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教育思想主要受汉代儒学的影响。儒学思想经董仲舒的神学化的解释到《白虎通义》所形成的“儒家神学”，是汉代儒家思想的“正宗”。对这种经典化的“儒家神学”采取批判态度的思想家如王充等则一直被视为“异端”。王充出身于“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的“细族孤门”，一生大半时间消磨在乡里教书和著述之中。幼时好博览，家贫无书，常往洛阳书坊任意取阅，一见辄能记忆。王充终生不与时尚苟合，不守一家之说，敢于“违儒家之言，合黄老之义”。主要著作有《论衡》。
反对儒家独尊，主张博通百家之言
王充认为，“独尊儒术”给教育带来的最大弊病是“好信师而是古”，一味迷信孔丘这个“先师”，信守儒家经典章句。这样“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使人知古不知今，昏昧不解世事。王充挥笔写下了《问孔》、《刺孟》等杰出篇章，以具体事例，指出了孔丘言行相悖和孟子思想混乱的表现，对孔孟“先师”表现了大不敬的态度。这对于打破盲目崇拜孔孟的迷信思想，揭露当时儒家神学的虚妄有重大作用。
王充非常反对专攻一经、信守一学的学风。他认为这样的学习有如“闭户幽坐，向冥冥之内，穿塘穴卧，造黄泉之际”，结果变成“死人之徒”，对于国家毫无用处。他主张博览群书，“通百家之言”。认为只有通晓百家学说，才能采撷其中有用的东西，以改革当时的政治。这对于当时“独尊”的儒学是个沉重的打击。
在学习方法上，王充主张“问难”、“距师”。他认为做学问要敢于提出辩驳和质疑，要敢于同老师的错误或保守的观点进行论争，讲明道理，弄清是非。王充这种敢于打破旧传统的束缚，主张坚持真理的求知精神和学习方法，对于当时学术界、教育界的陈腐守旧的风气，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反对培养“死守章句”的儒生，主张造就“兴论立说”
的鸿儒王充重视教育对于人性发展的巨大作用。他说：“论人之性，定有善有恶，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恶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为善。”这就强调了通过教育可以改变人性，使恶者转化为善。因此，他非常强调“教导”、“锻炼”、“渐渍”的作用，认为经过这种作用就可以“反情冶性”、“尽材成德”。
王充把当时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分为四种，即鸿儒、文人、通人、儒生。王充最鄙视“儒生”，这种人只能说一经，不览古今，论事不实，是目盲、耳聋、鼻痈的残废人，最没用处。至于“通人”，虽然“能通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而以教授为人师”，但不能将知识运用于实际，“授之以政则不达”。这种人仅仅属于“鹦鹉学舌之类”，用处也不大。比较好的是“文人”，他们能“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即能用知识研究现实问题，从事政治工作。王充认为最理想的培养目标是“鸿儒”，这种人通过学习可以“精思著文，连结篇章”，创造性地“兴说立论”。他们有才能，能直言，有权谋，懂得“治道政务”。王充认为教育应努力培养这种人才，如果培养的都是一些“上书不实核，著书无义指”的“章句之生”，对社会是没有什么好处的。王充这种培养创造性人才的主张是很有见地的。
反对“生而知之”，主张“学而知之”
在学习途径方面，王充提出了一条唯物主义的求实路线。
第一，王充反对“生而知之”，坚持“学而知之”。他认为那种“前知千岁，后知百世，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事来则名，不学自知，不问自晓”的“圣人”是没有的，这完全是虚妄之说，是一派胡言。他认为只要是生于天地之间的血肉之躯，绝没有生而知之者，所谓圣人也是靠学习而获取知识的。“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而知识的获得全靠后天的学习，他说：“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
第二，王充认为学习知识的途径主要有“凭耳目”和“开心意”两个环节。所谓“凭耳目”就是说获取知识首先要靠人的感官与外界事物接触，靠见闻和经验，即“须凭耳目以定情实”。他说：“如无闻见，则无所状。”“不目见口问，不能尽知也。”就是说，不通过感官的见闻，没有实际的经验，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学问。所谓“开心意”，就是说学习知识不能停留在“凭耳目”的感性认识阶段，还必须通过理性思维把感性知识加以提高，才能获得对事物的正确认识，所以必须要“不徒耳目，必开心意”。开动脑筋，进行理性思考，这样才能分清是非，判定真假，“订其真伪，辨其虚实”，才能“知一通二，达左见右”。
第三，王充主张对所学的知识还要经过“效验”加以鉴别，他说：“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有效”就是与事实相符合，“有证”就是有确实的证据。王充说：“事有证验，以效实然。”就是说，知识的正确与否，一定要经过验证，取决于实效。王充的“效验”就是以实际效果来检查知识真伪的论证功夫。要做到这一点，关键要做到学用一致，重视实行效果。那种不务实际，空说虚言，不能算作知识，也无从辨其真伪。王充的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