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疫说是最为流行的一种说法。这种说法认为早在钓鱼城之战刚开始阶段，蒙哥命纽赴涪州，切断由荆湖西上的南宋援军。纽所部因不适应四川气候而首先流行疫病，“士马不耐其水土，多病死，纽忧之”。进攻合州的蒙古军也为疫所困，史天泽部“军中大疫”，士兵一个个病倒死去，一度想班师退兵了。由于蒙古人从未预料会得疫疾，军中也没有准备什么防疫措施，但蒙古人知道喝一定数量的酒可以抵抗疫病，而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又有一定作用，所以蒙哥汗决定在部队中推广。《元史·月举连赤海牙传》云，月举连赤海牙随蒙哥汗攻合州，奉命修曲药。酒曲做出后，分发给士兵，“以疗师疾”。1307年，波斯政治家剌施特哀丁的《史集》第二卷记载，当时蒙哥也染上了疾病。他下令全军喝酒来对付疾病，自己也坚持饮酒，但不久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驾崩于军中。
蒙哥死后，蒙古军无法逗留，只得全军北撤，川中的形势顿时缓和了下来，可以这么说，蒙哥之死影响了宋蒙关系的历史进程，那么对于蒙哥汗死因的各种争论也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第一节 帝王之谜（八）
元朝末代皇帝的生父之谜
元顺帝奇渥温妥欢帖睦尔，生于延枯七年（1320），是元明宗的长子。至顺四年（1333），他只有十三岁，被权臣拥立为帝，成了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根据《元史》的记载，顺帝的生母是罕禄鲁氏，名迈来迪，居于金山之北，明帝到北方时，见到了貌美品端的她，就收纳为妃子，之后生下了顺帝。照理说，关于元顺帝生父母的记载是比较明确的，不该有什么疑问。然而，从元朝开始，有许多人对元顺帝的出生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并且提出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看法。
第一个提出顺帝不是元明宗儿子的是元文宗图帖睦尔。元泰定帝死，图帖睦尔在权臣燕铁木儿等人的支持下，自江陵入居大都，被立为帝。但文宗考虑到其兄和世王束是武宗的嫡长子，应让位于他，所以派人到漠北迎和世王束还京师，即皇帝位，是为明宗。明宗即位数月，就为燕铁木儿投毒害死，这样文宗第二次即皇帝位于上都。次年四月，明宗皇后八不沙被谋杀，妥欢帖睦尔被迁徙到高丽，居大青岛中，不与人接触。在这样的一种皇位争夺背景下，至顺二年（1331），文宗诏告天下，说明宗在生前一直声称妥欢帖睦尔不是他的亲生儿子，因而将妥欢帖睦尔移到广西静江（今广西桂林）去了。这件事由于影响较大，所以宫廷史册《脱卜赤颜》和明初修的《元史》均有详细记录。不过就事实来看，文宗说妥欢帖睦尔不是明宗的儿子，主要的意图恐怕是为了保住皇位，因为明宗的长子应是皇位最有力的竞争者。
自文宗提出后，再加上顺帝是元朝最后的一个皇帝，历代文人对他的出生就格外关注。元末明初有个叫权衡的人在《庚申外史》一书中，从文宗的诏书着手，将顺帝的出生妙笔生花成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顺帝的父亲变成了宋恭帝赵。书中记道，德二年（1276），元军入临安城，幼帝赵、皇太后全氏与宗室、宫人、文武官员及太学生等数千人被俘北上。这年五月，赵来到上都，忽必烈封他为瀛国公。之后赵在白塔寺中为僧，天天念经吃斋，后又奉诏迁居甘州山寺。有一位赵王可怜赵上了年纪，但仍孤身一人，遂将一个回回女子送给他作为侍妾。延七年（1320），这位女子生下一子。当时元明宗正好前往北方路过此地，突然见到寺庙上面有五色云气缓缓上升，像一条龙的形状，遂走前来察看。他来到赵的居室，得知他刚生下一个儿子，一看，很招人喜爱，就收为养子，并将母子二人都带进了宫内。
权衡《外史》的传说，引起了后人对顺帝生父的探索，各种各样的传说猜测越来越多，细节越来越清晰，内容更加丰富，故事特别生动。在明朝人的一些作品中，对顺宗是赵的儿子、明宗的养子的说法得到了充分肯定，并且进一步搜集资料加以丰富论证。明朝史家谈迁更是将这则故事当作史实载入他的名著《国榷》中，余应、何乔新、程敏政、钱谦益等人对此也津津乐道。
与此同时，明朝也出现了一种稍有不同的说法，称元顺帝确是赵的儿子，但是个遗腹子。元明宗北上见到赵的妻子时，十分喜欢，强行将她纳为自己的妃子。赵的妻子此时已有身孕，嫁给明宗不久就生下了顺帝。这种说法见诸于袁忠彻《符台外集·纪瀛国公事实》中。从所述内容来看，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在将前面的传说进行修正，以使它与《元史》的记述互相没有矛盾。
清朝及近代的一些史学家仍然认同顺帝是赵儿子的说法，万斯同、全祖望及王国维等都有专门文字进行考证。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如辽、金等都有收继养子及外姓人入族的习俗，元人也同样是如此，元明帝收养赵的儿子在当时是符合蒙古人的风俗习惯，因此可能性较大。至于说顺帝是赵的遗腹子，从出生年月上看，有许多地方不相符合，这种说法很难使人确信。
当然更多的人并不相信上面的传说是真的，他们认为元顺帝的生父确是元明宗，根本不可能是赵。毕沅的《续资治通鉴》是一部重要的编年体史书，在谈到这一问题时他认为文宗的诏书并不足信，《庚申外史》和明朝余应之等的诗文是“委巷俚鄙之谈”，根本不足为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二对《庚申外史》这本书评价较高，但对其中称顺帝是瀛国公的儿子这一条进行了辨证，认为是无稽之谈。指出明朝袁忠彻、权载之、程敏政、钱谦益、余应之的；诗文中谈到的这件事，发端都是《庚申外史》，经对事实核查，“渺无可据，实为荒诞之尤，非信史也”。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传说，主要是直到元朝中叶，仍有一些宋朝遗民对元朝灭宋十分愤恨。当他们见到元文宗说顺帝不是明宗的儿子，就乘机编造故事进行发泄。明人恨元朝蒙古人，于是也附合上去加以渲染流传，使这件事传播得很广，影响较大。《总目提要》的观点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所以清末民国初年的一些有关元朝史书，如魏源的《元史新编》、柯劭的《新元史》等，都没有将赵是顺帝的生父作为信史采用。
明人提出的赵昆是顺帝的生父，从目前所占有的史料来看，还难以使更多的人坚信。因为正像《四库总目提要》所说，所有的观点其实是来自一源——《庚申外史》，因而资料并不充分。但我们又如何面对元文宗说顺帝不是明宗儿子之类的话？说他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帝位而采用的伎俩是否讲得通？希望能有更多资料的发现来解决这个历史疑案。
忽必烈定都大都之谜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第二个儿子。他的母亲唆鲁忽帖尼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常征召儒士到漠北去为她的孩子们讲学，因而使忽必烈从小就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二十多岁时，忽必烈与燕京大庆寿寺的海云禅师过从甚密，海云将他的弟子子聪推荐给忽必烈，经常向他请教。子聪俗姓刘，名侃，后改秉忠。之后，忽必烈又召纳了赵璧、郝经等众多儒学名师在身边。
