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起义虽然失败，但它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激发了后人的革命精神，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为辛亥革命的胜利铺平了道路。它对中国近代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清末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它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人民反瓜分、反侵略斗争的发展，又是长期以来遍及全国各地的反教会斗争的总爆发。
义和团的兴起
义和团原称义和拳，是长期流行于山东、直隶（约今河北）等地的许多民间秘密结社中的一种。虽然这个秘密结社重在“拳”而不在“教”，但清政府历来把它当作“拳教”加以查禁，使它难以发展。甲午战争后，德国占领胶州湾，强划山东全省为其势力范围；外国教会亦在山东扩展势力，纵容、包庇不法“教民”（即中国教徒），遇有民教涉讼事件，它们往往出面干预，胁迫地方官袒教抑民，作出不公正的判决。群众对教会积恨成仇，各地反教斗争接踵而起。义和拳遂成为反对外国侵略势力的重要组织形式。
湖南反教宣传品打鬼烧书图1898年10月（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山东冠县义和拳以阎书勤为首，联合直隶威县赵三多等，聚众烧毁红桃园教堂，占领犁园屯，震动了鲁、直两省的毗连地区，成为义和拳反帝斗争兴起的讯号。次年10月，朱红灯、本明和尚为首的义和拳在平原县杠子李庄、森罗殿等处，与地方营队战斗，促进山东许多州县反侵略斗争的迅速发展。12月，直隶南部枣强县以王庆一为首的义和拳开展反教会斗争；冀州开元寺武修和尚亦率众焚毁景州苏古庄等处教堂。山东、直隶两省毗连地区的反教斗争连成一片。
山东义和拳开展反教会斗争后，当地传教士要求清政府严加镇压。山东巡抚张汝梅则建议清政府改义和拳为团练，以便控制，并将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毓贤继任山东巡抚后，企图瓦解分化义和拳，采取“分别良莠”的办法，对参加义和拳的一般群众称为良民，默许他们设厂练拳，对武装反抗的人则诬蔑为“匪徒”，捉拿惩办。张汝梅、毓贤的计划虽未达到预期目的，却有利于义和拳的发展。山东各地大刀会、红拳会以及其他秘密结社的成员和一般群众纷纷参加义和团，使其成为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灭洋”团体。
义和团的主要参加者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贫困和愚昧使他们的反抗斗争只能沿袭过去农民起义利用秘密结社的办法，采取设立神坛的方式发展组织，操练拳术，吸引群众。义和团分乾、坎、艮、震、巽、离、坤、兑等八门。其中乾字号（以黄布为标记）和坎字号（以红布为标记）力量最大（有些地方出现“中”字号），但各个字号之上以及每个字号本身都没有统一的组织和集中的领导。义和团的基层组织是坛，又称坛场或拳厂，是敬神、练拳、聚会、议事的场所。有的地方几个或更多的坛口之上有总坛口，它们之间也无统属关系。义和团的首领一般称为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兄，也有称总大师兄和祖师的。各坛口往往各自进行分散的斗争，但当需要联合行动时，即使数百里外，也派人接应。义和团参加者绝大部分是农民，其次是手工业者、旧式交通运输工人、和尚遭士、散兵游勇，也有少数封建知识分子、中小地主和官吏，还有地痞、流氓卷入。义和团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用画符念咒、请神附身等“术法”动员群众，广泛宣传“持符念咒、神灵附体”来鼓舞斗志。他们信奉的神祇除佛、道以外，还有小说、戏曲、民间故事中的神怪和人物。义和团散发各种传单、揭帖，以朴素的语言和歌谣形式，进行驱逐侵略者、保卫国家的宣传。同时这些传单、揭帖中也带有迷信落后意识和盲目排外的情绪。
早在1898年反教会斗争兴起时，义和团就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这个口号在初期曾吸引广大群众参加，壮大了义和团的声势，但同时也反映了义和团对清政府的模糊认识，以至后来因此受统治者的欺骗利用，最后被出卖。
清政府对义和团的“剿”与“抚”
义和团在山东反侵略斗争的发展，引起帝国主义者的恐惧和仇视，他们指责地方官吏没有采取有力措施保护教士、教民，对毓贤尤为不满。1899年12月义和团口号“扶清灭洋”初（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美国公使示意清政府由武卫右军统领袁世凯为山东巡抚，以便统带所部新军镇压反教群众。清政府接受了这项无理要求。袁世凯就任后，把镇压义和团当作主要任务，发出布告称义和拳“向干例禁”，要群众“传送首犯”，隐匿不报者作为窝主治罪。他命令各属悬赏购缉义和团，并派道府大员督同营队四出攻剿。在袁世凯的镇压下，在黄河北岸领导斗争的义和团首领王玉振、王立东、孙洛泉等先后被捕杀，山东义和团实力遭到重大摧残。
从义和团运动兴起时起，清政府官员在对待义和团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主“剿”和主“抚”两种不同意见。前者认为义和团源自白莲教，必须严加取缔，坚决镇压，以防止事态扩大；后者认为对义和团采取高压政策，很可能对清朝统治带来严重危险，主张实行“招抚”，加以操纵利用。这两派意见交互影响清政府，使它举棋不定，对义和团的镇压忽松忽紧。1900年1月11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一），即袁世凯就任山东巡抚后半个月，清政府发布一道谕旨，命令各省督抚严饬地方官，在办理教案时，必须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这表明清政府采纳了主“抚”派的意见。各国驻北京公使对这道谕旨反应强烈，断定清政府有意纵容义和团。法、美、德、英等国公使会商后，于1月底发出照会，要求清政府全面镇压义和团。3月上旬，他们又胁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如果中国不接受要求，各国公使将报请本国政府派军舰来华，实行武装干涉。清政府于是又颁布谕旨，命令直隶、山东督抚出告示严禁义和团。清政府的态度反复，同当时国内局势有关。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再次主政，幽禁光绪帝（即清德宗载恬），主持、拥护变法的官员或死或逃，或被革职监禁，统治力量因分裂而更加虚弱。当义和团开展反侵略斗争时，中国正面临被瓜分的严重危险，因此清政府对镇压义和团不能不有所顾忌。清政府利用义和团，还同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和废立问题有关。端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等顽固派，力图废黜光绪帝，拥立载漪之子溥儁即位，以巩固权位，但得不到外国公使的支持。载漪等人计划受挫，蓄意进行报复。他们看到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巨大声势，又相信义和团的“法术”，幻想利用群众斗争来实现夺取皇位的目的。
清政府在“剿”与“抚”之间的徘徊，导致义和团在受挫于山东后，又将反教斗争转至直隶地区。当地官员对此虽十分惊恐，却不敢贸然进行武力镇压。义和团因此迅速发展。当清政府下谕旨明令在直隶严禁义和团后，直隶总督裕禄才调淮军右翼统领梅东益所部六营及武卫前军邢长春马队两营到冀州、深州、河间等地镇压。义和团避实就虚，转向西北，势力大振。清军疲于奔命，顾此失彼。裕禄惊呼“燎原大祸，恐在目前”，5月22日，涞水义和团会同安肃、义和团拆毁京津铁路定兴拳众，在石亭地方设伏，击毙淮军副将杨福同及清军多人。裕禄急调武卫前军杨慕时所部三营到芦保铁路沿线，又派武卫前军统领聂士成亲率所部到杨村、丰台实行镇压。义和团为阻止清军调动，破坏芦保铁路和电线。27日义和团进驻涿州城，“城头上万头攒动，刀矛林立”，“老团、新团，时出时入，常有一万余人”，接着又破坏涿州到长辛店铁路沿线的车站、桥梁，逼近北京。义和团的空前发展，已使清政府既无决心、亦无可能在短期内将其镇压下去。
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
清政府在义和团问题上犹豫摇摆，各国公使决定用武力胁迫清朝统治者就范，遂调集停泊在大沽军舰上的海军陆战队四百余人，于5月底、6月初分两批到北京。6月10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又统率多国联军（史称八国联军）两千余人，从天津直趋北京，形势愈发紧张。时旅顺俄军一千七百人赶来参加西摩尔特遣军，因迟到滞留在天津租界内，待机出动。6月中旬，大批义和团亦准备进入北京城。清政府这时失去对局势的控制，为了保住政权，必须作出抉择，或者利用义和团抵抗西摩尔联军，或者联合西摩尔联军镇压义和团。义和团声势浩大，反抗斗争得到北京广大居民的同情和支持，部分北京驻军也倾向义和团，加之“扶清灭洋”的口号，更使清政府感到义和团无意与它为难，大可利用；而西摩尔联军气势汹汹，来意不明，且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等奉命到使馆交涉，要求其中途折回，遭到坚决拒绝，更增加清政府的疑惧。清政府派军机大臣刚毅、赵舒翘等分批前往涿州“视察”义和团后，6月13日终于承认义和团为合法，准许他们进入北京内城。
