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重说
独孤氏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又出身于高官家庭，尽管足不出户，却很关心朝政，熟悉时局，经常为丈夫出谋划策，而且言无不中，计无不成，使杨坚一次次化险为夷，不断取得新的胜利。比如，在对女儿的婚事上，独孤氏表现出了可贵的远见和果断。其女杨丽华长大之后，独孤氏一手操办了女儿的婚事，将其嫁给周武帝的儿子宇文为妻。对此，杨坚有满肚子意见。理由是这位太子生性顽劣，喜好女色，就算以后顺利继位，也非贤明之君。况且，女儿比女婿的年龄还大，极易遭到抛弃，责怪妻子所择非人。独孤氏对于丈夫的世俗之见毫不理会，她不冷不热地说：“宇文是当今太子，他再不成器，身上流的也是皇家血脉，只这一条就足够了。”独孤氏的选择有她的道理，姐姐为周明帝的皇后，已经领受了恩宠无比的味道，如果自己家里再出个皇后，那将是罕有其匹的荣耀。作为独孤氏而言，她需要的不仅仅是满足一下虚荣心，更需要为丈夫创造争夺天下的条件。事情果如独孤氏所料，周武帝不久死去，女婿宇文继承皇位，是为周宣帝，女儿杨丽华被封为皇后。杨坚也因此而跃升为上柱国、大司马，后又疾升为大前疑（位同丞相）。皇帝如果外出，则由他总揽所有政务。
杨坚成为国丈之后，不久飞来一场祸事。杨皇后因规劝皇帝而冒犯天颜，宇文竟逼皇后自尽，还要夷灭皇后全家！多亏内史、上大夫郑泽讲情，杨坚一家才转危为安。
这场风波使独孤氏寝食不宁，她认为只有让丈夫外放，才能实现长远大计。经过努力，大象二年（580）五月，杨坚被外放扬州任总管之职。刚要上路，内宫传出意外消息：皇帝饮酒中毒，已经两天昏迷不醒。独孤氏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力劝丈夫暂缓外出。她认为，万一皇帝驾崩，时局必然动荡，如果远离京城，后果不可设想。在她的布置筹划下，杨坚假装失足扭伤，不能行走，他和郑经联合起来，借宣帝昏迷之机，任命杨坚为辅政大臣。宣帝驾崩，扶7岁的皇太子宇文阐登位，杨坚独揽了朝政。这一来引起宇文氏诸王的强烈不满，赵王宇文招设下“鸿门宴”，想要谋杀杨坚。多亏护卫人员拼死相救，杨坚才幸免一死。独孤氏及时提醒丈夫借机起事，杨坚又想起当年赵昭那话：“必大诛杀而后定”，决定开始实现“为天下君”的目标，讨伐所有的反对者。他先命人告发赵王与相州（治所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总管尉迟迥企图叛乱，牵连坐罪，一口气杀了5个亲王及其家属，又杀掉6个反对他的大将。大定元年，也即开皇元年（581），逼小皇帝让位，杨坚登基为帝，建立了隋朝，历史上称他为隋文帝，独孤伽罗也实现了当皇后的梦想。
隋文帝深知，自己能够执掌天下，与皇后的帮助和支持是分不开的，对于这位发妻于敬重中带有畏惧。凡遇军国大事，隋文帝经常征求皇后的意见。一时拿不准的事情，要回后宫同她商议之后再作决定。后来，独孤皇后干脆与隋文帝同乘一辆御辇上朝，至金殿前而止，然后目送皇帝进殿。如果听到杨坚处理政事有误，就让宦官随时前去匡谏改正。皇帝退朝时，帝、后二人一同乘辇回宫，朝臣们都很敬慕这一帝一后，尊称他们为“二圣”。面对这样一位“女圣”，隋文帝自然敬畏有加，不敢再拈花惹草了。
惧内说
独孤氏是历史上有名的妒妇。《隋书·后妃传》称她“性尤妒忌，后宫莫敢进御”。前面已经说过，她尚未大贵时，就要丈夫发誓不与其他女人生孩子。本来，情人间的这种誓言最狗屁不如，然而独孤氏对于这类事情却最最认真。她容不得任何女人与她争宠，一旦发现这种对手，就毫不留情加以制裁，甚至刀斧相加也不手软，杀害尉迟氏就很能说明问题。
开皇十九年（599），隋文帝新建的仁寿宫落成，皇帝与皇后本欲一同前去巡宫，不巧独孤皇后身体不适，隋文帝只好带了几个亲信去仁寿宫视察。他见宫殿造得很好，心里十分高兴，不免多喝了几杯，遂选了一间宫室休息。一名宫女前来献茶，立刻打消了隋文帝的倦意。但见她蛮腰摆柳，仪态非凡，不禁一阵阵心旌摇荡。经询问方知是老对手尉迟迥的孙女，坐罪入宫已有4年。隋文帝看着这位楚楚动人的少女，一种报复的快意涌上心头，便急不可耐地拉她上床，匆匆做了云雨之事。这事被独孤氏知道后，雌威大发，她一面厉声斥责隋文帝的背誓行为，一面派人把尉迟氏偷偷杀了。并以此晓谕后宫，凡是想得到皇帝宠幸者，即以尉迟氏为例！众多后宫佳丽个个花容失色，害怕因此丢掉性命，便像躲避瘟神一样躲着皇帝。隋文帝见皇后妒意如此，又不敢因这种事在宫内发作，便怒气冲冲骑上一匹快马，出长安城北门，驰入山谷20多里。大臣高、杨素闻讯随后赶到，苦谏皇帝回宫，隋文帝仰天叹道：“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高赶忙劝说道：“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隋文帝当然能拈得出孰轻孰重，“驻马良久，中夜方始还宫”。
独孤皇后也许感到自己做得太过分了，待隋文帝回宫时摆上酒宴，流涕认错。高、杨素又在一旁极力说和，才化解了这场风波。可是高却因此而触了霉头，因为他说过皇后不过是一妇人，遭到独孤氏嫉恨，不断散布高的坏话，终于导致此公被黜（事据《隋书·后妃传》）。
独孤皇后不仅在自己的皇宫称霸，连其他人的小妾她也衔恨，发现谁的小妾怀孕，必定劝说隋文帝对其痛斥。像被废的皇太子就因为多了几个小老婆而吃了大亏，他的爱妾云氏也被独孤氏害死。诸王、大臣凡有小妾者，无不提心吊胆，生怕让这位皇后醋意大发，进而也使自己因此倒霉。当时的一些大臣以没有小老婆为荣，而且获准提升的机会很多。那些受小妾“连累”的大臣知道了这个诀窍，纷纷抛弃自己心爱的女人，装模作样地只爱结发妻子。可以想见，本来惧内已成习惯的隋文帝，面对这种环境和氛围，怎能不带头实行一夫一妻制呢？
独孤皇后可以管住皇帝，可以统驭后宫，甚至还能阻挡别人娶小老婆，可是她没有办法操纵自己的寿命。仁寿二年（602）八月甲子夜，独孤皇后在永安宫病逝。妒者短命，她只活了50岁，葬于太陵。
独孤皇后去世之后，可怜的隋文帝始得解放，能够随心所欲地与宣华夫人陈氏、荣华夫人蔡氏等女人亲近。谁知这一放纵，几个女人再也容不得皇帝有所空闲，你争我夺，恨不能把老头子掏干。隋文帝无缘享受这种艳福，很快染上疾病。他知道自己快不行了，这才明白纵欲实在不是什么好事，重又思念一夫一妻制的好处。临死前，对侍者说：“使皇后在，吾不及此。”（引见《隋书·高祖本传》）。仁寿四年（604）七月丁未日，隋文帝驾崩于仁寿宫大宝殿，终年64岁，与独孤皇后同葬太陵。奇怪的是这一对帝后“同坟而异穴”，大概隋文帝担心在另一个世界仍受独孤氏的严厉管束，所以采取这种葬法，看来死后他还是“惧内”。
对于隋文帝是否认真实行一夫一妻制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是夸大其辞，与事实并不相符。理由是，自开皇二年（582），隋文帝就大致参考《周礼》决定了内宫之式，只是“省减其数”，不够详备，但是嫔妃3员、世妇9员、女御38员等人数还是有的。据《隋书·后妃传》记载：“初，文献皇后（独孤氏）功参历试，外预朝政，内擅宫闱，怀嫉妒之心，虚嫔妾之位，不设三妃，防其上逼。自嫔以下，置六十员。”从这段记载看，独孤氏确系一位内擅宫闱的妒妇，之所以“不设三妃”，是为了减少竞争对手，当然也防备皇帝与这几位身份较高的女人亲近。而嫔以下“六十员”，与独孤氏有较大距离，没有资格和实力同她较量，她无须防备和嫉妒这些女人。独孤氏出身高贵，姐姐和女儿都是皇后，她岂能不知后宫之礼？如果真要皇帝同她一人相好，还要那60个女人做什么呢？再说，她总不能把皇帝拴到身上，他要真和后宫的女人亲近，皇后能看得住吗？事实上隋文帝还宠爱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是宣华夫人陈氏。据《隋书·后妃传》记载，她是陈宣帝陈顼的女儿，“性聪慧，姿貌无双。及陈灭，配掖庭，后选入宫为嫔。时独孤皇后性妒，后宫罕得进御，惟陈氏有宠”。可以说这位宣华夫人是独孤氏在世时可以与之争宠的女人，由此看来隋文帝实行的还不能算是真正的一夫一妻制。
历史上确实有真正的一夫一妻制帝王夫妻，如北朝时期西魏废帝元钦，他只守着一个名叫宇文云英的女人。元钦当太子时，她是妃子。元钦当皇帝，她进位至皇后。偌大宫殿空空荡荡，元钦始终没有册立其他妃嫔。不过，元钦只当了两年皇帝，似乎时间太短，而金朝宣宗皇帝完颜雍在位29年，却始终没有册立皇后，他心中的位置，只有未做皇帝时的发妻乌林答氏一人，至死他的中宫都一直空着。以上两例才是真正的一夫一妻制帝王夫妻，隋文帝尚无资格入此行列。
隋文帝为什么实行一夫一妻制？他实行的是不是真正的一夫一妻制？目前仍然存有争论。弄清这个问题，决非杨坚一家一户的小事，对于研究隋初宫廷制度、朝政建设、勋戚关系等都会有所帮助，期望能够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以解开这一不大不小的历史之谜。
