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病死沙丘后，秦二世胡亥即位，他任用赵高，复作阿房宫，尽征材士五万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又“更为法律”，厉行督责，用法更为刻深。以至“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不少秦始皇的旧臣和秦宗室，由于赵高的诬陷被杀害，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日益尖锐。至二世末年，形成了“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大吏持禄取容，黔首振恐”的社会危机。
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征发闾左九百人屯戍渔阳，陈胜、吴广为屯长。陈胜（？—前208）字涉，阳城（今河南商水西南）人，早年为人佣耕。吴广（？—前208）字叔，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也是贫苦农民。他们行至大泽乡（今安徽宿州东南），为大雨所陈胜阻，不能按期到达。按照秦法，过期要杀头。陈胜、吴广便利用“鱼腹丹书”、“篝火狐鸣”等计策发动戍卒起义，提出“大楚兴，陈胜王”的口号。陈胜鼓动戍卒说：“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于是自立为将军，以吴广为都尉，用秦始皇长子扶苏和楚将项燕的名义号召群众起义。
起义军迅速攻下蕲县（今安徽宿州南）。陈胜派葛婴率兵东进，同时以主力攻占铚（今安徽宿州西南）、（今河南永城西）、苦（今河南鹿邑东）、柘（今河南柘城北）等县。广大农民“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踊跃参加起义队伍。当义军进据陈县（今河南淮阳）时，已拥有步兵数万，骑兵千余，车六七百辆。陈胜召集当地三老豪杰商议大计，魏国名士张耳、陈余劝他立六国之后，以争取旧贵族的支持，陈胜不听，自立为王，国号“张楚”，任命吴广为假王，率军西击荥阳，命武臣、张耳、陈余北攻赵地，邓宗南征九江，周市夺取魏地。
张楚政权的建立，促进了全国范围内反秦斗争的高涨，各地百姓久苦于秦政，纷纷杀秦长吏，响应陈胜。特别是楚国旧境，数千人为聚的不可胜数。骊山刑徒英布与番阳令吴芮联兵数千人起义。东阳少年杀掉县令，推举陈婴为长，队伍迅速发展到两万人。秦嘉、朱鸡石等人起兵包围郯城。当过秦泗水亭长的刘邦在沛县豪吏萧何、曹参等人拥戴下，杀掉沛令，迅速组成一支二三千人的武装。与此同时，六国贵族的残余势力也纷纷起兵反秦。如齐国贵族后裔田儋击杀狄令，自立为齐王，楚国贵族后裔项梁、项羽叔侄也袭杀会稽守殷通。项梁自立为会稽守，以项羽为裨将，很快聚集了一支八千人的子弟兵。其他如原楚国的贵族房君蔡赐，孔丘的八世孙孔鲋等，也投奔张楚政权。
吴广率领起义军围攻荥阳不下，陈胜另派周文为将军西击秦。周文的队伍在进军咸阳途中，不断扩大，到达函谷关时，已有兵车千辆，战士几十万，起义军进抵距咸阳百来里的戏（今陕西临潼东北），秦二世慌忙令少府章邯把修建骊山墓的数十万刑徒和奴隶编成军队迎战。起义军由于缺乏战斗经验，又孤军深入，接连受挫，周文自杀。
随着反秦斗争的开展，起义军内部的弱点和矛盾也逐步暴露。陈胜滋长了骄傲情绪，听信谗言，诛杀故人，与起义群众的关系日益疏远。派往各地的将领也不听陈胜节制，甚至为争权夺利而互相残杀。如武臣到邯郸，自立为赵王，以陈余为大将军，张耳为丞相。陈胜命他率兵入关支援周文，他却抗命而派韩广略取燕地。韩广在燕地旧贵族的怂恿下，也自立为燕王。周市至魏地，立魏国旧贵族宁陵君咎为魏王。围攻荥阳的起义军将领田臧与吴广意见不合，竟假借陈胜之命杀死吴广，结果导致这支起义军的全军覆灭。
章邯解除了起义军对荥阳的包围后，倾全力向陈县猛扑。陈胜亲自督军应战，不幸失利。秦二世二年十二月，陈胜退至下城父（今安徽蒙城西北），被叛徒庄贾杀害。陈胜部将吕臣率领苍头军，随即两度收复陈县，并处死庄贾。
陈胜、吴广相继牺牲，使农民起义遭受暂时的挫折，但各地起义军仍继续进行斗争。陈胜部将召平，假借陈胜名义，封项梁为上柱国，命其领兵西向击秦。项梁率军渡过江、淮时，先后与陈陈胜、吴广起义的发端地大泽乡婴以及英布、蒲将军率领的起义军汇合，队伍扩大到六七万人。项梁得到陈胜牺牲的消息后，召集各路义军将领在薛县会商，并接受谋士范增建议，立楚国之后为王，以资号召。随即在民间找得为人牧羊的楚怀王之孙名心的立为王，仍称楚怀王。项梁率领起义军大败秦军于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又派刘邦、项羽攻下城阳（今山东菏泽东）。刘邦、项羽在濮阳、定陶、雍丘（今河南杞县）等地接连打败秦军，斩秦三川守李由。项梁在取得一系列胜利后，骄傲轻敌，被章邯偷袭以至牺牲。刘邦、项羽和吕臣引兵退守彭城（今江苏徐州）和砀（今安徽砀山南）。
章邯破项梁军后，又移兵击赵。命王离、涉间率兵包围巨鹿。楚怀王派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率师救赵。宋义到达安阳后，宴饮高会，留四十六日不进。项羽建议迅速进兵，遭到拒绝，于是杀死宋义，被楚怀王任命为上将军。他随即派遣英布、蒲将军领兵两万先行救赵。随后命全军渡过漳河，破釜沉舟，持三日粮，以示必胜无退的决心。起义军经过九次激战，大败秦军，杀苏角、虏王离。之后，蒲将军和项羽又在漳南和汗水上再破秦军。章邯见大势已去，又怕被赵高陷害，遂率余众投降。
在项羽率师救赵的同时，楚怀王又命刘邦率领所部西行入关，攻打咸阳。当时秦军主力已开赴赵地，西线空虚，刘邦的军队得以顺利进展。他采纳陈恢的建议，实行招降政策，秦朝的地方官吏纷纷归顺。因此，刘邦迅速攻下武关，直趋关中。秦二世三年八月，赵高胁迫胡亥自杀，立子婴为秦王。子婴谋杀赵高，派兵距守峣关。刘邦绕过峣关，大败秦军于蓝田。公元前206年十月，刘邦的军队进抵灞上，秦王子婴奉皇帝符玺投降，秦朝灭亡。
由陈胜、吴广发动的秦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秦朝的黑暗统治，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显示了封建社会农民阶级的伟大力量。陈胜和吴广虽在起义不久即先后牺牲，但秦朝的灭亡是和他们首倡起义的功绩分不开的。
爆发于新莽末年的农民大起义。西汉后期，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大批农民丧失土地，有的成为地主豪强的佃农，更多的则完全被排挤出生产领域，成为辗转沟壑的流民，甚至沦为奴婢。成帝时，因饥馑而死于道路的贫民数以百万计。哀帝即位后，大司马师丹建议限田限奴婢，丞相孔光和大司空何武等为此拟订了方案。但因遭到权贵的反对而作罢。农民的处境日益恶化，谏大夫鲍宣上书说，由于贪官污吏与豪强大姓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加上水旱灾害，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成帝时，山东、河南、四川、陕西等地相继爆发农民和铁官徒起义，哀帝元寿二年（前1），长安附近的人民放火焚烧了武帝的陵邑，火光照见未央宫。
由于封建统治动荡不安，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认为汉祚巳尽，外戚王莽借机篡汉。王莽为缓和社会危机，实行托古改制。内容主要是：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禁止土地和奴婢买卖，推行五均六筅，改革币制等等。由于这些措施损害了贵族、官僚、地主的利益，激起了社会经济的大混乱，不仅遭到权贵富人们的反对，也给人民增加了新的困难。加以王莽法禁烦苛，滥用刑罚，又对边绿林、赤眉、铜马起义图境各少数族无理用兵，结果民怨沸腾，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农民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天凤二年（15），五原、代郡民举行暴动，数千人为群，转入旁郡。两年后，临淮人瓜田仪在会稽长洲起义，吕母在海曲起义，杀海曲县宰。各地分散的农民起义，最后酝酿成大规模的农民战争。
新莽末年的农民大起义在三个地区爆发：在今湖北西北有王匡、王凤领导的绿林军，在今山东东部和江苏北部有樊崇等领导的赤眉军；在今河北一带则有大小数十支起义队伍，其中最大一支称为铜马军。
天凤四年，荆州地区连年饥荒，民不聊生。新市（今湖北京山东北）人王匡、王凤常替人排难解纷，受到饥民拥护，被推举为首领。他们聚集饥民，不时攻击附近乡聚。这支起义军以绿林山为基地，被称为绿林军。地皇二年（21），新莽荆州牧发兵两万人进攻绿林军，绿林军击败莽军，攻拔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转攻云杜（今湖北京山）、安陆（今湖北安陆东南）等地，部众增至数万人。次年，绿林山一带发生疫病，起义军分兵转移，一路由王常、成丹率领，西入南郡，称下江兵；一路由王匡、王凤、马武率领，北上南阳，称新市兵；新市兵进攻随县时，平林人陈牧、廖湛率众响应，又称平林兵。
