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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的目标
罗哈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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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认识自己的能力
和人打交道时，你应该在认识论上安于一个事实，这就是说，人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意图和目标，尽管物理学的对象没有。无论是神的投射，还是人自身的投射，我们传统的科学都很明智地把意图的投射排除在物理宇宙的研究之外。
实际上，对于自然科学本身的存在，这种净化是必要的条件；对太阳系最好也作如此理解。意图的投射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对于充分的理解确实有害。
但研究人时，情况完全不同。人确实有意图和目标可以通过内省直接认识，也可以从行为方面加以研究，正如在似人动物中看到的一样。虽然这一简单的事实已从传统自然科学的模式中排除出去，却又自动地使传统科学的方法不那么适用于研究大多数的人类行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传统科学没有在手段和目的之间进行区分。
因此，传统科学不能在正确的和不正确的工具行为之间、在有效力和无效力、是和非、病态和健康之间进行辨别，因为所有这些形容词都涉及手段行为在确实达到其目标方面的适宜性和效能。对于纯物理的或化学的系统来说，这样的考虑是生疏的，这些系统没有意图，因而不需要在好的和坏的工具行为之间进行鉴别。
由于一个事实——人的目的可以是不为他自己所知的，我们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了。例如，他的行为可以是精神分析学者称之为“演出”的行为。也就是说，对一个外部可辨认的目标的明显追求，但那并不是他的行为的“真正”目标，而是一种象征的替代物，永远不可能满足渴求者的。
任何全面的科学心理学将不得不非常细致地探讨意识、无意识和潜意识的关系，并探讨所谓的“初级过程”认识和“次级过程”认识的关系。我们已经学会把知识看作是言语的、明白的、清楚的、理性的、合逻辑的、有结构的、亚里士多德式的、现实的，实用的。
在深层的人性面前，我们心理学家也学会要尊重不清楚的、潜言语的、心照不宣的、不能表述的、神秘的、古风的、象征的、诗意的、审美的资料。如果没有这些资料，对于一个人的说明不可能是完整的。但这些资料只存在人类中，而要得到它们特别的方法已证明是必需的。
召唤内在的良心
现在，在地平线上出现了一种新的心理学——关于人的疾病和健康的新概念。这种心理学令人激动，并富于惊人的可能性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具有一种实质上是生物基础的内部本性，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内部本性是“自然的”、内在的。特定的，而且在某种有限的意义上说，它是不能改变的，或是没有在改变。
每一个人的内部本性一部分是他自己独有的，另一部分是人类普遍具有的。科学地研究这种内部本性，并发现它是什么样的东西，而不是发明它是什么样的东西，这是完全可能的。
这种内部本性看来并不是内在、原初、必然邪恶的。基本的需要——生理需要、安全和保障需要、爱与归属需要、自我尊重需要、他人的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基本的人类情绪，基本的人类智能，或者是中性的、前道德的，或者是纯粹“好的”，破坏性、虐待狂、残酷、恶毒等等，看来并非是内在的，相反，它们似乎是针对我们内在需要、情绪、智能等受挫后一种猛烈反应。
愤怒本身不是邪恶的，畏惧、懒惰、甚至愚昧本身也不是邪恶的。不过，这些东西可以导致而且已经导致了邪恶行为。当然，它们并不是必需如此，它们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内在因果关系。人的本性远远没有它被设想的那样坏。实际上可以说，人的本性的可能性一般都被低估了。
在这里，甚至可以大胆地说，人的这种内部本性是好的，或者是中性的，而不是坏的，因此，最好的解决途径是让它表现出来，并且促使它表现出来，而不是压抑它。如果允许它指引我们的生活，那么我们就会成长为健康的、富有成果的和快乐的人。
假如这个基本核心遭到否定，或者受到压抑，那么他就会得病，有时以明显的方式，有时却以微妙隐含的方式，有时得马上，有时得延后一段时间。动物的本能是强的、占压倒优势和清楚明白的，而人的这种内部本性却是弱的、娇嫩的、微妙的，而且容易受习惯、文化压力和对它的错误态度的影响，甚至被它们制服。
尽管这种本性很微弱，但是在正常人那里它极少消失，甚至在患者那里它也可能不消失。即使被否定，它也继续潜存着，总是迫切要求表现出来。
上述结论应该以某种方式与训练、剥夺、挫折、痛苦和不幸的必要性结合起来。训练、剥夺、挫折、痛苦和不幸的体验能够揭示、促进和实现我们的内在本性，除非它们不是合乎需要的体验。这一点越来越清楚了，即这些体验与成就感和自己实力感有关系，并且因此与健康自尊感和自信感有关系。没有战胜、抵御和克服过这些困难的人，他会继续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对于外部危险来说，不仅确实如此，而且对于控制和延缓他自己的冲动的能力来说，也是如此。有这样的能力，这些冲动就不再可怕。
有必要说明一点，如果这些假定被证明是真理，那么它们就有指望成为科学的伦理学、自然的价值体系，一个最终决定好与坏、对与错的标准。我们关于人的自然倾向知道得越多，也就越容易告诉他怎样是好的，怎样是幸福的，怎样是富有成效的，怎样关心他自己，以及怎样爱护和激发他的最大潜力。这也回答了许多关于人格前途的问题。作为人类的成员和独特的个体，首当其冲的任务就是要查明一个人真正的内情、底蕴是什么。
通过自我实现的研究，我们不但能够发现许多自身的错误、缺点，而且清楚地发现我们恰当成长的方向。除我们时代，其他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它的榜样和理想。遗憾的是，我们的文化抛弃了所有这些榜样和理想。圣徒、英雄、有教养的人、侠客、神秘主义者统统不算数了。
毫无疑问，我们留下来的只有顺应良好的人。但顺应良好是非常苍白无力而又令人质疑的替代词。也许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把完善成长和自我实现的人，全部潜能都得到了充分发展的人，内在本性自由地表现自己而没有被歪曲、压抑或被否定的人，作为我们的向导和榜样。
每一个人为了他自己，都要鲜明而敏锐地认清这个严肃的问题——一切背离人类美德的事，一切违反人自己本性的罪行，一切邪恶的行为，都毫无例外地记录在我们的无意识中，而使我们看不起我们自己。为了恰当地描述这种无意识的领悟和记忆，霍尼把这称之为“注册”。如果我们做了使自己羞愧的某种事情，它就“登记”在我们的耻辱簿上，而如果我们做了某种正直的、杰出的或好的事情，它就“登记”在我们的荣誉簿上。
从总体上看，最终的结果便是非此即彼——或者是我们更尊重并认可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更看不起我们自己，认为自己是卑鄙无耻的、无价值的和讨人嫌的。通常神学家用麻痹这个词来描述一个人明知故犯的罪过。
这个观点只是对通常的弗洛伊德的描绘做了增添和补充，并没有全盘否定它。稍微简化一下这个问题，似乎这个问题由两部分构成，弗洛伊德向我们提供了心理疾病的一部分，而我们为了使其更加完美，必须提供心理健康这部分。或许这个健康的心理学，将为控制和改善我们的生活，以及把我们自己造就成更好的人，提供更大的可能性。这样做当然要比询问“怎样才能不得病”会更加富有成效。
不过，我们怎样才能促进自由发展呢？自由发展最好的教育条件又是什么呢？性的？经济的？政治的？为了这种人的健康成才，我们需要创造什么样的社会呢？这种人想要创造什么样的社会呢？
事实上，病态的文化造就病态的人；健康的文化造就健康的人。而且，病态的个体使他们的文化更加病态，而健康的个体则使他们的文化更加健康，这同样也是实际情况。造成更好社会的一个根本方法就是增进个体的健康。换句话说，鼓励个人的成长存在着现实的可能性；而治愈真正神经病患者的疾病，如果没有外界的帮助，成功的可能性近似乎无。个人有意识地努力使自己成为更有道德的人，这是比较容易的；而个人试图治愈自己的强迫行为和强迫观念，则是十分困难的。
在不合需要的意义上看待人格问题，这是对待人格问题的传统态度。斗争、冲突、犯罪、不道德、忧虑、压抑、挫折、紧张、羞愧、自罚、自卑感或无价值，这些全都是精神痛苦的原因，它们不但妨碍行为的效能，而且它们是不能控制的。因而，它们自然被视为病态的和不符合需要的，而且要尽可能迅速地把它们“治”掉。
可是在健康人身上，或在那些正趋向健康成长的人们身上，所有这些症状也都发现了。在这种情形下你是应该感受到内疚、还是不应该感受到内疚呢？你是否设想一下，你是已经达到了精力的完善稳定、还是正在调整呢？顺应和稳定减少你的痛苦，所以它们是好的；也许它们也是不好的，因为它们抑制了你向更高理想的发展。
弗洛姆曾抨击了传统的弗洛伊德的超我概念，原因是这个概念完全是专制主义的和相对论性质的。也就是说，你的良心或你的超我，被弗洛伊德想象成主要是父母的希望、要求和理想的内化，而没有考虑父母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假定他们是罪犯，那么你会有怎样的良心呢？也许可以假定，你有一位厌恶娱乐而总是进行僵硬的道德说教的父亲？或者假定你有一位精神变态父亲？这样的良心是存在的，在这样的假定下，弗洛伊德是对的。