唐太宗是否混血儿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贤君明主，他在位23年，政治清明，国家安定，人民安康，史称“贞观之治”，为后来唐王朝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位英主，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自古以来，研究唐太宗的人不知有多少，在他的血统问题上，发生了较大争议。
传统观点认为李世民为汉族血统，证据是新、旧《唐书》中李氏自言其为西凉王李后代的记载。按李为十六国时期西凉政权的建立者，世称凉武昭王，他出身于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北）李氏望族，是汉代将军李广的后裔。既然李世民为李广、李的后人，理所当然是汉族人。
但是正史中的记载并不一定可靠。早在唐代，就有人敢冒杀头的危险提出异议。据唐代僧人彦《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记载，高僧法琳曾直言驳斥李世民的出身，他说：“琳闻拓跋达，唐言李氏，陛下之李，斯即其苗，非柱下陇西之流也。”认为李氏实出鲜卑族拓跋达宗族，而不是陇西望族李氏之后，法琳的说法应比较可信。一则僧人不打诳语，不会无端提出这样重大的问题。二则没有确切证据，他是不敢拿自己生命开玩笑的。《宋书·柳元景传》、《新唐书·宗室世系表》对李氏一族另有相关记载。李渊祖父李虎有兄名“起头”，有弟名“乞豆”，李起头之子名“达摩”，这些名字显然带有异族色彩，并非为汉族人所常用。而李氏的先祖在北魏时，做过弘农太守，名叫李初古拔，四字姓名在汉族中除复姓外极其少见，由此不难推断，唐宗室李氏应出自胡族。
对新、旧唐书中记述的李氏家族渊源，经现代学者考证，存在疏漏。李渊自称出自陇西李氏望族，其祖父李虎因为这个原因被封为陇西郡公。而李渊四世祖李熙、曾祖李天锡却出自河北赵郡李氏。陇西李氏与赵郡李氏本来没有必然联系，北魏时，以赵郡李氏为望族，西魏时改封陇西李氏为望族。宗族郡望应是固定不变的，李氏家族却频繁更换郡望，可见，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汉族血统出身。随意更改郡望，无非是想要获得较高的政治地位，他们的这种行为彻底暴露了其胡族的真实身份。
传世的唐代画家阎立本《步辇图》，细致描绘了李世民的容貌。他身姿丰伟，神态安详，两颊和下巴的胡须卷曲着，与西域胡族男子有着近似的相貌特征。从生理学来看，这多少与其胡族血统有点关系。除此，李世民的性格、行为、擅长、嗜好等，也集中体现了其胡族出身。首先，他贵为一代明君，却在“玄武门之变”中残忍杀害亲兄弟，这与胡人的“嗜血成性”一脉相承。其次，他精于骑射，在戎马倥偬中度过了大半生生涯，显然是继承了塞外民族的优良传统。再次，他嗜爱骏马，生前有良驹万匹，死后也要在墓前设立“昭陵六骏”陪侍左右，一定程度上显露了游牧民族所共有的“恋马”情结。种种迹象都表明了李世民的胡族身份。
另外，还可以找到一些旁证来证明李世民出自胡族。据《旧唐书·李元婴传》载，李世民侄孙滕王李涉“状貌类胡而丰硕”，明显具有异族人的特征。又唐代刘鋉《隋唐嘉话》说，隋末王世充部将单雄信曾呼李世民之弟李元吉为“胡儿”，这不应是讽刺挖苦之语，而是揭了李世民家族的老底儿，令他特别恼火。最突出的例证是李氏家族中部分人的婚姻，显著地带有胡人婚俗遗风。如唐高宗李治在太宗死后，纳其父才人武则天为昭仪，讲号宸妃。唐明皇也不顾众人反对，公然纳其儿媳杨玉环为贵妃。这些行为，用汉族的礼仪来看有违伦理，不符合道德规范，但以胡人眼光观之，并无不妥之处。南宋理学家朱熹曾批评说：“唐源流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主事不以为异。”道明了此中缘由。还有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据学者考证也带有胡族的痕迹。陵前原有的14个“番西”雕像虽已不知去向，但他们应该与墓主有一定联系。昭陵的骏马石刻为中国历代帝陵所独有，它代表了一种特定的陪葬习俗，这种习俗只能来自于塞外民族。综上言之，这些旁证进一步证明了唐太宗的身上确实流淌着胡族人的血液，他的民族属性应该是胡族而不是汉族。
开创大唐基业的李世民，竟然是胡人血统，似乎令人不可思议，因此招致了一些人的反驳。他们认为，《步辇图》中李世民的肖像，尽管胡须有些卷曲，但这是画家的夸饰之笔，不一定是真实情形。以此来判定李世民为胡族血统，未免太武断。唐太宗弑兄夺位，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种残忍手段并非他所独创，早在春秋时期，就已有了杀父弑兄、夺占王位的丑行，而两汉、魏晋南北朝时为了抢夺皇位，父子相残、兄弟互戕之事也时有发生。这些人中，既有汉人，也有胡人，如果仅以夺位者所用手段的毒辣凶残来断定其族属，那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因此，也不能用“玄武门”之变中唐太宗的所作所为来认定他是少数民族后裔。
历代开国君主在未取得帝位之前，大都是能征善战的猛将，如东汉光武帝刘秀、晋武帝司马炎等。骑马作战是他们应具备的本领，唐太宗自然也不例外。李世民出身于豪门，其父兄皆能骑射，作为胸有大志的李家二公子，注重学习兵法，喜欢骑马射箭，所以，根据李世民擅长骑射而臆断他是胡人也是不足取的。爱马并非游牧民族的独特风俗，在汉族中也不乏其例，如项羽有马名“骓”，项羽视之如生命，即使在他兵败乌江时，也不忍心将其杀害，而将它送给了乌江亭长。汉武帝也酷爱名马，当李广利在攻灭大宛向其进奉“汗血”宝马时，他惊呼其为“天马”。可见，“昭陵六骏”陪葬石刻也不能充分证明唐太宗为塞外民族后裔。至于李世民后代的乱伦行为，这在性关系比较自由的唐代算不上丑闻，而且也很少提到伦理的高度认识这点。往往倒是人的情欲战胜了伦理，李治、李隆基均为美色所迷惑，全然忘记了道德人伦，才做出令后人耻笑的荒唐事来，这与其胡族血统没有必然联系。由此可见，唐太宗李世民根本不是什么胡人后裔，他还是彻头彻尾的汉族人。
然而，结合魏晋南北朝时的史实，完全认定李世民是汉族人，似有不妥之处，因而有人提出了一种折衷的观点，认为他是汉族与胡族的混血儿。
其一，李世民先祖并非凉武昭王李之后，因而也就不是西汉“飞将军”李广的后人，他的真正祖籍应在今河北赵县。唐高祖李渊自称祖居陇西狄道是为了抬高自己的门第，以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自北魏孝文帝改革以来，其统治地区允许胡汉通婚，李氏又与鲜卑族杂居在一起，因此李世民身上应流淌着胡人的血液。还有人认为，北魏时期，太行山以东地区有五大望族王、李、崔、郑、卢，其中李姓为鲜卑族中一大姓氏，是汉化后取的汉姓。《旧唐书·高祖本纪》也有李渊祖父李虎在北魏时被赐姓大野氏的记载，由此推断李氏先祖应为鲜卑贵族大野部的姓氏。《旧唐书》故弄玄虚，画蛇添足，无意中漏了马脚。这么来看，李世民成了胡族血统，但根据北魏异族可以通婚的法令，他的身上又涌动着汉族人的血液。
其二，对于李渊的血统，学术界仍存在着三种观点：河北赵郡破落贵族、鲜卑族大野部和老子李耳后裔。目前尚没有足够证据说明他不是汉族。即使是汉族，李渊也不是纯种，他身上仍有胡人血统。其母独孤氏为鲜卑族，显然李渊是混血儿。他又娶妻窦氏，据窦氏言，其父窦毅托言是东汉窦章之后，汉末章子亡奔匈奴，被封为部落大人，实际上是匈奴人，最起码也是匈奴化的汉人。窦毅妻宇文氏系出匈奴，那么窦氏必然具有胡族血统，她与李渊生的儿子李世民当然是混血儿了。这不是虚妄之谈，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其三，唐太宗李世民的言行举止也表明了其作为混血儿的特征。他曾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毕依朕如父母。”（《资治通鉴》）。倘若他没有胡族血统，是绝不会说出如此英明果敢的话的。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金明馆丛稿》）。这也明确说明李世民是混血儿。