绿林军起义爆发后，一些与新莽政权有矛盾的西汉宗室和地方豪强也纷纷起兵。宗室刘玄投奔平林义军，为安集掾。南阳大地主刘、刘秀（见汉光武帝刘秀）兄弟为了恢复刘姓统治，联络附近各县地主豪强、部署宗族、宾客，组成一支七八千人的队伍，称为舂陵军。春陵军与新市军、平林军联合，准备进攻宛城（今河南南阳），被王莽军打败，乃与向北折回的下江兵合纵。
绿林军起义的第二年，山东琅邪人樊崇在莒县率领百余人起义，得到青、徐等州饥民响应，逄安、徐宣、谢禄、杨音等率部归附，队伍发展到几万人，活动于青州一带。为在作战时与敌军相区别，他们将眉毛染红，故称“赤眉军”。其基本队伍是贫苦农民。他们随处打击地主豪富，没收财物，没有攻城略地的意图。军中没有文书、旌旗、部曲、号令，仅相互约定“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保持着淳朴的作风和良好的纪律。起义军内地位最高的称“三老”，其次称“从事”，再次称“卒史”，这些都是汉朝地方小吏的称号。战士相互之间则称呼“巨人”。
地皇二年，新莽太师羲仲景尚率兵镇压樊祟领导的起义军。结果全军覆没。次年，王莽再派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率十余万大军前往镇压。到处烧杀抢掠，残害百姓，民间因而流传歌谣说：“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赤眉军在成昌（今山东东平东南）大败莽军，追至无盐（今山东东平东），廉丹战死。此后赤眉军活动于今山东、江苏、安徽、河南诸省交界的广大地区，声势日盛。
与此同时，绿林军于公元23年正月重创新莽南阳守将甄阜、梁丘赐所部，随即于清阳击败严尤、陈茂，进围宛城。起义队伍发展到十几万人，南阳地主集团策划立刘为皇帝，遭到大多数农民将领的抵制。但起义农民也因受“刘氏复起”图谶的影响，拥立比较懦弱的汉宗室刘玄为帝。同年二月，刘玄在宛城南面清水的沙洲上设坛称帝，恢复汉的国号，建元“更始”。
更始政权建立后，派王风、王常、刘秀等率兵攻占昆阳（今河南叶县）、定陵（今河南舞阳东北）、鄙县（今河南郾城）等地，又派刘率兵进攻宛城。王莽发州郡兵四十三万，号称百万，由王邑、王寻率领，企图一举消灭绿林军。莽军南出颍川，前锋约十万人进围昆阳。王风、王常率义军八九千人坚守昆阳，以待援兵。刘秀、李轶等轻骑突围，从郾、定陵等地召集一万余义军星夜驰援。进抵昆阳时，刘秀率敢死士三千人从城西突袭王邑、王寻的中军大营，杀王寻。昆阳守军也乘机出击，内外夹攻，莽军大溃，王邑与残部数千人逃归洛阳。
莽军主力被歼后，各地纷纷起兵，诛杀新莽官吏，用汉年号，以待更始诏命。新市、平林诸将看到刘绩、刘秀的声名日盛，劝刘玄除掉了刘。绿林军随即兵分两路：一路由王匡率领攻洛阳，一路由申屠建、李松率领攻武关。更始元年（23）九月，绿林军在各种反莽力量的配合下，顺利攻取长安。王莽逃至渐台，被商人杜吴砍死，从而结束了新莽政权的统治。十月，刘玄北都洛阳，次年又移都长安。
更始政权进入长安后，各级官吏中有不少人出身于庸客、商贩或膳夫、奴仆。因此当时流传：“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这虽是对农民政权的诬蔑之词，但也反映了更始政权保留着农民军的某些朴素本色。不久，由于刘玄生活腐化，昼夜宴饮，其亲信赵萌专权恣肆，起义军将领因而离心离德，各谋出路。刘玄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杀害了申屠建、陈牧、成丹等起义将领。王匡、张印等率众归附赤眉。
当刘玄进据洛阳时，赤眉军正在颍川、濮阳一带活动。樊崇曾前往洛阳联络，但刘玄不愿与赤眉军合作，只许以空头官爵。随后赤眉军兵分两路：一路由樊崇、逄安率领，攻拔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南击宛城；另一路由徐宣、谢禄率领，拔阳翟（今河南禹县），进军梁县（今河南临汝西南）。樊崇等人认为部众东向必散，决定西攻长安。公元24年冬，樊崇、逄安等由武关进发，徐宣、杨禄等由陆浑关进发。次年正月，两路大军会师弘农后，继续攻向长安。进至华阴时，立十五岁的西汉宗室刘盆子为帝；随即顺利攻占长安，刘玄投降，不久被绞死。由于关中豪强地主隐匿粮食，组织武装，坚壁顽抗，赤眉军在粮食断绝的情况下，不得不退出长安，进入安定、北地一带。又因隗嚣等地主武装的袭击和大雪阻碍，被迫折回长安，引众东归，因而与刘秀的东汉政权发生了激烈的对抗。
刘秀在刘被杀后，受刘玄派遣去安抚黄河以北地区。他得到信都、上谷、渔阳等地的地主官僚集团的支持，消灭了盘踞邯郸称帝的王郎，并镇压和收编了河北地区以铜马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壮大了自己的势力。以此，获得了“铜马帝”的称号。公元25年，刘秀称帝于鄗，不久定都洛阳。当赤眉军引兵东归时，刘秀在新安、宜阳屯驻重兵，预先切断了赤眉军的归路。建武三年（27）初，赤眉军被冯异打败，折向东南，又在宜阳陷入重兵包围，最后粮尽力竭，被迫投降刘秀。同年夏，樊崇、逄安再次起义，旋即被镇压。
东汉末年，张角领导的一次有组织、有准备的全国性农民起义。因起义军头戴黄巾为标帜，史称黄巾起义。
东汉末年，土地兼并十分严重，豪强地主势力迅速膨胀。他们“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拥有成千上万的奴婢和徒附。广大农民丧失土地之后，多数沦为豪强地主的依附农民。他们除了交纳高额地租和服徭役外，人身也受地主支配，如充当家兵等，甚至跟随主人迁徙。农民与地主阶级处于尖锐的对立地位。
东汉自和帝以后，皇帝都是幼年即位，由外戚、宦官轮番把持朝政。政治日趋腐朽。灵帝刘宏公然在西园卖官鬻爵。州郡官职有时一月轮换几次，官吏到任后，就聚敛搜括。自安帝以后，朝廷长期对羌族用兵，耗费军饷四百多亿，这一沉重负担又全部落到农民头上。加上各种自然灾害，以致出现了“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严重局面。大批农民四处流亡，饿殍遍野，连京师洛阳也是死者相枕于路。
由于社会危机日益深重，广大农民被迫奋起反抗。从安帝到灵帝的八十余年，见于记载的大小农民起义近百次。其中，如安帝时青州张伯路领导的流民起义，波及沿海九郡；顺帝时广陵张婴领导的起义军一万多人，活动于徐、扬一带达十几年之久；桓帝时太山公孙举领导起义军，在青、兖、徐三州作战，给官军以沉重打击。在南方和西北，还出现了汉族和少数族的联合起义。不少描绘翦除董卓历史故事的年画：连环记农民起义的领袖自称“皇帝”、“黑帝”、“无上将军”、“真人”等，或建年号，或置百官，或则利用宗教为组织形式。此伏彼起，日益频繁。当时民间曾流行一首歌谣：“小民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民不必可轻！”黄巾起义正是在农民斗争蓬勃开展的基础上爆发的。
黄巾起义的领袖张角（？~184），冀州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人，太平道的首领，自称“大贤良师”。太平道为道教一支，奉黄帝、老子为教祖。张角以传道和治病为名，在农民中宣扬教义，进行秘密活动。十余年间，徒众达十万，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分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每方设一渠帅，由他统一指挥。熹平五年（176），司徒杨赐曾上书灵帝，请求诛杀太平道的渠帅，以免酿成后患。可见太平道已引起统治阶级严重注意。以后张角加紧部署起义，广泛传播“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谶语，鼓舞农民起来推翻东汉王朝的统治。又在各处府署门上用白土涂写“甲子”字样，作为发动起义的信号。太平道大方马元义多次往来京师，物色宦官封胥、徐奉等为内应。中平元年（184，甲子年）初，张角命令马元义调动荆、扬等地徒众数万人向邺集中，约定三月五日各地同时起义。但预定起事前一月，张角弟子唐周上书告密，马元义被捕，惨遭车裂。洛阳百姓和太平道徒被杀的达千余人。灵帝随即下令冀州官府搜捕张角等起义领袖。张角派人飞告各方提前起义。于是三十六方“一时俱起”，众达数十万人。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灵帝慌忙下令州郡修理兵器，加固城防，派何进率左右羽林和五校尉营镇守洛阳，在洛阳附近增置八关都尉。又派遣皇甫嵩、朱儁、卢植等调集各地精兵，进剿黄巾军。并解除党锢，赦免党人，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各地豪强地主也纷纷起兵，配合官军镇压起义，其中著名的有袁绍、袁术、公孙瓒、曹操、孙坚、刘备等。
黄巾军人数众多，声势浩大，统治阶级因而诬称之为“蚁贼”。起义初期，黄巾军的主力分散在巨鹿、颍川、南阳等地，他们各自为战，攻城夺邑、焚烧官府，扫荡豪强地主坞堡，取得了很大胜利。张曼成率领的南阳黄巾攻克郡城，杀太守褚贡。波才率领的颍川黄巾打败右中郎将朱儁，并将左中郎将皇甫嵩围困在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汝南黄巾打败太守赵谦。广阳黄巾杀幽州刺史郭勋和太守刘卫。巨鹿附近的农民俘虏了安平王刘续和甘陵王刘忠。张角率领冀州黄巾攻下广宗（今河北威县东），北中郎将卢植引兵反扑，未能得逞。灵帝改派东中郎将董卓进攻张角，同样遭到失败。与此同时，在黄巾军的鼓舞下，各地还出现了许多独立的农民武装。他们有的打着黄巾军的旗帜，有的自立名号。如汉中五斗米道首领巴郡人张修领导的起义，被统治阶级诬称为“米贼”。在冀州一带，分散的农民军更是不可胜数。先零羌、湟中义从胡、武陵蛮、板楯蛮等少数族也纷纷起义，同汉族人民共同汇合成反抗封建统治的洪流。
