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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权臣末路3

力士平素谨慎,又善于观察时势,所以久受宠任,于朝廷内外亦无大恶名。但他对玄宗晚年用人行政有颇大影响,对天宝时政治腐败有一定的责任。安史之乱中,他随玄宗奔西川,西京长安收复后返回。肃宗上元元年(760),因保护禅位的玄宗,为当权的宦官李辅国所恶,被流放巫州(今湖南黔阳西南)。宝应元年(762)赦还,至朗州(今湖南常德)卒。

冯道

冯道(882~954)五代时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辽的大臣。字可道。瀛州景城(今河北沧州西)人。

唐末,冯道事幽州刘守光为参军。刘守光败后,冯道事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为掌书记。后唐庄宗李存即位,以冯道为翰林学士。明宗时,为端明学士。不久,任相。长兴四年(933),明宗死,闵帝即位。次年,潞王从珂(后为末帝)反,冯道率百官迎之。历闵帝、末帝,冯道并居相位。后晋灭后唐时,冯道为首相,奉石敬瑭命献徽号于契丹。后晋废枢密使,权归中书,大小政事均由冯道处理。石敬瑭曾独召他,欲其辅立幼子石重睿。天福七年(942)石敬瑭死,他改奉齐王石重贵,是为少帝(即出帝)。开运三年(946)十二月,契丹灭后晋(次年改国号辽),他为太傅。历后汉、后周两朝,他皆为太师,后周时又兼中书令。冯道五朝八姓十一帝,不离将、相、三公高位,容身保位,未尝谏诤。晚年自称“长乐老”,作《长乐老自序》,列叙官爵。他自谓一生中惟一“不足”事,是“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但当有志于统一的后周世宗柴荣于显德元年(954)二月亲征北汉时,他却极力谏阻。

冯道为官,尚无当时官吏贪暴放纵之风。曾对后唐明宗读聂夷中《伤田家》诗,表述农民的痛苦。在他的倡议下,长兴三年,后唐在国子监内校定“九经”文字,雕版印刷,至后周完成,后世称“五代监本”。官府大规模刻书自此始。

第三节 臣奸大贪(2)

蔡京

见风使舵

蔡京(1047~1126),字元长,福建仙游人。蔡京24岁时进士中举。先是做过钱塘尉、舒州(今安徽潜山)推官,以后到京师任职,作考功员外郎、起居郎,还曾经奉命使辽,返回宋朝以后,元丰六年(1083)蔡京被任命为中书舍人,不久又改任为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

公元1086年,哲宗赵煦即位,改元为“元”。由于哲宗当时年仅十岁,就由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听政。高太后起用了旧党派官僚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等重臣执政。司马光等人执政以后,全力废除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全面恢复原来的政策法规,这就是被史学家所称的“元更化”。原枢密院知事章悖不同意这种作法,奋起争辩,结果被贬往汝州。蔡京当年也是跟随王安石变法的,此时看到风向已变,就倒向司马光一派。司马光曾经下令限各地要在五天之内将免役法改为差役法,同列大臣都感到时间太短,无法按期完成,只有蔡京在开封日夜催赶,把畿县的雇役改变,没有一人敢于违抗。为此他受到了司马光等人的赞赏,司马光高兴地说:“假使人人执行法令都像你这样地奉公守法,还有什么不可做的事情!”就想提升蔡京。台谏官员弹劾蔡京知开封府时挟邪不轨,破坏国家的法令,他便被贬出知成德军,后改知瀛州,又迁知成都。不久,谏官范祖禹申论蔡京为人不可重用,于是蔡京又被改当江、淮、荆、浙的发运使,以后又改任知扬州。然而司马光等还是认为蔡京可以重用,把他提升为龙图阁直学士,再次知成都府事。

高太后病死后,哲宗开始亲政。哲宗有志继承神宗革新的事业,改元为“绍圣”,于是原“元祐”的被贬大臣纷纷得到起用,章辛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在“元祐更化”时被停止的青苗、免役等新法都一一予以恢复,并用蔡卞(蔡京的弟弟,也是王安石的女婿)、林希等人打击守旧派,甚至挖了司马光、吕公著的坟墓。已经当上代行户部尚书的蔡京见变法派得势,又一次风云翻覆,竭力支持章辛变更免役法。当时章辛让各部商议怎样更改,讨论了很久还没决定,蔡京摸准哲宗的意图,就说:“只管取熙宁时期的旧法施行罢了,何必再要商议讨论呢?”就这样一句话,使章辛决心废差役而实行雇役。蔡京最初赞成王安石变法,以后又支持司马光恢复旧法,然后又反对司马光帮助章辛,其身手变化之快使朝臣瞠目,也使有识之士看出了他的奸行。

由于蔡京钻营屡屡得手,被章辛推荐为翰林学士,兼侍读、修国史,并成为正式的户部尚书。他曾奉命追究“同文馆狱”,与其弟蔡卞勾结后族,诛杀政敌,受到迫害的有几千人。当时曾布负责管理枢密院,对蔡京很是厌恶,不断上表告发蔡京的罪行,说他反复奸诈,不可重用。但由于章辛的保护,蔡京没被撤职。

宋徽宗赵佶即位以后,言官御史仍然不断上表弹劾蔡京。徽宗曾经下令将蔡京罢去端明、龙图两学士兼太原知州。蔡京听说以后,到太后面前跪地叩头,乞求不要让他离开朝廷。太后见他可怜,让徽宗留蔡京续修国史,但由于谏臣的竭力反对,徽宗不得已又将蔡京改知江宁。蔡京仍然迟迟不肯赴任,结果被夺职,命令他留居杭州。

结党营私

蔡京在留居杭州时,结识了宋徽宗的亲信宦官童贯。

童贯因巧媚善承,在徽宗面前很得宠。在他奉徽宗的命令以供奉官的身份到三吴地区搜刮书画、珍奇异物时,见到了蔡京。两个人见面以后,谈得十分投机。蔡京也不分昼夜地陪着童贯到处游玩。蔡京擅长书画,童贯就把他作的屏幛扇带回呈献给宋徽宗,得到宋徽宗的欢心,徽宗开始属意于蔡京,不久蔡京得到起用。

徽宗也曾打算有所作为,在拟修新政的时候,正逢左相韩忠颜与右相曾布不和,蔡京便唆使属下人大造舆论,说如果要推行先帝的事业,不是蔡京当宰相不会有所作为的。崇宁元年(1102),在蔡京精心策划的抨击下,韩忠颜和曾布先后被免去宰相职务,七月蔡京被提升为右仆射。徽宗召蔡京在延和殿问政时,赐予表示欲行父兄之志。蔡京表示愿为实现徽宗之志、推行新政的事业尽死效力。这态度使徽宗十分高兴。崇宁二年(1103)正月升为左仆射。

蔡京担任宰相以后,借用权拉培植奸党、安插亲信。童贯因为蔡京出过大力气,接连升为西北监军、观察使、节度使、检校太尉兼陕西、河东、河北宣抚使,领枢密院事。当时人称蔡京为“公相”,称童贯为“媪相”。同时蔡京又提升了另外两个佞宦梁师成、杨戬。梁师成当上了检校大尉,掌御书号令,他胡作非为,竟敢找人模仿徽宗字体伪造圣旨,就连蔡京父子也要讨好他,时人称梁师成是“隐相”。杨戬也当上了节度使。蔡京重用、勾结了这帮得宠、得势的宦官,也就使自己的宰相职位坐得更稳固。宫廷守卫也是蔡京收买的对象,有了宫廷守卫作亲信,他出入宫门就可以毫无阻挡。从朝内执政、侍从,到朝外的帅臣、监司,蔡京到处安插、培养自己的亲信走卒。邓洵曾说过蔡京的好话,被任命为尚书右丞;中书侍郎(副相)张康国为蔡京出过力,便让他任到升户部侍郎等等。宋代本来官僚机构就庞大臃肿,冗官、冗吏众多的弊病在蔡京执政时更加急剧膨胀。

为了把权力更集中在自己手中,蔡京在当上宰相的第七天就仿照王安石变法时的三司条例司旧例,设置了“讲议司”,自任提举,任用他的亲信同党吴居厚、王汉之等为僚属。全国的大政方针都由讲议司研究决定。每次商议时蔡京都派自己的僚属三人主办,凡国家的措施都是由这些人制定。蔡京还根据自己官爵的变化随时改变政府的权力结构。他当左相时,就将左右相改称为太宰、少宰;当三公时,便宣布三公为“真相之位”。他怕谏官向皇帝告发自己,就发明了“御避密进”的说法:让徽宗照抄自己起草的稿子,称为“御笔诏”,谁敢违诏议论,就以违旨论罪。这样一来,谏官们为了自身性命,谁还敢直言上谏?

蔡京为了巩固相权,把长子蔡攸安插在皇帝周围,以后升到三公的地位。他还将次子安排成礼部尚书,又将三子钻营成为徽宗的女婿,就这样蔡氏父子把持了整个朝政。蔡攸天天陪徽宗一起游玩嬉戏,并随时按照蔡京的意思用花卉怪石、笼禽槛兽来讨好皇帝。

蔡京的地位巩固后,便开始打击他的仇敌。元祐年间他投靠过司马光,但自认为没有得到重用因而怀恨在心,上台后就将司马光、文彦博等一百二十人列为“奸党”,并让徽宗将“奸党”的名字在文德殿门前树碑刻石示众。同时他又把哲宗时的旧臣按“同己为正,异己为邪”的标准划分为正上、正中、正下以及邪上、邪中、邪下六等。结果有五百四十多人被列为邪等。元祐旧臣多被流贬、窜死、迁徙,所剩无几。可是蔡京觉得还是不开心,崇宁二年(1103),他又书写了党籍大碑,称作“元祐奸党碑”,命令各州县仿刻并且放在长吏的厅堂中。为防止自己的政敌互相之间串联,蔡京规定不准在同州居住,党人子弟与被列名的邪等人不准到京师及其附近任官,皇室不准与元党人通婚等。蔡京还不断寻找和自己过不去的官员的错误,把他们列名党籍,以便随时罢职远贬。

