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攻克技术上的最大关之后，王选又面临着另一个难关。11月初的北纬旅馆论证会，给了王选第一个沉重打击。
自从着手精密照排系统的研究以来，王选越来越清楚地感到，要想使自己的研究成果投入生产和实际使用，仅靠北大单打独斗是很难实现的，必须取得国家有关部委以及协作单位的支持，最好加入到“748”工程中来，把其中“汉字精密照排系统”这个子项目争取过来。这也是北大成立会战组时定下的目标。
1975年，汉字精密照排系统子项目以及100多万元经费已经下达给了北京市出版办公室，并指定北京新华印刷厂为第一用户。
为了论证我国精密照排的技术方案，北京市出版办公室在宣武区的北纬旅馆召开了方案介绍和论证会。全国各地的多家单位带着自己的研究方案和成果相聚北京，跃跃欲试，都想从中脱颖而出。其中研制二代机的几家更是信心十足，志在必夺。
对于北大和王选，这是一次极好的展示机会，王选、陈堃銶征得学校同意，参加了会议。
公共汽车上，陈堃銶小心翼翼地护着包，里面是夫妇俩辛苦多日的成果：一个用字形信息压缩方案、通过软件还原、宽行打印机打印的“义”字，是3张打印纸拼接起来的，展开大约有五六十厘米见方。之所以选“义”字，是因为这个字的压缩信息简单，并且包括了撇、捺、点3个不同笔画。
王选虽然参加会议，但身体太虚，说话无力，仍让陈堃銶代作报告。虽然讲过几次，但这次不同，关系到能否争取到国家项目和经费，因此陈堃銶感到压力很大。
新华社的钱乔其在会上介绍了云南大学的字模管三代机和小键盘编码输入方案，科学院自动化所的毛绪瑾介绍了他们正在研制的飞点扫描西文三代机方案，新华印刷厂的贝贵琴介绍了与清华大学合作研制的字模平板移动、静止曝光的二代机，樊景泉则介绍了上海有关单位的研制情况。
王选的字形信息压缩方案和“义”字引起了与会者的很大兴趣，新华社孙宝传在会上明确表示北大的方案很有发展前途，应该支持北大继续研究。
孙宝传是新华社技术局的技术专家，1974年被派到新华印刷厂参加“748”工程的筹备工作。
此时，孙宝传也在调查并研究汉字信息压缩技术，听了王选的方案，他立即有一种不谋而合、找到知音的感觉。
会后，孙宝传把自己的想法和王选进行了交流，鼓励王选一定要继续搞下去。
但是，王选的方案，在许多人看来是太超前了，近乎在玩“数字游戏”，因此，最终没有被会议采纳。
大多数与会者对字模数字压缩信息在存储器里能否容纳得下、字模压缩信息复原的速度能否跟得上汉字输出设备的速度、复原后的字模质量能否满足印刷的要求等一系列问题抱有一定的疑虑。
经过几天论证，会议最终还是选择了所谓“现实可行”的二代机作为“748工程”的正式方案上报。
王选的心情一下子变得很沉重了，因为他很清楚地知道，二代机是没有发展前途的，选择二代机不只是一个技术决策的错误，还将给国家带来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更重要的是将延误我国在照排领域内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但是他又意识到，依他个人的力量，是没有能力改变这个决定的。
王选还是决定不受影响，准备继续干下去。此时他想到了一句话，就是美国的巨型机之父克雷所说的：“当他提出一个新的构思时，人们常常说做不成，对这种怀疑的最好回答是自己动手做。”这句话给了王选很大的启示，并且始终鼓舞着他。
不过，幸运的是，此时除了孙宝传，还有两个人对北大的方案深感兴趣。
一位是新华社技术局的王豹臣，作为“748”工程的5个发起单位之一，新华社被定为第一用户。但通过一个阶段的试验，王豹臣他们觉得二代机问题太大，不仅速度慢，灵活性差，而且经常出现机械故障，很难满足报纸的要求。相比之下，王选的设计思路超前，可行性也很值得研究。
北纬旅馆会议结束后不久，王豹臣便率人于11月26日、12月19日两次来北大了解情况，观看软件还原字形的演示，对北大方案进行了解。
另一个人是四机部“748”工程办公室的干部张淞芝。
其实，早在会前一个月左右，张淞芝就来北大听取过有关字形信息压缩技术的简单汇报。
11月27日，就在王豹臣来了解王选技术的第二天，张淞芝又一次来北大，经过一番更为详细地调研，他开始倾向于北大方案。
王豹臣和张淞芝一协商，决定联合对北大进行一次“会诊”。
1976年2月11日，春节刚过，新华社、四机部和十五所的一行多人在北大召开会议，正式听取了方案介绍。王选看得出，与会专家问得很仔细，对自己的方案表示出赞许的态度，事实上这次介绍的确对日后项目的下达起了很好的作用。
2月25日，王选等人第一次来到新华社，王豹臣很明确地对王选说，新华社赞成采用北大的方案，并且会向上积极争取。
这时虽然还隆冬，王选却感到浑身暖融融的，他深知有了新华社的支持，事情就有希望了。