1251年，忽必烈的哥哥蒙哥接大汗位。因在蒙哥争夺汗位的斗争中推戴有功，受到器重，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统领陕西和河南地区。接受刘秉忠的建议，忽必烈在漠南大兴汉法，试行仁政，取得了较大的效果。这一切引起了蒙哥的猜忌，一部分宗亲大臣也进行挑拨，认为忽必烈在拉拢中原人心。1257年，蒙哥借口忽必烈腿疾而收回了他的兵权，同时设立元世祖出行图钩考局，派人到陕西、河南检查财赋，借机铲除忽必烈的下属党羽。儒臣姚枢进言对忽必烈说：“大汗在国是君，在家是兄，你难与之抗衡。不如将妻子儿女送归汗廷，表示自己没有异志，或许可消除大汗的怀疑。”忽必烈依言将妻女送到和林，自己又去亲见蒙哥，说明自己在漠北的所作所为。行汉法使忽必烈看到了汉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他知道只要行汉法，就能得到汉族人的支持。
1260年，蒙哥率军进攻南宋四川钓鱼城时，病死在军中。这时忽必烈正率军在渡淮攻打鄂州。消息传来，许多人认为他应撤兵北归，夺取汗位，而忽必烈认为不能无功而返，仍渡过长江，进围鄂州，与宋军贾似道对峙。这时忽必烈得到妻子的密报，其弟阿里不哥正在谋继汗位，他就采纳郝经的意见，接受贾似道求和的要求，率师北归，于这年年底回到燕京。1260年，忽必烈不顾蒙古传统惯例，在开平自行召开忽里勒台选汗大会，在塔尔察儿等一部分王族的支持下，登上大汗宝座。蒙古大汗的产生要经过忽里勒台会议推选，而且要有成吉思汗家族各支系、诸王贵族参加，在鄂嫩河、克鲁伦之地举行才算合法，被推选人必须经过一番形式上的推辞，才能即汗位。而忽必烈的上台，仅召集了自己的亲信诸王，没有给予有选举权的其他各系诸王们时间和机会来行使权力，因此他的即位许多蒙古贵族认为是不合法的。几乎同时，阿里不哥在和林也召开大会，受到另一部分贵族的拥护，宣布即大汗位。于是蒙古汗国出现了两个都自称合法的大汗。
从总的来看，支持阿里不哥的蒙古贵族更多，但忽必烈发挥了自己在军事上的才能。他发兵迅速控制了川陕地区，亲征和林，封锁了运输线，使阿里不哥无法从汉地获得粮食而陷于困境。之后，阿里不哥多次战败，财力物力越来越贫竭，渐渐众叛亲离，西北诸王纷纷倒向忽必烈，阿里不哥最后不得不到上都向忽必烈投降。
击败阿里不哥，并没有消灭隐患，终忽必烈有生之年，北方诸王叛乱此起彼伏，从未停止；先是海都等一些守旧的蒙古藩王主张蒙古旧俗，反对忽必烈行汉法，多次兴兵问罪，一度占领哈刺和林，之后昔里吉和乃颜等也先后叛乱。这些事件在说明忽必烈作为蒙古大汗的权威可能在消失，他在征服中国的过程中，也在丧失对漠北的控制力。
北京北海琼华岛
阿里不哥虽然已经击败，但不能保证他不东山再起，东北、西北诸王也不能全部消灭，在这样的一种政治背景之下，忽必烈觉得定都和林就有冒险的成分，而把它作为中原的屏障，作为缓冲地带来抵御北方不断的叛乱，是再好不过了。所以在战胜阿里不哥之后，1264年8月，刘秉忠建议忽必烈定都燕京，忽必烈马上赞同，下诏修治宫室城池，作为中都，这时的中都已事实上作为忽必烈的政治中心了。
北方政局略为稳定后，忽必烈开始了进攻南宋。1267年他再度攻宋。占领襄樊后，灭亡南宋的时机也告成熟。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统治宋地，如何有效地对西夏故地和大理、西藏等地进行管理，忽必烈及其身边的智囊团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迁都。
早在蒙哥汗时，忽必烈就经营漠南，培植了强有力的汉族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还未登位时，大臣霸突鲁就说：“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以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所以迁都之议从即位不久即已开始。之后由于自己在蒙古贵族中的威望减弱，从有效控制中原之地考虑，于1272年正式迁都。他自己也说：“朕居此以临天下，霸突鲁之力也。”说明迁都是考虑了很长时间的。
至于一些观点认为忽必烈迁都是北方少数民族封建化的结果，迁都是考虑到了经济上的原因，恐怕都不是事实。
元顺帝昏庸之谜
元朝最后一个皇帝——顺帝奇渥温妥欢帖睦尔，作为一代亡国之君，常被认为是昏庸不堪的帝王，时人评价他是怠于政事，荒于游宴。翻开史书，确也如此。
在顺帝的身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无耻之徒极尽谄媚，尽力投其所好，引导着他一步步走向吃喝玩乐。有一个叫哈麻的官员，原是一个小小的侍御史，因宰相脱脱的缘故，深受顺帝宠爱，这时他向顺帝推荐西方和尚的揲儿法，说这种叫“大喜乐”的练功法能使人身上的气流或消或胀，或伸或缩，可以达到延年益寿。顺帝听后大喜过望，每天与哈麻等人一起练功。哈麻的女婿秃鲁帖木儿也是一个极尽巴结能事的心术不正分子，他迎合顺帝所好，向他举荐了西蕃僧伽磷真，说这个和尚特别擅长“秘密法”。秃鲁帖木儿开导顺帝说：“陛下虽位居万乘天子，富有四海，但不过就是保有现世而已。人生能有多少长？你要延长寿命，必须学习秘密大喜乐法练习禅定。学习这种禅定法后，才真正会感到其乐无穷。”想不到头脑发昏的顺帝竟然会深信不疑，任命了秃鲁帖木儿等十人为“倚纳”，天天与他们一起演习大喜乐法。
为了在练功时不被打扰，顺帝在上都还修建了庞大的穆清阁，连延数百间房子，每间内都安排一个女人在里面，说是为了练习大喜乐必须这样做。练功时还不忘看女人的艳舞表演，顺帝还特地挑选了宫女三圣奴等16人天天在宫内演出，起了个名字叫十六天魔舞。在他的倡导下，宫中兴起了演习大喜乐和跳天魔舞的热潮。每天看这些天魔舞女的演出十分过瘾，但又害怕大臣们知道后劝谏，顺帝就让人挖了地道把天魔舞女藏于其中，每天秘密到地道中和舞女们鬼混，男女裸体，聚众淫乐，白天连着黑夜，至于国家大事，这时早不知抛到什么地方去了。
顺帝还独出心裁，不断翻新花样，自己设计，在内苑造龙船，长120尺，宽20尺，船的上部有五个大殿，全部用五彩金饰妆饰，用水手24人，皆穿了金紫的衣服。船一动，船头的龙首、龙眼、龙口、龙爪和龙尾都会跟着动起来。每天他和嫔妃、宫女们乘坐这只龙船在后宫至前宫的湖中往来游戏。他爱看舞蹈，在厚载门高阁建起了舞台，经常通宵达旦地在这里观赏。他的心中这时已没有国家这个概念了，大臣们上朝，不问政事，却为大臣设计房屋的模型，亲自“削木构宫”。尽管他所做的模型只有一尺来长，但里边栋梁楹槛，样样具备。他还选了108个僧人，大搞游皇城活动，每次涉及的人要好几万，所费财力和国力不可胜数。
在这样一位荒淫腐朽的皇帝统治下，整个国家已是凋残败落，各地起义反抗云涌蜂起。宰相脱脱认为哈麻是引诱顺帝走向荒淫的罪人，希望顺帝将他革职查办，顺帝听后不高兴了，说当年哈麻是你举荐的，现在又要撤他的职，到底是为了什么？接着他又说：“撤职大可不必。人生几何，及时行乐为是。军国大政，有卿主持，朕可放心，你少讲几句，我就能长久地快乐，如此人生知足矣。”说完还哈哈大笑，气得脱脱两眼发直。
脱脱对他说外边的形势现在十分紧张，各种灾害变异不断，农民土匪到处都在造反，顺帝遂派脱脱总管各路人马南征。至元十四年（1354），哈麻诬陷脱脱，顺帝不辨真假，先是下诏撤了脱脱的兵权，安置淮南，后又命他去云南，所有家产，没收入官。脱脱终于被害死在云南。之后，元军迅速解体，政府中的矛盾也开始激化，各地农民起义乘机蓬勃发展，元朝统治就一发不可收拾，最终为躲避兵锋，率三宫后妃、皇太子妃等仓皇北逃沙漠。几年以后，因痢疾死去，年51岁。
这样一个昏庸的帝王，将元朝大好江山拱手让人，按理来说，是丝毫不值得我们有任何动情的地方。不过有人指出，元顺帝的腐朽昏庸并不是他的本质，刚登上帝位时他不是这种样子的，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颇具改革精神的好皇帝。
顺帝即位时只有13岁，当时拥立他上台的是权臣伯颜，所以从感恩的角度他提拔伯颜为中书右丞相，主管朝中大政。但伯颜执政后，利用手中大权，扩展自己的势力，打击异己，势焰熏灼，顺帝成了他的傀儡。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伯颜的专横跋扈日益不满，逐步产生了改变自己无权的地位和按照自己意志处理朝政的愿望。至元六年（1340），他在脱脱的帮助下，乘伯颜外出游猎，关闭都城大门，巧妙地驱逐了伯颜。
