，明军大败、皇帝被俘的消息传到明廷，百官集于阙下，抱头痛哭。皇太子只有二岁，不能监国，命英宗之弟成王摄政。当时王振已死，人们仍恨不能吃他的肉，九卿科道官员，纷纷要抄他的家，灭他的族。成王登临午门，还没有听完章奏，王振爪牙锦衣卫指挥马顺假传王振旨意，叱今众退。有一给事中擒其首，愤怒斥责他“过去为虎作伥，今日至此，尚不知惧！”众人一起争着来撕打他，当场把他打死，接着又打死两个小宦官，都是王振爪牙。然后将三人的尸首陈列到东安门，由此引起群众喧哗，朝班一片混乱。成王在此时不知如何是好，吓得只想早早还宫。当此关键时刻，于谦挺身而出，扯着成王的衣襟安慰他说：“殿下不要动。”同时启发他下令：打死马顺及二宦官者是因为众人激于义愤，无罪同时约众官请示皇太后族诛王振并籍没马顺等家。成王按照于谦说的做了，果然众人皆大欢喜，朝廷上的混乱迅速平静下来。在阻止成王回宫的撕扯中于谦袍袖都撕裂开了。事后走出左掖门，吏部尚书王直是位忠厚老臣，他拉着于谦的手深情地说：“朝廷正需要您这样的人才！今天如果不是有你在，虽有上百个王直，无能为力！”不久，朝廷以太后之命命于谦任为兵部尚书。于谦就要完全承担起保卫北京的战斗来了。
面对着英宗被俘，也先大军压境的紧张局势，成王命群臣议战守。侍讲徐有贞大声说：“察看星象、历数，天命已定，只有南迁可以解难。”礼部尚书胡荧反对说：“永乐帝定陵寝于此，示子孙不拔之计也。”于谦当时还是兵部侍郎，厉声说：“宋朝南渡的教训，前车可鉴，请速召勤王兵马，誓死以守。”于谦的意见得到绝大多数文武百官赞同，坚决抗敌的主张遂定。
九月初六，成王即帝位，这就是景帝。作为兵部尚书的于谦，知道京师疲卒劣马不满十万，军资器械，十不存一。他晋见皇帝，流着眼泪提出，敌骑将长驱深入，而近来各营精锐，尽遣随征。当今之计，应急速派官召募官舍余丁义勇，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运官军，让这些军队全部隶于神机等营，操练听用令工部备足物料，内外局厂日夜赶制攻战器具征南京及河南备操军、山东及陆畿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急赴京守备。
于谦一方面征集兵马、打造兵器，一方面加紧部署保卫北京的战备工作。他以都督孙镗等领兵出城守护京师九门，列营操练，以振军威。再选将分别出巡，不使敌人有机可乘。又把城外居民迁于城内，随地安插，以免被敌人掠去。当打算焚通州坝上仓粮，以绝寇资时，于谦听了应天巡抚周忱的建议，改为令在官者取之作为月粮，一举两得，诸厂所有饲草，亦听军队取之，余则焚之，毋以饱虏马。
“土木之变”，也先俘获明英宗，大喜过望，认为这是一块大肥肉，利用它可以要挟明朝。也先带英宗到宣府，传令开门，守城官兵坚决不纳，也先知道不可动，才退去。又挟持到大同，守将郭登仍不纳。也先说，给财货即放归英宗。但当大同拿去黄金二万并其他货物后，也先却食言。也先把英宗带到塞外。九月初一，又借口送回英宗，索取黄金百两、白银二百两、彩帛二百匹。于谦为打破也先的要挟，从国家全局着想，便拥护成王即帝位，而遥尊英宗为太上皇。十月，也先急不可耐，以送回英宗为名，大举入寇。兵至大同，郭登不纳，派人对他说：“我们国家已有皇帝了。”也先无计可施，又知有防，不敢强攻。郭登用蜡书把情况报明廷，京师即刻戒严。于谦奉命提督诸营，将士皆受节制，都指挥以下不听命者，先斩后奏。面对来势汹汹的蒙古精骑，京师守城指挥石亨认为不应出城迎敌，尽闭九门。于谦反对说：“敌人如此嚣张，我们示弱，是助长了他们的气焰，使他们更加嚣张！”于是把现有的二十二万兵列阵九门外，自己身先士卒，身披甲胄，与石亨等列阵于德胜门，其余将领，各列阵于安定、东直、朝阳、西直、阜城、正阳、崇文，宣武等门都受节制。各城门全部关闭，以置之死地坚定士卒的决心。下令：临阵，将领不顾军先后退的，斩其将领军不顾将领先退的，后队斩前队。将士这时都知道这是置诸死地而后生的策略，所以人人誓死保卫北京。