我们获得的理想资料大量来自这样的早期塑造，而不是来自日后阅读全日学校的书藉。但是，在良心中也有另一种成分，假如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有另一种良心，而且我们或强或弱地具有这种良心。
这也就是所谓的“内在的良心”。这种良心建立在无意识或前意识地知觉我们自己的本性、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们自己智能、我们自己的“召唤”的基础之上。这种良心坚持要我们忠实于自己的内在本性，要我们不因为自己的内在本性微弱，或者因为任何别的好处或理由而否定它。所有这些人都深深地领悟到他们对自己犯下了错误，并且因此而看不起自己。这种自罚不仅可以产生神经病，在这里同样可能重新恢复勇气、燃起正当的义愤和不断增长的自尊，从那以后就干起了正当的事情。简而言之，痛苦和冲突也可以达到成长和改进。
事实上，人们是在有意识地抵制我们对于健康和疾病的任意区分，至少涉及表面症状时是这样。疾病就一定意味着有表面症状吗？在你必须如此时，疾病就可能没有症状。健康就一定意味着没有症状吗？这种观点是不对的。在奥斯维茨和达乔集中营的那些纳粹分子的所作所为是健康的吗？这些人是具有病态的良心，还是具有美好的、洁净的、正当的良心呢？一个思想深刻的人能不感觉到冲突、苦难、压抑和愤怒吗？
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是心理学家对于受欢迎的、顺应良好的行为、对于犯罪行为在态度上的变化，谁会欣然接受这些呢？或许对于年轻人来说，不受邻居势利小人的欢迎，不受地区俱乐部同伙们的欢迎，这样会更好些。这些行为对于什么事物顺应呢？在邪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在专制的父母管制下，做一个顺应良好的奴隶、做一个服服贴贴的囚犯还有可能吗？甚至对于有问题行为的男孩，现在也在用宽恕的态度对待。为什么他有过失呢？一般这是由于病态的原因，但是，偶然也可能由于好的原因，这个男孩之所以会如此，可能仅仅是为了反抗掠夺、压制、怠慢、轻蔑和粗暴的对待。
什么将被称之为人格问题？很显然，这取决于说这话的人是谁。是奴隶的主人呢？还是独裁者？是专制的父亲呢？还是打算让他的妻子依然是个孩子的丈夫？显而易见的，有时人格问题可能是：一个人在竭力反抗他的心理支柱，或是反抗对他的真正内在的本性的压制。
因此，病态是对这种罪恶行径没有提出抗议。大多数人在受到这种压制对待时并不表示反抗，他们接受它并在以后的岁月中为此付出如此代价：产生各式各样的神经病和精神病。也许在一些案例中，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们是有病的，没有意识到他们并未达到真正的幸福和真正实现了拥有一种丰富的感情生活和安详而充实的晚年；他们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并未理解创造性和美的反应，更没有体会到得到令人激动的生活是多么的奇妙。
在这里，我们也必须正视合乎需要的悲伤和痛苦的问题以及它们的必要性。在完全没有悲伤和痛苦、完全没有不幸和混乱的情况下，有可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成长和自我实现吗？如果这些悲伤和痛苦在某种程度上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那么这种程度的限度是什么呢？
如果悲伤和痛苦对于人的成长有时是必要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学会不要机械地去保护人们免受痛苦，抛弃痛苦始终是坏的观念。从最终的良好后果来看，悲伤和痛苦有时可能是好的和合乎需要的。
溺爱意味着不让人们经历悲伤，保护他们不受痛苦。在一定的意义上，溺爱反而包含着不太尊重个体的完善、内在本性和未来发展的意思在内。
努力进行自我完善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时代真正关键的问题正在受着曼哈顿方案的攻击。这种问题不仅对于心理学而且对于一切具有历史迫切感的人极端重要。
第一个和冠盖一切的大问题是造就好人。
我们必须有许多较好的人，否则我们极可能都会被扫除出这个世界。即使不被扫除，肯定也只能生活在紧张和焦虑中，像一般动物一样。这时应该做的是为“好人”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此定义在上面己有种种体现，而这种定义的论据己多得完全能够说明曼哈顿方案中的人。相信这一轰动一时的伟大计划是可行的好人也同样被冠以自我演化的人，充分醒悟或有潜力的人，能奋发向上、自我实现的人，等等。无论如何，十分清楚的是，任何社会改革，任何美好宪法或完美计划都不会有任何结果，除非人很健康、很进步、很坚强、很善良，而且足以理解这些计划和法典，并想以正确的方式把这纳入现实的轨道。
同为重大问题的也不乏存在，就如造就良好社会这一大问题。要知道在好人与好社会之间有灵敏反馈的关系，它们是互相需要的，它们彼此是绝对必需的条件。撇开两者孰先孰后的问题。很明显，它们同时发展，协同动作，串联在一起。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没有其中一个因素的作用下实现另一个目标。
这里所提的良好社会是属于全人种、全人类的，是大同社会，我们己对自律性社会的安排作了初步讨论。说得更明白些，现在已经清楚，人的善良程度保持不变，有可能作出某些社会安排，迫使这些人或者趋向恶行或者趋向善行。主要重点在于社会缺席的安排必须作为不同于内心健康的问题来看待，而且一个人的好或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生存于其中的社会制度和安排。
社会协同作用指出某些社会潮流不可避免地出现在那些大的工业化文化中，在它身上己无自私和不自私之分。那就是说，某些社会安排使人有必要相互对立，另一些社会制度安排使一个人在寻求个人私利时有必要帮助他人，不论他是否希望如此。
反过来说，追求利他主义并帮助他人的人又必然会赢得私利。这方面的一个例证是我们的所得税一类的经济措施，它从任何单个人的好运道中吮吸利益给予全社会。这和营业税恰成对照，它起的不是吮吸作用，而是本尼迪克特所说的汇集作用。
这些问题都事关重大，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魏因贝格在他著作中所说的大多数工业技术上的利益、进步和其他人所说的这一类利益，在实质上只能认为是达到以上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自身。这表明，除非我们把我们的工业技术和生物学的改进交付在好人手中，否则这些改进就是无用的或危险的。
此时，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增长了对生命的眷恋、对疾病的征服以及对痛苦、悲伤的躲避。问题的焦点在于：谁想使恶人活得更长？或更强大？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原子能的利用和在一场竞赛中先于纳粹完成它的军事利用。原子能在某一希特勒手中——有许多希特勒掌握国家大权——当然不是好事，那是很大的危险。同样，其他的技术改进也存在类似的规律而我们现在就不得不问这样一个问题：某一希特勒现在是好？还是坏？
而这同时也会造成这样一个现象：恶人是否继续发展下去变成一个更凶恶、更有威胁的人呢？因为先进的技术给予他们的力量更大。很有可能某一极端残酷的人在某一残酷的社会支持下不会被打败。假如希特勒赢得了胜利，反叛会成为不可能，实际上他的帝国也许会延续1000年或更长久。
传统的科学哲学作为道德上中立、价值上中立、脱离价值的哲学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也是极端危险的。它不仅是非道德的；也可能是反道德的。它可能把我们置于极危险的境地。所以，科学只能来自人和人的激情与利益中产生，这也是波兰尼所说的。科学自身应该是一部伦理学法规，如布罗诺夫斯基所说的，因为，假如你承认真理的固有价值，那么，所有各种后果都能由于我们自己为这一固有价值服务而产生。
再附加一条作为第三个论点：科学能寻求价值，并能在人性自身中揭示这些价值。实际上，科学已经这样做了，至少已达到一定水平，这一说法似乎有了一些道理，尽管还没有适当的和最后的证实。
现在已经可以利用技术找出什么东西是对人种有益的，即什么是人的内在价值。几种不同的操作曾被用来指明这些在人性内部建成的价值是什么。这既是就生存价值的意义说的，也是就成长价值的意义说的。成长价值指能使人更健康，更聪明，更有德性，更幸福，更完满实现自身潜能的那些价值。
人们都知道这些所谓的生物学家研究工作方案的可能性，他们的研究工作其中有一项是研究心理健康和躯体健康之间的反馈。大多数精神病学家和许多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现在已经开始设想几乎所有疾病，甚至无一例外，都能称为心身疾病或机体疾病。
那就是说，假如一个人追索任何躯体病的起因达到足够的深远程度，他将不可名状地发现心理内部的、个人内部的和社会性的变量也成为有关的决定因素，但这绝不是要使肺结核或骨折弄得神乎其神。通过它可以发现，贫困也是一个影响肺结核研究结果的因素。无独有偶，邓巴尔在研究关于骨折的医疗效果时，也惊奇地发现其中有心理因素在内。