从至正元年（1341）开始，顺帝任命脱脱为中书右丞相，大刀阔斧地进行社会整顿和改革。接受了脱脱等人的建议，他上台后恢复了科举制度，并亲自考试进士，不问出身和民族。从选拔人才的角度考虑，他还想到了加强对人才的培养这个问题，为此他大兴学校，提倡文化教育，单是中央的蒙古、回回和汉人的三监就招收了贵族子弟三千多人。学校里的学习内容，他规定以儒家经典为主，还多次派人到曲阜去祭祀孔子。伯颜专权的时候，官吏腐败，不务政事，贪污受贿，习以成俗，顺帝明察到了这些情况，就加强了对官吏的考核，加强了对地方秩序的整顿。他对农业生产十分重视，在开设屯用和修筑水利工程方面花费了不少精力。顺帝和脱脱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对社会进行的全面改革和整顿，当时的史书上评价很高，称之为“至正更化”。
不过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所谓的这些“更化”措施，其实并不见很大效果，社会积弊很深，官吏腐朽并不是短时期内造成的，所以脱脱和顺帝搞的一套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各地也没有认真执行。这时的顺帝一筹莫展了，他再也拿不出救世良方来了，失去了对治理社会的信心，不再考虑采取更好的办法去治理社会，相反变得十分消极起来。哈麻之类人物的引导，对心态极不稳定的顺帝诱惑力极大，他的思想急剧地向相反方向发展，整天沉溺于淫乐之中，花天酒地，嫔妃成群，长夜宴饮，不理朝政，战备松弛，成了昏庸不堪的一代亡国之君。
可见，与列朝的末代皇帝相比，同为昏庸，元顺帝与他们是有所不同的。
明建文帝踪迹之谜
朱元璋建立明朝，制定了一套嫡长子继承皇位、余子分封王爵的制度：“国家建储，礼以长嫡，天下之本在焉。”又说：“居长者必正储位，其诸子当以封王爵。”而且还规定：“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虽长不得立。”在《明史》中记载了明朝的制度：皇子封亲王，受金册、金宝，岁禄万石，府置官属。亲王嫡长子，年及十岁，就授金册、金宝，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为巩固朱姓天下，从洪武三年开始，朱元璋模仿汉高祖，大封诸子为王。此后又屡有封建，将自己的儿子全部分封到各地为王，辽、宁、燕、谷、代、晋、秦、庆、肃等王是其中实力最强者，诸王成了皇权的重要支柱。
明太祖对自己死后的嗣位十分重视。洪武三十年（1397），他生了大病，认为自己可能不久于人世；就命足智多谋的李淑妃自尽，以防像唐朝一样出现“武后之祸”。太祖的长子朱标，为马皇后所生，洪武二十五年（1392）因病医治无效死了，再选一个继位者成了朱元璋十分紧迫的事情。朱标子朱允生下来时额颅稍偏，人虽聪颖，但仁柔少断，朱元璋觉得不是最适合。燕王朱棣智虑过人，性格像朱元璋的父亲，朱元璋十分钟爱他，一度时间想把皇位给他。朱标死时已有五个儿子，嫡子早殇，次子朱允也已长大，朱元璋要舍孙立子，不合自己制定的礼仪。于是他召开群臣大会，以欲立燕王棣之意询问诸臣，学士刘三吾当场反对：“皇孙年富，且系嫡出，孙承嫡统，是古今的通礼。若立燕王，那么秦王、晋王该怎么办？”这样朱允就成了皇位的继承人。
各地分封的藩王，都以叔父的尊严，看不起侄儿朱允，只是因父皇还活着，大家隐忍不发罢了。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死，在遗嘱中他称赞皇孙朱允人很聪明，讲究孝道，希望各位大臣尽心辅助，各地诸王驻守原地，不用赴京奔丧。几天后朱允即位，称明惠帝，改元建文，所以又叫建文帝。建文帝明白各地藩王实力强大，战功卓著，就以太祖遗诏为由，禁止各位王叔入京。燕王朱棣人已到淮安，只能调头回到北京，内心充满着怨恨。
建文帝上台后，对王叔们不把他放在眼里十分记恨。特别是力量最强大的朱棣，入朝见他的竟然立而不拜，令他十分恼火，遂着手作削藩的准备。他先是将周王贬为平民，后接连治代王、岷王、湘王、齐王等罪。接着在自己当年的伴读老师黄子澄等人的谋划下派人到北京去，控制燕地兵权，监督燕王行动。建文元年（1399）七月，建文帝走出了最为冒险的一着，他命北平左布政使张等发兵逮捕燕王，但早作准备的燕王把张等全部擒杀，以清君侧为名，打着靖难的旗帜，废除建文帝的年号，续称洪武三十二年，正式开始了靖难之役。
靖难之役共历时四年，至建文四年（1402）六月，朱棣兵临南京城下，守卫京城的大将李景隆开门投降，朱棣带兵入城，在任官员四处逃窜。气急败坏的建文帝下令放火烧宫，当燕王来到皇宫时，宫中已是一片火海，建文帝不知去向，所使用的宝玺也随他一起消失。建文帝哪里去了？
正史记载建文帝在宫中自焚而死。当燕王到来时，建文帝自知大势无可挽回，遂纵火自杀。《太宗实录》说，朱棣兵攻至南京城下，文武百官诸王无计可施只能前来见皇帝，建文帝想出去迎接朱棣，想不到左右的人已全部散尽，仅有内侍太监数人而已。建文叹曰：“我何面目见耶！”就关了门自焚而死。朱棣上台后，在给朝鲜国王的诏书中就谈到：“不期建文为权奸逼胁，阉宫自焚。”但建文是否真死于自焚，很多人表示出怀疑。因为事后朱棣命太监在火烧后的余烬中反复搜检，发现了马皇后和太子朱文奎的遗骸，却就是不见建文帝。《太宗实录》说朱棣是找到了建文帝，并令以皇帝规格举行葬礼，但明清两代从未有人提到在南京附近有建文的陵园。《春明梦余录》谈到明末有人请崇祯帝将建文列入祀典，崇祯叹道：“建文无陵，从何处祭？”上世纪30年代，明清史专家孟森就认为虽然《明实录》载建文帝在宫中起大火时烧死，但明代就无人相信。清朝修《明史》说“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这是因为康熙时朱三太子案搅得人心惶惶，因而“故有此曲笔耳”。
没有被火烧死，建文帝哪里去了？孟森认为在宫中火起之前，建文帝逃出去了。《明史·姚广孝传》谈到永乐十六年（1418），84岁的姚广孝不能入朝，成祖到庆寿寺去看望，问姚有什么要他办。姚什么也没说，唯独说起僧人溥洽被关了很长时间，希望皇帝赦免他。溥洽是建文帝的主录僧，有人说他知道建文帝的去向，明成祖以其他事情的借口将他关了起来。如果成祖找到了建文帝的尸体，何必还要将溥洽关起来而追寻建文帝的踪迹？《明史》中还说成祖怀疑建文帝出走，所以派了胡到天下各地去寻找，还派郑和下西洋，如果成祖有建文帝的下落，何必还要遍访十余年？
此后有人指出，嘉靖年间郑晓的《建文逊国记》，是明确说建文帝逃出金陵城的第一部书。
照上面的说法，建文帝可能是逃出去了。逃出后的建文帝在于什么？
有人认为他是做和尚去了。《明史·程济传》说：“金川门启，济亡去。或曰帝也为僧出亡，济从之，莫之所终。”南京城攻破而程济失踪了，所以人们怀疑他与建文帝一起做和尚了。《明朝小史》对建文帝的去向说得活龙活现：太祖病重时，给了建文帝一个密封的小匣子，让他只有到了危难时才可开启。到靖难兵入城时，建文帝想起了小匣子，把它打开，原来是和尚的一份度牒。于是削发披缁，从地道中逃出。有人认为建文帝城破前与杨应能、叶希贤一起削发为僧，法名“应文”。明成祖曾向天下寺院颁布了《僧道度牒疏》，将所有僧人重新造册登记，对僧人进行过总调查，目的是为了寻找出建文帝。从永乐五年（1407）起，他还派胡以寻仙人张邋遢为名四处出巡，一找就近二十年。有人指出，朱棣死后，建文帝才回到北京，迎入西内，死后葬在西山。更有人声称在西山找到了建文帝的墓地。
当了和尚的建文帝到过些什么地方？许多人认为建文帝以僧人的身份浪迹天涯，足迹遍及江苏、浙江、四川、贵州、云南以及缅甸等地。有人指出建文帝曾到重庆三次，住在大竹山善庆里。有人主张，建文帝出亡在近不在远，不是在云、贵、川、粤，而是在吴县的穹隆山皇驾庵，永乐二十一年殁亡，葬于皇驾庵后的山坡上。有人认为徐霞客在贵州广顺东南的白云山间，看到建文手植的巨杉二株，树西半里的古寺，是建文所立。也有人认为建文帝是以滇为家，在最初三十多年中，为躲避朝廷追缉，他行踪不定。《神宗万历实录》记载万历二年，首辅张居正曾说：“先朝故老相传言：建文帝当靖难师入城，即剃发披缁，从间道走出。后云游四方，人无知者。至正统间，忽云游至云南，邮壁上题诗一首。”明代人就认为他主要在云南活动。《明史》也说：“或云帝由地道出亡。正统五年，有僧自云南至广西，诡称建文皇帝。”明清以来流传的许多地方文献，都可说明建文帝曾在滇中、滇西留下了足迹。有人认为建文帝到南洋去了。成祖找不到建文帝，始终有一块心病，他害怕建文帝没有死，会召集人马用朝廷的名义来讨伐他，于是派出郑和下西洋，一方面当然是为了宣扬国威，另一方面是为了寻找建文帝的下落。在郑和下西洋的人中，有的竟然是锦衣卫的人员，他们主要是针对建文帝的。