也先领兵，自大同至阳和，进陷白羊口，两天之内再陷紫荆关。十月十一日也先兵迫都城，列阵西直门外，置英宗于德胜门外。当天，明军在彰义门北打败了入侵之敌。也先仍想利用英宗，强使明朝议和，并指名要起决定作用的于谦等大臣出面。于谦的回答是：“今日只知道有军旅，不知道其他！”也先见迫和不成，便加紧在京城周围抢掠。在攻城上，二十二万明军严阵以待，也先不敢轻举妄动。在德胜门，也先用骑试探，于谦设伏诱敌，待敌人万骑来攻，伏兵齐发，打得敌人大败转攻西直门，都督孙镗俘敌前锋数人，但敌人进一步包围，他险些不支，得到给事中程信从西城上发箭炮相助，石亨也分兵来战，局势才为之一变，敌人后退至彰义门，副总兵武兴奋起还击，但武兴也中流矢死至土城，居民登到房顶上呼号，用砖瓦块争相击敌，声动天地，加上都督毛福寿、高礼率援兵至，敌人败走。原先，也先以为北京城唾手可得，至此他的幻想才化为泡影。相持五天，迫和不成，攻战不利，蒙军另一路人马攻居庸关也战败。也先只得带着英宗狼狈撤军。于谦探知英宗已移远处，令石亨夜里举火，发大炮攻敌营，击毙万余骑。敌人白良乡而西，所过州县，大肆焚掠。于谦又命杨洪部以所部二万兵追击残余的敌人。至此京城危险形势得以缓解，于谦在保卫北京的战斗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有人赞扬他的功劳，他却谦虚地说：“四郊埋了那么多的死者，仅得不结城下之盟，有什么功可言。”
忠臣遭殃
于谦为巩固已有成果，进一步御敌于国门之外，求得国家的长治久安，在保卫北京之战以后，又做了许多工作。如坚持派得力战将罗通、杨洪等驻守居庸、宣府等要害之地。在大同、宣府、山西及昌平、临清等镇，都做了重新军事部署，景泰元年三月，因为畿辅诸州县兵力单弱，奏遣都指挥陈旺、石端、王信等分屯涿鹿、真定、保定、易州等地方，全部由杨俊统帅这些地方后来都成了拱卫京师的重镇。明成祖以来的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营，即所谓京师三大营，此时此地就形势要求已不能适应，于谦把他们改成团营，从其中选马步骁悍者十五万，分为十营，每营各以都督率领。五千人为一小营，以都指挥率领，团操以备警急。原来在近畿安置的许多“降虏”，有些与也先里应外合，于谦建议朝廷派他们往西南地区，这样一来就消除了隐患。
景泰元年（1450）正月，也先因英宗捞不到好处，加上蒙古族内部这时发生内讧，想与明朝缓和关系，因此来信要求明廷派大臣迎接英宗还朝廷议提出派遣使臣北上，景帝说必须找个认识太上皇的人去。群臣知道景帝对此事并不积极，这件事就拖下来了。大同参将许贵急着与也先议和，于谦驳斥说：“不是我们不和，而是敌寇无诚意，何况也先是不共戴天之仇，根本不可和。贵为介胄之臣，而急于和成显示怯懦，依法当诛。”于谦是景帝最为器重的，他这么一说，边将人人坚持战守。七月，也先又派五人代表团到京师请和，吏部尚书王直等提出可与也先议和，把太上皇迎归回来，以免再起战端。景帝很不愿听，说：“我并非贪大位，是你们树立的，现在又这样议论，到底为什么？”无人能答对。于谦这时从容不迫地说：“大位已定，谁敢胡说！对来使的求和，作为缓兵之计，战备不能放松。”景帝稍释虑说：“听你的，听你的。”经过一番争议，明廷才以礼部右侍郎李实为正使，大理寺少卿罗绮为副使，与来使同往。李实等走后，蒙古瓦剌部的脱脱不花可汗也派人来请和，明朝又遣右都御史杨善等前往。一年以后，明英宗随杨善由也先营地回到了北京，安置于南宫居住。就迎接英宗回归这件事，于谦实际上是起了很大作用。
英宗回来以后，明朝一时出现了两个皇帝，朝廷上不能不产生混乱。礼部尚书等提出，景泰二年正月初一让百官朝太上皇，景帝不许。这种尴尬的局面，使于谦受到强大压力。他拥戴景帝，但景帝废英宗之子，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太子，这使于谦感到突然。景帝之子立为皇太子一年半便死去，此后再也无子。于谦提出立英宗之子为皇太子，此人就是后来的宪宗，但是景帝不愿。景帝认为自己春秋鼎盛，今后不愁无子，一拖再拖。石亨等人认为与其立英宗之子，不如直接请太上皇复位，可以从中邀取功赏。石亨原是于谦从狱中将其放出，并在以后提升其为大将。但由于在推荐于谦儿子任官等问题上受了于谦斥责，从此怀恨在心，至此，一场以石亨为首拥立英宗复辟的政变便在暗中开始行动了。
