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中英决定互派代办
周恩来对代表团成员说：“开第一次会时，我心也在跳。”
周恩来笑着说：“在中英关系这件事上艾登外长很积极，我们在一起解决了一个难题。”
周恩来发表声明说：“日内瓦会议的成就对于巩固世界和平和安全，首先是巩固亚洲的和平和安全，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1954年4月底，在日内瓦的花山别墅里，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正聚在一起讨论会议相关决策。对于一个年轻政权的首席外交官周恩来说，如何展现新中国的国际形象是一种挑战。
周恩来对代表团成员说：“开第一次会时，我心也在跳。”
然后周恩来鼓励大家要有信心，因为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同时开辟了两个战场，一是在会议之内，一个在会外。
出席会议之前，中央就确定了要放手开展会外活动的方针，通过会外活动，帮助和促进会内的斗争。整个会外活动的重点是对英国。
英国代表团也等不及了，周恩来将与英国方面接触的情况用“特急”或“绝密”电报上报中央。
在电报中，周恩来向中央报告说，日内瓦会议期间，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曾两次主动访我”，并建议中央因势利导：
利用威尔逊及罗伯逊·布朗的建议向英方正式提出在伦敦设立常设商务代表机构的问题，此机构应享有完全的外交权利和地位，如同苏联早期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务代表处一样，实际上是一个外交机构。
同会场内充满火药味道的唇枪舌剑、针锋相对相比，会外的活动则显得平和、儒雅，彬彬有礼之中透着机敏和睿智。
1954年6月8日，周恩来在其暂时居住的日内瓦花山别墅宴请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宴会前与宴席上，双方都只谈一些关于中国菜和酒的话题。
为了让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与会代表和记者了解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艺术和新中国成立几年来所呈现的新气象，周恩来特意指示中国代表团带去国内刚拍摄的第一部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
宴会后，周恩来请英国人观看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周恩来嘱咐工作人员：“只要在请柬上写上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行了。”
周恩来还说：“在放映前作3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语要有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不再作其他解释。”
看到工作人员将信将疑，周恩来又半开玩笑地说，“这样试试，我保你不会失败。不信，可以打赌，如果失败了，我送你一瓶茅台酒，我出钱。”
结果可想而知，英国代表团中的成员有的被影片感动得热泪盈眶。随着中英之间的气氛开始好转，双方的谈判也友好了许多。
中英建交谈判自朝鲜战争爆发就完全终止了。其后英国的谈判代表一直以“代办”身份留在北京，中方既没有撵他走，也一直没有承认其外交代表的地位，同时中方也没有人在伦敦。
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中英间的战争状态也相继结束。此时，英、美是盟国，双方很多共同利益，但同时，他们也有不少矛盾。
自从英国保守党上台以来，英国贸易发展迅速。经济形势好转后，英国人不甘心当美国的小兄弟。当奠边府战役打响之后，美国人想趁机介入，并且向英国提出，让它派海、空军予以干预，结果英国人拒绝派兵。从此，英美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中国驻英代办对英国的外交政策的评价是：
走两步退一步，朝左边走一步，又朝右边走一步，不可能断然的好，也不可能断然的坏。
根据上面这些情况，中国代表团确定了会议期间跟英国人打交道的几点方针：
不急不断。
不跨大步也不停步不前。
求同存异。在求同方面，能让步的就让一点；在存异方面，不能让的就坚决不让。
要解决一些小问题以引起对方的兴趣（中英间存在的大大小小问题有数百个）。
态度要温和，以婉转说理代替严词责骂。
英国也希望通过日内瓦会议的机会，打破自朝鲜开战以来两国关系的僵局，而且特别希望能通过政治关系的改善，来促进双方的贸易。
