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兵阵法
冷兵器时代由于兵器的杀伤范围相当有限，因此能够将兵器杀伤力高度集中的密集战斗队形是制胜的法宝。这种战斗队形在中国古代称之为“阵”，不同的战斗队形的排列组合方法称之为“阵法”。阵法的变化很多，也有各种名称，古代谈论战法、训练军队，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阵法，是国家军事制度的重要内容。
早期战争中的战斗队形情况已不可考，现在大致可以明了的最早的阵法是西周时期以战车为主力的阵法。根据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等论著的考证，当时每辆战车配备一定数量的“徒”（步兵），“徒”分为几个小组（两），分布在战车周围，组成基本的战斗单元。步兵战斗小组在战车正前方时称为“前拒”，在战车两侧前方的称“角”，平行两侧的为“队”，在战车后方的称“墩”。当时的战车冲击力强而向两侧机动的性能很差，因此整个战斗队形由各个战斗单元组成一字排开的横阵，一般分为左、中、右三个编队，两侧编队向前突出的叫“角”，或分别叫“左拒”、“右拒”。在作战开始前，战车排列成一列横队，战车与战车之间的空隙由步兵的战斗小组填充。战车全速冲锋时，步兵在两侧和后方提供护卫；在对方战斗队形被冲散后，步兵追赶上去扩大战果；如果战车冲击受阻，步兵进到战车前组成防线帮助战车掉头撤退。在整排横阵之后有预备队“游阙”，辎重车队及其护卫步兵。
随着战争规模以及作战地域的扩大，原来只起辅助作用的步兵在战斗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每一战车配备的步兵越来越多，步兵的战斗小组也逐步严密，步兵的各种兵器搭配组合，形成一个个的“方阵”，本身就成为一个完整的战斗单元，不再是战车的附属。这种方阵据后人考证是每五人为伍，五伍为“两”，由一名甲士“两司马”指挥。公元前541年晋军在太原附近的“大卤之战”中，索性将全部车兵编入这种步兵的战斗队形，组编为大的步兵阵势，得以大败狄人。不过关于这次战役中晋军组编的战斗队形的具体细节，史书记载不详。据后人考证，当时是将全部士兵组编为五个独立的大战斗队形，前出的一个号为“偏”（大约有1875人），用来诱敌；“偏”后边面有“两”（大约有3650人），用来接应“偏”；两侧各部署了“左角”和“右角”，左角有大约2100人，号为“参”，右角有大约6000人，号为“专”，从两侧向内合击；主力部队“后军”，有9000人左右。战斗开始后前出的两支战斗队形互相接应将敌军引诱到主力部队面前，然后两侧的“角阵”向内合击，一举粉碎了敌军。这个阵势被后人称之为“崇卒之阵”。
战国时代步兵战阵交锋成为最主要的作战形式。根据后人考证，当时最基本的战斗队形是密集小方阵，以“伍”的纵队为基础，每10个“伍”的纵队排列为“队”（5×10）；两个队组成“伯”，可以横排（5×20），也可以重叠（10×10）；两个“伯”组成“曲”，同样可以横排一列（5×40），或重叠四队（20×10），或并列（20×10）。一般战斗中以“曲”为基本单位，用各种方法将曲再组编为大的战阵。
《孙膑兵法》专门有“十阵”篇，记载了10种阵势：方阵、圆阵、疏阵、数阵、银行之阵、雁行之阵、钩行之阵、玄襄之阵、水阵、火阵。后两种阵势是讲水战和火战，实际上与阵法无关，即使是《孙膑兵法》一书本身也称“用八阵战者，因地之利，用八阵之宜”，可见实际上步兵战阵主要是八种。以后各代都以这八种基本阵法而加以变化。所谓的“八卦阵”或许就由此以讹传讹。
方阵是将一个个小方阵“曲”组成的长方形的大方阵，战地指挥部“中军”在方阵之后。小方阵为了集中发挥兵器的杀伤力是相当紧凑的，而大方阵内则必须有间隔，才可以机动兵力。因此有“阵间容阵”的说法，即在小方阵之间要间隔一个小方阵的距离。《孙膑兵法》主张方阵应该是中间兵力薄弱、两翼兵力加强，以引诱敌军在中间投入主力，便于本军两翼包抄合击。