建文帝出逃做和尚的说法为许多人津津乐道，但也有学者发表了不同的声音，他们认为为僧之说不足信，因为当时京师内宫并无秘密地道或御沟通往城外，所谓剃发为僧、云游四方，都是民间传说而已，是无稽之谈。这大概是明成祖明白自己是抢夺帝位的，“欲曲讳其自弑恶名，故反隐播此说”，这样做想说明他还没有致建文于死地，而后来的文人不明其理，“缘饰其间，遂成千古疑案”。也有人认为建文帝既非自焚，也非出亡，而是被成祖所杀而灭迹。
建文帝究竟哪里去了？如果说建文帝是自焚死了，的确是无法解释史书中的种种矛盾；如果说建文帝是出逃为僧了，但大多是笔记小说所记和民间传说，确凿有力的证据还十分缺乏。看来在短期内这个谜案是很难解决的。
第一节 帝王之谜（九）
明仁宗死因之谜
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明成祖朱棣去世。八月，朱高炽登上皇位，改元洪熙，是为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五月，仁宗突然暴崩，死时48岁，共在位10个月。六月，仁宗长子朱瞻基即位，是为宣宗。
根据史书记载，仁宗去世前三天还在处理政务，他从开始不豫到崩于北京钦安殿，前后仅两天时间。正史中并没有记载仁宗死于何病。如《仁宗实录》说：“洪熙元年五月庚辰，上不豫，召尚书蹇义、大学士杨士奇、黄淮、杨荣至思善门，命士奇书敕遣中官海涛驱召皇太子。辛巳，上疾大渐，遗诏天下，传位皇太子。是日，上崩于钦安殿宫中。”但对仁宗的死因，从明代开始就有人产生了怀疑，黄景在《国史唯疑》卷二中就说仁宗是“实无疾骤崩”。正当中年，无疾断然不会突然崩逝，黄景实际上是表示出了对仁宗突然死亡的疑问。
仁宗是怎么死的？长期以来人们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仁宗之死与其长子朱瞻基有关。当初明成祖立太子时，因为仁宗忠厚平庸的性格，成祖已经打算立朱高煦，但迫于舆论和太祖制订的立嫡立长的制度，才立朱高炽为太子。仁宗长子朱瞻基永乐九年（1411）被立为皇太孙，明成祖发现这位孙子与他的性格极其相似，因而备加宠爱。朱瞻基一反其父不喜骑射的习性，熟谙武事，且善于应变，颇具口才，明成祖十分喜爱他，在二征漠北时，特命皇太孙随侍，令其有戎马军旅的磨练。朱瞻基工于心计，在保全其父储位上出了较大的力气。仁宗与朱高煦、朱高燧之间的皇储之争，由于仁宗的忠厚，表面上并没有撕破面皮，而永乐十四年有人告发高煦有谋反状如私立护卫、大造兵器等，永乐二十一年高燧纠集常山护卫王瑜等“将不利于上及皇太子”，而事后经明成祖仔细审查，二事都是言过其实。有专家经过详细考证，认为这二场诬陷案的幕后策划者是朱瞻基。
朱高炽想保太子之位，但不想谋害两弟，所以在成祖面前为弟弟讲尽了好话。相反，他对这个性格与他反差很大的长子没有什么好感，因此感情上日益疏远。当仁宗即位之初，群臣上表请立太子，仁宗以一些托辞回绝，其后虽勉如所请，然态度很冷漠。在立太子的册文中，也一反册文冠冕堂皇的通例，却用了不少笔墨来晓谕太子做人的道理。
洪熙元年三月，仁宗命皇太子往祭风阳皇陵、南京孝陵，并让他留守南京。四月，命成国公朱勇等大批官员侍皇太子谒祭皇陵、孝陵。壬子（十四）日，皇太子从北京出发。当时一般走的路线是出河北，经山东，折入安徽，再到南京。整个行程，大概要花费二个月左右。但奇怪的是当五月十二日太监海涛带了诏书赴南京召皇太子时，皇太子居然早到南京了，而且还静静地等在那里。太子六月初三日回到北京，从当时的路线推断这段路快马加鞭要走十天，因而太子应在五月下旬就从南京出发了。
《宣宗实录》上记载由于太子当时没有回京，朝廷就秘不发丧。等太子回京走到芦沟桥时，中官在这里设幕次香案，“俟上至开读。上既至，闻有遗诏，恸哭几绝”。而实际上太子还未从南京上路，人们就已经在暗传“仁宗上宾”的消息了。即使在北京也没有人知道的消息，在南京人们怎会知道？看来仁宗的死是一些人早就预料好的。当时宣宗的举动言行也十分反常。有人劝他为了安全从小路回北京，他却说：“君父在上，天下归心。岂有他哉！且予始至遽还，非众所测，况君父召，岂可稍违。”于是从大道大摇大摆地驱车回京。问题是宣宗怎么知道他要“始至遽还”，这不是在掩盖他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结果吗？“非众所测”，众大臣“测”的是什么？宣宗回到北京，英国公张辅等说人心汹汹不可掉以轻心，宣宗踌躇满志地回答说：“天下神器非智力所能得，况祖宗有成命，孰敢萌邪心！”说这话的时候，等于在告诉众人他早已作好一切准备即位了，一语泄露了天机。
这一观点认为，仁宗之死必与宣宗有关。当宣宗与仁宗日益疏远并派他到南方祭陵时，宣宗开始担心了，遂作了杀仁宗夺皇位的安排。随侍在仁宗身旁的宦官海涛等人就是朱瞻基的亲信，因而仁宗的暴崩就十分蹊跷了。
另一种观点认为仁宗之死与他色欲过度有关。仁宗喜欢女色，早在为太子时就做得十分露骨。朝鲜《世宗实录》说朝鲜使臣尹凤曾把朱高炽和朱棣作过比较，回国后告诉朝鲜国王说：洪熙皇帝“好戏事”，“沈于酒色，听政无时，百官莫知朝暮”。《明通鉴》和《明史》谈到仁宗上台不久，有个著名大臣叫李时勉的给他上了一篇奏疏，中心内容是让他不要嗜欲过度。奏疏中说：“侧闻内宫远自建宁选取侍女，使百姓为之惊疑，众人为之惶惑。”他说天子应该按规定有内宫制度，可以拥有许多女人，但现在成祖的大孝尚未结束，皇帝左右侍御的确不应该没有人，但现在正宫皇后还没有册立，你这样做“恐乖风化之原，有阻维新之望”。仁宗特别喜爱女色，而李时勉却给他当头棒喝，触及了他的命门，仁宗怎会不发怒？遂令武士对李动刑，关进大狱，李险些送掉老命。数月后宣宗上台，因为他搞不清李自勉的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遂亲自御审李时勉：“尔小臣敢触犯先帝，疏中讲了什么话，赶快说出来。”李时勉边叩头边说：“臣只是说皇帝谅阴（守丧）中不宜近妃嫔，皇太子不能远离皇帝左右。”宣宗一听很高兴，直叹李时勉是个忠臣。
仁宗纵欲过度，体虚乏力，最后得了难以言语的不治之症。陆在《病逸温记》中记载：“仁宗皇帝驾崩的速度太快了，有人怀疑是被雷震死的，也有人怀疑是宫人想毒死张皇后，想不到误毒了皇上。我曾经碰到雷太监，问他仁宗是否死于上述二个原因，他说都不是，主要是他得了阴症。”得自于太监口中的消息，应该说有一定的可信度。但就当时的医疗水平来说，得了阴症要治好是有难度的。宣宗初年，罗汝敬上书大学士杨士奇说：“先皇帝嗣统还不到一年，就奄弃群臣，追查一下原因，都是俭壬小人献金石之方而导致疾病的。”如此说来，仁宗的死因是为了治疗阴症而服用了金石之药，最后有可能是中毒身亡。由于所得的病比较特殊，正史中也就无法加以记载了。
皇位刚坐10个月就暴崩，的确是可疑的。不管是被宣宗杀掉，还是得了难言之隐的疾病去世，仁宗的死值得人们去继续关注。
明英宗复辟之谜
明英宗朱祁镇即位之初，太皇太后张氏（仁宗朱高炽皇后）委托阁臣杨士奇等主持政务，政治尚能维持清明，社会比较安定。
太监王振是英宗在东宫为太子时的心腹。王振为人狡黠，阿谀逢承的套路最为拿手，朱祁镇年轻想玩，王振就想方设法让这位小太子玩得痛快，所以二人感情十分融洽。英宗年仅九岁就即位，他让王振掌管司礼监，但这时因太皇太后张氏的关系，王振还不敢放肆。正统十年（1145）张太后病死，王振就开始为所欲为了。英宗贪玩，他就趁机代表皇帝把军政大权抓在手里，代皇帝批答奏章，模仿英宗的口气任用官员。趋炎附势的百官们尊称他为“翁父”。
北方蒙古族的瓦刺部十分强大，新上台的首领也先屡次率军南侵，使得明朝连年边警不断。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也先派使者二千余人向英宗献马，为冒领赏赐，假称有三千人。王振发现这一情况后，自作主张减少马的价钱，为此也先和明朝交恶。七月，也先南侵，来势凶猛，大同守军出战失利，塞外的城堡大多陷落。
边报传到京师，英宗即派驸马都尉井源等四将各率兵万人出征抵御。随后，在王振的怂恿下，英宗作出了自己亲征的决定。七月十七日，英宗不顾众大臣的劝谏，命太监金英辅佐王朱祁钰守京师，随即与王振及明军50万人到龙虎台驻营。八月初，大军到达大同，听说前方溃败，就下令回师。八月十三日，来到距怀来城仅二十里的土木堡，被瓦剌军追上。被围二天之后，王振被乱军杀死，英宗被俘，明军损失一大半。这就是史书上所称的土木之变。