当西摩尔统率联军自天津出动时，义和团拆毁铁路，阻挡侵略军前进。11日和12日，联军只前进40多英里，13日下午义和团与西摩尔联军在落垡、廊坊交锋。他们使用大刀、长矛、抬枪等落后武器，同侵略军浴血苦斗，表现了极大的勇气和牺牲精神。义和团在拆除通北京的铁路后，又破坏落垡以东的铁路、电杆，烧毁杨村大桥，断绝了侵略军同天津租界的交通和电讯联络，18日，董福祥统率的武卫后军（甘军）加入战斗。西摩尔联军遭到痛击，被迫撤退到杨村，夺得几只木船，运载伤员和辎重，顺流而下。其余军队沿河徒步向天津方向逃窜，一路遭到义和团和清军的追击和堵截。22日，他们抢占西沽武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库，获得喘息机会，接着又被清军和义和团重重包围，直到26日才被天津开来的一支援军救出，狼狈逃回租界，死伤近三百人。西摩尔承认，“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军覆没”。
西摩尔联军被围后，与外界消息不通。6月15日，大沽各国海军将领会商营救办法，俄国提出各国军队联合夺占大沽炮台。16日晚，他们向中国守军发出通牒，限第二天清晨二时前交出炮台营垒，由各国接管，否则届时以武力夺取。大沽守将罗荣光断然拒绝。当晚，英、俄、日、德等海军组织突击队，在炮舰掩护下向大沽炮台发起猛攻。守军英勇抵抗失利，炮台陷落，天津的门户被打开。大沽炮台失守消息传到北京，21日，清政府发布对外宣战的谕旨。义和团和清军开始围攻使馆和西什库教堂。
义和团运动的大爆发，特别是义和团进入北京和清政府对外宣战，促使人民群众反帝斗争很快席卷全国。直隶全省、顺天府（治今北京）所属三十四州县，几乎全投入反抗斗争。山西五十多个州、厅、县，共拆毁教堂九十多处。内蒙古广大蒙、汉、回族群众积极参加进攻天主教堂的斗争，持续到9月中旬。山东拆毁曹州府大小教堂。东北地区群众破坏沙俄在奉天境内强修的铁路，焚毁吉林、长春、呼兰等处教堂。河南省黄河以南的教堂，除南阳、新野外，全被拆除。浙江秘密结社群众毁教堂，在衙州杀死教士多名。江西群众捣毁法、英、美、德教堂三十九处，湖南烧毁衡州天主堂，安徽宿松等处教堂被焚。江苏南京、福建厦门、广西象州、甘肃凉州等地出现义和团揭帖，号召进行反教会斗争。云南昆明群众烧毁法、英教堂，四川大邑、邛州、名山等地十多处教堂被焚毁。广东顺德、南海等地会党集合，焚毁教堂。贵州相梓县传习义和拳，分栅操练。陕西渭南哥老会捣毁华县等地教堂。天津派人到新疆的伊犁地区开场练拳。帝国主义直接统治下的上海租界内也“谣言繁兴，人心惶惑”，使侵略分子坐立不安。
天津义和团在大沽炮台陷落前，已焚毁仓门口、望海楼等处教堂。租界内的侵略军出来干涉。盘踞老龙头火车站的俄军炮击义和团，造成重大伤亡。曹福田统率的义和团进攻租界和火车站，揭开天津战斗的序幕。他们破坏铁路，阻击从大沽开来的援敌，顽强奋战。大沽失陷的消息传到天津，聂士成所部武卫前军参加战斗，炮击天津租界。大沽各国军队急速向天津进犯，企图与租界内侵略军会合。6月21日，义和团与清军击退俄美军队的联合进攻。23日，俄、英、美军两千余人强行闯入租界。英、美等国军队接踵赶到，人数增至八千以上。西摩尔联军逃回租界后，天津联军总数超过一万。他们组织力量反扑，对天津城外围发起攻击。27日，大队俄军联合英、美军队进攻海河东岸贾家沽的北洋机器局（东局子），守军顽强抵御后失利，机器局被夺占。6月底，张德成率静海独流镇义和团到天津参战，驻扎山海关内外的武卫左军马玉昆部也陆续开到天津。7月初，清军与义和团组织了一次联合作战。张德成率领的义和团和马玉昆部清军进攻租界，曹福田为首的义和团攻击老龙头火车站，聂士成所部守南门外海光寺机器局（西局子），并派出一部分军队与练军进攻东局子。这次战斗，义和团与清军互相配合，打得主动顽强，使侵略军胆战心寒。
7月9日，各国军队联合进攻海光寺一带，聂士成率部迎战，中炮阵亡，海光寺西局子被夺占。聂士成勇敢善战，与租界敌军恶战多次，为侵略军所惧惮。当时人记载称：“西人谓自与中国交战以来，从未遇此勇悍之兵。”聂士成战死后，所部步马三十营多半溃散，天津城防因此削弱。次日帮办北洋军务宋庆到天津主持战局。13日，联军大举进犯，炮轰天津城，全城大火。时俄、德军为一路，由俄军中将率领进攻东北角水师营炮台（黑炮台），另一路由日、美、英、法、奥军组成，约五千人，由日本福岛少将任指挥，从海光寺直扑天津南门。南门外原是水塘和洼地，义和团掘堤放水、顿成一片泽国。马玉昆部和何永盛部练军，凭城固守，炮击敌军。义和团在城外濠沟里和芦苇丛中阻击敌人，战斗中击毙美军第九步兵团上校团长及其以下军官多名，打死八百余人。这是天津战役中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当晚，裕禄在马玉昆等保护下，逃到北仓。14日，日本工程兵轰塌南门，敌军从城墙缺口攻入天津城，黑炮台也为俄军占领。天津失陷后，侵略军大肆焚掠，残暴罪行，令人发指。
天津陷落后，俄军统帅召集各国高级军官开会，成立天津临时政府（即“天津都统衙门”），企图由俄军上校担任行政首脑，其他国家表示反对，遂改由俄、英、日各派一名军官组成委员会（后来又增加德国军官一名）。这个机构对天津及其附近地区进行了长达两年的殖民统治，直到1902年8月被撤销。天津刚失陷，俄国即抢占海河东岸近六千亩地方，划为俄租界，超过原来英、法、德、日租界的总面积。其他在天津没有租界的比利时、奥匈帝国、意大利要求建立租界，已占有租界的英、德、日则要求扩大，因此出现了帝国主义分割天津的局面。
7月14日联军占领天津后，内部矛盾重重，对何时进犯北京争吵不休。直到8月4日，各国联军约两万人，从天津出发进攻北京，其中日军约八千，俄军四千八百，英三千，美两千，法四百，意、奥不满一百人，德军没有参加。侵略军兵分两路，日、英、美军为右翼，沿北运河西岸前进；俄、法、意、奥军为左翼，沿北运河东岸推进。当时没有统帅，商定每晚各国头目开会，制定第二天作战方案。清军为阻敌前进，在北仓修筑阵地，决堤放水，淹没西沽、北仓间的大片地段，并在有些地方布了水雷和地雷。次日，联军以日军为主进攻北仓。清军奋力抵御，毙伤敌军四百人，但北仓失陷。6日，英、俄、美军进攻杨村，清军迎战失利，裕禄自尽。清政府宣战后一个多星期，就指示驻外各使馆，要它们向各国政府保证，由它“设法相机自行惩办”义和团，并命令军机大臣兼武卫军统领荣禄派人到外国使馆商议停战，后来又一再向俄、日、英、法、德、美政府乞情，请求它们出面调停。但清政府的一切求和活动都没有结果。8月7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议和代表，电商各国停战，前线将领因而更无斗志。11日，联军逼近张家湾，帮办武卫军务大臣李秉衡自杀。12日，侵略军占领通州。次日，俄军率先进攻东便门，日军随即攻朝阳门、东直门。战斗都很激烈，大队清军前去增援。广渠门守备空虚，英军乘隙攻入。14日北京失陷。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于次日清晨仓皇出逃。16日围攻西什库教堂的战斗结束。慈禧在流亡途中，颁布“剿匪”谕旨，通令各路官兵剿办义和团，要做到斩尽杀绝。联军占领北京后，大肆烧杀抢劫。除侵略军官兵外，传教士、外交官和侨民亦有参与掠劫者。北京许多房屋成了瓦砾堆，被杀者的尸体到处可见。八国联军将北京全城分为几个占领区，实行军事统治，镇压居民反抗。英、德、法等军继续派出部队，四出攻城略地。9月间，俄军占领北塘、唐山、秦皇岛等地，控制北京、天津到山海关铁路。德国元帅瓦德西又率领两万德军到中国，并任联军统帅。10月中，他派出德、英、法、意军队从北京、天津两路进攻保定。直到次年4月，瓦德西组织了四十六起“讨伐队”（其中三十三起为德军）四出侵扰，西至直晋边境的娘子关、紫荆关，西北到张家口，南到直鲁边境。所到之处烧杀掠劫，无恶不作。
东南互保
当西摩尔统率联军两千余人从天津向北京进犯，遭到义和团阻击，与外界消息隔绝时，英国上海代总领事霍必澜于6月14日电告其外交大臣索尔斯伯理，建议英政府如果同北京政府决裂，最好与湖广、两江总督立即取得谅解。他相信张之洞、刘坤一如能得到英政府的有力支持，“必能尽力维持其辖区内的秩序”。索尔斯伯理复电采纳霍必澜的建议，授权他向刘、张等提出保证，如果决心“维持秩序”，就能得到英国军舰的全力支持。英海军部又电令在上海的高级海军将领派军舰到南京、汉口，传达英政府的决定。英国为了阻止群众起来响应北方义和团的反帝斗争，排除其他帝国主义乘机可能在长江流域扩充势力，决定利用地方当局保护它在中国的侵略利益。刘坤一、张之洞经过几度电商后，同意霍必澜的计划。大沽炮台失守的消息传来后，京广铁路督办盛宣怀竭力劝说刘坤一、张之洞赶紧与上海各国领事而不是单独同英国订约，成立所谓“东南互保”。刘坤一认为北方战事无法避免，电告张之洞及江苏、安徽、江西巡抚：“为今计惟有力任保护，稳住各国”，“事至危急，未可拘泥。”清政府宣战诏书发表后，两广总督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相互约定扣押这道谕旨，防止泄漏消息。他们又以“矫诏”为由，拒绝执行朝廷的命令。
刘坤一、张之洞接受盛宣怀的主张，于6月26日，以上海道台余联沅为代表，邀约各国领事商订所谓《东南互保章程》九条，主要内容为：“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各国领事原则上表示同意，但声明订约必须得到各国政府的授权。刘、张对各国领事保证，不管此后北方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仍照所议办理，断不更易”，并拒绝清政府要他们“招团御侮”的命令。以后，实行“互保”的地区，从原来的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湖南，扩大到浙江、福建、广东、山东。福建省还单独与福州各国领事直接达成类似的协议。
上海道台不断催促各国领事正式订约，但这个“中外互保章程”最后并没有签字。7月4日，索尔斯伯理告诉中国驻英公使说：“中外互保章程其意甚美，自当竭力体会，惟只能作为条陈，不能作为约章，因其中有英国权利不便委弃，中国责成不便越俎。”7月13日，上海领事团根据各国政府指示，照会余联沅，拒绝在“互保章程”上签字。这个章程虽没有订立，但由于刘坤一等地方督抚竭力镇压群众响应义和团运动，“互保”的局面终于保持下来。