圆阵是将“曲”排成环形，中军位于环形之内。这是一种在战地进行的环形防御阵型。
疏阵是将“曲”尽量分散，可以将以上的基本阵型都列为稀疏的战斗队形，加大各行列的间隔，用以迷惑敌军。
数阵是密集的阵型，和疏阵相反，将各个小方阵的间隔缩小，用来进行近战格斗。
锥行之阵，是一个尖角向前的三角形的攻击阵型，用来冲击分割敌军阵型。后世称之为“牡阵”。
雁行之阵是向前或向后的八字形阵型，两翼的小方阵梯次排列。向前的雁行之阵是用来包抄敌军的，两翼小方阵向前梯次展开攻击，中间的小方阵掩护中军。向后的雁行之阵则可以防守，或做撞城式的中间突破攻击。如果两翼向前成纵队、中间的方阵排列较宽，就是“箕形阵”或“牝阵”，可以用中间的一个小方阵引诱敌军进行中间突破而遭到两翼的包抄。
钩行之阵是“前列必方、左右之和必钩”的阵型，就是基本排为横型阵势，而两翼略向后弯曲，以保障翼侧安全。
玄襄之阵是一种“迷阵”、假阵，没有正式的阵型，主要是指迷惑敌军。利用地势多树旌旗，擂鼓鸣金，扬尘喧哗，使敌军判断错误。
现在还没有史料能够直接证明《孙膑兵法》所说的这八种阵法就是当时普遍采用的战阵，只能推测这应该是作战经验的总结。秦汉以后的步兵战阵的情况也相当模糊，只有唐朝杜佑《通典》一书记载的唐朝名将李靖的一些语录，使我们可以得知唐朝步兵的主要战斗队形。
李靖的阵法被后人总称为“七军六花阵”。其基本的战斗单元是“队”。和古代的方阵不同，李靖将以近战格斗为主的步兵“队”阵型改为锥形，每一队的“队头”站在全队最前列，身后是旗手“执旗”，旗手后面是两个护旗手“慊旗”，以后是五排步兵，按照7、8、9、10、11人排列，每排比前排多一人，使每一个前排士兵能得到在侧后方两个战友的支援。“队副”站在全队最后，“执陌刀，观士兵不入者便斩”。显然这是一个在向敌军发起进攻时的阵势。队与队组合成一个大的战阵，一般情况下为横阵，第一线排列“战队”，每三个队组成一个三角形的大队，突前的队为“战锋”；第二线步兵兵力略少于与第一线，排列“驻队”，以队为单位占据第一线大队与大队之间的间隙位置，并在两侧部署兵力相当于驻队一倍的骑兵队；第三线部署“奇兵”（预备队），以队为单位横向展开，兵力略少于第二线。
如果是在山地作战，横阵难以展开，李靖主张将进攻阵势改为“竖阵”。将弩兵、弓兵、战锋分别编队，依次一一竖向排列，后方并列驻队，一齐闻鼓声发起冲锋。显然是企图依靠弩、弓兵密集发射箭矢打开缺口，战锋队乘势向前格斗；如果进攻受阻，第二波再如法炮制。
李靖以2万人、其中1.4万人为战斗兵的部队为例，主张编成七个军：前军、后军、左军、右军、中军、左虞侯军、右虞侯军。中军是指挥部所在地。作战时可以将七个军成一字形排开为“横阵”，每个军按照上述基本阵法排列阵势，军与军之间有间隔，中军位于中央，并在最右方部署“奇兵”。这是一个可以机动的基本阵势。在追击战时可以改为“雁行阵”，以右虞侯军突前，两边梯次排列其余六军。在驻扎以及防守时可以将中军位于中央，其余六个军环绕中军部署，这被后世称之为“六花阵”。
历代最重视阵法的莫过于宋朝。宋朝最大的军事威胁始终来自于北方的游牧民族骑兵，而宋朝因为丧失了放牧马匹的优良草场，一直组织不起像样的骑兵与之抗衡。为了在野战中取得优势，宋太祖亲自制作了“御制平戎万全阵图”，试图以绵密纵深的阵势来抵御骑兵的冲击。这个阵法是一个空前的大阵，以11万多名步兵组成三个方二里的大方阵，每个方阵周遭每五步就排列大车一乘、步兵22人，1400多乘大车围起的阵地内还有5000名步兵为预备队。在这三个大方阵外部署骑兵，前、后两阵各5000骑兵，东、西稍阵（即两翼）各1万骑兵。总兵力达到14万多人，展开的正面宽达17里。这个阵势似乎是要等对方骑兵先进攻，再来后发制人。这张阵图算是宋朝皇帝的传家宝，代代相传，可是显而易见的是，总是力求按照这张阵图去作战的宋朝军队既没有能够“平戎”，也没有能够“万全”，北宋初期对辽、西夏的战争史几乎就是一整部败仗记录。
