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修权自信地说：“总理，有毛主席和您的英明领导，再加上乔冠华等人的协助，我有信心完成这项任务。”
伍修权向挤在扩音器前的记者和摄影师们说：“中美两国人民从来就存在着深厚友谊，我愿趁这个机会，向爱好和平的美国人民致意。”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6月27日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站在一幅世界地图面前，自言自语地说：“他们的野心太大了，狼子野心啊！”然后在房间里来回踱起步来，对于中国应该对美国的暴行作出什么反应，毛泽东心里已经有了底。
10月3日凌晨1时，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以正式外交途径通知美国政府：
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要管。
时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的伍修权一直在密切关注着国际局势的变化。
1950年10月中旬的一天，伍修权的秘书匆匆走进办公室，对伍修权说：“司长，总理下午要见你。”
“总理要见我？”伍修权诧异地问。
“大概是关于派代表团去联合国的事。”秘书回答。
当天下午，伍修权来到周恩来的办公室。简单地寒暄后，周恩来说：“修权同志，中央经过研究决定，由你出任赴联合国代表团团长。”
伍修权以为自己听错了：“由我任团长？”
“对，这次代表团去联合国，是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次。本来我们考虑应该派一位文职人员，但是文职人员又太温和。毛主席指示说，这次去联合国斗争一定非常尖锐复杂，我们一定要给美国佬一点颜色看看。我们要派一员武将到联合国去打这场文仗。所以我想到了你。”
伍修权不仅有不平凡的军旅生涯，还有外交经历，正担任着外交部苏东司司长的职务。在周恩来心中，伍修权是最适当的人选。
伍修权有些迟疑，周恩来看透了他的心思，向他投去信任的目光，周恩来坚决地说：“没关系，你是军人出身，性格上比较符合这次出使的任务。再加上你当了这么长时间的苏东司司长，外交经验上也很丰富。”
“但是，我们对联合国不甚了解啊！”伍修权的心里还是没底。
“这个问题我们也考虑过了，在联合国里我们有苏联老大哥帮我们撑腰，有什么问题不清楚他们可以帮我们嘛！你的俄文水平高，联系起来比较方便，这也是任命你为团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伍修权问道：“代表团还有哪些人呢？”
“噢，我们准备派乔冠华当顾问随团出使，在一些问题上他可以给予你帮助。”
听到乔冠华将任自己的顾问，伍修权心里总算放心了。乔冠华是外交部里有名的国际问题专家，是个“文胆”，有他帮助，大可不必担心。
所以，伍修权自信地说：“总理，有毛主席和您的英明领导，再加上乔冠华等人的协助，我有信心完成这项任务。”
随即，在周恩来的直接指示下，伍修权带领全团人员，开始了出发前各种紧张的准备工作。
对于伍修权来说，这已是第二次接受前往联合国的任务。第一次是在1945年初联合国成立时，中国接到了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制宪会议的邀请。
当时，参加制宪会议的代表团自然也应当是由各党派的代表组成。
1945年2月15日，周恩来致电回美国述职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说：
目前中国没有民主的联合政府，国民政府完全是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它不能代表解放区九千万人民，也不能代表国民党统治区广大老百姓的公意，因此，出席旧金山联合国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国民党应当只占三分之一，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代表占三分之二。
周恩来要求赫尔利把中共中央的意思转告美国总统罗斯福。赫尔利后来给周恩来回电，表示不同意中央的建议。
1945年3月7日，中国共产党方面提出，由周恩来、董必武、博古等作为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蒋介石不想让共产党参加，于是他找出各种理由和借口排斥其他党派的人员参会。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蒋介石不择手段，最滑稽的是，他说伍修权有“沙眼”，会传染给别人，所以不能出国，伍修权因此被留在了国内。
共产党是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主要力量，蒋介石将中国共产党排斥在外的做法很不得人心，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觉得这样做不太妥当。
1945年3月7日，国民党政府在没有征得其他党派意见的情况下，公布中国出席旧金山制宪会议代表团的名单。
其中，首席代表是国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长、外交部长宋子文，代表包括：国民政府驻英国大使顾维钧，国民参政会主席团成员王宠惠、吴贻芳，前驻美国大使魏道明、胡适，青年党代表李璜，民社党代表张君励，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和《大公报》总经理胡霖。中共党员章汉夫、陈家康作为秘书参加。
1945年6月，中国代表团代表董必武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那一次，因为蒋介石的阻挠，伍修权没能前往联合国，但是，仅仅5年之后，他却作为拥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代表前往联合国，伍修权心中自然充满了感慨和希望。
中央十分重视中国的这次联合国之行，毛泽东坚持要派个将军出去给美国佬一点颜色看看。周恩来千挑万选，终于挑中了外交经验十分丰富的伍修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