辛丑条约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光绪帝经太原逃往西安。出逃前，已派出李鸿章为代表乞和，但侵略者不急于立即开议。各国经过反复商议后，才决定与清政府议和并继续维持以慈禧太后为首的统治。法国于10月4日向各国提出备忘录，包括惩凶、赔款，在北京及其附近地区驻军、平毁大沽炮台等六项要求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为各国所赞同。英、俄、德、日、美等国又在法国提议的基础上加以补充，扩大为议和大纲十二条，于12月24日强迫清政府接受。此后它们又依照大纲拟出详细条款，于1901年9月7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与清政府代表奕劻、李鸿章正式签订《辛丑和约》（又称《北京议定书》，通称《辛丑条约》）。这个条约除正约外，还有十九个附件。它的主要内容有：①中国向各国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连利息在内，共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史称“庚子赔款”。指定海关税、通商口岸常关税及盐税作为偿还赔款之用。俄国索取赔款最多，达一亿三千余万两，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九；其次为德国，占百分之二十。②拆除大沽炮台，北京设使馆区，界内不准中国人居住。除使馆区驻兵外，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十二处驻扎外国军队。③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参加具有反帝性质的集团，违者一律处死，地方官自总督、巡抚以下，对其辖区内发生伤害外国人或违约行为，如不及时弹压惩办，“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对附和过义和团的官员，中央自王公大臣以下，地方自巡抚以下，监禁、流放和处死一百多人；发生过反帝斗争的城镇，一律停止科考五年。④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班在各部之前”，由清朝近支王公主管，另设尚书二人，其中一人为军机大臣。⑤修订新商约，清政府将通商行船各条“均行议商，以期妥善简易”，并疏浚天津、上海河道等。《辛丑条约》规定的赔款之大，条件之苛刻，都是空前的。它是对中国人民的一次大勒索、大屈辱，也使清政府完全丧失了独立地位。
义和团运动是群众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没有统一的组织、集中的领导和协同一致的行动，失败是必然的。但义和团群众从切身的感受中，认识到外国侵略者是中国人民最主要的敌人。从这一感性认识出发，他们奋不顾身，对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表现出中华民族的不甘屈服的反抗精神。
爆发于1911年（清宣统三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以干支计为辛亥年，故名。它是在清朝统治阶级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其目的是推翻帝国主义掌握的工具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领导和发起者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政党同盟会及其领袖孙中山。这次革命，由于帝国主义和中国买办、地主阶级的反对，迅速失败了。但是，它结束了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促进了民主精神在中国的高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
革命的准备
19世纪末，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列强，不仅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也逐步控制了中国的政局。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严重阻遏下，中国人民为改变国家面貌而发动的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相继失败。为了缓和人民的仇恨情绪，清政府自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起，陆续实行废科举、设学堂、奖游学、办企业、设商会等“新政”。但新政的真正目的在于强化封建专制统治，编练一支掌握近代枪炮的新军。因此，新政非但未达到预期目的，反而因筹措庞大的练兵费用和对帝国主义的巨额赔款，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通过斗争实践，中国人民逐渐认识到，要反对外国侵略者，必须反对清政府的统治。1901年以后，各地农民的反清武装起义此伏彼起。但在20世纪初期的历史背景下，自发的、分散的旧式农民起义已不能完成推翻清王朝并进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任务，历史呼唤新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
当时，伴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弱小但却代表着新的生产方式的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形成。它既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又与之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上层部分封建性较强，政治上懦怯、保守，中下层部分封建性较弱，革命要求较为强烈。与此同时，由于派留学、兴新学和新学书报的出版，一个不同于封建知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分子的新型知识阶层随之出现。他们中的不少人政治上比较敏锐，爱国热情充沛，又不同程度地具有近代科学文化知识，易于接受和形成民主主义思想。其先进分子的呼声，往往代表或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资产阶级革命派最初主要是从这批新型知识分子中产生出来的。
资产阶级革命派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孙中山。1894年11月（光绪二十年十月），孙中山在檀香山火奴鲁鲁的华侨中成立了政治小团体兴中会，其宗旨在于“振兴中华，维持国体”。此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一直得到华侨的有力支持。1895年2月，孙中山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规定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个纲领。兴中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开始。
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显示出活跃的势头。留日学生创办的《开智录》上首先出现排满字样。《国民报》则明确主张颠覆清政府。1903年，东京留学界思想愈益活跃，《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宣传民族主义、民权学说的刊物相继出版。上海知识界也出现了新气象。1902年上海成立了以造成“共和的国民”为目的的中国教育会，接着又在中国教育会支持下成立了爱国学社，学社师生们在演说会上公开倡言革命。
促使知识阶层进一步革命化的是拒俄事件。1903年为反对俄国破坏从东北撤兵的条约，上海举行“拒俄”集会，东京留学生组织拒俄义勇队（后改名军国民教育会），拒俄运动迅速在北京、武汉、广州等地得到响应。清政府下令镇压，青年知识分子愤而转向革命。上海《苏报》呼吁人们推翻清朝统治，并发表介绍邹容《革命军》的文章和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摘要，引起社会巨大震动。清政府勾结租界当局查封《苏报》，监禁章炳麟和邹容，造成轰动一时的《苏报》案，激起人们的强烈愤恨。
组织革命团体，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向革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1903年11月，从东京回国的军国民教育会成员黄兴组织两湖学生在长沙建立了革命团体华兴会。1904年7月，两湖进步学生又在武昌组织了科学补习所。同年11月，上海成立了由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发展而成的光复会，会武昌起义时用的山炮长蔡元培。与此同时，江苏、四川、福建、江西、安徽等省也都建立了名目不同的革命团体。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成立全国的革命领导中心的要求愈益迫切。1905年7月，孙中山、黄兴、陈天华等七十余人在东京集会，决定成立中国同盟会，把分散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其他小团体的成员陆续加入进来。8月中旬，孙中山在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了著名的《中国应建设共和国》的演说。同月20日（七月二十四），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被推为总理，黄兴被推为执行部庶务，会议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出版，孙中山在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内容的三民主义。