会后，张淞芝和王豹臣立即向主管“748”工程的工程办公室主任、四机部计算机工业管理局局长郭平欣作了汇报。
郭平欣是支持北大方案的关键人物，作为电子和计算机方面的专家，他从一开始就参与了“748”工程立项的全过程。
1973年，在对国外汉字信息处理技术情况的调研过程中，郭平欣也了解到日本正在采用信息压缩技术解决汉字存贮问题，但他们只看重计算机技术的应用研究，而忽略了汉字本身在字形、字号、出现频率等方面的特点，因此没有成功。
通过调研，郭平欣认识到，汉字字形的模拟存贮问题很大，数字存贮才符合技术发展潮流。现在，北大冒出一个王选，出奇制胜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郭平欣一贯主张工程项目不能采取政府分配任务的办法，而应该集思广义、公平竞争、择优支持。
王选的研究成果属于汉字信息处理的核心技术，如果真有突破，意义太重大了。这一次，郭平欣决定不顾得罪某些单位的可能，给北大的王选一个机会。要知道，这个机会的背后是一大笔科研经费，现在要让给与四机部毫无“亲缘”关系的北大，肯定会被指责为“肥水外流”。
1976年5月4日，北大接到张淞芝的信，说郭局长指定了11个字，要北大做从信息压缩还原成点阵的模拟实验，一个半月后来看演示。这11个字是“山、五、瓜、冰、边、效、凌、纵、缩、露、湘”。大家一看，都觉得题目出得有水平，因为这些字从简到繁，包括了汉字的主要笔画和结构，知道郭平欣想实际检测一下不同风格和框架的汉字的压缩率以及复原后的文字质量。
当天晚上，会战组组长张龙翔召集全组开动员会，决定突击一个半月完成模拟实验。因为以前的软件模拟都是陈堃銶负责，所以这次仍由她主持。
他们先请北大印刷厂的刁一斌在96厘米×96厘米的座标纸上用宋体写出这11个字，然后王选和中文系的人员作出压缩信息，再由陈堃銶他们来编制模拟程序。
此时使用的是北大计算中心的6912中型机，白天有教学任务，只能利用深夜和清晨四五点钟上机调程序，纸带、宽行打印机和内存又经常出错，所以非常紧张和辛苦，陈堃銶的血压也一度降到70/55。但大家为即将下达国家任务的消息所振奋，不懈努力，提前一周完成了任务。
6月11日，郭平欣、张淞芝、新华社王豹臣、国家出版局副局长沈良等人来到北大计算中心参观表演。演示异常地顺利，宽行打印机打出的11个字规范漂亮，笔锋光滑，几乎看不出有失真的地方。
郭平欣看后满意地笑了，结果比他预想的还要好，他下了决心，就把精密照排项目的主持和总体设计任务给北大。
然而，郭平欣的意见在北京市一些单位却遇到了重重阻力。在此之前，精密照排项目的研制任务已经下达给了北京市出版局和新华印刷厂，现在要改成由北大总抓，自然大受抵触。
郭平欣他们观看北大的实验后不久，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份北京市的红头文件正式下达给北大，明确规定“748”工程采用二代机方案，要求北京大学承担二代机的排版软件研制任务。这份文件印刷精美，还盖了三个大印，显得威风凛凛。
此时正值“四人帮”反对“条条专政”的风口上，四机部无法给北大直接下达任务，必须通过北京市。这份红头文件等于封住了四机部的口。
一晃3个月过去了，进入9月，事情有了转机。
此时，在北京市科技局主持的一次二代机方案报告会上，不少人表示了对北大方案的怀疑和不满。
报告会是在北京新华印刷厂举行的，由北京市科教组和科技局主持，北大的会战组组长张龙翔参加旁听，却听到了颇多指责，说“北大想搞先进的系统，看来要先进到修正主义那里去了”。
会后，张龙翔请持反对意见的人到北大参观。王选他们的精湛演示，使这些人的态度彻底发生了变化。
9月8日，鲁延武一行来北大听取了方案介绍后，大为称赞，态度完全变了，特别起劲和热情，表示回去后向北京市领导汇报，争取说服新华印刷厂，尽可能统一到北大方案上。
王选他们都赞叹鲁延武的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二代机方案未能放弃。
几个月来，郭平欣一直在想办法把任务落实给北大。就在鲁延武他们参观北大的当天，征得四机部刘寅副部长的同意，郭平欣让张淞芝在普通信纸上手写了一封信，亲自签发，给北京大学正式下达了这一研制任务。
王选和同事们感到欢欣鼓舞的同时，深深地被打动了。
王选大脑里不停闪现的创新火花，终于得到“748工程”领导小组的认可。北大的激光照排研究从“游击队”变成了正规军。
从1975年到1982年，北京存在两个“748”，一个是郭平欣领导的北大“748”，一个是北京市“748”。
郭平欣后来回忆说，当时748工程全国都很关注，他为这个项目“跑”了1亿元的资金，承诺10年完成研发。“很多人和单位都来参加竞选，但属王选的方案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