凡是反对自己的,蔡京都予以残酷迫害。有个名叫方轸的士人,因上告蔡京,被削籍流放到岭南。他与官吏刘逵有怨,就派开封府尹李孝寿为铸钱一案加害刘逵的亲戚,受株连者达千人以上。及后御史沈畸再次审理,秉公昭雪,释放了七百名无辜的人,并感叹地说:“作为天子的耳目,难道可以附全权要杀人以求富贵吗?”蔡京听到后大怒,就将沈畸贬官到信州(江西上饶)。

蔡京深知自己的前程全部取决于皇帝一己的好恶,因而巴结讨好宋徽宗就成了他第一要务。徽宗的所好都可在蔡京那里得到满足,徽宗自己想不到的蔡京也为他设计好了。

为讨好宋徽宗,蔡京提出“丰亨豫大”的说法。丰、亨、豫、大,取自《易经》卦名,意思是国家富,国运亨通,君臣可以快乐的享受。蔡京每次都对宋徽宗说,现在国家的钱币积贮了五千万,应该可以高枕无忧了。就在蔡京入相的第二年,便开始大兴土木为徽宗营造宫殿苑囿,几年中先后造成了景灵宫、延福宫、九成宫、元符殿、保和殿、福宁殿、明堂、艮岳山、曲江池等多项工程,其中尤以“艮岳”工程规模最为宏大。艮岳层峦叠峰,千奇百态,最高一峰高九十步,上有介亭,东西二岭,南邻南山,北接景龙江,山外造鞭蓉城,山北挖曲江池。在深山之中,林卉密布、麋鹿成群,花竹异石、楼阁台榭不可胜数。在施工期间,童贯等五人亲自分任工役,竞相以侈丽高广夸耀。不久蔡京又揣摸了宋徽宗的意旨,在朝廷设立了造作局,在苏州设立应奉局,征购全国的奇花异石以点缀皇室。奸臣朱面力父子在南方,不管见到谁家稍有奇石异木就指为御前用物,就这样把民间的巧石掠夺一空。有时石大门小,就拆门毁墙弄出。运送花石纲的役夫数以千计,沿着淮、汴两河北行,所经过的州县也都苦不堪言。运一块石头入京的费用是三十万贯,有多少民户为此倾家荡产。蔡京又别出心裁,让苑圃仿照江南村居野店,收集了各种珍禽异兽放养在内,一到了夜间,兽鸣邻惊,宛如身处在山林陂泽之间。

宋徽宗号称多才多艺,除了在治国方面一窍不通外,凡是声色狗马、琴棋书画无所不喜欢。蔡京因为皇帝喜好时乐,不喜欢旧乐,就让人把旧律旧乐进行了改造。徽宗听后非常高兴。从此又建立音乐机构“大晟府”,派蔡攸主事。

蔡京自己的生活也是挥霍无度、极为奢侈的,他姬妾成群,日有声色。蔡京喜欢吃鹌鹑羹,每吃一次要杀掉几百只鹌鹑。有一次蔡京请“讲义司”的几百名官吏吃饭,叫厨师做蟹黄馒头,每个成本就达一千三百多贯。蔡家的厨师分工很细,有的只管切葱花,有的只是报菜名。报菜名时叫到“菜羹”时,因发音与“蔡京”相近,要改叫羹菜。蔡京的豪华摆排,引得徽宗七次登门做客。花石纲虽然是打着皇帝的旗号,但实际入帝苑的花石最多也不过十分之一,大部分成了蔡京、王黻等人的私产。蔡京的府第在城东,周围几十里,为建“西园”又毁掉了几百间民房。事后蔡京问西园与东园相比哪个最好?家仆焦德回说:“东园树木繁茂,望之如云;西园拆屋民苦,泪如雨下,可以称为东园如云,西园如雨。”

蔡京作生日,让天下州府都要进献金钱方物,因其数量过多,必须以每十船编为一纲,称作“生辰纲”。长篇小说《水浒传》中的“智取生辰纲”说的就是此事。生辰纲、花石纲,吸尽了百姓脂膏,北宋统治者灭亡的日子为期不远这是毫不奇怪的。

宋徽宗、蔡京君臣上下大造人间乐园,大肆挥霍,钱从哪里来呢?这就是蔡京搜刮百姓为宋徽宗立的功。

蔡京为满足徽宗骄淫侈奢的需要,从民间巧取豪夺掠夺了大量的财富。蔡京当宰相以后,打着恢复王安石变法的幌子,但蔡京的目的是在为己聚敛财富,其变法与王安石是大相径庭的。如,蔡京恢复了方田法,原先是王安石增税的措施,蔡京认为它能“步亩高下,方丈不可隐”,有利于捞财,于是便托词是先帝“遗志”让民纳税,结果有的势力的人家借机瞒田,造成新税不均,地少的人家反而要负担起瞒田者的税款。王安石役法的本意是解决百姓的疾苦,蔡京却以此大刮民财,而且将官户所减收的钱均摊到平民百姓头上,加重了贫穷百姓的负担。

蔡京执政时,铸钱十分混乱,当十钱、小平钱来回改变,铁钱、夹锡钱不断变动,吃亏者自然还是贫苦百姓。食盐自古都是由政府垄断专营。蔡京为了搜刮民财,频频改动盐钞法。他要盐商把钱交给中央,换取“盐钞”后再到地方买盐,这样盐的利润就归中央所有。但因盐钞经常更换,往往要多花几倍的钱,不仅是一些商人破产,许多贫苦百姓也深受其害,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而蔡京却通过盐钞法增加了很多收入。此外还推行榷茶法、增价折纳法、和籴法等,都是要把钱财集中到朝廷手中为了捞取钱财,甚至规定出官价,公开卖官鬻爵,“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

北宋末年,社会相当黑暗。宋徽宗在位时,更是乌烟瘴气,他不信忠良,专佞蔡京、童贯、王辅、朱耐、梁师成、李彦六个奸贼,致使国家丧乱,黎民荼炭。当时有首民谣说:“打破筒(童),泼了莱(蔡),便是人间好世界。”可见当时人民对他们恨之入骨。

死有余辜

蔡京在相位上曾有四次升贬:第一次是崇宁元年(1102)七月任右仆射,第二年(1103)年正月升为左仆射,崇宁五年(1106)二月被免职第二次是大观元年(1107)正月任左仆射,大观三年(1109)六月第二次被免职第三次是政和二年(1112)五月宋徽宗让他在家“知仕”,三天一次到都堂议事,宣和二年(1120)又勒令其退职第四次是宣和六年(1124)十二月徽宗又诏他负责三省政务,但上任不到四个月,宣和七年(1125)四月就被挤了下来。

蔡京任相二十多年,坏事做尽。他既是徽宗的亲家,又是徽宗的宠臣,他使宋徽宗的进一步昏庸,不理朝政,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在位期间,精心培植私党、安插亲信,使朝中各个要害部门执政的都是他的同党。每当他贬官或致仕(退休),总是有人为他讲话说情,不久就得以复职,而且每次复职都还扩大了权力。即使是一时离开相位,朝廷还是按照他的意思办事。在蔡京一伙的胡作非为之下,整个北宋政权濒临崩溃边缘,及后金兵进侵,如摧枯拉朽,也是不奇怪的了。宋钦宗即位以后,北宋政权边疆形势一天天地告急。蔡京把他的全家全部迁往南方,自为求全之计。天下之人把蔡京列为六贼之首,侍御史孙觌等人也开始严厉地陈述、声讨蔡京的奸恶作为。于是,朝廷就以秘书监分司南京,接连贬蔡京为崇信、庆运军节度副使,把他安置在衡州潭州时死去,时年80岁。天下人因他未受到国法的制裁而扼腕痛恨。

秦桧

两面三刀

秦桧(1090~1155),字会之,江宁(今南京市)人。

少年出身于一个小官僚家庭,其父秦敏学作过县令。秦桧少年曾经拜汪伯彦为师,以后入大学就读。因他善于干一些跑腿的小事,同学每次出外游玩时都事先让秦桧筹划操办,因此得了“秦长脚”的绰号。政和五年(1115)二十五岁的秦桧考中进士,补密州(山东诸城县)教授,任太学学正。秦桧的妻子王氏是北宋名臣王硅的孙女,王氏的亲姑夫就是曾任枢密使、又是徽宗郑妃堂兄的郑居中。夫以妻贵,尽管秦桧只是一个正九品的小官,却和许多达官显宦有密切的往来。秦桧自小“天资狡险”,又从汪伯彦那里学得一套玩弄权术的本领,以致于在朝廷中很吃得开。

靖康元年(1126)初,金兵大举南侵,包围汴京,派出使节提出割占中山、太原、河间三镇之地的要求。当时朝内分别以李邦彦、张邦昌和李纲为首形成了主和、主战两派,针锋相对,各不相让。宋钦宗虽然迫于形势起用了李纲,但内心却倾向于割地求和,苟且偷安。善于观颜察色的秦桧见有机可乘,一面上书提出反对割地等主张,给自己加上抗金派的桂冠一面又和掌握实权的主和派打得火热,以此博得了两派的好感。不久,李纲等人被排挤出朝,秦桧却步步高升,从职方员外郎、殿中侍御史升到左司谏,并很快在投降派大臣李回等人的推荐下爬上了御史中丞的要职。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金兵再度南侵,汴京失守,徽、钦二位皇帝被金朝军队俘虏而去。靖康二年(1127)二月,金军统帅让宋朝大臣推立异姓为主的命令。留守王时雍等人召集百官与军民共同商议推立张邦昌,于是张邦昌就成了金人的傀儡皇帝。金人的行径遭到许多人的抵制和反对,监察御史马伸慷慨激昂地对众同事说:“我们的职务就是谏官,岂能坐视而一言不发?我们应当共同提出奏状,要求保存赵氏为皇帝。”身为御史台头目的秦桧在下属们的要求下,便写了一封书信送到金营。他在书信中首先表白自己并非仅仅忠于赵宋王朝,此信的目的也是为金朝着想,指出宋朝建国已久,地域辽阔,号令一统,根深难拔,而张邦昌只是一个一名不见经传的庸人,本来就为天下人所憎恨,如果他当皇帝,人民必然共起而诛之。但如果金朝恢复钦宗的皇位,则对各方都是有利的。秦桧的这番举动使他得了赵宋王朝“忠臣”的称誉。书信送出不久,秦桧被押到了金营。