作为这一研究的一个结果，我们现在对于易出事故的个性已经非常有经验了，于是，甚至一次骨折也是心身的和“社会躯体的”，假如我们可以仿造后一个词的话。
所有这些都在说，甚至传统的生物学家或医师或医学研究者，在力求减轻人类痛苦、苦难、疾病时，最好也能对他所研究的疾患采取更多的整体论看法，比他以前更注意心理的和社会的决定因素。例如，今天已有足够的论据指出，进攻癌症的富有成果的广阔系谱也应该包括所说的“心身因素”。
换一种说法，精神病学疗法能去除疾病，使其心理健康，并可以使生活得以延长且质量更高。
不仅低级需要的剥夺可能引起疾病——在传统意义上称为“缺失症”的疾病，而且这对于超越性病态的那些问题也适用，这里指的是已被称之为精神的、哲学的或存在主义的那些不适或失调，这些也可能不得不称为缺失症。
简单地说，某些人类疾病和缺失症可由从属关系、爱、尊敬、安全和保障等基本需要的不同满足而引发。总体来看，这可以称为神经症和精神病。然而，基本需要满足的人和自我实现的人，具有真、善、美、公正、秩序、法律观念、统一性等超越性动机的人，也可能在超越性动机的水平上受到剥夺。缺乏超越性动机的满足，或缺乏这些价值，能引起一般的和特殊的超越性病态。它们同坏血病、糙皮病、爱的饥饿等一样，都归属于一个连续系统。
此外，传统上证明需要的方式，如对维生素、矿物质、基本的氨基酸等等需要的证明，一直是首先正视某一不知起因的疾病，然后再寻找病源。也就是说，假如某物的被剥夺能引起疾病，它就被认为是一种需要。本着最终目的相同的原则，基本需要和超越需要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生物性需要，也就是说它们的不适应引起肌体的不适。
这一论据已经充分证明，这些需要是和人类机体自己的基本结构有关联的，有某种遗传基础蕴含在内，虽然这可能是很微弱的。但是它也使我们坚信不疑，终有一天生物化学的、神经学的、内分泌学的基质或躯体装置的发现能在生物学水平上说明这些需要和这些不适。
优化人性使之丰满
存在的特征也就是存在的价值，可以类比为人性丰满者的特征，存在的特征体现在存在的价值上，就如同一切理想心理治疗（道家的不干预）的长远目标；理想人本主义教育的长远目标；某些类型的宗教的长远目标和表现；理想的良好社会和理想的良好环境的特征。
真：诚实，真实，坦率，本份，丰富，本质，应该，美，善良，洁净和未掺假的完全。
善：性本善，形态匀称，活泼，单纯，广泛，完整，完善，完全，独一无二，诚实。
完整：统一，整合，倾向单一，相互联结，单纯，组织，结构，秩序，不分离，协同，同法则和相结合的倾向。
二歧超越：承认，坚决，二歧，两极，矛盾，矛盾的整合或超越，协同，即对立转化为统一，敌对者转化为相互合作或相互鼓励的伙伴。
活泼：过程，生机盎然，自发，自我调整，充分运转，改变着又保持原样，表现自身。
独特：独具的色彩，别于他人的特征，不能类比，新颖，可感受到的特性，就是那样，不像任何别的东西。
完善：没有什么是多余的，也不缺少任何东西，一切都在合适的位子上，无须改善，恰当，正是如此，适宜，正当，完全，不可超越，应该。
必需：逃脱不掉的，只有与那保持一致，不能有一丝不同那样就很好。
完成：结束，结局，符合规定，事情宣告结束，格式塔不再改变，目的实现，终点和末端，没有缺失，全体，命运的实现，终止，顶点，圆满封闭，生命还没开始，生命的结束。
公道：公正合理，应该，适宜，成体系的性质，只有，不能脱离，无偏私，不偏袒。
秩序：合法则，正确，没有多余的东西，完善安排。
单纯：专一，纯真且稍有无知，基本构造，问题的中心，不转弯抹角，仅仅必需的东西，无修饰，没有多余的东西。
丰富：分化，复杂，错综，全体，无缺失或隐藏，都在眼前，“无所谓重要或不重要”，什么都是重点部分，没有非重点，一切顺其自然，无须改善，简化，抽象，重新安排。
不费力：从容镇定，不慌乱，容易，轻轻松松地完成。
欢娱：玩笑，欢乐，有趣，高兴，幽默，生气勃勃，不费力。
自足：独立性强，需自己，不需别的人或工具突破环境，超越环境，分立，依据自己的法则生活，同一性。
用爱心充实人生
爱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清晰性、迷惑性，但什么时候才体现？又体现哪种呢？
当爱变得对于对象本身非常深切、非常纯洁（无矛盾心理）时，对象的善就成为我们所需要的，而不是看它能为我们做些什么，这时对象由手段而跨越到目的这一阶段（有了我们的容许）。这里可以举苹果树为例：我们能非常喜爱它，不想让它成为任何别的东西；它成为那样子我们就很高兴。任何对它的修理（包括善意的）都使它变得不像苹果树或违反了原来固定的生活。它看来是那样的完美，我们甚至怕碰它，怕削弱了它。自然，假如它被看成是完美的，便没有改善它的可能了。但实际上，事物往往是不完善的，是需要加以改进的，改革者头脑中的“完美发展”画面。据他看，要比苹果树自身的最终结局更好；即他能比苹果树做得更好，他懂得的更多；他能比它自身更好地塑造它。所以我们认为要把狗改变成另外样子的人不是真正喜爱狗，而且这样会引起那些实实在在爱狗者的怒气，或按照来自某一杂志的形式有选择地育种，弄得它神经质、病病恹恹、不怀胎、不能正常生育、患癫痫病，等等。但这样的人确实自称是爱狗者。那些培育矮树的人，或训练熊骑自行车或训练猩猩吸烟的人也一样。
真正的爱体现在不作要求、不求回报，能从奉献中得到乐趣，当然更不能带有狡诈和预谋。这有利于较少的抽象（或选择对象的局部或某些属性或个别特征），较少的对于整体的观察，较少的原子化或分解。这等于说，这里有较少主动的或强求一致的结构、组织、铸型、或削足适履，以求符合理论或先定概念。也就是说对象应服从整体性，要有自己独特的一面，换句话说要留有本来面目。对象较少按照有关或无关、重要或不重要、形或基、有用或无用、危险或不危险、有价值或无价值、有利或无利、好或坏、或其他自私的观察标准被测定。对象也不那么容易被成规化、类化，或纳入某一历史序列，或只看作一类的一员，作为一种类型的一个样品或一例。
而这无疑代表着有关对象的整体和局部都受到了同等待遇的关注。每一部分都会成为有趣的和奇妙的；存在爱，不论是对爱侣、对婴儿，对一幅画、或对一朵花，都几乎总是能保证这种普遍分布的，以强烈和着迷的关心进行的观察。
带整体印象看有缺陷的局部就会发现缺陷原来也很迷人，也充满魅力，因为它们赋予对象以特性和个性，因为它们使它成为它本身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也许恰恰是因为它们是不重要的、外在的、非本质的。
从中不难发现，存在爱者往往不忽略一些细节，相反的是非爱者或缺乏爱者会忽略这些细节，他会更容易地看到对象自身性质的本来面目，接受它本身的资格和存在方式。它自己娇嫩的、软骨的结构更容易屈服于承受的观察，这种观察是非主动的，非干预的，不那么傲慢的。这也就是表明，它是被人所熟识的，从认知角度看，要比一种结构被认知者强加于它时更由它自身的形态所决定。后一种认知者会更容易成为太粗鲁、太不耐心的，太像屠夫肢解动物尸体一样，为了他自己的口味挑挑拣拣；太像霸权者要求一切听他号令；也太像雕塑家，只是按照雕像而去填充粘土。
不可在生活的海洋中“随风漂流”
每个人都应该把拥有良好的人格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之一。良好的方法是一个人获得不竭动力的保证。而刚毅顽强的精神，作为一种向上的因素，使他的动机保持稳定并受到刺激。人生最好是有一个较高的目标，但是这一目标的重要性，并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认识到的。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就是在生命的海洋“随风漂流”，他们没有考虑这种生活方式究竟意味着什么。要知道，漫无目的的生活是十分危险的，每一个不想遭遇灾难和毁灭的人，都应该立即警醒，终止这种漫无目的的漂流。
生活中没有固定目标的人，他的言行举止很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哪怕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也会让他烦恼、恐惧、忧虑。他的承受力就像一根苇草一样脆弱，任何的风吹草动，都足以使他摧折。干任何事情，他总是要左顾右盼，前怕狼后怕虎，他不可能有坚强的毅力和顽强的斗志，最终，他也不能逃脱失败和不幸。
因此，软弱无能往往是和生活没有目标联系在一起的。实践出真知，斗争长才干。只有树立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并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使自己变得越来越有力量，才能使自己逐渐成熟起来。
坚持一贯的目标是十分重要的。一个人即使迟钝愚蠢，只要他锲而不舍，持之以恒，也会取得一定的成绩。莎士比亚指出：“一棵质地坚硬的橡树，即便用一柄小斧去砍，那斧子虽小，但如砍个不停，终必把树砍倒。”
迪士累利先生说过：“不向上看的人往往向下看，精神不能在空中翱翔就注定要匍匐在地。”乔治·哈伯特极有见地地写道：“职业低下的人，如果把目标定得较高，他也可以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不要让精神消沉，一个壮志凌云的人肯定会比一个胸无大志的人有出息。”
一个具有崇高生活目的和思想目标的人，毫无疑问会比一个根本没有目标的人更有作为，有句苏格兰谚语说：“扯住金制长袍的人，或许可以得到一只金袖子。”那些志存高远的人，所取得的成就必定远远离开起点。即使你的目标没有完全实现，你为之付出的努力本身也会让你受益终生。
合理的目标也就是创造的力量。如果你不想虚度此生，那么就应当从现在做起。如果你还没有确定一个恰当的目标，那么，先不折不扣地完成手头的工作，不管这一工作是多么微不足道。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训练，你才能逐渐地注意力集中，才能养成果敢的性格，才能有充沛的精力，为你将来完成更高的目标打下基础。