李世民究竟是不是混血儿，至此已有了较为清晰的眉目，他的身上确实流淌着胡汉两族的血液。出身不能由自己选择，这不能视为李世民的“短处”。应当看到，这与社会大环境有直接关系，是北朝至隋唐时期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促成了这一事实。或许是他深受胡族与汉族两种文明的影响，才形成了勇猛善战、做事果断、胸襟开阔、大度容人而又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豪爽开放的性格，从而开创了国家鼎盛、各民族友好相处的贞观盛世。后人在评论李世民时，说的多是这位明君的丰功伟绩，看的是他对历史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而对于他身上带有什么血统，则不必过多计较。中华民族本来就是众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李世民无论是否为混血儿，都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一代英主。
武则天是否是淫妇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是封建时代杰出的女政治家。李唐王朝有290多年的历史，其中有近50年是由她支配的。
武则天本名照，称帝后自名为。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人。生于唐武德七年（624），其父武士原是木材商人，后从李渊起兵，被封应国公。武则天像她因为“美容止”被选入宫。“则天”是她死后追加的尊号，全称是“则天顺圣皇后”，后人多以武则天称之。在她执政期内，形成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人才兴旺，边疆稳固，外交活跃，各族人民友好相处。可以说，她的统治时期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对唐代社会的进步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历史功绩，昭昭于世。但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武则天遭到的非议要比颂扬多得多，其中被攻击得最多的罪行是“荒淫”，武则天因而也成了历史上很有名的“淫妇”。多少年来，有人津津乐道于这个话题，甚至给她编造出一套套荒诞不经的故事。特别是《如意君传》、《浓情快意史》等色情小说的广泛流传，使武则天的“淫行”流布四海，尽人皆知，把她放到了一个非常难堪和无奈的位置。
后人对其这方面的指责并非凭空捏造，且看当时骆宾王的《讨武氏檄》：
“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尝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密隐先帝之私，阴图后宫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翟，陷吾君于聚”。
这是一段贬斥性极强的文字，举出了武则天的两大淫行：一是“洎乎晚节，秽乱春宫”；一是“陷吾君于聚”。这里需要说说其中的有关内容。
先说“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按照字面理解，“洎”是及或者到的意思；“晚节”，即后来的行为；春宫，即东宫，为太子的居所。这句话说明武则天曾和当时的太子李治乱搞，如果属实，这当然是“秽乱”的淫行了。对此，正史只字不载，稗官野史的传说倒有不少，恐怕这些靠不大住，只能从武则天同李治的关系中去推测了。
贞观十三年（639），唐太宗颁诏：内职空缺，选良家有才行的女子充实。这次选美活动持续时间较长，贞观十五年，14岁的武氏入宫，被封为“才人”。其地位在后、妃、六仪、美人之下，是最低级的内官，负责掌管皇帝的宴寝。李世民给她起了个名字叫“武媚”，同“妩媚”谐音。古代又有一支乐曲名“舞媚娘”。这个名字不仅说明武氏长得漂亮，还含有她善于以美色来诱惑人的意思。所以骆宾王在那篇檄文中骂她“狐媚偏能惑主”，理由很是充分。
武则天比太子李治年长4岁，不但在男女风情方面经验丰富，在心智上也比李治开阔。李治以仁孝闻名，太宗皇帝晚年多病，他昼夜服侍在侧，无形中增加了和武媚娘接触的机会。武媚娘眼看唐太宗一天天逼近死亡，她不会不知道太子位置的重要，不会不知道为自己今后做些考虑。她在侍候皇帝的同时，也会恰如其分地照料一下太子，把一种近乎是母亲、又似乎是姐姐的温情送给李治。她知道太子的生母死得很早，十分需要女性的慰藉，这样很容易讨得太子的欢心，所以司马光说：“上（李治）为太子也，入侍太宗，见才人武氏而悦之。”说明两人已经很有感情了。《情史·情秽类》则直接说：“高宗为太子时，入侍太宗疾，见武氏悦之，遂即东厢焉。”明确说是做了乱伦之事。
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唐太宗病逝，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武媚和其他被太宗皇帝“御幸”过而未生育的女人，一起被送到感业寺为尼。唐太宗去世一周年这天，高宗去感业寺行香，见到当了一年尼姑的武媚，“武氏泣，上亦泣”，武媚娘的几滴眼泪，引动了唐高宗的旧情，遂让她重蓄乌发，入宫侍寝。其实高宗身边并不缺少女人，已有了王皇后和萧淑妃一大帮美女。他这么痛快收纳武媚，进宫不久就封其为昭仪，位居九嫔之首，以此推断，高宗与武媚很可能早已私通，甚至还有了某种“契约”。否则很难一见面就感泣落泪，也不会很快让她入宫侍寝。看来所谓“秽乱春宫”并非捕风捉影，而是实有其事，而且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
再说“践元后于翟，陷吾君于聚磨”。
这句话的意思是：武氏登上皇后之位，穿上饰有五色雉和长尾雉的礼服，使我的君主落入颠倒伦常的“淫罪”。句中是母鹿，“聚”是说许多头公鹿共有一头母鹿。是指武媚以太宗妃妾而成为高宗的皇后，使高宗陷于禽兽之行。从表面看来，骆宾王说的这也是事实。武媚14岁入宫，以“才人”的身份侍奉太宗，时间长达9年。虽然“才人”的地位不高，但有妃妾名分，以这种名分再做高宗皇后，使父子两人先后占有一个女人，其行与禽兽无异，这就是“陷吾君于聚”了。
武媚能够由感业寺进入李治的后宫，并且进而成为皇后，谁该负主要责任，檄文的作者骆宾王应该十分清楚。可是他身为李唐王朝的臣子，并且以维护朝纲的忠臣面目出现，是不能指责皇帝这种禽兽行为的，只好说是“狐媚偏能惑主”，将此归咎于武媚的陷害。这种说法是否公平，明眼人一望即知。
武则天确实先后嫁给李世民、李治父子二人，但是，这就是淫荡的乱伦行为吗？讨论任何历史问题，都不能脱离当时的背景。这种事情出现在唐代，尤其是初唐，是无可指责与贬损的。如果考虑其种族和文化、习俗、道德等方面的因素，这种现象是不难理解的。
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里谈到了这个问题，他一开始就引《朱子语类》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陈先生就此说道：“朱子之语颇为简略，其意未能详知。然即此简略之语句亦含有种族及文化二问题。”“若以女系母统言之，唐代创业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为独孤氏，太宗之母为窦氏，即纥豆陵氏，高宗之母为长孙氏，皆是胡种，而非汉族。故李唐皇室之女系母统杂有胡血胤，世所共知，不待阐述。”
唐宗杂有胡族血胤，而且龙兴之地的并州也是汉胡杂居，这样，他们就不能不受胡族风俗文化的影响。而胡族风俗之一，是其王室父子可以共占一女。汉代王昭君的经历就是很明显的例证。她本是汉元帝的妃子，入宫后因不受宠幸而坐冷板凳。竟宁元年（前33），匈奴呼韩邪单于至汉请求和亲，昭君自请远嫁匈奴。嫁过去后被称为“宁胡瘀氏”。据《汉书·匈奴传》载，王昭君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呼韩邪死，立雕陶莫皋为复株若革是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瞧瞧，王昭君不仅嫁给了单于父子两代，还分别给他俩生了孩子，可是历史上没有人骂王昭君为淫妇，因为这是胡俗的规定，她作为单于瘀氏（正室），必须无条件遵守。相反，她如果“抗婚”不从，认为是乱伦之行，就一定会受到上上下下的指责。这就是事实中的胡俗。深受胡俗影响的李唐王室出现了父子共有一个女人的事情，不值得大惊小怪。不仅李世民父子如此，其后的玄宗皇帝李隆基也公开把儿媳杨玉环占为己有，很少听到有人骂杨玉环为“淫妇”，也没人斥责她“陷吾君于聚”，为什么单单要武则天背上这种恶名呢？
从以上分析来看，骆宾王《讨武氏檄》指责武则天为“淫妇”的材料都不够过硬，因为人们都很清楚，这是政治斗争中的宣传需要，是借这种人所共知的材料，将武则天置于舆论、道义上的被告地位，是一种瓦解对方精神的心理战术，不免带有人身攻击的成分。所以，仅凭这两条材料而说武则天为“淫妇”，显然难以使人信服。