1954年6月1日晚上，艾登宴请周恩来。席间交谈的重点是中英关系。
艾登说：“我们应该努力进一步改善中英关系才是。我们有一个人在北京，而你们却没有人在伦敦。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半截子’的。你是否也派一个‘中国的杜威廉’来？”
周恩来当即表示，可以派一名官员以代办的身份在伦敦，商谈双方之间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
艾登听很是高兴。宴会当中，艾登3次谈到他很想去中国，说他看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书，对于中国现在的发展也深感兴趣。
周恩来表示很欢迎他到中国去看看。最后，艾登说，丘吉尔首相要他向周恩来总理转达问候，他说，丘吉尔的夫人正在日内瓦附近养病，丘吉尔可能会路过日内瓦去探望他的夫人，如果真能如此的话，丘吉尔很想跟周恩来会见。
这次跟周恩来的交谈给艾登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在以后出版的回忆录中写到：
这是一个愉快的、也是必要的活动。我怪他没有派代表驻伦敦，他表示愿意派一个人去。周恩来在谈判中表现得稳重而又坚定。他说话力求含蓄，即使以中国的标准来看也是如此。
1954年6月16日，中国外交部欧非司司长宦乡和英国代表团成员杜威廉会面。
杜威廉说，当天早上，艾登外相已经通知周恩来，英方同意中方派代办常驻伦敦。杜威廉建议双方发表一个公报，宣布这件事情。英方想在第二天由议员在议会下院向丘吉尔首相就中英关系问题提出质询，丘吉尔宣布公报。
宦乡表示，发表公报的具体时间可以商量。
当天晚上，中英双方商定，双方在日内瓦时间6月17日15时同时发表公报。
中方将通过广播宣布，而英国人则由首相丘吉尔在议会下院，利用回答议员对中英关系进行质询的机会，来宣布公报。
公报非常简单，就一句话：
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代办驻在伦敦，其地位和任务与英国驻北京代办的地位和任务相同。
当天，周恩来向中央报告：
我方既已决定派遣代办身份的外交人员驻在伦敦，其任务虽仍包括进行建交谈判，但同时却又须代表政府处理我国在英的侨务和商务问题，因此对英国驻北京代表亦须承认其为代办身份或其同样有处理英国在华的侨务和商务的任务。
两天之后的7月8日，杜威廉向周恩来递交英国政府任命他为首任驻华代办的委任书。随后，中国政府任命宦乡为驻英国代办。
1954年10月27日，宦乡抵达伦敦，并于11月3日向英国外交大臣艾登递交了委任书。
此时，中英两国关系进入“半建交”阶段，直到1972年3月13日，两国才签署了建交公报，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大使级外交关系。
第19章中美在日内瓦举行破冰会谈
1954年4月24日15时许，一架从柏林方向飞来的苏制“伊尔——14”专机缓缓降落在日内瓦昆士兰机场。中国代表团抵达日内瓦。
1954年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在位于莱蒙湖畔阿里亚纳公园内的国联大厦开幕。
国联大厦又称“万国宫”，是作为国际联盟总部而修建的。从1929年开始动工，到1936年才最后落成，前后用了7年时间。据说有360多名设计师参与设计，其中有5名是当时世界上顶尖级的建筑师。
4月26日，日内瓦会议隆重开幕。周恩来入场时，风度翩翩、沉着自信，在这一刻，初次展露出他日后为人们所广泛赞赏的外交风范。
会议一开始，美国便开始给中国设置障碍，和周恩来预计的一样，朝鲜问题的症结实际上在于美国强硬的反共立场。
会场上，中美代表团团长杜勒斯和周恩来针锋相对，难分胜负，会场外也流传着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故事。
在关于朝鲜问题的第一次会议间隙，发生了一桩意外的事。
这天，杜勒斯走进万国宫休息室，正巧周恩来也在里面.看到杜勒斯进来，周恩来从屋子那边走来，象往常那样温文尔雅地带着笑意打算和杜勒斯握手。
一开始，杜勒斯没有发现周恩来，当看见时周恩来已经走近了。杜勒斯瞥了一眼旁边那些等着拍摄这个带有和解象征意义照片的摄影记者们，很快背过身去，不理会周恩来伸出的手。
这种说法流传甚广，后来，美国总统尼克松为了弥补杜勒斯的无理之举，在1972年访问中国走下飞机舷梯时，主动向周恩来伸出了手。然而，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的几位主要助手却都否认了这件事。
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后来回忆：