人命定是自由的。我们通过我们所作的自由选择创造我们自己，我们有能力选择不同的行动路线。
但是，我们常常如此深深地沉溺于成规之中，陷入到现实的例行要求和从众的压力之中，以至于我们都看不见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其它的选择，更谈不到这样去做了。我们的抱怨常常远远超过我们的行动，我们倾向于把注意力放在那些阻挠我们意图的人身上。
“只要那个人没有毁掉我的前程，我就要……”
“要是我有机会遇见那个好人……”
“要是我能碰到好运气……”
“只要我能清除掉我习惯的倾向，我就……”
“要是其他人像我一样的可靠和体贴……”
“要是我具有多种经历的优势……”
“要是世界不变得如此激列的竞争……”
“要是给我提供了展示我才能的机会……”
这些抱怨以及其它无以数计的类似抱怨，与“我是我命运的主人，我是我灵魂的主宰”的观点格格不人。人们普遍地认为命运主宰着他们，他们从未有足够的机会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我们从未感到自由、从容地把握着我们的命运之舟沿着正确的航向前进。相反，我们常常感到被人控制，不顾一切地试图防止我们命运的小船在生活的惊涛骇浪之中倾覆。
最终的结果是，当人们想“自由”时，他们常常凭幻想作出浪漫的结论，认为自由就是“摆脱”担忧和责任，想象存在着一个任何事都是可能的，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世界。然而，尽管这个幻想可能是吸引人的，但是，这却是对自由的错误和不现实的理解。真正的自由意味着：从可供选择的多种可能性中作出深思熟虑的选择，这个选择反映了你真正的愿望和最深刻的价值观，坚决抵制迫使你的意志自由向外部的或内心的力量妥协的压力。
个人自由最重要的因素是，它必然要涉及到个人的责任，个人的责任是人们为什么不愿意拥有自由，而积极地去“逃避”自由的主要原因。如果你承认你的选择是自由的，那么，你必须承认你对你选择的结果负责任。当你获得成功时，对你的成功承担全部责任很容易，但是，当失败发生时，人们就倾向于躲避掩盖，或责备他人，或谴责他们无法控制的力量。我们上述所列的“要是……”的几种抱怨，就很准确地表现出了这种心态。许多人都表现了这样的信仰：如果不是外界原因的干扰，我们就能达成我们为自己设定的目标。然而，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解释不过是借口而已。设法逃避自由的努力是不合逻辑的，它们代表了否定自由和责任的软弱和不真实的企图。
显而易见，你能够进行自由的选择。但是，你怎么能确定这一点呢？你的遗传基因不仅仅决定你的性别、种族、身体特征，而且也影响你的人格。例如，使同性别的双胞胎（因此具有同样的基因“指纹”）在出生后就分开，并在不同的环境下成长，对其所作的研究得出了有争议的（虽然复杂的）结果。数年后，尽管他们在出生后的经历方面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有的双胞胎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同样的举止和幽默感，相同的子女人数，相似的职业和爱好——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了基因因素的影响。
我们知道，环境在塑造人们的性格和人格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儿童的确就像海绵一样，他们吸取他们周围所有的信息和影响，并把这些因素融入到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之中。我们的态度、价值观、信仰、兴趣以及与他人联系的方式——所有这些和其它的特质都要受家庭、朋友和文化的影响。这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为他人着想、承诺和守信等正确的价值观就会代代相传，而种族主义和暴力等消极的行为，也是通过这个过程而得以长期存在的。
如果我们的基因遗传和环境条件在塑造我们自己的人格方面具有如此大的力量，我们又何以有可能认为我们能进行自由的选择呢？尽管在我们早期的发展过程中要受到环境和遗传的影响，但是我们的大脑和我们的思考在不断地成熟。你的经历不仅在逐渐丰富，而且你还会对这些经历进行思考，并从中学习。你不是简单地接受他人的看法，而是逐渐地具备了对他人的意见进行审视，并确定它们对你是否有意义，你是否应该接受的能力。因此，虽然你可能与你的父母或你所接受的主流文化有很多共同的信仰，但是，也可能在许多其它的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例如，你的父母可能会认为性生活应从婚姻开始，或认为对职业而言最重要的是工作有保障，但是，你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可能会与你的父母迥然不同。
对你的人格来说也是如此，虽然你的遗传基因和早期的经历可能会决定你人格的框架，但是，你未来的自我究竟怎样则完全取决于你自身的努力。例如，你的人格可能综合了你父母许多积极的品质，而摒弃了你不喜欢的品质——如脾气急躁。你能决定不让这个脾气在你的人格中占据主导地位，或不恰当地表现出来。用坚定的意志，你可以成功地控制和改掉这个脾气，虽然其中偶而也会有失误。换句话说，在你早期的发展过程中，你能够形成一种人格倾向，并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根据你个人的目标对自己的人格进行再塑造。同样，如果在你早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你不满意的品质，如胆怯、害羞、悲观、迟钝、消极等，那么，你会意识到这些品质并不代表你的一生都是如此，你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重新塑造你自己，使自己成为你所满意的人。这就是自由的本质，自由的选择意味着要正视现存的环境，从有限的条件中作出选择，努力按未来的目标重新塑造现在。
然而，自由并不意味着无限的和没有限制的选择自由——这种自由观是一种幻想，是不切实际的一种观点。自由并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它总是包括具体的选择自由和有限的可能性。在分析你的人格时，你可能会感到你也常常缺乏自信心，并被毫无安全感所困扰。在回顾你个人的历史时，你可能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情感是由于你的父母批评多而表扬少、不能给予形成稳定的安全感和自我价值所需要的个人支持而造成的。你可能发现在你的成长过程中，其它的因素也对你这种情感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离婚或求职遭到拒绝等痛苦和令人失望的事情。所有这些经历都会对你人格的形成产生影响，而且，这些过去的事情已经不能被改变了。因此，对你来说，重要的是：你现在打算做什么？你该如何对待这些事情对你现在思想和行为的影响？这是自由选择的切入点。虽然你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但你可以控制你如何对待已经发生的事情。你可以选择让这些已经过去的事情继续影响你的人格，你也可以选择一条不同的生活道路来超越这些影响，塑造你的未来。
人并不完全是被决定和被限定的，人可以决定他自已，无论他是向环境屈服还是勇敢地面对它们。换言之，人最终是自我决定的。人不是简单地存在着，而总是决定他的存在是什么，以及以后他会成为什么。无论我们的生存环境是什么，我们总是保留了人的自由的最后仅存的东西——在既定的环境中选择个人态度的能力。
当然，变化并不会立即就发生。你的人格发展到目前的状态经历了很长的时间，而你对你的人格进行认识和重塑也需很长的时间，这就像改变一条巨轮的航程：你需要转舵来改变方向，但是，该轮过去的力量使得转舵只能是个渐进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激进的方向改变。人格的变化也同样如此，有意义的改变是一个过程，但是，通过转舵确定新的航程，并坚定地走下去，你就会发生改变。
假使自由的力量能创造和改变人们的生活，由此你可能会合乎逻辑地认为，人们将会热情地拥抱这个力量进行自由的选择。不幸的是，人们常常并不是按照这个逻辑去行动。实际上，人们常常花费大量的时间，处心积虑地去设法否定和逃避他们的自由。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很简单：责任。当人们自由选择的结果取得了成功时，他们通常就很愿意承认他们的自由，但是，当结果是失败时，他们就会逃避责任。
这种对责件的恐惧和逃避明显地表现在生活的每个方面，在此你不妨想想你工作单位的情形。工作取得了成功，受赞扬和奖赏常常是上层的事，上层的大小官员们自己举杯庆贺，享受着成功的果实。虽然下层的人可能也值得分享荣誉，得到奖赏，但是，他们的作用常常被忽略，实际上被遗忘了。而在失败的情况下，情况则恰恰相反——谴责和处罚的对象是下层的员工，最终，最底层的人可能会成为替罪羊。
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一种愈益明显的倾向，即通过成为一位受害者而逃避责任。对于许多人来说，成为这个“新的受害文化”的成员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这样一来能使他们在道德上处于无辜者的有利地位，并避免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还能通过法律制度获得经济上的赔偿。