很显然,秦桧反割地、反张邦昌仅仅是一时无奈的冲动之举,当他沦为金兵的俘虏之时,很快就变节投降。包括徽、钦二帝在内的北宋俘虏都被囚禁、役使,甚至残暴惨杀,唯独秦桧不但未受一点折磨,反而得到重用,被赐给金的左监军挞懒“任用”。蒙受如此殊遇,秦桧自然受宠若惊,感恩戴德,于是卖力效劳,从而换来主子的青睐,粘罕曾赐他钱万贯,绢万匹,金太祖的四太子兀术也专门宴请过秦桧。建炎三年(1129)十月金兵再次攻南宋时,秦桧就已经成为挞懒部的军事参谋兼随军转运使。

窃居相位

建炎四年(1130)十一月申辰日,秦桧和妻子王氏以及婢女奴仆一家人从金军中夺取涟水军水寨的船从海上返回宋高宗赵构的驻地。丙午这一天,秦桧拜见宋高宗。丁末日,秦桧被任命为南宋的礼部尚书,并接受皇帝赏赐给他的银帛。

秦桧返回南宋朝廷时,他自称是杀死了看守他的金人以后登船逃来的。朝臣们多数人都说秦桧同孙傅、司马朴等人一起被金军拘禁,而怀疑秦桧一个人独自归来;另外,他们又认为从燕地到楚地有二干八百里,跨越黄河大海,难道就没有盘问秦桧的人?怎么会让他轻易杀死看守人而顺利南逃?即便秦桧被迫跟随挞懒从军,金人放他回来,他必定要把他的妻子亲属扣留为人质,怎么可能让秦桧和妻子王氏一起回来?对此秦桧自己也无法自圆其说,但他昔日的老相好宰相范宗尹和同知枢密李回却极力为他辩说,既奏其忠又荐其才,宋高宗对秦桧也极为重视,第二天就亲自召见了他。秦桧一见高宗就首先提出:“如果想求得天下安然无事,宋金二朝就要划归各自的领地,南自南,北自北,互不干扰。”同时首奏自己草拟的、送交挞懒的求和书。宋高宗说:“秦桧朴实、忠诚超过了一般的人,我得到他后,高兴得晚上都睡不着觉。”高宗任命秦桧为礼部尚书,不久擢参知政事。

以后秦桧的目标就是图谋相位,保证其议和投降阴谋的落实。当时的宰相范宗尹,秦桧表面上虽尊重他,暗地里却想方设法排挤他下台。范宗尹原来的宰相位缺空了一段时间,秦桧憋不住了,到处放出风声说:“我有二条计策,可以轰动天下。”别人问他为何不讲,他露骨地回答说现在没有合适的宰相,因此无法实行。后来他干脆对高宗说:“如果用我当宰相,我有耸动天下事。”秦桧所谓的两条妙计,其实就是南北的士大夫互相联系和将原来山东、河北的人送回北方,实际就是“南自南,北自北”投降方针的具体实施。宋高宗为早日达成和议,遂在绍兴元年(1131)八月任秦桧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也就是将国家军政大权全部交给了他。

秦桧上台以后,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一方面设法把左宰相吕颐浩排到镇江去建立起都督府,专掌军事,一面设置了“修政局”,自任提单,收罗党羽,安插其中,逐步培植自己的力量。秦桧刚担任宰相的时候,凭借过去所谓“存忠赵氏”的经历,欺世盗名,的确迷惑了不少人,人们以为他一定能够完成拯扶宋室的重任。然而,一年下来,秦桧除了一些行政事务以外,主要是不遗余力地独断专行,任人唯亲,排斥异己。他的所作所为激起朝官士人的强烈抨击,所谓二策也招致了广大军民的纷纷反对,连宋高宗也因和议并未迅速达成而对秦桧表示不满。于是,在吕颐浩的反击和御使黄龟年的弹劾之下,宋高宗迫于舆论,在绍兴二年(1132)八月罢免了秦桧的宰相职位,把他贬为观文殿学士,负责江州的太平观里的事务。

秦桧被罢相位之后,人虽赋闲,但贼心不死,时刻图谋东山再起。绍兴二年之后,金兵在陕西中原战场上打了败仗,局势向有利于南宋的方向发展,金朝被迫又重弹和议老调,这也正中一向期望和议的宋高宗的下怀,在他心目中,秦桧始终是他“诚实可倚”的得力助手,于是秦桧又被重新重用,绍兴七年(1137)正月,拜秦桧为枢密使,又有了相当宰相的权力。

秦桧的再次出山,得益于右相张浚的牵引,但身为宰相又是抗金派的张浚自然又成了对秦桧的绊脚石,秦桧再次暗中捣鬼,使张浚因委任将帅措置失当引咎辞职。张浚原先对秦桧评价很高,认为他在靖康中建议立赵氏,忠诚可靠,有办事能力,可与共天下事。但经过几个月的共事使他看清了秦桧奸诈阴险的嘴脸。这时候高宗有意立秦桧为宰相,却又怕群臣反对,便试探地问张浚的意见,张浚直言不讳地回答说:“我与他在一起共事,始知秦桧的阴暗。”高宗只好改任赵鼎为相。张浚的态度更激起了秦桧的忌恨,当张浚被流放岭南时,赵鼎等人奋力营救,秦桧非但默不作声,反而以造谣诬陷的手法离间原本亲密的张赵关系,他对赵鼎说:“皇帝召见你为相,但张浚却从中进行阻挠。”一句话既使赵鼎不满于张浚,又改变了他素来讨厌秦桧为人的看法,收得一箭双雕之效。此后,秦桧表面上极力奉承赵鼎,一切都按赵的意思办理,骗取了赵的进一步信任,在赵鼎支持下,绍兴八年(1138)三月,秦桧再次被宋高宗任命为右相。几个月后秦桧就设法将赵鼎排挤出朝,这样朝政大权也就完全落入了秦桧手中。晚年赵鼎和张浚在福建相遇,谈及此事时,二人才知道当时他俩被秦桧出卖了。

残害忠良

秦桧从再次任相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死去时为止,一直窃居相位达十八年之久,能够如此久居相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能够迎合高宗苟且偷安的心理,坚决贯彻宋高宗一贯奉行的和议投降国策,倡行和议,卖国投降,并因此得到金朝主子的支持。

复相不久,秦桧就相机对高宗说:“朝廷臣僚畏首畏尾,多持两端,这些人不足以与他们决断国家大事。如果皇帝陛下决定想与金人讲和,乞求陛下专与我商议,不要允许其他群臣干预。”高宗虽当即表态同意,但秦桧还怕高宗以后会在人们的反对下变卦,就说等高宗考虑臣三天后两人再谈。三天以后,高宗表示求和的愿望非常坚决,秦桧还怕有变。而当高宗又考虑了三天,表不与金人讲和的思想已经确定不移了,于是掏出文书给宋高宗。要求皇帝决定同金朝讲和,不许朝廷群臣再进行干预。

绍兴八年(1138)十月,张通古、萧哲等使臣携带金熙宗的诏书来南宋议和。他们不仅要求沿途南宋的州县守臣对金朝的诏书以臣子的礼节来迎接他们,到了临安那天,而且要求宋高宗也要像金朝臣子一样“再拜亲爱之”。这遭到了南宋广大爱国臣民的强烈反对。秦桧生怕得罪金人,要求宋高宗同意行跪拜礼。消息一传出,京城内外民众群情激愤,军士甚至要兵变,夜间街头上贴出指责秦桧为金间谍的传单。迫于南宋军民的压力,金使也不得已接受了高宗、秦桧的变通办法,由秦桧代理冢宰接受金朝的国书。秦桧便在三省、枢密院官员的陪同下,来到金人下榻的馆驿,跪拜在金使脚下叩头,接受了金朝诏书。这次宋金议和达成的条款规定:宋对金称臣,每年向金纳银、绢各五十万两、匹金则归还河南、陕西之地。根据这个和约,南宋实际变成了金的属国,宋高宗也做了金的儿皇帝。南宋军民遭此奇耻大辱,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但高宗和秦桧却大庆其功,命令百官进表称贺,大赦天下。

在南宋朝廷庆祝和约的欢呼声还未停歇的时候,金朝内部主战派首领兀术等人重掌实权,在绍兴十年(1140)五月,他们撕毁了墨迹未干的和约,兵分四路,大举南侵。金兵的进攻很快遭到了南宋著名爱国将领岳飞、刘琦、韩世忠等的猛烈还击,宋军在正面战场上连连得胜,而此时在北方敌后的义军也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抗金斗争。两者相互配合,形成了对南侵金兵的内外大包围,兀术惶惶不可终日准备撤兵北归了,抗金形势一派大好。

然而,抗金仅是高宗的权宜之计。当金南犯,对其统治构成威胁时,他就不得已而支持抗金而当军民将士的浴血奋战维护了他的统治之后,他又担心这种抗金力量的壮大会使将领们功高盖主,尾大不掉,对他形成另一种威胁,因而他时刻提心吊胆,加以限制。高宗的做法成了秦桧破坏抗金、迫害忠良的保护伞。随着抗金斗争的发展,秦桧的捣鬼也就更为残酷、不择手段了。

抗金战场上战斗力最强、最勇猛、战功最为卓著的是岳飞率领的“岳家军”,秦桧捣鬼的主要目标自然也就对准了岳飞。为削弱岳家军的力量,秦桧施出极为阴险毒辣的手法,首先唆使高宗下诏,命本来与岳飞协同作战的刘琦、张浚部调回淮南,使岳飞陷于孤军深入的境地,这是借刀杀人、假金兵之手消灭岳家军的阴险一着。岳飞的雄才大略未使这一阴谋得逞,即便是孤军奋战,岳家依然取得了郾城、颖昌大捷。秦桧一计不成又施一计,让高宗连降十二道金牌,强令岳飞班师南撤,使岳飞抗金的十年之功,毁于一旦。

秦桧深知,要想从根本上清除投降议和的障碍,必须除掉手握兵权的岳飞等抗金将领。绍兴十年(1140)四月,秦桧秘密奏请高宗把韩世忠、张浚、岳飞三人召到临安,名义上是认功行赏,分别授予三人枢密使、副使的职位,实上是剥夺了他们的军权。这一个人当中,抗金最奋力而且反对投降最坚决的是岳飞。岳飞自小献身抗金,驰骋半生,戎马倥偬,为抗金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自然成了秦桧的眼中钉、肉中刺。秦桧认为岳飞不死,终将阻碍和议,对自己不利,必须杀之以后快。他首先指使党羽对岳飞进行造谣中伤,说他率次违抗诏旨、沮丧士气、妄自尊大,迫使岳飞上章辞职。紧接着又唆使张浚诬陷岳飞的旧将张宪谋反,并用极其卑劣的手段收买了张宪的部将王俊,伪造张宪谋反的证据,最后将所谓“十恶不赦”的罪名硬加在岳飞头上,在绍兴十一年(1141)十月将岳飞和他的儿子岳云逮捕,下到大理寺狱中,刑讯逼供,百般折磨。最后终于在当年十二月将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在狱中,岳云和张宪也被杀于都市。岳飞被害的噩耗一传出,天下人无不认为这是奇冤,为之痛哭流涕。