黄巾军在取得一系列胜利的同时，也暴露了许多弱点，如起义军各自为战，“苍天乃死”字砖未能协调配合；人数虽多，却缺乏战斗经验，以致使东汉王朝能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各地豪强地主利用宗族关系，组织地主武装与起义农民为敌，也增加了黄巾军的许多困难。东汉王朝为了确保京城洛阳的安全，首先进攻颍川黄巾。波才领导的黄巾军因缺乏作战经验，依草结营，被皇甫嵩乘夜纵火偷袭，曹操、朱儁又协同进攻，使数万起义农民惨遭屠杀。陈国、汝南和东郡的黄巾军也相继失败。之后朱儁领兵进攻南阳黄巾军。双方争夺宛城，战斗十分激烈，黄巾军三次失而复得，给敌人以很大的打击。但由于未能主动出击，丧失许多有利战机，加以首领韩忠动摇，使宛城终于失守。突围的黄巾军向精山（今河南南阳北）转移，被官军追击，大部牺牲。冀州黄巾在张角病死后，由张梁统率固守广宗。当年十月，皇甫嵩率官军偷袭黄巾军营，张梁阵亡。三万多黄巾军惨遭杀害，五万多人壮烈投河而死，张角被剖棺戮尸。张宝也随即兵败于下曲阳而阵亡，十余万黄巾军被杀害。
张角为首的黄巾军主力被镇压之后，黄巾余部和各地的农民武装，仍然坚持斗争。中平五年，黄巾余部郭大等在白波谷（今山西襄汾）聚众起义，攻打太原、河东等郡。同年，青、徐黄巾余部再起；益州马相、赵祗领导农民起义，也自号黄巾，旬月之间，攻破广汉、巴郡、犍为数郡，杀益州刺史郗俭。青州黄巾一度发展到拥众百万，战斗力也很强。他们长期在青、徐、兖、冀四州流动作战，给当地的封建割据势力和豪强地主以沉重的打击。后来青州黄巾虽被迫接受曹操的收编，但徐和、司马俱和管承领导的黄巾军仍分别在济南、乐安、长广等地活动。济南黄巾一直坚持到建安十二年（207），还攻杀了济南王刘赞。冀州的农民军有博陵张牛角，常山褚飞燕（张燕）以及黄龙、左校、于氐根、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洪、司隶、缘城、罗市、雷公、浮云、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眭固、苦蝤等部。这些名号大都反映了起义首领的某些特点。他们经常活动在常山、赵国、中山、上党、河内一带，多者两三万人，少者六七千人。后来张燕联络各支农民军，众至百万，号黑山军。东汉朝廷无法用武力清剿。于是封张燕为平难中郎将，以图瓦解起义军。曹操平定冀州时，张燕率众投降。余部在此之前也先后为曹操和袁绍所镇压。
黄巾起义以及在它影响下的各族人民起义，从灵帝中平元年到献帝建安中叶，持续进行了二十多年的英勇斗争。黄巾起义事先经过长期准备，组织比较严密。它公开宣布要推翻东汉王朝，建立农民自己的政权，比以前的农民起义有显著的进步。由于起义农民本身的弱点，他们先后都被残酷镇压。但是，在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下，腐朽的东汉王朝名存实亡。
7世纪初推翻隋朝统治的农民大起义。隋朝末年，隋炀帝杨广滥用民力，大兴土木，穷兵黩武，用暴力迫使农民与土地分离，严重摧毁了生产力，社会生产被破坏，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大业五年（609），长白山（今山东章丘东北）有“狂寇”数万。六年，北方的雁门（今山西代县）和东都洛阳，先后发生暴动。虽不久都被镇压，但却是全国性农民起义的先兆。黄河南北一带，在营建东都、修缮长城、开凿运河的过程中，遭受的祸害最为严重。大业七年，炀帝下令进攻高丽，在全国征兵百余万人向涿郡（今北京）集中，又强征上百万的民夫转运粮械。车牛往者不返，士卒死亡过半，耕稼失时，田畴多荒，给人民带来巨大灾祸，这一带农民纷纷起义反抗。
同年，邹平（今山东邹平北）民王薄聚集农民据长白山起义，自称“知世郎”，作《毋向辽东浪死歌》反对辽东之役，以发动民众。逃避征役的广大农民纷纷参加到王薄起义军中。随后，平原（今山东陵县）刘霸道、县（今山东夏津）张金称、漳南（今河北故城东）孙安祖和窦建德、渤海（今河北阳信西南）高士达、韦城（今河南滑县东南）翟让、章丘（今山东章丘西北）杜伏威等相继起兵。其余反隋小股武装不可胜数。这一年起义军主要起于今山东、河北、河南间，聚保山林川泽，主力则是逃避征役的贫苦农民。
炀帝无视人民的愤怒与反抗，大业八年悍然发兵攻打高丽，促使起义进一步发展。这一年，见诸史籍记载的新的起义军有二十一支，其中，山东十四支，江淮四支，河南、关中和河西各一支。起义的地区扩大，重点仍在河北、山东。起义的群众基础也扩大了，大多数是贫苦农民，也有牧子（身份不自由的牧民）和下层僧侣。
在起义迅速扩大的同时，隋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裂。大业九年，炀帝发动第二次对高丽战争，大贵族杨素之子礼部尚书杨玄感，乘炀帝在辽东之机，联合一批贵族子弟起兵黎阳（今河南浚县北），进逼东都。炀帝与玄感之间的厮杀，抵消了统治阶级的实力，义军乘机发展。到大业十年第三次对高丽战争时，义军处处皆是，道路隔绝，官军已经无法按期集中。
大业十一年以后，隋统治阶级开始把大部分军队用于镇压农民起义军。炀帝还命令在郡县城郭、驿站、村庄的周围修筑城堡，强迫农民到城堡里居住，以隔断义军与民众的联系。统治者对起义军和一般农民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隋将樊子盖镇压起义军时，将汾水以北村庄全部烧光，俘虏的起义军全部被屠杀。王世充打败江南刘元进起义军时，把诱降来的三万人也全部屠杀。
统治者的残酷镇压迫使更多的农民起来反抗，到大业十二年，先后在全国各地兴起的起义军大小不下百余支，义众达数百万。起义军攻陷许多郡县，消灭大量隋兵。隋炀帝调杨义臣率辽东还兵镇压河北起义军，自率禁军到江都，镇压南下江淮的起义军。在和隋军主力作战的过程中，起义军败而复聚，由分散走向集中，逐步形成了瓦岗军、河北夏军和江淮吴军三支主力。
瓦岗军的创始人是翟让。大业十二年，曾参预杨玄感反隋的贵族李密也来参加瓦岗军。他说服附近小股起义军聚集到瓦岗军周围。瓦岗军攻破要塞金堤关，打下荥阳（今河南郑州）诸县。炀帝以张须陀为荥阳通守，率兵两万前来镇压。李密说服翟让还击。翟让率兵列阵以待，李密统骁勇常何等游骑千人埋隋末农民起义早期示意图伏于荥阳大海寺北，大败隋军，阵斩张须陀。这是起义军在河南境内的第一次大胜仗，为起义军在中原地区的胜利发展奠定了基础。大业十三年二月，瓦岗军攻破兴洛（后改洛口）仓，开仓赈济饥民。留守东都的越王侗急派刘长恭和裴仁基分兵两路，准备在兴洛仓合击瓦岗军。瓦岗军先击溃了刘长恭所率的两万五千步骑，不久又招降了裴仁基。翟让推李密为瓦岗军首领，号魏公。赵魏以南（今河北中部及南部）、江淮以北的各路起义军皆归瓦岗军，众至数十万，几乎控制了河南全境。瓦岗军成为河北、山东各路起义军的盟主。四月，瓦岗军围迫东都，将二十余万隋军困于孤城。
在河北地区，大业十二年，张金称、高士达先后被隋军镇压，窦建德收合两部余众，军势复振，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隋在河北地方上的武装力量基本上已被消灭，起义军兵锋所至，隋朝官吏“稍以城降之”。次年正月，窦建德在乐寿县（今河北献县）郊建立政权，自称长乐王，署置百官，改元丁丑。
在江淮一带，大业十二年七月，炀帝至江都（今江苏扬州）时，李子通据海陵（今江苏泰州），左才相在淮北，杜伏威屯六合，从三面威胁江都。炀帝遣陈棱率宿卫精兵八千进行讨伐，互有胜负。次年正月，又遣陈棱征讨江淮一带起义军中力量最强大的杜伏威。隋军大败，起义军乘胜攻破高邮（今江苏高邮北），占历阳（今安徽和县），杜伏威自称总管，以辅公柘为长史，很快控制了淮南各县，江淮间小股反隋武装多来归附，形成了江淮间巨大的起义力量。
从大业十三年三、四月瓦岗军围逼东都开始，以瓦岗军为中坚，以窦建德、杜伏威为两翼的农民起义军，对隋王朝进行了摧毁性的打击。六月，瓦岗军大败隋军，东都危急。七月，炀帝抽调“江淮劲卒”和“燕地精兵”奔赴东都，涿郡留守薛世雄统率燕地精兵三万南下攻瓦岗军，兵至河间（今属河北），营于七里井，准备会合河间诸县兵先行镇压窦建德起义军。窦建德指挥部队从各城中撤出，向南转移，然后乘薛世雄不加防备，选精兵数千人为伏兵，亲率敢死之士二百八十人夜袭。三万隋军溃散。薛世雄带数十骑逃回涿郡。窦建德起义军又重新控制了河北的大部分地区。
八月，瓦岗军占领黎阳仓，开仓赈济饥民，扩大起义队伍数十万人。炀帝又命江都通守王世充统率洛阳附近诸郡兵与东都留守兵共十余万人，在洛水两岸同瓦岗军展开激战。王世充屡战屡败，有些隋将投降李密。这时洛阳城内缺粮，饿死的人很多。河北、山东、河南和江淮流域都被起义军占领，隋的军事力量也大部被起义军消灭，隋王朝直接控制的地方越来越狭小。形势对瓦岗军非常有利。但由于瓦岗军内部矛盾日益加深，李密始终不肯改变在洛阳城下与隋军主力长期鏖战的错误战略，所以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