所有这一切都源于人们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应该有所作为，经济上富足，事业上成功——如果他们不是这样，那么，他们就是受到了他人的伤害，他人就必须为他们的行为负责。他们确信他们不仅有“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且有得到幸福的权利。实际上，他们认为他们有权逐渐地增加“权利”的范围——而不承担与这些权利相伴随的责任。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人们把权利和责任分割开来。人们注视着他们的权利，但是，责任感却日益萎缩，因此，如果他们没有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东西，他们就认为一定是某人的错误。
从自身以外来解释自己不幸的原因，当然有一定的诱惑性，但是，这种态度最终不仅不会取得任何结果，而且还会导致个人的尊严、自尊和自由的丧失。相反，如果你能完全地承担个人的责任，那么，你就能通过你所作的选择，自由地塑造你的命运。
自由是由深思熟虑的选择组成的，这些选择能反映你真实的自我：你真正的愿望和内心深处的价值观。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因素限制你的自由，甚至完全压制你的自由。这些限制你自由的因素，既可能来自于你自身以外——外部的强制力，也可能来自于你自身——内在的强制力。虽然外部的因素可能会限制你的自由——如受到监禁或从事一项没出路的工作，但是，由你自己内在的强制力所带来的限制，则具有更大的挑战性。如，人们之所以一般会有拖延和吸烟的毛病、忍受焦虑的煎熬、感到抑郁和消沉或人际关系紧张，不是因为有人强迫他们这样做。相反，他们常常是以他们意识不到的方式而使自己成为受害人。
为了消除强制力，首先，你必须意识到强制力的存在。例如，如果某人强迫你以某种方式进行思考或感觉，你只有在意识到这种现象存在的情况下，才可能去解决这个问题。同样，如果你没有意识到无安全感或感情幼稚等属于个人的问题，那么，你就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形成内在的力量驱动你的行为。一旦你达到了这种深刻的认识水平，你就会选择一条不同的道路，使用恰当的决策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许多人对自由选择的性质并不了解，也有的人存在着许多疑惑，因此，下面我们有必要对有关自由的几个主要的误解进行考察。
许多时候，我们进行的选择并不自由，因为选择是在他人的强迫下作出的。例如，如果你受到了一个行凶抢劫者或一位野蛮人的威胁，身体面临着受到伤害的危险，那么，你所作的选择就是对这些威胁作出的反应，明显地感觉到不自由。同样，如果你在工作中，不得已而向有权解雇你的人向你施加的不合理压力屈服，那么，你所作的选择很明显就会受到这种环境的限制。这些对你自由的限制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外部的强制力，因为它们是促使你在不得已的条件下进行选择的外部影响力。虽然绑架人质、索要赎金以及敲诈等是这种强制力极端的表现形式，但是，强制力也有许多早期的形式。政治领导人诉诸恐吓、对熟人微妙的操纵、乞丐暗示的威胁、有权人进行的性骚扰等，是限制你自由的外部强制力的普遍表现形式。
把自己从外部的强制力中解放出来的方法是，消除它们或使其成为无效，只有如此，你才能作出反映你真实愿望的选择。例如，如果你的选择受到了野蛮的丈夫或不讲理的上司的限制，那么，你或者必须改变他们的强制性行为，或者你必须摆脱这种环境以获得真正的自由。如果你认为你的选择受到了你所居住的地理位置的限制，那么，你或许必须通过搬家才能增加你自由选择的可能性。
关于自由的第二个误解，干扰着人们进行自由选择的能力，因为它鼓励人们被动地接受他们所面临的可供选择的条件。然而，充分地行使自由意味着你要积极主动地创造现实没有提供的选择的可能性。这种能力既涉及到通过采取积极主动的精神进行批判的思考，也涉及到通过创造独特的可能性来进行创造性的思考。例如，如果你在工作中需要完成一个项目，你不应该只考虑原有的条件来实现你的目标，而是应该积极地寻求更多的可能性。如果你与某人面临着一个困难的处境，你不应该把自己局限在这个范围内来进行选择，而是应该努力找出解决问题的新方法。人们往往满足于坐在那里，听任环境决定他们的选择，而不是采取积极主动的精神，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塑造环境。批判的和创造性的思考者把世界看成是一个他们有责任去塑造和改变的可锻造的环境，这样就能使他们放手去最大程度地行使他们选择的自由。
“没有人是自由的，他是自己的奴隶”。这句格言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虽然你可能认为你能进行自由的选择，因为你不是能见到的外部强制力的受害者，但是，你的选择可能的确是不自由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的选择可能是内在的强制力的产物，一些非理性的冲动限制奴役着你。即使你是按照自己的“愿望”进行选择，“愿望”本身也不代表你最真实的自我——你内心最深刻的愿望和价值观。
尽管在社会生活中，没有外部的威胁能强迫人们进行选择，但事实的确存在。不过，在许多情况下，对人的限制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人的自身，这种内在的限制使人们无法进行源于他们真实的自我的选择。你怎样才能知道自己的选择是源于你真实的自我，或它是内在的强制力的产物呢？对此没有简单的答案。你必须批判地思考你所处的境遇，以对它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但是，下面的一些问题能指导你进行进一步的思考：
你感到你能进行一个自由的和没有限制的选择，如果愿意的话，你能很容易地“作出相反的选择”吗？或者在某种意义上，你感到你的选择超越了你意识的控制，你受到一种不反映你真实自我的力量的“控制”，在某个方面，某种冲动“支配”着你？
你的选择丰富了你的经历，为你的生活增加了成功、幸福等积极的品质了吗？或者你的选择为你带来了消极的后果，损害了你努力要实现的许多积极的目标了吗？
如果有人问你，你为什么要进行选择，你能给出一个有说服力的、合理的解释吗？或者你对解释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感到不知所措，而只是说：“我无法控制自己。”
当人们吸烟成病时，他们常常感到，他们不是在进行一个自由的和没有限制的吸烟选择，因为对他们来说，要戒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相反，他们常常感到他们被习惯所困扰，尽管他们也曾作过无数次的戒烟的尝试。
吸烟给一个人的生活增加了许多消极的因素，包括对他自己及他周围的人健康的损害、牙齿有锈斑、呼吸困难等。从积极的方面来看，人们认为吸烟能减少忧虑、抑制食欲、缓减社会的压力等。但是，吸烟只能是治标之举，而不是治本之策。总的说来，吸烟最终的后果是消极的。
想戒烟的大多数人对解释他们为什么吸烟的原因感到不知所措，而只是说：“我无法控制我自己。”
现在我们使用这些标准对吸烟进行分析。习惯性吸烟似乎明显是一个内在的强制力的例子。当然，虽然吸烟可能不是你的问题，但是，你可能要考虑你生活中其它的事情。虽然你可能发现，作出别吸烟的劝告是很容易的，但是，当你面对巧克力包奶油小蛋糕的诱惑，面对缺乏安全的恐惧感或严重的消沉抑郁时，你可能就不会很容易地接受这类简单的劝告了。
有的内在强制力来源于他人的期望，而我们渐渐地在无意之中把这些期望“内化”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例如，在你的生活中，某人可能要求你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依从，你可能逐渐地把这种期望内化，真的认为表现出这种自我克制是你自由的选择。不过，虽然你在表面的层次上可能能使自己确信，但在一个较深的层次上，很明显你放弃了你的心理自由，而服从了他人的要求。这就是人们为什么很难挣脱虐待的和破坏性的夫妻关系的原因：他们不把这种关系看作是虐待的或破坏性的，相反，他们可能认为这样做是他们的自由选择。
在你全部的社会生活中，这种同样的心理模式不断地出现。希望被爱、被人接受、被人尊敬，适应社会整体，得到他人的奖赏，这一切都是人的天性。不过，虽然你可能努力地使自己确信，但是，你在对这些压力和需要作出的反应的选择常常真的是不自由的，因为促使你行动的驱动力不是来源于你自身，而是来源于自身之外的力量。这里的关键是你自我意识的程度。自由选择要求你能意识到社会的压力和期望，你能有意识地选择如何对它们作出反应。但不幸的是，我们这个关键的自我意识常常是缺乏的，因此，我们的行为是外部操纵的结果，而不是源于自我的选择。
大多数人确信，只要他们不过分地被外部的力量所驱使去做某事，他们的决定就是他们自己的，如果他们希望某个东西，那是他们想要它。但是，这是我们对我们自已存有的一个大的幻觉。我们的许多决定实际上并不是我们自己的，而是由外部给我们建议的，我们成功地说服了我们自己，这是我们所作的决定，但其实我们是在服从他人的期望，被害怕孤独隔绝和对我们的生活、自由和舒适的较为直接的威胁所驱使。