同盟会的三民主义是比较完整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民族主义，矛头主要指向出卖中华民族权益、实行种族歧视和压迫的满洲贵族，也包含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要求民族独立的爱国主义内容。民权主义要求通过国民革命，建立民国政府，国民一律平等；总统由国民公选，议会由民选议员组成；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民生主义，其主要内容为平均地权，即核定地主土地的现价，将来经济发展、地价上涨时，现价仍为地主所有，增价部分则收归国有，为国民共享。平均地权的提出，主观上企图避免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对立在中国再现，带有浓厚的主观社会主义色彩，客观上具有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的意义。三民主义的缺陷主要是：没有明确的反帝思想。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力图在不和帝国主义发生正面冲突的条件下进行革命。同样，它也没有切实可行的消灭封建土地制度、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方案。平均地权企图解决的主要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下的城市土地问题。
代表资产阶级上层政治利益的改良派，不愿意从根本上触动封建制度，反对暴力革命。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仍以保皇相号召。《民报》创办后即同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展开论战。论战环绕“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等三方面进行，涉及要不要推翻清政府，要不要建立共和政体，要不要实行平均地权，革命是否会引起瓜分和内乱等问题。辩论结果，革命派占据上风，改良派的政治影响大为衰落。但革命派过分集中了对种族问题的注意，单纯宣传反满，无形中忽略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两个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
在进行论战的同时，革命派积极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见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如1906年12月萍浏醴起义；1907年黄冈、惠州七女湖、安庆、防城、泸州、成都、镇南关起义；1908年钦州、河口、安庆起义。这些起义大多以会党为主力。1910年同盟会南方支部改变方针，组织了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4月（宣统三年三月）黄兴领导了广州起义（见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几次起义都失败了，使同盟会的精华遭到重大损失，但有力地冲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扩大了革命影响。
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同步发展的，是多达千余次的自发的群众斗争，主要内容为抗捐抗租、罢工罢市、抢米骚动和反对教会压迫等。这些斗争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同一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因切身利益与帝国主义发生矛盾，参加并领导了收回路矿权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1904年，鄂、湘、粤三省人民发动过反对清政府出卖粤汉路建筑权的斗争。1905年，为反对美国统治集团虐待华工，由上海总商会倡导，二十一个通商口岸的商会响应，掀起了全国规模的抵制美货运动。运动中提出了“伸国权而保商利”的口号，表明了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自觉大为提高。此后各地收回利权运动逐渐进入高潮。1907年，山西、山东、四川人民为保卫矿权，分别成立了保晋公司、保矿会和江合公司；江浙人民要求自办苏杭甬铁路。1908~1910年间，安徽、河南、云南等省人民继续掀起保矿斗争。
为了消弭革命，拉拢资产阶级，清政府被迫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1905年7月，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1906年9月宣布“预备立宪”。1907年9、10月，下诏筹设资政院和咨议局，允许资产阶级可以通过选举取得向清政府提出建议等部分权利。上层资产阶级从中看到了希望。他们纷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宪政筹备会、宪政公会、粤商自治会等立宪团体，从事君主立宪活动，准备参预政权。他们被称为立宪派。康有为、梁启超也分别在海外成立国民宪政会、政闻社，准备回国参加政治活动。但是，满洲亲贵们关心的是“皇位永固”，对立宪并不热衷。1908年8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修复后的武昌起义门“大清帝国万世一系”，同时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期。不久，光绪帝（即清德宗载恬）和实际掌握政权近半个世纪的武昌起义纪念章慈禧太后相继去世，三岁的溥仪继承皇位，改元宣统。摄政王载沣采取集权措施，积极推行由皇族独揽国家大权的政策。汉族军机大臣袁世凯被罢斥，满洲亲贵和汉族官僚地主之间的矛盾加深。1910年，由各省咨议局代表组成的国会请愿同志会在北京连续发起国会请愿运动，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当第四次请愿活动展开后，清政府以“聚众要挟”为名，实行镇压。请愿活动被迫停止。1911年5月（宣统三年四月），清政府发布内阁官制，成立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的“皇族内阁”。立宪派分享政权的希望完全落空。他们对清廷的顽固态度从愤懑发展到绝望，少数人抛弃立宪的幻想，对革命活动开始表示同情。
革命的客观条件日趋成熟，同盟会的领导却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危机。少数同盟会员反对孙中山，一再掀起“倒孙风潮”。1907年，张百祥等在东京组织共进会以联络会党，把同盟会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1910年陶成章、章炳麟等在东京重建光复会，实际放弃同盟会宗旨。1911年7月，宋教仁、谭人凤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把武装起义重点转向华中一带，它的成立填补了同盟会的领导空缺，使长江流域的革命力量有所加强，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同盟会领导力量的涣散状态。在革命的主观条件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各地尤其是华中地区一些基层革命团体的深入的组织发动工作和许多革命党人的实际活动，才使革命的爆发成为可能。
革命的爆发
进入1911年，革命的形势愈益成熟。5月，清政府唯帝国主义之命是从，颁布铁路国有上谕，宣布各省商办干路一律收回，随即同英、德、法、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借款合同，将从中国人民手中夺得的权利拱手献给了帝国主义。此举立即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与铁路国有直接相关的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等省人民强烈反对出卖路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四川保路运动尤为波澜壮阔。至8月，重庆、郫县、江津、温江等各地成立保路同志协会近七十个，会员数十万人，成都召开数万人的保路大会，散发传单，号召罢市罢课、停纳捐税以示抗议。9月，保路风潮扩展为全省抗粮抗捐，群众暴动接连发生。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逮捕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的负责人，并枪杀请愿群众数十名，造成流血大惨案。同盟会员龙鸣剑等和哥老会组成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转战各地，攻城夺地，猛烈冲击清政府在四川的统治。