在农民起义军从各条战线向隋王朝发起全面进攻的同时，朔方（今内蒙古白城子）梁师都、马邑（今山西朔县）刘武周、金城（今甘肃兰州）薛举等地主官僚也纷纷起兵，割据地方。大业十三年五月，隋太原留守李渊也从太原起兵，七月，趁隋军与瓦岗军大战之机，进入关中。十一月，攻克长安。
大业十四年三月，在江都的隋禁军将领利用关中士兵思归的情绪，推宇文化及为主，发动兵变，杀死隋炀帝，领兵西归。五月，李渊在长安即皇帝位，建立唐朝。留守东都的隋越王侗也在洛阳即皇帝位，改元皇泰，史称皇泰主。
炀帝死后，阶级关系发生很大变化。杜伏威上表于洛阳小朝廷，皇泰主拜伏威为东道大总管，封楚王。李密也在宇文化及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为了避免腹背受敌，向皇泰主称臣。李密大破宇文化及的军队，但自己的兵力损失也很大，于九月被实际控制东都的王世充乘虚打败，投降李渊。只有窦建德的夏政权在河北仍保持独立。武德四年三月，唐兵进攻洛阳王世充，窦建德亲自统兵十余万援助王世充，和唐军相持于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一带。谋士凌敬建议全军渡河，攻占河阳，越过太行山，进军汾水流域，威胁关中，迫唐军从洛阳撤退。建德不听。五月初，李世民袭击得手，夏军溃散，建德被俘。之后，建德留守州诸将士或散尽，或降唐。七月，窦建德于长安被杀。夏亡。
窦建德被唐军镇压后，余部在刘黑闼领导下，复于武德四年，五年两次起义于河北，六年被消灭。杜伏威于武德二年降唐，五年入朝长安，以辅公留守。唐以杜伏威为太子太保，仍兼行台尚书令，留长安。六年，这支义军又在辅公领导下起义反唐，次年三月被消灭。
黄巢（？~884），唐末农民战争领袖。曹州冤句（今山东曹县西北）人。稍通书记，屡举进士不第，以贩私盐为业。家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富于财，善击剑骑射。唐懿宗咸通（860~873）末至僖宗乾符（874~879）初，连岁凶荒，黄河以南尤其严重。农民起义纷纷爆发。乾符二年（875）初，王仙芝、尚让等在长垣（今河南长垣东北）发动起义，唐末农民战争爆发。五月，黄巢与同族兄弟、子侄黄揆和黄恩邺等八人募众数千响应。接着王、黄两军会合，协同作战，东攻沂州（今山东临沂）不克，就西向进攻洛阳周围地区。唐统治者急调大军夹击。王、黄乃于乾符三年十月间南趋唐州（今河南泌阳）、邓州（今河南邓县），敦煌莫高窟壁画样稿以后又活动于今河南、湖北、安徽等地，反复冲击敌人。同年底，蕲州（今湖北蕲春东北）刺史裴对王仙芝进行诱降，仙芝动摇，欲受唐官职。黄巢指斥他说：起初我们共立大誓，横行天下，现在你独自取官降敌，广大群众何所归宿！因怒击伤仙芝首。仙芝畏众怒，不敢受唐命，遂与黄巢分兵作战。黄巢率军北上，攻克郓州（今山东东平北）、沂州等地。以后王、黄虽曾一度合攻宋州（今河南商丘南），不久又分兵。
乾符五年，王仙芝在黄梅（今湖北黄梅西北）战死，尚让率余部奔亳州（今安徽亳州）与黄巢所部会合，推黄巢为黄王，号冲天大将军，建元王霸，署置官属。从此，黄巢成为起义军的最高领导人。两支义军会合后，势力又见壮大。黄巢再度北上，克沂、濮等州，然后沿黄河南岸西进，“欲窥东都（洛阳）”，唐朝急调军队增援东都。黄巢知攻东都无望，于是引兵南下，渡过长江，东趋下游。在越州（今浙江绍兴），遭到镇海（今江苏镇江）节度使高骈部将张磷、梁缵的阻击，义军乃转由浙江南进，开山路七百里，进入福建，攻克福州（今属福建）。黄巢在福州大力打击官僚、地主，杀了顽固不化的“处士”周朴。后率大军沿海岸南进，于六年九月攻占岭南重镇广州。经过大约两个月的休整，黄巢在这年冬又率领大军北伐，自号“义军都统”，并发表文告，宣布即将打入关中，指斥唐朝以宦官掌握朝政，纲纪紊乱，朝臣与宦官勾结，贿赂公行；还宣布义军禁令，禁止刺史广殖财产，县令犯赃者全族处斩。他所指责的都是当时极弊，深得群众拥护。义军拥众数十万，从桂州（今广西桂林）出发，乘大筏沿湘江顺流北上，攻克潭州（今湖南长沙），又下江陵（今属湖北）。本欲乘胜进兵中原，直趋关中，但至荆门（今属湖北）为唐将领刘巨容所败，乃转而东进。于广明元年（880）五月在信州（今江西上饶）击毙淮南（今江苏扬州北）节度使高骈的骁将张磷。七月，自采石（今安徽马鞍山西南长江东岸）飞渡长江。高骈与唐廷有矛盾，又慑于义军声威，虽拥兵十余万，但保境而已，不敢出战。黄巢渡江后以破竹之势跨越淮河，于十一月占领东都洛阳。进军途中，义军“整众而行，不剽财货”，沿途群众纷纷参加义军，众达百黄巢起义山路：仙霞岭万。入洛阳城后，义军劳问居民，闾里晏然。黄巢北攻时，还特意转牒唐朝各镇兵将：你们各宜守垒，勿犯我兵锋。我将入东都，到京师向皇帝问罪，与你们无涉。这些话分化了敌人营垒，所以兵行无阻。黄巢在东都并未久留，随即转旗西指，于年底突破潼关（今陕西潼关东北）天险，最后攻下了京师长安。唐僖宗和大宦官田令孜南逃成都。义军入城之日，向贫民散发财物，并由大将军尚让向群众宣布：“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
十二月十三日（881年1月16日）黄巢即位于含元殿，国号大齐，改元金统。原唐朝官员，四品以下酌情留用，三品以上全部罢官。其中枢主要官员有：尚让为太尉兼中书令，赵璋为侍中；原唐官崔和杨希古并同平章事（即宰相）；孟楷、盖洪为尚书左、右仆射，兼军容使（掌管近卫军队）；翰林学士中还有著名诗人皮日休。黄巢在长安执行严惩皇族、公卿的政策，唐宗室留长安者几无遗类，义军查获降官张直方夹壁中隐藏的高官显贵百余人后，全部处死。大齐政权还没收富豪的财产，号称“淘物”，富室皆赤脚而行。次年，唐军曾一度攻入长安，义军暂时撤出，当夜反攻，将唐军驱逐出城。
但黄巢即未派大军追击唐僖宗，也没有首先全力歼灭分镇关中的唐朝禁军，大齐政权也缺乏必要的经济政策，生产、财政均无着落。这样，敌我力量对比就逐渐发生了不利于义军的变化。关中地主坚壁清野，使大齐政权陷入严重的缺粮困境；中和二年（882）大齐的同州（今陕西大荔）防御使朱温叛变降敌；沙陀族李克用应唐朝的乞援，率劲旅一万七千人南下；敌方军力大大增强。这时，黄巢发现困守关中已很不利，乃于三年四月东撤，攻逼蔡州（今河南汝南），唐节度使秦宗权战败，投降黄巢。六月间，义军开始围攻陈州（今河南淮阳）。守将赵顽抗，义军久攻不克，朱温和李克用又先后前来增援赵，黄巢遂于四年四月解围，逾汴而北，又遇到唐徐州节度使时溥的阻击，作战不利，最后退至狼虎谷（今山东莱芜西南），于六月十七日兵败自杀（一作为甥林言所杀）。历时九年余的农民战争至此结束。不久后，唐王朝即告灭亡，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
南宋初在洞庭湖地区的一次农民起义。北宋末，鼎州武陵（今湖南常德）人钟相（？~1130），在家乡利用宗教活动组织群众，凡加入他的组织——乡社的农民要交一点钱粮，社内实行互助共济，因此都能“田蚕兴旺，生理丰富”。他宣称：“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这代表了农民要求财富上平均、社会地位平等而提出的政治主张，比北宋初王小波“均贫富”的思想又进了一步（见王小波、李顺起义）。钟相以此深受群众拥护，被称为“老爷”或“天大圣”。周围数百里的贫苦农民加入乡社的不计其数。如此二十余年，其影响扩大到洞庭湖周围各县。
靖康二年（1127）初，钟相组织民兵三百人，命长子钟子昂率领北上“勤王”。这支队伍未与金兵接触，就被刚即位的宋高宗赵构命令遣返。钟相便以这支队伍为基础，筹划起义。金兵渡江南犯，所过残破，官兵和溃兵到处烧杀抢劫，南宋统治者横征暴敛，“政烦赋重”，南方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江西、福建、荆湖各路先后爆发了农民起义。建炎四年（1130）二月，钟相在金人屠潭州（今湖南长沙）、孔彦舟军队犯澧州（今湖南澧县）、鼎州危急之时，率众起义，保卫家乡。建国号楚，年号为天载（一作天战），钟相称楚王，立子钟子昂为太子，设立官属。起义军“焚官府、城市、寺观、神庙及豪右之家，杀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及有仇隙之人”，并占据地主的土地，归为已有。他们把杀官吏等称为“行法”，把平分这些人的财产称为“均平”，斥宋朝国法为“邪法”，对于“执耒之夫”和“渔樵之人”，则加以保护。凡是参加起义军的，一律免除赋税差科，不受官司法令的束缚。这些主张和行动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认为是“天理当然”。起义军攻占了鼎、澧、荆南（今湖北江陵）、潭、峡（今湖北宜昌附近）、岳（今湖南岳阳）、辰（今湖南沅陵）等州十九县。
农民起义军的浩大声势，使鼎州的地主豪绅十分恐惧，他们勾结孔彦舟军队进驻鼎州，镇压农民起义。孔彦舟在屡遭失败之后，派奸细混入起义军作内应，于三月末偷袭攻破钟相营寨，钟相及钟子昂被俘遇害。
钟相牺牲后，部众在杨么等领导下，仍继续坚持斗争。杨么（？~1135）名太，在诸首领中最年轻，楚语称幼为么，故称他为“么郎”或“杨么”，逐渐成为起义军共同拥护的领袖。
杨么在洞庭湖周围建水寨，造战船，实行兵农相兼，“陆耕水战”的战略方针，使起义军得到迅速发展。他们平时从事生产，战时则登舟作战。从武陵、龙阳到沅江县的沅水西侧建立水寨二三十所，尤以上沚江（沅水支流，在今汉寿县内）的夏诚、刘衡两寨最为险要。他们还充分利用河港交错的地形和自己善于操舟的特长，采用水陆两栖的战术与敌军周旋。绍兴元年（1131），俘获南宋官军车船和工匠后，又大造车船。车船是大型战船，用脚踏动车轮，即可击水前进，其行如飞，四周装有打击敌船的拍竿。故杨么水军更加强大，在与南宋官军的水战中一直保持优势。绍兴三年四月，起义军重建楚政权，立钟子仪为太子，称杨么为大圣天王。这时起义军控制了北达公安，西及鼎、澧，东至岳阳，南抵长沙之界的广大地区。