除此以外，在正史中记录武则天淫行的材料还能找到，比如在《旧唐书·薛怀义传》里，就把这种行为写得很明白。
薛怀义，京兆县（今西安市户县）人，本姓冯，名小宝，以做小生意为业。此人伟形神，有膂力，是出众的美男子。他在洛阳时，偶然被高祖皇帝女儿千金公主发现，便对武则天说：“小宝有非常材用，可以近侍。”武则天立即传命召见，一试果然非常满意。为了方便他出入禁中，命其剃度为僧。同时，提升他的门第，与女儿太平公主的丈夫薛绍合族，改姓为薛，名为怀义，要求女婿薛绍以父礼待之。“诸武朝贵，匍匐礼谒，人间呼为薛师”，一时恩宠无比。连他乘骑的马匹也由宫中供给，并派专门官员侍候。薛怀义既为僧人，总要有个头衔，遂要求当洛阳白马寺主持，武则天御批照准。不仅薛怀义为所欲为，其属下也恃宠狂蹶，无法无天。御史冯思勖上疏弹劾，薛怀义在半路将其拦截，差一点把他打死。武则天装聋作哑，公开袒护这个男宠。不久，又让薛怀义指挥数万人建造明堂，竣工后他因功被封威卫大将军、梁国公。
薛怀义受此恩宠，也要想办法回报。他除去满足武则天淫欲外，还为她改唐为周大造舆论。薛怀义与法明和尚等一起伪造《大云经》，胡说武则天是弥勒佛下生，做“阎浮提主”，唐室气数将尽，武氏应登基称周。他们还把伪造的《大云经》颁布天下，每寺一本，为武氏改朝广为宣传。后来薛怀义厌倦了宫中生活，在白马寺选了几千名身强力壮的和尚，刺血以画佛像。侍御史周矩疑其不轨，上疏弹劾薛怀义。武则天假模假样派人抓他，薛怀义“乘马蹋阶而下，便坦腹于床”，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随便，结果这位侍御史不仅没有把他参倒，反使自己下狱免官，差点丢了老命。
再后来，御医沈南受到宠幸，薛怀义被冷落一旁，遂怀恨在心，一把火烧了明堂和天堂。武则天认为愧对怀义，不仅没有追究，反下诏命他再造一座明堂。薛怀义自此愈加骄倨，引起武则天厌恶。太平公主乳母张夫人设计将其缢杀，武则天终于丢掉了这个多行不义的男宠。
薛怀义由一个小生意人而平步青云，享尽了荣华富贵，连当时不可一世的武承嗣、武三思对其也礼让三分，让许多人馋得直流涎水。宫禁虽然森严，但挡不住春光外泄。武则天淫欲旺盛的传说很快不胫而走，许多人都想走这条又快活、又便捷、又稳当、又省事的升官之道。尚食奉御官柳谟公开向武则天推荐自己的儿子柳良宾，夸赞他皮肤洁白，须眉俊美，身躯伟岸，壮硕无比，武则天急不可待立即传命召见。大诗人宋之问自认为文才出众，又生得一表人材，也想走这条捷径，他写了艳诗加以试探。武则天说，小宋哪方面都不错，就是有口臭的毛病。宋之问臊得无地自容，从此口中常含鸡舌（香植物）除臭，但武则天还是看不上这种秀才。此外，还有不少人自我推荐，甚至要求现场表演，武则天坚持来者不拒的原则，从中择优召幸，弄得后宫秽闻迭出，形同淫荡的集市。
这种说法可能有些夸大，但从正史记载看，武则天晚年确曾宠幸过张易之、张昌宗同胞兄弟。《旧唐书》、《新唐书》都记载了这件事情。张氏兄弟出身于官僚家庭，父亲张希臧，官至雍州司户。易之以门荫累迁至尚乘奉御，当时他“年二十余，白皙美姿容，善音律歌词”，是多才多艺的美男子。通天二年（697），太平公主推荐张昌宗入侍内宫。昌宗对武则天道：“臣兄易之器用过臣，兼工合炼。”武则天见了十分喜欢。“由是兄弟俱侍宫中，皆傅粉施朱，衣锦绣服，俱承辟阳之宠”。很快，张昌宗被授以云麾将军，易之为左卫少卿，连同父母也跟着荣光，父亲赠襄州刺史，母亲韦氏封太夫人。武氏子弟也跟着巴结张氏兄弟，承嗣、三思、懿宗等“候其门庭，争执鞭辔，呼易之为五郎，昌宗为六郎”，简直到了让人肉麻的地步。其后，武则天不断给张氏兄弟升官赐爵，哥哥是“奉宸令”，弟弟是“秘书监”，实际上他们的主要任务一是满足武则天的淫欲，二是天天陪她饮酒作乐。
武则天对此仍不称意，令选美少年继续充实后宫。这种欲壑难填的要求，引起了大臣朱敬则的不满，他上疏劝谏道：
“臣闻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嗜欲之情，愚智皆同，贤者能节之不使过度，则前圣格言也。陛下内宠，已有薛怀义、张易之、昌宗，固应足矣。臣闻上舍奉御（官名）柳谟，自言子良宾，洁白美须眉；左监门卫长史（官名）侯祥云，阳道壮伟，过于薛怀义。无礼无仪，溢于朝听，臣愚职谏诤，不敢不奏！”
像这样亵渎的奏疏，在正史中十分罕见。从奏疏内容看，武则天的嗜欲之情，已经到了难以节制的程度。多亏她有些度量，没有当场翻脸，只是自我解脱说：“非卿直言，朕不知此。”居然还赏了姓朱的彩绸百段。
这样一来，张氏兄弟的丑闻就盖不住了，武则天只好找件好事情掩盖。遂下诏编撰《三教珠英》，把一流文人李峤、张说、宋之问、崔湜等26人找来帮助工作，让不懂文字的张昌宗当主编，成书1300卷，又分别给张氏兄弟升了官。因为武则天年事已高，政事皆委于张氏兄弟，他们乘机收受贿赂，弄得人人侧目。神龙元年（705）武则天病重，正月二十日，大臣崔玄日韦、张柬之迎立太子李显，是为唐中宗。当天在迎仙院斩杀了张易之、张昌宗，并把他们的脑袋悬挂在天津桥南，落了个身首异外的凄惨下场。
这些都是武则天为“淫妇”的事实，载之于正史，言之凿凿，焉能不信？
然而，也有人认为，即便是正史，也会言过其实，所列武则天的“淫行”让人难以相信。为了说清这点，请看下列事实：
唐高宗李治于永淳二年（683）十二月去世，这年武则天59岁。从史书记载看，薛怀义在垂拱元年（685）被武则天所幸，这年她61岁。这种岁数的老太太是否还有旺盛的性欲，很值得怀疑。通天二年张氏兄弟进宫，武则天时年73岁。朱敬则上那道劝止美少年入宫奏疏时，她已78岁。七八十岁的老妪能否做出“淫秽”之事，以生理学的知识判断，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因而断定正史中的这些记载多系夸大其辞，甚至有污损成分，不可尽信。
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正史所载不谬，不能轻易怀疑和否定武则天的这些“淫行”。武氏贵为皇后，锦衣美食，养尊处优，生活条件十分优越，加上她又注重保养，遇疾必去，不能拿一般人的生理标准去衡量武则天。再说，她自小生性好强，精力充沛，60多岁乃至70多岁仍然保持着旺盛的活力。《资治通鉴》中透露了武则天的身体状况，看来她确实异于常人：
“太后春秋虽高，善自涂泽，虽左右不觉其衰。丙戌，敕以齿落更生，赦天下，改元。”这一年武则天68岁；
圣历二年（699）正月，“太后生重眉，成八字，百官皆贺”。
这一年武则天75岁；
久视元年（700）五月，“太后使洪州僧胡超合长生药，三年而成，所费巨万。太后服之，疾小瘳”。
这一年武则天76岁。
从以上记载看，武则天尽管年事已高，但她“善自涂泽”，又祈求什么“长生药”，“所费巨万”也在所不惜，所以牙齿新生，眉毛再长，“虽左右不觉其衰”，她的身体状况是很不错的。虽是老妪，仍有正常的性欲，所以不断引进男宠，直到大臣谏止，她也不觉得是什么问题。因此，说武则天为“淫妇”并非言过其实。
对此，陈寅恪先生另有一种解释。他认为武则天既然做了皇帝，就该有做皇帝的排场制度，男皇帝可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还有成千上万的宫女随时供他宠幸，女皇帝为什么不可以有几个男人侍奉？对武则天来说，也许她正是需要拥有几个男宠，方显做女主的威严，这有什么可指责的呢？
陈先生的这种看法确有道理，看看历史上那么多的男性皇帝嫔妃成群，难道都把他们视为“淫棍”？如果从男女平等的这个角度看，南朝宋废帝的姐姐山阳公主自有见识。她对宋废帝说：“妾与陛下，虽男女有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后宫数百，而妾惟驸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宋废帝为了“均平”，立即给姐姐引荐30个男人。南朝齐废帝萧昭业，给其母文安皇后也找了30个男宠。齐废帝何皇后认为守着一个男人没意思，自己找了20多名无赖子弟，轮流与之同宿，尚觉得不够新鲜武则天与这些前辈比较起来，岂不是小巫见大巫？
武则天究竟算不算“淫妇”？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不管怎样，都无法否认她是一位杰出的女性。她成功地驾驭了一个属于异姓的国家，还同样驾驭了惯常由男人们抒写的历史。武则天靠什么取得这种巨大的成功？男人们很容易想到了性，认为她是靠了色的妖冶和性的放荡，才一步步走向权力顶峰。对此，有些男人无法容忍，便千方百计贬损她，说其为“淫妇”，成为越说越起劲的一大理由。另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武则天确实宠爱过异性，这是她的自由和权利，何况是至高无上的皇权给她提供了通行无阻的保证。值得称道的是，武则天没有像有些男性皇帝那样，因为宠爱女性而弄得丢了江山，相反，她却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可是，她为何遭到比历史上最淫荡的男性皇帝还要多的秽骂？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她是个女人。什么时候女人能够真正与男人平等，有关武则天是否为“淫妇”的讨论也就自然统一了认识。