景泰八年刚到正月，景帝便一病不起，这一天他召石亨到病榻前，嘱其代行郊祀事。石亨见皇帝病情严重，预料将有事情发生，出来后立即与都督张轨、太监曹吉祥商议迎接英宗复辟。他们一起去找大常卿许彬。许彬以年老推辞，但建议与徐有贞商量。徐有贞由于主张南迁被于谦指斥后声誉扫地，对于谦一直心怀不满。正月十四日，这些人在徐有贞家聚会。徐有贞煽动说：“太上皇帝出征，为的是国家。何况天下尚未离心，现在的皇帝置之不理，纷纷另求他人继大位，实在令人莫解。如公等所说，南宫亦知道了吗？”石亨等说：“一天前已经秘密报告了。”又说：“必须得到来自太上皇方面的赞同。”十六日晚这班人再次聚会，徐有贞当场提出：“事在今夜，不可失。”正在此时，得报边境有警，徐有贞说：“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派兵进入皇宫。”石亨、张轨表示赞同。尽管如此，徐有贞还是心怀恐惧，与家人告别说：“事成，社稷之利不成，门户之祸。归，人不归，为鬼。”接着，与石亨等约会赞同政变的数员文武大官并太监曹吉祥等，收各门钥匙。天亮之前，打开长安门，放进一千多士兵。宫内卫士当时看到士兵进来不知所措，后听石亨说是加强宫中守卫，也就没留意，进去之后，徐有贞又把门锁上，隔绝宫内外的往来，以免遭到内外夹攻。此时，石亨等也还是怕政变破产。徐有贞对他壮胆说，“事已至此，切勿退缩。”他领这帮人去南宫，但幽禁英宗的南宫的钥匙在景帝处，碰了个闭门羹，叩之又不应。这时又听远远传来开门声，情势更加紧张。徐有贞感到事机紧迫不宜迟，成败在此一举，于是下令把大木悬起来，用数十人举着撞门，又命令勇士逾墙而入，里外联合，终于把宫门打开。石亨等人见英宗，徐有贞仅说了一句“请陛下登位”。即亲自动手连推带拉，让英宗登辇就走。月光之下，英宗问了他们的姓名。进皇宫后，大家把英宗推上了奉天殿。这班人又把御座从殿隅推到中央，并命马上站班朝贺。英宗再次成为皇帝。
十七日清晨，百官照常入宫等侯皇帝早朝，一进去，就听到南城及殿上的呼号声。众官正在疑惑，这时徐有贞出来向他们宣布：“太上皇复辟了！”并命他们马上站班朝贺，百官不胜惊骇，但也无可奈何，只得就班祝贺。这时病中的景帝听到钟鼓声，非常惊讶，问左右：“于谦在哪儿？”当知道英宗已复位，连声说：“好，好。”
第二天，复辟的人首先下令逮捕于谦以及拥护景帝的重要臣僚。政变的主谋徐有贞，从副都御史一跃以本官兼翰林院学士值内阁，主管机务，后又晋兵部尚书。徐有贞得势以后，第一步就打算杀死于谦。原先议立英宗太子时，大学士王文曾主张迎立襄王世子。这时，徐有贞就指使言官弹劾王文立藩的意见，并且捎带诬蔑于谦。经过一番核查，没有什么证据。徐有贞仍不放过说：“虽无显迹，也有那种意思。”王文忿怒非常，据理辩论。于谦冷笑说：“辩什么？无用。他们是不管事实有无，必定让我死！”但英宗对处死于谦一直犹疑，他对复辟的众臣说：“于谦过去有过功劳。”徐有贞上前恶狠狠地说：“不杀于谦，今日的这场政变怎能够说是师出有名，”英宗下定决心，把于谦及王文等皆斩于东市，妻子戍边。
于谦拥立景帝，根据当时形势定国安民，抵御了异族入侵，这不但没有错，而且是非常正确的，是有功的。他为官清廉，死后仅留下书籍而已。于谦成为英宗复辟这场政变的牺牲品，这是一场冤案。事后西北有警，有人就说：“如果于谦在，不至于此。”宪宗时，为于谦恢复了名誉。万历时，谥忠肃。
张居正