绍兴三年以来，南宋多次派遣程昌寓、王、折彦质等前往镇压，都大败而归。绍兴三年冬，禁军将领王又率兵前往镇压。他从上游的鼎州水陆并进，对沅水沿岸的起义军水寨发动攻击，并在下游埋伏大量水军，企图一举消灭起义军。杨么早已将上游的主力及家属转移，使官军扑空。杨么又发车船数只，偃旗息鼓，交横顺流而下。埋伏在下游的崔增、吴全水军以为是起义军败下的空船，全队争先入湖，大小数百只舟船都被起义军的车船撞沉，崔、吴二人也葬身湖底。一日之内，起义军歼灭南宋水军上万人。同时，起义军还多次挫败南宋朝廷“招安”的阴谋。
绍兴五年春，宋高宗调岳飞前往镇压起义军，又派宰相张浚亲临督战。他们在湖区各要道屯驻重兵，缩小包围圈，加紧经济封锁，并在夏季进兵，躁践禾稼，造成起义地区严重的经济困难；同时大力开展政治诱降活动。黄佐、杨钦叛变投敌，起义军内部分化瓦解，杨么力战不屈，被俘牺牲。
杨么死后，黄诚、周伦等力屈投降，夏诚继续抵抗，小寨亦被攻破。澧州的起义军则在雷德进、雷德通兄弟率领下，固守小寨，又坚持了一年多才最后失败。这次起义前后共持续六年半之久。
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李自成（1606~1645）原名鸿基，陕西米脂人，家世业农，父守忠因里役破产。自成以家贫，为人牧羊，略识文字，及长为银川驿卒。明天启、崇祯年间，陕北连年早荒，农民纷起暴动。崇祯三年（1630），自成以裁驿卒失业，又以借贷被辱，遂投活动于西川的不沾泥张存孟部。后因张存孟败降，自为一军。
起义的发展和胜利
不久，自成投闯王高迎祥，为八队闯将，转战陕、晋、畿南。豫楚等地。七年，高迎祥农民军李自成像被围困于汉中附近峡谷中，自成重贿明总督陈奇瑜，伪称解甲归农，得脱围困。既出栈道，连破麟游、永寿等七县，势李自成佩用的军刀力愈强。九年七月，迎祥在陕西盩屋（今周至）战败，被俘牺牲，自成承袭闯王名号，转战于陕南及四川东北部地区。十一年，起义军败于梓潼，被迫出川北上。自剑州（今四川剑阁）入甘肃，又走避宁羌（今陕西宁强）。六月至汉中。是时农民军首领大多败降，唯李自成农民军仍坚持战斗。是年冬，明三边总督洪承畴、陕西巡抚孙传庭设伏于潼关原，起义军损失过重，潜伏陕南山区。十二年，避走巴东。十三年二月，自成军又在奉节鱼腹山失利，为避实就虚，乃走大宁（今四川巫溪）、竹山，返陕南，再次潜伏商雒山（今陕西商州东南）中。
同年，河南省发生严重灾荒，农民纷起暴动。十一月中旬，起义军经陕南商州突出武关，转战河南，农民争附，连下豫西南各州县。不久，文士牛金星、宋献策、李岩等先后投奔起义军。十四年初下洛阳，杀明福王朱常洵，开仓济贫，声势迅速扩大。此后，三次围攻开封，连获项城、襄城、朱仙镇、郏县、汝宁五次战役的胜利，执杀明兵部尚书陕西总督傅宗龙、汪乔年及陕督杨文岳等，大败陕督孙传庭。明军主力被消灭，起义军控制河南全省，部众近百万，其他农民军首领如罗汝才、袁时中等多归附自成，李自成起义军成为明末农民起义军的主力。
自占领洛阳始，李自成渐将过去的流动作战改为每得一城，分兵据守的军事战略，十六年正月克承天（今湖北钟祥），打出“剿兵安民”旗号，散发“三年不征”传单。寻移檄黄州，揭露朱明暴政，宣传自己兴仁义之师、拯民于水火的作战宗旨。两年多席卷河南五府数十州县，及湖广荆、襄诸府。十六年二月，改襄阳（今湖北襄樊）为襄京，成立新顺政府，自成自号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罗汝才为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辖区西起潼关，东至归德（今河南商丘）、汝宁（今河南汝南），北滨黄河，南至松滋、枝江、澧州（今湖南澧县），派遣地方官吏者凡七十多州县。
起义军雄据荆襄，遂图谋取京师。李自成采纳谋土顾君恩之策，先取陕西，作为根据地。十六年九月，起义军与明孙传庭兵战于河南郏县，深沟高垒以疲明军，并利用连日阴雨，明军粮运不继之际，遣轻骑出汝州（今河南临汝）断截明军粮道，大败孙传庭，杀伤明军四万多人，获器仗辎重数十万计，传庭奔潼关。此后起义军分两路进兵陕西，一路经浙川下商州（今陕西商州）入陕南；自成则亲率大军趋潼关。十月，陷潼关，明军溃败，传庭战死。十七年正月，起义军攻克西安，乘胜取宁夏、兰州、西宁、永昌、庄浪等地。
起义军占领西安后，即正式定国号为大顺，改元永昌，以崇祯十七年为永昌元年。并改西安为长安。李自成改名自晟，称王。同年二月，起义军分两路进攻北京，一路由先已进入山西的大将刘芳亮等率领，从平阳（今山西临汾）经阳城，越太行山出豫北，先下卫辉（今河南汲县）、彰德（今河南安阳）等地，然后经真定（今河北正定）北上，以牵制明朝南路援军；一路由自成亲自率领，渡黄河，下太原，传檄各州县，揭露朱明种种罪状。山西农民群起响应，各府州县望风而下，自成遂率军北上，经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南下，三月十八日围困京师。次日攻入北京。明思宗朱由检自缢于煤山（今景山）。明朝灭亡。
政权建设
起义军在襄阳建立新顺政权之时即曾设官置司，中央置上相、左辅、右弼、六政府（相当于六部）侍郎、郎中等官，地方设防御使、府尹、州牧、县令。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后，又增置六政府尚书，设弘文馆、文谕院、谏议等官，并封爵五等，大封功臣。
占领北京后，大顺中央政治机构在襄阳、西安两次建置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委派官吏，改内阁为天殿，牛金星继任首辅。六政府尚书分别为：吏政府尚书宋企郊，户政府尚书杨玉休，礼政府尚书巩焴，兵政府尚书喻上猷（一作侯恂），刑政府尚书安兴民（一作耿然明），工政府尚书侯恂（一作黎志陞）。尚书下设侍郎、郎中、从事、员外等职，充实和完备了各部朝官。又改翰林院为弘文馆，六科给事中为六政府谏议，十三道御史为直指史，太仆寺为验马寺，尚书宝寺为尚玺寺，通政使为知政使。其余光禄、大理、太常、鸿胪、国子监等仍沿袭前明旧名。所委官员少数由举监生员充任，其余绝大部分为前明降官。地方文武官吏，改巡抚为节度使，布政司为通会，兵备为防御使，知府为府尹，知州为州牧，知县为县令。并开科取士，景山全景选拔新人出任各级官吏。
武职亦改前明武官之称，改五军都督府为五军部，仍设左右都督。又改总兵为正总权，副将为副总权，守备为守旅，把总为守旗。但职名并未统一，有的仍沿用总兵、副将等称。其专事征伐的有，权将军，一品；副权将军，二品；制将军，三品；果毅将军，四品；威武将军，五品；都尉，六品；掌旗，七品；部总，八品；哨总，九品。权将军有田见秀、刘宗敏；制将军有李过、李岩、贺锦、刘芳亮、袁宗第、刘希尧等，其余授果毅将军、威武将军等衔者凡五十余人。
自成在北京建制的同时，继续分兵略地，委派地方官吏，建立基层政权。北直、山东、河南、苏北、皖北各地州牧县令纷纷上任。降将马科则率军进攻四川，川北州县也多降附置官。
是时大顺版图，东自山东，西至甘宁，北沿长城，南达江淮，掩有北直、山东、山西、陕西、河南五省，西北甘肃、青海、宁夏的一部分，川北保宁地区若干州县，及今江苏、安徽淮河流域地区，长江流域则有湖广的荆州、襄阳、承天、德安四府等地。
政治经济纲领政策
起义军起义过程中，针对明朝地权集中与赋税繁重的情况，提出“均田免粮”口号。攻占西安后，又以“贵贱均田”及“五年不征”相号召。在河南等地到处传播“不当差、不纳粮”的歌谣。后因“均田免粮”纲领属于平均主义的空想，并未真正实行，只是个别地方官曾经实行过改变封建地权的措施。如山东诸城县令到任之后，即以劫富济贫之说，令产不论远近，许业主认耕；在某些地区大顺地方官府还默许农民进行自发的夺地斗争。起义军亦实行籍没富室政策，以解决军饷，兼济贫穷。李自成初下洛阳，没收福王藩府及宦家巨室存积的粮食和大量金钱，以其中一部分赈济贫民。以后每攻占一个城镇，常采取类似措施。占领西安后，继续以“劫富济贫”相号召。但在这一口号下，劫掠平民、殃及无辜之事亦时有发生。起义军还针对地方为考中的举人进士树建牌坊，下“毁坊之令”。
起义军还实行平买平卖，保护工商的政策。这种政策自崇祯十四年占领河南起，始终执行。起义军进北京后，令市民照常营业，不少地区工商业照常进行。山东畿辅运河航行的商船不绝。
起义的失败
起义军占领北京后，北方的劲敌只余驻防山海关外的明总兵吴三桂。自成虽认识到三桂拥有重兵，事关边防，但失于轻敌，仅派降将、权将军唐通和降官、兵政府侍郎左懋第携金银锦缎前往招抚。三桂先接受招抚，后闻自成在北京向明官追饷，并闻家属被拘，遂归山海关起兵反叛，并向清军求援。自成大怒，率刘宗敏、李过东征，大顺政权颁发的铜印及钱币四月二十一日至山海关。为防三桂东退，自成出奇兵二万绕至三桂军后，自己则率大军从西面合围夹击。在吴三桂军动摇之际，清多尔衮发兵夹击。因众寡悬殊，两面受敌，农民军势渐不支，败退北京。
农民军的战败引起北京人心惶恐。明降官纷纷南逃，各地官绅地主也纷起反噬。尤其严重的是，起义军的很多将官经不起都市豪华生活的诱惑，鹜声色，贪财货，分据前明大官住宅，日趋骄奢淫逸，士卒也各身怀重货，无有斗志。斗争严峻，军心涣散，纪律松弛，形势十分不利。永昌元年（1644）四月二十九日，自成仓促即帝位，次日即离北京南下，经晋入陕，试图仍以陕西为基地再起。入陕后，李自成令李过、高一功拒守陕北，自己拒守西安。在清军进逼下，李过、高一功退至陕南，又沿秦楚边界，经川东至荆门、当阳南下。自成也于次年正月退出西安，自蓝田、商州经武关退守河南，又经襄阳、承天、德安（今湖北安陆）退至武昌。五月转战至今湖北东南各州县。九月至九宫山（今湖北通山），为地主乡团所围困。李自成牺牲，余部由刘宗敏、李过率领南下，联明御清。
