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好似一股春风，我国科技事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王选和同事们满腔热忱地投入到原理性样机的研制工作中。王选除负责总体设计外，还负责照排控制机的设计。
当时还没有实行对外开放，零部件全部采用国产，集成电路也是小规模的，因此照排控制机体积庞大，仅插件板就有28块，每块板比现在PC机的母板还大，安放在一起组成一个大机柜。磁鼓驱动器也占了一个机柜，加上磁鼓，体积也不小，研制起来工程量很大。由于国产集成电路质量差，每次关机、开机都会损坏一些芯片，严重影响进度，大家只好不关机，由研制人员通宵值班。
软件系统方面继续由陈堃銶负责设计。在此前设计和试验汉字压缩信息的同时，陈堃銶已经开始琢磨排版软件的研究。
为了解排版知识，她看了不少技术书籍，又到印刷厂向排版师傅们请教，到图书馆翻看不同图书的版面风格。
同时，陈堃銶也研究了国外排版软件的现状。她了解到，当时美国和日本的排版软件大都只能用照排机输出一篇篇文章，俗称毛条，再用毛条拼成版面，但也出现了少数能整页输出、自动成页的先进的排版软件。陈堃銶决定向国际先进技术看齐，跳过输出毛条、人工剪贴成页的阶段，直接研制整页组版和整页输出的排版软件。
1977年，在充分调研后，陈堃銶设计完成了能排文科书籍和8开小报的一种排版语言及其编译程序结构框图，还设计出了它的结果信息数据结构。
这时，陈堃銶又开始设计可同时运行四道程序的分时操作系统等软件程序。软件开发的条件也很差，难度相当大。
王选他们都在想，要是能有先进的进口计算机和元器件可用该多好，那样研制工作会轻松许多倍！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决策。
然而，改革开放的大门刚刚打开，先进的设备没有盼来，世界上最早研制成功西文激光照排系统的英国蒙纳公司却准备于1979年夏秋之际来中国举办展览。这家大名鼎鼎的外国公司看中了中国巨大的印刷出版市场，决定把它的照排系统加上汉字字模和中文排版软件后，打入中国。
蒙纳公司的决策引起多家出版单位的兴趣。这让王选有些懵了，也急了。
对于刚刚进入样机研制的王选他们，这个威胁实在太巨大了。蒙纳公司1976年发明了第四代激光照排机，并且很快成为商品，这是此时世界上唯一生产西文激光照排机的公司，也是世界上最早两家生产排版印刷设备的厂家之一。
蒙纳公司采用的是平面转镜方式，最绝的一点是可以走走停停，一行字可以扫完几线后停下，再启动时继续扫该行的下面几线，这无疑是一大发明。它的硬件先进可靠，而软件经改进后是可以实用的，尽管性能价格比不见得好。
相比之下，王选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硬件设备落后，系统的可靠性比采用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蒙纳系统要差很多。并且他们设计的原理性样机即使完成，勉强使用，距离成为商品的要求也还相差甚远。
但是，王选也意识到蒙纳系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的控制器总体设计是很差的，采用黑白段描述字形，压缩率很低，而磁盘容量较小，放不下很多种字体；即使用4个80MB硬盘放入多种汉字字体，由于硬盘速度太慢，也会大大影响输出速度。
此外，蒙纳系统的终端的功能也很差，一屏只能显示很少几个汉字。由此可见，距离真正实用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
王选觉得自己是有优势的。设计思想先进，“轮廓加参数”的字形描述方法、高倍率信息压缩和高速复原等技术是他们的杀手锏。
在分析了双方的优劣形势后，王选决定加快原理性样机的研制，要抢在展览会举办以前，输出一张报版样品。同时开始研制基于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真正实用的II型机。
这是王选的又一个重要抉择：从实验室走出来，站在市场的前沿，与国际产品争高低。这时还是20世纪70年代末，作出这样的决定，除了高度自信，还有中国的印刷革命应由中国人来实现的一腔爱国豪情。
然而，国门一开，中国人的眼界立即开阔了，多少颗封闭已久的心渴望飞翔，“出国热”、“论文热”随之而来，王选的科研队伍开始动荡不安。
1978年，包括北大在内的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都陆续恢复了职称评定，职称热热遍了全国。
此时评职称看的是出版过几本学术著作，发表过多少学术论文，应用项目是吃力不讨好。北大计算机和电子领域的教师，不少都已经躲到书斋写论文去了。
激光照排项目从事的正是繁重的软、硬件工程任务，科研条件那么艰苦，而且根本没有时间写论文，所以变得有些“不得人心”。
1979年春，原理性样机已经到了最后紧张的调试阶段。但此时由于外有强大压力，内部又看不到任何名与利，几个骨干相继离去，剩下的也人心惶惶。
研究室决定召开动员大会，在会上，张龙翔用恳求的语气说：“请大家暂时不要出国，齐心合力把‘748’工程搞好；项目成功后，凭我的老面子，可以送几个人去加拿大做访问学者。”一批中年教师留了下来，队伍总算基本稳定住了。