张居正（1525~1582），明朝政治家。字叔大，号太岳。江陵（今属湖北）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得徐阶等器重。二十八年改授编修。同年上《论时政疏》，抨击宗室骄恣、庶政旷废、吏治因循、边备未修和财用大匮等时弊。后因不满严嵩专权而托病家居。在家三年，潜心研究当时的社会与政治问题。三十六年返京，仍供职翰林院，颇不得志。四十一年，严嵩罢，徐阶任首辅，得晋升。隆庆元年（1567）迁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总载《世宗实录》，进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次年八月上《陈六事疏》，提出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事，力主改革。隆庆二年至五年间，他与高拱、王崇古、谭纶、戚继光等一起整顿北边武备，并在此基础上同以俺答为首汗的蒙古右翼诸部建立封贡互市关系，使北方边塞数十年得无事。累加柱国、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太子太师等职。
明神宗朱翊钧即位后，居正与太监冯保合谋，逐去高拱，自任首辅，掌握明廷大权，开始进行改革。万历元年（1573）六月，他提出以“考成法”整顿官僚机构同时注意任用支持改革的才俊之士。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提高了行政效率。居正又加强内阁职权，抑制宦官势力，整饬学政，禁止讲学，查禁私立书院，因此巩固中央集权。随后，他陆续实施清通欠、省驿递、惩贪墨、汰冗官、省支出等项改革措施。在此基础上，又开始改革赋役制度。支持庞尚鹏和白栋在福建、山东行一条鞭法又调张学颜任户部尚书，使一条鞭法推行到湖广、河南、北直隶等地区。由于居正的大力推行，一条鞭法得以基本确定。为清查隐漏土地和推行一条鞭法，又在福建开始清丈田亩并决定丈量南北直隶、山东、陕西各勋戚田庄。八年十一月，命户部拟订清丈条例八则，下令在全国实行。凡公开抗拒的勋戚，均夺爵革禄凡迟缓怠工或册报多虚的官吏，均予夺俸。至万历十年末，在全国共丈出历年诡寄、隐漏及开垦未报的土地约一百四十七万余顷。与清丈并举的是查革冒免，即清查冒充优免的丁田，不许官僚假冒优免逃避赋役。居正还采取厚商措施，整顿钱法，严禁私铸，同时许银钱兼用，许商税纳钱批准实施户部“速通关以商困”和“减税契，宽铺行，恤商人”之请。并任用潘季驯治理黄河、淮河，减轻了黄、淮下游的水患，漕运畅通。对周边民族，居正“外示羁縻，内修战守”，整饬边防，改善了民族关系。他以戚继光等主持蓟州防务，以李成梁镇守辽东，边防败坏局面得到扭转。七年，他还通过俺答汗同西藏喇嘛教格鲁派首领达赖三世建立了封贡关系。张居正编著的《帝鉴图说》张居正曾镇压农民起义。他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矛盾加剧的情况下，为了挽救明王朝的危亡而从事的改革，只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改良运动。但改革对扫除积弊，澄清吏治，抑制豪强，减轻农民痛苦，安定人民生活也有一定的好处。由于清丈土地和一条鞭法的实行，政府收入增加，国家财政状况有很大好转，但改革也受到官僚豪强大地主势力的百般顽强阻挠。万历五年九月，张居正遇父丧而未归里守制，官僚豪强即借“夺情”事劾，企图将其逐去，但未得逞。居正病卒后，除一条鞭法外，其他改革几乎全行废止。他居相位十余年，多有建树，死后赠上柱国，谥文忠。寻以言官诬劾，沼夺上柱国、太师，再夺谥，家被籍没。后因言者复攻不已，诏尽削居正官秩。其言论文章后由子懋编为《张太岳集》。清光绪年间重刊本称《张文忠公全集》，共四十五卷，传世较广。主要著作有《书经直解》、《帝鉴图说》等。
海瑞