明末清初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张献忠（1606~1646）字秉吾，号敬轩，延安卫柳树涧（今陕西定边东）人。家贫，曾在延安府（今属陕西）充捕快手，继投边营。崇祯三年（1630），陕北连年旱荒，农民纷起暴动。是年十月，农民军首领王嘉胤据府谷，破河曲。献忠率米脂十八寨农民应之，自号八大王，人称“黄虎”。翌年，献忠已成为农民军三十六营中的一营之首，转战陕豫。八年，东征皖北，众逾万人。九年闯王高迎祥被俘死，献忠一军称最强。同年秋，献忠义军自均州（今湖北均县）与老回回马守应等攻襄阳（今湖北襄樊），又联合罗汝才、刘国能等人东下，与久据皖中英山、霍山的贺一龙、贺锦合营，转战至淮阳。十年春，转战太湖、蕲州（今湖北蕲春西南）、黄州（今湖北黄州）、安庆等地，破和州（今安徽和县）、含山、定远，众至二十万。同年秋，明军集中兵力，加强部署，进行反扑。起义军连遭失利，先走麻城，后西退至谷城。为保存实力，献忠于十一年五月伪降于明总理六省军务兼兵部尚书熊文灿。
献忠伪降后，名义上归明朝节制，实际惟向熊文灿催索饷银。他屯兵数万于谷城，打造武器，训练士卒，为再举义旗进行准备。十二年五月，再起，夺张献忠铸“西王赏功”钱取库藏，释放狱囚，诛杀地方官吏，谷城、房县所驻明军多投降起义军。七月于房县西之罗山败明军左良玉部，斩获甚巨。熊文灿因此弃市，左良玉降秩三级。献忠军威名大震。十月，明兵部尚书杨嗣昌督师至襄阳，部领各路兵凡十万，以“四正六隅”之策进剿起义军。十三年春，玛瑙山等役义军连败，退于兴归山区，收集散亡。后转战于湖广、四川、陕西三省交界地带，数月后连破新宁（今四川开江）、大竹、大昌（今四川巫山北）、开县，寻连克川东各州县。又针对杨嗣昌围剿战略，采取“以走致敌”之计，自十三年七月至十四年一月，北起广元，南至泸州、南溪，西起成都，东至巫山、夔门（今四川奉节），义军足迹几遍全蜀。明军疲于奔命，只得尾随其后，问其所向。十四年二月，献忠突然率军出川入楚，攻占襄阳，杀明襄王朱翊铭，发库藏银赈济饥民。杨嗣昌被迫自缢，其围剿战略彻底失败。张献忠起义军开始进入极盛时期，转战河南、湖北及皖中北部各州县。十六年，又在蕲黄一带号召农民参军，队伍迅速扩大，五月取武昌，执明楚王朱华奎以王府所存银钱散济贫民。改武昌为天授府，以为京都，称大西王。建制置官，开科取士，蕲、黄一带二十一州县悉附。八月，弃武昌西进，复南下蒲圻、嘉鱼，克长沙。又攻占常德、宝庆（今湖南邵阳）等府。分兵进攻江西。十月，连破永新、吉安、萍乡、袁州（今江西宜春）、安福、万载等城。十一月克建昌（今江西南城），继下抚州（今江西临川）、南丰。起义军在楚赣之间进兵神速，所至辄破，每使敌军猝不及防。当时，湖南大部、湖北中南部、江西中部、广东北部以及广西全州已皆在农民军控制之下。
农民军占领长沙后，于所克州县设置官吏，传檄远近，令所属州县民众照常营业，宣布钱粮三年免征。同时严肃军纪，严禁杀掠。农民军还在常德刑杀宗室贵族及横暴官绅，并将杨嗣昌家霸占的土地还给农民。故湖南、江西农民群起响应。
大西骁骑营都督府禁约碑（拓本）十六年岁末，张献忠决计入川建立基业，遂率军打进四川。十七年正月下夔州、万县、涪州（今四川涪陵）。继由江津顺流东下，六月克重庆，执杀明四川巡抚陈士奇。八月克成都后，分兵略地，先后下四川州县五六十。十月，以成都为西京，建立政权，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以崇祯十七年为大顺元年，并设置内阁和六部，对前明投顺官吏加以任用。以汪兆龄为内阁大学士兼左丞相，严锡命为大学士兼右丞相，胡默为吏部尚书，王国宁为户部尚书，吴继善（一云江鼎镇）为礼部尚书，龚定敬为兵部尚书，李时英为刑部尚书，王应龙为工部尚书。还建置各院监寺科道，委派官吏。地方政权分府、州、县，分设知府、知州、知县等官。同时统一军制，共编一百二十营，营设总兵。最高武官为将军，有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次有都督多人。为收罗人才，还开科取士，所取进士举人分别选授中央及地方官吏。为吸取外国先进科学技术，聘请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为“天学国师”，询问西方各国政事、天文、数学等方面的知识。二人曾为献忠制作天球仪、地球仪和日晷等。
张献忠在四川严厉镇压横暴地方的官绅和地主，但措施过激，波及面过宽。起义军内部则严格约束士卒，不许淫掠。对违纪者有由“捆打”至“枭示”的处罚，但往往禁而不止。还释放狱囚，散府库金银赈济贫穷。在起义军占领时期，过去曾受官绅地主压迫的奴仆或纷起暴动响应献忠，或向起义军地方官府告发故主罪状，使其受到制裁。起义军尤注意团结少数民族，派人到各地招抚各少数民族，免其三年租赋。除个别部族外，四川少数民族多行归附。为保持过去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茶马贸易，献忠还任命雅州（今四川雅安）知州王国臣为茶马御史，以司其事。
献忠占据四川时期，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已在清军进攻下逐渐败亡。清军占领黄河流域各省后，分兵南下。清顺治二年，派人入川向献忠招降，献忠严加拒绝，并召集诸将计议征伐。三年八月，清兵逾剑阁（即剑门关）入阆中。献忠率军迎击，至西充的凤凰山，清兵猝至，因疏于防备，未及战斗，献忠已被清兵射死，起义军大败。余部由孙可望、李定国等率领，南下云贵，联合南明永明王共同抗清，康熙元年（1662）最后失败。
太平天国起义
中国近代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伟大农民战争及其所建立的政权。1851年1月11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领导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国”字写作“囯”）；1864年7月（同治三年六月），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江苏南京）为清军所陷，太平天国中央政权覆亡。
金田起义前夜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前，外国资本主义虽然已经打开中国的大门，但中国社会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封建经济，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仍是当时社会内部的主要矛盾。这种矛盾的尖锐化，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以前。17世纪末叶，清初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已经逐渐恢复，地主阶级兼并土地和商业，高利贷盘剥日甚一日，广大农民在封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之下，生活日益贫困。自乾隆（1736~1795）以后，大量农民被挤出土地而流离失所，陷于“在家做饥民，不如出外做流民”的悲惨境地。在嘉庆（1796~1820）、道光（1821~1850）时，人口的增加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政治方面，清朝统治者厉行民族压迫政策，凶暴贪残，剥民脂膏。到嘉庆以后，清朝封建政权隳废疲敝，全部国家机器已经腐朽无力。
这时，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加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英国通过鸦片战争，夺取了五口通商权利，又以大批鸦片输向中国，使中国白银每年外流达二三千万两，造成银价高涨、钱价暴跌，从而加剧了广大人民的生活贫困和社会动乱。由于银贵钱贱，包括自耕农在内的土地所有者负担加重了三倍，雇农和城市雇佣劳动者的工资也迅速下降。银贵钱贱严重影响着清朝的统治。五口通商后，东南地区原有的交通运输业工人大批失业，很多人“流而为匪”，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由于洋布的输金田村：大平天国起义地入，大批手工业工人也被抛进游民失业者的队伍。
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19世纪40年代的中国，到处发生农民群众反抗地主官绅的自发斗争。太平天国起义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清朝统治力量较薄弱的广西爆发的。
前期迅猛发展的斗争形势