诛杀无辜

秦桧为巩固自己的权势,进一步控制南宋朝政,迫害异己,消灭政敌,就是他任相以后的主要目的。凡是不逢迎他,或对其职位构成威胁的人,都成为他打击陷害的对象。张浚被秦桧排挤出朝廷以后,依然持念国事,上疏揭露秦桧的阴谋伎俩,秦桧因此更为耿耿于怀,遂即免去张浚节度使的闲职,把他贬到连州(广东连县),又贬到永州(湖南零陵),此后一再加以迫害。赵鼎被贬之后,秦桧始终不放过他,找不到新罪状,就翻捡出赵鼎当年曾反对和议的旧账,让高宗降了让赵鼎永世不得翻身的旨意,不久又将赵鼎流放吉阳。秦桧还嫌不够,下令当地官吏每月报告一次赵鼎的一举一动,赵鼎被逼不过,绝食而死。当时在朝廷,人们那怕只言片语得罪了秦桧,秦桧就绝不轻饶,加以迫害。右武大夫白锷被刺配充军、胡舜陡被下狱致死、张九成的被贬等都是因不小心,话语之中得罪了秦桧。

秦桧诬陷的手法极其阴柔险恶,他有时通过自己操纵的台谏弹劾政敌,而证据不过“曰谤讪,曰指斥、曰怨望、曰立党沽名,甚则曰无有君心”,罪名是可以随心所欲捏造的。有时他还亲自书写奏疏交给爪牙出面代奏,人们一看便知这是秦桧的笔法。秦桧居心叵测,凡是和朝臣在高宗面前发生争执时,他往往并不极力辩解,而是最后以只言片语把对方一概打死。有一次,秦桧和李光有争持,李光说了许多针对秦桧的意见,秦桧沉默不语,等李光说完后,他才慢悠悠地摔出了一句“李光没有人臣之礼”,言外之意是不尊重皇帝。就这一句话使高宗对李光大为不满。秦桧还大搞恐怖政治,他的走卒布满京城,官吏百姓稍微说几句不满的话就有可能立即锒铛入狱。

在排斥异己钳制舆论的同时,秦桧还竭力培植党羽,搜罗亲信,凡是依附自己的人立即予以任用,即使是品德下流的不肖之徒,一言契合,立刻授与高官巨职。朝散郎王扬英会迎合秦桧的旨意上书举荐秦桧的儿子秦焙为相,秦桧就“报以桃李”,推荐王扬英知泰州。其他像孙近、詹大方等人都因卖身投靠而相继跻身政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是秦桧处世的哲学。即便对于其亲信爪牙,也是生杀予夺,随心所欲,用得着时甜言蜜语,收买拢络,用不着或稍有猜忌时,狠下毒手,六亲不认。郑刚中曾因对秦桧歌功颂德被提拔为监察御史,后出任四川宣抚副使,只因处理一件事情未请示秦桧就直奏高宗,惹恼了秦桧,把郑刚中一贬再贬,最后凌虐而死。一些亲信党羽为秦桧出谋划策,跑腿出力,被授与高官之后,在秦桧的威慑下,都不敢说话,成为秦桧的陪衬。即使这样,秦桧仍然不会让他们久在其位。在秦桧独相期间,先后用过二十八个执政副职,还企图让其子子孙孙永保富贵。绍兴十二年(1142),他指令科举考官将其儿子秦嬉录取为状元,及后秦火喜步步高升,不出三年就当上了知枢密院事。秦桧还想让孙子秦埙也当状元,绍兴二十四年(1154),将其亲信魏师逊、汤思退任为主考官,这些人一看到秦埙的试卷就得意地说:“这一下我们可以富贵了!”于是共同作弊,将秦埙定为第一名,只是到殿试时由于高宗看到秦埙策问试卷上的话语的都是秦桧和秦火喜的语言,才将他降为第三名。秦桧姻党的的二个儿子周夤、沈兴杰也都在这次考试中得进士头衔。秦桧另外的几个孙子,大的不过九岁,小的尚在襁褓之中,也被赐为“三品服”。秦桧父子亲党就这样布满了朝廷,成为显要人物。

秦桧替金朝作内奸,实现了金人“以和议佐攻战”的目的,金人因此也十分感激他。绍兴十一年签订定和约时,金朝坚持要在盟书中写上“毋得擅易大臣”的条款,肆无忌惮地要求南宋王朝永远保住秦桧的地位。秦桧于是“外有女真以为援引,内有群奸以为佐命”,像只蜘蛛一样在朝野上下到处结满了他的专政之网。他暗中结纳了宫廷内侍以及医师王继先等,让他们留意和观察宋高宗的动静,将高宗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他要求天下郡县所上的奏章必须先由他处理,没有一件能直接送到皇帝面前。有一次,高宗觉着不对头,就问秦桧:“最近国中难道什么事情都没有?”秦桧说:“从您面前的奏章可以看到。”其实高宗面前已经见不到多少奏章了。高宗也慢慢地看出了秦桧欺君罔上的行为,他曾对人说过秦桧任意所为,不想让自己知道天下事,但明知被架空,高宗此时也只能作无可奈何之状了。当时衢州爆发了俞八领导的农民起义,秦桧没有报告高宗,而是擅自派兵前去镇压,高宗的儿子晋安郡王赵(即后来的宋孝宗)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高宗,高宗大惊,质问秦桧,秦桧回答说是这件事不足给皇帝添麻烦,等平定后会再报告。退朝后秦桧马上追查消息来源,知道是赵告密后,竟以居丧期不应当发给俸禄为由,用每月扣除赵二百缗的薪俸的办法来对其示威,高宗也没办法,只好用内帑进行补贴。一个宗室亲王尚且如此受到秦桧的威逼,一般人就更不敢轻议其非了。因而一时间献言者不是称颂秦桧的功德,就是攻讦秦桧的政敌。即使有所建议,也惟恐触犯秦桧的忌讳,畏言国事,只能说些不痛不痒的话语了。

绍兴和议签订后,宋高宗和秦桧把向金朝贡纳银、绢各五十万两、匹的负担全部强加到了南宋人民头上。秦桧的政敌在各地增加了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如两浙州县百姓要缴绵、绸、税捐、茶捐、杂钱、白米等杂税,有的一亩地要缴纳到四五斗。湖南有土户钱、醋息钱、曲引钱等,各色不一。秦桧当相之后,又秘密要求各地暗增民税近一倍,南宋的老百姓真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宋高宗实现了苟且偷安、偏安一隅的夙愿,为了表彰秦桧,对他步步加封。绍兴十一年六月,拜左相、封庆国公次年九月加太师,进封魏国公。同年十月,又进封秦、魏两国公,只因秦桧觉着这两个封号与蔡京、童贯相同,不大光彩,就请改封其母为秦、魏国夫人。高宗对秦桧的物质赏赐更为优厚,金银财宝不可胜计,后来还把占田三顷,年收租三万石的永封圩赐给了他。

秦桧独霸朝政,在政治玩弄权术,在经济上大肆聚敛财富。他大发国难财,绍兴十年(1140),以为宋金战争中的将士预备犒赏为名,向百姓计库征钱,贫民也不能豁免。然而这批钱款全被秦桧自己中饱私囊。秦桧每逢生日,必然让各州县贡献财物为他祝寿,这笔钱每年多达几十万。地方官给他写信一般都要或多或少地捎上些礼物。秦桧还公开卖官鬻爵,监司帅守等大员进见时,都要送钱送物,没有几万贯是得不到新差事的。秦桧家门庭若市,各地运送贡献的黄金、白璧、明珠、大贝、象犀、锦绫等珍奇物品的车子塞满了街巷各地来的送礼的车船首尾相连,水陆并进,昼夜不绝。外国进贡的珍宝,直到秦桧死后还在上门。当时南宋国库空虚,财政拮据,而秦桧通过各种方式聚敛来的家财竟富可敌国。秦桧家搞一次宴会就花掉数万钱,一件衣服只穿几天就当废物扔掉,奢侈铺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秦桧贪得无厌的榜样的影响下,各地官吏除了盘剥百姓、媚奉秦桧以外,自己也纷纷效仿,各显神通,竞相聚敛搜刮。南宋赃官恣意横行,百姓日益贫困,就是当时严酷的现实。

作恶多端的秦桧激起了人民的仇恨和憎恶。绍兴十二年(1150)正月,在秦桧乘轿上朝的时候,殿前司后军小校施全手持斩马刀,埋伏在望仙桥下准备刺杀秦桧,可惜只砍断了桥柱。施全被捕后,慷慨激昂地怒斥秦桧:“举国上下都与金为仇,只有你一个人想投降,所以我要杀你!”秦桧作贼心虚,此后每逢外出都要带五十名武装士兵保护自己。

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二十二日,66岁的秦桧因病结束了自己的罪恶生涯。

贾似道

官运亨通

贾似道(1213~1275),字师宪,台州(浙江临海)人。其父贾涉,秉性狡诈,生活腐败,善于阴谋诡计、挑拨离间。贾似道少年时,一度落魄,游荡放浪,饮酒赌博,不务正业,他秉承了其父的邪恶卑鄙奸诈,熟习权术,轻浮浪荡。后以父荫补为嘉兴司仓,当一名管仓库的小官。他的姐姐被选入宫后被理宗所宠爱,当上了贵妃,贾似道因为这一裙带关系,成了国舅爷。嘉熙二年(1238)贾似道应召赴临安廷对,这个不学无术的家伙居然一举中了进士,被提拔为太常丞、军器监。以后贾似道更加“恃宠不检”,举措行止无异于市井无赖,每天纵情出没于妓院,有时到夜里还与妓女燕游于西湖之上,常常通宵达旦,整夜不归。宋理宗有一天夜里登高远望时,见西湖中灯火通明,他告诉左右的侍从人员说:“这必定是贾似道一行在游乐吧?”第二天一打听,果如所料。于是理宗派京尹史岩之前去劝戒。史岩之岂能不知道贾似道的身份地位?不但不敢得罪,还是替他美言回护,归报理宗说:“似道虽有少年习气,但他的才能是可以重用的。”