有人说，在日内瓦期间，周恩来总理要同杜勒斯握手，被杜勒斯拒绝了。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在整个会议期间，我始终在周总理左右。开会时，每次都是我陪着周总理入场。事先我对于从哪个门进去，座位在哪里，都了解得很清楚。我在前引路，周总理和代表团成员跟着我一直进入我们的座位。
拒绝握手之说虽是杜撰，但也说明了当时中美关系之紧张。
说到中美之间的冲突，必须要提到一个人：钱学森。
钱学森于1935年赴美国留学。10年后，他成为当时一流的火箭专家。由于他发表了“时速为一万公里的火箭已成为可能”的惊人火箭理论而誉满全球。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的消息传到美国后，钱学森和夫人蒋英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商量着早日赶回祖国。但麦卡锡之流实行全面清查，并在全美国掀起了一股驱使雇员效忠美国政府的狂热。
钱学森因被怀疑为共产党人，被美国军事部门突然吊销了参加机密的证书。这使他非常气愤，钱学森说：“我宁肯回中国老家去，也不愿在受人怀疑的情况下继续留居美国！”
当钱学森要求回国被美国无理阻拦时，中国也扣留着一批美国人，其中有违反中国法律而被中国政府依法拘禁的美国侨民，也有侵犯中国领空而被中国政府拘禁的美国军事人员。
美国政府急于要回这些被中国扣押的美国人，但又不愿意与中国直接接触，生怕造成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既成事实。
1954年4月，日内瓦召开讨论和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联想到中国有一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留在美国，于是指示说，美国人既然请英国外交官与我们疏通关系，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开辟新的接触渠道。谈判中首先要联系中国留美科学家钱学森等被扣留问题。
参加日内瓦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团长、国务卿杜勒斯是美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
杜勒斯中等个子，戴一副近视眼镜，脸色苍白，表情冷酷，会议期间从未露出过一丝笑容。他来日内瓦之前，刚刚做过一次癌症手术，医生在他胃里专门放置了一支“镭管”，用作放射性治疗以控制病灶的扩散。因此，在他与会期间，人们都叫他“雷管”。
杜勒斯手术后先是拖着虚弱的身体到朝鲜三八线上去视察，然后又赶到日内瓦。
当时，朝鲜战争刚结束不久，美国和美国人操纵的“联合国军”在朝鲜战争中伤亡惨重，根据联合国在纽约公报上公布的数字，“联合国军”方面的伤亡数为147万多人，其中美军为14万多人，日平均伤亡数远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最后不得不在自建国以来的第一个战败协议书上签了字。
中国这次与美国会谈，显然是一个坎坷之旅。中美最终能顺利会晤，还有英国一份功劳。
1954年5月19日，英国代表团的驻华代办杜威廉同宦乡会面。杜威廉表示，他愿意以私人身份，担任中美直接接触的中间人，问中方是否愿意跟美国人直接谈判。
宦乡把英国人的意思报告给周恩来。对于美国人这个时候想同中方接触，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进行研究，分析美国人的意图。
代表团认为，从中方的角度来说，利用这个机会跟美国人直接接触，可以更深层地了解美国的对华政策和意图。另外，也可以处理侨民问题，美国当局还扣留着中国留学生。
5月27日，宦乡答复杜威廉，表示同意由杜威廉出面介绍跟美国人直接接触。杜威廉把这个信息传递给美国代表团。美国先是表示可以举行直接会谈，但接下来却又没了消息。
此时，美联社的报道则说，美国政府反对美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同中方直接接触。夹在中间的杜威廉连忙向中国代表团表示：
美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仍愿意经过英国介绍与中国方面直接谈判，现正等国务院指示中。
6月3日，周恩来致电中央：
我们拟再等候一短时期，如美方果真来谈，我们即按既定方针和他们进行接触并以接触情况决定在何处举行谈判。谈判中当然首先要联系到中国留美学生被扣问题，并区别对待犯法美侨和其他美国人。如美方确实不愿与我方接触，则我们即拟发表声明说明我方惩处犯法美侨及保护守法美侨的一贯政策和实际情况，同时揭露和驳斥美方扣留我留学生的无理行为。
中央回电，同意周恩来对问题的分析和提出的处理意见。
就在这时，杜威廉于6月4日上午向宦乡传过话来，说美国人愿意跟中方举行会谈。美国表示，将派代表团第3号人物、美国驻捷克大使约翰逊为代表。