1979年是王选从事激光照排研究10多年中身心最紧张、最劳累的一年，他每天和同事们一起，上、下午和晚上三段拼命工作。
王选坚信，致力于把科研成果转化成商品是适应社会需要，符合发展大方向的，再苦、再累也值得，总有一天这种做法会被人们所认识。凭着这些信念，他们度过了这段难关。
1979年7月，原理性样机的硬件部分终于调通，王选他们决定模拟报社出报过程，输出一张八开大小的报纸样张。
陈堃銶和软件组的同事们加紧工作，配合设计出了漂亮的版面，文内用了多种不同字号和字体，配上四种清秀的花边，右下角有一个简单的表格，报头是请郭平欣手书的“汉字信息处理”6个大字。
1979年7月27日，精密汉字照排系统的第一台样机调试完毕。
大家围在样机旁，紧张地注视着，机房里只有敲击计算机键盘发出的嗒嗒声。一会儿，从激光照排机上输出了八开报纸的一张胶片，王选兴奋紧张地接下这张可以直接印刷的胶片。
中国第一张用激光照排系统输出的报纸样张，终于在未名湖畔诞生了！
消息很快传到国务院，第二天，方毅副总理在周培源等校领导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来到北大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研究室的计算机房，一边参观输出样张的现场演示，一边认真倾听王选介绍工作流程。
由于王选介绍得十分专业，大家听得不太明白，但演示十分成功，输出的汉字笔画匀称、清晰，字形美观大方。
方毅副总理看后，高兴地与大家一一握手，并指示新闻媒体要进行大力宣传。
事实上，此时的原理性样机还很不成熟，硬件刚刚调出，并不稳定，不是磁鼓出问题，就是磁心内存或其他部件出故障，来人参观表演时大家常常提心吊胆。此外，汉字终端机还没有研制出来，排版软件和操作系统也刚开始调试。因此，有的新闻媒体认为，为慎重起见，此时不宜报道。
然而，这时已是7月底，英国蒙纳公司马上就要来了，我们的成果必须尽快让中国乃至全世界知道：中国人正在自行研制先进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并且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记者朱军在8月11日头版头条，用通栏标题报道了这一喜讯：
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取得重大突破。
文章副标题是：
我国自行设计的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主体工程研制成功。
朱军还在头版编发了评论员的文章和小报的照片。这一报道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值得一提的是，怎样使报道既有分量，又客观求实，让王选他们着实费了一番心思，最后终于想出了“主体工程研制成功”这一有力又不失实的提法。
在当时媒体普遍的“审慎”态度下，《光明日报》力排众议，如此旗帜鲜明地予以报道，称这项成果“对于我国新闻出版印刷领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对王选和同事们来说的确如雪中送炭，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这年秋天，北大和无锡电表厂合作研制的汉字终端终于抢在展览会前完成了。与蒙纳系统的终端一屏只能显示几个汉字相比，北大的汉字终端一屏显示汉字352个，增删改的反应速度竟然也比蒙纳系统快了几十倍。
1979年10月8日，英国蒙纳照排系统展览会热热闹闹地在北京举行了。
此时，外国公司来中国举办展览会，即使是在首都北京，也是不多见的。许多来参观的人眼中充满了新奇。在展览会期间的一次会上，有人热情介绍蒙纳系统，大谈如何先进，这深深地刺痛了在场的北大校长周培源。
这次会议并没有安排周培源讲话，周培源却站起来，作了一个相当长的发言。他只字不提会议的主题，只字不提引进，却讲了一大通北大设计的原理性样机和汉字终端系统。
他一方面介绍这一国产系统设计思想如何先进，另一方面又指出目前的国产系统元器件不先进，应支持它不断发展，逐步克服不足之处。周培源还特别强调必须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发展照排系统。
他的发言与会议主题大相径庭，却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和威风，也使王选的系统出了凤头。
然而，王选深知，原理性样机即使研制成功，也只能对付一下鉴定会，要投入实际应用，必须设计更为先进实用的II型机系统，这种系统体积应该更小，功能应该更加灵活方便，输出速度也应该更快，更重要的是保证整个系统的稳定可靠性。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引进一些国外设备和元器件。
王选向周培源谈了自己的想法，周培源同意王选的看法，并鼓励王选加强与国外接触，开拓一些合作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