品行不端,淫邪放荡,丝毫没有影响贾似道的亨通官运,他被派到澧州(湖南澧县)担任知州后不久,淳祐元年(1241年),便改为湖广总领三年(1243),加户部侍郎五年(1245),以宝章阁直学士的身份担任沿江制置副使,知江州兼江西安抚使。一年之中,再迁任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而且“调度赏罚,得以便宜施行”九年(1249),加宝文阁学士,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十年(1250),又以端明殿学士身份移镇两淮,这时贾似道才刚刚三十多岁。宝二年(1254),他被召回朝廷,加知同知枢密院事,临海郡开国公,威权日益炽盛。

贾似道当时的权势之大,从下面一件事就可以充分说明。孙子秀刚被朝廷任命为淮东总领,外面就有人传言,贾似道已密奏皇上说孙子秀不可当此大任。丞相董槐听到风声,不辨真假,心中忐忑不安,赶快向理宗核实此事,理宗说没有这回事,但董槐却终究不敢派遣孙子秀,最后代之以与贾似道关系不错的陆壑,才算了结此事。堂堂一个当朝宰相竟对身居自己的下属的贾似道畏惧到如此地步。宝祐四年(1256),贾似道当上了参知政事。五年(1257),又升为知枢密院事。六年(1258),改任两淮宣抚大使。几年间,出将入相,一个街痞无赖就达到如此显赫的地步。

“抗蒙功臣”

端平二年(1235),蒙古贵族灭亡金朝后,挥兵直指南宋。宝祐六年(1258)春,蒙哥汗亲镇四川,派其弟弟忽必烈进攻鄂州(今武汉附近),元帅兀良哈台由云南自交广北上,破湖南,准备与忽必烈会师鄂州,直奔杭州,消灭南宋。

宋理宗闻报大惊,命令赵葵驻扎在信州(江西上饶)抵御来自广西方面的蒙古兵,命令贾似道驻扎在汉阳进援鄂州,并在军中拜贾似道为右丞相。鄂州的战斗十分激烈,开庆元年(1259)十月,城东南角被蒙军攻破,守军派人再次构筑工事,不久又被蒙古军队攻破,幸亏宋将高达率部拼死抵抗,才免于陷没。到十一月,城中宋军伤亡已达一万三千人,形势十分危急。在守城将士英勇战斗的时候,身为统帅的贾似道却被蒙军的声势吓破了胆,秘密派宋京前往蒙营请和称臣,纳帛币,遭到了忽必烈的拒绝。不久,蒙哥汗在合州(四川合川)钓鱼山被宋将王坚的炮石击中,重伤而死,王坚将这个好消息派人急流快船飞报鄂州,但胆小如鼠的贾似道不顾大好的抗蒙形势,再次遣使输币求和。此时忽必烈为了急于北归争夺汗位,便接受了贾似道的乞求:南宋称臣,割江南为界,岁奉银、绢各二十万两匹。这时兀良哈台也奉命北归,蒙将张杰在新生矶搭制浮桥接应兀良哈台。第二年正月蒙军主力安然北撤以后,贾似道才接受手下刘整的计策,派兵截断浮桥,袭杀了170多个蒙军的殿后士兵。

鄂州解围之后,贾似道隐瞒了议和称臣输币的经过,向朝廷献上几个俘虏,声称蒙古军队全被消灭。被蒙在鼓里的理宗还认为贾似道对宋朝社稷立下天大的再造之功,景定元年(1260)三月,以少傅、右丞相召贾似道回朝廷,命百官郊迎犒劳,就像过去宋朝对待文彦博时一样。四月又进封贾似道为少师、卫国公。贾似道还朝之后,一面授意新信廖莹中等撰写《福华编》大颂鄂州之功以标榜自己一面又偷偷地将元朝派来递交国书、索要岁币的使臣郝经拘留在真州(江苏仪征)忠勇军的兵营中,进一步掩盖自己的乞和勾当,全国上下都还不知道贾似道已经暗中与蒙古政权讲和。

权倾朝野

贾似道坐上相位之后,大权在握,更加专横霸道,不可一世。他穷凶极恶,诬陷打击那些曾与自己有矛盾的人。原先他在汉阳的时候,蒙古军队曾攻到潭州(长沙市),江西大震,丞相吴潜采纳了监察御使饶应子的意见,把贾似道派往黄州(湖北黄冈)防守。黄州虽地处下流却是要冲重镇,贾似道在途中遇上一股蒙古兵,害怕得要死,他哀叹道:“这一下要死了,可惜死得窝窝囊囊。”这批蒙古兵都是些老弱病残,很快就被宋军歼灭,即使如此贾似道还认为这是吴潜在害他,要把他置于死地,从此便对吴潜怀恨在心。还朝以后,贾似道听说吴潜在事件紧急时常先斩后奏,理宗打算立荣王之子赵孟启为太子,吴潜曾经反对过,理宗已经对吴潜相当不满。贾似道趁此时机一面公开赞成理宗立储的作法,一面唆使爪牙沈炎弹劾吴潜措置无方,致使全、衡、永、桂四个地方全都被敌人攻破,朝廷下令,把吴潜泛到循州(广东龙川),并将所有追随吴潜的大臣都扣上“党人”的帽子,贬出朝廷。在鄂州时,将领曹世雄、向士璧曾经对贾似道的行径表示过轻视。贾似道就给他们加上“盗取官钱”的罪名,贬谪到边远穷困的地方去,最后迫害致死。贾似道为了独揽朝政,还设法将理宗向来宠信的宦官内侍董宋臣、卢允升及其党羽贬黜出朝,禁止他们干预朝政。贾似道还任意更改各种法律和规章制度,用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从此,贾似道权倾中外,进用群小。取来先朝的旧有法制,任意改变,增加了吏部七司法。买公田以罢和籴,浙西地区有每亩价值一千缗的田地,贾似道均以每亩四十缗买来。台谏、布韦都上书奏请,说这公田不方便民众,导致民间愁怨。贾似道上书辩解,而且乞求罢政。宋理宗挽留了他。有太学生萧规、叶李等上书朝廷,揭露贾似道专横,贾似道命令京兆尹刘良贵收集他们的罪行,把他们刺字发配流放。后来,贾似道又实施推排法,江南地区的土地、尺寸都要上税,老百姓贫穷,破家荡产,妻离子散。有人写诗讽刺道:“三分天下二亩,也应不似旧封疆。”贾似道还发行了新纸币金银会子,以一比三的兑换率取代不断贬值的会子,以聚敛民财,结果搞得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后来贾似道甚至曾下令禁止京城妇女佩饰珠翠,都要以琉璃来代替,当时传出民谣说:“满头都是假,无处不琉璃。”所谓“假”是暗指贾似道,“琉璃”即流离的意思民谣充分反映了在贾似道的黑暗统治下南宋人民的悲惨遭遇。

景定五年(1264),宋理宗病死后,贾似道拥立宋度宗即位。度宗对贾似道感激涕零感恩戴德,两人相见,不行君臣之礼,每逢贾似道朝拜,度宗必定回拜,并且不呼其名而称之为“师臣”满朝文武大臣也跟着称贾似道为“周公”。贾似道从此更加目空一切,气势嚣张,甚至将皇帝把玩于手掌之间,如同玩偶,恣意戏弄。他动不动以辞职为名,要挟度宗。理宗刚埋葬,贾似道就一方面佯装要辞职,一方面又使吕文德谎报元军进攻的消息,朝中上下人心惶惶,度宗与太后急忙亲手下诏请他复职。贾似道回来后,想以经筵拜太师提高自己的地位。按宋朝的先例,受此职者必须先拜为节度使,度宗就要任贾似道为镇东军节度使。贾似道十分不满,恼怒地说:“节度使是最愚蠢的粗人!”度宗没办法,命令只实施出节仪式即可,不必当真,临安百姓都聚在街边观看。谁知节已出贾似道又说时辰不好,下令返回。宋代制度是节出后宁可撤宫坏屋,勇往直前,决没有倒节的道理。贾似道却傲然漠视,践踏公法,旁边的人无不为之瞠目结舌。

咸淳三年(1267),贾似道又要“乞骸”归家,度宗又慌了,一天四五趟地派大臣、侍从去传旨挽留,又派中使给他一天送几十趟赐品,甚至到夜里还派人守在贾似道家门外,直到加拜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一月三赴经筵,三日一朝,赴中书堂治事,贾似道才留了下来。

咸淳五年(1269),贾似道称病要求归家,度宗竟然哭着挽留,允许令他六日一朝,一月两赴经筵,第二年又给他入朝不拜的特权。此后贾似道偶尔入朝,退下时度宗也必定要起立避席,行注目礼送他殿廷后才敢坐下。

咸淳八年(1272)九月,朝廷举行明堂大祭,由贾似道担任大礼使。祭祀典礼结束后天降大雨,度宗胡贵妃的哥哥胡显祖时任带御器械官,他请度宗换乘逍遥辇回宫,度宗问:“不知道平章(即贾似道)认为行不行?”显祖谎说贾似道已经同意了,度宗信以为真,这才放心回去。不料贾似道原为度宗会等雨停之后乘辂舆回宫,听到皇帝已乘逍遥辇起驾的消息后,大为光火,竟当面斥责度宗说:“我是大礼使,皇帝的举动我竟然不能预先知道,请免我的职!”说罢当天就出了景灵门。度宗苦苦哀求都留不住他,为了给贾似道出这口气,无奈只好罢免胡显祖,并痛哭流涕地将胡贵妃赶出宫去当了尼姑,贾似道这才消了消气回到朝廷。

成淳十年(1274)正月,贾似道的母亲胡氏死去,度宗下诏举行隆重的葬礼,坟墓也比拟皇陵的规模。贾似道回越州(浙江绍兴)治丧,朝官贵戚为讨好贾似道,竞相比赛祭品的高度,有的层叠竟高达几丈。送葬时正碰上天降大雨,文武百官立在大雨之中,水深没及腰膝,但整整一天没有一个敢擅自离去的,贾似道的权势就是如此逼人!