1954年6月4日晚上，英国方面打电话给负责礼宾安排的韩叙，说会谈的时间已经跟美方敲定，但地点要改，具体改在哪里，要等第二天早上才能定下来。
5日早上，英方通知，中美会谈地点定在国际联盟大厦的一间会客室。
经周恩来批准，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经美国代表团成员杜维廉的介绍，6月5日开始与美国代表、副国务卿约翰逊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初步商谈。
为了掌握主动权，周恩来指示中国代表团发言人黄华发表谈话，要求美国归还扣留的中国侨民和留学生，暗示中国愿意就扣押美方人员问题与美国直接谈判。美国政府只得同意与中国代表进行直接谈判。
6月5日10时，王炳南、柯柏年、宦乡如约来到会谈地点，杜威廉也带着美国人约翰逊等走了进来。杜威廉首先居间为双方作了介绍。
礼节性地握手之后，王炳南首先感谢杜威廉安排中美双方的这次会见。约翰逊也附和着对杜表示感谢，然后双方开始谈判。
王炳南首先发言说：
关于美国代表团提出要谈的问题，我们一直认为双方可以直接接触。由于杜威廉先生要去伦敦，我方主管这个问题的美澳司司长柯柏年先生也因事先定好去柏林开会，因此今天双方见面先作初步接触，正式谈判我们建议在下星期再开始。
王炳南这番话跟杜威廉说过的，并要他转告美国人。不知道是杜威廉没有把话带到，还是约翰逊故意装作不知，他对王炳南的表态有些惊讶，急忙说：
我们本来准备在今天即进入讨论。听说不能立即进行，感到有些失望。我已受我国政府的全权委托，在此商谈，希望能在这次商谈中得出结果。美国政府一直很想知道在华美国人的情况，尤其是那些被关在监狱中的美国人的情况。
美方向中方提交了一份美国在华侨民和被中国拘禁的一些美国军事人员名单，要求中国给他们以回国的机会。
约翰逊不谈中国留学生的问题，只关注美国侨民问题，自然遭到王炳南的驳斥。
王炳南说：
约翰逊先生今天提出的问题我已经注意到了。但这只说明了一方面的意见，同时我方也有关于被扣在美的很多侨民和留学生的问题要谈。我保留在下一次正式谈判中提出。我想过几天再谈对于解决问题并无妨碍。
王炳南接着提出，下次会谈定在6月10日，地点还是这里。约翰逊表示完全同意。最后，约翰逊说：“在我方，我们很希望能在这次会谈中得到很大进展。”
王炳南答道：“现在双方有了直接接触，我们也希望今后的谈话能得出适当的结果。”
从6月10日开始，王炳南和约翰逊又进行了3次谈判，双方针锋相对，唇枪舌剑，最后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尽管如此，此次接触不仅是中美两个长期敌对的双方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第一次正式接触，是中美谈判的“破冰之旅”。
为了表示中国的诚意，周恩来指示王炳南在6月15日举行的中美第3次会谈中，大度地做出让步，同时也要求美国停止扣留钱学森等中国留美人员。
然而，中方的正当要求被美方无理拒绝。7月21日，日内瓦会议闭幕。为不使沟通渠道中断，周恩来指示王炳南与美方商定：自7月22日起，在日内瓦进行领事级会谈。
约翰逊一开始便要求中方立即无条件地让所有在中国的美国人离境，以便为进入第2项议程即其他实质性问题的讨论扫清道路。
王炳南认为，如何处理美国在华被押人员问题是会谈的内容，绝不是继续会谈的条件。因此他重申我国对遣返中国留学生和侨民的立场，提出美国必须立即释放那些被无辜监禁的所有中国人，使他们有机会返回祖国。
王炳南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1954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一开始，率先对约翰逊说：
大使先生，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我奉命通知你下述消息：中国政府在7月31日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决定提前释放阿诺维等11名美国飞行员，他们已于7月31日离开北京，估计8月4日即可到达香港。我希望，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个措施，能对我们的会谈起到积极的影响。
可谈到钱学森回国问题时，约翰逊还是老调重弹：“没有证据表明钱学森要归国，美国政府不能强迫命令！”
于是，王炳南亮出钱学森给陈叔通的信件，理直气壮地予以驳斥：
既然美国政府早在1955年4月间就发表公告，允许留美学者来去自由，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在6月间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呢？显然中国学者要求回国依然受到阻挠。