安禄山迷惑唐明皇和杨贵妃
安禄山是唐代“安史之乱”的祸首，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他以讨伐宰相杨国忠为名，与史思明在范阳（今北京市城区西南）起兵叛乱。他指挥15万（号称20万）大军，很快攻下东都洛阳。次年正月，自立为雄武皇帝，国号燕，改元圣武，遣军攻破潼关。李隆基像六月兵锋指向长安，唐玄宗携宠妃杨玉环等千余人仓皇西逃，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县西）发生兵变，杨氏兄弟姐妹被诛。七月，玄宗皇帝让位于太子李豫，半壁江山陷于战乱之中，直到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年底，动乱悉平，国家损失惨重。唐玄宗和杨玉环做梦也没想到，发动这场叛乱的头子竟会是他的宠臣和她的养儿安禄山。
这场几乎断送了李唐王朝的动乱早在酝酿之中，安禄山为了谋反成功精心筹划了10年。其间他多次来往于朝廷，唐玄宗竟然没有察觉，杨玉环更是一无所知。安禄山本是个粗人，目不识丁，他究竟用什么手段迷惑了被称为“中兴之主”的唐玄宗？又如何迷惑了大美人杨贵妃？
这里，有必要近距离观察一下安禄山其人。
安禄山，周长安三年（703）生于营州（今辽宁朝阳市）。其父是康姓胡人；母亲阿史德氏是突厥族巫婆。据说他的母亲多年不生育，便去祈祷扎荦山（突厥人尊该山为战斗之神），感应而孕，正月初一生了儿子，取名为“扎荦山”。安禄山的父亲早死，母亲改嫁突厥将军安波注的哥哥安延偃。开元初年，其部族败散，他与安思顺、安文贞一起逃离突厥，并与安思顺等人约为兄弟，从此冒姓安氏，名禄山。安禄山长大后性情残忍，狡诈多智，懂得六蕃语言，初任诸市牙郎一职。
安禄山有偷偷摸摸的习惯，开元二十年（732）因为盗羊被范阳节度使张守抓获，要用棍子打死他。安禄山大喊：“大夫不欲灭两蕃耶？何为打杀禄山！”守硅见他出语不凡，且生得肥白，于是当场将其释放，让他与同乡史思明俱为捉生将，留在军前驱使，并收他为养子。安禄山骁勇过人，又谙熟山川地形，故能以少胜多，很快以功擢升为偏将。其后，更是“所向披靡”，军功日多，升为员外左骑卫将军，充衙前讨击使。开元二十四年（736），安禄山升平卢将军，这年，他在讨伐契丹时失利，张守以其违反军令奏请将其斩首，宰相张九龄批示同意。在这之前，安禄山曾进朝言事，行为不轨，引起了张九龄的注意。他曾对侍中裴光庭说：“乱幽州者，必此胡也！”这次安禄山打了败仗，正好借机剪除，谁知唐玄宗并不同意，他说：“你怎么能像晋朝王夷甫看石勒那样，随意断定安禄山难制呢？”终未准奏。看来唐玄宗早就对安禄山有了一定认识，否则不会为他保命。
开元二十八年（730），御史中丞张利贞为河北采访使，安禄山认为这是结交朝中大臣的天赐良机，遂“百计谀媚，多出金谐结左右为私恩”。张利贞及手下人得了好处，一致盛赞安禄山聪明能干，他也因此被授为营州都督、平卢军使、顺化州刺史。安禄山尝到这个甜头后，对过住的朝廷使者一律暗中贿赂，这些人遂众口一词为其评功摆好，唐玄宗更加认定安禄山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天宝元年（742），授其为平卢节度使，兼柳城太守，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成为一路诸侯，在唐玄宗心目中有了重要位置。
天宝二年正月，安禄山入朝汇报工作，很称玄宗心意，加封他为“骠骑大将军”，倍加宠待，谒见无时，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君臣关系。安禄山为了进一步固宠，千方百计迷惑唐玄宗和杨贵妃，取得了他们的高度信任。
编造吉祥谎言，讨得皇帝欢心
安禄山通过频繁接触玄宗，知道他迷信思想严重，便不断编造一些带有吉兆的谎话，借以表白自己的忠心。比如一次他当面对唐玄宗说：去年（天宝元年）七月，营州境内发现了很多害虫，蚕食禾苗，威胁收成，我便焚香祝天，虔诚说道，“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愿使虫食臣心；若不负神祗，愿使虫散”。语罢，就有一大群鸟从北方飞来，食虫立尽，这件事臣觉得上天有灵，请史官记下。唐玄宗听了这种胡说八道居然信以为真。还有一次更是荒诞无稽。安禄山为以边功邀宠，主动挑起与北方奚和契丹的战争，奚与契丹则杀掉和亲的唐朝公主作为报复。安禄山有些害怕，多亏进击契丹获胜，遂上奏玄宗说，梦见早已去世的镇边大将李靖、李责力，他们向我求饭吃，于是在北郡建祠堂，灵芝又生于祠堂之梁。唐玄宗认为这是好的兆头，竟然连他的梦话也相信了。
此外，安禄山还利用一切机会向玄宗帝献媚，以示对他忠心耿耿。一次众臣奏事，安禄山本来无事可说，灵机一动，临时说了这样几句：“臣生蕃戎，宠荣过甚，无异材可用，愿以身为陛下死。”玄宗以为他这是真心话，也劝慰了几句。安禄山面见太子，立而不拜，左右劝他下跪，他仍拱立说：“臣胡人，不习朝仪，不知太子者何官？”当随从们告诉他太子是日后的皇帝时，安禄山狡黠地说：“臣愚，向者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储君。”一句话就把唐玄宗说得飘飘然，竟然信以为真。还有一次是在君臣观看舞蹈时，唐玄宗见安禄山肚皮很大，便戏谑着说：“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尔！”安禄山立即对答：“更无余物，正有赤心耳！”这句话使唐玄宗浑身通泰，乐不可支，以为安禄山真是一位少见的大忠臣。
不断向朝廷进贡，迎合皇帝嗜欲
安禄山通过对唐玄宗的观察，得知他喜欢臣下贡纳，有礼来者不拒。比如杨贵妃生日，剑南专使送来上好锦绸，“投之以桃，报之以李”，那人不久就升了官职。又如，为了迎合玄宗皇帝音乐嗜好，解决制作乐器的原料，蓝田玉、和田玉、范阳玉络绎不绝于长安道，凡送这些东西的人都不同程度得了好处。安禄山深得行贿精髓，岂有不送之理？他知道玄宗皇帝喜好道教，先在这方面投其所好，于是专门进献山石功德和幡花香炉等礼物。唐玄宗十分高兴，命人将其放置在大同殿，每天早晚两次派人拜谒。安禄山又及时进献玉石天尊神像，并请求放在道场为皇帝保佑。唐玄宗爱不释手，把它放在内暖殿，有空就顶礼膜拜，对此格外喜欢。
唐玄宗修华清池，安禄山预先做了精心布置，华清池刚一竣工，他就千里迢迢送来美玉雕成的莲叶、荷花、鱼、雁、鸭等安放池中。这些玉雕选材精细，工艺高超，放在池中真假难辨，杨贵妃乐得合不拢嘴。安禄山趁热打铁，又送来上百支玉箫，一次性改善了梨园的乐器装备，唐玄宗和杨贵妃都夸奖安禄山会办事。
安禄山的根据地在北疆，他向朝廷进献的主要东西就是牛羊、骆驼等土特产，动辄十数万计，甚至百万计，另有俘获的人口等，“每月进奉生口驼马鹰犬不绝”，几乎成为一种制度。此外贵禽奇兽、珍宝异物有了就送。因为路途遥远需要很多郡县中转，弄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最有排场的是天宝十一年（752）十一月十七日的进贡。这天，安禄山派他的儿子、时任范阳节度副使的安庆绪向玄宗进献3000名俊男靓女和大量财物。按照安禄山的吩咐，所有被俘的女人穿上漂亮的锦缎服装，戴上假胡须供人参观，而大量的金、银、锦、驼、奚车等物品布满了宫阙下面的空地。唐玄宗看了觉得十分开心，当即给安庆绪提升了官职，并设宴招待随从将士。宰相杨国忠、韦见素等人多次在玄宗面前提醒安禄山要反，但唐玄宗怎么也不相信。直到天宝十四年（755）五月，安禄山要求朝廷用蕃人将领32人代替汉人将领，玄宗皇帝这才感到事态严重。遂暗派宦官辅琳到安禄山的大本营察访，安禄山大肆向辅谬琳行贿，辅回朝后极言其忠，又一次迷惑了玄宗皇帝。直到当年十一月九日安禄山起兵反叛，玄宗才如梦方醒，可是已经晚了。
屈尊以“养儿”身份取得杨贵妃宠信
安禄山深知，杨贵妃宠冠六宫，博得她的欢心，也就获得了玄宗皇帝的宠信，于是极力讨好和巴结杨贵妃就成了安禄山重要的外交方针。关于他与杨贵妃之间的关系，正史中说是“颇有丑声闻于外，上（玄宗）亦不疑也”。历史上确有许多这类传说，有的秽不可闻。在唐代野史《安禄山事迹》中，就有杨贵妃与安禄山暧昧关系的记载。由于二人经常见面，“禄山心动”，“及动兵，闻马嵬之变，不觉数叹”。在古代戏曲中也有这方面描写。元杂剧《唐明皇秋夜梧桐雨》中，杨贵妃就露骨地对安禄山说：“妾心中怀想，不能再见，好是烦恼人也。”安禄山同样露骨地说：“抢了贵妃，夺了唐朝天下，才是我平生愿足。”元代另一杂剧《天宝遗事》则具体反映了二人私通的丑闻。正史、野史和文艺作品中都说到了安禄山与杨贵妃的这些秽事，其中免不了虚构渲染或艺术加工，但不能否认安禄山与杨贵妃确属不一般关系。