咸淳三年(1267),度宗在西湖的葛岭特赐贾似道一处宅第,贾似道从此五天一次乘湖船入朝,不再赴都堂办公。官吏们抱着文书到贾似道的府第让他处理,大大小小的朝政诸事,一切都决定于他的馆客廖莹中和堂吏翁应龙二人,宰执只不过是在文书尾部充位签名罢了。当时有人说:“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

贾似道虽然深居简出,但举凡台谏的弹劾、诸司的荐辟以及京尹、畿漕的一切事务,不禀报他就不敢执行。李芾、文天祥、陆文龙、陆达、杜渊、张仲微等人,稍违背贾似道的意愿就要遭到训斥,重则被朝廷摒弃,终身不再录用。那些为求美差官职的,争相向贾似道争献美玉,陈奕甚至像兄弟一样侍奉贾似道的玉工陈振民,以乞求进职。

贾似道胡作非为,也怕别人议论自己,便挖空心思地以权术驾驭上下。他一方面用官爵美差来拢络一些无耻士人,或者以增加太学生的饭钱、放宽科举考试的恩例等小恩小惠收买人心;另一方面又对反对他专权的人打击迫害。如大府寺主簿陈蒙曾在面见度宗时揭露贾似道为相给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失,贾似道知道后就捏造贪污的罪名将陈蒙贬到建昌军(江西南城),并查抄没收陈蒙的家。

当时宋元战争正打得非常激烈,在元军的强大攻势下,南宋局势如风雨飘摇,贾似道却隐瞒军情,对度宗严密封锁消息,哪个敢于说出真情,必遭到贾似道的严厉的处罚。有一天,度宗问他:“听说襄阳被围已三年了,怎么办?”贾似道说:“蒙古军队已经退走了,陛下从什么地方得到这个消息?”度宗老实交待是一个妃子告诉他的,贾似道转眼间就找了个罪名,迫使度宗将这名妃子赐死。就这样,南宋朝廷言路断绝,贾似道更加威福肆行。

当时裹阳被元朝军队包围,城中军民告急,而贾似道每天坐在葛岭府第里,营造楼阁亭榭,取来宫女、娼妓、尼姑中最漂亮的当妾,和她们整日淫乐。只有那些旧日的博徒可到他那里纵博,别人都不敢窥视他的宅第。他有个妾的哥哥从外面来,站在贾似道的府门口,好像准备要进去,贾似道看见了他,命令手下的人把他捆绑起来扔到火里。贾似道还曾经和他的一群姬妾们蹲在地上玩斗蟋蟀,陪他玩耍的客人开玩笑说:“这难道也是军国大事吗?”贾似道酷爱珍宝古玩,营建了宝阁,每天选择一个登临游玩。他听说余王介有个玉带,就前去索要玉带,但玉带已随余王介殉葬入土了,贾似道即命人发坟掘土把玉带取出。

可耻下场

咸淳九年(1273)初,被蒙元军队围攻达五年之久的南宋重镇襄阳终于失陷,南宋朝野大为震动。当初襄阳被围时,贾似道曾装模作样地要亲往救援,而暗地又指使党羽上书阻留,说什么如果贾似道亲自出兵则不能几方兼顾,不如留在朝中指挥。襄阳在弹尽援绝之后失守,贾似道又说:“我曾多次要求前去,先帝(指理宗)都不同意早让我去,肯定不会这样。”竟把责任全盘推到早就死去的理宗头上,而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壮志难伸爱国志士。

咸淳十年(1274)七月宋度宗死去,贾似道立年仅四岁的赵显为帝(即宋恭宗)。元军政破鄂州,元丞相伯颜率军东下,直逼临安,沿江的宋将无力抵抗,或降或逃,局势危在旦夕。太学生群起纷言只有“师臣”贾似道亲自带兵出战才可以退敌。无奈,贾似道只好抽调各路精兵出发,路上光是携带金帛、辎重的船只舳舻前后相接就长达百余里。贾似道迤逦到了芜湖,又想故技重演,把军营里的战俘安抚放回,送给伯颜荔枝、黄柑等,并派遣宋京到元军兵营中,请求像开庆年间(1259)达成的盟约一样每年向元朝交纳岁币,结果元朝不答应宋京的要求,贾似道不得已才开始准备作战,命孙虎臣率精锐步兵七万余人驻扎在池州(安徽贵池)下游的丁家洲,命夏贵率战舰二千五百艘布列在江中,自己率后军驻于鲁港。伯颜水陆合击孙虎臣部队,宋军前锋刚刚接战孙虎臣就带着妻妾乘船舟逃走了,夏贵也不拒而逃,贾似道闻报后惊慌失措,鸣金收兵,宋军被杀溺而死的不可胜数,把江水都染红了,军资器械全部被元军所缴获,宋军的精锐主力损失殆尽。贾似道乘一条船逃回了扬州。不久,南宋政府迫于舆论改任陈宜中为右丞相,罢了贾似道的官,杀了翁应龙,廖莹中等党羽也畏罪自杀。朝野上下,议论纷纷,要求严惩贾似道。有一位大臣对谢太后(理宗皇后)说:“本朝专横的大臣所造成的祸乱,没有更比贾似道厉害的了。在朝大臣、在野草民不知上了多少奏书,您都不予处理,对他们意见全然不顾,何以谢天下之人!”谢太后不得已才下令将贾似道安置到婺州(浙江金华)。婺州百姓听说后竞相张贴布告赶他走。又安置到建宁府(福建建瓯),有人说:“建宁百姓听说贾似道要来就已经呕吐恶心,怎么还能见这个人呢!”在朝臣不断的口诛笔伐之下,南宋政府最后决定谪贾似道为高州团练使,让他在循州安置。

福王赵与芮平素十分仇恨贾似道,他安排了与贾似道有仇的山阴(浙江绍兴)县尉郑虎臣负责押送。郑虎臣不负众望,上路后,先将贾似道所带的十个侍妾赶走,又把贾似道乘坐的轿子的轿顶撤去,让他暴晒在毒烈的秋阳之下,还让轿夫唱起杭州俚曲,指名道姓,百般奚落。途中在一所古寺中歇息时,墙壁上正好有被贾似道贬斥南行的吴潜的题字,郑虎臣将贾似道叫到面前,大声斥责道:“贾团练,你因为什么原因来到这里?”贾似道羞愧得无言以对。乘船行到南剑州黯淡滩(在今福建南平市),郑虎臣说:“水很清,你为什么不死在这里?”贾似道贪恋余生,说:“太皇许我不死,一旦有诏,我就死。”德祐元年(1275)九月,走到彰州城南二十里的木棉庵,郑虎臣再次劝他自杀,贾似道仍然不肯,郑虎臣愤然说:“我为天下杀死贾似道,纵然被处死,我也死而无憾!”就动手将贾似道杀死,结束了这个一代权臣的狗命。贾似道死后不久,南宋都城临安被元军攻陷,四年后(1279)南宋灭亡。

严嵩

察言观色媚上取宠

严嵩,字惟中,号介溪,江西分宜(今江西分宜市)人。弘治十八年(1505)中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后辞官回家,在家乡铃山读书十年,作诗古文辞,颇有清高的声名。还朝很久,进侍讲,暑南京翰林院事。召为国子祭酒。世宗嘉靖七年(1528),历礼部右侍郎。

明世宗特别迷信鬼神,他幻想长生不老。即位后不久,就在宦官崔文等人的引诱下,成天打醮设斋。尽管朝中大臣一再劝谏,他都不听。他最初宠信的道士是龙虎山上清官的邵元节。邵元节自称可“炼童男、童女溲为秋石,服之延年。”世宗信以为真,将他封为“真人”。兵科给事中高金上疏请削去邵元节“真人”号,世宗非常生气,竟将高金下狱拷打。搞斋醮这类仪式需要“青词”。青词是写给“天神”的奏章表文,要求写成骈文的形式,并用笔写在一种特制的青藤纸上,“青词”这名,由此得来。由于世宗每天热心斋醮,所以许多大臣都精心研制,撰写“青词”。世宗性格特点刚愎自用,专横暴虐。他刚刚即位时还开点言路,但两三年后就听不进一点意见了。史书说他“厌恶言官,废黜相继”。中年“益恶言者”,乃至朝廷内外,“相戒无敢触忌讳”。世宗的嗜好与个性特点,被善于看风使舵的严嵩所掌握,他曲意逢迎,大售其奸,以善作“青词”,步步取得了这位昏君的宠信。

嘉靖七年严篙当时任礼部右侍郎。他奉世宗的命令去湖广安陆祭扫世宗生父的陵墓。事后严嵩煞有介事地向世宗献媚说:“我献上宝册及奉安神床时,都应时雨过天晴。另外,碑石产地枣阳,群鹤围绕飞翔,当载着石碑的船只进入汉水起运,河水骤然上涨。这些都是祥瑞之兆,请命辅臣撰文刻石以纪上天的眷顾。”这一番装神弄鬼的话博得了一向喜谈祥瑞的世宗的欢心,于是严嵩马上被升为吏部右侍郎。两年后他又被任命为南京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当年,礼部举行科举考试,严嵩主持这次考试。他向应试举子索取很高的贿赂。御史桑乔知道这一情况,上疏参劾,要求罢免严嵩。严嵩自知事泄,担心官职难保。上疏为自己曲意辩解同时又请求朝廷免去自己的职务。给事中胡汝霖,劾其“秽行既彰,招致论列,不得饰词自明,以伤大体”。但世宗对此事睁一眼闭一眼,不予深究,严嵩为此十分得意,以后更加竭尽全力地媚上取宠。

嘉靖十七年世宗准备将生父兴献王神主入太庙,遭到群臣的反对。严嵩开始也附和众议。后来他看到世宗很不高兴,马上改变主张,并精心策划兴献王神主入太庙的仪礼。世宗对这件事感到很满意,特意赐以金币以作为给他的奖赏。第二年皇城上空出现祥云,严嵩借此大作文章,请世宗入朝,受群臣朝贺。严篙精心制作《庆云赋》及《大礼告成颂》,极尽献媚之能事。就在这不久,严嵩与大学士夏言,随世宗去安陆谒兴献王陵墓。谒陵完毕,夏言请求圣驾回京,世宗很不高兴。严篙则请世宗接受群臣贺拜的表章。好大喜功的世宗欣然答应,说:“礼乐自天子出,这样可以。”于是又行了一番群臣贺拜的仪礼。从此以后,世宗开始不满夏言,而宠幸严嵩。