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到北京，明朝百官一片恐慌。太后下诏立英宗长子朱见深为太子，命英宗之弟王朱祁钰辅政。在满朝大臣的强烈要求下，朱祁钰下令抄没王振全族，同党马顺等全部被杀。这时，瓦刺继续南下，并且带了英宗作为要挟。人心惶惶之际，大臣们提出必须另立皇帝以安定人心，兵部侍郎于谦等大臣请太后正式宣布让朱祁钰做皇帝。九月，朱祁钰正式登上皇位，改元景泰，遥尊英宗为太上皇。
也先带着英宗率大军直指北京城，于谦等率军誓死保卫。十月底，也先战败，率军退出塞外。
瓦剌内部的脱脱不花汗不满也先对明朝的攻掠政策，主张与明朝开展友好互市。景泰元年（1450）八月，英宗被释回京。由于已有皇帝了，英宗只能以太上皇的身份居住在南宫。景帝为巩固自己的帝位，一面派靖远伯王骥守备南宫，对英宗严加监视，一面废太子英宗长子朱见深为沂王，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朝中有些官员为维护皇室嗣位的统序不予赞成，景帝却一意孤行，不加理睬。一年多后，朱见济病死，而景帝只有一子，御史钟同等上疏请求复立朱见深为太子，受到景帝的惩治，皇太子问题因此被搁置不定。当时朝廷议论纷纷，有的大臣对景帝的行为非常不满。
景泰八年（1457）正月，景帝病重。武清侯石亨等考虑到景帝将不久人世，开始策划让英宗复辟，以谋求私利。他们找到太常卿许彬，许彬赞同，认为此举可建“不世之功”，并提议找副都御史徐有贞详商计谋。十四日夜，众人聚集在徐有贞家密谋。徐有贞问，英宗是否知道复辟的事，石亨说一天前已经密告。
十六日，正值有边吏报警，徐有贞说：“应趁机以备急为名派兵进入皇宫，谁也不敢阻拦了。”于是密谋政变的众人分别取走京城各门钥匙。四鼓时分，徐有贞打开长安门放进千余士兵，然后又把门锁上。徐有贞率众人奔向南宫，宫门牢不可开，命士兵用巨木撞击，又派士兵翻墙入内，才将门打开，挟英宗夺门而出。于是一群人簇拥英宗进入东华门，宫门卫士大声呵止，英宗说：“我是太上皇，有事见皇帝。”门卫便不敢阻拦。这样，黎明时分，徐有贞等在奉天殿拥立英宗登上帝位。
十七日早朝，文武百官在朝房只听得人声嘈杂，深感奇怪。忽然诸门大开，徐有贞号令说：“太上皇复位了。”事出仓猝，大家感到十分意外和惶恐，只得上朝向英宗朝贺。这时躺在病榻上的景帝隐约听见钟鼓齐鸣，大惊失色，问身边的人，得知是英宗，无奈地说：“好，好。”英宗终于在回朝后的第七年复位了。历史上称这一事件为夺门之变，又叫南宫复辟。
英宗即位后，废景帝仍为王，并把这一年改为天顺元年。病中的景帝被迁到西宫，不久死去，年仅30岁。景帝之死，是一历史疑案，有人说是病重逝世的，也有人传说是被害死的。景帝死后，以亲王的规格葬于北京西郊玉泉山，其妃嫔也被赐死殉葬。明宪宗朱见深即位后，恢复景泰帝号，将墓扩修成为皇陵。嘉靖时又改建陵碑，并将绿色琉璃瓦改为黄色琉璃瓦，使之符合帝陵规制。明代迁都北京后，帝王过世后全部葬于昌平的陵区，惟独景帝因特殊的原因葬于玉泉山的北麓，被后人称为十三陵外又一陵。
当年拥立景帝即位的官员，如于谦、王文、陈循等或被杀，或下狱。于谦在保卫北京一战中立下了大功，使明王朝转危为安，但此时却成了皇权之争的牺牲品。他对皇储争执向来置身事外，一心念国，这时被与他关系不协的徐有贞诬以欲立外藩襄王之子作皇储，用谋逆罪处于死刑。昏庸的英宗对拥立自己的人大加封赏，下诏恢复王振官名，祀其牌位于智化寺。夺门之变中的为首数人，全部晋升，如太监曹吉祥晋升司礼监太监，成为内臣之首；石亨进封忠国公，在武将之中权势最重。英宗昏庸，政治腐败，明王朝开始转入衰落时期。
嘉靖宫变之谜
嘉靖二十一年（1542）十月二十一日夜里，天气阴沉沉的，刺骨的寒风像利刃一样直刺人的心窝，紫禁城里寂静无声。站在各处的小太监们不安地东看看西看看，跺跺脚，哈一口气，一切似乎在预示着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半夜，当世宗皇帝朱厚睡得似死猪一般时，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也就发生了。据《明史·后妃传·方皇后》记载：这天夜里，世宗睡在端妃宫内，16个宫女联合起来想把世宗杀死。宫女杨金英等商量后，决定等到世宗一睡熟，就用绳索套到他的头颈上将其勒死。讲是一回事，做又是另一回事，平素只干点鸡毛蒜皮事情的宫女们一旦要做这关乎人性命的大事情，不免就六神无主了。十几个人挤在一起，慌作一团，绳子结成死扣，无法勒紧，朱厚一度被勒气绝，两眼直翻白，连声音也发不出。宫女张金莲一看这等模样，吓得半死，心想看来皇帝是很难杀死的，马上离开现场去告诉皇后，皇后带人急忙奔跑过来，解开绳子，世宗逃过一劫。
同样记录这件事情的《明实录》，事情的经过与《明史》相差无几，十分简单，但罗列了九名宫女的姓名，有蓟州药、杨玉香、邢翠莲、姚淑翠、杨翠英、关梅秀、刘妙莲、陈菊花、王秀兰等。“蓟州药”在有的书中写成“苏川药”。
杀世宗不死，但宫女们全部被抓了起来，关到刑部大狱。皇后下令连夜进行突击审问，一定要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刑部主事张合将刑部审讯口供的回奏原文抄录了下来，写进了自己的著作《宙载》中。张合记载道：方皇后对刑部官员说：“好生打着问。”即重重地打一顿让她们招供。一用刑，这些女人就吃不消了。常在杨金英招道：“本月十九日，王嫔和曹妃（即端妃）在东稍间点灯时分，私下在商量说：‘咱们赶快下手吧，总比死在他手里要强。’杨翠英、苏川药、杨玉香、邢翠莲等在旁边一起听着。之后杨玉香就往东稍间走去，将细料仪仗花绳解下，一起搓成一条又粗又长的绳子。至二十二日卯时分，她将绳子递与苏川药，苏川药又递给杨金花，拴成一个套子，大家一齐下手，将绳子套进世宗脖子里。姚叔皋（淑翠）掐住世宗的脖子，边上的杨翠英说：‘掐着脖子，不要放松。’邢翠莲将黄绫抹布递与姚叔皋，蒙在世宗脸上。邢翠莲按着世宗的前胸，王槐香按着身子，苏川药拿着他的左手，关梅秀拿着右手，刘妙莲、陈菊花按着两腿，姚叔皋、关梅秀使劲地拉着绳套。边上的张金莲一看大事不好，跑去请皇后娘娘来。娘娘急忙奔过来，姚叔皋迎上去就是一拳。王秀兰一看皇后来了，马上让陈菊花去吹灭灯。总牌陈芙蓉说：‘张金英叫芙蓉点着灯。徐秋花、邓金香、张春景、黄玉莲把灯打灭了。’芙蓉就跑了出去叫管事牌子来，将各犯拿下了。”
世宗被勒受惊，气息将绝，方皇后召众御医进行急救。平时摇头晃脑的御医临事就吓呆了，人人畏惧获罪，不敢用药。惟独太医院使许绅冒着万死，“调峻药下之”。因为不下药也是死，还不如想办法医一下。辰时下药，过了三四个时辰，直至未时世宗喉咙里发出声响，吐出紫血数升，才能讲话。因抢救有功，许绅被赐赉甚厚，但不久他就得了重病，而且难以救治。许绅自己知道患此病的根源，他对家人说：“曩者宫变，我自己想，如果医皇帝无效，一定会被杀，因此惊悸过度，我现在的病不是药石所能治好的。”
上述这个审讯笔录十分详细，从商量起事到具体的经过，描述得十分清楚。这么多纤弱宫女齐心协力想杀死一个皇帝，在中国历史是不多见的。那么，宫女们为什么不顾自己的性命要这样做？杨金英说王嫔和曹妃曾讲过“总比死在他手里要强”指的是什么，难道她们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一些专家认为，宫女害怕得要命的原因，必定和世宗朱厚炮炼丹药有关。朱厚即位不久，采纳朝臣的建议废佛，下令撤除京城佛寺。但在废佛的同时，他却开始崇尚道教了。嘉靖五年（1526）道士邵元节受召入京，进献“立教主静”之说，被世宗尊为“真人”。邵元节死，方士陶仲文被授予“神宵保国宣教秀士”称号，受到宠信。自此，他逐渐不理朝政，更加沉迷于道学方术之中。他大办祭神仪式，大兴土木建玄帝宫，连政事、刑狱也由方术决定，四方官员为了取宠只能大量进献白鹿、白龟、紫芝之类的祥物。更多的方士如王金、陶仿、刘文彬等纷纷假造秘笈、丹药。世宗还用虐待童女的方法来炼取长生不老药，服食后可壮阳强身。大臣们实在看不下去了，太仆卿杨最上疏谏丹药，竟被杖死。从当时的实际情形看，宫女们发生宫变的原因，必定是因为炼丹药要摧残少女的健康，甚至生命，而杨金英等之前已经看到被虐而死的其他宫女，死时十分凄惨，因而对世宗恨之入骨，为了自己的生命只能铤而走险。这么多宫女立场一致，必定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沈德符《野获编》说：“嘉靖中叶，上饵丹药有验。”至嘉靖三十一年冬天，他下令京师内外选女孩八岁至十四岁者三百人入宫。三十四年九月，他又选十岁以下少女一百六十人入宫。少女入宫干什么，主要是“供炼药用也”。有人猜测说是用宫女首次月经的经血制造“红铅”，用童子尿熬炼“秋石”。大量挑选宫女入宫虽是宫变之后的事情，但之前炼丹药要用少女是可以肯定的，这些宫女很有可能在炼药的过程中连生命也保不住。