海瑞（1514~1587），明朝大臣。字汝贤，一字国开，别号刚峰，世称刚峰先生。广东琼山（今属海南）人。回族。祖宽，曾任福建松溪县知县。四岁而孤，家境清寒。母谢氏矢志励节，教训惟严。嘉靖二十八年（1549）中举。三十七年，任浙江淳安知县。他体察民情，革除弊政。时首辅严嵩之爪牙鄢懋卿，以总理盐法都御史巡行郡县，所到之处莫不竭力款待，至淳安，海瑞供给甚薄，因而得罪懋卿。时海瑞已任嘉兴府通判，鄢遂嗾其党劾之，仍以旧职改调兴国。海瑞像四十三年，调任户部主事。时朝政腐败，赋役日增，百姓怨声载道，而皇帝却专意斋醮，妄图得道成仙。瑞遂市棺木，诀亲友，冒死上《治安疏》。指斥明世宗朱厚熄君道不正，迷信妖妄，致吏贪将弱，民不聊生。希其幡然悔悟，讲求治道。疏上，瑞之“直声震天下”，帝盛怒将其下狱论死。帝病死后，瑞获释复官。隆庆三年（1569），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时江南土地兼并严重，租债剥削颇残酷，加以水利失修，百姓痛苦不堪。瑞至，浚吴淞江与白茆河，限制租债剥削，实行均田均税，推行一条鞭法。裁抑兼并，雷厉风行。如致仕首辅徐阶，子弟家奴，横暴于其家乡松江等地，占田二十四万亩。百姓向海瑞投牒讼冤者日以千计，瑞遂按问其家，令其退产过半。徐阶之弟侍郎徐陟，武断残民，瑞辄逮治罪，尽夺还其侵田。不久，徐阶以重金嗾吏科给事中戴凤翔劾瑞并罢其官。民闻讯，号泣载道，家绘像祀之。海瑞闲居家乡十余年，至万历十三年（1585），以荐被任为南京右佥都御史，寻改南京吏部右侍郎，南京右都御史。
海瑞一生刚直不阿，积极反对贪污和奢侈，挫抑豪强，清丈土地，退田予民，改革、佃仆、佃户的地位，禁止向城市居民滥派供应，清理驿传，禁馈赠，惩贪官秉公执法，审理积抑，昭雪许多冤狱。他为官清廉，生活俭朴，清苦之行举朝第一。十五年卒于官。赠太子太保。死后仅余葛帏旧衣，赖同僚捐治葬具才得葬殓。故深得百姓拥戴，发丧之日，市民送者夹岸，酹酒而哭者百里不绝，被百姓呼为“海青天”。其著作收录于《海瑞集》中。
于成龙
于成龙（1617~1684），字北溟，号于山，晚年自号于山老人，山西永宁（今山西离石）人。明朝末年为副贡生，清顺治十八年（1661）被选任广西罗城县（今广西仫佬族罗城自治县）知县。那时，他已45岁了。
立意济民
于成龙出身农家，家产尚可维持生计而传说的广西蛮烟瘴雨，北方人不服水土，十有八九不能生还。为此，亲友们一听说委任他为罗城知县，大都劝他不要去。但他认为：我已立意修缮，为民造福，哪能知难而退？于是，变卖了部分家产，凑足路费，告别父老，留下妻儿，独自带着3位仆人，毅然登上了南下的路。
于成龙到达罗城后，只见那儿的环境比想像中的更恶劣：四面群山环绕，到处河流纵横，数里之内不见人烟。所谓的县城，没有城池街道，只有几处茅庐，住着数户人家。至于县衙，也无门墙，而是“插篱棘为门牖”。院内只有3间草屋，东边算是宾馆，西边是书吏舍。而且到处长满了荒草，即便大白天也常有野猴钻来嬉戏。于成龙见此情状，心中不免有些凄苦，但他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想法，亲自“累土为几案”，又在柱子下支锅、铺床，开始了艰难的宦海生涯。
在于成龙到达罗城之初，当地还常有盗贼出没。他为防不测，晚上睡觉时，总在枕旁放把刀。但他认为：地方上的盗贼，大都是些穷百姓。他们本来不愿为盗，只是饥寒刑罚所迫，才沦为盗贼。所以，他主张“勿戕民命”，“勿剥民肤”，而应该多方招抚。基于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很快便使不少人改邪归正。与此同时，他还常常光着头，赤着脚，穿着普通百姓的服装深入到附近居民中，同他们一起劳动，一起聊天，相机帮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并通过他们向更多的人宣传自己的施政要领。百姓们见这位“县太爷”如此平易近人，都亲切地称他为“阿爷”，乐于向他说些心里话。为时不久，因多年战乱和盗贼滋扰而外逃的百姓纷纷返回故里，竞相开荒种田，逐渐恢复和发展了生产。