北宋后期的《武经总要》一书记载了当时宋朝军队使用的一些主要的阵法，号为“本朝八阵”。该书以指挥1.4万人的军队（50人为队，共200队步兵，80队骑兵）为例，图示了这八种阵法。其基本的阵势是四方形的方阵。组成“牝阵”时，左右两翼向前伸出一支小部队，比前代的倒八字的“箕阵”要保守得多。组成“牡阵”时，前军以弓、弩队为首，以下战锋队、战队依次展开，形成锥形攻击阵势，而主力仍组成四方的阵势。组成所谓“冲方阵”，实际仍然是四方形的方阵。组成“车轮阵”（也就是“圆阵”）时，与唐“六花阵”相仿，排列六边形的阵势。“罘阵”是将前、后军展开为横队，主力在中央为纵队，横队搜索，主力突击。“雁行阵”是八字形的阵势。“容辎重方阵”，是防守的阵势，将辎重车辆围护在中央。总的来看都是以密集、但机动性较差的步兵方阵为主体。
南宋初年吴磷在今陕甘一带组织防御，为对付金军骑兵冲击，又设计“迭阵”。作战时以铁链连接的拒马挡在阵前，第一排为长枪兵，坐在地上，树起长枪以屏障身后的弓箭手；第二排为最强弓手，第三排为强弩手，采用跪姿发射；第四排为神臂弓手，采用立姿发射。敌军至百步内，神臂弓发射，70步距离时，强弓、强弩齐射。然后两翼骑兵转到阵前掩护第二拨步兵上前列阵。这一战术以步兵轮番上前发射箭矢来代替贴身肉搏，收到一定的效果，1141年吴磷就以迭阵在剡家湾（今甘肃天水东北）打败呼珊率领的3万金军。
明朝时火器开始大量装备军队，对于传统步兵战术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有头脑的指挥官开始探索如何更好地发挥火器的作用。其中最成功的是戚继光，他改革了传统的步兵战斗队形，并且能够因地制宜，针对不同的敌军采用不同的步兵战斗队形，使传统的步兵战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东南沿海地区与倭寇作战时，戚继光注意到倭寇擅长短兵近战格斗以及伏击、奇袭战术，针对敌军这一特点，他设计的基本战术是以长兵顶住敌军，不让敌军的快刀发挥作用，并将行军队形和作战队形结合在一起，随时可以投入战斗。他编练的“戚家军”每伍由两个长枪兵、一个狼筅兵、一个锐钯兵、一个藤牌（或长牌）兵组成，两个伍组成的队由一名队长指挥。平时行军队形号为“鸳鸯阵”（两列纵队）：两个藤牌或长牌兵在前，队长居右侧指挥，后面依次是两个狼筅兵、四个长枪兵、两个锐钯兵。分伍为单列纵队行军，也是同样的顺序。在遭遇倭寇突袭时，两列纵队即展开排列为“三才阵”的横队：队长居中，两边由狼筅护卫、身后两侧是锐钯兵支援，两边各有一组由藤牌或长牌并护卫的长枪兵，这样的阵势使倭寇被狼筅顶在远处无法靠近，无法使用快刀，相反会被长枪戳伤；一列纵队展开“小三才阵”：狼筅兵居中、两侧为长枪兵，藤牌兵及锐钯兵分守左右两翼。在足以展开的地形上，遇有敌情全军集结，中军居中，各营分别组成5×5（队）的方阵占据中军前后左右位置，形成十字形的阵势。前营向前方发起攻击时，左右两个营分别从两侧包抄敌军，后营分队插入前营各队之间的间隙，增加攻击密度。如果是在预设阵地与敌军作战，在前方两侧设鸟枪伏兵，三个营大致成钝三角，中军居中后方策应，引诱敌军发起攻击后，伏兵猛烈射击，全军出击，割裂敌军予以歼灭。如果战斗不利，也强调各营、各哨、各队要相互接应，逐次掩护。
戚继光调防北方后，针对蒙古骑兵突袭战术，又另行制定战术，强调发挥火器的远距离杀伤作用。他重新整编军队，将步兵战术改造为以发挥火力为作战手段，以车辆作为掩护，步兵战阵以火力车辆为核心。所谓以车“束部伍”，以车“为营壁”，以车“代甲胄”。每车装备两门佛郎机火炮，四枝鸟铳。士兵24人，分为“奇、正”两队：正队10人，六名佛郎机炮手，两名火箭手，两名弓箭手，一名舵工，一名车正；奇队四名鸟铳手，两名快枪手，两名藤牌/火箭兵，两名锐钯/火箭兵，一名火兵（炊事员），一名队长。在敌骑兵来袭时，100步内听天鹅声喇叭为号，鸟枪一齐开火，然后快枪开火，锐钯兵上前架起火箭发射，弓箭手再发射弓箭。敌军接近至30步内，听号令全队出战，排列鸳鸯阵，快枪手掉转快枪以枪当棍，鸟枪手弃枪换用长刀。当中军擂三通鼓时，不拘阵势，必须尽数“上前血战”。敌军退走，听鸣金声，撤回重整阵势，防备敌军回头突袭。这一战术将火器和冷兵器结合使用，但看来戚继光估计在冷兵器掩护下仍旧难以重新装填火器，因此才明确火器一次齐放后即改为冷兵器格斗，只有在依托车辆防守作战时，才强调轮番开火射击，并说明在敌军逼近时还是要步兵出阵格斗，暴露出当时的各类火器发射速度过慢的致命缺陷。