即使你可能认为你在进行真正的自由选择，但实际情况可能是，你对内在的或外部的强制力的反应所作的是“虚假的选择”。因为你没有意识到对你的行为产生影响的某些因素，所以，你生活在玩偶的幻觉中，你的每一项活动都被你看不见的提线所操纵。
虽然每个人都参与了某些虚假的思考和虚假的选择，但是，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在什么程度上，我们大家都这样做了。如果你是一个对你的信仰和选择进行反省、推理和批判思考的人，那么，你基本上是一个“内在导向”的人，即你是一个独立地进行思考和选择的人。相反，如果你是一个很少对你的信仰和选择进行批判思考的人，那么，你基本上是一个“他人导向”的人，也即你是一个受他人的期望或你几乎不能控制的内在力量决定的人。真正的自由要求我们具有对“自我”进行反省、推理和批判思考的意志和能力，缺乏这些能力，我们就会处于成为“虚假的自我”的危险境地之中。
我们会很自然地认为，既然你的自由常常受内在的和外在的强制力所限制，因而你的责任就会被减少，因为这些内外的强制力似乎是你无法控制的因素。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你仍然是有责任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感觉到你自己所承受的限制，主要是你以前进行选择的结果。例如，虽然你现在可能感到迷恋某些药物，或处于身心上受到虐待的夫妻关系之中，但事实上，你的这种被奴役和束缚的状况是多年来就发生的。现在，你可能感到你深陷其中，甚至想象不到会有不同的可能性。然而你的处境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它是你进行的一系列选择的结果，就如同用线慢慢地把你的手缠住，一开始，你很容易挣脱，但是，如果你不采取行动，就会逐渐地达到这种程度：没有外界的帮助，你就无法使自己得到解脱。在此，寻求这样的帮助仍然是在于你自己的选择。因此，你应该对所发生的事情负责。
但是，周期性的抑郁消沉、恐惧、情绪不安以及其它的一些心理问题又是怎么回事呢？人们也应该对这些情况负责吗？虽然我们己“进步”到对几乎每一种病症，特别是心理领域，都有药可治的地步，但是，我们需要回首去审视，在上述情绪失调中思考应起什么样的作用，因为我们常常在无意之中，通过我们的思考和选择使情绪失调得以存在，甚至使它们得以强化。当然，在严重的、慢性的和长期的情绪失调的情况下，专业的治疗帮助是必要的，但是，对于较为常见的并影响我们发挥潜能的失调病症，如果我们能做到清晰的思考和自由的选择，我们就常常能想方设法，努力地冲破这些障碍和困难。
在现实的生活中，以上抽象的观点如何能发挥作用呢？让我们考察一个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很熟悉的例子：抑郁。请想想你上一次抑郁的情况。你对前途感到倦怠、目标不明确、悲观了吗？你感到这种低落的情绪即使你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是无力改变的吗？
对慢性的抑郁症有两种传统的解释：
第一种，它始于由来已久的心理疾病，反映了悬而未决的童年期精神上的冲突和无意识的愤怒，它需要数年的临床治疗来进行分析和改善。自然，这种方法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费用，即使如此，这种症状也没有把握彻底治好。
第二种，它始于大脑的化学失衡，需要服用抗抑郁的药。实际上，这些化学的治疗不仅对严重的抑郁症患者正变得日益普遍，而且对一般的病人也是如此。越来越多的人正寄希望于科学的力量，为他们提供简便的治疗方法，帮助他们治愈复杂的心理疾病。如果我们通过简单的服用药片就能“治愈”抑郁症，或许我们用同样的药物手段就能治疗任何的情绪疾病。
如果对抑郁症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那么，它是在什么地方遗弃了自由呢？从表面上来看，抑郁似乎是一种如此普遍和衰弱的内在强制力，以至于用任何认真的方法谈论选择的自由都是毫无意义的。人们如何能为他们似乎明显所无法控制的处境而负责呢？另一方面，如果能说明抑郁症常常是人们进行选择的结果，他们能在其生活中通过不同的选择来祛除这种病症，那么，很明显，自由和清晰的思考就是在生活的所有方面走向幸福和成功的关键。
生活力量的感觉如何？你使用了哪些方法来消除抑郁症？它们是成功的吗？为什么你认为抑郁症最终能被消除？
首先要意识到，即使当你处于抑郁症这样强有力限制的痛苦中时，你仍然能够进行选择。
同样，当你感到特别的抑郁时，你可以选择向抑郁屈服，让它剥夺你过有意义和有作为的生活的愿望，或者你也可以选择战胜抑郁。你用什么武器来打败这个始于你自身的敌人呢？你具有思想的力量，能够进行批判的思考，清楚的推理以及自由的选择。这也正是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的非常直接和容易使人误解的方法。顺应不良的行为和神经过敏的情感，都是基于不合逻辑和自我毁灭的信仰的基础之上的，通过改变你思考的方式，可以把行为和情感转变到积极的方面来。虽然这种疗法把重点放在无意识的童年期创伤和长期的治疗上，但实际上所有严重的情绪疾病——如抑郁——和神经过敏的行为都是“不良的思考”的结果。不明晰、不合逻辑和方向错误的思考会产生心理疾病，通过清除不恰当的思考模式，这些心理疾病可以得到缓解和减轻。艾利斯通过研究发现，个人通过选择他们的思考方式，可以改变思考的模式。以前学者们认为，人们的思考或是被内在的心理驱动力所“推动”，或是被外部的力量所“拉动”。但是如果人们能够控制他们的思考，也就能够控制他们如何感觉和如何行为。
假定你正耐心地排队等候公共汽车，这时，突然有个人猛地从后面推了你一把，你会有怎样的感觉？如果你认为这个人是有意地推你，那么，你很可能会感到很气恼或甚至是愤怒。现在，假定当你转过身来看看是怎么回事时，你看见那个推你的人戴着一副墨镜，手里拄着一个拐杖向前探着路。你现在的感觉又是如何呢？如果你认为那个人是个盲人，你可能对你最初的愤怒感到很尴尬，认为你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现在，假定每个人都上了汽车，你把这个人领到了座位上，他摘下墨镜，开始读报，现在你的感觉又如何？是的，你肯定明白了一切。我们对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的情绪反应，直接建立在我们对事情如何思考的基础上。当你的思考变化时，你的情感也会发生变化。
“合理的情绪心理疗法”是改善人们生活质量的一种方法，它是建立在以下的原则基础之上的：
神经过敏的倾向常常是天生的或是在童年期就有的，但是，这些倾向由于个人不断重复早期就有的神经过敏的信念而延续下来。
既然情绪是密切关联的，是人的思考的产物，那么，神经病就是由错误的、不合逻辑的信念组成的，这些信念导致某人会用自我毁灭的方式去感觉和行动。
人们可以通过改变他们不正常的思考模式，并代之以明晰的、理智的思考模式，来清除他们身上这些自我毁灭的倾向。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找出那些不断反复，使人们的情绪失调和行为失当的不合逻辑的信念，向这些信念提出挑战，并代之以正确的信念，最终达到对影响生活每个方面的个人生活哲学作基本的调整。
这种“合理的情绪心理疗法”的方法在帮助人们解决个人问题方面，被证实为特别有效。因此，让我们把这个方法应用到我们一直在探讨的抑郁这个问题上，看看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对这个方法如何运作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之后，你就能够把它运用到你生活的任何领域，使你的生活更加自由和幸福。
慢性的抑郁症是一种被意识到的思想失调，是对世界悲观认识的自然结果。当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不幸降落在一个悲观者身上时，悲观者对此反应的方式是抑郁：“这完全是我的错，它将永远地持续下去，它将损害我所做的一切。”这种反应是习惯性的和自动的，反映了一种在塑造个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思考模式。当同样的不幸降落在一个乐观主义者的身上时，他的反应方式是尽量减少挫折和不幸感：“这个错误主要是由环境造成的，无论如何它会很快地消失。此外，在生活中，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追求的东西。”这种反应方式在帮助乐观者深处逆境而不抑郁是很有作用的。
悲观者对不幸的这种习惯性的消极反应方式，反映了错误的和不合逻辑的信念，这种信念会带来许多的情绪问题，其中包括抑郁。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用正确的信念代替错误的信念，以确立新的思考和反应模式。例如，悲观者可以通过改变他们的“解释风格”，学会像乐观者那样去思考和感觉，“解释风格”是悲观者习惯性地向他们自己解释事情为什么发生的方式。你的解释风格反映了你对自己和世界的基本信念——它体现了你的生活哲学。你是一个可尊敬的、有价值的人，还是一个一钱不值的人？你能完善你自己并提高你生活的质量，还是你对有意义的改变无能为力？你的解释风格反映了“你心目中的世界”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随着你对自己不断地重复音信——这也反映了你的解释风格——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你就会建立塑造你人格的思考和感觉的模式。