四川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这场运动的迅速发展，引起全国动荡不安，革命党人受到鼓舞，在各省积极准备起义。汉口革命党人主办的《大江报》发表社论，公开号召人民起来革命。同盟会中部总会看到起义良机已经到来，主张由革命力量充实的武汉方面首先发动，其他有准备的省份同时响应。在清政府全力应付四川保路运动的时候，湖北新军中的文学社和共进会等革命团体乘机发动武昌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轰轰烈烈的一幕。
长期以来，武汉革命党人坚持了扎实细致的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在各界群众特别是新军中聚集了雄厚的革命力量。到起义前夕，驻武汉的一万五千多新军士兵中，已有六千人参加了文学社和共进会。9月下旬革命党人感到形势紧迫，召开文学社、共进会联席会议，决定于10月6日（中秋节）发动起义，后由于形势瞬息变化，起义推迟。10月9日（八月十八），在预定起义的那一天，共进会负责人孙武在汉口装配炸弹时不慎爆炸，湖广总督瑞下令闭城搜查，汉口和武昌的起义指挥机关遭到破坏，一些起义的领导人被捕、被杀或避匿。在这种情况下，新军各标营中革命士兵深感形势严重紧急，开始主动行动，起义终于爆发了。10日晚七时左右，武昌城外塘角的辎重营和城内工程第八营几乎同时发动，各标营继起，经一夜苦战，11日晨革命军占领总督署，全城光复，首义成功。汉阳、汉口也先后为革命军占领。11日，起义士兵聚集到湖北咨议局，在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等人的参与下，宣布成立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革命党的领袖们未亲身参加起义，缺乏政治经验的起义士兵们对自己掌握政权没有信心，清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在革命士兵的枪口逼迫下做了这个刚建立的湖北军政府的都督。军政府随即发布各种文电，宣布清政府对内专制独裁、对外出卖主权的罪行，号召各省揭竿而起，为推翻清朝建立民国而奋斗。11月，湖北军政府公布《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它是全国第一个按照资产阶级民主原则拟定的地方宪法。在中央革命政府成立前，这部约法具有国家根本法的性质，对起义各省军政府具有指导作用。这个时期的湖北军政府，虽受到立宪派和封建官僚的阻挠破坏，基本上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制的省级政权。
武昌起义的胜利，在全国得到了连锁反应，各省革命党人纷纷行动起来。最先起来响应的是湖南。10月22日，同盟会员焦达峰率湖南新军在长沙城外宣布起义，攻入巡抚衙门，焦达峰被推为湖南军政府都督。月底，湖南立宪派发动兵变，焦达峰被杀，原咨议局议长谭延掌握政权，担任都督。与湖南响应的同一天，陕西革命党人率领新军士兵在西安起义，次日占领全城，新军军官、同盟会员张凤翔被推为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后改都督），组织陕西军政府。23日，九江新军起义，月底光复南昌，江西军政府建立。29日，太原新军起义，新军标统、同盟会员阎锡山担任山西军政府都督。30日，昆明新军起义，次日攻占督署，参加起义的新军协统蔡锷被推举为云南政府都督。11月3日，同盟会员陈其美、光复会员李燮和发动上海起义，陈其美被举为沪军政府都督。3日夜，贵州新军起义，革命党人杨荩诚被推为都督。4日晚，杭州新军孙中山像起义，立宪派汤寿潜为浙江军政府都督。5日，江苏巡抚程德全由于形势所迫，在苏州宣布和平独立，任共和政府都督。7日，广西立宪派宣布和平独立，以前巡抚沈秉堑为都督。8日，安徽咨议局在安庆宣布和平独立，原巡抚朱家宝为都督。8日晚，福州新军起义，次日占领省城，新军统制孙道仁任福建军政府都督。9日，在各路民军进逼省城的情况下，广州绅商各界在咨议局宣布独立，举两广总督张鸣岐为都督，张逃匿，推同盟会员胡汉民为广东军政府都督。正处在保路同志军活动高潮中的四川，11月5日，同盟会员、新军排长夏之时在简阳起义，东进重庆。22日，会合重庆党人张培爵成立蜀军政府，以张为都督。2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表示愿意让出政权，在成都成立四川军政府，以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任都督。
至此，全国宣告独立、脱离清政府的省就有十四个。北方未独立各省，有的地方清王朝统治较强，如直隶、山东、河南；有的远在边陲，革命党势力较弱，如新疆、奉天。那些省份也不平静，革命党仍然组织了一系列武装起义。武昌起义和各省响应的局面是同盟会长期以来积蓄力量、艰苦奋斗的结果。在清政府严酷统治下，同盟会选择了武装起义的方针，坚持不懈，百折不挠。大批同盟会员在各省区深入新军，联络会党，建立分支机构，积极为武装起义准备条件。已独立的省中，九个省是革命党人在省会发动武装起义实现独立的；江苏、广西、安徽、广东、四川五省采取了“和平独立”的形式，这是由于全国已处于革命高潮之中，当地武装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或接近成熟，立宪派和清朝官僚不得不转变态度，从权应变。所有这些，构成了辛亥革命的全貌。
武昌起义之后，立宪派纷纷表示赞成革命。这一变化，加速了清政府的崩溃，使得力量对比更有利于革命方面。但是革命派在新政权中很快表现出他们的领导力量和地位的软弱性。他们或将武装起义夺来的政权拱手让给立宪派和旧官僚，或不能对靠“和平独立”建立的政权进行革命改造，以至在各省军政府内，革命派力量日渐削弱，立宪派和旧官僚的力量则不断膨胀。
广大人民群众在各省起义过程中表现了高昂的热情。新军士兵、会党群众、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城市贫民、海外华侨、爱国士绅、少数民族都作出了贡献。中国的政治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沸腾局面。但是，革命党人以“中等社会”自居，不敢采取充分发动群众的方针。不少地区的农民在各地军政府宣布豁免清政府各种苛捐杂税影响下，发动了以抗租为主要内容的斗争，但大都遭到镇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因而失去了农民这一强大支柱。
革命的胜利与失败
革命的胜利发展使清政府极为震惊，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显得手足失措。不久以前受到清政府排斥，在彰德韬晦的袁世凯在北洋军中有深厚的潜势力。由于南方新军纷纷倒向革命一边，北洋军是清政府惟一可以使用的军事力量。以张謇为首的立宪派对袁世凯也寄予厚望。尤其重要的是，袁世凯还得到帝国主义的有力支持。10月27日，清廷起用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予指挥湖北军事的全权。11月1日，清军攻陷汉口。同日，摄政王载沣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交出全部军政大权，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袁世凯懂得，单靠武力是镇压不了革命党人的。他在南下督师时，或屡函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或派出代表到武昌，提出在实行君主立宪的条件下同革命党人“和平了结”。黎元洪和黄兴、宋教仁等过高估计了袁世凯的力量和自身的困难，急于取得廉价的胜利，他们企图利用袁世凯和清朝贵族之间的矛盾，以大总统的位置动员他倒戈，把最终推倒清朝的希望寄托于袁世凯。11月27日，汉阳为清军攻陷，帝国主义看到时机成熟，出面斡旋停战。12月1日，在英国驻汉口代理总领事葛福撮合下，双方议订停战三日。此后又拟定《续停战条款》，规定双方派出代表讨论大局。停战是辛亥革命从武装斗争走向政治妥协的一个重要转折；而同意谈判，则打开了政治解决南北冲突的大门。12月18日，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和革命军政府的代表伍廷芳在上海开始和谈。