在事实面前，约翰逊哑口无言。美国政府只好批准钱学森回国的要求。1955年8月4日，钱学森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
中美的这次会谈持续了约一年，双方都取得了一定的外交成就。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王炳南可以大胆地同约翰逊进行私下接触。约翰逊也取得杜勒斯的同意，也和王炳南进行个人交往。于是，他们在会谈桌上非常严谨，各自守住一条防线不放，会下却常有些友好的私人交往。在正式场合不便说的话，私下可以磋商，交换看法。
中美双方终于在1954年9月10日的会谈中达成一个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愿意返回美利坚合众国者（承认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国人愿意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者），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且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快行使其返回的权利。
中美在日内瓦的破冰会谈，解决了当时两国的外交难题，中方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新中国是热爱和平的，并且愿意坐到谈判坐上化解国家之间的矛盾。
第20章周恩来会见澳大利亚外长
1954年6月16日12时30分，周恩来前往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的别墅，与他交谈了一个小时。
一见面，周恩来便对艾登说：“中国对讨论朝鲜问题的会议在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就结束是不满意的，因为没有一点点和解的精神嘛。如果对我们的提案有困难，可以商量嘛！但是连限制性会议都不愿意开。我们的感觉是，美国就是要使任何协议都不能达成，这是他们的预定计划，结果果然如此。”
周恩来告诉艾登，在军事上，柬埔寨和老挝确有抵抗部队。那里也确有越南志愿军，有的已撤退，如果仍有，应按照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办法办理。
对周恩来的让步，艾登一听就明白了，他高兴地说：“有希望了，很有希望了。”
接着，艾登进一步说明，我们要求的也正是这样。我们也不愿意看到老挝、柬埔寨成为任何国家的军事基地，不论是越南的或是美国的。
艾登建议周恩来同法国方面谈谈，并愿意为会见澳大利亚外长凯西牵线。
周恩来当即表示愿意和凯西会谈。
6月17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会见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凯西，并安排他与周恩来的会见。
6月18日午前，凯西带上随员约翰·罗兰前往万花岭别墅会见周恩来，当时，周恩来和凯西的情绪都不错，所以谈话气氛很好。
周恩来站在别墅屋门口迎接凯西。周恩来说，欢迎凯西外长前来做客，可惜凯西外长马上就要离开日内瓦了，要是我们早有机会谈谈就好了。
凯西他说，5月27日，中英外长达成一致意见，确定双方将在彼此的首都互设代办处，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此事应当祝贺！凯西说，艾登是典型的英国绅士，是一个有礼貌的人。
周恩来笑着说：“在中英关系这件事上艾登外长很积极，我们在一起解决了一个难题。现在，我很愿意听取老外交家凯西先生对日内瓦会议进程的看法。”
周恩来强调说，我们不应该因为朝鲜问题受到挫折就在继续谈判的道路上停下来，现在我们应当努力解决印度支那问题。
凯西对周恩来说：“艾登先生也许已经和你说过，今后再开会讨论朝鲜问题，中国将收到邀请。”
周恩来说，他怀疑会不会接到这种邀请。
凯西说：“从我个人的角度看，可以肯定必须邀请中国。”
接下来，周恩来和凯西讨论印度支那问题。
凯西说，中国对老挝和柬埔寨的主动姿态受到大家欢迎，希望进一步讨论下一步的细节问题。
周恩来指出：
各国都希望看到一个完整、独立和享有充分安全的老挝和柬埔寨，我们希望这两个国家在各方面都能像其他亚洲国家一样独立自主。但是有一点，不能在老挝和柬埔寨建立美国的军事基地。
凯西说，在那里不建立军事基地是可能的，而且双方都不应该在那里建立军事基地。
周恩来追问：“你指的双方是什么？”
凯西回答：
澳大利亚没有参与印度支那事务，我也没有得到指示言及其他，但是如果有人坚持要求中国不在中越边境地区建立军事基地或空军机场的话，我将不会感到奇怪。
周恩来说：“中国建立的基地都是防御性的。”他义正辞严地向凯西指出，难道一个主权国家在自己的领土上部署军队还要受外来限制吗？这显然是说不通的。