例如，假定你刚知道两周后你将失去你的工作，你对就业的前景感到很渺茫，每个人面对此种情况都会有这种心理体验。虽然同样的事情可能既会降临到悲观者的头上，也会降临到乐观者的头上，但他们对此所作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从中反映了他们不同的解释风格。让我们来作一个比较：
（1）个人化：正如这些陈述所反映的，悲观者倾向于指责降临在他们身上的不幸，从而导致削弱自尊心，他们的结论是他们毫无价值，才能平庸，不值得人们去爱。相反，乐观者清楚地看到了外部的环境在其不幸中的作用，他们能够客观地评价他们自己的力量和失败，乐观地面向未来，更好地完善自己，这样使他们的自尊心比那些不断责备自己的人更强。当好事来临时，情况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悲观者习惯地把荣誉和赞扬送给外部的环境和人们，而乐观者则倾向于认为这是他们自己努力的结果，自己应受到赞扬。
（2）永久：正如上面所陈述的所表现的，悲观者倾向于把不幸看成是永久的、一系列消极的事情，它们总要发生，并毁灭他们的幸福。相反，乐观者则倾向于把不幸看成是暂时的，把消极的事情看成是他们能克服和战胜的暂时的挫折。从积极的事情来看情况也恰恰是相反的：悲观者倾向于把成功和幸福看成是暂时的，而乐观者则坚信这样的成功和幸福是一种正常的状态。
（3）渗透：最后，正如上述陈述所反映的，悲观者认为，不幸的事情会渗透到他们生活的所有方面，表明他们的生活是一场失败。相反，乐观者认为，消极的事情是特定的和孤立的，与生活的其它方面没有什么联系。在积极的事情方面，两者恰恰也是相反的：悲观者认为他们的成功仅限于那一件事上，而乐观者则把成功看成是他们生活获得全面成功的标志。
在生活的每个方面——学习、工作、运动、健康，甚至是长寿——乐观者都比悲观者有更大的成功的可能，就像才能和动机在取得成功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一样，乐观可以被看成是继才能和动机之后第三个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当你面对逆境时，不能给自己说泄气的话，这是很重要的乐观技能，它能使你学会一系列新的认识的技能和态度，从而以更有效的方式重塑你对世界的看法。这种新的看法会使你获得解放，给你进行真正的自由选择的力量，这种选择能反映你最真实的和真正的自我。当你学会了这些积极的思考技能时，你也能把它们传授给你的孩子和你生活中其他的人。
你生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你努力要实现的幸福生活是什么？
幸福生活不像美德、满足、离世或愉快一样是一种固定的状态；也不是像得到调整、实行和实现这类的目标状态；也不像是驱动力或减少紧张那样的一种心理状态。
相反，幸福生活是一种过程，而不是一种固定的状态；是一个方向，而不是一个终点。但是，是什么方向呢？根据罗杰斯的观点，“构成幸福生活的方向是当心理自由能指向任何方向时，由全部的有机体所选择的东西”。换句话说，幸福生活的核心就是通过真正的自由选择来创造你自己，把自己从外部的和内在的强制力中解放出来。当你过着这样的生活时，你就可以在你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发挥出你的潜能，就能够完全地向你自己敞开心扉，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体验自己内心的力量。你就不仅能较清楚地意识到像恐惧、失望和痛苦等这样的情感，并坦然地接受它们，而且也能体验到勇气、体贴和尊敬这样的情感。你就能完全基于自己的体验生活，而不是通过防御和否认而把它们都排除在外。
你怎么能知道你应该进行什么样的选择，什么样的选择最有利于创造你想象中的自我，并实现幸福生活呢？随着你达到了心理的自由，你的直觉就变得越来越可信，因为它们反映了你内心深处的价值观，你真正的愿望和你真实的自我。当我们受到内外强制力对我们自己的阻碍时，我们的直觉就会受到曲解，其结果常常是自我毁灭。如前所述，你需要对自己作明晰的思考，有一个乐观的解释风格，因为它能使你尽可能地用最有成效的方式来对待生活。当你达到了这种思想明晰和精神和谐的境界时，“感觉不错”——你的反映意识和常识的证明——就是对你应该进行的选择的一个有力的和可信赖的指导。在这种良好的状态中，所进行的选择将有助于你创造一种丰富的、令人振奋的、具有挑战性的、有激励作用的、有意义的和有所作为的生活。它将使你不断地发展自己，发挥出自己的潜能。
良好的心态是成功的标志
来自于精神病理学的研究是对这一现象的最好描述。例如霍尼的恶性循环概念，就是循环决定的一个特殊例子。霍尼的概念试图描述症候群内部动力性相互作用的不断波动之流的运动，任何部分都以此来不断地以某种方式影响所有其他的部分，而这一部分反过来又被所有的其他部分所影响，整个行动就这样不停地同时进行。
极度的神经症依赖必会受到预期的阻挠。完全的依赖本来就内含着对软弱无能的承认，而这种必然的挫败则可能就是在早就存在的怒火上加油。然而，这种怒气的发泄对象往往正是他们所依赖、所希望通过其帮助而避免灾难的人，因此，这种愤怒的感情马上就会导致内疚、焦灼不安和对报复的恐惧。而且，这些心理状态原来正是造成对完全依赖的因素之一。
对这样一位病人的检查将会表明，不管在什么时候，这些因素中的大多数都是共存于不断波动和彼此加强的长河中。如果遗传学的分析可以证明一个特征较之另一特征在时间上领先，动力学的分析却永远也不会证明这一点。同样的，所有的因素都既是因又是果。
或许可以这样说，一个人可以采取一种傲慢专横、高人一等的态度以求保持自己的安全地位。除非他感到被遗弃、被厌恶（不安全），否则他决不会采取这种态度。然而，这种态度却恰恰使人们更加厌恶他，但这又反过来增强了他对专横傲慢态度的需要。
在种族歧视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类的循环决定。怀有种族仇恨者会表露出很多让他们讨厌的性格以发泄自己的仇恨，但这些厌恶性种族的性格却恰恰又全都要被部分地归结到这种仇恨和遗弃上。在此注明一点：在这些例子中，我们描述的只是同时动力学。
整个症候群的起源或决定的问题，首先是循环决定是如何形成的问题，是一个历史性问题。即使这样一种发生分析证明一个个别因素在链条中一直处于首位，也根本就不能保证这同一种因素在动力分析中会有基本的或首要的重要性。
如果我们想用更熟悉的因果理论来描述这一概念，我们就应该说甲与乙是双向关系——互为原因，互为后果，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它们相互依赖或相互支持，或是相互补充的变量。
不管安全的水平如何，但要想将结构良好的症候群提高或降低都是困难的。这一现象有点像被弗洛伊德描述为抗拒的那种东西，但却可以得到更广泛、更普遍的应用。
在健康的人中，我们也会发现在不健康人身上发现坚持某种既定生活方式的倾向，倾向于相信人本善的人和相信人本恶的人将会对改变各自的信念表现出同样的抵抗力。
在临床上，可以根据实验心理学家试图提高或降低一个人安全感程度来界定这种对变化的抵抗。
在最惊人的外部改变条件下，人格症候群有时也会保持一个相对的恒常量。在流亡者中，有许多经历了最痛苦的折磨但却仍在保持着安全感的例证。对被轰炸地区士气的调查也向我们证明，大多数健康人对外界的恐怖具有惊人的抵抗力。
统计数字表明，经济萧条和战争并没有造成精神变态病例的大量增加。这种资料通常都受到误解，既然它们常常被用来反驳精神病的环境或文化决定理论。
这种论点只是表明了对动力心理学的一种误解。被提出来的真正观点是：精神病症是内部冲突和威胁，而不是外部灾难的直接后果。或者至少，外部灾难只有在涉及个人的主要目标和防御系统发生关联时，才会对人格产生动力学的影响。安全感症候群方面的变化通常同环境的变化极不成比例，有时似乎根本就没有发生人格上的变化。
德国有一位极为富有的人，移居美国后被剥夺得一贫如洗。然而根据诊断证明，他具有安全感的人格。仔细的询问表明，他对人的本性的最根本看法并未改变。他仍然认为，如果能给予一个机会，那么人的本性从根本上讲毕竟是健康和善良的；他所经历的各种龌龊可以用各种方式解释为一种外部引起的现象。通过了解熟悉他的人则证明，他在财政失败之前差不多也是完全同一类型的人。
从病人对心理疗法的抵抗中也可以得知这一点，还有许多其它例证。有时，经过一个阶段的分析疗法，可以发觉病人对自己某些信念的错误概念和有害后果有了惊人程度的洞察。但即使这样，他也可能不屈不挠地坚持自己的信念。
如果一个症候群的水平被迫改变，即使这样，人们也只能暂时注意到这种变化。例如，一种遭受创伤的体验，往往只有极为短暂的影响，然后会出现一种自发性的重新调整，继而回归到最初的状态。或者，创伤所引起的症状会被轻而易举地消除。有时，也可以推断症候群的这一倾向是一个更大变化系统中的一个过程，这一变化系统之中也包含着其它症候群趋势。
下面是一个典型的病例。一位性知识贫乏的妇女嫁给了一位性知识同样无知的男人。婚后的第一次性经验使她受到了很大震动。她的整个安全症候群的水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从一般安全感降到低安全感。调查表明，在症候群的大多数侧面都发生了不少的变化，如在她的外部行为、人生观、梦幻生活、对人的本性的看法等诸方面。
当有人以一种非技术性的方法讨论了这一情况，在四五个小时的谈话中，给予她一些简单的指点。于是，她受到鼓励，消除了疑虑。她慢慢地复了原，也许是因为这些交谈吧，变得越来越富有安全感，但她却再也没有达到她从前的安全感水平。
她的不愉快的经验遗留下一些轻微但却是永久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后果部分是因为她丈夫的自私。比这一永久的后遗症所更令人惊奇的，无论发生什么事，她婚前的思维模式和内心坚定的信念始终如一。