中外反动派的营垒因袁世凯的出山得到加强。革命方面却群龙无首，妥协倾向日增。独立的各省形成了两个中心：武昌集团以黎元洪为首，上海集团以陈其美为首。双方都力争筹建临时政府的主动权。11月下旬，各省代表议决承认武昌为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以鄂督执行中央政务。接着十四省代表会议在汉口英租界召开，筹备成立中央临时政府。12月2日，江浙联军经过十天的奋战，攻克清两江总督、江南提督盘踞的南京。于是代表会议决定以南京为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各省代表随即自武汉齐集南京。25日，同盟会总理孙中自海外归来，对革命派内部的妥协倾向进行了斗争，但他无力改变总的趋势。29日，十七省代表会议以十六票的绝对多数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到南京就职，发布《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告全国同胞书》等文件，正式宣告中华民国的诞生。1月2日，通电改用阳历。3日，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确定临时政府组成人员。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28日，又成立南京临时参议院。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这个政府包括革命派、立宪派和旧官僚三种政治势力。革命派在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立宪派和旧官僚担任内政、实业、交通等部总长，拥有相当实力。在作为立法机关的临时参议院中，同盟会员占大多数，也有不少参议员是立宪派人士。独立各省的军政府多数为立宪派和旧官僚所操纵，南京临时政府和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对它们事实上不能行使中央政府的权力。革命派自身的弱点也更多地暴露出来。章炳麟宣传“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主张，就是这种弱点的一种反映。革命党的一些上层分子由于思想政治观点上的分歧，害怕革命深入引起社会动乱，或者热衷于争权夺利，和立宪派、旧官僚一起组成政治团体，如章炳麟、张謇、程德全等组成中华民国联合会，孙武、黎元洪组成民社，对同盟会和孙中山施加压力。孙中山的许多正确主张都遭到反对。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袁世凯感到大袁世凯像总统的位置难于到手，立即撤销和议代表，造成谈判破裂的形势，迫使革命势力妥协。帝国主义列强拒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并且制造外国干涉的空气。北京公使团决定将中国各海关净存税款汇解上海，分存于汇丰、德华、华俄道胜等外国银行。这批偿还外债后本可动用的税款节余（即“关余”）因此被冻结。身任两淮盐政总理的临时政府实业部长张謇，坚决反对孙中山“挪用”盐税。临时政府可能得到的财源被堵死，只能向日本、美国、德国、俄国的财团接洽贷款，大多没有结果，陷入极为竭蹶的境地。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孙中山被迫退让。1月22日，孙中山声明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即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得到孙中山的保证后，加紧逼迫清帝退位。2月12日，清朝皇帝终于接受中华民国对皇室的优待条件，正式退位。这样，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朝垮台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也随之结束。
2月13日，袁世凯向临时政府正式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孙中山辞职时提出定都南京、新总统须到南京就职和必须遵守《临时约法》等三个条件，想以此对袁世凯加些限制。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实力在北方，拒绝南下就职。孙中山派蔡元培为专使北上迎接，袁世凯表面上装腔作势，表示欢迎，暗地里却指使亲信部队在北京、天津、保定制造兵变；帝国主义也乘机调兵入京，制造紧张空气，以支持袁世凯。南京临时政府再次退让。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次日，孙中山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按照三权分立原则，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人民一律平等，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自由，有请愿、选举、被选举等项权利。这个约法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是中国历史上的创举。25日，唐绍仪到南京接收临时政府，组织新内阁。该内阁中内政、陆军、海军、财政、外交等部均由袁世凯的亲信或拥护者担任，同盟会只分配到教育、农林、工商等几个点缀性的席位。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5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和该院迁往北京。至此，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所篡夺。辛亥革命失败了。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辛亥革命要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大敌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既缺乏必要的决心和勇气，也缺乏相应的力量。这个阶级的激进的代表——资产阶级革命派从出现至武昌起义，只不过是十来年的经历，各方面都还不够成熟。思想上，救亡排满的宣传淹没了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宣传，对帝国主义存在着惧怕心理；组织上，同盟会未能成为一个坚强统一的司令部和战斗队；军事上，缺乏一支由自己掌握的有觉悟的部队；政治上，对立宪派和旧官僚丧失警惕，阶级关系上，未能发动农民，形成强有力的民主革命大军。历史证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虽有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却无力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历史证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结合，是扼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点从此深入人心。中国人民长期以来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作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第四节 政治事变
共和指周代厉王之后、宣王之前十四年间（前841~前828）的政权。有两说，一为召穆公、周定公共同执政，称共和；周公像一为共伯和执政。周厉王胡暴虐侈傲，宠信虢公长父、荣夷公等佞臣。大夫芮良夫曾加劝谏，指出荣夷公好“专利”（霸占土地山川的产物），会酿成大难，厉王不听，终以荣夷公为卿士，执政用事。芮良夫又告诫执政诸臣，不可“专利作威”，否则国人将“为王之患”，也未得结果。国人对厉王不满，“谤王”，厉王大怒，命卫国之巫监视国人，有“谤”者杀，致使诸侯怨恨不朝，国人不敢谈论政事。大臣召穆公虎进谏，指出“防民之口，甚于防水”，厉王仍不听。经过三年，国人愤而起义，攻袭厉王，厉王逃奔到彘（今山西霍县）。太子静藏在召穆公家，被国人包围，召公以自己之子代替，太子才得免难。
厉王出奔后，由大臣召穆公、周定公同行政，号为共和。共和元年（前841），为中国古史有确切纪年之始。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周、召二公共立太子静，是为周宣王，共和乃告结束。
一说厉王出奔后，诸侯推共伯和代行天于事，故称共和。厉王死，共伯和使诸侯奉太子静为王，自己回到卫国。此说与《史记·卫世家》记载不合。
吴楚七国之乱
发生在汉景帝三年（前154）的一次诸侯王国的叛乱。参与叛乱的七国的国王是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西王印、胶东王雄渠。吴王濞为这次叛乱的主谋。
七国之乱的根源，是强大的王国势力与专制皇权的矛盾。诸吕当权以及汉文帝刘恒继统等政治事件，加剧了这一矛盾。七国之乱的导火线，则是汉景帝刘启采纳晁错的《削藩策》，削夺王国土地。
王国势力强大的局面，是汉高祖刘邦时形成的。楚汉相争阶段，刘邦迫于形势，分封了异姓王。汉五年（前202）刘邦称帝后，共有异姓王七人（见异姓诸侯王）。他陆续消灭了除去长沙王吴芮以外的六人。他认为秦祚短促是由于秦不分封子弟的缘故，所以在异姓王的故土分封自己的兄弟子侄九人为王，即同姓九王。高祖并与群臣共立非刘姓不王的誓约。
汉初的同姓诸王国，土地辽阔，户口众多。由于同姓诸王与高祖血统亲近，效忠汉朝，起着拱卫中央的作用，所以干弱枝强的问题这时并不突出。
高祖死后，当权的吕后违背誓约，立诸吕为王。吕后对于受封为王的高祖诸子，控制很严，有些国王甚至被摧残致死。齐王肥是高祖长子，地位尊贵，吕后对他虽有猜疑，但却难于处置。齐王肥献城阳郡地与吕后之女鲁元公主，主动调整同吕后的关系，才得以相安无事。
吕后专权以及分封诸吕为王，激起了刘姓诸王的强烈反对，王国势力与专制皇权的矛盾，以刘姓诸王与拥刘大臣团结反吕的形式表现出来。吕后死，诸吕聚兵，准备发动政变。当时齐卫肥的儿子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宿卫长安。他们暗约其兄齐王将闾领兵入关，共灭诸吕，由将闾继承帝位。刘将闾应约起兵，长安方面派遣大将军灌婴出击。灌婴屯兵荥阳，与刘将闾相约连和，待机共伐诸吕。这时，刘章在长安与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协力消灭了诸吕势力。群臣认为代王恒外家薄氏比较可靠，估计不致出现类似诸吕弄权的严重问题。于是协议，舍齐王将闾而立代王恒为帝，即汉文帝。