大难不死，世宗不但没有丝毫忏悔，相反觉得自己的死里逃生是天地神灵的恩遇，更加变本加厉祭神求仙。他移居西内，“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不相接”。他整天与方士混在一起，焚修斋醮，装扮神仙。他喜欢用道士醮祀用的青词作谕旨，字句离奇诡异，一般人很难理解。他一心追求真正的神仙方术，到生命最后一年也没有放弃。嘉靖四十五年（1566）冬，服食丹药后燥性过大，世宗病死。御医最后断定他的死因是“体虚过燥，补救无术”，吃了丹药，必然会发高烧。
行文至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必须注意，即谁是宫变的发动者？据前引张合的审讯笔录，应是王嫔和曹妃。曹妃当时被封为端妃，世宗十分喜欢她。出事的那天夜里，世宗来到端妃宫，刚和她亲热过，两人睡在一起，说她是主谋似不太可能。一些专家认为，之所以审讯的结果她是主谋，最后把她也杀了，这与方皇后蓄意捏造有关。因为世宗宠幸端妃，方皇后失宠，遂对端妃恨之入骨。宫变发生后，整个事件的善后都是方皇后一手处理的，妒忌使得方皇后乘机把端妃也打成是主谋者之一，结果草草一审判，端妃和其他宫女都被凌迟处死。史书中记载判死刑是奉了圣旨，但据其实是方皇后的主意。明人认为宫变“妃实不知也，以宠故及于难”，这的确是事实。世宗头脑恢复清醒后，也马上意识到事情的真相，从此以后他对方皇后又恼又恨。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宫中失火，太监要冲进去救皇后，世宗不答应，皇后也就在这场大火中被活活烧死。
世宗心知肚明端妃是被冤死的，之后他常常觉得端妃就在眼前，越想越怕，认为是宫中闹鬼了。他曾对阁臣徐阶说：“宫变之后，内宫常有冤枉者在闹鬼。”徐阶回答说：“她活着的时候被皇帝宠幸，受了冤屈而死去，能不闹鬼吗？”
一场由小女子发动的宫变，就这样夭折了。
弘光帝亲审太子之谜
1644年三月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城，崇祯帝杀妻砍女，并且召来了自己的儿子让他们各自逃命。随着崇祯帝在煤山老槐树上吊死去，统治了中国277年的明王朝宣告灭亡。
崇祯帝自杀的消息传到陪都南京，城中官员一片慌乱。一些臣僚为再树明帜，商议拥立新君。当时思宗的从兄福王朱由崧与从父潞王朱常正避难于淮安。按世系序次，福王当立，但福王为人昏庸。凤阳总督马士英认为福王易于控制，遂联合刘孔昭等，力主拥戴福王。翰林院詹事姜日广等人认为福王品行不端，不宜拥立，主张立较贤明的潞王。双方相持不下，各请兵部尚书史可法定夺。
史可法到南京后，提出福王有七不可立：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干预有司，他也主张立潞王。马士英闻讯，立即密约江北各总兵，致书南京诸大臣，说已传令将士奉福王到南京即位。马士英等握有兵权，声势较大，在既成事实面前，史可法无奈地同意了。
五月初一，福王至南京，百官入贺。史可法提出，祟祯太子存亡未卜，如果现在称帝，太子一旦南来，打算怎么办？他不主张福王马上称帝。五月四日，福王上监国之位，建南明政权。十天后，福王改即帝位，以是年为弘光元年，史称南明弘光政权，福王为弘光帝。
弘光政权建立后，极为腐败。他们天真地幻想清兵在消灭李自成后能停止南侵，并且派使携带大量金银去酬谢清军。弘光皇帝不理朝政，天天在宫里纵情声色，只知道在民间选择淑女供自己享受。
根据《明季遗闻》等书记载，1645年二月，有一少年从北方南来，经南京至杭州，住进了南明鸿胪寺少卿高梦箕的侄子高成的家中，自称是崇祯太子朱慈。高梦箕不敢隐瞒，密奏弘光帝和大学士马士英。弘光帝得知消息后，慌张不安，他虽然昏庸，但知道自己的皇位是怎么得来的，如果真的太子来了，必定会危及自己的皇帝宝座。于是命太监李继周将少年迎到南京。
李继周在金华见到了太子，太子说：“朱由崧想把皇位让给我吗？”李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太监前来迎太子，顿时在金华传开，许多官员纷纷前去参见太子，一路上招待太子的官员接踵而至。太子到南京后，先被安置在兴善寺。弘光帝十分忧虑，不知该如何处理这件事。他先派两个原在北京皇宫里当差的太监前去观察动静，想不到两人一见太子就大哭起来。见太子衣衫单薄，就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披在太子身上。太监一回来，就遭到弘光帝一顿臭骂：“太子是真是假都难搞清，就把他当成皇帝看待。就是真太子，我也不会让位的。”两个太监和李继周都被秘密处死。
太子到来的消息传到民间，引起轰动。南京百姓争相要一睹太子的风采，官员们也想先见上太子一面，将来能有个升迁的好机会。弘光帝一看此事已无法禁止，就传旨说太子的身份必须确认，不便见百官，把太子关进了大狱。
兵部有个官员上奏说，他知道太子的底细。太子名叫王子明，高阳人，是驸马都尉王的侄孙，外貌酷似太子。北京陷落后南奔，遇见高梦箕家人穆虎，是穆虎让他假冒太子来到南明的。弘光帝一听，激动万分，因为太子很有可能是假的，这样他的皇位就不会出现任何动摇的机会。他马上传旨要亲自审讯太子，这时他也有胆量让见过太子的官员前来辨认。曾教太子读书的刘正宗和李景濂被召到武英殿密谈，在一番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后，刘正宗马上表态：“听说太子已经死了，这个冒出来的太子我一定能够看出点问题的。”
大明门辨认正式开始。刘正宗拿出地图问图上的承华殿和坤宁宫是什么场所，想不到太子一一回答，说是自己的东宫和皇后的住所。接着刘正宗问自己以前教的课目，太子对答如流。问题问了一个又一个，都没有问倒太子。太子笑着说：“如果你以为我是假的，我就算是假的。我本来就不想来争皇位，是皇伯让人接我到京的。”刘正宗知道问不出名堂，最后对弘光帝说：“样子很像太子，但回答的问题都不对。”
有个姓苏的太监忽然记起太子的胫骨上有个特别的记认，一看就知是真假，连忙向弘光帝报告。这下弘光帝就不敢让人看了，万一是真的，就很难收场了，与马士英一商量觉得还是让人辨认比较好。他们想到了被关在监狱里的方拱乾，方当年曾为太子讲过一段时间的课，如果他说不是，就很有权威了。
三月初八，刑部会审太子，方拱乾前去辨认。审问官让太子跪下，太子不答应。一个官员指着方拱乾问太子这个人是谁？太子说是方先生。方拱乾一见太子，既不敢说是假的，也不敢说是真的，因为这个人太像太子了，真假实在难辨。一个官员见到辨认失败，干脆直截了当地说：“你不是太子，你真名叫王子明。”太子说：“我又没有自吹自己是太子，你们不想认也就算了，你们一年前不就是站在我父皇的朝廷上吗？如今为什么这样健忘，连一个人也不相认了。”大臣们被他讲得哑口无言。最后内阁官员王铎说：“太子肯定是假的，不要再审了。”
这时，百姓间流传开来了马士英和王铎要杀太子的消息，一些大臣纷纷上疏责问。将军黄得功说：“假冒太子的结论是官员奉承皇帝的结果。是谁下结论认为太子是假的？依据是什么？应该向天下百姓交待清楚。先帝的儿子，也是陛下的儿子，怎能关进大狱？”
弘光帝看了奏本，气得要死，下旨烧掉黄得功的奏本，但迫于舆论只能再审太子。
这次审问官员是左都御史李沾。李沾事先让人告诉太子，要他自认是王子明。开审时，李沾直呼王子明，太子不应。李沾命人上刑罚，太子痛得大呼小叫。当年东宫伴读的丘致中实在看不下去了，抱着受刑的太子大哭，当即被关中大狱。