在第一个丈夫精神失常后重新结婚的妇女身上，也可以看到类似的、伴随着缓慢然而却是彻底的恢复感的急剧变化。对于一位在正常情况下被认为是身心健康的朋友，我们一般会期望，他可以从任何震荡中恢复过来，如果给他足够的时间；这也说明这种倾向无所不在。妻子或儿子的死亡，财政上的崩溃，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创伤性经验，可以使人们在一定时间内完全失去平衡，但他们一般都可以差不多完全恢复过来。假如想在一个健康的性格结构中造成永久性的变化，只有长期恶劣的外部环境和人际关系，除此之外，其它的因素都不会产生如此后果。
复原的倾向也许是最显而易见的。假如一个症候群无论是在哪一部分发生了变化，适当的调查总是表明，在症候群的其他部分伴随同方向的变化。很普通的是，这种伴随变化在症候群的几乎所有部分都可以见到。这些变化常常被忽略，原因却再也简单不过。没有期待它们，因此也就没有寻找它们。
应该强调的是，这种整体性变化的趋势，同我们所论述的所有其它趋势一样，只不过是一种趋势，但决不会成为一种终局。有一些病例，其中的个别刺激物有特定的局部效应，但却察觉不到普遍效应。然而，如果我们将明显的表面化精神错乱排除在外，这种病例就极为罕见了。
1935年进行了一次利用外部手段来增强自尊心的试验，实验测试者指示一位妇女：在大约20个特定的、极其平常的情况下以一种主动的方式行事。例如，她得坚持要某一牌子的商品，而以前总是百货店的老板替她拿主意。她遵循了这些指示。
三个月之后，又对她进行了一次广泛的人格变化调查。毫无疑问，她的自尊发生了普遍性的变化。例如，她的梦的特征发生了变化；她第一次买了能衬托出体形、显出线条的衣服；她的性行为变得富有主动性，连她的丈夫也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她第一次同别人一起去游泳，而从前她却不好意思穿着游泳衣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
在其他许多情况下，她也觉得非常自信。这些变化并不是由暗示所引起的，而是自发的变化。被测者本身根本不会觉察到自发的重要性。行为的变化可以导致人格的变化。
一位原先安全感极差的妇女，婚姻极为成功，几年之后见到她时，她在安全感方面已有了普遍向上发展的趋势。在她结婚之前，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觉得孤独，无人爱也不可爱。她现在的丈夫终于能够使她相信他爱她——对一位缺乏安全感的妇女来讲，这并不容易——于是他们就结了婚。现在不光觉得丈夫爱她，还觉得自己可爱。她过去不能接受友谊，而现在却接受了。她对人类的普遍仇视大部分已经荡然无存。她变得温柔和蔼，心地善良；而这些品质在我首次见到她时，与她并没有丝毫的关联。某些特别的症状——重复出现的恶梦，对晚会和其它聚会的恐惧，长期的轻度焦燥不安，特别害怕黑暗和某些令人不快的力量，以及对残酷行为的幻觉——都减弱了或消失无踪了。
即使一个人在大部分情况下缺乏安全感，也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而一直保持着一些具有安全感特征的特殊行为、信念和感情。在这种背景下，尽管一个极其缺乏安全的人往往会做恶梦——焦燥不安的梦以及其他不愉快的梦，但这一类型的人通常并没有认为恶梦的生活不太愉快。不过，相对来说，非常轻微的环境变化，也会使这类人做此类不愉快的梦。在这些不一致的成份上，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压力在不断作用着，以迫使它们用症候群的其他部分趋于一致。
自尊心差的人一般比较谦虚和怕羞。这样，在通常情况下，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愿穿着游泳衣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或是穿了也觉得不自然；然而却有一位自尊心确实很差的姑娘，不但身着游泳衣出现在浴场上，而且穿着的还是一件只能勉强遮体的轻薄泳衣。后来在几次访谈后发现，她认为自己的身体完美无瑕，对此十分自豪。对一位自尊心差的妇女来说，这种想法同她的行为一样，是极不寻常的。
然而，她的报告也表明，这种对游泳的看法并不是前后一致的：以前她老是觉得不太自然，她总是在身旁放着一件浴衣以遮盖身体，如果有人不太掩饰地盯着她看，她就会匆忙地从浴场中逃走。各种外界的意见使她确信，她的身体确实有吸引力；她从理智上觉得应该对此采取某种行为方式，并极力要实践这种行为方式，但她的性格结构却常常使她为难。
尽管安全感极强的人一般很少有什么畏惧的表现，但他们身上却常常有特殊的恐惧。不过，摆脱这些恐惧是没有什么困难的。简单的重新调整，榜样的力量，告诫他们要意志坚强，付诸于理智的解释，以及诸如此类的表面化的心理治疗措施，就已经足够了。然而，对确实缺乏安全感的人的恐惧来说，这些简单的行为疗法收效就不会那么显著了。我们可以这样说，同人格的其他部分不相协调的恐惧易于消除；同人格的其他部分协调一致的恐惧很难根除。
换句话说，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趋于发展成一个完完全全的人或一个更不安全的人；一个自尊心强的人趋于发展成一个自尊心更强的人。
和我们已经说明的保守倾向并列的倾向，至少还有一个来自症候群内部动力学的对立力量，这一力量有助于变化而无利于恒常不变的。这个趋势就是一个人从缺乏安全感发展到极端缺乏安全感，一个人从相当安全感发展到极富安全感。
在一个相当缺乏安全感的人身上，每一个外部的影响，每一个触及有机体的刺激物，都或多或少地更易于以一种缺乏安全感的方式解释，而不是以一种具有安全感的方式解释。例如，咧嘴一笑很可能被当作轻蔑，遗忘很可能被解释为侮辱，冷漠很可能被看作厌恶，温和的感情则成了冷漠。
于是，在这种人的世界里，不安全的影响比安全的影响会更多。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他看来，证据的份量是偏向不安全的一边的。因此，他被一点一点地不断拖向越来越极端的畏惧地带。
这一因素理所当然地被以下事实所加强：缺乏安全感的人趋于以一种缺乏安全感的方式行事，这促使人们对他厌恶、将他遗弃；而这又使他更加缺乏安全感，使他以一种更为缺乏安全感的方式行事。就这样，他在一种恶性循环中不断发展下去。由于自身内在的动力学，他带来的往往正是他最惧怕的。
最明显的例子是妒忌行为。一位男人是这样来解释他的妒忌的：“我深深地爱着我的妻子，如果她一旦离开我或不再爱我，我会垮掉。很自然，她与我同事的友谊使我心神不宁。”于是，他就采取了许多措施来阻扰这一友谊（全都是愚蠢的措施），结果逐渐失去了妻子和同事的爱，这自然又使他更加头脑冲动、满心醋意。
在一位心理学家的帮助下，这一恶性循环才被打破。这位心理学家首先告诫他，即使感到妒忌，也不要有妒忌的行为；然后才开始以各种方式消除不安全感这一更为重要的工作。
专心考虑症候群的内部动力学时，很容易忘记所有的症候群都自然是要对外部情况作出反应的。在此提出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只是为了全面的理解，同时也是为了提醒大家，有机体的人格症候群并非一个孤立的系统。
最重要和最明显的是症候群水平这一变量。个体的安全感或高、或中、或低；自尊心也有强、中、弱的不同。我们的意思不一定是说这一变化是一个单一的连续统一体。我们所说的变化只有从多到少、从高到低的含意。
在讨论症候群的品质时，主要是着眼于自尊或支配症候群。在各种似人灵长目动物中，支配的现象处处都可以见到，但它在每一种类中都有不同的表现品质。在具有高度自尊心的人类身上，我们一直可以分辨出至少两种高自尊品质，我们将其中一种命名为力量，将另一种命名为强权。
一个有高度自尊、却缺乏安全感的人，感兴趣的与其说是帮助比较软弱的人还不如说是支配他们，伤害他们。一人有很高自尊心又是安全型的人，他会以爱、合作和友善的方式表现这一自信的力量，两种人都具有高度的自尊，但却由于有机体的其它特征，而以不同的方式来表现各自的自尊。
在缺乏安全感的人身上，有许多方式来使不安全感付诸于表现。例如，如果他的自尊心低，他可能带有隐居和退避的品质；如果他的自尊心高，它或许带有敌对、攻击和招人讨厌的品质。
不言而喻，文化和人格之间的关系极为深刻，极为复杂，不可泛泛而论；更多的是为了全面的理解而不着重于其他个别的问题。我们必须指出：大体来说，达到主要生活目的的道路往往是由特定文化的性质所决定的；可以表达和获取自尊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尽管不是全部）是由文化来决定的；爱情关系也是如此。我们通过文化所首肯的渠道来赢得别人的爱，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喜爱之情。事实常常可以改变人格症候群的表现形式。
例如，在我们的社会里，具有高度自尊的男人可以比有高度自尊的女人以更多、更明显的方式来表达这一症候群。同样，儿童只能得到极少的直接表达自尊的机会。
还应该指出，每一个症候群往往有一个文化所首肯的症候群水平，例如，安全感，自尊心，社会态度，主动性等等，都是如此。这一事实在交叉文化的比较中，在历史的比较中，可以看得最为清楚。例如，一般的达布居民不光是而且还被期待着要比一般的阿拉派会居民更不友好。今天的普通妇女被期待着要比一百年前的普通妇女有更高的自尊心。
如果我们从存在着的无以数计的类型中进行选择，就会发现宇宙的任何一部分同所有其他部分都有着某种关系。只有在我们着眼于实用时，或是只谈某一领域的问题而不以包括各领域的总体为话题时，我们才可以假设各个系统相对地彼此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