太平天国起义领袖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人，因多次应试落第，开始信仰上帝。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初夏，他和好友、信徒冯云山等人入广西活动。1847年秋，在桂平县紫荆山区建立根据地。洪秀全以传教为掩护，向农民宣传反清思想，吸收农民参加“拜上帝会”。他们宣传上帝为“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人人是“天生天养”；“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洪秀全像人人都是平等的。凡拜上帝的人，“日日有衣有食，无灾无难”，与上帝对立的是害人的阎罗妖头。所有神佛都是“阎罗妖之妖徒鬼卒”，凡供奉阎罗妖和神佛的皇帝、官吏、地主等一切民贼，也都是“妖”，都是“天所不容而所必诛者”。拜上帝会捣毁神佛，教人只听上帝命令，“不从清朝法律”。它以紫荆山区为中心，西到贵县，东到平南、藤县，北到武宣、象州，南到博白、陆川以至广东信宜，迅速发展，贫雇农相率加入。到1849年和1850年间已有众万余人。
洪秀全决定发动武装起义，于1850年夏通知各地会众到紫荆山前的金田村“团营”。各地会众在向金田村会集的过程中，与清朝的军队、团练多次发生战斗。团营后，按军事编制建立起一支队伍。1850年11、12月间，他们在金田村附近和平南县的思旺墟先后击败清朝官军的进剿，阵斩清朝副将伊克坦布。1851年1月11日，是洪秀全三十八岁生日，拜上帝会群众在金田村“恭祝万寿起义，正号太平天国元年”。洪秀全称天王，立幼主，设百官，蓄发易服，从此，太平天国起义开始。9月，太平军突破封锁，东出平南，在官村大败追兵，克永安州（今蒙山），在此封王建制。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此后，清军分南北两路围困永安。太平军粮草殆尽，孤城难守，于是突围北上，进攻桂林。1852年5月（咸丰二年四月），撤桂林围，北出湖南。经全州时，南王冯云山中炮牺牲。6月，由陆路攻入湖南境内，克道州（今道县），扩军休整，湖南群众加入者约五万人。9月，挥师北上，进攻长沙，西王萧朝贵中炮牺牲。11月，撤长沙之围，出洞庭，入长江，1853年1月初占武昌。太平军在武昌停留不到一个月，就沿江东下，二十多天连克九江、安庆等地而皆不守，兵锋直逼南京城下。1853年3月19日攻克南京，随即分军攻克镇江、扬州。计自金田起义起，仅用两年三个月就席卷江南，截断清朝漕运，控制了中国的东南要地。
太平军攻克南京后，洪秀全主张分军守江南，取河南建都，然后大军渡河，攻取北京。杨秀清却以为南京资源丰富，地势龙盘虎踞，是帝王之家，决定在南京建都，号称天京。
天京既建，太平天国立即出师北伐、西征。北伐军在林凤样、李开芳等率领下，自扬州出发，穿越安徽、河南，突破黄河天险，迂回到山西境内，东向折回河南，再进入直隶省（约今河北）。10月前锋迫进保定。清廷惊恐，咸丰帝准备逃往热河，官僚豪富纷纷逃走。太平军见清军已严扼保定，乃从深州（今深县）乘虚而东，改从东面攻北京。到达天津附近静海时，大水淹没道路，严寒倍添困难，清朝大军结集在杨村以阻止北进，北伐军被迫南撤。1854年5月粮尽，退守直隶东光县连镇，坚守待援。林凤祥率部与清军相持将近一年之久，次年3月突围时被俘，后在北京英勇就义。李开芳先守山东高唐州（今高唐），后突围南下退守茌平县冯官屯，兵败，被执送北京处死。北伐军以两万余人孤军远征，长驱六省，血战两年，全部壮烈牺牲。这次失败，使太平天国失去了攻取北京的最好机会。
太平天国的西征取得了辉煌胜利，安庆、九江、武昌等省会要地被再次攻占。西征军最盛时曾深入到湖北宜昌、湖南长沙附近。1854年曾国藩统率的湘军崛起，西征军一度遭挫，但太平军在石达开等率领下反攻获胜，稳定了局势，把曾国藩困在江西南昌，又从江西抽调兵力回师，大败长期屯兵天京城下的钦差大臣向荣的江南大营。其时，长江千太平军在湖口大败清骑兵里，上自武汉，下至镇江，都归太平天国版图。新克州县，群众争先归附。
太平天国起义的胜利发展，大大推动和鼓舞了全国各地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其中声势浩大的起义有：1853年5月黄德美在福建海澄（今属龙海）领导的小刀会（天地会支派）起义，9月刘丽川在上海领导的小刀会起义；1854年7月陈开在广东佛山领导的三合会（天地会别系）起义；1855年夏张秀眉在贵州台拱厅（今台江）领导的苗族起义（见苗民起义），同年秋张乐行在安徽亳州雉河集（今涡阳）领导的捻党起义；1856年10月杜文秀在云南大理领导的回民起义（见云南回民起义），等等。它们有的与太平天国取得联系，有的遥相呼应，以太平天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反清起义高潮。
反封建反侵略的纲领和政策
建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颁印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洪仁轩手书联要求根据新的原则重新分配土地，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一种一切财产公有制，“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天朝田亩制度》宣布后半年，由于天京缺粮，形势紧迫，不得不暂时“照旧交粮纳税”以求取得粮食来救急，因而未能实行平分土地方案。太平天国对凡被称为“妖”的官僚和反对起义的地主，以及寺庙、祠堂的田产，一概没收。在“照旧交粮纳税”政策下，对归顺的地主准许收租，但规定必须先认田登记，然后准领凭收租，而租额须受限制，并重新评定。但不少地方的农民在太平军的声威下，烧毁了“地符庄帐”，不愿再向地主交租，把租田当作自己的产业。有些地主明知领凭后仍收不到租，还要负担纳粮，所以不肯登记领凭。太平天国根据《天朝田亩制度》的精神，顺应农民要求土地的愿望，采取“着佃交粮”的政策，向农民收粮。随着形势的发展，再进一步采取向农民颁发“田凭”（土地证），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耕者有其田”的效果。
在废除私有财产制的原则下，太平天国曾实行过圣库制度。圣库制度萌生于金田起义。建都天京后，设立天朝圣库，所有资财都归圣库总管，个人不得私有。军民生活由圣库统筹，上起天王，下至士兵，都不领俸饷，生活供给大体平均。天京人民的全部生活，包括医药、儿童教育（设娃崽馆）、养老（设老人馆），全由圣库供给。这是太平天国在战争时期实行的军事供给制度。
与圣库制度相辅而行的是对手工业实行的“诸匠营”和“百工衙”制度。这种制度以手工业官营的形式，代替手工业工人个体生产，即由政府集中各种工人，按技术分别设立营或衙，从事有组织的集体生产，产品也由政府统一分配。
《天朝田亩制度》的另一重要内容——乡官制度，是根据《周礼》的理想社会组织而创建的基层政权构架。乡官分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各级。两司马管二十五家，是最基本的单位。其中设一国库，婚娶、弥月、丧事都照定额由国库供给，鳏、寡、孤、独、残疾也由国库给养；设一礼拜堂，每日教育儿童，礼拜日讲道理，并处理争讼、赏罚和保举等事。
《天朝田亩制度》还规定妇女与男子同样分田，在经济上有同等地位，并规定妇女与男子同样受教育，宣布“天下婚姻不论财”。建都天京后，又禁止妇女缠足，以解除对妇女肢体的残害。
在《天朝田亩制度》后六年颁布的《资政新篇》中，洪秀全手批要建造轮船，修筑铁路，兴办工厂，开采矿藏，奖励技术发明等等。这表明太平天国要吸收“外邦技艺”，把中国建设得“兵强国富”，“为东洋之冠冕”，与西洋列强“并雄”。
在文化领域，太平天国早在广西永安州时就颁行了自己的“天历”。建都天京时，毁孔庙，禁儒家书，打翻“至圣先师”孔子这个精神偶像。又提倡“文以纪实”，反对浮文典故。
在对外政策方面，金田起义前，洪秀全就曾主张国与国之间友好相处，反对民族压迫。建都天京后，英、法、美三国公使先后到天京访问，要挟太平天国承认他们与清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太平天国领导者拒绝外国侵略者的讹诈，告诫他们不要帮助清政府，向他们宣布太平天国的对外政策是“万国皆通商”，“害人之物为禁”（指鸦片），“通商者务要凛遵天令”。对于擅自闯进境内的外国兵舰立即开炮轰击，对走私贸易的商船加以制裁。1861年冬，英国侵略者胁迫清政府履行《天津条约》、签订《北京条约》之后，准备大规模干涉太平天国统治。太平天国立即进军上海，传檄外国侵略者，倘敢“与我师抗敌，则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太平军给予外国侵略者多次重大打击，在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业绩。
天京事变
太平天国起义从胜利发展变为衰败的转折点是1856年9月的天京事变。
定都天京后，领导集团内的矛盾日益尖锐。天王洪秀全是太平天国最高领袖，着意加强王权，要集大权于一身；东王杨秀清总理天国国务，往往利用天父降托特权挟制洪秀全，想夺取最高领导地位。同时，杨秀清个人权威思想恶性发展，对韦昌辉、石达开、陈承镕等起义首领也遍加打击。在太平军攻破向荣的江南大营后，杨秀清以为外患已除，逼洪秀全承认他称“万岁”。9月，洪秀全下诏诛杨秀清。韦昌辉乘机扩大事变，大肆屠杀。石达开起兵讨韦。在平定韦昌辉之乱后，全朝推举石达开承接军师杨秀清职权。但洪秀全猜忌石达开，把石达开逼走。石达开带走大批精兵良将，脱离洪秀全，走上了分裂道路。从杨秀清被杀到石达开出走，前后经历半年多，太平天国大批将士被杀和脱离天京，初期的领导核心中只剩下洪秀全一人留在天京，实力大受损伤，政治上、理论上都受到严重打击。