凯西巧于辞令地说：“那要看掌握它们的人如何使用，防御和进攻的区别就在这里。”
凯西在起身告辞时对周恩来说：“从此以后，你就不再是我从报纸上看到的名字，而是我亲眼见到的活生生的人物了。”
周恩来大度的胸怀和超凡的外交才能留给了凯西深刻的印象。回到国内后，凯西时常在别人面前夸起新中国的周总理，凯西为中澳两国友谊的发展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第21章周恩来会晤法国总理弗朗斯
1954年6月1日，周恩来在日内瓦的住处会见法国外交部长皮杜尔。
谈话时，周恩来说：
真正的危险是美国的干涉，这种干涉与法国利益、印度支那及东南亚利益都是不相符合的。
皮杜尔表示同意周恩来的说法。
皮杜尔是主战的拉尼埃政府的代表人物，所以周恩来对他的工作效果不太大。
6月12日，拉尼埃政府倒台，皮杜尔也随之失势。周恩来抓住机遇，决定采取“拉孟戴斯·弗朗斯政府一把，孤立美国及法国主战派”的策略。
当时，法国由于战争拖得太久，在经济、政治上都有困难，国内反战呼声高涨，对主战派构成重大压力，且主战派也意识到，如果战争继续，美国是否干涉都非好事。
拉尼埃政府倒台后，新上任的总理孟戴斯·弗朗斯鉴于战场失利和公众要求和平的情况，希望尽早地达成协议，体面地从印度支那抽身，同时也不愿看到美国从中渔利。
奠边府惨败，远征军精锐部队全军覆灭，法国政局一片混乱。法国各阶层人民开展声势浩大的运动，要求结束这场在遥远的地方进行的“肮脏的战争”。他们以各种方式向政府和议会施加压力。
孟戴斯·弗朗斯上台，下赌注“一个月内解决印度支那问题”。
孟戴斯·弗朗斯通观全局，他在要求议会授权组阁时，下了一个破天荒的赌注：“今天是6月17日，我将于7月20日同你们见面……那一天若还不能达成任何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我的政府就辞职。”
周恩来抓住时机，寻求打破日内瓦会议僵局的途径，推动印度支那和平进程。
周恩来向与会的苏联、越南代表明确指出，如果印度支那停战，孟戴斯·弗朗斯内阁就能维持下去。我们在策略上应该拉他一把，以求得停战。否则，易为美国所乘，法国主战派将卷土重来。
周恩来对这些矛盾看得一清二楚，认为只要采取正确的统一战线策略，就能使和平力量压倒战争力量，而关键在于孤立美国。
周恩来对北越总理范文同说：我们要争取各国离开美国，接近我们，法国尤其是法国主和派是我们今天争取的主要对象。
他建议范主动找孟戴斯会谈，主动提出对一些重要问题的具体意见，坚定其和平信心，顶住主战派的压力。
6月19日，法国驻瑞士大使让·肖维尔返回巴黎，向孟戴斯·弗朗斯汇报会议情况，转达周恩来愿同他会面的意向。
当时正值日内瓦会议代表团团长休会，周恩来即将动身出访印度、缅甸。
肖维尔向弗朗斯建议，立即安排同中国总理的会晤，以寻求打破会议僵局的出路。
这一建议为孟戴斯·弗朗斯所采纳，但在具体安排上颇费周折。
当时中法没有建交，中国总理不能去巴黎；法国总理会见中国总理也存在很大的难度。于是，孟戴斯·弗朗斯和肖维尔商定：两国总理在同一天分别前往瑞士首都伯尔尼，拜会日内瓦会议东道国瑞士联邦政府领导人表示谢意，随后两位总理在法国驻瑞士大使馆会晤。
6月23日，周恩来在拜会瑞士联邦领导人后前往法国使馆，同孟戴斯·弗朗斯秘密会晤。
20年后，孟戴斯·弗朗斯在回忆录《抉择》中谈到这次会晤时，感慨地说：
我在组阁后不久，就同周恩来在伯尔尼有过一次重要的会谈。法中两国总理会晤，这还是第一次。周恩来非常引人注目，风度翩翩，政治敏感，对形势把握很准，对情况了如指掌。
周恩来和弗朗斯礼节性地打过招呼之后，会谈直奔主题。
会晤刚一开始，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表明中国的立场：
中国代表团来日内瓦就是为了实现恢复印度支那和平，这也是我们的目的，再无其他条件。我们反对战争扩大化、国际化，反对使用威胁、挑衅的办法，这样不利于会谈。中国不怕威胁，我们是用和解的办法来推动双方达成协议。
孟戴斯·弗朗斯表示理解中方的立场，他停顿了片刻顿了顿说，我们谋求一个月内和平解决印度支那战争的问题。
中法双方还就先停战、后谈政治问题达成共识，要求军事代表尽快达成协议，以利于外交谈判。
会谈结束后，孟戴斯·弗朗斯对记者说：“会谈是坦率的、全面的。”
会晤新闻公报称：中法两国总理就有关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进行了自由的交谈。并说：“这次交谈的结果，使我们能够期望日内瓦会议获得进展。”
7月13日和17日，周恩来同孟戴斯·弗朗斯又进行了两次会晤，着重谈法越双方划分界线问题，对法方施加影响。
这两次会谈相对来说气氛还算轻松。
在会谈中，周恩来强调，双方相互让步，就能够达成协议。如果法方肯在原有的立场上让一步，越方也会做出让步。孟戴斯·弗朗斯的立场有所松动，但表示法方绝不能放弃北纬17度线以南不远的9号公路。