文帝以高祖庶子继统，地位本来不很巩固。汉初所封诸侯王，到这时都经历了两三代的更迭，与文帝的血统关系逐渐疏远，政治上已不那么可靠。文帝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其一是使列侯一概就国，功臣如绛侯周勃也不例外，目的是便于文帝控制首都局势，避免掣肘。其二是封诸皇子为王，皇子武是景帝的同母弟，先封为代王，于梁王揖死后徙封梁王。梁国是拥有四十余城的大国，地理上居于牵制东方诸国、屏蔽朝廷的关键位置。其三是采用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把一些举足轻重的大国析为几个小国，例如析齐国为齐、城阳、济北、济南、淄川、胶西、胶东七国，以已故的齐王肥的诸子为王。这样，齐国旧地虽仍在齐王肥诸子之手，但是每个王国的地域和力量都已缩小，而且难于一致行动。此外，爰盎、晁错针对淮南王长骄横不法，都提出过削藩建议，文帝碍于形势，没有实行。
文帝时一再发生王国叛乱。原来，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虽有反吕之功，但他们曾有拥戴齐王将闾为帝的打算，所以文帝对他们没有以大国作为封赏，只是让他们各自分割齐国一郡，受封为城阳王和济北王。城阳王章不久死去。济北王兴居于文帝三年（前177）乘文帝亲自击匈奴的机会，发兵叛乱，“长宜子孙”四神纹镜欲袭荥阳，事败自杀，济北国除。文帝六年淮南王长谋反，被废徙蜀，死于道中。这些事件预示着王国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正在加深，是更大的叛乱的先兆。所以贾谊在上汉文帝的《治安策》中慨叹说：“今或亲弟谋为东帝（按指淮南王长谋反），亲兄之子西乡（向）而击（按指济北王兴居拟袭荥阳），今吴又见告矣。”
景帝即位后，中央专制皇权和地方王国势力的矛盾日益激化，景帝接受晁错所上《削藩策》，下诏削赵王遂常山郡，胶西王卬六县，楚王戊东海郡；景帝三年，又削吴王濞会稽等郡。削藩之举激起了诸王的强烈反对。吴王濞首先与齐王肥诸子中最强大的胶西王卬联络，约定反汉事成，吴与胶西分天下而治之。胶西王卬又与他的兄弟、齐国旧地其他诸王相约反汉。吴王濞还与楚、赵、淮南诸国通谋。削藩诏传到吴国，吴王濞立即谋杀吴国境内汉所置二千石以下官吏，与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等分别起兵。原来参与策划的诸王中，齐王将闾临时背约城守，济北王志和淮南王安都为国内亲汉势力所阻，未得起兵。吴王濞年六十二，是宗室元老，也是晁错所议削藩的主要对象。他致书诸侯王，声称起兵目的是诛晁错，恢复王国故地，安刘氏社稷。在他的影响和策划下爆发的这次叛乱，遍及整个关东地区，形成东方诸王“合纵”攻汉的形势，震动很大。
吴国始受封于高帝十二年（前195），那时在江淮之间叛乱的淮南王英布败走吴越，高祖认为东南之地与汉廷悬隔，非壮王无以镇之，而高祖亲子均年少，乃封兄子刘濞为吴王。吴国是五十余城的大国。吴国的鄣郡（辖今苏西南、皖南、浙北之地）产铜，滨海地区产盐，吴王濞招致天下各地的逃亡者铸钱、煮盐，所铸钱流通于整个西汉境内。吴国以船运载，一船相当于北方数十辆车，有较高的运输能力。吴国由于经济富足，境内不征赋钱，卒践更者一律给予佣值，因而得到人民的支持。文帝时，吴太子入朝长安，由于博弈争执，被汉太子刘启（即以后的景帝）以博局击杀，引起了汉吴双方的猜疑，吴王濞自此二十多年托病不朝。文帝为了笼络吴王濞，赐以几杖，允许不朝。吴王濞骄横不法，以珠玉金帛贿赂诸侯王和宗室、大臣，企图在政治上取得他们的助力。
景帝三年（前154），吴王濞起兵广陵（今江苏扬州），有众二十余万，还兼领楚国兵。他置粮仓于淮南的东阳，并派遣间谍和游军深入殽渑地区活动。吴楚军渡过淮水，向西进攻，是叛乱的主力。胶西等国叛军共攻齐王将闾据守的临淄，赵国则约匈奴联兵犯汉。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率三十六将军往击吴楚，派郦寄击赵，栾布击齐地诸叛国，并以大将军窦婴驻屯荥阳，监齐、赵兵。曾经做过吴国丞相的爰盎，建议景帝杀晁错，恢复王国故土，以换取七国罢兵。景帝在变起仓猝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一建议，处死晁错。暂时居于优势的吴王濞认为自己已经取得了“东帝”的地位，拒不受诏，战事继续进行。
在吴楚军西向攻取洛阳的道路中，景帝弟刘武的封国梁国横亘其间。吴楚军破梁军于梁国南面的棘壁（今河南永城西北）。当时周亚夫率汉军屯于梁国以北的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他不救梁国之急，而以轻兵南下，夺取泗水入淮之口（在今江苏洪泽境），截断吴楚军的粮道，使其陷入困境。吴军多是步兵，利于险阻；汉军多是车骑，利于平地。战事在淮北平地进行，吴军居于不利地位。梁国又坚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南），吴军无法越过。吴军北至下邑（今安徽砀山境）周亚夫军营求战。结果吴军一败涂地，士卒多饥死叛散。周亚夫派精兵追击，吴王濞率败卒数千遁走，退保长江以南的丹徒（今江苏镇江）。汉遣人策动吴军中的东越人反吴，东越人杀吴王濞。楚王戊也军败自杀。吴楚叛乱起于正月，三月即告结束。
在齐地，胶西等王国兵围临淄，三月不下。汉将栾布率军进逼，胶西、胶东、淄川、济南诸王或自杀，或伏诛。齐王将阊为汉城守有功，但是他曾拟夺取帝位，后来还参预过七国之乱的策划，特别是在被围困时又与胶西王等通谋，因此不能见容于汉，被迫自杀。在赵地，赵王遂撤兵坚守邯郸，郦寄攻之不下。匈奴人知道吴楚兵败，也不肯入汉边助赵。栾布平定齐地诸国后，还军与郦寄共同引水灌邯郸城，邯郸城破，赵王遂自杀。
七国之乱的平定，巩固了削藩政策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汉高祖分封子弟为大国所引起的矛盾，并为汉武帝以“推恩策”（见推恩令）进一步解决王国问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南朝梁武帝萧衍统治末年东魏降将侯景发动的叛乱。萧衍自天监元年（502）称帝后，在长达四十多年的统治骑马武士俑中，一贯执行宽纵皇族，优容士族的政策。为了避免前代皇族间骨肉相残局面的重演，他取消了宋、齐两代监视和限制皇族权力的典签制，给皇族以实权，出任方镇，对他们的横征暴敛甚至公开抢劫和叛国均予宽容。武帝晚年，出任方镇的诸王无不拥兵自重，以至窥测皇位。长期优容士族的结果，大大加速了士族的腐朽过程，使统治集团中贪残、侈糜、轻视武备之风日益严重，吏治极端黑暗，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形成了“人人厌苦，家家思乱”的严重局面。这就给侯景之乱的得逞以可乘之机。
侯景（？~552），字万景，原为北魏怀朔镇（今内蒙古包头东北）戍卒。六镇起义时，投降尔朱荣，为镇压葛荣的先锋。因功擢为定州刺史、大行台，威名遂著。后高欢诛灭尔朱氏，他又投靠高欢，官至司徒、河南道大行台，将兵十万，专制河南达十四年之久。太清元年（547）高欢死，侯景与高欢于高澄有隙，乃据河南叛，并派人向西魏和梁洽降。西魏对侯景十分警惕，以援助为名，派兵占领侯景据地之半，并逼其交出兵权，入朝长安。梁武帝虽也曾一度犹豫，但很快就不顾多数朝臣的反对，纳降侯景，封为河南王，都督河南南北诸军事，并派萧渊明领兵五万进攻东魏。十一月，梁军在彭城外十八里的寒山被东魏歼灭，渊明被俘；次年正月，侯景亦败于涡阳（今安徽蒙城），仅剩步骑八百狼狈南窜，中途夺取寿春。梁武帝听到寒山败讯，吓得几乎跌下床来，叹曰：“吾得无复为晋家乎？”但仍不对侯景采取果断措施，而是一面安抚，一面与东魏谈判，企图以侯景换回萧渊明。侯景看穿梁朝统治集团的腐朽无能和梁武帝的“薄心肠”，将寿春居民充作军士，并勾结萧正德（萧衍侄）作内应，许以事成后立之为帝，于八月举兵反叛。
出乎梁武帝意料，侯景率骑数百、兵八千顺利渡过长江，攻入建康，直指台城（宫城，中央台省与宫殿所在地）。十月二十四日，台城被围时，城内有“男女十余万，贯甲者三万”，在良将羊侃指挥下层开了惨烈的台城保卫战。叛军百道攻城，先后作长围，起土山，用飞楼、撞车、登城车、堞车、火车轮番攻城，均被击退。侯景又引玄武湖水灌城，“阙前御街并为洪波”，城被围既久，牺牲惨重，瘟病流行，横尸满路。生存者止二三千人，并悉羸弱，但仍坚持抗争，以待外援。此时集结在建康城外的各路援军多达二三十万，共推司州刺史柳仲礼为大都督：他与邵陵王萧纶有怨，诸军又互相猜阻，莫有战心。建康士民扶老携幼以候援军，但援军才过淮，即纵兵剽掠，由是士民失望。侯景军中有谋应官军者，闻之亦止。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湘州刺史河东王萧誉等更是坐观城破，以便争夺帝位。侯景久攻台城不下，乃纵兵大肆杀掠，驱赶百姓日夜筑土山，乱加殴捶。又募奴为兵，许以官爵。然叛军损失亦多，又严重缺粮，战斗力大为削弱，且闻荆州兵东下，十分恐慌，故曾一度乞和，准备撤退。后因见援军号令不一，终无勤王之志，于是加紧攻城，终于在三年三月十二日攻破台城。
侯景矫诏解散援军，三十万大军，或走或降，一朝散尽。五月，被软禁的骑兵和步兵战斗图梁武帝病饿而死，侯景立太子萧纲为帝（简文帝），自居相国、宇宙大将军、都督六合诸军事，派兵攻占三吴等地。所到之处，专以焚掠为事。杀戮立威，但百姓宁死而终不附。大宝二年（551）侯景率大军西上，攻占郢州，进军江陵，六月被萧绎的荆州军击败，退回建康，从此一蹶不振。八月，侯景废简文帝，十一月自立为帝，国号汉。
台城陷落后，萧衍子孙间争夺帝位的斗争迅速激化。围城期间曾被侯景立为皇帝的萧正德被侯景处死。在长江中上游地区，萧绎占有荆州，力量最强；萧纪占有益州；萧誉据湘州；萧誉弟据雍州（今湖北襄阳）；萧纶自台城破后逃据郢州（今湖北武汉），准备称帝。他们不联合起来讨伐侯景，却在为争夺帝位混战。萧纶投靠北齐、萧归附西魏，萧绎既附北齐又附西魏。萧衍死后的次月，萧绎发兵进攻湘州；九月，萧自襄阳进攻江陵，后为萧绎击退；大宝元年四月，萧绎将领王僧辩攻破湘州，杀萧誉；八月又进攻郢州，萧纶败走汝南，次年二月被西魏攻灭。萧绎扫除了萧誉和萧纶后，才命王僧辩率军东下。承圣元年（552）二月，王僧辩与起自岭南的陈霸先会合，三月大捷于姑孰（今安徽当涂），进抵建康，侯景东逃，四月为其部下杀死，持续四年之久的叛乱终告平定，但战乱并未结束，萧绎、萧纪、萧为争夺帝位进行最后的战斗。四月，萧纪称帝，八月举兵东下。十一月萧绎亦称帝于江陵（梁元帝），一面请求西魏袭取益州，一面派大军堵截萧纪。二年七月，萧纪兵败身死，益州全境为西魏占领。次年，萧勾结西魏攻下江陵，杀萧绎但却失去了襄阳，在江陵沦为西魏附庸。