明末兵部尚书孙承宗督师辽西，进一步发展步兵使用火器的战术。他改编军队，五人为伍，二伍为什，二什为队，共25人，配备一辆装运火器的偏箱车，装备佛郎机火炮二门，鸟枪二枝，三眼枪六枝。各什有一伍由三名三眼枪手，一名鸟枪手，一名火箭兵组成；另一伍三人为佛郎机炮手，一名火弩手，一名长枪兵。各队环绕成基本的车营方阵，可以变化为曲阵、直阵、锐阵等阵势。作战时强调要“枪用连环、炮用叠阵”，靠发扬火力杀伤敌军。不过当时的火器并不比戚继光时有什么明显的改进，要不间断射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在鸟枪、佛郎机、三眼枪、火箭轮番发射后，还是需要近战格斗。孙承宗以这种编制和战术编练了8万人的部队，使用火器的士兵要占到三分之一，在一段时间里比较有效地阻止了满清向关内的扩张。
清朝入关后组建的绿营兵部队，继承了明后期强调火器杀伤力的传统，但是不再以战车为野战掩体和编制单位，这或许是考虑到在绿营兵和八旗兵配合作战时，只要发扬了火力后，八旗骑兵就足以对付敌军骑兵。也有可能是为了防止绿营兵获得对抗八旗骑兵的实力。绿营兵具体作战编制以及战术不详，很可能基本沿袭了明末的配备，三分之一左右的士兵是操作火器的。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与清军作战的各种军队明车营方阵图往往是没有任何火器装备的，被清军枪炮一轰就支撑不住，因此清军能够屡屡获胜。太平军兴起后，在与绿营兵的作战中很快掌握其弱点，在百步开外遭到射击后，仍然冒死前进，以投掷火罐打乱绿营兵阵型，然后以密集的藤牌护身，贴近绿营兵以长枪猛戳，同时集中火器抵近猛烈射击。绿营兵来不及装填枪炮，又毫无决死战斗的勇气，也没有任何防护装备，在近战中死伤累累，很快就会溃败。
曾国藩等人组建起湘军后，认真总结绿营兵战术的缺陷，也仔细研究了太平军的战术。曾国藩因此仿照戚继光的战术，强调火器与冷兵器的结合使用。但是不再将火器兵与冷兵器兵混编为小队，也不采用战车，而是以哨为基本战斗单元，每哨有两队抬枪（各有抬枪3杆）、两队小枪（各有鸟枪10杆）、四队刀矛（每队10人），作战时尽量依靠发扬火力杀伤敌军，必须在百步以内才可以发出射击命令。抬枪先发射，然后鸟枪兵分三层射击：每层两人卧射、两人跪射、两人立射，射击后迅速从两侧绕到阵后装填；第二层、第三层依次射击。如果敌军已冲到阵前，则由刀矛队以一字阵（一行横队）或二字阵格斗掩护，鸟枪手装填结束后继续开火。
由于太平军没有骑兵，步兵冲锋速度较慢，因此有利于湘军的火器战术发挥作用。但是太平军人多势众，士气高昂，特别是后来也装备了大量火器，在野战中仍然经常击败湘军。因此曾国藩又确定尽量依托营垒工事发扬火力的战术。这可以说是“营阵”。湘军的“扎营之规”要求每支部队到达目的地后，必须寻找地势较高的地方扎营，中军居中，四哨分布前后左右。挖壕筑墙，遍布花篱（拒马）。墙以土筑，包砌土坯，要高八尺、厚一丈；壕要一丈五尺深，最好多道；花篱用长五尺的粗木尖头桩，三尺埋土中，最好要有五六层。限四小时完工。扎营前不得休息，也不可作战。尽量不主动出击，引诱敌军来攻，使敌军暴露在火力网下，在枪炮装填的间隙无法靠近肉搏。这称之为“结硬寨，打呆仗”。即使进攻城市，也使用这一战术，以己方营垒围困敌方阵地致胜。
在野战中，湘军注意到当时陆续从西方引进的枪炮射程远、精确度高，可以远距离杀伤敌军，因此极端重视作战地形，要求抢占便于发扬火力的地势。每次作战前主将必须亲自察看地形，绘制地图，复制后召开作战预备会议，要求各级军官都明了作战地域的地形，制定计划。作战中尽量依托有利地势发扬火力，即使战败也可以火力掩护交替撤退，不至于溃散。