这次会晤轰动一时，不仅对日内瓦会议的成功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中法关系产生了积极地影响。
7月20日下午，法越双方达成协议：以17度线略南、9号公路以北约20公里的六滨河为两大集结区的分界线，扫除了日内瓦会议最后也是最大的障碍，实现印度支那停战。
7月20日，正是孟戴斯·弗朗斯许诺实现印度支那和平的最后限期。印度支那停战协定于21日凌晨3时签字，虽误了几个小时，但孟戴斯·弗朗斯还是大功告成。
7月21日，周恩来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发言说：
印度支那敌对行动的停止就要实现了。举世盼望的印度支那的和平就要恢复了。正如朝鲜一样，和平又一次战胜了战争。让我们更加坚定信心，继续为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而努力。
周恩来宴请孟戴斯·弗朗斯时，为中法关系在新的友好基础上的发展而干杯，巧妙地表达发展两国关系的意愿。
孟戴斯·弗朗斯也表示，中法关系应该改善。
这是中法两国总理首次会晤。这次会面使日内瓦会议获得成功，并为中法关系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这次会晤，在一定意义上乃是打开两国关系的起点。
孟戴斯·弗朗斯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我深感法国不承认事实上存在的新中国是不现实的。”
5.周恩来飞离日内瓦返京
1954年7月21日，日内瓦会议结束。7月23日，中国代表团乘飞机离开日内瓦。周恩来委托李克农续留日内瓦几天，作好代表团的结束工作。
李克农曾向留下的工作人员传达周恩来对日内瓦会议的工作小结。李克农指出：
一是：关于亚洲问题的会议：
新中国作为5强之一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成为这次会议的重大特点。
二是：关于斗争方法和策略：
（1）我们开始在公开会议上先讲大道理，从大的政治原则问题讲起，宣布我们的立场和方针，使得我们在政治上处于压倒敌人的优势。这是战斗前的炮兵攻击。
（2）进入具体讨论后，走向短兵相接，就要进一步了解敌人的意图，不断提出一些具体建议，使讨论具体化，使会议有所发展。在讨论中，必须坚持应该坚持的东西，但对某些问题，也要做些必要的让步。
（3）要充分利用敌人的矛盾，抓住敌人的弱点。
（4）始终抓住和平协商的旗帜，善于寻求共同点。
（5）我们会前对有关问题作了充分准备，会议过程中根据情况作必要的修改。某些问题最高纲领不能实现时，就适当提出最低纲领。不应过早暴露自己的意图，也不能过迟地提出办法，失掉时机。
（6）在谈判中要坚定，但不要顽固；要灵活，但不上当；要主动，但不能急躁。外交工作要有坚持性和耐性，不能图爽快，图爽快往往会吃亏，但也要随机应变。
……今后应大力开展对外活动，尽到中国对世界事务应尽的责任。我们已登上了国际舞台，就不能下台。相反，应该更好地发挥我们的作用。这不仅是为了尽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而且是直接为了保卫我们的经济建设。
李克农离开日内瓦到莫斯科后，身体累垮了，治疗几天后病情有所缓和。周恩来到莫斯科时看了他。
后来，周恩来决定：
李克农由我和几位同志陪同，坐苏联班机到伊尔库次克，休息两天，再乘国际列车经满洲里回北京。
23日，8时，周恩来一行乘飞机离日内瓦回国。按计划，周恩来在回国途中将应邀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都柏林、波兰人民共和国首都华沙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
随行的有：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顾问雷任民、乔冠华、陈家康。
到机场欢送的有：中国代表团代表李克农、顾问师哲、宦乡、黄华、吴冷西、雷英夫、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士公使冯铉、驻日内瓦总领事温朋久。
到机场欢送的还有：苏联代表团秘书长拉夫里谢夫、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范文同、代表潘英、黄文欢、柬埔寨王国代表团代表桑·萨里、军事谈判代表达布昌、老挝王国代表团军事谈判代表科·戈拉冯、秘书长道勒南。
到机场欢送的还有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苏联驻瑞士公使莫洛奇科夫、印度驻日内瓦总领事萨马·塞恩、日内瓦州政府主席杜博莱。
周恩来在机场发表声明说：
日内瓦会议的成就对于巩固世界和平和安全，首先是巩固亚洲的和平和安全，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它又一次有力地证明：国际争端是可以经过和平协商获得解决的。