据《新唐书·安禄山传》载：当安禄山知道杨贵妃的重要地位后，“禄山请为（贵）妃养儿，帝许之”。其后每次奏对入见，就先拜杨贵妃，玄宗不免奇怪，安禄山回答说：“蕃人先母后父。”玄宗听了十分高兴，诏命安禄山与贵妃的哥哥杨銛和杨氏三夫人结拜为兄弟姐妹。玄宗还特意在勤政楼自己座位东边给安禄山设了一个大大的金鸡帐，让他坐在那里，像一家人的样子。连太子都认为对安禄山娇惯过分，担心发生不测。大诗人白居易写了“金鸡障下养为儿”的诗句，讥讽的就是这件事情。本来“养儿”在唐代是种很流行的风俗，可安禄山比杨贵妃年长18岁，却甘心给她当养儿，这就成了一件稀罕事。
这种畸形的母子关系不合人伦常理，难免会做出荒唐之事。天宝十年（751）正月初一，适逢安禄山生日，这天，唐玄宗和杨贵妃都给这个养儿丰厚的赏赐，甚至连盛山珍海味的器皿也一并赐与。这样似乎仍不尽兴，过了三天，又召安禄山进宫，杨贵妃用锦锻做成特大的襁褓把安禄山裹住，让宦官和宫女们用彩轿抬起，欢笑声撼天动地。唐玄宗惊问后宫搞什么名堂，左右报告说：“是贵妃娘娘为养儿安禄山举行三日洗身礼。”玄宗放下公务，立即到后宫观看，大家都乐成一团。玄宗赐给贵妃许多“洗儿”金银钱，同时又重重赏赐了安禄山。“自是禄山出入宫掖不禁，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传出了不少丑闻。
安禄山雄伟肥壮，肚皮垂过膝盖，他乘坐的马匹能负5石（约合600斤）的重量才行，否则马会累得趴下。唐贵妃格外喜欢这样肥重的男人，她与安禄山不仅在宫内乱搞，在京城外的华清池也有淫乱行为，而且从中还有发明创造。一次，安禄山把杨贵妃抱在怀里，在其胸部肆意揉捏，一时兴起，竟把贵妃的酥胸抓出了累累伤痕，弄得无法向玄宗皇帝交代，只好以红锦缎遮在胸前，美其名曰“诃子”，又叫“肚兜”，发明了最初的“乳罩”。成语“禄山之爪”也由此而生。安禄山曾得意洋洋地对人说：“贵妃人乳，滑腻如塞上酥！”如果他们之间没有淫行，安禄山怎能讲出这种混账话呢？
还有一种说法，安禄山能得到杨贵妃喜爱，其媒介是二人共同喜爱的舞蹈。众所周知，杨贵妃“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是个多才多艺的美女。她跳的霓裳羽衣舞婆娑多姿，柔美动人，是宫廷中有名的舞蹈家。她的侍女张云容的舞蹈也很有名，杨贵妃曾写下“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袅袅秋烟里”的诗句予以赞扬。正是这个张云容向贵妃娘娘推荐了安禄山，因为这个胡人将领也有非同一般的舞技。《旧唐书·安禄山传》记载：“（禄山）至玄宗前作《胡旋舞》，疾如风焉。”白居易《胡旋女》诗也写道：“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也说：“……云中乱拍禄山舞，风过重峦下笑声。”从这些描述看来，安禄山不仅会跳舞，而且舞技还相当不错，以他那么肥胖的身材能跳“疾如风”的胡旋舞，可见有一定的舞蹈功力。凑巧的是，杨贵妃也很喜欢跳胡旋舞，但是没有一个合适的舞伴来助兴，常使她有孤掌难鸣的凄凉感。在一次宫廷宴会上，安禄山多喝了几杯，借着酒劲跳起了胡旋舞，袒裼裸裎，声震屋瓦，惊动了后宫的杨贵妃。她让张云容到场一看，发现了这个舞林高手，杨贵妃由此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舞伴，二人常在一起切磋舞艺，慢慢产生了感情。为了方便来往，且能掩人之口，安禄山自愿为贵妃养儿，其后又不断给这个年轻妈妈送礼，一次送过价值万缗的宝物特产，仅大如雀卵的宝珠就有10多颗，杨贵妃照收不误。安禄山要她多在玄宗身旁吹“枕头风”，这一招儿果然管用，从此他在皇帝心目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不仅一个劲地给他升官加衔，天宝七年（748）六月，还赐其免死铁券；九年五月，封安禄山为东平郡王。在此之前，唐朝将帅没有封王的做法，安禄山首开这一先例。
以上说的安禄山迷惑唐玄宗与杨贵妃的这几个途径都很重要，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安禄山的这些做法并不多么高明，而且杨国忠等人不断在玄宗面前提醒，要防止安禄山谋反，为何玄宗、杨贵妃总也听不进去，直到他反叛的消息传来，仍然不肯相信呢？有人认为，这与唐代重视功臣、重臣的国策大有关系。不能否认，安禄山除去撒谎、行贿、走夫人路线这几个手段颇能迷惑人外，他的一系列战功不得不让朝廷重视。他多次主动出击契丹，俘获对方元帅，还以莨菪酒引诱契丹人和奚族人，醉而坑之，每次都有好多人稀里糊涂地送命，并几次割了酋长的头颅邀功。天宝九年（750）十月，一次献俘8000名，长期保持边界安宁，使唐玄宗认为安禄山立了大功。在封其为东平郡王时，玄宗于皇帝制书上说：“寄予重任的人，地位要显赫；功勋卓著的人，礼仪要厚重，这是先皇钦定的古训，也是国家的旧章。……安禄山性合《六韬》、《玉钤》，气质禀赋威武超群，战必胜，攻必克，从而使风尘攸静，边境安宁，朝廷拿不出特殊的恩典，又怎能表彰这种伟大的业绩呢？”甚至还认为，“安禄山在疆场上阻遏敌人，已经超过卫青、霍去病的功劳；开辟国家领土，应达到韩信、彭越的爵位”。年老昏庸的唐玄宗和不问政事的杨贵妃完全被狡诈多端的安禄山蒙住了双眼，认为他是对社稷立有大功之臣，应照国家的旧章重用厚赏，以为这样就能满足安禄山的欲望，根本没有想到他要抢夺唐朝江山，结果弄得唐玄宗落荒而逃，杨贵妃死无葬身之地。
还有的人认为，安禄山之所以能迷惑住唐玄宗与杨贵妃，与奸相李林甫有着直接关系。这个口蜜腹剑的家伙早就同安禄山有来往，知道这个异族将领可以利用，于是多次在玄宗面前为安禄山美言，很快使其受宠。唐玄宗登基后，任用的宰相如郭元振、薛翊、张嘉贞、张说、杜暹、萧嵩、李适之等，大部分是从儒将提拔上来的。李林甫上台后，为了稳固自己的相位，奏请皇帝任用胡人为将，因为这些胡人将领大都没有文化，没文化就不能当宰相，不管怎样重用安禄山，也不会形成对自己的威胁，所以要千方百计把这个胡人将领扶植起来。唐玄宗没有识破李林甫的背后用心，很爽快地接受了他的建议，首用安禄山为镇边大将，很快使他成为胡人的首脑，终于导致“安史之乱”。所以史书认为：“故帝宠禄山益牢，群议不能轧，卒乱天下，（李）林甫启之也。”
安禄山如何能迷惑唐玄宗与杨贵妃，应该说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主客观方面的因素都有，其中主观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是，如果没有张利贞、李林甫、辅琳这些人对其一味颂扬和支持，安禄山也很难彻底迷惑住唐玄宗与杨贵妃。回看这段动荡的历史，其中有许多惨痛教训，至今仍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为“儿皇帝”石敬瑭翻案
石敬瑭，山西太原人，沙陀族。为人沉厚寡言，富于谋略，任河东节度使。后唐闵帝继位后，加中书令，镇守太原。应顺元年（934）二月，潞王李从珂反叛称帝，改元清泰。他怀疑石敬瑭会起来造反，想找个理由将其除掉。石敬瑭识破了李从珂的阴谋，决定给予反击。石敬瑭像但他自知势单力薄，不足以与之抗衡，遂求救于契丹，条件是认契丹国王耶律德光为父亲，自己当儿皇帝，割北方幽云十六州给契丹。耶律德光真是求之不得，及时派兵援助，石敬瑭击退后唐军队，又攻陷洛阳，灭后唐建立后晋，自立为皇帝，后迁都于开封。执政期间，对契丹称臣、称“儿皇帝”，岁贡金帛财物，极尽阿谀谄媚之能事，朝野皆以为耻辱。公元942年，石敬瑭在保昌殿病死，终年51岁，葬显陵（在今河南洛阳），世称后晋高祖。
石敬瑭之所以如此出名，不仅仅在于他向契丹割让大片领土，更在于他厚着脸皮称比自己小10岁的契丹国主为“父皇帝”，而自己甘愿做“儿皇帝”。这种奴颜婢膝的恶劣行径受到人们的广泛唾弃。北宋薛居正《旧五代史》评论曰：“图事之初，强邻来援，契丹自兹而孔炽，黔黎由是以罹殃。”对石敬瑭引契丹人进军中原，使百姓遭受祸殃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今人对他的评价更是尖锐直白，如著名史学家范文澜说：“石敬瑭拜契丹主当父亲，并且出卖广大土地，另加岁贡帛三十万匹，换取一个儿皇帝的称号，在五代皇帝中，他是最大恶已极的可耻人物。”在他看来，石敬瑭不仅自己蒙受耻辱，甘当契丹人的“儿皇帝”，而且还将北方的广大地区拱手送人，同时还要每年向契丹进贡财物，使汉族人民饱受异族压迫与剥削。他罪恶昭著，是五代中最卑鄙最无耻的皇帝。然而，一些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石敬瑭当儿皇帝是有一定原因的，如果仅用无耻与媚外求荣来评价他，是不客观也是不公正的。为真正搞清石敬瑭称儿皇帝的缘由，有必要回顾一下他的称帝历史。