后期艰苦卓绝的斗争
杨秀清、韦昌辉先后被杀后，1856年12月，西线的武昌、汉阳因粮尽援绝撤守，湘军水陆师立即东犯，兵临九江城下。在东线，清军重建江北、江南大营，1857年7月攻陷句容，12月攻陷镇江，进犯天京，李秀成像且宽掘长壕，坚筑高垒，连营百余里，四面合围。1858年4月，石达开放弃了百战经营的江西，太平天国面临的局势十分险恶。太平天国领导者多方支撑，大力扩军，又积极联络在淮河流域起义的捻党共同战斗。制止清军进攻天京，是太平军面前的首要任务。解除天京之围，必须采取攻势防御，在西线击溃湘军，保住安庆，控制安徽；在东线消灭江南、江北大营。太平军在后起的杰出统帅陈玉成、李秀成的指挥下，这年9月发动浦口战役，攻破江北大营，扩通天京北岸交通。11月，挥师西上，在庐州（今安徽合肥）三河镇歼灭湘军精锐李续宾部，从而稳定了战局。至1860年春，太平军用围魏救赵战略打垮江南大营，天京解围，乘势直追，克复常州、苏州和浙江嘉兴。1861年，大军入浙，12月克杭州。攻克苏、杭，占有苏南和浙江的大部分州县，使太平天国进入后期的鼎盛时期。但这种优势是短暂的，这时太平天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已与前大不相同。
太平天国兴起后，清朝原有的常规武力绿营已大半腐朽不可用。原有的当权人物，从皇帝起以至军机大臣、总督、巡抚等，大都平庸无能，不能形成对付太平天国的有力中心。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乘奉命在湖南省办理团练的机会，编练新军即“湘军”，与太平天国对敌。从1854年起，屡与太平军在长江流域进行争夺战。但当时清廷沿“满汉大防”之惯例，并不重用曾国藩。1860年江南大营被消灭，东南局势大变，清朝不得已任用曾国藩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后又节制浙江。远比绿营有战斗力的曾国藩湘军乃成为太平军的主要敌人。1862年（同治元年）春，曾国藩又命其门生李鸿章回合肥募兵，仿湘军体制建立淮军，并派去救援上海。清廷通过湘淮军加强了自己的统治基础。
在中外关系方面，英法两国于1857年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和1860年先后以武力胁迫清朝政府订立《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获得了大量的权益，其中包括可在长江各口自由通商的条款。侵略者为了实现这些权益，决定与这时仍占领着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太平天国为敌。清朝方面也决定和外国侵略者妥协，首先对付太平天国。这样，太平天国面临中外反革命势力公开勾结的严峻形势。
1860年冬至1861年夏，太平天国发起长江南北两路会师攻取武昌并救安庆之役，但遭失败。9月，安庆失陷。北路军统帅陈玉成退驻庐州，旋派军出征河南、陕西，他自己孤军被围，1862年5月突围走到寿州（今安徽寿县）时被执牺牲。至此，太平天国在长江北岸已无主力。在江南克复杭州后，太平军分五路向上海进攻。以英国为首的外国侵略者，由英国海军军官何伯、陆军军官士迪佛立指挥的英国军队，法国海军军官卜罗德指挥的法国军队，和美国流氓华尔指挥的洋枪队联合抗拒。曾国藩除派李鸿章率领新成立的淮军乘英商轮船去救援上海外，又派曾国荃率湘军从安庆向天京进犯，同时又派左宗棠率湘军从衢州图浙江。1862年春，太平军从太仓州（今江苏太仓）、嘉定、南翔、奉贤、青浦、宝山一路扫荡外国侵略军，在奉贤南桥镇击毙法国海军军官卜罗德，在青浦擒常胜军即洋枪队副领队法尔思德，将英国陆军军官士迪佛立指挥的英、法侵略军围在嘉定城。士迪佛立焚城窜走。但这时曾国藩率领的湘军进逼天京城下，迫使洪秀全一日三诏，命李秀成把进攻上海的大军撤退回救天京，并将在浙江汤溪抗击左宗棠湘军的李世贤部调回作战。10月，苏、浙大军回天京，向逼扎天京城外雨花台的湘军猛攻四十多天，但不能得手。1863年2月，浙江汤溪失陷，金华、绍兴等地被迫撤守。李秀成奉命以“进北攻南”之策率大军渡江进抵皖北，但因赤地千里，饿死数万人，不得不从六安州（今安徽六安）撤回。6月，雨花台要塞失陷。在江浙两省，江苏李鸿章淮军和英国军官戈登带领的常胜军攻陷太仓、昆山，向苏州进犯。浙江左宗棠湘军和宁波税务司、法国人日意格组织的“常捷军”围攻富阳得手，继攻余杭，进逼杭州。12月，苏州、无锡相继失陷，常州告急。这时，沿江三千里，名城要隘已为敌占，浙东及苏松各属先后易手。清军抢掠焚烧，使太平天国区域变为荒圩焦土，渺无人烟。太平军“行无民之境，犹鱼行无水之地”，太平天国政权“居不耕之乡，犹鸟居无木之山”，天京已不能再守。李秀成感到局势严重，主张战略转移，放弃天京，西走江西、湖北，会合攻克陕西汉中的西北太平军，据西北以图中原。洪秀全不从，硬要死守天京。
1864年春，天堡城要塞失，天京对外交通断绝。原在苏、浙的太平军因无粮不能回救，开往江西就粮。回师急救天京的西北太平军赶回到皖北边境，因遍地饥荒，被迫停留。6月1日，洪秀全病逝，他的儿子、十六岁的洪天贵福继位。7月19日，湘军挖地道，用火药炸塌城墙二十余丈，突入缺口，天京陷落。李秀成保卫幼天王洪天贵福乘夜冲出天京，自己领后队拒追兵。幼天王得走脱，李秀成被俘牺牲。是年秋，幼天王及干王洪仁在江西石城被俘，11月在南昌就义。
天京陷落后，京外太平军余部仍继续进行艰苦的斗争。在长江以南，由侍王李世贤等领导的部队转战江西、福建、广东三省；李世贤死后，余部于1866年2月在广东嘉应州（今梅县）溃败。在长江以北，遵王赖文光用太平军编制改编安徽蒙、亳起义的捻军，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新军，纵横于安徽、江苏、湖北、河南、山东、陕西、山西、直隶八省。1866年10月，在河南分为两路，赖文光统率东路军留在中原地区作战，梁王张宗禹统率西路军入西北、连结陕甘回民起义军。这支军队把历代农民流动性作战的战术发展为一种游击性运动战，在山东曹州（今菏泽）高楼寨歼灭清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在湖北钟祥俘虏淮军大将郭松林，在陕西西安灞桥歼灭陕西巡抚刘蓉部湘军，在湖北安陆打垮淮军名将刘铭传，在湖北蕲水（今浠水）杀死湘军大将彭毓橘，使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疲于奔命。但由于流动作战所占地区旋得旋失，未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终为清军用画河圈地兜围战略所制。1867年12月东路军在山东寿光弥河覆败，次年1月，赖文光被俘，在扬州就义；8月，西路军在山东徒骇河覆败，张宗禹用智计走脱，不知所终。1869年5月，留在陕西的西路军袁大进部在保安县老岩窑全部牺牲。太平天国纪元告终。
在太平军覆没后，清朝统治者才得把兵力调去西南和西北镇压各族人民起义军。1872年，贵州苗民起义军被镇压。1873年，陕甘回民起义军被镇压。1874年，云南回民起义军也被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到此结束。
太平天国起义的性质和意义
太平天国规模之宏伟、影响之深远，是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战争无可比拟的，而且它不同于历史上的单纯农民战争，在起义的前途上也有了新的展望。太平天国宣布其宗旨是要建立“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的社会。它的政权掌握在劳动人民之手。它的农村政策反映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愿望，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后期颁布的《资政新篇》，指出了所设想的资本主义蓝图。凡此都说明太平天国起义是要改变封建制度，走出一条新路。
当时，清朝统治已十分腐败，资本主义各国还没有力量派遣大量军队到中国作战。因此，太平天国起义是具备成功的条件的。它的失败，不是对立面力量的强大，而是自己犯了致命的严重错误。李秀成被俘后的自述中就以血和泪写出了天朝之“十误”。太平天国之所以不能避免这些错误，是由于它仍然是一个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运动。它同历代农民起义一样，利用宗教为发动起义的工具，而到了战争日益深入以后，这种宗教不但脱离了起义的需要，而且变为一条绳索，把一直要利用它的洪秀全越缚越紧，以致否定人力，造成人心解体。农民本身有狭隘性、保守性、私有性的特点，不能不受到封建等级思想的侵袭，因而在得到初步胜利之时就导致了天京事变，造成了致命伤。此外，由于许多不纯分子混入，有的地方权力落在他们手中，破坏了起义军的制度和政策，影响了一部分太平军部队的纪律，以致不能始终最大限度地发挥农民支持起义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