湘军的战术代表了中国军队从冷兵器格斗战术过渡到发扬枪炮火力战术的最高水平，随着西方近代枪炮的引进，湘军和继起的淮军中刀矛兵迅速减少，到太平天国、捻军等反清起义被镇压后，这两支军队的主力部队已几乎全部使用枪炮作战，其战术也逐渐过渡到近代散兵战术。
骑兵战术
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是骑兵战术的最早的实践者，战国时期北方的游牧民族“三胡”（东胡、林胡、楼烦）以大规模的骑兵和中原地区的诸侯国发生冲突，中原诸侯国也逐渐开始组建骑兵部队。最著名的事例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战国时期中原各诸侯国的骑兵主要是起作战辅助作用，《六韬》认为骑兵是“军之伺候”，用于追击、隔断作战。骑兵的编制和步兵什伍相似，作战时骑兵以什伍为单位轮番上前发射弓箭，近战格斗则各自为战。
秦汉时期的骑兵战术仍然以集团马上射箭为主。匈奴骑兵善于射箭，也能够在没有马镫的情况下进行使用长矛、刀剑的格斗，而中原地区骑兵只有项羽那样具有高超骑术的人才能够做到，一般骑兵主要依靠射箭为战斗方式。为提高射击密度，战斗队形比较严密，估计也采用和步兵一样的方阵，基本方阵“曲”为100名左右，以下有几个“屯”，可以横队或竖队迎敌。汉朝武帝开始组织骑兵大兵团深入漠北求战，应该有严密的骑兵战阵，以集体发射和冲击对付匈奴骑兵的散兵战术。绵延将近百年的汉匈大战结果是以汉朝的胜利而告一段落。
4世纪时马镫开始普遍使用，同时马的防护装备也大量普及，马刀、长矛成为骑兵的主要作战武器。这种技术进步迅速影响到骑兵战术的改革。集团横队冲锋、近战格斗成为“铁骑”（人马都披甲的重甲骑兵）取胜的法宝。游牧民族建立的十六国以及后来的北朝政权都依靠这种新的骑兵战术对汉族皇朝的步兵取得压倒性胜利。唐朝兴起时，在继承北朝重甲骑兵战术的同时，更注重以轻甲骑兵部队迂回突袭，李世民本人就擅长率领轻骑兵长途突袭。
唐皇朝建立后，将骑兵结合在步兵战阵中。从《通典》所引的李靖语录来看，唐皇朝的标准战术是将骑兵部署在第二线步兵战阵的两侧，当第一线步兵战队开始进攻时，骑兵无须上马，在战斗胶着、第二线步兵投入战斗时，或者是敌军已经动摇、阵脚不稳时，骑兵从两侧发起猛烈突击，给予对方决定性打击。骑兵战斗单元也是50人的“队”，可以排纵队或横队阵势。轻骑兵作战手段包括了射箭和马上格斗，以长矛突击为进攻的主要方式。
唐以后的中原皇朝再也没有能够建立起大规模的骑兵兵团。骑兵战术的主要发展在于和步兵的协同作战。北宋初年沿袭唐朝传统，在宋太祖制定的“御制平戎万全阵图”里，骑兵作为辅助兵力，部署在阵内的3万骑兵，仍然按照唐朝制度进行编制，但显然并不是主动出击的部署，而只是平均配置，作为中间三个大步兵方阵的屏障。
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辽、西夏、金、元都以骑兵称雄。辽朝骑兵战术是以轻骑兵为主力，轻骑兵诱敌，野战时故意三三两两的布置为散兵阵，一般并不主动突击，等敌军突击靠近后迅速集结射箭，然后以主力排横队冲锋，每一横队500~700骑，轮番冲击，打开缺口后以纵队骑兵插入分割或追击，失利即迅速撤离战场。西夏骑兵以重骑兵著名，野战时以重骑兵“铁骑”为先锋，人马披甲，以铁索连接为30骑的横队，即使阵亡的士兵也不会从马上掉下来。对于步兵为主的宋军来说，要能够抵抗这种重骑兵突击有相当难度。一旦宋军步兵战阵被打开缺口，西夏的轻骑兵和步兵就乘势猛攻。
金朝骑兵战术更为成熟，平时作战都以轻重骑兵混编，50人为队，作战时20名重骑兵居前，以长矛棍棒为武器，30名轻骑兵居后，以弓箭为武器。一般并不轻易突击，在发现对方薄弱环节后，集中射箭，重骑兵冲锋，轻骑兵跟进。在和宋军相持不下时，则会以号为“铁浮图”的重骑兵投入战斗，这种骑兵身穿着两层铁铠，马披坚甲，箭矢无法穿透，三列横队，每列战马都用铁索相连。这种重骑兵由于盔甲太重，无法疾驶，因此以缓慢步伐前进。在遇到猛烈抵抗时，会在重骑兵后面放置拒马，迫使人马不得后退，向前一步就将拒马往前移。在这种撞城式的攻击下，一般敌军都会瓦解，金军同时也会出动“拐子马”重骑兵从两侧迂回攻击。