嘉靖二十年,有人以金三千两贿赂严嵩及有关官员,被东厂人员发现,其他受贿的官员都被充军边疆,只有严嵩安然无事。后来,永寿王庶子与嫡孙争位,该庶子以黄金三千两贿赂严嵩,严嵩受贿后表态支持他即位。永寿王妃知道这件事后,派人进京击鼓鸣奏,御史叶经参劾严嵩有贪污罪。严嵩急忙进宫向世宗辩释。世宗一心偏袒严嵩,说道:“即位之事应如何办,交有关部门处理,严嵩仍然安心任职,勿以介意。”严嵩受宠若惊,以后更是有恃无恐,一心想谋夏言的首辅位子。后来,叶经出监山东乡试,严嵩竟摘取试题中有所谓“讽刺皇上”的话,把叶逮至京都,杖毙宫殿之下。

严嵩与夏言是同乡,中进士早于夏言,但职位比他低。阴险狡猾的严嵩在夏言面前装得十分恭谨,为了讨好夏言,有一次特地备好丰盛的家宴,并亲自到夏府邀请夏言。夏言对严嵩的恶劣行径非常不满,故意推辞不见。严篙竟然恬不知耻地在夏府摊开席子,拿出请帖跪读,夏言为他诚恳的样子所感动,由此对他深信不疑。严嵩表面上对夏言十分恭顺,但暗中却时刻在找机会算计他。

世宗沉溺道教,喜戴香叶冠,并命宫人仿制沉水香冠五顶赐给夏言、严嵩等大臣。夏言认为,根据朝廷礼制,香叶冠非大臣所用之物,他公开表示不戴。严嵩为了讨好世宗,每次进宫都戴上香叶冠,上面再戴上官帽,并故意在帽外露出一截裹住香叶冠的轻纱。世宗见了,更加喜欢严嵩而疏远夏言。严嵩这种恶劣行为使夏言十分厌恶,他于是指使人弹劾严嵩。以后严嵩每当受到世宗召见时,都要泪流满面哭诉夏言对自己的攻击与欺凌,并诬告夏言有轻慢犯上之罪。心境偏狭、性情暴躁的世宗一怒之下,于嘉靖二十一年竟将夏言革职。八月,严嵩拜武英殿大学士,入值文渊阁。这时的严嵩已六十多岁,但他精神焕发,如同少壮时一般,日夜值班西苑板房,从不回家,连洗个澡的时间也没有,世宗更加认为严嵩勤快。

严嵩入阁以后,地位仍在另一阁臣翟銮之下。因为在夏言去职之后,阁臣按资序以翟銮为首辅。严嵩又把翟銮视为他窃权的绊脚石,必欲去之。机会终于来了。嘉靖二十三年,翟銮的两个儿子翟汝俭、翟汝孝同举进士。严嵩诬其作弊,唆使给事中王交、王尧连日上疏参劾翟銮。世宗听信谗言,将翟銮罢去首辅,削职为民,这样严嵩自然而然地取代翟銮,坐上了首辅的交椅。

残杀忠良

严嵩重掌内阁大权之后,为了巩固地位,对敌对力量竭力打击,对敢于揭露自己罪行的大臣更是不择手段地予以扫荡,不少仗义执言参劾严嵩的官员纷纷落马,有的竟惨遭杀害。

嘉靖二十七年,给事中厉汝进参劾严嵩父子横行不法,被贬为典史,不久又削籍为民。嘉靖二十八年,给事中沈束上疏请求朝廷为多次立功边塞、积劳成疾而去世的大同总兵以恩恤,同时疏中指斥严嵩误国。严嵩大怒,将沈束廷杖后下狱。嘉靖三十年正月,锦衣卫经历沈炼针对蒙古族俺答部的骚扰,上疏请以万骑护陵寝,万骑护通州军粮库,联合各路勤王的部队攻击俺答疲惫之师,此奏疏先达严嵩手中,他压着不报。沈炼知道后,怒火中烧,再次上疏,指斥严嵩父子把持朝政,揭露严嵩纳贿、檀权、陷害言官、嫉贤妒能等十大罪,要求世宗“去此蠹国害民之贼”。而一向偏袒严氏父子的世宗接疏后“龙颜大怒”,下诏将沈炼廷杖后贬谪保安。沈炼至保安后,当地老百姓知道他是因参劾严嵩而获罪,对他十分敬重,很多人都派出自己的子弟向他问学。沈炼向他们教以忠义大节,师生经常在一起咒骂严嵩这个奸贼,并扎了李林甫、秦桧、严嵩三个草人作为靶子练习射箭。严嵩听到后羞恼不已,指使党羽杨顺捏造罪名将沈炼杀害。这一年三月,朝廷对京官进行考察,严嵩授意吏部把反对他的大批官员削职。世宗得知这一情况后,认为严嵩处置失当,曾令吏部保留他们的职务,但他后来见到严嵩也未向他提起过这件事。

原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对严嵩奸行早已痛恨,嘉靖三十二年,他升任兵部武选司刚刚一个月,出于为国除奸的一片忠心,愤然参劾严嵩。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方今在外之贼为俺答,在内之贼为严嵩。必先除内贼然后外贼可除。”他在上书中数列了严篙的十大罪与五大奸。十大罪状是:明朝自太祖起即废除了丞相制,而严嵩一直以宰相自居,坏祖宗成法;将皇上善政尽归于己,掩主上之治功;纵子窃权,子孙未涉行伍,却冒领军功;纳贿营私,任用奸人;阻止抗击俺答,贻误国家军机;中伤、陷害言官执;柄以来,朝野上下贪污贿赂成风,以至失天下人心,坏天下风俗。五大奸罪状是:厚赂皇帝身边的太监,使之成为耳目;控制了负责向皇帝呈送奏章的通政司,使之成为玩弄阴谋的机构;勾结、拉拢厂卫官员,使之成为心腹;笼络言官,使之成为走狗;网罗官员,结成私党。此奏章淋漓尽致地揭露了严嵩种种恶行劣迹,忠愤之情,充溢字里行间。世宗此时已一意宠信严嵩,接疏后大怒,加之疏中有劝世宗“或召问二王,或询问阁臣”等语,认为这是杨继盛有意挑拨自己与诸王的关系。于是令锦衣卫将杨继盛逮捕,廷杖一百下狱。杨继盛因受廷杖重刑,入狱时伤势很重,经常夜半痛醒。疼痛难忍之时,敲碎瓷碗,用瓷片割去腐肉,腐肉割尽,再割腐烂的筋膜。狱卒见到此情状,执灯之手都直打颤。杨继盛每次出庭受审,内臣、士民都夹道围观,异口同声称赞他为了不起的义士。有人指着他戴的枷具说:“为什么不把它戴在严贼的头上?”杨继盛在狱中关了三年,世宗本来无意杀他,但严嵩认为如果饶他一死,无异养虎贻祸。后来在另一个重要案件中,又捏造事实,把杨继盛牵扯进去,使他惨遭杀害。杨继盛的妻子张氏得知丈夫被判死刑的消息,曾上书世宗,涕泣陈辞,请以己命代死,但这封信被严嵩扣压下来。

杨继盛壮烈死节的事迹使朝野士民感慨不已。王世贞曾向杨继盛问学,对杨继盛的学问与品德均十分景仰。杨继盛被捕后,他曾多方设法营救。杨继盛被杀后,他参与料理了杨的后事。严嵩知道后,授意御史捏造罪名将王逮捕,并立刻杀害。对嘉靖时代黑幕与严嵩奸行有着深深了解的王世贞后人后来写出了《鸣凤记》这个剧本,以艺术的手法再现了这段惨绝人寰的历史。

在陷害忠良的同时,严嵩大肆结党营私,在重要部门遍插亲信。其子严世蕃身任工部右侍郎,因严嵩年老,大事均委他办理。严嵩义子赵文华任工部尚书,并控制负责向皇帝皇送奏章的通政司,凡官员呈给世宗的奏章,须由赵文华交副本给严嵩过目,经他批准的方能上奏。吏部文选郎与兵部职方郎也分别由严嵩的亲信把持,前者负责官吏的升迁,后者负责有关军制的具体事宜,他俩被人称为严嵩的文武管家。此外如尚书吴鹏、欧阳必进、高耀、许炝等都是严嵩的死党。由于严嵩有皇帝作后盾,严嵩又是这些人强硬的后台,这些人都一个个气焰嚣张、无法无天。司业赵贞吉在俺答入侵时,请兵抗敌,为赵文华所阻,赵贞吉气愤不过,骂了他一句“权门狗”。赵文华告到严嵩那里,结果赵贞吉遭廷杖后贬谪岭南。

严嵩还利用手中的权力贪污纳贿,卖官鬻爵,大肆谋取钱财。每当吏、兵二部选拔官员,严嵩都要亲自安排二十多个名额,每个名额索取贿赂数百两黄金。礼部员外郎项治元贿赂严篙一万三千两白银,升迁吏部主事。举人潘鸿业贿赂严嵩二千二百两黄金,被任命为山东临清知州。甘肃总兵仇鸾因罪下狱,后通过家人贿赂严世蕃三千两黄金,即被释放并保荐为边将。每日到严嵩府上行贿的人可谓车水马龙,一些人为了见到严嵩父子,得先买通他的家人,其家人严年倚仗主子的权势索贿受贿,长年来积累家财达数十万金之多。至于严嵩父子贪污受贿积累起来的家产更是如河沙之数。他们在北京附近就有庄田一百五十余顷,袁州一府四县的田竟有70%是严府私田。至于鲸吞的金银财宝更是十分惊人。严府的金银人物有的高达二三尺,甚至溺器都是以金银铸造。严嵩父子担心自己的恶行有朝一日败露,曾将大量金银珍宝偷偷运往江西老家藏起来。严嵩垮台后被抄家,共抄出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二百多万两,其他珍宝价值白银数百万两。