于成龙十分珍视这一好的势头。每逢农忙，他都到田野四处巡视。遇到辛勤耕作的百姓，主动向前打招呼，进行慰问。一季下来，他见谁家收获丰盛，就命人在其门外树立标志以示表彰，对那些因懒惰而使田园荒芜者，就动员各方面力量给他做工作，帮他们改过自新。
几年之后，罗城嘉禾遍野，牛羊满山。百姓们不但不愁衣食，不少人家还盖起了新房。然而，于成龙从山西老家带来的那3位仆人，却有的病死，有的逃跑，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对此，他无怨无悔，一如当初。朝廷得知他政绩卓著，百姓爱戴，遂提升他为四川合州知州。
清正廉洁
于成龙在任罗城知县时，几乎天天喝粥，菜肴也只是一盘豆，一碟青菜。百姓们基于自家生活的好转，又见他的仆人们全都离他而去，十分不忍，几乎天天有人前去看望他，还不时地给他带些钱物。对此，他总是先道谢，再推辞。他说：“我一个人在此，用不了多少钱。请你们拿回去买些可口的食物侍奉你们的父母，就如同送我一般。”
有一次，于成龙的长子千里迢迢来看他，他十分高兴，空前地买来一只鸭，煮了半只拿给儿子吃，另半只腌了挂起来，留待过年用。侍儿子回家时，百姓们争先恐后地凑了好多钱，执意送给于公子。于成龙又一再表示：“这儿离我家6000里，一个人带着钱，可是累赘啊！”说罢，坚决把钱退回去。百姓们感动得泪流满面，纷纷向他下跪叩首，他也禁不住流下了热泪。
于成龙调任四川合州后，仍然保持着他在罗城时期的好作风。当时，合州下属3个县，在籍百姓不过100户，国家每年收赋仅仅15两白银。但是，各级官吏却层层盘剥，害得百姓苦不堪言。于成龙得知这一情况，立即对属下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制订了一些相关制度，自己首先做出榜样。诸如免除官员的随从之费，自己仅畜一羸马，以家仆自随等等。此外，还在自己的权限内，取消了一些不合理的税收招集流民垦荒，贷给耕牛和种子，并明文规定3年之后被垦荒地归自己等等。因此，民心大快，仅1个月，当地户口就增至1000户。
康熙十七年（1678），于成龙升任福建按察使。赴闽之前，他命人买了许多萝卜。有人讥笑他说：“这东西很便宜，干吗买这么多？”他说：“我一路上佐餐，靠的就是它们呢！”后来，人们见他每日粗茶淡饭，所食也只是青菜一把，便为他起了个美称：“于青菜！”
福建自宋代以来，一直是市舶重地，在此任官者极易发财，但于成龙却例外。当时，除属下官吏和一些豪门富户外，还有不少外国商人给他送礼，他都一一谢绝，真正做到了一尘不染。
不久，于成龙升任两江总督，成了位尊权重的封疆大吏。然而，在清正廉洁方面仍丝毫不减当年。他赴任之前，曾先请假回家葬母，而后雇了一驾骡车，与幼子同行。他们各自在袖筒里装有几十文钱，沿途住小店而不进公家的驿馆，悄悄地到了江宁任所。
为民除害
早在于成龙就任罗城知县时，他除了对一般盗贼进行招抚，还曾多次带兵入山，对那些匪首和顽固不化者，予以坚决打击。
在于成龙升任合州知州时，虽然盗匪少见，但官家的“乱摊派”却成了百姓之大害。为此，他一面在自己权限内革弊布新。一面极力抵制上面刮来的歪风邪气。有一次，郡守派人送来一张帖子，令合州进献鲜鱼。于成龙当即表示：“民脂民膏都被搜刮尽了，哪还有人给他们送鱼！”说罢，写信予以拒绝，并详细陈述了百姓之苦。郡守接信后，自知理亏，又深为于成龙忧民之心所感动，遂下令免去合州10多项不合理的摊派。
当于成龙调任湖广黄冈同知时，所驻歧亭一带盗情严重。地方官惟恐上级知道后会影响自己的提升，总是遮遮掩掩。盗贼们抓住他们的这一心理，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闹得百姓鸡犬不宁。于成龙到任后，马上组织力量予以严打。为尽快摸清盗贼底细，他还自装成乞丐，混入贼穴，同盗贼巧妙周旋了10多天。然后，回到衙门，招抚个别盗头，令他戴罪立功。结果，很快便捕获了9个大盗首领，并当众活埋了7个。从此，岐亭地区社会治安焕然一新。