外面舆论越传越厉害，南明一些大臣对这件事也十分关注。弘光帝无奈之下只能作出对北来之人“好生护养”、“勿骤加刑”，待正告天下后再行申法的决定。太子案真假还来不及搞清楚，南明小朝廷出问题了。先是驻守在江北前线的四镇总兵为争夺地盘互相开战，接着驻武昌的左良玉部以奉太子密诏“清君侧”为名起兵，直指南京。弘光帝、马士英急调各部入卫南京，无暇再理此案，使太子案不了了之。
五月十日，清军渡江，弘光帝、马士英连夜逃出南京。混乱中，有人拥太子登武英殿，群呼万岁。清军入南京，太子不知去向，有人说被清军俘虏，有人说在乱军中被杀。太子是真是假？当代有很多人进行了考证，有人说是伪太子，也有人说是真太子，双方各说各的理由。其实，太子的真假不要说今天我们是难以知道，就连当时的人们也无法搞清，这早已是一个千古历史之谜。
闯王李自成下落之谜
顺治元年（1644），吴三桂迎清兵入关。闯王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农民军受到清军和吴三桂的攻击，力战后败回北京。随后，李自成率军弃京西撤，经定州、真定、固关、平阳撤至西安。次年一月，大顺农民军与清军在潼关展开激战，双方对垒月余，大顺军经顽强抵抗，不敌，遂放弃西安，自陕西商洛山区退往湖北，进驻武昌。清军水陆两路追击而至，李自成只得率军从蒲圻、咸宁南下，到达通山县。
李自成最后的行踪，一些史书的记载不尽相同，三百多年来引起了人们的许多争论。尤其是新中国建立后，历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文章连篇累牍。然而总的来看，关于李自成最后死在什么地方主要有二种说法，一是湖北通县九宫山，另一为湖南石门夹山。而关于李自成是怎样死的，就有削发禅隐圆寂而终，有兵败被杀，有自缢身亡等说法。
李自成死在湖南石门夹山的说法出现于清代。乾隆年间，澧州知州何所作的《书李自成传后》一文中，对李自成死于九宫山说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分析和驳斥。然后又谈到了他曾实地调查当地的老人，并且考订史迹，认为李自成在通县九宫山制造了自己已死的假象，以迷惑追击的清兵，从而脱身而去。李自成在自公安到澧州的路上，部下大部分叛去，至清化驿时仅十余骑，最后他单独行动，来到石门夹山寺为僧，取法号奉天玉。李自成曾自称为“奉天倡义大元帅”，这儿称“奉天玉”含有“奉天王”的意思。这个奉天玉死于康熙十三年（1674）。何在夹山寺旁看到了石塔，塔面写有很大的字“奉天玉和尚”。塔前还有一碑，是他的徒弟野拂所撰。何曾碰到一个服侍过奉天玉的带有陕西口音的和尚，和尚出示过一张奉天玉的画像，与史书中记载的李自成的模样很相像。而且何还怀疑，像野拂之类的人，说不定就是当时逃散的农民起义军。此后在一些笔记，如《小腆纪年》、《广虞初新志》等书中都曾引用过何氏提供的这一史料。今天在《澧州志林》上，还载有何赋《题奉天玉和尚塔院》七律一首。
民国初年，这种说法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如国学大师章太炎就力主夹山说，他在《李自成遗诗存录》和《再书李自成事》两文中，对《明史》和《永历实录》关于李自成死于九宫山之说作了系统的驳斥，提出了不可相信的六点理由。为此他还亲自到夹山实地察看，找到了李自成写过的五首《梅花诗》。此后陆续有人支持此说。作家阿英曾将李自成在夹山出家为僧一事写进剧本《李闯王》，并在附录中作了详细的考证。
解放以后，许多湖南学者力主夹山说。1952年，何乾隆年间在夹山寺看到的奉天玉和尚塔和野拂和尚所立的碑被人发现。野拂断碑上，有“况值戎马星落”一词，看出奉天玉不是一个一般的和尚，与李自成的身世和身份相当。碑中还有句为“子门徒已数千指中兴”，这些人可能是李自成的残部，隐藏在夹山的寺庙中。1951年，奉天玉徒众所居的洛浦寺第十代僧松定，曾向县文化馆上交奉天玉和尚木像一尊和牌位一块。据松定说，这是闯王的像，是依照夹山寺奉天玉画像雕刻的，具有闯王的面貌特征。1980年。在修整夹山寺大雄宝殿时，在西墙搁梁处发现了《梅花诗》木刻残版一块，证明当年章太炎在《李自成遗诗存录》中的记载是有根据的。石门县有一位种过夹山寺庙田的老人还具体指证了在夹山寺的西坡有一大土堆，相传就是李闯王的葬地，经发掘，果然发现了奉天玉的葬地。在夹山的地下发掘到的文物还包括“永昌通宝”铜币，刻有“永昌元年”字样，而永昌是李自成大顺政权的年号。在夹山寺周围地区，群众中流传着大量的有关李自成行踪和禅隐的传说。
一些学者分析了李自成为什么要禅隐于夹山的理由。这是因为夹山地区处于澧阳平原进入武陵山区的门户，既有江湖交通之便，又有退避隐匿之地，两峰夹峙，形势险要。李自成曾到过澧州，对这一带十分了解。其次在清雍正八年改土归流以前，夹山一带均属土司管辖范围，是清朝统治的薄弱环节，有较大的回旋余地。1643年3月，李自成部陷常德时，曾得到澧州土司的帮助。李自成起义后，主要在长江以北活动，北方几省认识他的人太多，自然不宜他逃禅隐匿，而湘西一带，认识他的人很少，只要深居简出，是可以隐藏得住的。
李自成隐居的目的，在最初禅隐时，他的旧部尚在，转战于湘、鄂、川、桂一带，似有东山再起的意图。但后来主要部将相继败亡，南明也已覆灭，清朝统治已经巩固，他仍兴寺聚徒，壮心未已，但终难重振金鼓，再举义旗，也就只好隐逸禅林，就此终老了。
夹山说受到了主张九宫山说学者的批评。有人认为奉天玉不是李自成，何所述不可靠。学者张国光甚至提出了何的说法有八点不可信的理由，最后他认为“何之说一无可信”，“何文纯系编造”。也有人指出，《明史》说李自成“状貌狰狞”，崇祯十四年（1641）在战争中左眼中箭，被人称为“瞎贼”，而今天见到的奉天玉画像的左眼睛没有任何问题。夹山寺中的《梅花诗》也很难断定就是奉天玉的作品，当时僧人中才思横溢的人也不少。在经过研究后，他们发现奉天玉是顺治年间从四川云游到石门夹山寺的云游和尚，也有人说他是明朝遗臣；野拂和尚不是起义军中的一员武将，而是明朝原来的官员。1996年7月，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专门成立了课题组研究李自成最后的下落，对涉及李自成的实录、档案、方志、笔记野史等所有材料进行了分析，并实地调查，最后研究成果由1998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为《李自成结局研究》。书中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奉天玉和李自成是不同的两个人，出土的文物确凿证明了奉天玉这个人的存在，但并不能证明李自成同时期也活着。
李自成下落的另一说法认为李自成死于九宫山。当李自成残部到达通山县时，他令部下率军先行，自率二十余骑断后。五月，行至湖北、江西交界处的九宫山时，李自成率兵登山观察地形，不意遭到袭击，寡不敌众，遇难牺牲。这种说法影响较广，目前出版的一些工具书大都采用这种观点。
李自成死于九宫山的记录最早见于清靖远大将军和硕英亲王阿齐格向清廷的奏报和南明兵部尚书何腾蛟给唐王的奏报。阿齐格穷凶极恶地将李自成追至九宫山下，在激烈战斗后，他听说李自成已经死了。他的奏报是这样写的：“贼兵穷窜九宫山，随于山中遍索自成不得”，“有降将及被擒贼兵，俱言自成窜走时，携随身士卒仅二十人，为村民所困不能脱，遂自缢死。因遣素认自成者，往认其尸，尸朽莫辨。或存或亡，俟就彼再行察访。”照阿齐格的讲法，李自成是自缢而亡，死的地点是九宫山。何腾蛟给唐王的奏报中也说：“（清兵）斩自成于九宫山，以周二南死，失首级。”
第一节 帝王之谜（十）
此后的一些史书，都很具体地说明李自成到九宫山后，队伍散亡，李自成被乡民所杀，不过被杀的具体过程是有所差别的，地点也略有不同。如有认为是锄击而死的。《圣武龙兴记》云：“闰六月，贼晨起离走大队，以十余骑入祷九宫山，为乡民所锄。”《续九宫山志》也说：“自成毙于九宫山乡人之锄击。”《武昌志》也赞同此说。有认为是弩铳击毙的。《弋闯志》说闯王“须臾夺路，猝遭弩铳击毙。九百剽其首，尽得剑骑、缨盔、龙袍、佩玉，献于督宪军门佟。”有认为是为神所殛。《续九宫山志》在另一处说李自成在罗公山见到上面有玄帝庙，“贼见帝像，伏不能起”。《小腆纪传》也有类似记载。有认为是乱刃砍死的。《江夏县志》说李自成至通城，“以二十八骑登九宫，为窥伺计，乡兵四起，乱刃诛之”。有认为用铲杀死的。《荒书》中说自成在九宫山遭到山民伏击，随行十八骑被打散。程九伯与自成手搏，被自成压在屁股下，抽刀欲杀。九伯大叫，他的外甥听到后用铲杀自成，但当时不知他就是闯王。《明史》根据阿济格的奏报，认为是自缢而死。从被杀地点而言，有通城、通山县九宫山、通城罗公山等。