蒙古骑兵是各代游牧民族王朝骑兵战术的集大成者，得以席卷欧亚大陆。蒙古骑兵每人至少配备三匹马，可以进行长途奔袭。在作战时不拘一格，在遇到强劲的敌军骑兵时，善于以散兵阵诱敌，当敌军冲锋后迅速撤退，等敌军人困马疲，主力才出动交战。对于以步兵为主的敌军，采用标准的骑兵攻击战术，排五列横队，20骑一列，前两排为人马披甲、使用长矛和狼牙棒的重骑兵，后三排为使用弓箭、马刀的轻骑兵，重骑兵冲破步兵战阵后，轻骑兵射箭并砍杀敌军。同时蒙古军队也善于从敌方吸取作战武器和经验，比如在野战中使用炸弹，在攻城时使用大型抛石机等等，都是在和金、宋的战争中掌握的战术和技术。
明朝建立的军队以步兵为主体，但对于骑兵战术有相当的发展，主要是开始试图以火器装备骑兵，并探索其作战战术。明初给骑兵装备手铳，作战时可以施放手铳后再发起冲锋。明末戚继光在蓟镇编练新式骑兵，编制为五骑为伍，二伍为队，三队为宗，三宗为局，三局为司，三司为部，三部为营，五营为军。营为基本编制，3000骑左右，配备有鸟枪、快枪各300杆左右，手铳和虎蹲炮等共有200支（门）左右，和当时的步兵一样，火器兵也要接近三分之一。其设计的骑兵战术与步兵战术相仿，以队为作战单元，排列鸳鸯阵。作战时和步兵配合，在阵前放置拒马以及虎蹲炮，在敌军进到百步开外时骑兵上马，敌军进到百步内，枪铳听号令分两轮开火，然后施放火箭，放虎蹲炮，再一齐射箭。敌军进到30步内，先由步兵上前格斗，骑兵放置好火器，各持短兵（由前至后分别为锐钯、刀、棍、大棒、长刀）以鸳鸯阵排列，听号令在步兵格斗相持时出阵与敌军格斗，在第一、二次信号（擂鼓、天鹅号）要保持队形，至第三次信号，全部“拥为一列混战”。听鸣金后收队，各回本伍本队，每三队为并列纵队回本阵。这样的战法似乎全然不考虑发挥骑兵的机动性，全然是关在步兵战阵内作战。以后孙承宗的车营方阵也依然是将骑兵平均部署在车辆战队之后，并不将骑兵当作突击力量使用。因此这种探索虽然有益，但并没有能够带来革命性的变革。
满清在关外兴起也是依靠骑兵。八旗骑兵的主要战术与金、元各朝相差不多，仍然主要依靠散兵射箭与近距离格斗，只是在和明朝的战争中掌握了火炮技术，得以在野战和攻坚战中使用，但是并没有发展明末以火器装备骑兵的趋势。在入关以后，八旗骑兵战术即停止发展，甚至有所倒退，战斗力也日益下降。传统的骑兵战术至此衰亡。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中国古代高度重视军事后勤问题，《孙子兵法》中指出：“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而古代主要的军事后勤问题就是粮食问题，后世因此归结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孙子兵法》也指出战争会耗费大量的财富，“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出动2000乘战车、10万人的军队，每天所需的费用就要高达“千金”。因此《孙子兵法》提出发动战争要极其慎重，尽可能速战速决，“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只征发一次兵役，消耗的粮食不超过三年积蓄，是发动战争最理想的情况。
由于粮食是消耗性的大宗物资，通过陆路运输的耗费极大，“国之贫于师者远输”，兴兵打仗造成国家穷困的直接原因不是战争本身，而是运输费用，因此《孙子兵法》提出“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一般的军事器材可以依靠国内提供，而军粮最好是从占领地区掠取。“智将务食于敌”，在占领区获得一钟（古代粮食量器）粮食相当于本国的20钟，获得一石喂马的禾草相当于本国的20石。这一原则实际上很早就在战争中得到了体现。春秋初期，郑国与东周朝廷发生冲突，公元前722年郑庄公派出军队到东周军事示威，就“取温（今河南温县）之麦”，又取“成周（今洛阳东）之禾”。以后各国混战中有很多割取敌国农田庄稼为本军军粮的记载。
