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深圳1990至1991年的股灾，并没有使上海股市受到冲击，许多逃出股灾的深圳资金转而北上沪市，这一举动令沪市行情大涨。
这是中国股市有史以来，沪深两市唯一一次以牛熊相反的方式来演绎行情。
究其原因，要说当时炒股资金匮乏，恐怕不是事实。
据1991年9月统计，全国居民储蓄余额突破8600亿，如果算上手持的现金，估计在一万亿以上，这批资金相对股市来说太巨大了。
要说上海的“老八股”与深圳的“五朵金花”在利润业绩方面优劣截然，就更不是事实了。
虽然上海的上市公司的确业绩增长十分迅速，如飞乐音响截至1991年，资本回收率为141.5%，销售收入比1990年增长55.3%，利润增长61.3%，主要指标为7年之最。
但是，上海年利润在10%至20%的上市公司，是比不上深圳上市公司的。
1990年，拆细后的深发展每股利润为0.3元，金田为0.25元，就连较差的安达也达到了0.15元，也就是说，深圳上市公司的年利润在15%至30%之间，平均水平高于沪市。
同时深圳上市公司一开始就以深发展为榜样，乐于向股东派送红股。
如1990年，深发展10送5；而上海的上市公司却没有这个习惯，像真空电子是上市公司中资产增值最快的，至1991年4月，资产已升了7倍，但从来没送过红股。
从业绩与分红上说，深市比沪市更诱人，显然二者不是导致沪市走“牛”而深市走“熊”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股民的心理不够成熟。
深圳股民的心态还没有达到郑良玉所说的连死都不怕，更不怕股价下跌的境界。
而是兵败如山倒，墙倒众人推，但是这也不能说明上海股民的心理素质就比深圳股民更成熟一些，更理性一些。
1990年12月9日至1991年6月10日，上海累计证券成交额越过30亿，其中股票成交3.22亿元，日均交易额280万元，最高日近1600万元人民币，创上海股市纪录。
1991年4月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布8只股票的市盈率，意在提醒股民风险的来临，可上海股市有风无险，股价天天创新高。
与上海相比，深圳的成交量却在一天天萎缩。
这种萎缩已不是没人抛出而是没人买进，事情出现了相反的情景，半夜排长队买股票转换成了半夜排长队抛股票。
1991年春节以后的深圳，人们每天都能看到，在凌晨一两点钟，证券公司门前股民们排着长队，站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等待八九小时以后开市，以便能第一个进场，抛掉手里的股票。
据当时证券公司对某天成交笔数进行统计，每天证券公司全天平均成交笔数为0.7笔，也就是每个交易柜台，一天成交还不到一笔。
即使半夜来排队，排在第一个，也不一定抛得掉一笔，这还得看交易员下单的速度。
在黑夜的寒风里，股民们默默地排在那里，忍受着中国股市最惨痛的时刻。
每天看着股价下跌0.5%，就是抛不掉，有人已经排了一个多星期，却一股也没抛掉。
在排队的股民中，有人下定决心，这辈子再也不炒股了。
事实证明，春节前入市的股民是最后一批被套者，并非如报纸上所宣扬的，这些抄底的勇士是什么大智若愚，实际情况正好相反。
不过这些春节后入市托盘的股民，使深圳股市经历了整整16天的波动上扬。
但不知为什么上市公司1990年度的分红方案迟迟不能出台，这给了托盘勇士们最直接的打击。
16天之后，托盘者们纷纷开始撤退，股价再一次掉头而下。
3月底，5只股票比1990年底又平均下跌23.65%。
从数字中可以看出，股票的下跌是股民们思想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深发展从70.11元跌至61.49元；万科从16.06元跌至13.26元；金田从19.50元跌至14.77元；安达从20.40元跌至12.43元；原野从18.30元跌至13.69元。
1990年第一季度总成交710.93万股，成交额萎缩至2.04亿元。
1990年6月24日，宝安公司上市和扩股公告前一天，安达股正逢分红扩股方案出台，这只习惯于默默随大流的股票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反弹。
不料宝安公告一出，安达一下子出现15万股以上的抛盘，把这只小股票打得再也难以爬起来。
宝安开盘在3元以上，使得在地摊上买进的股民颇感安慰，可手上那些高价买入股票的人们并没有丝毫的慰藉。
当深圳指数在50点以下运行，最低跌至43点时，股民们的绝望情绪如瘟疫般在股市里弥漫。
被深套的股民寝食难安，100多元买进的深发展，现在只剩下15元了，而且每天仍以0.5%的速度下跌着，最低时只有13.7元。
最惨的属安达，跌幅高达93%，连续9个月的跌停，6只股票的市价总值已跌去七八亿。
如果是以高于场内一倍的价格买入的，那么损失最惨的就在95%以上。
投入一万元的股民，普遍望着场内股价，计算着这一万元投资股票现在连500元都没人要，那份绝望是可想而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