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认为李自成死于通城县，1955年他又到湖北通城县为李自成墓题词，当时的学术界也比较认同，并在通城县郊修建了闯王陵。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曾掀起了一场李自成葬身地的讨论，后郭沫若注销了通城说，李文治等撰文考订李自成最后死于通山县九宫山。郭沫若表示赞同，有关部门在通山县九宫山牛迹岭下修了闯王陵。80年代，人们在通山县新发现了《朱氏宗谱》、《程氏宗谱》，为李自成死于九宫山提供了新的佐证。有学者研究后认为，李自成被杀地点是九宫山牛迹岭小月山西坡，经实地考察，发现当地的地名、地理环境和居民点分布等，与文献史料记载基本吻合。
当然也有人认为李自成可能牺牲于通城县九宫山，该山在县城南5里左右的桃花源洞北，上有九宫庙。但李自成的确没有到过通城，当地县志仅有大顺军诸将领进入县境的记录。
反对九宫山说者认为《程氏宗谱》矛盾殊多，不足为据。《程氏宗谱》有二种版本，均修于民国年间，而且年谱中记述的时间有误，被害人是“李延”而不是李自成。他们指出九宫山说有许多可疑之处。阿济格和何腾蛟，一个在武昌，一个在长沙，关于李自成的死讯都是从降卒嘴里听来的。阿济格没有交上首级以验明正身，因为已“尸朽莫辨”，所以受到其上司的斥责。当时有许多官员表示出了自己的怀疑，如郑命寿出使朝鲜，朝鲜国王问起李自成的下落，郑命寿说李自成变服而逃了。很可能是阿济格等人为了邀功，听信谣传后作的断定。何腾蛟的报告在南明王朝中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宰辅、御史等纷起而揭破何的奏报是不可靠的传闻。有御史说：“且自成或死或生，或死于吴三桂之追兵，或死于乡团之棒击，俱不可知。万一杀自成者他日且以首献，臣不知腾蛟之何以自解？且万一自成未死，而他日更出没于他所，臣又不知皇上之何以收反汗也。”学者认为，程九伯所杀者，从未自认是李自成，可能他是杀了李军的一个部将，与李自成无关。
那么当时为什么会出现李自成死亡的流言？有人认为那是军事战略和政治战略下的产物，只有这样，清军才会认为李自成全军溃败了，而大顺军就可赢得在洞庭湖东西两岸集结休整同南明将领谈判联合抗清的时间，同时可与南明军顺利达成妥协和联合，争取合法地位。不过持九宫山者认为李自成隐居幕后，指使所部投降南明之说根本不可信，仅是有关学者在凭己意猜测。
有的学者对大顺军的撤退路线作了详细的考察，认定当时大顺军的主力部队没有经过九宫山，占领通山县的仅是大顺军的一支小部队。
李自成的最后下落，各书记述上不同的地方有很多，湖南的学者比较主张是石门夹山，湖北的学者大多认为是通山县九宫山，双方各根据了许多资料。这个谜案一点一点的揭开，的确花费了人们大量的时间，并且仍有继续探索的余地。
努尔哈赤死因之谜
清太祖努尔哈赤是一位女真族的杰出领袖。他是后金汗国的建立者，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他的努力之下，原本分散的海西、建州、黑龙江等各个部落逐渐统一起来。他创建了八旗制度，使女真的经济、文化有较快的发展，为清朝进兵关内统一全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关于他去世的原因却有好几种讲法，成了历史研究中的一个疑点。
长期以来，关于努尔哈赤的死因，最为多见的是讲他在攻打宁远（今辽宁省兴城县）与明朝军队的作战中为明军炮火所击，身负重伤，不治而死。最早提出这个看法的是日本一个叫稻叶君山的学者，他根据朝鲜使团翻译韩瑗在明军战场上见闻的记载，认为女真在攻城时，遭到了明朝袁崇焕指挥的士兵顽强抵抗，当女真人冲到城墙脚下时，明军一齐放炮，只见炮火中女真人人马腾空，土石俱扬，死伤无数，努尔哈赤也身负重伤，回去后忧恚而死。这种观点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一些历史书中都赞同这种观点。
但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孟森早在20世纪的30年代就认为清太祖死于宁远之战是不确切的。他翻检了大量原始资料，认为在一些主要的史书中均不记载努尔哈赤中炮受重伤的事情，相反在《通纪辑要》中谈到努尔哈赤是“疽发背死”。不过他的这篇文章直到80年代才发表出来，所以这种观点到80年代以后受到了大家的重视，得到戴逸、商鸿逵、李鸿彬等学者的支持。他们认为努尔哈赤与袁崇焕率领的明军作战是在1626年的正月，多次攻宁远不胜，于2月回到沈阳。5、6月间还有对朵颜三卫用兵及与科尔沁结盟的事情，活动较多，说明他根本没有受伤，更谈不上受重伤。他患的病当时也称为“肉毒病”，即俗称的“搭背疮”，一种毒疮，是老年人的危难大症，在当时的医疗水平之下是极难治愈的。时年努尔哈赤已68岁，得这样的病是十分危险的。宁远战败，是对明战争以来的第一次挫折，而且损失巨大，他心中极不高兴，整日情绪郁忿，这都可能是他的发病原因。这年八月十一日，疽发而死，葬于沈阳福陵。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对受重伤的说法进行了驳斥，认为是否有韩瑗这个人，即使有这个人，他是否亲眼见到努尔哈赤受伤，都是值得怀疑的。既然朝鲜译官在宁远战斗中是在明军最高将领袁崇焕的身边，而袁崇焕还带了他到后金阵地上进行察看，那么译官看到的战况袁崇焕本人应该更加清楚，但努尔哈赤身负重伤这样一个对明朝而言极为重大的胜利，对明朝上下来说照例应该大书特书，以激奋军民的情绪和保卫辽左的决心，为什么袁崇焕本人屡次给朝廷的报告中并没有提及，朝臣们庆贺宁远大捷的奏疏中也只字不提？再者，从宁远败退到死去共八个月的时间，努尔哈赤根本没有医治疗伤，相反去试演火器，挑选军士，准备再次进攻宁远，这样的活动，绝对不是身受重伤的病人能做的事情。清朝最早的一部原始资料《满文老档》和《清太祖实录》都说努尔哈赤死于疾病，并没有说他受了重伤。
到底是病死还是受伤而死，上面二种观点都是各说各的。这时又出现了第三种看法，认为受重伤是事实，但后来转化成痈疽。他们认为这场战争中，努尔哈赤率13万大军攻打宁远，但想不到袁崇焕明军的抵抗空前顽强，而且发射西洋大炮，使后金死伤惨重，努尔哈赤自己也身受重伤，被迫解围而退。努尔哈赤一向用兵谨慎，从不轻易出战，一定要有胜利的把握才发动进攻，尤其是对明军作战，每战必胜。原本以为宁远城是用不着花费多大力量就能够占领的，但他过低估计了敌人的力量，以致挫败。这一仗的失败，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对他的刺激很大，他恚愤交集，百思不得其解。这年八月，他创伤未愈，又突然得了痈疽，这才是他真正的死因。这种观点把受伤与忧愤成疾连到了一起，实际上是上述二种看法的折衷。
由于袁崇涣部将周文郁《边事小纪》这样的可信度较高和可以直接征引的史料在记录宁远之战上出现了阙文，《满文老档》这样的原始资料仅说是得了病，但语焉不详，这使得关于努尔哈赤死因的直接记载比较缺少，而我们得出的观点大多数是根据转手资料，产生不同看法在所难免，因此这个谜底至今还是无法解开。
努尔哈赤大妃殉葬之谜
努尔哈赤共有后妃14位，最宠爱的有二位。一位是皇后，她是叶赫部酋长杨吉努的女儿，皇太极的母亲。1603年，她年仅29岁就病死了。另一位是大妃纳喇氏，名阿巴亥，乌喇贝勒满泰女，出生于1590年，12岁时就嫁给努尔哈赤。孝慈皇后死后，她被立为大妃。大妃人长得很漂亮，在众妃子中最为努尔哈赤宠幸。尽管二人年龄相差有30岁，但大妃还是为努尔哈赤生了三个儿子，即十二子阿济格、十四子多尔衮和十五子多铎，另外又收养了努尔哈赤之弟舒尔哈赤的第四子多罗恪喜贝勒之女。1626年努尔哈赤死，大妃在本人并不愿意的情况下，被迫殉葬。如此漂亮年轻的妃子，按理说努尔哈赤是不会残忍到让她活殉的，那么大妃到底为什么要殉葬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