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为了保障引滦入津工程按期完成，党中央、国务院委托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亲临天津，坐镇指挥。
1981年5月，万里来到天津，就引滦工程明确表示：
潘家口水库，主要是保天津，其次是保唐山。关于解决天津用水问题，我们差不多研究了20多年，提了许多方案，最后才下决心，从滦河调水。这是一条最好的出路。
当时天津人都说：“海河水又苦又咸，都喝不了。沏完茶叶以后，它也有那异味。有的单位就在郊区，打地下井。我们上班就带着小塑料桶。天天从单位往家带一塑料桶水，用它沏茶喝，做饭。”
当时，每到下班的时候，从郊区工厂到市区之间的道路上，都可以看到驮着水桶的自行车大军。
70年代末，天津流行一句顺口溜叫天津三大怪：
汽车没有走的快，自来水能淹咸菜，恒大烟见抽不见卖。
这其中第二怪就是说当时天津的水又咸又苦。
而且，就是这种咸水、苦水，在当时供应起来也有些捉襟见肘。
70年代以来，天津市多次发生缺水危机，人均水资源全国最低，严重的缺水问题已经影响到工、农业生产，水成为制约天津生存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国家几次耗费巨资由黄河临时引水入天津，虽然能解燃眉之急，但终归不是长久之际。
天津市水利局副局长、总工程师，引滦工程设计指挥部的副总指挥张永平说：“能够实行引滦入津工程，完全是改革开放的功劳。”
当时，万里是主管基建的副总理。天津市市长李瑞环关于引滦入津工程走由走南线改为走北线的问题找到他。
李瑞环急切地说：“再这样下去，天津只能疏散人口了。”
万里说：“别着急，我去给你们协调协调吧。”
1981年5月，万里来到天津，召开华北地区水利工作会议，他这一出面，各有关部门就顺利地多了，很快就通过了。
大家统一了认识：
引滦入津工程一定要早上。
6月，按照万里的指示，天津市组织有关人员进入现场，开展了勘测、设计工作。经专家反复论证，市政府向国务院推荐了北线方案。
同年8月，国务院批准引滦入津工程按北线方案实施，并将工程建设任务下达给天津负责。引滦入津这一为民造福的战略决策敲定了。
9月份，中央决定由万里全权处理引滦入津工程中的相关事宜。这样，就很快决定了引滦入津列入国家重点工程，并立即进入实施。
由于当时已经到了1981年9月份，引滦入津就只能制订在1982年的计划。于是引滦工程施工就定在了1982年。
当时是计划经济体制，所有重大工程都需要层层审批，水利工程先是水利部审批，然后再报国家计委，国务院再决定。
而引滦入津工程项目却是由中央直接决定的，这个项目特事特办，并由万里一抓到底。
这样一说明特办，天津随后就向中央要自主权，把项目的国家计划直接下到天津市。由天津市自行规划设计，把北线方案形成了一个文件。
在1981年底之前，当时吴震分管农口，由吴震代表天津市对引滦工程整个实施方案做了汇报：
引滦入津工程1982年5月正式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