更简单的做法是掠夺战区当地居民的粮食来实现“以战养战”。这是后来很多军阀以及铤而走险的“盗贼”使用的补给方式，也是很多游牧民族开始侵入中原地区后的主要补给方式。契丹骑兵集中打仗，分散“打草食”；蒙古军队长途奔袭时，军食或者依靠移动的畜群，或者就靠在战地抢掠。这种补给方式最大问题是难以持久，不仅要激起强烈的反抗，而且即使能够镇压反抗，也会造成人民普遍逃亡，土地荒芜，再没有什么可抢的时候，军队就陷入困境。比如东汉末年的大混战中，各大军阀都是靠劫掠养兵，袁绍的军队在抢光了粮食后曾经靠摘桑葚为食，袁术的军队只好下河摸鱼虾、捞蛤蜊，而曹操甚至将死人肉夹杂在军粮里发放。因此，靠这种方式补给的军队往往都需要流动作战，除了战略考虑外，也要考虑去新的地区解决后勤供应问题。
有头脑的统治者都反对这种依靠劫掠的“以战养战”。一般采用的办法是在新占领的地区建立起赋税制度，有节制的、分期分批地向当地居民索取粮食。这需要有较为稳固的军事占领才可以做到，而且也需要有文官的协助。这一点做得最成功的是战国时期的秦国，每占领一个地方立即就开始编制户籍，征发徭役和粮食，使秦国的战争机器可以不间断地运转。刘邦进占咸阳灭亡秦朝时，萧何进入宫殿第一件事就是保护全国户籍资料，后来又将这批资料带到汉中。楚汉大战时，萧何坐镇汉中、关中地区，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输送粮食和壮丁，使刘邦军队能够屡败屡战。反观项羽每到一地都是纵兵烧杀抢掠，不仅失去民心，也得不到可靠的后勤支援，打了败仗后连个喘口气的根据地也没有。蒙古刚开始进攻金朝时，完全依靠劫掠养兵，占领黄河流域后，打算将当地百姓赶走，大片土地改为牧场。耶律楚材建议实行赋税制度，所得可比放牧多得多，果然打动蒙古大汗，放手让耶律楚材建立赋税制度，使黄河流域社会经济得以从长期战争破坏中慢慢恢复，也使蒙古军在大军西征的情况下仅靠木华黎一支偏师就得以维持对南宋的压力。
还有一种办法是《孙子兵法》完全未曾想到的，就是让士兵也种地，军队自己养活自己。最早大规模推行这种办法的是汉武帝。为了维持在漫长的长城边防线的驻军，汉武帝推行“屯田”，将边防线的可耕地划为国有，发放给士兵耕种，并将罪犯之类的社会闲散人员发往边疆，充当耕种屯田的劳力。以后曹操为了解决军粮问题，也大规模地在内地推行屯田。当时中原地区饱经战乱，土地荒芜，192年曹操推行“屯田制”，将全部荒地划为国有地，强迫一部分士兵以及招募的农民固定在政府分配的荒地上进行屯田，收成“六四开”，60%归朝廷，40%归“屯田客”。军屯的士兵仍为士籍，每五里设营，约60人为营，“且耕且守”。这是曹操最终得以战胜众多其他军阀统一北方的重要因素。以后蜀汉、东吴也都仿照这一制度，以屯田养兵。诸葛亮在“六出祁山”战役中痛感军粮运输困难，最后决心在前线屯田，不过这一地区土地瘠薄，屯田没有取得很大成效。以后北周、隋、唐的府兵制，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解决军队的供给问题，府兵各单位相当分散，得以“寓兵于农”，解决军队的供养问题。以后的明太祖朱元璋自称：“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也规定在边防地区的驻军70%的军户屯种，30%守城；在内地的驻军80%屯种，20%守城。将大批国有荒地划拨军户为屯田，每户军户分配15~50亩，并分配一定的耕牛、种子、农具，要军户耕种，除供给自己的军粮外每年还要上缴12石。