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并为进一步协商解决其他重大国际问题开辟了道路。我深信，只要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坚持不懈地努力，世界和平是可以得到保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与有关各国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共同努力。
瑞士政府和人民对于日内瓦会议的经常关心和可贵的协助是对会议成功的一种贡献。
当我向这个美丽的、和平的城市告别的时候，我谨再一次向瑞士联邦政府和日内瓦当局以及瑞士人民表示敬意和感谢。
7月24日，周恩来乘飞机到达柏林。
随同周恩来抵达柏林的还有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代表张闻天、秘书长王炳南、顾问雷任民、乔冠华和陈家康等。
到机场欢迎的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副总理努舍克、洛赫、舒尔茨、外交部部长博尔茨等德国政要人物。
机场上悬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两国国旗。
周恩来微笑着走下飞机后，同格罗提渥总理、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马特恩和希德万、外交部长博尔茨等人一一亲切握手。
这时，乐队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两国国歌。周恩来检阅仪仗队后，随即和欢迎队伍见面。
26日上午8时，周恩来离柏林去华沙访问。
到华沙机场欢迎的有中国驻波兰人民共和国大使曾涌泉和使馆人员，以及正在波兰访问的以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副部长王首道为首的我国技术与技术科学代表团和以阳翰笙为首的我国文化代表团的全体团员。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捷克斯洛伐克驻波兰大使卡·沃雅泽克、罗马尼亚大使康·尼斯托、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斯·赫曼、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许国凤、苏联大使尼·米哈伊洛夫、匈牙利大使拉·德拉霍斯、英国大使安·诺布尔等。
周恩来在机场发表讲话说：
我在日内瓦会议结束之后获有机会访问波兰人民共和国深感荣幸。在抵达波兰人民共和国首都华沙之际，我愿首先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波兰政府和人民致以热烈的敬意，我并愿对波兰政府的盛情邀请表示衷心的感谢。
30日，周恩来一行到达蒙古在乌兰巴托机场，受到泽登巴尔主席的热烈欢迎。
8月1日，代表团回到北京。
前往北京机场欢迎的，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李济深，秘书长林伯渠，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郭沫若、黄炎培、邓小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钧儒、陈叔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李立三、邓子恢、徐特立、马寅初、沈雁冰、蔡廷锴、彭泽民、李烛尘、章伯钧、张奚若、张难先等。
前往机场欢迎的还有各国驻中国外交使节。
周恩来总理下机后，接受了北京市少年先锋队队员的献花。机场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
日内瓦会议开了3个月，朝鲜问题的谈判虽然没有结果，但中国能够在这个国际会议上阐明自己的原则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某些人对我们的偏见和误解，意义还是重大的。
周恩来表现出的宽阔的政治家的胸怀和高超的斗争艺术，给与会者及国际社会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新中国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初露锋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