寄食墓舍恶贯满盈

尽管严嵩狡诈异常,手段隐蔽,但因多行不义,不断遭到仗义执言的大臣的参劾。加已年老,精力衰退,世宗开始疏远他,而此时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徐却逐渐取得了世宗的信任。嘉靖三十七年三月的一天,刑部给事中吴时来、刑部主事董传策同时上书参劾严嵩。他们分别揭露了严嵩执柄以来的种种罪行,请求世宗“除恶务本”,“亟去严嵩父子”以谢天下。吴时来等为徐学生,董传策为徐同乡,严嵩怀疑徐是吴、董幕后主使,他密奏世宗:“二人同日构陷,必有人主使。”世宗于是下诏将二人下狱拷问,但他们都不承认有幕后主使,只说是“太祖神灵教臣等为此言”。迷信神灵的世宗由此而增加了对严嵩的反感。根据明代制度,凡朝廷重要文书,由内阁首辅先拟好,写于票签之上,然后送呈皇帝御批,这称为“票拟”。严嵩此时年老体衰,已不能胜任这一工作,往往要儿子严世蕃入内阁值房。但严世蕃又时常同诸妾在一起淫乐,没有办法,只得硬着头皮自己来干这事。但因老眼昏花,反应迟钝,所拟之辞,往往词不达意。有时送上去了,他又派人追回修改。就这样,世宗对严嵩的不满越来越加深。

嘉靖四十年,世宗所居永寿宫发生火灾,他于是移居玉熙殿。世宗对这个地方不满意,想新建一所宫殿,他为此曾征询严嵩的意见,严嵩要他住到南城离宫去,南城离宫为当年英宗当太上皇时幽禁的地方。世宗听了很不高兴,转而问徐的看法,徐建议重修永寿宫,这正合世宗的心意。从此,世宗更加信任徐,凡军国大事都不让严嵩过问了。一次世宗问道士蓝道行:“方今天下为何不太平?”蓝道行知道世宗这时已对严嵩不满,便假占卜之口列举严嵩父子的罪行。世宗说:“倘若如此这样,上仙为什么不除掉他们?”蓝道行又用扶乩之口说:“上仙要留待皇帝自己去除掉他们。”御史邹应龙从太监那里了解这一情况,认为除奸的机会已到。他于是上疏,数列严嵩父子及严氏家族的种种罪恶,指出他们一家如此作恶,“民安得不贫,国安得不竭,妖人灾警安得不迭至”!疏上,世宗令严嵩退休,严世蕃充军雷州。

严嵩去后不久,世宗追念他赞助修炼的功绩,心中郁郁不乐,传谕徐要传位,退居西内,专祈长生,徐极力陈述不可。世宗说:“卿等不要我传位,必须都奉君命,一同辅佐修炼才行。严篙既退,他的儿子严世蕃已服刑,敢再劝说的和邹应龙一起斩杀。”严嵩知道世宗还想念自己,于是贿赂世宗左右,揭发蓝道行的隐私,押在刑部,以便他牵连徐。蓝道行不承认,论罪当死,后得以释放。严嵩当初回到南昌,正逢万寿节,他让道士蓝田玉建醮铁柱宫。蓝田玉善于招鹤,严嵩因而取了他的符篆和自己的祈鹤文进呈世宗,世宗优诏褒奖。严嵩因而又说:“臣年八十有四,只有一子世蕃及孙鹄,都远戍边陲,乞陛下将他们转移到近地就养,终臣余年。”没有准许。次年,南京御史林润奏说:“江洋巨盗多到逃入罗龙文、严世蕃家。罗龙文居架山,乘轩车,衣蟒服,有凭恃山险而逞不臣之心。严世蕃得罪后,与罗龙文天天非谤时政。建造宅第役使四千人,还都传说他们通倭寇,恐发生不测之变。”下诏林润将二人逮捕,下法司论斩,皆伏诛。为此贬严嵩和诸孙为民。严嵩窃取政柄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人指为奸臣,坐严世蕃大逆不道之罪处死。又二年,严嵩老而病寄食墓舍而死。这个恶贯满盈的老贼终于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魏忠贤

魏忠贤(?~1627)明朝宦官。肃宁(今河北肃宁)人。少无赖。万历时以赌博输光而自宫,易名李进忠入宫。因中官魏朝得识皇长孙乳媪客氏,深相勾结。光宗崩,皇长孙即位为熹宗,封客氏为奉圣夫人,进忠也自惜薪司擢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复魏姓,赐名忠贤。从此与客氏狼狈为奸,用司礼监太监王体乾及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为羽翼,日引熹宗为倡优声伎、狗马射猎之乐,后更增置内操万人,着甲出入宫禁,并与客氏谋杀裕妃张氏,又以计堕皇后胎,所害宫嫔、太监等甚众。忠贤得势后,先以大学士沈淮为外援,继而引私人魏广微入阁。朝中除东林党外的官僚派别,如齐楚浙党等纷纷投靠其门下,形成阉党。天启三年(1623)他兼掌东厂事,明朝政治更加腐朽黑暗。东林党人杨涟首先发难,上疏劾其二十四大罪,忠贤为此切齿痛恨东林党人,仗势杖死工部郎中万燥,先后罢斥大学士叶尚高、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侍郎陈于廷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数十人,又在中央内阁、六部以至地方遍置死党。五年,魏忠贤逮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章等六人,牵入熊廷弼案中处死。魏宗贤像次年,又捕杀东林党人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周宗建、黄尊素、李应等七人。在残酷镇压的同时,命阉党顾秉谦等修《三朝要典》,尽翻“梃击”、“红丸”、“移宫”三案,极力诋毁东林党人及正直朝臣。又命拆毁全国书院,禁止讲学,压制言论。时朝中大权一归于忠贤,宫内有王体乾等三十余人为左右拥护外廷有文臣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武臣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等“五虎”、“五彪”,还有“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大小爪牙,地方的阉党爪牙为取悦忠贤,争相为之立祠,其生祠竟然遍布全国。他又诬杀边将,在边境重地安插亲信,伪冒边功,致其义子于孙及亲属均位列公侯。朝廷百司章奏须经他允许方可办理。每外出,华贵已极,随众万数,所过之处,士大夫遮首拜伏,献媚者甚至高呼九千岁。七年,熹宗死,其弟信王朱由俭即位,是为明思宗。思宗素知忠贤之恶,及即位,嘉兴贡生钱嘉徵劾忠贤十大罪,遂谪忠贤于凤阳,旋命逮治。忠贤行至阜城,畏罪自杀。诏磔其尸,悬首河间,又处死客氏,结束了明代政治史上宦官专权最黑暗的一页。

鳌拜

屡受奖赏

鳌拜(?~1669),姓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他出身将门,祖父索尔果为苏完部酋长。明万历十三年(1585),率所部五百余户投归清太祖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命隶镶黄旗。其父卫齐,清太宗皇太极时,任盛京八门提督。兄卓布泰,顺治时任镶黄旗固山额真,曾授征南将军。弟巴哈顺治时为领侍卫内大臣。鳌拜为卫齐第三个儿子,鳌拜从小就受到骑射训练,长大后,技艺超群,弓马娴熟,并且臂力过人。初任护军校尉,因功授甲喇章京世职,参领等职。崇德元年(1636)十二月,太宗皇太极率军第二次攻打朝鲜,鳌拜任职护卫,随侍皇太极左右。第二年正月,朝鲜投降,皇太极凯旋。临行皇太极命贝子硕托与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攻取明军的皮岛。硕托军久攻不下。二月,皇太极命武英郡王阿济格率军往代硕托,鳌拜从征。明朝自天启元年(1621)就占据了皮岛,并在此开镇,驻以大将重兵,从后背威胁后金,时时乘虚袭击,与宁锦前线互为犄角,成为后金的心腹之患。努尔哈赤时曾几次派军攻取,但都未取得成功。皇太极为此日夜筹思,一定要把它攻打下来。阿济格奉命指挥攻岛,与诸将集议,决定分两路进攻。四月初八夜,清军一路排列巨舰,假装要攻打的样子,实际上是要吸引万余守岛明军另一路乘船,轻舟疾进,攻皮岛北隅,实为主攻。可以看出,攻打北隅一路的责任最为艰巨。阿济格集诸将询问谁人能率军先登?鳌拜向阿济格立下军令状:“我等若不得此岛,必不来见王。誓必克岛而回。”于是约定登陆后举火为号。鳌拜与准塔乘舟渡海,但偷袭队伍还是为皮岛明军发现。明军立即炮矢齐发,清军冲了数次均未能靠岸,形势紧急。在这种情况下,鳌拜亲冒矢石,操舟射箭,到岸边后,一跃而上,大呼陷阵,冒炮矢直前搏战。准塔继之,所部登上皮岛,然后举火让后继清军上来。由于鳌拜率部队占据了滩头阵地,所以其余清军蜂拥而上,遂攻克皮岛,守军一万余人被斩杀者甚众,守将总兵沈世奎被俘不屈身死。皇太极闻捷非常高兴,特撰文告祭努尔哈赤,以慰在天之灵,文曰:“朝鲜既平,又率朝鲜水师,乘舟渡海,攻克明国毛文龙所居皮岛……数月之间两成功,此皆皇考在天之灵,默为保佑,故克臻此……谨告。”太宗以此岛可比大城,令从优议叙。鳌拜论首功,膺重赏,由牛录章京超擢为三等梅勒章京,皇太极还赐号给他“巴图鲁”,旋擢镶黄旗护军统领,位列大臣。

明清松锦之战,是关系到明清双方生死存亡的决战。崇德六年(1641)六月,鳌拜随郑亲王济尔哈朗围锦。明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十三万大军来援,立营松山西北,攻击清营,明锦州守将祖大寿亦遣兵出,夹击清军。济尔哈朗指挥右翼失利,“两红旗,镶蓝旗驻营之地,为敌所夺”。武英郡王阿济格指挥左翼,遣精锐护军助战。鳌拜统领镶黄旗护军,见明骑兵自松山出,奋力迎击,大败明军。遂后不等军令,乘胜追击,直抵明军兵列,命令部下下马步战,冲入敌阵,再败明军鳌拜往来接战,辄当先陷阵,五战皆捷,因功由三等梅勒章京擢为一等梅勒章京。八月,皇太极倾全国之师,亲率援锦,夺明军笔架山军粮,断其归路。二十一日晚,洪承畴指挥明军分路突围。鳌拜奉命率清军左翼,截击突围明军,明总兵吴三桂、王朴、唐通等率马步兵沿海边突围,鳌拜率军追击,明军溃败,被全部驱赶入海溺死。经此一战,明军损失大半,败局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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