据宋欧阳修《新五代史·晋本纪》载，石敬瑭的父亲名臬捩鸡，是沙陀族军官。唐朝末年，戍卒庞勋率军起义，很快占领山东南部、江苏和安徽北部地区。唐朝调集沙陀兵围剿，平定了叛乱。沙陀部首领朱邪赤心因功升为单于大都护、振武军节度使，赐姓名为李国昌。臬捩鸡就是这个时候跟随李国昌入主中原的。后来，李国昌之子李克用参加讨伐黄巢起义的战役，攻破长安，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不久又被封为晋王。臬捩鸡因善于骑射，威猛勇敢，立有赫赫战功，被李克用任为州（今河北永年县）刺史。臬捩鸡生子石敬瑭，至于为什么姓石氏，欧阳修百般考证，也“不知其得姓之始也”。
公元923年，李克用长子李存勖进攻后梁，占据洛阳后称帝，建立后唐，史称后唐庄宗。因他重用宦官伶人，导致兵变，中流矢而亡。其养子李嗣源即位，是为后唐明宗。石敬瑭为人稳重，颇得明宗赏识，并将女儿永宁公主嫁其为妻，由是常隶明宗帐下，号左射军。石敬瑭不负明宗厚望，常救其于危难之中。据《旧五代史·晋书》载，天十九年（922），后唐军队与后梁军战于胡卢套，“唐军稍却，帝（石敬瑭）睹其敌锐，拔剑辟道，肩护明宗而退，敌人望之，无敢袭者。”二十年（923）十月，石敬瑭与明宗前往梁人杨村寨侦察军情，“俄而敌出不意，以兵掩明宗，刃将及背，帝（石敬瑭）挟战戟而进，一击而凶酋落马者数辈，明宗遂解其难。”同光四年（926）二月，赵在礼在邺城叛乱，当时尚未称帝的唐明宗前去讨伐，石敬瑭随行。行至魏县（今河北大名县西北），军队中出现骚乱，要求明宗在河北称帝。明宗假装同意，打算遣人去京城“自诉”于天子。诸军恐怕事情不果，纷纷逃散。明宗手下的军队，只剩下常山一军。在这紧要关头，石敬瑭密告明宗说：“犹豫者兵家大忌，必若求诉，宜决其行。某愿率三百骑先趋汴水，以探虎口，如遂其志，请大军速进。”明宗同意了敬瑭的请求，拨给他骁骑三百。石敬瑭率众由黎阳渡河，自汴州西门而入，占据了全城，明宗顺利进入汴州。庄宗闻变，亲自率军赴汴征讨。当其来到汴州城西北5里时，见明宗之军威风凛凛，士气高涨，自知大势已去，遂登高叹曰：“吾不济矣！”。由此庄宗从兵大溃，纷纷投奔明宗。明宗即遣石敬瑭率兵为前锋，进攻汜水关。不久，洛阳传出庄宗遇内难而崩的消息。于是，明宗率师进入洛阳，即位称帝，改元天成。石敬瑭因拥立明宗有功，加封光禄大夫、陕州保义军节度使。天成二年（927），进封开国公，赐濯忠匡定保节功臣。三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兴唐尹、天雄军节度使，成为权倾一时的显贵人物。
明宗死后，闵帝即位，明宗养子潞王李从珂不服，起兵造反。闵帝自洛阳出奔于卫州，中途与石敬塘相遇。闵帝侍从怀疑石敬瑭图谋不轨，想要杀他。石敬瑭先下手为强，将闵帝侍从杀死，然后把闵帝托付给卫州刺史后离去。不久，李从珂在洛阳称帝，废闵帝为鄂王，施以鸩酒毒杀。即位后的李从珂对石敬瑭并不信任，表面上对他加官进爵，暗地里却对其猜忌甚重。清泰三年（936）五月，朝廷迁石敬瑭为天平军节度使。石敬瑭拒不赴任，他对僚属说：“先帝在世时，授我太原之地以养老终年，今无故而迁，是怀疑我有造反之心。况且太原地势险要，物阜民安，我想要内檄于其他藩镇，外求援于契丹，做一番抗争，诸位意下如何？”桑继翰、刘知远等人表示同意，并上表潞王说：“陛下是明宗养子，按礼法不应称帝，应立明宗幼子许王李从益为帝。”李从珂大怒，下诏削夺石敬瑭官爵，还命张敬达率军讨伐他。石敬瑭为求自保，这才引出向契丹借兵，以至后来自称“儿皇帝”的事情。
了解了石敬瑭的这些情况，再来看他当“儿皇帝”一事，就比较客观公正了。
其一，石敬瑭出身不是汉族，而是沙陀族。沙陀族是西突厥的一个分支，世代居住在沙陀渍（今新疆境内）。后来因与周围民族争夺牧地，战败东迁，受唐王朝庇护，被安置在山西北部一带。但沙陀人仍保持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及传统风俗。与此同时，东北的契丹民族也异军突起，迭刺部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率军进入内蒙古中东部地区，建立了初级政权。由于契丹族社会制度比较落后，处于奴隶社会晚期，施行的是家长制统治方式。所以，即使后来建立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他们也难以摆脱旧习俗的干扰。在契丹国主的眼中，其统治下的百姓不仅是其臣民，更像是其家族中的成员。他要求臣民能如家庭中儿子、孙子孝敬长辈那样，服从接受自己的统治。石敬瑭身为沙陀族，虽然受到了汉族文化的一些熏陶，但仍保留着本民族的习俗。因此，当契丹国主认石敬瑭为儿子时，石敬瑭并没有受辱的感觉，反而觉得很亲切，这是草原民族风俗相近形成的必然结果。然而，后人并不理解其中缘由，硬是给其冠以屈辱卑贱的恶名。
其二，石敬瑭遭受千古骂名的另一个因素是年龄问题。石敬瑭出生于公元892年，至936年称帝时，已是44岁，而此时耶律德光（生于902年）年仅34岁。石敬瑭称比自己大10岁的人为父皇，以汉族人来看，简直不可思议。其实这又是一个民族习惯的问题。沙陀族氏族公社遗习十分浓厚，养子之风很盛，如后唐明宗李嗣源就是庄宗李存勖养子。但养子与养父年龄往往并不相当，石敬瑭对耶律德光称“父”，虽年龄相差悬殊，但以塞外民族养子风俗来看，不足为奇。石敬瑭给耶律德光上表时称臣，写书信时却称“儿皇帝”，如家人礼，也说明耶律德光认可了这个干儿子，契丹与后晋遂结成“父子之邦”。但是历代正统史学家无法摆脱汉族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将这些条条框框强加给石敬瑭，把他贬得一无是处。试想一下，封建时代官员尊君为父，倘若碰上娃娃皇帝执政，岂不与石敬瑭相差无几吗？
其三，即以汉族的伦理道德来评定石敬瑭，其所作所为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据《新唐书·唐本纪》载，后唐太祖李克用于公元904年和契丹国主耶律阿保机在云中相会，约为兄弟。按李克用养子为李嗣源，石敬瑭是李嗣源的女婿。耶律阿保机之子为耶律德光，耶律德光明显长石敬瑭一辈，石敬瑭称其为“父皇帝”是严格依照辈分关系排定的，符合汉族的伦理观念。假如一个人为了某种利益对别人称儿子，的确可耻，但对叔叔辈自称为儿尚在礼制所允许的范围之内。人们在评论石敬瑭时，有意忽略了这些游牧民族首领几代人的渊源，专门将石敬瑭比耶律德光大10岁的事情抽出来，肆意夸张，极力讥讽石敬瑭寡廉鲜耻，这种割裂历史的做法是不足取的，理应为石敬瑭正名，还其清白。
其四，人们说石敬瑭早有谋反野心，只是隐忍未发，后来见时机成熟，才借契丹兵灭了后唐，做了皇帝。这种观点并不正确。因为石敬瑭是后唐明宗的女婿，多次拯救明宗于危难之中。出于信任，明宗将太原周围地区交由石敬瑭经营。闵帝即位后，潞王造反，如果石敬瑭真有谋反之心，可趁乱起事，成就帝业。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将闵帝托付卫州刺史看护，自己静观时局变化。潞王登基后，对石敬瑭疑心很重。石敬瑭整日提心吊胆，惟恐被人诬告为谋反之罪。据《旧五代史·晋书》载，清泰二年夏，石敬瑭屯兵于忻州，朝廷遣使送夏衣，传诏抚慰。而那些军人不知深浅，向石敬瑭山呼万岁，接连四次。石敬瑭十分害怕，就斩首了30余人，才制止了军士们的举动。后来，潞王迁其为天平军节度使时，石敬瑭才感觉出事态的严重。倘若听从诏令，去人地都很生疏的地方任职，不消多久，皇帝就会找个借口削你兵权，岂不成了任人宰杀的“刀俎之肉”？经再三考虑，石敬瑭决定托疾抗旨，并做好了两手准备，“若且宽我，我当奉之，必若加兵，我则外告邻方，北构强敌，兴亡之数，皎皎在天”。潞王果然废去石敬瑭官爵，发兵征讨。石敬瑭要想活命，只能求助于契丹人。生死关头，顾不得许多，遂与耶律德光签订条约，引契丹人进入中原，灭了后唐。这是迫不得已情况下做出的无奈之举，如果用舍生取义的儒家教条套在石敬瑭身上，让其坐以待毙，不求援于契丹人，显然是不合适的。
其五，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给契丹，是人们贬斥他卖国媚主的重要证据。在此需要阐明的是，自唐代“安史之乱”之后，幽云地区就从未被中原皇帝控制过，统治它的是代代承继的藩镇节度使。他们名义上属中央政府管辖，其实是各自为政，不听指挥。后唐时期，统治幽云诸州的是赵德钧、赵延寿父子。据《旧五代史·赵德钧传》载，石敬瑭在晋阳起兵时，后唐末帝诏令赵德钧父子救驾，二人带兵缓缓来迟，但不出兵迎战，持观望态度。赵德钧更是心怀叵测，“乃遣使于契丹，厚赍金币。求立以为帝，仍许晋祖（石敬瑭）长镇太原，契丹主不之许”。可见，石敬瑭借兵之时，幽云十六州并非在其控制之下，也就无所谓割让。石敬瑭将想要称帝的赵德钧的领地“割”给契丹，是一桩无本万利的好买卖，既打击了政敌，又解了燃眉之急，可谓一箭双雕，坐享其成。后来，契丹出兵占领了幽州，令赵延寿为节度使，才算吞并了幽云诸州。因此，割让幽云十六州不应归罪于石敬瑭，只是他默认了契丹兼并本属于赵氏父子属地的行为，才使其背上了割地求荣的骂名。
