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度的深圳新股指标下达了：获准发行总值5亿元盘子的股票，共计14家上市公司。应采何种方式发行的问题，又摆到了主事者的前面。
这些撩人的认购证，任谁都没有它那般光怪陆离，5亿元的股数怎么来发行？有关部门煞费苦心，在1992年5月就开始论证和决策了。
按理说，这应该是职能部门，即深圳证券交易所与证管办的事。但中国的事情有中国的国情，出于股市事关改革成败，事关一方政府形象的共识，政府把这个工作包揽起来了。
政府有政府的考虑，当时也有当时的气候和环境。事实上，各方面的条件此时已经酝酿成熟，而与谁主其事无关。
但是政府越俎代庖管了不应管的事情，在中国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却是屡见不鲜的。若论典型，这可以列作一个。
到5月16日下午，这已经是关于1992年新股发行方案的第五次会议了，十几位市政府主管领导，股份公司总经理、老板，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行长，股份制研究权威人士又一次聚集在深圳市第二会议室，这时又都陷入了沉默。
直到这天上午，已经提出了5种方案：预交款、发行债券、特种储蓄，竞价投标和发售抽签表。每一种方案的提出者都一片苦心而且持之有据，可到如今还没有确定到底使用哪一种方案。
有几位与会者开始点燃了香烟，会议主持人抬头看了看“禁止抽烟”的标语，又看了看紧锁眉头的与会者，他只能暗暗地叹了一口气，嘴角露出一丝的苦笑。
突然，一位经济学教授打破了沉默：
“1973年春季，美国某地几位股票投资专家坐在一座豪华的大厅里，研究究竟应该购买哪种股票，他们一个比一个深思熟虑，富于经验；在理论方面，他们一个比一个高深莫测，经过数天的严肃计算，他们决定选择福特汽车集团股，但最后的事实证明，这几位专家耗费的所有智慧和心血，全都是徒劳的，因为尽管他们考虑的很周到，但他们没有考虑或者没法考虑到，紧接着的中东战争，阿拉伯石油禁运，全球性通货膨胀以及美国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天有不测风云，尤其是股票！还是让我们先问问那些股民吧。”
紧接着，大家议论纷纷，但直到散会，仍旧莫衷一是，没有取得丝毫进展。
在所有这些方案里，首先被提出来考虑的是1991年的新股发行方式——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当然应该再用。但反对的声音随即而起：第一次成功，第二次未必成功。
1991年60多万人排队，毕竟蕴藏着肇事的风险，据说，1991年这次发行前夕忧心忡忡的市长郑良玉曾一个点一个点地巡视，直忙到下半夜两三点钟。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前一年不出事，不能保证今年不出事，要知道此时的股市形势要比去年火爆。还是改一改，采取预付款或用存款抵押的方式吧。时间则可以拉长一些，以避免出现排队长龙。
但银行方面首先对这个办法表示异议，提出在做账方面存在困难。于是又设想开设专门用于购买股票的存款账户，以5000元为一户作专门处理，再根据存款户的号码来抽签。这个办法被证券领导小组讨论通过作为1992年新股发行的方案。
然而更为强烈的抗议声通过市长信箱、市长专线电话、信访、市长接待日与各种传媒等不同的渠道传到领导层：这个方法违反了“三公”原则，它意味着越有钱的人就越可以多买到股票，从而迅速致富；而收入一般、经济状况不佳的平民百姓则被剥夺了认购新股的权利和机会。
义愤填膺的反对者义正词严地质问市政府：改革需要老百姓的支持，要使老百姓受益。5000元一个户头，谁钱多就存得多，股票也买得多，这是维护有钱人的利益而不顾一般群众的利益！新的办法不可取，还是1991年的办法好，不论钱多钱少，大家的机会应该均等。
面对强大的反对声浪，一向处事果断的郑良玉市长犹豫了：看来新办法不得不搁浅了。
至此，研究新股发行方式改革的会已开了几十次，历时几个月，方案也拿出了好几种。反反复复，议来议去，上上下下，难以定夺。
然而预定发行的日子已经日近一日，再拖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郑良玉问主管金融证券的副市长张鸿义：对发行方式改不改，讨论过没有？
张鸿义答：讨论了，意见不一致。
郑良玉又问：是多数赞成变还是多数赞成不变？
张鸿义说：多数不赞成变。
既然是多数人不赞成变，加之要重视群众“均贫富”的呼声，以免闹出乱子，郑良玉再三权衡之后，终于作出决定：
不改了，要改，来年再改，就按原来的方式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