在于成龙先后担任武昌、黄州知府时，吴三桂等三藩叛军已占领南方5省，与清军争夺两湖要地。这时，云集湖北的八旗禁旅搅扰地方，漏网的盗贼卷土重来，又将百姓推入水深火热之中。于成龙为确保百姓利益，亲自面见清军大将，迫使八旗恶少有所收敛接着，又亲率招募来的乡勇入山剿匪。他一马当先，冲锋陷阵，使乡勇备受鼓舞，从而彻底捣毁了贼窝。
于成龙死于两江总督任上，终年68岁。史书上说，他死后，人们见他只有一件绨袍，几罐盐豉，“四壁萧然，无异寒土。将军僚属相哭失声”。即便“平时心惮成龙者，亦俱感动流涕”。康熙帝闻讯，也颇感忧伤。随后，谥清端，加赠太子太保衔，将他树为清官的楷模，称赞他为“古今第一廉吏”，“清官第一”，勉励朝廷内外大小官员学习他、效法他。
范文程
南征北战
范文程（1597~1666），字宪斗，宋朝观文殿大学士范纯仁十七世孙，祖先在明初的时候因罪自江西被发配到沈阳，遂成为沈阳人，后又迁转到抚顺，其曾祖是明正德年间进士，曾官至明朝兵部尚书。年少时极好读书，性格聪慧沉毅，与其兄文采同时考为沈阳县秀才，天命三年（1618），清太祖攻下抚顺，文程与其兄共同拜见太祖，太祖欣赏文程的气度不凡，与他谈过一番话之后，对他非常器重，后又得知他是明兵部尚书的曾孙，兴奋地对他身边的诸王贝勒们说：“这是名臣的后裔，你们都要好好的对待。”以后清太祖进攻明朝，攻取辽阳，占领广宁，范文程皆参与策划。
清太宗即位之后，范文程进一步受到重用，随时伴侍在太宗左右，天聪三年（1629），清太宗伐明，从蓟门攻入，打下遵化。命范文程率一支军队攻打潘家口、马兰峪、三屯营、马栏关、大安口等，连取五城。以后明军反攻，包围大安口，范文程用火器解围，给了明军重大打击。不久清太宗率军攻打永平，留范文程坚守遵化，明军又来偷袭，范文程率军力战，身先士卒将明军打败。范文程因这几次战功被提升三等轻车都尉。到天聪五年，清军包围明军营垒大凌河，但久攻不下。这时沈阳城中的蒙古降卒有阴谋叛乱倒戈的迹象，清太宗听后，十分愤怒，要尽杀这些降卒，范文程多次力劝，并用自己的身家力保，清太宗才终于宽恕了这五百降卒。这时明朝有一个将领坚守在大凌河旁边的西山山头之上，凭险坚守，清军久攻不下，范文程单人单骑驰至山下，向坚守的明军晓以利害，进行劝降，明军终于归顺。清太宗为此十分高兴，把全部投降的明军士兵都赐给了范文程。
天聪六年，范文程再次随清军攻打明边陲，出发之前范文程与宁完我、马国柱同时给太宗上书，认为此次出兵如果攻击宣化、大同不如攻击山海关。但太宗没有采纳，等到清军到了归化城，皇太极召集范文程等商议，范文程等再次上疏道：“观察我军的情绪，志在对明朝腹地进行打击，因此应当直接攻击北京附近，然后攻取山海关而归，以宣扬我军威。如果考虑从何处进军，现在最好从雁门关而入，这样道路既方便没有险阻，附近的居民也十分富庶，可以解决粮草供应。如果怕这样做师出无名，可以宣告明朝的军民说，察哈尔汗逃跑，他的所领部属尽归于我，这些人随我们回到辽东不可能徒步远行，因此借道而行，而且我们是与你们来议和，并借马匹来帮助我国新附之部众。如果和议成，我国可以偿还马钱。如果明拒绝，我们就兴师问罪，你们国家土地都归我所有。当然因战争使你们受到骚扰，我们所经之处以后将免赋税数年，我们这样就是堂堂正正之师了。否则，可以作书送给明朝的守边将吏，让他们转达明朝的皇帝，关于我们请求和议的诚意，约期决定进止。明大臣在内阻挠，边将在外推诿，拖延过期，我军即乘虚而入。我们进入明境，利在深入，多得人畜财物，否则利在速归，如果像现在这样半途而返，将徒劳无益。”皇太极听后大为赞赏，清军依计而行。
到了天聪七年，明将孔有德派人到清要求投降，这时正好明朝军队对其围攻很急，皇太极命令范文程与诸王贝勒同率军队增援。范文程到后转达了皇太极的旨意，孔有德等遂率所部归降。从此之后的破旅顺，复皮岛，征朝鲜，定蒙古，范文程都参与谋划。