侯景之乱所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江南社会遭空前浩劫。拥有二十八万户的首都建康，存者百无一二，完全成为废墟。三吴原最富庶，经侯景烧杀抢掠，乃至残破。及西魏破江陵，尽俘王公以下及百姓男女数万家（又作十余万口）为奴婢，分赏三军，驱归长安，弱小者皆杀之，得免者仅三百余家。东晋以来经营数百年而形成的三大经济文化中心，均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在这场战乱中，东魏取得了淮南和广陵，西魏取得了成都、汉中和襄阳，从而使南朝版图大为缩小，加剧了北强南弱的局面。士族门阀在此次战乱中不仅充分暴露了腐朽无能，而且受到了极其沉重的打击，从而大大加速了南朝士族的衰亡过程。
北魏末年统治集团间争夺中央政权的一次变乱。又称“河阴之变”。尔朱氏属契胡，原是匈奴族的一个部落。北魏初年降附于鲜卑拓跋部，被安置在秀容川（今山西朔县北）。这一地区适宜胡人俑放牧，尔朱氏世为酋长，积聚了大量财富。北魏后期，尔朱荣（？~530）为契胡酋长，拥有八千余家的部落人民，牛羊驼马，色别为群，弥漫山谷。魏末各族人民起义爆发后，尔朱荣与汉族地方豪强势力相勾结，积极发展政治、军事力量。他先后镇压了秀容一带人民的起义，兵势日盛。
魏孝明帝武泰元年（528）二月，胡太后毒杀孝明帝元诩，将刚出生的皇女冒充皇子，立以为帝，几天后又另立三岁的元钊。车骑将军，并、肆、汾、唐、恒、云六州讨虏大都督尔朱荣以给孝明帝报仇为口实，从并州领兵南下，直指洛阳。四月十一日，尔朱荣在河阴（今河南洛阳东北）立元子攸为帝（孝庄帝），自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尚书令、领军将军等职；同日，洛阳东北门户河桥守将降尔朱荣，京城遂无险可守，将士四散，胡太后被迫削发为尼。十二日，皇室、贵族官僚至河桥迎驾。十三日尔朱荣先派人将胡太后和元钊溺死于河阴，又以祭天为名，集合迎驾的百官，宣称天下大乱，孝明帝被害，完全由于朝臣贪婪残暴、不相辅佐造成。于是纵兵将王公卿士两千余人全部杀害，是为历史上著名的河阴大屠杀。尔朱荣挟孝庄帝元子攸入洛阳，自己专制朝政。
孝庄帝元子攸目睹河阴大屠杀的惨景，深知尔朱荣的政治野心，预感自己的险境。他经过一番密谋，于永安三年（530）九月，利用朝见之机杀死尔朱荣。尔朱荣侄子尔朱兆从汾州（今山西汾阳）率骑兵进入洛阳，杀孝庄帝，另立元恭为帝（节闵帝），尔朱氏继续控制北方。
唐中宗皇后韦氏的专权乱政。韦氏（？~710），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人，中宗（李显）为太子时，立为妃。弘道元年（683）中宗即位，次年，立为皇后。同年，中宗被武则天废黜，迁于房州（今湖北房县），韦氏随行。在流放生活中，韦氏患难与共，排解了中宗的悲愁惶惧情绪。中宗发誓如能复位，定任她所为，不加禁制。神龙元年（705），中宗复位。每临朝，韦后即置幔坐殿上，预闻政事。中宗任用曾为武则天掌文书的昭容（宫中女官）上官婉儿主持撰述诏令，以武三思为相。传说三思与韦后、婉儿私通，韦后的爱女安乐公主嫁武三思子武崇训，恃宠专横，权重一时。当时朝中形成一个以韦氏为首的武、韦专政集团。
武三思通过韦后和安乐公主，诬陷并迫害拥戴中宗复位的张柬之、敬晖等功臣。中宗对揭发武、韦丑行的人处以极刑，武三思因而权倾入主，作威作福。一批趋炎附势的官僚聚集在他门下，其中有五人特别卖命，被称为“五狗”。
中宗的太子李重俊，非韦氏所生，遭到韦后厌恶；安乐公主与其夫武崇训经常侮辱重俊；武三思猜忌重俊，武崇训唆使安乐公主请中宗废太子，立她为皇太女。重俊甚为不平，于神龙三年七月发动部分羽林军杀死武三思与武崇训，谋诛韦后、安乐公主，因相从的羽林军倒戈，政变失败，重俊被杀。武、韦集团权势依旧不减。
安乐公主恃宠，骄恣专横，势倾朝野，她曾将自己草拟的诏敕，掩住正文，簪花仕女图请中宗在文后签署，中宗竟不看诏文，笑而署敕。她和长宁公主（亦韦后所生）及韦后妹国夫人、昭容上官婉儿等都仗势弄权，卖官鬻爵。受钱三十万即自己写好封官墨敕（不盖官印），不经宰相审议签署，斜封交中书省执行，称为“斜封官”。当时，以员外同正、试、摄、检校等名义授官的，就有几千人。她们又大肆营建第舍，穷奢极欲。安乐公主强夺民田作定昆池，方圆数里；一幅织成裙，值钱十万。中宗、韦后和公主们又多建佛寺，劳民伤财。其时后突厥攻掠陇右；西突厥别部突骑施部攻陷安西都护府，断安西四镇路。内地则水旱为灾，户口逃散，民不聊生。中宗却与韦后恣为淫乐，不理朝政，还处死上书告发韦氏乱政的人。据说，景龙四年（710）韦氏恐其丑行暴露，安乐公主欲韦氏临朝，自为皇太女，遂合谋毒死中宗。韦后临朝摄政，立李重茂为帝，史称少帝。韦后又任用韦氏子弟统领南北衙军队，并欲效法武则天，自居帝位。临淄王李隆基（后来的唐玄宗）与太平公主（武则天女）发动禁军攻入宫城，杀韦后、安乐公主、上官婉儿及诸韦子弟，迫少帝让位，立相王李旦（李隆基父）为帝，是为睿宗。韦后之乱，终告结束。
唐文宗大和九年（835）谋诛宦官而失败的一次事变。唐朝后期，阶级矛盾和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日益发展，宦官掌握禁军，干扰政事，进退大臣，乃至拥立、弑杀皇帝。唐宪宗李纯被宦官陈弘志（一作弘庆）等所杀，敬宗李湛被宦官刘克明等所杀；穆宗李恒、文宗李昂等，皆立于宦官之手。宦官擅权专政达到了极点，成为朝政的一大弊端。文宗即位后，即企图惩治宦官，夺回皇帝丧失的权力。大和四年，文宗任命宋申锡为宰相，令他谋划诛除宦官，但事机不密，宦官先发制人，诬陷申锡结连漳王湊（文宗弟）谋反。次年，申锡被贬，计划失败。
大和八年秋，郑注、李训（原名仲言）得当权宦官王守澄引荐，郑注以医术、李训以讲说《周易》成为文宗的亲信。文宗因为他们均系宦官所推引，与之密谋诛除宦官，可免宦官猜疑，故以郑注为太仆卿，李训为翰林侍讲学士。次年秋季，文宗提升李训为宰相，又任命郑注为凤翔节度使，作为京师外援，逐步开始打击宦官，先后将与杀害宪宗有关的宦官杨承和、王践言、陈弘志、王守澄等处死。
要诛除掌握禁军实权的宦官，就必须有一定的武装力量。李训举户部尚书王璠为太原节度使，大理卿郭行余为邠宁节度使，希望两人在赴镇之前，先召募若干兵卒，助除宦官；又以京兆少尹罗立言权知府事，太府卿韩约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刑部郎中兼御史知杂李孝本权知御史中丞，由他们罗致一些吏卒以诛宦官。
大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早朝于紫宸殿时，金吾大将军韩约奏报左金吾仗院内石榴树上夜降甘露。李训等建议：天降祥瑞，又近在宫禁，皇帝宜亲往一看。于是，文宗前至含元殿，命宰相和中书、门下省官先往观看。官员们回来，奏称疑非真甘露。文宗乃再命宦官神策军左右护军中尉仇士良、鱼志弘（一作弘志）等，带领宦官去察看。
仇士良等至左金吾仗院时，见韩约惊慌失措，又发现幕后埋伏了武装士兵，慌忙退出。李训等本想以观看甘露为名，将宦官诱至金吾仗院，一举而歼灭之，这个计划失败。宦官退到含元殿，迫使文宗乘软舆入内宫。李训急呼金吾卫士上殿保驾，一面攀舆高呼“陛下不可入宫”。金吾卫士数十人和京兆府吏卒、御史台人约五百人登殿奋击，宦官死伤数十人。但这时宦官已将李训打倒地上，抬着文宗进入宣政门，将门关闭，朝臣一时惊散。李训见事不济，出宫单骑走入终南山佛寺中。宰相王涯、贾、舒元舆不明真相，退到中书省等候文宗召见。
宦官挟持文宗退入内殿后，立即派遣神策军五百人，持刀出东上阁门，逢人即杀，死者六七百人。接着关闭宫城各门搜捕，又杀千余人。李训、王涯、贾、舒元舆、王璠、郭行余、罗立言、李孝本、韩约等先后被捕杀。事发时，郑注正率亲兵五百人赴长安，中途知事败，返还凤翔，也被监军杀死。上述诸人都遭族诛，更多的人被牵连而死。经过这次宦官的大屠杀，朝列几乎为之一空。从此宦官更加专横，凌逼皇帝，蔑视朝官，文宗因此郁郁而死。
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明英宗朱祁镇亲征瓦刺军反被俘虏的事件，因为发生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南）而得名。此事变后，瓦刺势力大振，明北边长期处于被动挨打局面。
正统初年，蒙古瓦剌部逐渐强大。四年，也先称太师淮王，尽有各部。正统十四年七月也先率军大举南下，攻扰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等地。明英宗在司礼监太监王振挟持下，不顾朝臣反对，仓猝率军五十余万亲征，大军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风雨大至军粮不继，兵士死亡枕藉。八月初一到达大同，王振因前方败报踵至，惊慌失措，挥军急退。归途中，王振为了炫耀乡里，不听大同总兵郭登坚请英宗速入紫荆关的建议，反邀英宗至蔚州（今河北蔚县），以访其家。行四十里后，又恐大军过境损坏家中庄稼，复令军队转道宣府。十三日至土木堡，诸将计议入怀来城据守，但王振以辎重车千余辆未至，不肯听从，下令就地宿营，遂被瓦剌军包围。土木堡旁无水泉，明军掘井深二土木堡之役示意图丈余仍无水，将士饥渴，疲惫不堪。十五日，也先遣使议和，英宗许之。瓦剌军诈退，王振立即传令移营就水，明军逾越壕堑而出，阵势混乱。南行未及三四里，瓦剌军发动四面围攻，劲骑呼啸而入。明军大溃，死者蔽野塞川。英宗突围未成，被掳北去。扈从大臣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户部尚书王佐等五六十人被杀。王振也在乱军中为护卫将军樊忠以长锤击死。明军死亡过半，骡马二十余万匹与大量衣甲、器械、辎重尽为也先所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