其六，有人认为幽云诸州人民被划归契丹后，饱受压迫摧残，尝尽了世间万苦。难道生活在汉族军阀的统治下，就能过上幸福生活吗？事实未必如此。据史料载，有个节度使造了一种刑具想试试其效果如何，就惩罚了一名无辜百姓，并对他说以后犯罪可以抵消。后来这个人因罪受刑，要求抵免，节度使说：“无罪尚打，何况有罪！”，照旧施刑不误。还有一个节度使兵力不足，在全州征兵，凡是15岁以上的应征者脸上皆刺“定霸”两字，士人则在胳膊上刺“一心事主”四字，其蛮横残暴行为令人发指。相反，契丹人建立的辽国实行一朝两制，并不强求幽云地区的百姓服从契丹族习俗。因此，生活在契丹人统治下的幽云百姓，其命运说不定比中原百姓还要好些。
其七，一些人认为石敬瑭对契丹称臣、称“儿皇帝”可耻至极。其实只要了解一下历史，也就明白石敬瑭有苦难言的矛盾心态。从主观上讲，没有一个人愿意对他人称臣、称儿子，但是残酷的现实又不得又让人重新考虑这个问题。论军事、论国力，后晋都不是契丹的对手，如果一意孤行，打肿脸充胖子，违抗“父皇帝”的旨意，不仅石敬瑭帝位不保，而且百姓还会遭殃。权衡利弊，对契丹称“儿皇帝”应是最好的选择。从客观上讲，幽云十六州本来不是石晋瑭所能掌握的领地，割与不割，对他影响都不是很大。因耶律德光比石敬瑭年长一辈，石敬瑭称其为“父皇帝”，于礼法尚能够容忍。为了保住帝位，求得暂时安宁，石敬瑭找不出除称“儿皇帝”之外的最好方法，只能忍受屈辱，苟且偷生了。然而，他的后继者却不能认识国情，对契丹称孙不称臣，引得契丹“爷爷”大怒，于公元946年率军一举攻灭了后晋，这是石敬瑭所不曾料到的。因此，对于石敬瑭称“儿皇帝”一事，我们不能脱离既定的历史背景，要全面把握与其有关的历史联系，这样才能对石敬瑭有一个正确的评价。
然而，绝大多数人认为不能为石敬瑭翻案。他的所作所为均是咎由自取，理应受到人们的痛斥与辱骂。据《资治通鉴·后晋纪二》载：“帝（石敬瑭）事契丹甚谨，奉表称臣，谓契丹主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于别殿拜受诏敕。”这种奴颜婢膝的举动难道还不够可耻吗？为了更好地讨得主子的欢心，石敬瑭除岁输金帛30万之外，“吉凶庆吊，岁时赠遗，玩好珍异，相继于道”。同时，也不忘贿赂契丹国的太后、元帅、太子及诸多大臣们，以求他们能在“父皇帝”面前美言几句，好让自己这个“儿皇帝”当得踏实些。但契丹君臣对石敬瑭的“进贡”百般挑剔，“小不如意，辄来责让”，而石敬瑭全无九五之尊的威严，常常是“卑辞谢之”，重新置备礼品，以满足契丹君臣的胃口。后晋使者出使契丹时，遭受侮辱而还，告之以朝廷，群臣皆以为耻，惟独石敬瑭不置可否，仍旧砚颜人世，毫无羞耻之意。他的这些举措确实也“感动”了“父皇帝”，其后，“契丹主屡止帝上表称臣，但令为书称‘儿皇帝’，如家人礼”。显然，对于如此忠厚软弱的“儿子”，连契丹“老子”也觉得于情不忍，取消了两国间的君臣关系。在契丹国主看来，后晋称不称臣意义不大，而令石敬瑭称“儿皇帝”则更容易管束这个温顺孝敬的儿子。对他人称臣，在特定的条件下，尚不觉可耻；倘若称儿，则耻莫大焉！然而，这般奇耻大辱，石敬瑭却能安然领受，不作反抗，此公可谓世间第一恬不知耻的厚脸皮了！
尽管幽云十六州实际控制者不是石敬瑭，但据《新五代史·晋本纪》载，天福元年（936）十一月，石敬瑭称帝时，幽云地区掌权者“赵德钧及其子延寿叛于唐来降”，名义上幽云十六州已经归顺后晋了。但石敬瑭与契丹有约在先，割幽云诸州给契丹，只好令契丹人将赵氏父子“锁之以归”。显然，石敬瑭是丢失幽云之地的罪魁祸首。又据《资治通鉴·后晋纪二》载，契丹人夺得幽州后，改名南京，“以唐降将赵思温为留守，思温子延昭在晋，帝（石敬瑭）以为祁州刺史。思温密令延照言虏情终变，请以幽州内附，帝不许”。本来是夺回幽州的一个好机会，石敬瑭却奉行委曲求全之策，胆小怕事，送上门的领地也不敢接受，其媚主自保的丑态一览无余。
其实，契丹人也不是天下无敌。石敬瑭的侄儿石重贵继位后，与契丹交恶。天福八年（943），契丹南下攻晋，晋将景延广据黄河抵抗，击退敌军。开运二年（945），契丹再次进军后晋，石重贵亲自督战，大败契丹军。因此，无论从军事实力还是从财力来讲，石敬瑭完全可以奋力一搏，与契丹争个高低，而无须去做什么“儿皇帝”，也不应对契丹称臣。但他自甘堕落，不知抗争，一味地去讨好契丹国主，出卖国家民族利益，这种丧权辱国的行为卑贱可耻到极点。石敬瑭由此而背上千古恶名实是罪有应得，不值得人们为他叹惜。
综上所述，人们对石敬瑭称“儿皇帝”一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分歧较大。但评价一个人，总不能抓住一些细枝末节紧紧不放，而要看他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否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以五代时期的特定形势而言，石敬瑭的借兵称帝，避免了中原地区陷入更大的战乱，加强了汉族与契丹族人民的友好交往，石敬瑭做了一个封建帝王力所能及的事。至于石敬瑭为什么对契丹称“儿皇帝”，恐怕只有他才知道自己的苦衷。相信随着一些新材料的发现，人们最终能解开这个背负了千古骂名帝王的心中之结。
宋高宗为何用处女选太子
宋高宗赵构（1107~1187），字德基，宋徽宗第九子，钦宗之弟。初封蜀国公，后封康王。靖康二年（1127）年初，徽钦二帝被金人掠走后，同年五月赵构即位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市），改元建炎，是为宋高宗。他执政36年，以求和苟安为国策。赵构像长期倚用奸相秦桧，收诸将兵权，杀岳飞，与金订立屈辱的“绍兴和议”，割地称臣纳贡。为交付巨额贡物和奢侈之费，大肆搜刮百姓，政治黑暗，民不聊生。金朝完颜亮率兵攻宋，宋高宗几无战守之备，不得不让位于宋孝宗，退居德寿宫，当起了太上皇，15年后病死，终年81岁。
宋高宗在收复国地上动脑筋不多，在确定接班人时却费尽了心机，关键时刻竟用处女“选”太子，在历史上制造了一段不绝于口的闲话，同时也留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谜团。
原来，宋高宗后宫嫔妃不少，于史留名的就有两位皇后、两位贵妃、两位贤妃、一名婉仪，被他宠幸过但没有名位的女人就不知有多少了。然而为他生出儿子的只有宪圣皇后吴氏、张贤妃和潘贤妃三人。而其中只有潘贤妃生下的儿子成活，取名赵。建炎三年（1129）二月，高宗到了扬州，一天晚上正兴致勃勃同宫女淫乐，突然报告金兵袭来，他受了很大惊吓，患了锁精症，从此失去生育能力。一个月后，宋高宗到了杭州，扈从统制官苗傅、刘正彦发动兵变，逼迫宋高宗退位，立不到3岁的魏国公赵勇为帝，并请隆太后垂帘听政。一个月后，韩世忠杀苗、刘二人，高宗复位。建炎三年四月壬申日，册立赵为太子。在这场动乱中，赵被吓出病来，延至七月，病情愈重，医治无效，短命而亡。
太子夭折，皇储乏人，大臣们议论纷纷。有不识时务者开始上疏，要皇帝尽快在宗室后裔中挑选储君，倘若皇帝日后生出儿子，到时再重新册立太子。按说这是关心国脉大事，照此实行可安人心。然而宋高宗以为这是心怀二志，并借此事羞辱自己，再说眼前战事紧张，哪有时间选立太子？为了平息大臣议论，便将上疏者撤职查办。大家果然缄口藏舌，不再议论立储之事。
宋高宗和后妃们生不出儿子，战局也慢慢稳定下来，立储之事遂又重提。这时，辗转在江西的宪圣皇后也平安返回临安，她说曾经做了一个怪梦，不解何意，秘密向高宗说了，高宗悟出是选嗣之事。恰在这时，大臣范宗尹也提出了这事，高宗答道：“太祖皇帝以神勇之武定了天下，可是他的子孙没有享受承继之福，现在遭遇世乱艰难，他的后代更是飘零可怜，我若不效法仁宗皇帝，为天下着想，怎能告慰太祖在天之灵？”
众所周知，宋太祖临终前，遵从太后之意，把皇位传给了弟弟，他自己的后代没有继承大统。至仁宗时，没有儿子，便挑选4岁的侄子赵宗实为太子，这就是后来的宋英宗。现在的高宗赵构也没有儿子，便想效法宋仁宗的做法，在太祖的后人中选立太子。一方面显示自己有尧舜之风，一方面也可安定人心。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宋太宗一支的嫡系子孙全都被掳北上，皇太子不得不在太祖后裔中选立。果然，副宰相张守、负责军事防务的长官李回、禁卫官娄寅亮等人纷纷上疏支持或称赞皇帝的这一英明做法。宋高宗遂借坡下驴地说：“此事不难行，朕于‘伯’字行中选择，庶几昭穆顺序。”决定在太祖后人中选立皇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