崇德元年，皇太极改文馆为内三院，任命范文程为内秘书院大学士，并封其为二等参领。清王朝立国之初，设立八旗制度，每旗设旗主固山额真。当初许多大臣都推范文程为固山额真之一，皇太极对诸臣说：“范章京才识过人，固山只管一旗，我把他作为心腹，将另有重用。”范文程以后所经管的都是军国机密大事，每次皇太极召问，都要几个钟头才结束，有时刚刚回来还没有来得及吃饭休息，又被召入宫内。皇太极非常重视范文程的建议，每次议论军国大政的时候，总说：“这件事范章京知道了吗？”如果有的事情商议不决，他就一定说：“范章京知道吗？”如有不妥，就说：“为什么不和范章京商议？”如果有人向皇太极报告说，范章京也这样认为，皇太极均马上表示同意。范文程曾经因为有病告假，才不多几日，就使政务受到影响，许多重大政务都只有等到范文程病后才能裁定。清王朝对各国的信札，都是范文程起草，开始的时候，皇太极还审阅一下，后来就不再看了，说：“你起草的就没问题了。”范文程曾将其父范楠接到住所奉养，有一次他陪皇太极吃饭，席上有很多美味佳肴，他看到有许多是他父亲没有吃过的，犹豫几次都不肯下箸，皇太极明白了他的意思，当即命人将宴席撤掉，送到范文程家给他的父亲。范文程对此十分感激。
出谋划策
清世祖即位之后，范文程因是两朝老臣被提升隶属镶黄旗。不久，李自成农民军开始进军北京，范文程立即上书摄政王多尔衮，请求伐明以争夺中原天下，并上疏说：“中原的百姓时遭离乱，极受荼毒，希望有明主出世，以安居乐业。我们以前攻入明境，曾经屠永平，以后又曾两次深入抢掠而返，因此他们必以为我们没有大志，只是希图金帛子女而已，因此对我们并不放心。此次我们出兵，应严申纪律，对明百姓秋毫不犯，宣布我们这次进取明中原之意。凡明朝官吏将官仍居其职，民仍安其业，如果这样做，黄河以北，传一纸檄文就可以平定。”范文程上书不久之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这一消息传到清王朝，范文程此时正在盖州温泉养病，多尔衮命快马将其立即召回。范文程一到就对摄政王说：“李自成荼炭中原，戕害君后，这是必须声讨的贼寇。他现在虽拥众百万，但其必然失败，这有三点原因：一是，他逼死崇祯皇帝造成天怒，二是，刑辱乡绅，追拷财货，三是，掠人财物，淫人妇女，烧百姓屋舍，造成民恨。由此三条加上其骄傲无比，我军可一战将其击败。而我国军民上下同心，兵精将强，代天讨伐，拯救明朝百姓，兵以义动，师出有名，何愁大功不成？”他又对多尔衮进一步说：“保护百姓是天之德也，从古至今没有靠杀戮而得天下者。如果我们只想在关外称王那就罢了。如果想统一华夏，非得安抚百姓不可。”第二天，范文程奉命以自己的名义，向明朝官吏宣布：“我军兴义师是为报你朝君父之仇而来，不杀百姓，今所杀者只有闻贼乱军。凡来归降者，官吏归顺的可复原职，百姓征顺的可各安旧业。大军纪律严明，将秋毫不犯。”
清军攻入北京之后，百废待兴，多尔衮接受范文程的意见，为收揽人心，为崇桢帝隆重发丧，任用大批明朝的降官，考定大批的律令，并广开言路，访求隐逸，考订文献。明朝末年赋税繁重，由于战乱赋役册籍，均毁于战火，当时只有明万历年的赋役册籍尚存。有人要求编定新的赋役册籍。范文程说：“明晚年赋役繁重，万历年间的数额尚可，即以此为额，犹恐为百姓所苦，怎么能编制新册增加呢？”于是决定即以明万历年间赋税为额。
顺治二年（1645），清初步平定江南，范文程又上疏说：“治天下者在得民心，文士是百姓中的精华，能得文士心，则得民心，请立即举行乡、会试，广开仕途。”清随即开科举取士，在范文程建议下，考虑到各地战乱，交通信息不便，为此又特加开了几次乡、会试，仅几年之中，清即录取了进士一千余人，以后他们中许多成为清王朝前期的名臣。顺治五年正月，清定内三院为文臣的领班，命范文程及刚林、祁充格用珠顶、玉带分任三院大学士。顺治七年，睿亲王多尔衮死去，大学士刚林、祁充格以党附睿亲王妄改《太祖实录》罪被处死。范文程罪本应当连坐，但世祖以范文程并未党附睿亲王，只命夺官来论赎。但很快又将其官复原职。到顺治九年又提升为一等子，并授议政大臣，负责监修太宗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