国家平时要为战时积蓄粮食，为出动军队提供后勤保障，这在战国时代已经形成严密制度。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律中，有专门的“仓律”，集中了很多关于国家粮食仓库保管、储运制度方面的条文。以后各代都有类似的制度。西汉“文景之治”时期，长期保持和平局面，休养生息，太仓里的粮食因保存时间太长而“红腐不可食”。隋朝统一全国后，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各地粮仓丰盈，著名的如京城的太仓、洛阳的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等，据说储藏的粮食有数百万石到上千万石不等，可以供军队使用几十年。后来在隋末战争中凡是占领这些粮仓的武装力量都维持了较长的时间。元末战乱，朱元璋听从朱升的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在江南地区建立起牢固的战略根据地，终于得以歼灭群雄。
正如《孙子兵法》早就指出的，战时运输是一件劳民伤财的事。当战区是非农业地区或者难以实行“以战养战”时，就必须要依靠后方长途运输粮食。汉武帝时连年出动大军进攻匈奴、西南夷，军粮全凭内地长途运输，“千里负担馈饷，率十余钟致一石”，结果造成严重财政危机，据说“海内耗半”。隋文帝为征高丽，下令全国向辽西运粮，有的地方百姓将三石米装上车，结果一路上的口粮就用掉了车上的粮食，到了目的地连一斗都没剩下。宋朝长期在北方边界维持数十万大军，当地农民由于长期战争大多逃亡，没人种地来养活士兵，而宋朝的禁军又都是吃现成饭的，造成极其严重的后勤负担，所有的军用物资都必须从后方运输，而朝廷如果征发如此规模的劳役就有可能引发百姓的反抗。宋朝政府的对策也是前无古人的，这就是要求商人承担军事运输任务，将物资运到前线后，由军事部门接收后估价，发给“交引”，商人凭“交引”可以到指定地点提取朝廷专卖的商品：食盐、香料、茶叶等等。这称之为“人中法”。后来的明朝也曾经实行过同样的政策，改称“开中法”，商人运输粮食到“九边”，可以获得优先提取两淮官盐的特权。可是后来明朝盐政大坏，商人持有“盐引”却难以提到官盐，不得不重新向食盐生产商再付现金买盐，从此也就不再愿意承担运输任务。“九边”的供应日益艰难，严重影响到战斗力的维持。后来李自成起义军横扫边镇，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有力的抵抗。
历代负责军队供应的朝廷部门都属于文官系统，军事部门并没有自己独立的后勤部门，这或许就是文官得以压武官一头的经济背景。秦国专门设立“治粟内史”，负责征收粮食实物税以及税收的分配。西汉时改为大司农，桑弘羊担任这个职务时，大力推行盐铁官营等财政措施，得以全力供应对匈奴的战争需要。隋唐以朝廷户部管理财政，供应军需也属于户部的职责。宋代更进一步，设置“三司使”负责财政，地位与宰相相等，号为“计相”。以后的朝代仍然以户部主管财政，并负责军队的供应。
出征的军队有自己的后勤部门，负责接收后方运输来的物资及其分配。在各个朝代，领兵将军组织的“幕府”里，都设置了专门的官员来主管此事。在很多情况下，当朝廷无法维持正常的军队供应时，只得给前线军队一些自筹军费的自主权。比如明朝中期沿海地区苦于倭寇骚扰，沿海设置海防府，部署很多军队，朝廷无法供给，到了后来不得不允许民间商人可以经营海外贸易，各地海防府可以向商人征税来养兵。这种税收主要用来支付兵饷，所以就叫做“饷税”。有领取出海许可证的“引税”，商船进港的“船钞”，货物进口税性质的“货饷”，以及进口白银的“加增饷”。这笔饷税就成为海防军费的主要来源。
给军队自筹军费政策最著名的事例是清末的“厘金”。1853年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威胁到清朝廷生命线——大运河。清朝在扬州设立江北大营，为了筹措军费，清朝左副都御史雷以减建议对往来大运河的商人货物按价值征1%的“厘金捐”。这个政策很快被“就地筹饷”的湘军以及后来的淮军争取到手，凡这两支军队所到之处，都由幕府下的“粮台”筹划设置厘金局，在各交通要道口设卡，向过往的商人收厘金税。这是湘、淮军最重要的军费来源，曾国藩甚至称之为“养命之源”。厘金收入由湘、淮军将领控制，分配给士兵为兵饷，造成士兵和将领之间的私人关系。而军队自设厘金，又使军队得以脱离中央控制，成为地方割据的起因之一。
